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hamed hadid是谁: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嬗变

【书名】【作者】徐鹏堂
【类别】哲学
【状态】连载
【来源】腾讯读书
【更新】2010-04-05已更新至74章
【本册章节】第1-74章
【简介】本书以东欧八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教训为主题，对中国驻上述国家大使进行访谈。被访者在所驻国学习工作都超过20年，是东欧剧变的亲历人。在对东欧剧变进行全景式回忆的同时，大使们还深入分析了这些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和教训。这些回忆和分析鞭辟入里，有强烈的现场感。总结这些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与教训，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开始阅读---[1]第1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  波兰
　　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
　　1993年1月4日，瓦文萨总统夫妇在王宫大厅会见各国驻波使节夫妇。图为刘彦顺大使和夫人李惠娣参赞（左二和左一）同瓦文萨总统夫妇（右四和右三）互致新年祝贺。右二为苏霍茨卡总理，右一为斯库比舍夫斯基外长
　　徐鹏堂（以下简称“徐”）：刘大使，您好。执政40多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9年6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突然失利，此后，波兰政局急转直下，团结工会“和平地”获得政权，建立了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新政府。波兰统一工人党始则沦为参政党，终则停止活动，不复存在。这种剧烈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地在弱化，而反对派，尤其是团结工会却在不断地壮大，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您能否详细谈谈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10年衰亡的历史和团结工会逐步坐大的过程？
　　刘彦顺（以下简称“刘”）：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的问题，我现在只能谈几点粗浅的印象和看法。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前政府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曾形象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步履维艰地参加此次大选，是“背着石头爬山”。拉科夫斯基认为“过去几十年所犯的错误”，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背上的一块沉重的巨石。我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能力的削弱，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过去几十年所犯的错误”长期积累的结果。
　　说到过去的“错误”，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1948年波兰工人党内反对右倾民族主义的斗争，想到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想到1970年“十二月事件”。这些被称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和“信任危机”的事件，长期以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掘开了一道鸿沟，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内伤。
　　1980年7月，波兰爆发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政府在不可抗拒的经济压力下宣布大幅度提高肉和肉制品价格，成为此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这几乎是重新上演了一幕十年前的“十二月事件”，也真是重蹈覆辙了。但其结果却与“十二月事件”截然不同，在1980年工潮的声浪中，团结工会运动应运而起。自此之后，在波兰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双方之间攻守态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消长，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波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团结工会兴起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也随之改朝换代。盖莱克退出舞台，卡尼亚在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出任波党第一书记。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兼任政府总理，形成卡、雅联手执政的局面。不久，是年10月，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继任，并集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2]第2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  从团结工会兴起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终止活动，双方斗争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团结工会运动迅猛发展阶段。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革新与和解”主张，团结工会则无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呼吁，准备通过全国总罢工夺取政权。第二阶段为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战时状态”（即军管）阶段。当局对团结工会“动外科手术”，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濒于消亡。第三阶段为1983年7月至1987年11月，相对稳定阶段。当局结束“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虽有地下活动，但影响微弱，政治和经济生活逐步恢复，社会的相对稳定达到顶点。第四阶段为1987年11月至1989年6月，攻守再易位阶段。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中受挫，波兰统一工人党试图从政治改革中寻找出路，采取退守的姿态，团结工会利用1988年4至5月和8至9月两次工潮东山再起，展开积极的攻势。1989年2月，双方通过圆桌会议达成妥协，团结工会合法化。第五阶段为1989年6月至1991年1月，政权更迭阶段。1989年6月，团结工会夺得议会大选的胜利，9月组成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新政府。波兰统一工人党拱手让出政权，波兰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1991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终止活动，退出历史舞台。
