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师干服务员视频:为什么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熊培云

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更相信生活。

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知道拂去时代的虚饰。从经验出发，这也是人类理性的开端。我对世界的判断并非来自课本上的说教，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开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却有年少时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因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的缘故。此时，毛主席的头像却是四处放光。

是的，这个村子贫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谈起当年的饥饿，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最坏。而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痛何如哉！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到本村要饭。本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先生的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时出现。

前文提到，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民声不能止于倾听，还要服从

核心提示：任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当权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称这个表达的“黄金时代”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并且站在权利的高度特别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尽管我对“黄金时代”的说法有些存疑，但从媒介史的角度来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我们这个时代所获得的进步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社会为此呼吁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也毫不怀疑，作为中国最高一级党报的《人民日报》，其所释放的信息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激动的。因为这些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重申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都应该被倾听，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性，也是权利诉求，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源泉。而当我们回望历史，辛亥革命忽忽百年，至今我们仍然在努力说服某些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仍在努力争取“舆论权”，这样的进步，又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对于什么是需要被打捞起来的无效表达、“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作了简单概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

前者是现代传播意义上的困境，伴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什么也听不见，尤其在自媒体之后，人人都急于表达，而不是倾听。当然，这一点本也无可厚非，在平等主体之间，在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仅有说与不说的自由，而且也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至于后者，“说了白说”则有另一层追问，言下之意，有些意见表达，绝不能“说了白说”。

而且历史与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声音、权利表达被隔离，被贬斥，这个社会将会因此走许多弯路，甚至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举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经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声音世所罕见。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唯一雇主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董时进从而预言，这种集体制度一旦实施，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乱子，并在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

我是多么希望董时进是错的，然而历史无情的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如你所知，其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在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而董时进的声音，在当年无疑是一种“沉没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代，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客观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在只有一种权力、一个目的的条件下，任何其他任声音都有可能成为“沉没的声音”，准确说，更多是“被沉没的声音”。

任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为什么有此感慨？想想你已体会了多少次“说了白说”就心知肚明了。

从物理上说，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沉没的。但就那些体现了民生、民权等诉求的声音，真的沉没了么？没有。那些直指今日中国种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声音，真的沉没了的呢？没有。是的，我敢说今日中国任何关键的声音都没有沉没。

当房价一年年高涨政府却在每一次调控中白得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推土机肆无忌惮推倒民宅逼人自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城管驱赶自雇谋生的小摊小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有毒食品一次次考验我们对卫生监管部门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冷血的人举着屠刀进幼儿园屠戮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我爸是李刚”中的李刚涉嫌刑讯逼供致王朝蹲冤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社会每天都在预警，都在说话，都在言明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在助推进步的方向。东南西北，从早到晚，相同的牵肠挂肚，相同的主张坚持，潮落潮涨，此伏彼起，我敢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关键的声音是真正沉没的。

如果没有记错，在我小时候，“策划”差不多是一个贬义词。比如“敌人策划了某个阴谋”，某某破坏是由特务“精心策划”等等。再后来，它慢慢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在各类媒体上被广泛应用。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报纸版面，右上角也加上了某某“策划”的标识，以此标榜报纸的含金量。再后来，随着网络营销大行其道，策划与炒作几乎成为同义词了。

比如最近引起争议的“谢三秀跪行求捐”的事件：一位母亲抱着患眼癌的六个月大女儿在广州大道跪地前行。她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名叫“广州的富家公子”的网民说，如果她从广州大道抱着孩子一直跪爬到体育中心，会立即捐二万元。然而跪行结束，这名网友却没有履行承诺，称“钱我是不会捐的，那是她自己作贱”。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下，最后发现这是网络推手所为，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炒作。

有些事实可以简单厘清。比如该网络推手一再强调自己“纯粹帮人”“整件事我一分钱也没拿”。不错，其创意帮助谢三秀募捐了一些钱，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策划者营销自己以及事件本身的残酷。让一位已然不幸的母亲抱着孩子，跪行以求帮助，即使策划者心怀善意，其对生命的轻贱与蔑视，也是显而易见的。策划者似乎十分得意于此次策划的成功，然而在我看来，由于求援被简化为社会加诸社会的施虐，此次炒作最能反映的恰恰是策划者的无能。

我们是否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一方面自然是因为那些辛酸的集体记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为了一个所谓的美好前程，这个社会已经在种种无视个体权利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中遭遇无穷挫折，此为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体现在本次募捐活动中的瞒和骗，直接构成了对公众的愚弄。

有人说，策划者是在救急，出此下策尚情有可原。表面上似乎是这样的，然而同样需要考虑的是，这种不择手段的救急是否是一种恶。且不说不择手段中的某些手段会给社会直接做减法（比如此次炒作利用“富家子弟”出场，若非后面被揭穿，势必进一步加重当今社会的“仇富心理”），当这种不择手段一次次被曝光，公众一次次被愚弄，其结果必然是公众对群体救济越来越缺少信心。换句话说，当策划者今天赌上公共信用以“全力救济”一个人的时候，客观上也在剥夺明天的另一个人甚至更多人被救济的机会。如此救济，何异于剜明日之肉，补今日之疮？剜多人（潜在需要被救助者）之肉，补一人（正需要被救助者）之疮？

最近我在单向街的讲座谈论自由，其间有不少反馈，包括有人说到“越自由，越混乱”“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等观点。这些话其实多是误会。前者，自由并非越多越乱，因为真正的自由本身就是对秩序的捍卫与坚守，谁能说“越排队，越混乱”？后者，今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所努力求取的显然也不是什么“绝对自由”，而是“底线自由”。所谓“底线自由”，说到底就是要求能够尊重最基本的规则与秩序。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强调结果的平等，而在于程序正义。所谓程序正义与秩序仍是最大的善，也在于强调不要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世界万物，离不开一个因果律。事实证明，那些因不择手段而得到的，也会因为不择手段而失去，甚至连本带息，失去更多。

秩序与信用都何其宝贵。今天我们常常抱怨政府失信导致管理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大幅提高，稍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有“盐动天下”的乱局。社会失信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地方发现了瘦肉精，会连累整个猪肉市场；一家制奶企业出现了三聚氰胺，整个制奶行业都会受到质疑；一个假乞丐骗得一元钱，十个真乞丐可能因此失去被救助的机会。是否应该不择手段地救助，背后仿佛是一个道德两难，实际上却是一个剜肉补疮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