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没有独立自主和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她们当中不乏冲破传统观念和封建势力重重障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坚强勇士。为开拓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事业而耗费了一生心血，创办上海爱群女校的袁希澔，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袁希澔188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袁竹一在龙门书院讲学，但她和两个姐姐都不能上学，惟有哥哥才有读书的资格。她从小足不出户，好生生的一双天足也被裹成小脚，内心忍受着莫大的痛苦，又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但她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只有自立；而要自立，就必须要有知识和才能。她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愿默默度过自己的一生。她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读书。
十一岁那年，一天夜里，袁希澔鼓足勇气推开哥哥希濂的书房门，要求哥哥帮她学习文化。哥哥同意了，希澔就这样开始了刻苦地自学。不久，两个姐姐也来参加夜读。起初，她们是瞒着父母偷偷读书的，后来终于被发现。父亲并没有责怪她们，偶尔还和她们谈谈学问，并为她们批改文章，评论优劣。希澔于是埋头苦读，十余年如一日，经史古文都有一定造诣，能做诗词、写文章，还炼就一手挺劲而秀丽的书法。她的出众才华在亲友中传为美谈，连学识广博的几位堂兄也对这个小妹妹刮目相看。
“可惜你是一个女人”，他们不只一次地对希澔说，“倘若是一个男人，你很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
“难道女人就一定不如男人？等着看吧！” 希澔暗自下了决心，要和男人比一个高低。她还想到，女人要做一番事业，凭一双小脚是迈不开大步的。在新思想的熏陶下。她和两个基本点姐姐大胆地放了足。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行动。它是妇女觉醒、要求解放的生动体现。
拆除封建夫权的围墙
1903年，二十四岁的袁希澔，与一位读书人结了婚。两年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铁明。希澔原来希望，在学习上可以得到一个有力而热忱的赞助者，但这希望落空了。她推而求其次，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家庭，并帮助丈夫做一番事业，没想到这个希望也破灭了。她的丈夫颇有才华，但华而不实，又很自私；谈吐不俗，但眼高手低，内心空虚；自命不凡，但胸无大志，又缺乏实干精神。袁希澔不是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她感到结婚以后的生活与其理想志趣是有矛盾的；加上双方家庭之间又发生了误会。事态发展到夫妻感情无法维持的地步。那时“欧风东渐”，平等、博爱、自由、人权等新思潮涌到中国。她们在这些新思潮影响下。毅然决然地向丈夫宣布脱离关系。为表达自己的钢铁意志和教养儿子铁明的决心，她自号“铸铁”。她不甘于在娘家过寄人籬下、只求温饱的寄生生活，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清朝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校开始兴起。由吴怀疚创办的务本女塾初具规模，吸引着一大批追求新知识的妇女。袁希澔为了求得自立的资格，立刻到务本女塾去报名入学，但她遇到了各方面的阻力。母亲说：“你已这么大的年纪了，又有孩子，还去进什么学堂？!”亲友们劝道：“快近三十岁了，又是一个女人家，还是安安稳稳在家看看书吧。”邻居们议论说：“从前不要男人，现在连儿子也不要了。这是什么世道，女人进学堂，真是！”
舆论的重重压力丝毫没有使袁希澔动摇，她对当时在龙门书院执教的堂兄袁希涛(复旦大学创始人，民国代理教育总长)说：“大哥，你是了解我的。现在是什么时代？女子为什么不能上学？我的决心已下，你得支持我。”堂兄给了她鼓励和赞扬。有了堂兄的撑腰，加上父亲的支持——请了大姐帮助做家务、带孩子，使女儿能安心读书。
袁希澔终于进了务本女塾。她在这里学了教育学、进化论、中外地理、算数、初等代数、物理、化学、英文等刚从国外引进的新学科，为她后来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1909年，她在务本女塾毕业后，将儿子送进了新创建的上海第一所幼稚园，随即只身一人应聘到任湖郡女塾教师。邻居们曾讥笑她，说她“一不做，二不休”，是的，她的事业，她的一生，就是在一连串的“一不做，二不休”的精神下闯过来的。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这一年冬天，袁希澔从湖州回到上海，新的民主局面使她振奋，一个新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孕育着、萌发着……。
披荆斩棘创办女校
在湖郡女塾任教两年的实践，使袁希澔对女子教育获得了初步的经验。她深深体会到兴办女子学校，是实现妇女解放，争取男女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提高家庭素质，转变社会风气，破除重男轻女习俗的有力措施。她还认为，教育事业是国家的百年大计。
然而，兴办女子学校谈何容易！不仅人力、物力缺乏，而且这样的学校前所未有，种种困难和阻力是难以想象的。但袁希澔决心做这样一个倡导者，为我国女子教育披荆斩棘，开拓道路，贡献毕生精力。