　　团结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向波党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不断地动摇波兰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用政治手段还是用武力来解决团结工会制造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始终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反复斟酌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波苏矛盾的症结。1981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占了上风，大会确定了“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对这条路线，团结工会置若罔闻，而党内的强硬派极其不满，苏联更深表怀疑，并向波兰施加强大的压力，一再要求波兰改变九大路线，实行军管。
　　徐：当时苏联如何向波兰施加压力，能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吗？
　　刘：苏联领导人插手波兰内部事务，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前夕，1981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点名批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敌人（团结工会）面前缺乏原则性，指责他们口头说斗争，实际无行动。这封信是苏联领导人对卡尼亚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在它的鼓舞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亲苏的强硬派在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卡尼亚的攻击。九大前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休息期间，党政治局开会。当时亲苏的强硬派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员格拉布斯基离开会议室去打电话，返回后当众声言：“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即卡尼亚），你已经失去了盟国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在波兰进行统治！”强硬派有恃无恐的气焰由此可见一斑。1981年7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莅临华沙，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会谈，葛罗米柯要求“必须把格拉布斯基保留在领导层内。”卡尼亚陈述了格拉布斯基电话事件，葛罗米柯表示不相信，反问一句：“真是这样说了吗？”雅鲁泽尔斯基立即作证说：“整个政治局都听到了。” [3]第3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3)  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后，新当选的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同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8月赴苏，在克里米亚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面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施压，他直言不讳地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分成左、中、右三派，说九大是右派占了上风，要求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保护左派，疏远右派，修改“九大路线”。勃列日涅夫的逻辑是“和解吗？好啊，可是你们同什么人和解？同敌人能和解吗？让步已经够了，革命必须善于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回到波兰后，雅鲁泽尔斯基对朋友说，参加这样会谈，自我感觉颇坏，是“去听训斥”。
　　1981年9月18日，在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断言“在波兰不断加剧的反苏主义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波兰领导“在国内外反革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因此苏方要求波党必须“立即采取坚决和果断的措施，制止恶毒的反苏宣传和敌视苏联的行径”。这是公开对波兰事务的干涉，几乎是向波兰下达指令了。
　　整个1981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持续不断和逐步升级的。苏军多次在临近波兰东部边界地区集结，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波兰是华沙条约成员国，华约总司令苏联元帅库利科夫频繁地莅临波兰，在一年内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多达22次。雅鲁泽尔斯基不无感慨地说，“那一年，我同库利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同妻子和女儿家庭团聚的时间”。库利科夫态度强硬，说什么“妥协，如果有效果，还好；如果没效果，那就是灾难。如果苏军受到威胁，我们的回答是：手不会发抖”。是年12月初，库利科夫再来波兰，带来了整个参谋部，“待下来不走了”。
　　徐：可否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压力是促使波兰实行军管的外部因素？
　　刘：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合乎逻辑的。1981年在波兰当局、团结工会、苏联三者之间，波兰当局的处境十今尬尴。团结工会摆出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一再拒绝波兰当局关于和解和安定的呼吁，不断挑战波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雅鲁泽尔斯基左右为难，他既怕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又怕苏联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他一方面要举着同团结工会实行“和解”的旗帜，一方面又要兑现向苏联许下的“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诺言。到底是“和解”，还是“动外科手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恐惧更甚于对团结工会的恐惧。他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第一句，“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看来，1968年苏联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和杜布切克遭遇的厄运，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在雅鲁泽尔斯基眼前游荡。
　　1981年的波兰政局险象丛生。团结工会不停地开展攻势，意在夺权；东邻苏联不断地进行干涉，陈兵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给予兄弟般的帮助”；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亲苏的强硬派咄咄逼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雅鲁泽尔斯基极力校正波兰的航向，试图在暴风雨中挽巨轮于将倾。应该说这就是波兰实行军管前形势的特点。
