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6姐直播拔毛: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评析

高鉴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分散于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一些西方学者根据自己的习惯或学科分类，称之为“新城市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激进城市理论”、“结构主义城市研究”、“新城市社会科学 ”、“新城市社会学”、“新城市政治学”等，这些命名反映出城市研究的多学科特点。从20世纪60年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城市问题，带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城市研究学科的迅速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历史和时代变化所进行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城市理论，对认识资本主义城市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工具。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发展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理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美国芝加哥学派沃斯和哈利为代表的“城市性”和“人类区位”理论；一是建立在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资料分析基础上的“人口和地理经验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这些“主流理论假设”所提供的思维模式被一代代传授、延续，停留在固有命题和争论中，不能为社会和城市的变化提供新的解释。城市是时代政治和文化形态的聚集点，但城市学课本中仍只是变换版本的生态理论和几十年以前的“城市性”，大众运动的社会冲突和对抗得不到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传统城市学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新的时代条件呼唤新的城市理论，尤其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寻求冲突矛盾的解答。在城市学研究领域新的理论力量应运而生，包括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新韦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是雷·帕尔）、美国的“激进经验主义”等。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最早在法国出现，其代表人物是享利·列斐伏尔和曼纽尔·卡斯特尔斯。1968年5月运动以后法国大规模社会反抗运动的持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1）由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受到抗议运动的席卷，许多知识分子希望更新自己的研究，分析社会变迁（特别是新出现的文化反叛、城市危机、妇女解放和移民劳工等形式）；（2）法国社会的力量对比被社会斗争及其伴随的左派政治攻势所打乱，在政府内部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赢得大量自由权利，开始能够从事和发展1968年以前所不能想象的研究，并得到政府资助和公共机构参与；（3）统治阶级特别是政府官僚被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震动，急切需要发现其原因，他们的思想局限性使之将社会危机当作“城市危机”，因此也积极地推动城市研究；（4）工会、左翼政党、激进左派也认识到应当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提高认识和斗争水平，因而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学者从事城市研究，以提出不同于政府技术官僚观点的替代。（Castells, 1978，9）由于这个时期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公共机构均给予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的城市研究很大资助，一些新的城市杂志创刊（如法国1970年出版的“激进的”城市研究季刊《社会与空间》）和系列化研究著作（如1973年开始在法国出版《城市研究》系列丛书，是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纂出版的城市研究著作，内容涉及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公共住房开发、城市政策和新型城市工业联合体开发等）出版。所有这些成果都标志着城市研究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空间）分析相结合有两个具体出发点，他们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资本）主要形态的分析，没有直接或明确地联系城市和空间问题，因此需要给予补充；另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实城市和空间理论，改变学术界忽视城市进程或空间结构中的政治经济动因和阶级冲突的状况。欧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开拓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工业和城市斗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第一阶级的政治基础。在城市地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出现被称为50年代“量化革命”以后的“第二次革命”。(Rodwin and Hollister，1984，30-34)有人称这个阶段为“政治经济学”阶段，（Johnston，1994，365）主要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主要研究课题涉及集体消费、城市社会运动、资本积累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也被称为城市研究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派”。除卡斯泰尔斯和列斐伏尔外，其他较有影响的法国学者还有琼·洛基肯、克里斯坦·托波罗夫（Christian Topalov）、弗兰克斯·拉马切、乔斯·奥利夫斯（Jose Olives）以及普雷特塞利、马格里、戈达德等。法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代表人物(主要是卡斯泰尔斯)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后，在整个西方城市社会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时期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维·戴维，他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年)被称为城市地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学派第一部主要英语著作”。（Rodwin and Hollister，1984，33）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开始阶段的特点表现在：以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为先导和主力，将宏观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引入城市学研究，运用马克思列宁分析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剩余生产规律、社会形态、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等）分析城市政治经济的主要问题。英国学者伊利莎白·莱伯斯曾总结说，70年代初正是英国学术界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十分关注、对传统韦伯主义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时候，法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对当时英国学术界产生三个方面影响：（1）使部分学者开始反对陈旧的韦伯主义和刻板的经验主义，主张政治参与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权力；（2）普遍重视将学术研究纳入对一种特定结构或研究对象的宏观分析模式；即类似于卡斯泰尔斯建立的“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研究框架或方法；（3）出现了包含对城市问题及其“城市特定性”进行比较评估的注重指导意义和理论性的研究表述方式，如运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进行的课题研究。
（Pons and Francis, 1983，11-17）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改变了传统城市研究只重视心理和社会，而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倾向，推动了对城市政治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一些青年学者在70年代初受到卡斯泰尔斯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
（2）第二阶段（70年代中到80年代中），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全面发展时期。70年代初到80年代的经济与“合法性”危机及其对城市和地区的社会政治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领域、多层次发展，出现了有关地区和全球不平衡发展、空间劳动分工、世界城市体系、“地方国家”等相当显著的理论建树，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城市化形式和进程的理解。
