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击八月十五国语高清:企业应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万科"捐款门"的法律考量

　　王石将万科在未来出资1亿元参与灾区重建的议案，连同震后捐款多少的公众道德诘问一起打包抛给了股东们。最终，16亿A股以99.8%的票数通过议案，这至少让万科的一只脚踏出了“捐款门”。

　　万科“捐款门”背后的真实寓意是：企业该如何捐赠，既可以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又不损害各股东的权益。灾难触动了每一个国人的神经，也震动了国内企业尚未完善的捐赠机制。

　　“企业的捐赠行为并不能简单类同于自然人的捐赠行为，企业的性质不同也决定了企业的捐赠行为的不同，而从近期企业的踊跃捐赠行为中可以发现，捐款背后的法律问题同样值得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对记者说。

　　万科“捐款门”前后

　　“5·12”地震当天，万科迅速决定向灾区捐赠220万元。从反应速度来讲，万科走在了前面，但从数额来看，万科却走在了其他企业后面。

　　于是对此不满的网友开始到王石的个人博客上发牢骚：“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5月15日，王石针对这句话回复了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博文。在那篇“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博文中，王石提到：“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然后，他又指出万科关于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一条对于员工的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王石解释说，其意就是不想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后，网络舆论一片沸腾。慈善没有成为万科的负担，王石的此番言论却很快成为了万科的负担，王石和万科一起深陷“捐款门”。

　　网友开始在王石的博客上跟帖留言，称王石“太冷血”，还有网友贴上了同期其他企业的捐款数额，如“富士康：6000万元；中国移动：4455万元；联想：1000万元……”。一网友非常失望地发帖子说：“同其他企业相比，也同自身的实力相比，万科太抠门儿了！”

　　在国内的网站上也出现了标题为“万科限员工捐款10元以内”的新闻报道，引发诸多媒体转载，在各网络媒体地震新闻源源不断的情况下，这条新闻长时间地被放在了醒目位置。

　　于是，“冷血”、“无情”、“小气”等谴责开始扑面而来，王石以及万科一夜之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在资本市场，万科A股票价格也从5月15日的22.99元下跌至26日的18.7元。

　　在一片指责声中，万科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5月21日，万科发布了支出1亿元支援灾区重建的董事会决议，希望以此消减外界舆论声音。但事后反响并未如万科所料，网友依旧在不依不饶地声讨万科，一篇在各大论坛上流传的文章指出，万科仅仅是在做秀，籍由公益性为幌子，实质上却是在侵占地产市场，甚至以捐款的方式来逃避税收，有的网友不无讽刺地说，“王石走了一步高棋”。

　　在万科承诺捐款的220万元中，有20万元是企业员工的捐款，于是有网友根据2007年底万科员工人数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万科员工每人捐款约12.5元，身为员工的王石也在此列。网友同时质问王石个人的捐款：“作为一个身家上亿的企业家，登一次山都要花费几百万，面对这样重大的地震灾难，其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到哪儿去了！”

　　5月21日当天，王石也正面做出了道歉：“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是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

　　上市公司捐赠制度软肋

　　万科集团董事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说，自“捐款门”后，万科管理层一度保持缄默，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而事实上，为作为企业的万科的捐赠行为辩护的法律界人士也不少。

　　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法学博士李青山就认为，王石确实很冤。

　　“万科捐200万元是由公司章程决定的，而不是由王石决定，若超出董事长决策权限的数额，是必须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才能通过。因为王石仅是这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而公司的资金是由股东出资的，捐多少也应该由股东说了算。”李青山对记者说。

　　实际上，王石个人的支持者们也从来没有质疑过王石的行为，因为王石提到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所以王石并不能擅自让万科捐出更多的钱，一位网友说，“不要把万科的捐赠和王石划上等号”。

　　“捐款门”发展到后期，网络上民众逐渐冷静，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支持王石。但网络上谩骂声依然不止，两种声音互相对抗，直到6月5日万科的股东大会结束。

　　虽然最终几乎全部股东决议通过“1亿元重建”议案，但也有股东表示出一定的担忧，在会场上提出要求：“万科这次捐赠，打乱了我们自己的捐赠计划，我们投了很多钱在万科，希望万科能及时对捐赠做出公示，以免打乱我们自己的捐赠计划，造成重复捐赠。”

　　王石回应说：“万科此次捐赠有综合考虑，作为上市公司，我们知道我们无权做出这个决定，但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应该承认的是，万科此次灾难中确实反应滞后。”

　　在这次震灾中，国内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可圈可点，如中国人寿捐款1600万元，同时承诺将全面收养“地震孤儿”；中国平安捐款3500万元，其中追加捐赠的3000万元用于重灾区所有小学的重建及修缮工作。

　　但作为上市公司，如此迅速地捐款，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好事，但同时不能忽视一点：如此大数额的捐款是否合法？是否损害到了股东利益？

　　李青山认为，上市公司以公司名义进行慈善捐款，必须要按照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若捐款在限定额度以内，董事长即可行使权利签字决定；若数额超出，则一定要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才可决定。

　　万科作为国内地产界上市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捐款问题，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但若股东大会上多数股东不同意捐款，来自社会上的道德指责将转向股东，企业又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另一种情形，若少数小股东曾经捐款，不再同意上市公司集体捐款，又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