[4]第4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4)  徐：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一夜之间，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波兰统一工人党前党政领导人也全被拘留监禁，波兰的形势急转直下，朝野两大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雅鲁泽尔斯基掌握了主动权。军管持续19个月之久，直至1983年7月21日方始结束。您可否谈谈军管期间波兰形势的主要特点，军管的得失和雅鲁泽尔斯基奉行的政策。
　　刘：在波兰实施军管，赞成者说这是雅鲁泽尔斯基肩负起历史赋于他的重任，但反对者则断言这是“执政者对人民的宣战”。对波兰军管的得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极其对立的认识和评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认识和评价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我这里只想说说雅鲁泽尔斯基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雅鲁泽尔斯认为，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他使用波兰自身的力量解决波兰自己的问题，避免内战，避免苏联的“兄弟援助”可能引起的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在大坏事和小坏事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诸坏中的小坏”。但“较小的坏事也是坏事”。因此，他从不认为他做了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军管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说，“一个政党在执政36年之后还要用武力来维持政权，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多年后，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军管的实施，从军事的角度看是“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失败”。
　　雅鲁泽尔斯基走到军管这一步绝非心血来潮的鲁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的。他设想通过军管，在两三年内取得牢固的立足点，然后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波兰建设成为安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有条不紊的、保证不再发生危机的国家。他希望通过军管，针对两种人，筑起两座堤坝。第一是针对那些“想以民族和国家为代价、试图倒拨历史时针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人”，筑起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堤坝，清除无政府主义。第二是针对那些“利用工人对事业的忠诚，变得狂妄自大的掌权者”，筑起反对那些玷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堤坝，清除官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要严厉地教训这两种人，期望在大乱之后取得大治。
　　但军管后的实际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不管雅鲁泽尔斯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如果用俗话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来形容军管后的波兰形势，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也就是说，军管使当局控制了局势，由退守转入进攻，达到了预期的制止动乱和防止外来的“兄弟援助”的策略目标，但军管却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团结工会藉以产生的土壤，和彻底肃清团结工会的思想和影响。雅鲁泽尔斯基摆脱了旧的困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国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的压力表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 [5]第5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5)  首先，在国内，当局的处境陷于孤立。群情冷漠，“万马齐喑”，社会四分五裂，民心不顺和党心涣散不断加深。自团结工会运动兴起以来，党员退党者多达70万，军管后退党趋势并未停止。团结工会中未被拘留的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伺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地下活动，维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当局同教会的关系趋紧，一些教堂成为团结工会地下活动场所，成为团结工会骨干分子的庇护所。其次，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来自苏联的压力减轻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却加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手段，向波兰提出了难于接受的政治要价。他们要求波兰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为团结工会撑起一把保护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援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团结工会国外协调局。再次是以美国取消波兰的最惠国待遇为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使本已陷入危机的波兰经济雪上加霜。
　　徐：在波兰实施军管的时候，西方国家也对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
　　刘：是的。波兰实施军管后，西方国家指责苏联策划和支持波兰军管，1981年12月29日，欧共体国家即宣布对苏联实行制裁。西方国家迁怒苏联的行动表明，波兰国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同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集团的争夺和斗争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波兰实施军管后，这种争夺和斗争以新的形式在继续、深化和发展。军管后的波兰形势就好像喷发的火山似已熄灭，但火山口下仍在积蓄和翻滚着潜在的能量。波兰国内对立双方的攻守态势虽然易位，但变得僵持和持久。显然，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
　　徐：从军管的第一天开始，人们就提出什么时候取消军管的问题。对此，雅鲁泽尔斯基是怎样设想的呢？
　　刘：雅鲁泽尔斯基说过，“但愿尽快取消”，但何时取消，要取决于现实条件。雅鲁泽尔斯基深知，他走上军管之路，归根结底，是走上了争取民心、争取群众的艰苦路程。为了恢复国内的正常生活，他必须解开几个难解的死结。但怎样才能解开这些死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方案。雅鲁泽尔斯基也是“骑虎容易下虎难”。
　　未来的工会怎么办？有近千万的工人群众参加团结工会造反，是保留还是取消团结工会？是维持还是改组濒临瓦解的亲当局的传统工会？军管当局迟迟拿不出答案。直至1982年10月，议会才通过以“零点选择”为出发点的工会法，取缔团结工会，解散原有的传统工会，规定了组织新工会的条件。直到1984年才成立了支持当局的波兰全国工会协议会（全波工协）。对于团结工会会员，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惩处极端分子，对群众既往不咎。他提出的口号是：不问你来自何方，只问你走向哪里。