到80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渗透到城市科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几乎所有领域。突出重点之一仍然是资本竞争机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梅西和米根：《产业重组地理学》（1979）、A·弗兰德和A·梅特卡夫：《贫民区城市：大众失业政治学》（1981）对英国工业城市的研究，B·布卢斯通和B·哈里森：《资本与社区：私人投资缩减的原因与后果》（1980）对美国新英格兰纺织城镇的研究；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3）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研究等。梅西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说明空间位置对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影响，揭示了现代资本投资跨越空间流动的形式。
哈维及其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如拉塔·查特基、理查德·沃克、尼尔·史密斯等）主要理论集中在资本积累、不平衡发展问题上。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城市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热点。不少美国学者注重城市进程中的阶级关系和资本积累。奥康纳《国家财政危机》(1973)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地方城市)的财政危机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投资、社会消费和社会开支的干预职能，为解释福利国家大城市中的经济和财政危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理论工具”。美国学者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和英国学者辛西娅·科伯恩的《地方国家：城市管理与人民》（1977）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关“地方政府”职能的两部最有影响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莫洛奇（1976）对城市“增长机器”，即有特殊土地利益的资本集团(房地产商、金融家、媒介传播业)和地方政府结成的联盟，进行研究，论证了地方“精英”在资本积累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之一伊凡·索勒尼（Ivan Szeleny）的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在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发展中国家城乡对立、东欧社会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著述。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华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影响下，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从1974年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出版后，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城市化进程和特点的研究。美国地理学家凯文·R·考克斯主编的《市场社会中的城市化与冲突》（1978）和《冲突、政治和城市》（1982）以冲突理论为主题，收录了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为指导的学术文章。威廉·K·泰伯和拉里·索厄编：《马克思主义与大都市：城市政治经济新观点》(1978、1984)，迈克尔·史密斯和乔·R·费金编：《资本主义城市：全球调整与社区政治》（1987）集中收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城市的文章。美国社会学家乔·R·费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新城市理论”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城市房地产竞争》（1983）、《自由企业城市：从城市经济学观点看休斯顿》（1988）、《新城市理论》（1998），以及城市种族关系方面的著述。在城市规划学领域两部有影响的著作是英国学者格温尼斯·柯克著《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规划》(1980)和美国学者迈克尔·迪尔和艾伦·斯科特编：《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与城市规划》(1981，论文集)，虽然并非所有作者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赞同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资本积累、阶级和社会冲突理论和观点。
另有一些女性城市学者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城市与妇女问题。如安·马库森：《城市空间结构、妇女家务和国家城市政策》（1980）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城市新经典经济学学者不应当忽视城市生活中妇女的家庭劳动，需要重视对资本主义和男性统治社会中的妇女地位研究；一些女性学者研究了资本主义城市化与性别、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等，“其中一些著作试图发展一种女权马克思主义理论”。（LeGates，1996，410）
与70年代相比，8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1）从理论观点上，过去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影响，比较强调经济因素在城市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决定作用；现在则扩大了对人的因素的认识，更加注重“结构－行动辩证法”；（2）在研究方法上，由相对单纯的“宏观”理论和历史分析更多转向经验（实证）研究、个案研究：（3）研究内容和对象由侧重于一般性政治、经济和空间问题分析，扩大到世界城市体系以及影响各个城市发展的特殊地方因素和特征等广泛领域，包括在公共住房、邻里行动、社区冲突、土地投机、种族、性别等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并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
（3）第三阶段（80年代末以来），为“后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时期。经过70、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努力，涉及城市政治经济的基本问题大都作了总结探讨。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仍然坚持政治经济学或阶级、冲突观点进行城市问题研究，但在理论、方法、课题方面都更加多样化，侧重于“后现代性”、“后福特制”、“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特征研究。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沙伦·朱肯《后现代城市景观：文化与权力研究》(1992)、马克·戈特迪纳《新城市社会学》(1994)、乔·R·费金：《新城市理论》（1998）等。
这个时期不同于过去的变化是大部分学者并不着意突出“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象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样大量和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美国学者乔·R·费金和马克·戈特迪纳将自己受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和哈维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影响而形成的城市研究称为“新城市社会学”，一方面表示区别于传统的芝加哥学派，（Feagin，1998，4-6；Flanagan，1993，95；夏建中，1998，47-53）另一方面也区别于6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说明“新城市社会学”虽然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并不是将其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或来源。他们通常用“权力－冲突理论”、“权力－阶级观点”的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转型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衰退现象；也反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已经有机地渗透到已经建立的城市理论体系中，并不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
二、主要代表人物以及理论创新
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哈维是最有代表性的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也最早在城市学领域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探讨城市空间的诸多具体因素。
