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印度歌曲吉普赛人:地税员的告白（名家走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5:57:17
梁晓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12月20日 第 07 版）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且是教数学的。因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谜题。
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国税、地税两个单位却另在别处，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作“挎包包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局制服的区别。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也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你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邓小平复出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国库里才只有一千几百美金。不带点儿美金中国代表团也出不了国呀，紧急调拨，东凑西凑，才总算凑了两万美金。当年咱们的代表团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小抠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啊！”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呀？
他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淫，淫金钱。现在呢，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淫……
他说这是从他所长那儿听来的。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关系不错，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事先也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2000年后，全中国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GDP，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升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还说有避税嫌疑，得一并调查清楚。砖厂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厂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场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场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他说他当时也知道，自己快被提拔为副所长了。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后悔不？”
他说：“有什么可后悔的呀！不就是副科级嘛，一个芝麻粒似的个官儿！吵了还痛快了呢！谁图一时痛快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叫事理。这点儿事理我是懂得的。当年不后悔，如今更看得开了。神马不是浮云？都是浮云！该来的好事儿，谁都挡不住。像是就要落在自己头上，最终落在别人头上了，那是别人的造化，是自己的机缘还没真的到来。比如现在，要直接提我当所长了，我一个劲儿声明自己能力不行，可上级说，你行！有什么不行的？考察来考察去，没人说你不行，非你莫属了！……”
他笑了，满脸呈现大自信。
而我，由衷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有时，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是可爱，以后才渐觉可敬。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往往，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始终是可爱，至于可敬，猫在哪儿似的就是不出现。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如果是可敬，那么也许他的三言两语，一个小动作，或一种表情，忽然的就会使我们觉得一个人也可爱了。
我对他的感觉便是如此。
由可爱到可敬，似铁树开花；由可敬到可爱，却似华丽转身。
“身为税收员，我这人也不是惯于送顺水人情，不讲原则。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我说谢了，我的三亲六戚不劳您费心了。二百几十万的税呢！想逃避就那么简简单单地让你心想事成了？美的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楼，撤股时是现金转账。行，算你高，这是合伙人之间两相情愿的事，我也干涉不着。但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是个影子合伙人，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这是党纪！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税的事儿以后再说，先罚！重罚！那么多人说情，我一律不给面子。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给撤职了。什么会所，不存在了。你贷款了，卖不卖？卖我就照章收税！不卖你就扛着贷款利息！你拖得起，我也等得起！……”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记记拍向小茶案。
看来，他这人脾气还不小。
我说了我的这一种感觉。
他却否认，说他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一向讲和谐。偶而露峥嵘，兴许一两年才露一次。但那通常是三五分钟的事，脾气来得快，消得也快。消就是消了，绝不久搁在心里。
“以后当所长了，更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
这时，列车为了抢回在始发站误点的时间，分明提速了……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12月20日 第 07 版）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且是教数学的。因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谜题。
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国税、地税两个单位却另在别处，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作“挎包包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局制服的区别。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也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你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邓小平复出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国库里才只有一千几百美金。不带点儿美金中国代表团也出不了国呀，紧急调拨，东凑西凑，才总算凑了两万美金。当年咱们的代表团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小抠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啊！”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呀？
他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淫，淫金钱。现在呢，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淫……
他说这是从他所长那儿听来的。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关系不错，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事先也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2000年后，全中国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GDP，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升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还说有避税嫌疑，得一并调查清楚。砖厂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厂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场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场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他说他当时也知道，自己快被提拔为副所长了。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后悔不？”
他说：“有什么可后悔的呀！不就是副科级嘛，一个芝麻粒似的个官儿！吵了还痛快了呢！谁图一时痛快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叫事理。这点儿事理我是懂得的。当年不后悔，如今更看得开了。神马不是浮云？都是浮云！该来的好事儿，谁都挡不住。像是就要落在自己头上，最终落在别人头上了，那是别人的造化，是自己的机缘还没真的到来。比如现在，要直接提我当所长了，我一个劲儿声明自己能力不行，可上级说，你行！有什么不行的？考察来考察去，没人说你不行，非你莫属了！……”
他笑了，满脸呈现大自信。
而我，由衷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有时，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是可爱，以后才渐觉可敬。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往往，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始终是可爱，至于可敬，猫在哪儿似的就是不出现。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如果是可敬，那么也许他的三言两语，一个小动作，或一种表情，忽然的就会使我们觉得一个人也可爱了。
我对他的感觉便是如此。
由可爱到可敬，似铁树开花；由可敬到可爱，却似华丽转身。
“身为税收员，我这人也不是惯于送顺水人情，不讲原则。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我说谢了，我的三亲六戚不劳您费心了。二百几十万的税呢！想逃避就那么简简单单地让你心想事成了？美的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楼，撤股时是现金转账。行，算你高，这是合伙人之间两相情愿的事，我也干涉不着。但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是个影子合伙人，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这是党纪！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税的事儿以后再说，先罚！重罚！那么多人说情，我一律不给面子。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给撤职了。什么会所，不存在了。你贷款了，卖不卖？卖我就照章收税！不卖你就扛着贷款利息！你拖得起，我也等得起！……”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记记拍向小茶案。
看来，他这人脾气还不小。
我说了我的这一种感觉。
他却否认，说他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一向讲和谐。偶而露峥嵘，兴许一两年才露一次。但那通常是三五分钟的事，脾气来得快，消得也快。消就是消了，绝不久搁在心里。
“以后当所长了，更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
这时，列车为了抢回在始发站误点的时间，分明提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