　　令人担忧的是，上市公司在捐款问题上还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企业随意追加捐款额度、捐款信息并未及时向股东公开、高管任意支配资金等等。

　　为此，日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负责人特意强调，上市公司对灾区的捐赠行为应以临时公告的形式及时对外发布。

　　“若小股东确实觉得捐款违背了自我的意愿，也可以通过起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要告公司还是要告高管，都要详细研究。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一个关键判断因素是：捐赠后，股东的权益到底有没有受到损失？因为捐款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负担，但也可能会给企业的品牌价值带来长期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说。

　　基金公司两难境遇

　　万科的大额捐赠同样给持有万科股票的基金公司们出了一个难题。

　　“基金公司或者基金经理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李青山说。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持有万科股票的基金达到134只，持股比例约为29%。

　　有学者算了这样一笔账：若万科无偿捐赠1亿元，折算每股捐赠额为0.015元，则持有万科的134只基金的持有人合计要为此捐赠付出2900万元。

　　面对如此大的数额，和基金持有人是信托关系的基金公司，是否有权代基金持有人投票表决？这在基金法中并无明确规定。

　　当然，按照基金法的规定，基金公司可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类同于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此时基金经理等同于公司管理层，而基金持有人则相当于股东，投票表决。

　　作为参与基金法起草工作的专家之一，刘俊海教授则对“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可行性表示出质疑。他指出，实践当中，鲜有听说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开，因为按照基金法的规定，召集人应当至少提前三十日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会议形式、审议事项等事项。要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紧锣密鼓地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显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条规定已经流于形式。

　　“在上市公司慈善捐款面前，基金公司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其既有可能因反对捐款而承担道德指责，也有可能因赞成而受到基金持有人的诉讼威胁。”李青山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公司内部治理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应忽视国企的捐赠问题

　　在这次赈灾捐款中，国有企业表现抢眼，如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均位居企业捐赠排行榜前列。

　　但国企在捐赠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企业没有严格的捐款章程、高管的支配权过大且无人制约、捐赠信息公开不及时甚至不公开等。另外，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来说，进行特大数额的捐赠，也是要经过股东会议同意后才可捐赠，但按照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股东会议却鲜有耳闻。

　　所以缺少一套严格的捐赠程序也成为了企业捐赠的软肋。毕竟作为一个规模大、有长远影响力的公众关注企业，慈善捐赠将是一个长期的企业行为。

　　截至5月20日，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共捐出了1652万元，其中企业捐款100万元，员工捐款520万元，在记者咨询了其几个相关部门后，都表示“不清楚通过何种程序捐赠”，其综合部一位工作人员说：“是由集团管理层开会决议捐款数额，然后由财务部门报至国资委。”

　　“对于赈灾捐款，国资委没有规定，只有一个原则：要求国有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量力而行。”国资委宣传处处长苏桂锋表示，“虽然企业捐款可以不经国资委审批，但要报国资委备案。”

　　刘俊海指出，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出资人，实际上国资委已经放开权限，任由企业捐赠。“虽然从鼓励赈灾捐赠上看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国企内部捐赠程序尚未完善，外部监管不力等问题。”

　　“国企在处理捐款问题上，首先应以不伤害企业竞争力为前提，为了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首先要活下去。”刘俊海说，“另外，国企捐多捐少，我们都不能把功劳记在国企身上，而应记在国资委身上”。

　　“倘若由于国企管理层的决策失误，捐出过大的款项，给企业造成负担，甚至造成员工下岗失业，高管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希望国资委可以认真考虑诸多问题，以法律来规范企业捐赠行为。”

　　企业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不得不提的是，震后国内各企业积极的救助心态和反应速度，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企业的社会责任心无一例外地袒露在公众面前接受检验。这其中既有出手大方的企业，也有被誉为“铁公鸡”的冷血企业，从某种角度讲，汶川地震也成为了检测企业社会责任心的一个考试。

　　“应该以地震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明确公司的内部章程、捐赠程序以及对外捐赠的决策权限问题。”刘俊海说，“同时也应该鼓励企业的捐赠行为，建议消费者能够用钞票来投票，支持那些乐善好施的企业”。

　　在大灾面前，民众更关注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万科之所以被舆论谴责，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人们认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作为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的万科并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

　　而公司捐款与社会责任是共生的，且相互影响，从捐款行为来看，实际上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商业行为，一笔被社会公众所认可的捐款，足以提高企业的品牌。加多宝集团(王老吉凉茶为其旗下产品)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1亿元，不仅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可好评，也直接带来了产品销量的上升，有网友说：“就凭王老吉的捐款，以后只买王老吉。”

　　王石在股东会议上也提出：“捐建有长远考虑。重建是长期过程，会分批支出。其次，有些收获是账面上看不到的。”

　　有学者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应该采取匿名捐赠的方式，即不公开企业名称、捐赠数额、捐赠数量，这样更能体现一个企业真正的社会责任心。因为在有些国家，会将企业的公开捐赠视同于广告宣传，是需要缴税的。

　　但匿名捐赠是否适合我国实际情况，还需要进行论证。刘俊海以及其他部分学者就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企业的捐赠行为是需要鼓励的，支持企业具名捐赠，若匿名，会更加无法面对公众的猜疑，即便企业是为了商业宣传的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捐款既支援了灾区，也有利于企业品牌的建设，这样双赢的局面显然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