　　党怎么办？有人主张或者中止活动，或者解散并重建新党。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党应沿用原有的名称，应同前任领导集团的错误和罪过划清界限，不能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恶劣的执政方法”。他试图继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优良传统，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个新的面貌。他的口号是：党还是原来的那个党，但不是原来那样的党。
[6]第6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6)  九大路线怎么办？还要不要“谅解”、“革新”和经济改革？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要借助军管为实行九大路线和推进经济改革创造出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针对党政高官的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他倡议成立国务法庭和宪法法庭；为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尊重民意，他倡议在党政最高领导部门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反对派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他倡议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
　　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军管班底为取消军管绞尽了脑汁。当1983年7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宣布取消军管时，当他声言军管已完成为国家“复兴创造条件”的使命时，他深知军管只达到了“制止危险趋势”的基本目标，却未能克服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他告诫说，前面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和安全的”，“不会从明天开始就会出现奇迹”，“轻率的乐观主义不是最好的顾问”。
　　徐：从1983年7月军管结束到1987年11月波兰的政治经济生活进入了恢复时期，同军管前比较，政局相对稳定。这几年您正在使馆工作，请您谈谈对当时局势的看法。
　　刘：我想首先介绍一下雅鲁泽尔斯基对军管后的波兰局势的看法，当时他概括为三句话：危险的趋势已经制止，正常的生活尚未恢复，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觉得他的概括是贴近实际的。
　　为了解决动乱遗留下来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坚持走民族和解和体制改革之路，做了几件想办而又能办的事。1985年顺利地完成了第九届议会的选举，1986年成功地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波兰的政治生活逐步地走向正常化。与此同时全波工协和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也向前发展了，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影响也在削弱，社会的相对稳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相对的稳定并不等于动乱的根源已经彻底根除。波兰历史学家的判断是：当时波兰的局势“没有出路。当局虽然制止了社会上群众性的反抗，但并未能消灭反抗。虽然掌握着能够捕灭任何抗议的实力，但无法引导国家摆脱日渐加重的衰落。社会不满的原因不仅存在，而且仍在加深，群众性的反抗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爆发”。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困倦、分裂和失望。反对派的精英们的影响范围有限，既难于提出可以摆脱僵局的现实的纲领，也难于把业已分裂的社会重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可见，在恢复时期，朝野两大势力的对峙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之中。
　　徐：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几件影响波兰形势发展变化的大事。有波别乌什科神父事件，还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问波兰时公开干涉波兰的内政，尤其是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引发的宗教狂热。这些事件对波兰形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刘：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利于团结工会的复苏。1984年10月19日，内务部警察制造了绑架和杀害波别乌什科神父事件。相对稳定中的社会平静被这一突发事件打碎了。执法者公然践踏法纪，引起社会的震惊和愤怒。波兰各地群众打出团结工会的旗帜，成群结队地前来华沙参加被害神父的葬礼。瓦文萨在葬礼上公开讲话，强调被害神父是为团结工会献出了生命，可告慰死者的是“团结工会还活在世上”。当局虽然调动大批警力监督葬礼现场，但未干预。神父的葬礼证实，团结工会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因军管而消失，团结工会的支持者动员起来了，不仅表明其存在，而且显示其力量。 [7]第7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7)  波兰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他的“新思维”和他对东欧国家政策的变化，开始对波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1986年和1987年之交，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逐步缓和。波兰为了同西方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容忍了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波兰时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西方国家访波代表团，在正式日程外还特地安排会见瓦文萨，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对派人士出席使馆的招待会，和向被害神父墓献花圈。这三项活动几乎成为西方来访者的必修功课，成为西方国家压波兰当局向团结工会让步的新方式。波兰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87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三次回到波兰访问，再次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并为团结工会表示其存在提供了机会。利用教皇即将来访的时机，瓦文萨在华沙邀请新闻、经济、法律、文化各界代表数十人聚会，发表声明要求独立和民主，同时希望教皇访问能够“推动解决波兰最困难的问题”。波兰教会的主教团也一再呼吁通过“对话”克服社会危机。访问期间，教皇所到之处，聚集的群众高呼“团结”、“团结”的口号，向教皇致敬，向当局示威。这次访问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政治反对派更活跃了”。历史学家的评估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社会的希望”。
　　显然，在朝野两大势力僵持期间，局势虽然全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团结工会的思潮和影响远未肃清，蛰伏的政治反对派仍在伺机而动。他们因得到西方的公然支助而有恃无恐。
　　徐：但此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却走了一着险棋。
