舌根有肉疙瘩:中国青年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北上广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 　第一章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站在北京城里，却找不到北京。这不仅是一个外来者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迷失，也是北京的自我困局——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既缺乏“北京特色”，又难觅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

　　无怪乎，有人问：去掉“首都”的符号，北京还剩下什么?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2.在城里“被流浪”　3.穿着不合身的“洋裤褂”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多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勉强可以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是否能排队交上孩子的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

　　1.户籍是道坎儿

　　2.社会是个圈儿

　　3.蚁族是枚子儿

　　4.楼高有个限儿

　　5.交通没个谱儿

　　6.身边缺个伴儿

　　第三章 北京是谁的首都?

　　认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认知。在对待外来人才和流动人口的态度上，北京一早就表明了她的坚定立场：择优录取。“优劣”的标准由她来定。而隐藏在这种“筛选制度”背后的，正是北京居高临下的傲慢。

　　非势利，不北京。

　　1.高端人才看过来

　　2.“三高”企业请出去

　　3.京华烟云梦

　　4.北京欢迎你，路过

　　第四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想要融入北京城，就得学做北京人。

　　北京人关心政治、爱摆官架子，以及大院子弟们的优越感，无一处不透着“势利”二字。北京城里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权利就是如此，跑马占地，画圈为政。这中间的层层递进，以及等级秩序，是不会允许一个外来者随意进出的。

　　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深深隐藏的猫腻。

　　1.胡同里的“贵族精神”　2.官味冲天

　　3.大院深深深几许?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逃离北上广”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尽管找不到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让这个群体大白于天下，但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人打算或正在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深圳。这不再是几个人的选择，也不是被炒作的潮流，而是一种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时代向前的需要，也是你寻求人生突围的需要。

　　离开，只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1.唐山“钢铁侠”&承德“小田官”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3.弄潮“环渤海”　后记 或可以此为镜 　第一章 阿拉“魔都”

　　英国人说，金钱就是上海的未来。郭敬明说，上海可以满足你的一切物质需求。大上海说，请买单，用以结账的除金钱外，还需附带上理想、信念，偶尔也包括生命。

　　“色欲和魔幻”。这就是上海的“魔性”，擅长温柔一刀，当你沉溺于她的活色生香时，可能并未体察到自己已经或即将为此支付的昂贵代价。

　　1、醉卧“十里洋场”　2、海上“黄金屋”　3、金融大都会

　　第二章 进城当“冲头”

　　当然不能说，想要在上海滩大展拳脚的有志青年，都是“冲头(上海方言。意指不思考、行为鲁莽、愣头愣脑的人。)”。其实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为你明明知道上海的房已接近“天价”;这座城市的出行成本也领跑全国;没有上海户口或者居住证，连病都不敢生——因为看不起;外来“凤凰男”想要娶上海小姑娘，更是得熬掉几层皮，漂亮女孩和满大街的LV、Gucci一样，都不是你付得起的。

　　1、房价无轻头

　　2、交通掼派头

　　3、无病额角头

　　4、结婚别苗头

　　5、养儿触霉头

　　第三章 上海白相侬?

　　虽然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上海的态度和政策貌似比北京宽容很多，但在允许外来人员缴纳城保等问题上，“只进不出”的政策，已经表明了其利用外来人口填补自身巨大的“社保窟窿”的叵测用心;外表光鲜的都市白领，也因上海的昂贵而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连实现“国际金融中心”所急需的人才，也逃不脱上海带在他们身上的紧箍咒……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1、榨取外来者

　　2、白领被“白领”　3、金融才俊的“高税”梦魇

　　4、冒险家的乐园?