法国学者享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5－1991）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年曾参加法国共产党。60年代享利·列斐伏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城市研究。在这之前，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理论和政治重视。列斐伏尔被卡斯泰尔斯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城市思想“无疑是致力于认识当代城市问题的最深刻的知识成就。”（Castells，1979，86、87）《城镇的权利》（1968）是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而撰写的第一部城市学著作。在《城市革命》(1970)一书中，列斐伏尔用马克思理论工具考察当代城市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中，列斐伏尔考察了马克思著作中对城市性的评述。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生存》（1973年法文版，1976年英文版）收集了他1968－1972年的主要论文，集中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特别是在第一章第7节中）。他在70岁高龄时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最后一部重要的城市研究著作，该书对社会空间关系进行了极富想象力的分析；纠正和澄清了过去在“城市革命”等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或模糊概念，并提出新的“空间生产”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这一变化使他后来在地理学界而不是社会学界享有更高的学术声誉。在80年代以前列斐伏尔并没有受到广泛重视，但随着他的主要著作（尤其是《空间的生产》）陆续被翻译成英文，他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人类地理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是西方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之一。卡斯泰尔斯对列斐伏尔城市思想的批评，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建立了参照。1979年以来（至今），卡斯泰尔斯一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城市与地区规划学院任教。其涉及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三部主要著作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法文版，1977年英文版）、《城市、阶级和权力》（1978年英文版）和《城市与民众》（1983年英文版）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是卡斯特尔斯参与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城市社会学著作之一”。（Mckeown，1987，95）卡斯特尔斯也承认当时主要“采用马克思学说，特别是采用法国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Althusser）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来认识城市现象。”（Castells，1979，ix）
卡斯特尔斯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主题涉及对芝加哥学派的批判、“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尔斯对城市学领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芝加哥学派给予尖锐批判，提出应当建立城市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对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试图建立新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与进程，其主要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的城市物品和服务，即“集体消费”，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集体消费”的不足将导致国家和城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冲突，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能够带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60-70年代结构主义对认识论产生的强大冲击，引起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性关系的激烈争论，大大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化；卡斯泰尔斯将结构主义引入城市研究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成为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卡斯泰尔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年法文版，1977年英文版）对现有城市理论提出了批判，并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替代。卡斯泰尔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一书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引入城市社会学，“确实有助于在城市科学领域中发起革命，创造了一种知识环境使城市社会学每一种理论阐述都隐含涉及马克思的‘幽灵’”。（Flanagan，1993，86）
但从70年代中期以后，卡斯泰尔斯逐步从马克思主义立场退却，在1975年《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英文版前言中，他指出几年来自己的研究概念有所修正，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研究城市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正持续不断涌现的所有理论问题，它不是一种先验图式，而是一种理论观点。这意味着人们要致力于不断地发展它，提出新的概念，纠正已被证明不正确的定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工具而不是反复地奉为教条。”（Castells，1979，ix）在《城市与民众》(1983)中，卡斯泰尔斯基本上放弃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功能主义化，过于强调城市是一种资本逻辑的产物。他的研究重点放到不同城市社会运动个案研究，包括从1917年格拉斯哥租金罢工到圣弗兰西斯科的同性恋运动，试图揭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利益关系和策略及对城市形式、政治实践和社会意义的影响之间的联系，性别和民族等问题被看作同阶级一样重要的矛盾和斗争领域。70和80年代卡斯泰尔斯在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中始终注重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重要的变化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更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再生产；《城市与民众》更重视将人的因素或行动作为社会冲突的动力。他在《城市与民众》中说明他的新方法的使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光荣完结”，（Castells，1983，300）明确拒绝将马克思主义继续作为主要理论基础。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从7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整个城市研究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戴维· 哈维最初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后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教授。戴维·哈维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城市进程中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问题。哈维的第一部著作是《地理学探讨》（1969），当时正是西方学术界十分重视定量方法的时代，哈维勾划了哲学和方法论之间的区别，主张形成固定的定量化、模式化研究方法，认为推论（演绎）方法结合假设论证模式是最佳的解释方法。
哈维的第二部著作《社会正义和城市》（1973）标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开始。哈维通过“自由格式”（侧重于探讨社会事物的地理属性，如城市中的社会正义和收入的再分配）与“社会主义格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突破）的区分，一方面说明了自己认识论的转变，从自由主义理论方法向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转变；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空间形态、城市地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制度之间的关系。哈维提出任何观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内涵，社会正义不能被抽象地认识，必须放到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加以考虑；城市不是自我存在的事物或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协调和反映更广泛社会进程和更大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哈维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性的历史和理论演变，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揭示了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之后，哈维着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进程进行系统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是《资本的局限》（1982）。《资本的局限》是哈维重新阐述和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典论述的主要著作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哈维“试图重写马克思的《资本论》”。（Short，1996，107）全书密切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如从第一章最先开始讨论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总结发展了资本循环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流动造成城市、地区与国际发展不平衡理论等。哈维在前言中解释说，开始本想写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化理论的著作，但最终写成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著作，原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城市化，不得不首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这种系统研究对哈维后来的理论发展有很大裨益。
