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霖:经典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自从人类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起，即以多种形式创造着丰富的文化、文化传播方式及接受途径。如：口头交流、雕刻、歌唱(音乐)、舞蹈、绘画、表演、文字传播等。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所能企及的物质空间更有了极大的扩展，外在的文化领域拓宽，文化传媒和传播方式同时得到“革命”性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电脑在社会各业以及家庭的广泛应用，为信息存储和接受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文化的价值绝不以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的不同或先进与否论高下，而其存在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智能的开启，精神世界的涵养，以及对现实存在和终极指向的同时关怀。所以，即使在高科技十分发达的国度，人类也是古老的神话与宇宙飞船穿越星空的景观同在；在普及了高清晰度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之后，人们依然不惜奔波之劳去领略民间艺术的风采。
   
    阅读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接受方式：创作者借助文字符号将抽象的信息或自己的情怀表现出来，接受者通过阅读，将符号转化为形象片段，再将形象片段整合为特定的总体情境，这中间始终需要读者的充分联想和想象，需要悉心投入的再度创造——创造出每一阅读个体独有的另一种现实——一种任何现实存在都不可能替代的内在的现实，并成为外部现实的灵性和真正的生命。日本知名学者池田大作讲过：“优秀的书籍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瞬间即逝的刺激，而是生存的自信，做人必备的才能和勇气——书籍并不是把外在的东西轻易交给我们，而是促使我们内在的东西喷涌而出。”
   
    书籍的巨大而丰富的承载力和阅读的特殊机制，决定了这种文化(文艺)传播和接受形式的独特魅力与其他任何形式都不可替代的特性。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作为关系，它主要是接受者与接受对象之间的感应互通、交流互振；作为过程，它应是各参与因素间呈不断激活、循环升值的情势。在此机制中，合规律的“关系”和理想的效应，除实现信息的被接受，以及反馈到创作主体方面外，还特别使接受主体的文化品格得到升值和精神力量得到锻炼。纸面阅读——尤其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在此方面为主体留下了显著的空间和提供了相适的机会。
   
    以文字符号与纸面书写或印刷为传媒的作品是非具象、未定性的特殊图式结构。这与接受其他具象的、有明确规定性的文艺(或文化)作品相比，主体在阅读过程中有着更为广阔的想象的空间和更大的再创造的自由度——间接形象远比直接形象留给主体的想象余地和再创造的可能大得多。譬如，有的少年儿童也许从未见过森林、大海、天鹅，以及这样那样神通广大的人物，但可以通过阅读神话故事和其他趣味横生的读物，开启想象力，在心灵空间创造出自己的森林，自己的大海，自己的白天鹅，自己的白雪公主，自己的阿里巴巴和花仙子，创造出自己的风景，自己的色彩，自己的声音。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以至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地位和不同处境的人，阅读某些名篇名著都会激活联想和想象的自由飞动，并借助非具象的文字符号的导引，在各自的心灵世界中再造出内蕴丰富的形象、氛围、情趣、意境，甚至掩卷闭目之时，这一切都会在脑海中栩栩如生地浮现而出。主体经常在阅读实践中使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得到激发和导引，便可以实现精神世界的有效拓展和内在现实的不断丰富。
   
    特别是文学作品多层次的语言结构系统中，多留有空白之处，予以作品以更多的内涵和韵味。这便要求读者以更大的能动性探幽求微，在妙悟和凝思中补全意象。接受美学理论创始人之一伊瑟尔在谈到读者能动的审美接受机制时指出：“我们只能想见本文中没有的东西；本文写出的部分给我们知识，但只有没有写出的部分才给我们想见事物的机会；的确，没有未定成分，没有本文中的空白，我们就不可能发挥想象。”这就是说，作家的创造是为阅读者留有“补充性确定”和再创造的余地的，读者完全可以因自己的情态、修养和想象力，赋予作品所提供的刺激以富于艺术意味的形式结构和情感意蕴，在心灵中再造出自己的新产品，如朱光潜所说：“每人所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欣赏一首诗便是再造一首诗。”正是在此“补充”和“再造”的实践过程中，阅读者即除获得审美心理的满足之外，又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一种精神锻炼。应该说这是和谐而富有张力的审美活动机制。
   