　　第四章 石库门里的“花头”

　　一切都指向了上海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正如一位上海青年打算与农村户口的姑娘恋爱，遭家人反对而心烦意乱。《新民晚报》的“全家福信箱”就这样开导他：如你俩已难舍难分，分手后会影响你一辈子，则要三思而后行;但如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根据现行户口制度，子女往往跟女方入户，婚后孩子、口粮、读书问题很多，加之夫妻分居，久而久之也会影响感情，“与其这样，不如趁早分手好”。上海人的实用理性可见一斑。

　　1、铜钿眼里翻跟头

　　2、凡事上档次

　　3、膜拜“红房子”

　　第五章 冲出上海滩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总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润高的地方。申城昂贵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终于让联合利华和3M等外资“逃离”上海。

　　与此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联动日益密切，甚至被认定为未来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富饶的长三角也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和潜力。长三角是平的。而且，还将越来越平坦，城与城之间的互动将越来越顺畅。

　　1、联合利华和3M的出走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3、长三角的机遇

　　后记 不能被钱困死! 　逃离原因

　　宏观方面

　　1、北京的高收入只属于个别少数人[4]，大城市的收益本来是很高的，但现在门槛更高，这缘于外力。

　　2、在北京的一套房，到小城城市可买门面，出租价比北京的住宅出租价高很多，买房成为一项风险，是自己赋予的。

　　3、在北京发展的空间可塑性不太强，感觉在北京高学历、有足够的钱、有社会关系的人有发展，其他人都是蚂蚁，人活着不但是要虚名，还要质量。

　　购房压力

　　近日《蜗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年轻人与房子的关系又一次成为了热点，目前30岁以下的购房人占到了首次贷款置业群体的70%，且这部分人群的贷款需求多集中在80万元以上，购置的房产越来越偏向于大户型房屋。可见以婚房为主体的年轻人购房相当强劲。由于年轻人收入有限，储蓄不足，根据一些调查，举家(甚至是举两家)之力付首付，年轻夫妇还月供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与中国的民俗有关，中国文化重视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房屋作为“生产车间”，被重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房价年复一年持续上涨，加上隐约的通货膨胀预期，让许多人产生了房价只升不跌的幻觉，从而宁愿尽快购买。然而，房地产行业和其他经济现象一样也有其周期，《逃不过的经济周期》一书就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周期大约在16-18年，屈指数来中国房地产的腾飞也就10年左右，这也导致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人在只涨不跌中感到恐慌，但是，与年轻人的远大前程相比，房地产的周期又是何其短暂，更不用说一旦周期来临的可能风险了。 在当前的房地产热潮中，一种群体无意识，一种在相互刺激下的非理性正在蔓延，总觉得悠悠万事，买房为大。无论是从职业发展出发，还是为了寻找更满意的生活方式，房子都未必是必需品。相反倾其所有地购房却可能限制了选择，影响了发展。

　　生活方式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的一位白领曾诉说心中的矛盾和烦恼。他几乎被当时所从事的那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压垮。工作带来的过大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使他几乎从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也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甚至身体不适时也不敢请假去就医，经常处于易怒、烦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谈婚论嫁、计划在市区买房置业，这使得他没有勇气辞职去尝试压力较小、收入较低的工作。

　　工作压力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逃离之后再逃回

　　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但往往回到家乡后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深圳晚报》7月15日报道，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而同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小地方 靠拼爹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　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故乡是每一个人永久的思念，但也是永远都回不去的地方。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父母送上安慰，朋友给与鼓励，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但很快，现实将会把人激醒。由于眼界和观念的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以及人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你会发现找个理想的工作真的很难;假如你去找工作，你会发现有编制的单位很难进，而没编制的工作又很少。

　　工作机会少，干事要拼爹，观念不合拍，让不少“逃离北上广”的人身在故乡为异客，自己的逃离之地反倒更觉亲切。于是，很多人带着无限的失望再次回到那个他们内心有些“恐惧”的地方，重新来过。大城市相对的公平，更多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回归的理由，尽管这看起来像自我安慰。