当时，袁希澔的娘家已从上海城内净土庵迁至西仓桥（今河南南路）一座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父亲答应腾出靠街的西厢房作为临时校舍，并设法为她筹措一笔购置校具和用品的经费。父亲的支持给了女儿无穷的力量，但袁希澔不愿意完全依赖别人的资助，她说：“不能这样做。我现在还有一点积蓄，先拿出来对付一下。创业之艰难人所共知。先做出成绩再请人家赞助，话才说得响。”
于是她亲自指导木工做了课桌椅和黑板，亲自买了粉笔、纸张、油印机、铁笔、钢板、腊纸等用品。为了使学生获得音乐训练，她最后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购置了一架小风琴。晚上，她在油灯下挥动大楷笔写了许多“爱群女校招生”的招贴，又油印了招生简章。年仅七岁的儿子铁明及佣人阿玲，也一起帮助油印。第二天，袁希澔又带上儿子和阿玲一起上街，把招贴和简章贴上墙壁。顿时引来许多人围观，大家用惊奇的眼光来看这件新鲜事。爱群女校招生的消息，迅速传遍附近几条街坊。
1912年4月1日，袁希澔一手筹办的爱群女校正式开学了。第一批学生只有七个，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教室正中悬挂着“勤、慎、庄、俭”四个大字，作为爱群女校的“校训”。勤，意为反对懒惰；慎，意为反对草率；庄，意为反对轻浮；俭，意为反对奢侈。这是针对社会上的守旧势力，鼓励学生为女子争光，为学校争气。同时，袁希澔还谱写了一首阐述她办校宗旨和理想的《爱群校歌》：
“尚公尚实，无党无私，标爱群为我校宗旨。同声同气，相诤相师，表明德于吾曹女子。金人缄三，孔门绝四，慎言敏事，期大成而无小疵。业贵和衷，学端伊始，精神鼓舞，唯同志为能扶持。”
袁希澔作为爱群女校的创始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员；既管教学，又管总务，凡是学校的一切大小事物，都由她一人担当。学校没有经费来源，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位坚强而伟大的女性，显示了对事业的执卓追求和对困难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更具体地体现在她对学生的认真教学上。
七个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了因人制宜，袁希澔把她们分成三个班级，分别辅导，共同的必修课有算数、语文、历史、地理、修身、唱歌、体操、卫生、手工（裁剪、缝纫、刺绣）等。她亲自担任所有课程，而且自编教材。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编写教案；星期天外出筹划经费，采购教学用品访问学生家长。她的身体力行，使定期进行家庭访问成为爱群女校的优良传统之一。
由于学费定得低，学校又无其他经费来源，爱群女校在初创阶段经济极度困难。但袁希澔并不气馁，她克勤克俭，个人自奉十分菲薄，生活非常刻苦，想方设法节省每一个铜板。她每次上街购买教学用品，十几里远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以把车费节省下来。
爱群女校独树一帜
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后，袁希澔又发扬“一不做，二不休”的精神，在这块初开垦的处女地上，继续耕耘。为了扩大校舍，1912年秋，她在西仓路中段租了新房。租房子要钱，添置校具又要钱。钱从那里来？尽管七个学生的家长都主动表示愿意捐款，袁希澔的一些老同学也乐于赞助，但她决心走自立道路，把这批热心之士的援助，一律作为借款来接受，由她分期偿还。
1913年春，爱群女校迁入新址，成为当时上海城内唯一的女学校，学生增加到二十余人，教职员增加到三人。1915年初，学生又猛增到一百人，正式分为若干班级，并有了一支相当精干的教师队伍。袁希澔仍任校长，肩负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全部责任。还兼任相当多的课程，工作极为繁重，她一如既往，夜以继日不懈地为爱群女校操劳着。学生增加后，校舍又不够用了，袁希澔在经济异常拮据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添赁了蓬莱路归咏坊一排六栋单开间楼房，为了工作方便，她把自己的家也搬到这里。开学之前，她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妥妥贴贴。人们劝她说：“现在不比当年了，让同事们分担一点吧！”她笑着摇摇头说：“不，我应该尊重他们，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到教学上去，我宁可自己多做一些。”
爱群女校在生气勃勃地迅速发展着，校舍一再扩建，仍不敷使用。1916年，袁希澔把两处学校一并迁到蓬莱路原“小蓬莱”观宇内，占地两亩多。1918年，又把学校东首的旧平房改建为三层楼房，另在校门旁造了一座单栋小楼作为传达室和小卖部。同时又辟了一个小植物园，园内有温室和金鱼池，园角有茅亭，周围以竹篱相围。操场一旁有竹棚，顶上种葡萄，底下铺石砖。与林荫道相连的南面还建造了一间瓦顶砖地的风雨操场。1924年，学生迅速发展到四百人，以后数年，又相继租赁了蓬莱路群贤里、蓬莱坊、吴家宅等数处房屋作为校舍。1931年，爱群女校学生总数增至八百余人，校舍不断扩充，设备不断增添。