    狄德罗认为，人的鉴赏力的获得也不是易事。因为它并不属于某一种特殊感官所有，而必须是充分调动感知、想象、联想、情感、理解等各心理因素对接受对象的完形及其意味进行充分体验和认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下，又主要取决于鉴赏实践的差异。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各鉴赏心理因素能经常得到富有一定张力、一定强度的实践锻炼，即会增强素质和有所发展，反之，如果忽视了这种锻炼，就会衰老，会迟钝或萎缩，直至失去作用。应该说，以各种方式(或途径)欣赏各类文艺作品，都可以使人们的心理因素得到锻炼。但相比之下那些直观性、定型化的表现形式，留给欣赏者想象、联想以至再创造的空间和自由度则必然会小得多——主体所关注的对象的许多方面，都已于视听间直接感知到，并获得了满足，所以往往不再构成强度较大的审美心理张力，同时对主体的再创造能力的考验与锻炼也便随之而相对减弱。尤其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所获得的艺术美感，以及对主体精神力量的锻炼和强化，更是观看电视剧等无法实现的。当一个故事、一个形象、一种景致、一种情绪，通过电视屏幕直观而又固定化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实则即以一种规定性的现实存在替代了无数个心灵的创造。如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感知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等人物形象，已是由导演和演员确定下来的一个个具体的角色，而阅读小说《红楼梦》情况就必然大大不同。因为后者要经过阅读主体的再创造而形成自己构想中的形象。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王熙凤”，正说明每一位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亦即完成着各自富有个性的创造。至若诵读《春江花月夜》之类空灵写意的诗篇，品味“晨钟云外湿”、“月落摇情满江树”之类佳句，往往使主体更于情思俱至、涵咏玩索中各自生成胸中境界。
   
    总之，在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各种文化(特别是文艺)接受形式、途径及手段中，阅读(作品)在调动和强化接受主体的能动性、想象力、创造意识——即整体精神锻炼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独特意义，是其他任何形式都不可替代的。此亦可谓人类社会发展中人的自身建树的一种特殊性所在。我们知道，现代工业的出现，可以凭借新的耕种机械、以革命化的强力彻底取代唐犁汉牛，但电子文化(文艺)的到来和发达，却绝不可代替书籍的作用；通过现代化手段进行的文化传播和接受，无法实现阅读所能达到的境界及对主体特有的涵养作用。而且，凡传达人类生命体验的优秀的书籍，都是永远不老，也不存在过时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读古希腊悲喜剧，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必有大不同前人的新的体悟，新的发现和启迪。这是书籍的神奇魅力。
   
    人类社会的演进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是极为复杂的形态和过程，其中自然不乏种种悖论和始料不及的困扰。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及不断实现主体自身生命体的合理塑造，便除了利用身外的自然与身内的自然创造一种实用的现实时空之外，还创造了种种能够激活和拓展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有可能一次次、一层层地自我啄破和脱掉自身的现实硬壳的形式与途径。因此，追寻人类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洪流，先后穿越巫术活动、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娱神祭祖和各种前艺术活动、类艺术活动，到自觉创造的有确定形态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在人类的精神洪流涌动与精神生产(包括精神产品的创造手段和物质媒介)的漫长过程中，“印刷文艺”的出现，无疑是一种不同凡响的进步，而且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开垦与涵养人的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形式、手段。即使在雕刻、绘画、舞蹈、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电视，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同时并存之时，作为印刷文艺的中坚——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同样是力量卓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哪种肤色的人们，每一个主体都可以通过阅读那承载着情思与智慧的文字符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生成任何外在现实都不可能替代的内在现实。

   
    消息来源：《文艺报》2010.02.26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