　　逃离有逃离的无奈，回来有回来的苦楚。逃离或者逃回都是个人的选择，但他们奔波的足印，留下了这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乡无法融入，故乡无法接纳，身在何处都是客，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谁喜欢漂泊，谁不爱家乡，但发展的不平衡，机会的不均等，不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就只能困守贫寒，去当“穷二代”。谁喜欢飘泊不定，谁不渴望家的温暖，但自闭的城市，疯长的房价，让白手拼搏的人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逃离也罢，逃回也好，心安之处是故乡。但要心安，不能仅靠个人的奋斗和修养，还要靠社会创造条件，给予呵护。冯唐易老，青春易逝，不能让理想的青年和青年的理想如南飞的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第二次查烟以后，张一轩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忧了。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张一轩的师兄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咸鱼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个问题总横在脑子里，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坚持了近两年后，唐果决定放弃北京。每个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饭，晚饭是几串麻辣烫加方便面，三块钱搞定。发工资那几天，才去吃一顿呷哺呷哺。这样的开销，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买大件就算了，像笔记本电脑花了3799块，还是她妈瞒着家里人给她汇的。家里倒是不差钱，唐果她爸种西瓜，搞沙场，每年能挣个五六万。

电话那头，消了气的爹娘开始天天召唤：回来吧，考个老师，起码是个铁饭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却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终击垮唐果的现实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点过下班回家，横竖开不了门，发现钥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来中介把别人快到期的房子转租给了她，另收取中介费600元。第二天唐果报警，警察懒洋洋说这事我们没法解决。这起租赁纠纷以唐果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脸告终，净亏损600元。

二、万恶的地铁。为了方便到图书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环的上地。这意味着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她需要在13号线炼狱——这是“蚁族”的生命线，繁忙时段的密度不亚于2008年冰灾时的广州火车站。那些素颜的、打着哈欠的、没来得及系领带、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轻人奔跑着涌来，成为候车队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点，地铁管理者为了控制流量，设置了重重铁栅栏，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长。即便成功上了地铁，也是“挤得五脏六腑都出来了”，时不时有人卡着地铁门，还得靠门外使劲一推，咳，地铁门这才关上，安心开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击：图书公司来了一个城里姑娘，机灵又会来事，村里来的唐果是根直肠子，迅速被比下去，辞职了。

2011年5月，唐果决定回家。 覆辙两端的迷茫

于唐果而言，离开北京，抑或是离开家乡，都躲不开一个“逃”字。

从北京逃回老家后，除了她自己，没人拿她当大城市里回来的人，乡下人有自己的“堵”。她说起国家大事，家里人都不大爱听，觉得那些事八竿子探不着。

村里那点破事她也烦。每过完年西瓜育苗那时候，她妈就反复叮嘱：你在外头少说话。生怕得罪了谁家，别人一把火把你家塑料棚子给点了，反正西瓜苗从播种到茁壮成长到换成票子存进银行以前，心得一直提着。

还有各种狗血鸡毛让她觉得生活凌乱到拎不起来：比如二姑孩子去日本打工，借了唐果家三万，后来她家盖房子了，找二姑要钱，就把人得罪了，再不往来；她爹和她爷爷也为了两万块闹崩了。好多亲戚都陌路了，她爹整天愁着脸，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

她开始适度地认命了，打算响应父母号召，考个县里的老师当当。笔试她倒不担心，“面试得走关系，这是常识”，可她农村的爹娘找不到门路。所幸在唐果寥寥无几的人际关系里，还有个高中同学，那同学家境好，父亲是县里干部。家里就给唐果准备了一两万，打算笔试过了去托托关系。小地方，最重要的是圈子，没有关系的时候，可以通过人情和礼物去建立关系，去僭越层级。虽然他们都不清楚一个林业局局长能对教师面试起到多大作用，但拿家乡话来说，“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

结果考前十天，笔试临时换了考纲，唐果措手不及，挂掉了。

唐果就成天在家宅着，上网，看书，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往哪里去？大城市呆着别扭，在县城体面的工作不好找，卖衣服、当超市收银员，又嫌丢人，“大学生最麻烦，高不成低不就的”。

“自由”，这是一无所有的北京，对唐果最后的诱惑。“我还想再折腾两年。”抱着一种暮气沉沉的信心，唐果说。

但在北京的初冬，蚁族聚居区唐家岭已经拆除，房价不断验证着那个房地产商狂喜的预言，连龙泽一带，也涨到了两万多，什么都在猛涨。限购的物品从住房到汽车，都跟她没关系，新地铁通了，但一出生即拥挤。“蚁族”已经回他们星球了，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在忙着裸婚。