　　刘：对。此时的执政当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对派的影响。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确实走了一着险棋。这招险棋就是全民公决。事实证明，这招棋走错了。
　　1987年年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口号。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意和显示改革政策的公开性，并把党的主张变成全民的意志，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就改革的速度和深度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当局试图借鉴1946年全民公决的经验，却忽视了今昔社会情绪的变化。规定了公决的高门槛，赞成票必须超过有权投票人的半数，而不是实际投票人的半数。1987年11月20日举行公决。由于团结工会号召“抵制公决”，结果这次公决出乎意料地失败了。酝酿半年之久的关于价格体制的“根本改革”和“一步到位”的设想立即夭折。这是执政当局的“一次失误”。
　　这次公决的失败，为波兰军管后局势的相对稳定时期画上了句号。
　　徐：在军管后的相对稳定时期，波兰的经济形势如何，是否有好转和发展？
　　刘：取消军管后，雅鲁泽尔斯基说过“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认为这一论断就包括他对波兰经济形势的认识。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军管及其后数年，波兰的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根本的好转，仍然存在着三个老大难问题。
[8]第8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8)  首先，经济陷于长期的停滞，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危机使波兰经济大倒退。1983年后虽然开始逐渐走出低谷，但回升速度极其缓慢，到1988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只接近危机前1978年的99.3%。其次，长期形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局面始终扭转不过来。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物价连年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87年通膨率为26%，1988年上升到60%。再次，是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压得波兰喘不过气来。从1971年到1987年，波兰总共借入自由外汇债务475亿美元，同一时期归还债务本息506亿美元，债务余额仍有392亿美元。1981年底，由于西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波兰不能借入新债，但负债额却因利息转为本金和美元贬值而年年增加，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间，债务要以每年33亿美元的速度自行增多。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经济酷似一位久病卧床的患者，需要的是输血，而不是抽血，但偿还外债本息正像是抽掉病人身上的血液一样。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尚未理顺的民心，1987年底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行的经济改革陷入了前进有险阻，后退无出路的困境。
　　徐：1987年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取向如何？既然是后退无出路，又怎样去克服前进中的险阻呢？在这之后波兰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
　　刘：毫无疑问，公决的失利促使波兰统一工人党进一步反思军管以来的成败得失。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尚未立即发生变化，仍决心冒着风险推行“第二阶段改革”，只是把“一步到位”改为“三年到位”，并于1988年2月出台了所谓的新的价格改革方案。
　　此次提价是实行“战时状态”以来的第七次提价。社会的最初反应并不强烈，但未过多久，在四五月之交和八九月之交，接连爆发了两次工潮。
　　这两次工潮一开始就暴露出鲜明的政治色彩，罢工工人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工会多元化，恢复团结工会，释放政治犯等政治要求，其中“团结工会合法化”成为一切要求的核心。这两次工潮，打破了军管以来持续七年之久的相对的社会平静，打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阶段改革的部署，并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改革路线提出了新的挑战。朝野两大势力僵持的局面不复存在。
　　这两次工潮，又恰恰发生在1989年议会大选之前，因此，第一，如何应对工潮的挑战，第二，如何应对即将举行的议会大选，便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不把如何处理同团结工会和政治反对派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政治生活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寻找出路。波兰形势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变化，始于党内；党内，始于中央。
　　从1988年6月的七中全会到1989年1月的十中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从指导思想上改变了对团结工会的看法和态度，并在组织领导上做了与之相适应的人事安排。 [9]第9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9)  徐：半年左右的时间开了四次中央全会，这是很特别的。请您讲讲波兰统一工人党这四次中央全会的情况。
　　刘：好。1988年6月13日至14日波党举行七中全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希望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因此，“同现有的和正在创建的各个协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是合理的”。为了贯彻新的主张，七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做了一次大手术，它涉及政治局和书记处十位成员的升降和调动，其中拉科夫斯基的东山再起十分引人注目。人们认为，拉科夫斯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主张的出谋划策人。七中全会标志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在此期间，在波兰的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建设性的反对派”。据《人民论坛报》解释，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是“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或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决策，但他们同时又赞成社会主义”。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不同，还有一种“极端主义反对派”，他们是“具有反制度倾向的反对派”，他们“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其目的是掌握国家政权和改变制度”。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一词相联系，“纳入论”和“放弃说”也应运而生。