《社会正义与城市》和《资本的局限》比较多地阐释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力图将城市和空间结构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哈维在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两卷副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著作——《意识与城市经历》（1985）和《资本的城市化》（1985）是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所发表的主要论文汇编，基本上收录了哈维对资本主义城市政治经济研究的主要观点。哈维在这些著作中更多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具体论述的社会空间问题。如在《资本的城市化》（1985）中，重点探讨了资本主义如何将“道路、住房、工厂、学校、商店等物质景观”作为空间扩展和资本积累的组成部分；《意识与城市经历》主要针对城市生活经历说明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意识形式。哈维在解释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时说：“对马克思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指导原则的出现，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从特定意义上，我愿意被归类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者”）。我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出于对其固有优越性的超前感应（尽管我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变革的基本假定和责任相合拍），而是因为我没有发现其他途径可解决我想解决的问题或理解所需要理解的问题。” （Harvey，1988， 17）在以上每部著作的结尾，哈维总是怀着一种使命感来总结自己的研究。在1989年出版的《城市经历》(《资本的城市化》与《意识与城市经历》两书的选编本)，哈维曾这样写道：“如果资本和意识的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的永存和经历是如此关键……，那么我们除了将革命的城市化作为我们政治战略的中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Harvey，1985，276）
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哈维等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对城市历史，主要是法国巴黎公社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将巴黎公社视为第一次重要的无产阶级政治起义。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空间的生产》等著作中，将巴黎巴黎公社作为一个城市革命。卡斯泰尔斯《城市与革命：巴黎公社（1871年）》从另一个的角度探讨和说明巴黎公社，他并没有将巴黎公社作为任何工人阶级革命的“先兆”，而认为巴黎公社即不是法国革命的沿续，也不是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而是反对统治阶层滥用权力、主张社会自治的“城市矛盾和正在兴起的劳工运动的接触点”。（Castells，1983，15-26）哈维的论著《巴黎（1850－1870）》对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时期巴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较详细的历史研究。另一篇涉及巴黎城市建筑的研究是《纪念牌与神话：圣灵教堂的建设》，哈维通过巴黎圣灵教堂(basilica)经历40年的建设个案，具体说明了第二帝国时期特殊的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指出圣灵教堂的建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象征。（Harvey，1985）
三、几点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城市研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城市理论做出双向贡献，一是结合城市问题和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相应补充，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将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引入传统城市研究领域，大大改变了传统城市科学自身的封闭性和局限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的主要理论特点是强调和突出经济利益（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在城市形成和城市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更具体、丰富、多角度地揭示了事物的多样性。宏观理论与微观世界存在一定差别，宏观理论能够解释趋势，而不能解释许多具体事物。马克思主义进入城市领域是与专业知识理论相结合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资本利润的经济活动解释了城市化进程，特别强调了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房地产公司在城市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将集体消费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
（2）资本主义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在空间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成果说明它的再生产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阶级施加的意识形态控制。
（3）阶级关系呈现多样性和不稳定性。社会冲突是城市活动的重要内容，忽视工人阶级、贫困问题和社会冲突，就会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根源。城市社会运动是促使城市结构和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
（4）资本主义国家职能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必然与资本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联系。在城市发展中，政府部门的“辅助”作用日益增强，资本主义地方国家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有机部门。
（5）城市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认识城市的作用和城市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观和社会观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他们用阶级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否定资本应当享有特殊利益；但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是建立在肯定和承认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因此他们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进步主义改革和国家干预的方式，维护和扩大劳动阶级的利益，剥夺资本特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本身不是一个统一体，它包含各种不同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根据其结合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可以大致将有关西方学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家”，他们的基本特点包括：（1）提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2）在主要研究工作（或有代表性的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3）提出一定的政治实践目标。第二类学者与第一类学者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工具，而只是在某些具体的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提出了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本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第一类学者，也包括第二类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总体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不是政治运动基础之上的。大多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西方学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只是他们用以分析社会现实理论工具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主要部分。卡斯泰尔斯曾谈到法国60年代末70年代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学者作为一个相互促动的研究群体，具有某些共同思想背景和学术特征：第一，都是从经验研究发展而来，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几乎所有研究著作是对具体情景的具体分析，试图结合更基本的理论体系来论证假设；第二，基本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虽然其心理分析和自由学术成份正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并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产生矛盾；第三，研究的问题基本来自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实践，研究者也试图给社会行动提供有用的答案；第四，尽管与左翼运动和政党有密切联系，但研究者始终保持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坚持理论研究与政治事业具有不同的特性。