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虐妻:前苏东20年转型如何启示中国

在与这些国家学者的交谈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的腐败和特权问题出自一个党内,而现在则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政党当中。
　　20年前,前苏联东欧地区经历了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三个联邦制国家解体,国家数目由原来的8个演变成28个,国家格局也发生了重组。
　　20年后,通过考察这一地区16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访问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并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些国家新的社会发展状况。
　　当然,观感毕竟不是学术研究,片面和肤浅是难免的;但是,观感又很直接和生动,可以从一个更直白的角度阅读深沉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观察这些国家的变化,对于中国也有特别的观照意义。
　　
　　腐败并没有因为多党和议会民主制而根除
　　
　　总的来说,这些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即由过去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如今,由原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新建或重建中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基本都在这个框架内开展竞选活动,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发展中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
　　但是,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政治。换言之,它们虽然摆脱了过去那种情绪主导政治的局面,但到底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现在仍然看不出来。
　　不仅如此,有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甚至还有回归集权的趋向,普京及其领导的政党在俄罗斯独大的政治地位就是明显的例子。
　　原苏联东欧地区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也表现在多党制并没有完全改变特权阶层和权力腐败问题上。在与这些国家学者的交谈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的腐败和特权问题出自一个党内,而现在则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政党(左中右政党都有)当中。换言之,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多党和议会民主制就得到根除。
　　这些国家政党政治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许多国家不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是“一朝天子一朝政”。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是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从全社会着眼,这比较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整体和持续的发展。
　　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的教育官员告诉我,中国与该国政府签署了一个教育交流协定,可还没有来得及履行执政党在大选中就下台了,而新上台的执政党不认账,又要求中方重签。
　　
　　民主没有改善民生
　　
　　用所谓的西方民主标准来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外的其他巴尔干国家已是“民主国家”,能选举的都选举了,该民主的也都民主了。可问题在于,民生却没有与此相适应地发展起来。
　　比如,在俄乌白,无论是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基础设施都非常陈旧和落后,现代化气息很淡,除了东正教堂富丽堂皇之外,其他现代化建筑非常少见。受近两年经济危机的影响,莫斯科在建的联邦大厦都成了烂尾楼。政府投资的大项目尚且如此,其他中小项目可想而知。漂亮的雅尔塔满城都是烂尾建筑,大大小小的吊车无奈地停在那里,把一座美丽的海滨名城弄得让人很失望。
　　塞尔维亚的情况还不如俄罗斯。贝尔格莱德1999年被北约空袭毁坏的建筑依旧矗立在城中心,没有拆除也没有修复,地下通道很发达但地铁就是修不起来。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没钱。从贝尔格莱德开往索非亚的国际列车只有两节破旧不堪的车厢,450公里的路程竟行驶了11个小时!
　　当然,说这些国家近20年经济一点没有发展、社会没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客观的。但是,经济发展肯定与政治转轨严重不相适应,甚至是落后于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吃社会主义时期的老本。
　　游走在上述国家里,可以很明显地感觉街头有“三多”:即银行网点多,ATM机多和外币兑换处多,几乎三五步就是一个。但这绝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发达——事实上,他们的银行80%以上是外国的。在这“三多”背后,实际上是民众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为了防止本国货币贬值,民众将手头的钱都换成欧元或美元存进银行,眼睛盯着汇率,用多少取多少,用多少换多少。
　　另外,走在这些国家街头,还会感觉青年男女对香烟和酒情有独钟,一手夹着烟一手提着酒瓶子的“标准”形象到处都是,或者就是要上一杯廉价咖啡坐着聊上半天。这也许是一种悠闲文化,但恐怕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国家失望又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情绪。
　　
　　大国依旧影响巨大
　　
　　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大小不一,贫富差别大,民族和宗教状况更是十分复杂。因此,观察他们的社会发展不能是单一维度,需要多个视角。
　　首先,从文明的视角看,这一地区的国家处于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交汇处,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的影响。天主教文明大体上等同于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文化,强调民主、共和与法制;东正教文明大体上等于俄罗斯文明,受拜占庭和蒙古的古文明影响较大,突出集中和个人权威。
　　所以,在原苏东地区,比较起来,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发达而外交完全融入西方的都是天主教(个别国家是新教)国家。而东正教文明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落后,政治上要么有集权倾向,要么不太稳定;对外关系上,要么与西方比较僵持,要么正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目标而努力。当然,文明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我这里讲的无疑是表面上的观察,更深刻的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在历史上,中东欧各民族的独立程度如何、什么时候变成民族国家、疆域大小,外交走向等等,几乎都是由大国决定的。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的这种历史宿命仍在继续,无论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的还是正准备加入的国家,实际上仍然夹在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之间,仍然是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
　　大国关系依旧是影响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走在这些国家的大街小巷,就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大国存在气息。
　　
　　民族、宗教问题最复杂
　　
　　如果把中国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相比较,有不同,也有相同之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点是与上述国家最大的不同。但是,与这些国家一样,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因此,他们在转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一,应当进一步强调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和不断对外开放。尽管在此过程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把它们解决了,中国社会就会有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必须想办法真正去解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民主不应是由形式上的各种选举和多党制装扮起来的花瓶,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追求民主的真正内涵,为社会的长期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提升和民众的幸福提供保障。
　　第三,民族、宗教问题最复杂,处理起来应当审慎。从中东欧国家的经验看,凡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比较平衡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之间相对而言也比较和睦,反之则矛盾冲突就比较频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问题可能首先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管理问题或经济发展问题。这些方面失衡了,就难免导致民族分离主义。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