就是说，对待建设性的反对派，执政党的政策是把他们“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为此目的，执政党将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1988年8月27日，波党举行八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强调必须转变态度和走和解之路。他说，“我们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去解决。……在波兰的历史上，兄弟之间相互争斗的现象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并肩站在一起。现在大概是该走这条路的时候了”。雅鲁泽尔斯基指出，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只有一条界限是不可越逾的，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八中全会发展了七中全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表示不排除瓦文萨参加圆桌会议的可能性，并授权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同瓦文萨会晤，商谈有关圆桌会议的筹备事宜。显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把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徐：八中全会说“不排除”瓦文萨，可瓦文萨本人同意参加圆桌会议吗？
　　刘：早在八中全会前夕，当局曾请教会人士作为中间人同瓦文萨接触，试探瓦文萨对举行圆桌会议的看法和条件。瓦文萨的最初反应是，第一，准备开始进行无条件的，不限题目的会谈；第二，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第三，要求团结工会合法化，并认为这是今后一切政治行动的关键问题。
[10]第10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0)  徐：为什么瓦文萨要提出教会代表参加圆桌会议这一问题？
　　刘：我们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朝野两大势力的对抗，这只是对波兰政局的简明的概括。实际上在这两大势力之间还存在着第三势力，这就是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他表面上标榜不参与政治，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实际上则偏袒和支持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后，波兰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即在明山修道院举行集会并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必须放弃威吓和武力，必须把对话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基础”，要求政府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所以，瓦文萨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实际上就是给团结工会这方力量增加砝码。
　　徐：据了解，当时波党内部在团结工会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对派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无一致的认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观点分歧和对立日益显著。有关团结工会能否合法化问题，一时间成为党内上上下下争论的焦点和社会瞩目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全会上是怎样统一思想的？
　　刘：自七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就努力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但收效甚微。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又分两阶段举行十中会议，采取强硬的手法压制不同的意见。
　　十中全会前夕，波兰政治生活中发生三件大事，显示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攻守态势的进一步的变化。第一件事，1988年9月，更换政府总理。新任命的总理拉科夫斯基是党内著名的自由派。他主张吸收反对派人士入阁，组成联合政府，但遭到反对派的拒绝。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专门在政府中为反对派留下了包括副总理在内的四个职务。前任总理的提前“辞职”和新任总理邀请反对派一道组阁之被拒绝，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转入退守的标志。
　　第二件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后，基什查克同瓦文萨围绕着圆桌会议的筹备问题举行了四次会晤，但始终不能确定圆桌会议开会日期，双方谈判搁浅。其真正原因，与其说是团结工会方面提出过高的要价，莫如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意见分歧和对立。
　　第三件事。恰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开会前两天，瓦文萨宣布，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有128名知识分子、专家和工会领导人参加的公民委员会。西方评论说，“这是波兰的‘影子内阁’，它使当局乱了手脚”。在公民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瓦文萨表示，除非当局愿意正式承认团结工会，否则不同政府会谈。
　　徐：团结工会真是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据说，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上的开幕词，是一篇情绪激动的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进行自我辩护的讲话。
　　刘：是这样的。1988年12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正是在外有团结工会重兵压境，内有党内意见分歧的险恶情况下，拉开了帷幕。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致开幕词，他情绪激动地说：“有人说，党投降了，正在同敌人谈判，搞机会主义，缺乏原则性。也有人指责说，党妨碍改革的进展，抱着过时的公式和教条，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我在这里明确地表示，我们绝不拿制度的原则去换取取消派的无聊的‘饰物’。我们将坚决摈弃一切过时的东西，继续进行改革，……我们将铲除斯大林主义残余。促进民族和解的事业，目前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折阶段。……有人指责我‘实施战时状态’，也有人说我‘倡议召开圆桌会议’，我最近在议会说过，如果1981年12月13日不实施战时状态，如果这些年不搞革新的话，那么在今天就不会有意义深远的求实的对话。在危急情况下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来拯救国家（指战时状态）和今天通过谋求和解来巩固国家（指圆桌会议），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波兰的安定和发展的、彼此和谐的、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行动。”