为此，校长袁希澔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她四处奔走，八方求援，先后取得劝学所所长李颂唐老先生及历任地方主管的支持，又得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张公权的贷款及小量捐助。她的亲友也分别从国外汇款资助。许多学生家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加入资助者的行列。1932年，袁希澔再次克服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取得了大吉路原属“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全部校舍，并租进毗邻的一所民房，连成一片。除用作教室外，还增舍了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标本陈列室。同时，又增添了龙灯架钢琴、一批课桌椅和书橱，以及体育运动设备等。
学校分为高中和初中两部，高中又分普通科和商科两种。商科是职业科，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有业务联系；初中部增设应用文、薄记、救护、野外知识等选修课程，这就使爱群女校从此具备了一定规模。
此后两年内，学生又迅速增加到一千三百余人，学校不仅办有《爱群校闻》，每天在布告板上贴出，而且设了“爱群女子中学出版部”，编刊《爱群丛书》，出版了《爱群歌集》、《音乐家故事》、《救护》等书。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爱群女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袁希澔创办爱群女校独树一帜，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每当学期结束学校举行恳谈会，向家长展览学生的学习成绩时，有的学校为了做“牌子”，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把经过教师精心修改、润色的文章展览出来，为学生“制造”成绩；而袁希澔却一贯坚持真实性的原则，认为展览的目的是让家长能够了解子女学业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为了装饰门面。因此，爱群女校总是把每个学生整个学期的全部课卷陈列出来，任凭家长随意翻阅，也可让学生互相比较。这个做法博得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他们说：“不想把学校办好，决不肯这样做；能这样做，学校一定会办好。”当爱群的校誉日高，新生象潮水般涌来时，一般学校常用增加学费来限制学生人数，教师既省力，学校又获得质量高的好名声，可谓名利双收；而袁希澔却坚持有教无类、普及教育教育的宗旨，越是贫苦的学生越要照顾，必要时可酌量减免学费。对成绩差的学生，也要想方设法鼓励帮助，使他们逐步提高。这样，爱群女校成了上海女校中独树一帜的典范。
更难能可贵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袁希澔痛感日事之日非，在《爱群万岁》的歌词中，旗帜鲜明地发出了民族的正义呼喊：“天下兴亡责在谁？愿大家振武扬威，先攘外而后安内。……”表明了她鲜明的政治主张。
为女子教育奋斗终生
袁希澔为爱群女校日夜操劳二十多年，心力交瘁。1931年冬，她五十二岁时，身体日趋虚弱，无论体力和精力都每况愈下，但还坚持带病工作。1932年冬，她哮喘病发作，医生嘱咐静养，她只在家躺了两天，又去学校工作。由于病情多次反复，医生向家属提出，必须要她离开上海，异地休养。
在医生和家人的竭力劝说下，袁希澔只得把校务安排给别人，于1934年春去杭州休养。但她身离心不离，仍经常写信给校询问情况，解答疑难。这年夏天，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南昌召开年会，热心赞助该社的袁希澔，在病中特地写信给儿子铁明，要他去南昌参加会议，并向年会提出，关于组织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的创议以及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
更使人钦佩的是，为了爱群女校的前途，她毅然决定辞去校长职务。她对铁明说：“看来，我留任校长而长期养病将为爱群造成损失。学校是社会的事业，决不因个人的进退而兴废。退休对我个人来说，心灵将失去依托，生活将感到无聊，因为要脱离二十多年惨淡经营的事业，或许是最大的痛苦。但这只是一时的，这个困难我可以克服。”
于是，她立即召开校董事会，提出退休，并推荐在职多年的教务主任严庸先生继任校长。校董们做了慎重的讨论，大家一致提出，学校应为袁校长退休以后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袁希澔对于大家给予她的高度评价和生活上的关心，深表感谢，但她坚持说：“爱群是社会事业，我怎能以私损公，接受物质上的酬报？大家如能一如既往，关心爱群，使爱群在新校长的主持下，发扬光大，为女子教育做出更多的贡献，就遂了我的心愿。至于我退休以后的生活，铁明可以赡养我，大家不必为我操心。”
她的这种功成身退、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献身事业、毫不利己的高贵品质，使校董们无比感动。在袁希澔的一再坚持下，校董会做出如下决议：“同意袁希澔先生辞去爱群女子中学及爱群小学校长职务，改聘严庸先生继任校长，并聘请袁希澔先生为校董。全部校产交严校长接管。徇袁希澔先生的要求，并不为她退休后的生活作任何安排。”这样，袁希澔于1935年春无条件退休，时年五十六岁。消息一经传出，在校师生一千多人和已离校的老同事、毕业了的校友、学生的家长，以及教育界的众多人士，无不为之感动。
1943年12月15日，袁希澔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按其生前遗言，葬与苏州天平山麓。1952年，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为她题写了墓碑：“一生尽瘁教育爱群女子中学校长袁希澔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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