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寻位置免费cors账号:毛泽东扶植红卫兵的初衷：防止中国被和平演变(3)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惩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本人的坚决支持，等于宣布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1966年8月上旬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使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跃居第2位。在组织上做出重大变动的同时，为了动员全国的青年参加“文革”，天安门广场上又召开了大会。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30分正式开始。但天蒙蒙亮时，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已在统一指挥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

　　站在天安门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支持的。本来，聂元梓等7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公布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位置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则站满了数以万计的北京红卫兵的代表。

　　清晨5时，太阳即将从东方升起。毛泽东穿着一套缀有红帽徽、红领章的草绿色人民解放军布军装，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挥手，和群众握手，在人群面前转了一圈。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向广场凝神望着。他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显然，毛泽东乘车来到天安门后，并没有马上登上城楼，而是首先来到了群众中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希望接触群众，以便将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愿直接诉诸群众。

　　就在几天前，即8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的那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门，来到门外临时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与在那里庆祝《公报》发表的群众见面。在场的群众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特意让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天大的荣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作了亲切的交谈。7时16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从以后几天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就是要给红卫兵组织一个突出的地位。

　　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

　　林彪和周恩来先后讲话。林彪的讲话声嘶力竭，湖北口音极为浓重。过去人们听说林彪体弱多病，他也因此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如今登上高位的林彪，似乎底气十足，传说中的病态也都不见了。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显得低调得多。

　　随后，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分别讲了话。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面对广场上疯狂的人群，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肯定有着不同的感触。他感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在为共和国的前途担忧。此时，他仍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深感不解，或许以为主要是针对他个人。1967年1月13日深夜，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时，还郑重表示：只要能够解脱广大干部，他可以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请，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只为搬倒刘少奇，而是有着更深远的用意。而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搞阴谋，那怕是错误再大，也会给出路的。而刘少奇恰恰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因此毛泽东也决不会难为他的。但当后来康生、江青一伙用刘少奇“叛党变节”的假证据欺骗了毛泽东后，毛泽东这才最后改变了看法。

　　刘少奇最后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成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少奇冤案最终得到了彻底平反。而靠阴谋手段取代刘少奇接班人位置的林彪，却落得个死无完尸的可悲下场。

　　在“八一八”接见中狂热一时的红卫兵们，随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起初，这些自封为是“红五类”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标榜，但随着在几个月后运动的深入发展，多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也在一夜间变成“黑五类”。例如红极一时的“宋要武”，自己的父亲宋任穷后来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无情事实，让他们不能不起而抗争，结果一些人自己也被斗被抓。到了后来，早期的“文革”响应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对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