几乎随时都能邂逅一些挫败她在北京“耗下去”的信心的细节。有一天，唐果在楼下看到一条横幅：格尔顿幼儿园优惠招生（1180元/月）。截至今日，她的月薪还是1500元，包住宿，不够在北京养个孩子。

这座城市并不欢迎她，她心里也清楚，此地不宜久留。生活无风无雨，有点橡皮人的味道。最欣慰的是，上班地点离住处几百米，再也不用挤地铁了。每天她早上九点上班，对阿里旺旺上每一个询问的卖家笑脸相迎：亲，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机械的重复对话持续到下午六点结束，下班回家。六人一屋，是大学寝室的上下铺。她晚上躺上铺，用在中关村买的MP4看爱情小说。

她在城和乡之间打转，找不到出路。最近，她对人生有了进一步规划，去日本。他们村好些人这样，交3万块中介费，从青岛到日本打工去，学名叫“研修生”，听说一个月起码挣一万。

刘寅的下一站在那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有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去而复返的张一轩，仍然延续着两年前“快餐吃到恶心”的生活。靠目前的收入过日子，偶尔还是得“啃老”，不过他的心态放得很平和。他喜欢每天下班回家，调暗灯光，喝点清酒，看部电影，周末踩着单车环游西山。更重要的，开始有杂志约他写专栏了，比如介绍日本舞踏和大野一雄。

这一次“归去来”的旅程，并没有改变每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质量。这些折返者内心的某些地方，似乎已经开始衰老：王可人认为自己特别跌宕起伏的剧情已经在前两年演完了。

她生于1987年，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后，她不愿意听父母的安排，一张72块的站票从九江坐到了北京，差点闹得脱离母女关系。

在北京，一年多时间，王可人换了三份工作，工资始终徘徊在三千上下。她不大会节约，一直负开销，职场竞争让她不再极端地与社会家庭对抗，她有所顿悟：不听爸妈话的人，下场很惨。可惜回家考公务员落败。她怀念地坛和各色音乐会和展览，带着更明确的职业规划，她决定再到北京充电，“有些人生的投资要趁早”。

回到北京，一切从零开始，打包行李，租房子，海投简历。找工作面试那几天，王可人把稻盛和夫的《活法》带在地铁上看了一半，这本书像职场圣经，她感谢它“赐予我力量和好运”。封面上写着：一部风靡全球的超级畅销书，让无数人在迷茫时代找到活着的意义。

死扛的日子

但终归，这里是北上广，如同受神祝福而水草丰茂的应许之地，它们形成罕有的顶端优势：大多数名校、最好的医疗条件、奢侈品旗舰店、名人精英……“北上广”更多的高楼里，驻扎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500强”企业，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兰州青年胡阳过年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竖起了一水儿的仿货：山寨海底捞，山寨钱柜，山寨毛家饭店……当地人还自豪地宣布，2010年全国房价涨幅兰州第一。许多二线城市也在学北京发家，修完二环修三环，一个劲往外撑。这几年它们流行挖路修地铁，承办各色园博会西博会，穿衣戴帽修场馆……

胡阳得到一个启示：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北上广好榜样，作为一名上进青年，怎么能逆流呢？

北京对于外省青年还是老样子，乌泱泱的一片人。商人们见缝插针，廊坊市的楼盘广告打到了昌平，极尽挑逗之能的小广告满地铁撒着：15分钟抵达CBD。

断片的北京生活，看起来有了崭新的开始。凭着一口英语，刘沛进入万达酒店担任项目发展经理。出差时全国飞来飞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谈生意，夜宿五星级酒店；回到北京的租屋，还是住得像贫民窟，尽管在东三环，周边是菜市场、公用厕所。看不见风景的窗户已经老朽，一推就拼命往楼下坠，刘沛去宜家买了块布，把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开了。

即使是在北京过“死扛的日子”，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一次就业考试，让唐果认识了什么是“小城市的熟人社会”。小城市是一片更小的池塘，每一条大鱼小虾都有自己的狭窄水域。“拼爹”、拼人脉更加明显。

但这尚不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区别的全部：前者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张一轩就是因此而舍弃父母在故乡给他安排的舒适生活。

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