（Castells，1978，11）应当看到，随着时代变化和理论发展，各种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对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联系，越来越持有多元化、自由化的立场和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借鉴、延伸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资本积累、阶级斗争和国家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等，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城市研究中，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认为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每一种社会历史阶段都具有与其特殊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当然在这个基本理论框架中，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不同的研究侧重，如有的侧重于城市经济，有的则注重公共消费和社会运动。（2）由于时代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常没有继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城市课题，如城乡差别、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等，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辟了新的研究内容。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研究内容，实际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城市论述有很密切的联系，如住房、地租问题，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关系也涉及到全球性城乡对立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方法运用存在很大差异。戴维·哈维的研究著作(尤其是《社会正义与城市》和《资本的局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大量引用和阐释马克思经典理论观点，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或将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情况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第二个特点，具有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和更新马克思观点，特别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少涉及的有关空间与城市的联系问题。哈维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进行学术研究，这在西方学术界是很特殊的。哈维在《城市经历》导言（1989）谈到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具体原因时指出：首先，他“发现（现在仍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现有全部原理体系中最具有说服力”。马克思思想具有潜在的理论内涵能够在实际研究中说明城市空间许多复杂变化的事物，如城市化、城市政治经济，甚至建筑设计和马路文化；其次，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目标非常有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定位是激进的有进步性的，其目标不仅是提高最没有特权地位者的生活条件，也在于探索人类普遍解放的前景。科学在人类事物上决不能够是中立的（要么是无关的）……”。（Harvey，1989，3）哈维也表达了改造和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抱负，而这个理想主要通过对城市的研究来实现。
与哈维相比，卡斯泰尔斯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并不十分系统，他们除了坚持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外，主要针对时代变化进行个人研究，更主张发展和“更新”马克思主义。卡斯泰尔斯认为：我们现在所致力的城市研究“是更注重问题和新型马克思主义的更加现实的研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植根于阶级斗争理论而不是资本逻辑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更注重历史联系而不是形式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更变化开放而不是顽固坚持其‘神圣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必须继续能指导行动而不是僵死的神学说教式的马克思主义。” （Castells，1978，12）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掺加许多主观因素，他认为不存在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著作开始，就不是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一词有意义，它不是指有多么漂亮的注释，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多少文献或含义说明，而是意味着一种与现代世界的具体转型和这种转型的世界性经历所联系的广泛和变化的理论运动。”（Lefebvre，1976，303-304）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是出现在社会科学分支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学术领域中的体现和反映，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或领域。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一样，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来丰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尽管前面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区别，但毫无疑问，它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引入城市社会科学，使城市科学超越了狭窄的园囿。城市研究者开始更多地透过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来审视城市现象，“将城市性模式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相联系，而不是将城市作为自我存在的进程；说明人们在城市所创造和发展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邻里性物质格局，表达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广泛特征”。(Giddens，1997，498)在现代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威力主要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研究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学的有机融合，也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懈努力而实现的。在很长历史时期中，西方学术界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不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城市思想，更重要的是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他们丰富的研究成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和地位，使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阵地。
从目前整个城市研究的状况来看，西方学者（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运用或赞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不少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视对城市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另外对大多数城市社会学学者来说，普遍吸收马克思学说中“合理”因素，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作为同韦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并重，作为解释社会结构和变化的三大基本社会理论之一。许多西方学者学术生涯很长，城市研究中涉及的领域和课题多样化，并不全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研究是纯学术性的，并没有政治实践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仍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或对资本主义持某种批判态度。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也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客观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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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鉴国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