雅鲁泽尔斯基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党内，甚至不限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有人在指责雅鲁泽尔斯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这种指责，同时承认“党内出现了反常的危险的矛盾”，举行十中全会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11]第11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1)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奥热霍夫斯基代表政治局在十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的改革——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报告，阐述了政治局提交给十中全会的有关党的改革问题提纲的核心思想。奥热霍夫斯基宣布，为了大胆寻求促进改革的途径和形式，“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除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目标和波兰国家利益的基本目标之外，其他任何东西今天都不是最终的和不可触动的”。这就是改革的界限。从政治局的提纲和奥热霍夫斯基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思想脉络：为了寻找社会主义在现代的理想形式及其实施途径和手段，波兰决心走改革之路，决心扩大民族和解面，同教会和反对派谋求“历史性的大妥协”。
　　十中全会的第一阶段会议决定，在组织问题上再做一次大手术，前总理梅斯内尔等九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离开了中央领导机构。
　　十中全会第一阶段会议一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各省市组织立即举行总结会议，讨论政治局关于党的改革问题的提纲。雅鲁泽尔斯基等人分头深入地方，参加会议，解答问题，目的是说服全党按十中全会的思想统一行动。
　　1989年1月16日，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开始。
　　奥热霍夫斯基作了《关于就政治局提纲进行协商情况》的报告。他说，有近50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5万多党外人士参加协商讨论。在一些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的看法接近一致，而在关键问题上，即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大家看法分歧，“人们普遍表示担心”。尽管如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结论仍然是，“解决工会多元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奥热霍夫斯基报告之前，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讲了话，他用恳切的词句呼吁“妥协”与“和解”。希望团结工会“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强调“和解，不应理解为谁输谁赢，和解是一个机会，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大家都应珍惜这个机会”。
　　徐：雅鲁泽尔斯基是这样说的，可中央委员们是否也是这样想的呢？坚持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中央委员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这一提法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
　　刘：事实表明，会场内的中央委员们对这个“大好的机会”确实各有各的理解，一场围绕着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而进行的空前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十中全会原定的议事日程也被打乱了。到了17日下午，会议非但不能准时结束，反而改为秘密进行。针对讨论中明显出现的两派对立和僵持，雅鲁泽尔斯基采取了“信任投票”的做法，声明要辞去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拉科夫斯基总理、基什查克内务部长、西维茨基国防部长声援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出辞去党政职务。面对这种辞职威胁，中央委员会中压倒多数的人在秘密会议上向雅鲁泽尔斯基投了信任票。
[12]第12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2)  突如其来的信任投票，避免了一场党内领导危机，使十中全会炽烈气氛冷却下来，持续17个小时的争论到18日凌晨3时才告一段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在全会上得以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完成了从1988年6月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
　　十中全会的第一项决议，勾画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继续改革以及党进行自身改革的蓝图。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坚决清除斯大林主义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残余；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衡；发展与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三党联盟，扩大民族和解，建立广泛的赞成改革的联盟；并将有意识地放弃以党代政的做法，为承认宪法并在宪法范围内从事活动的反对派提供议会席位。决议还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将改进党内的工作机制和形式，将把全党公决、选举和竞争、横向联系等机制引进党内生活。
　　十中全会的第二项决议即《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为禁止七年之久的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打破了圆桌会议筹备工作的僵局，扫清了通往圆桌会议的道路。尽管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雅鲁泽尔斯基等四人投了信任票，但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中央委员仍然大有人在，据透露，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央委员对此项决议投了反对票。
　　徐：可否说十中全会的决议之所以得到通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采取了压服方法的结果？党内外和社会上的反应如何？
　　刘：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这样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未能做到说服全党，而是把政策的调整变化强加给全党。这种情况从合法的工会——全波工协，和非法的工会——团结工会的不同反应中就可以看到。两者的反应截然不同，前者反对，后者欢迎，态度对立，泾渭分明。
　　1989年1月26日，全波工协在华沙召开理事会，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公开表示不满。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置工协于既成事实面前，工协对这项决定引起的后果将不承担责任。全波工协主席苗多维奇说他自己好像“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现在人家对我说，你可以走开了”。工协的干部说，“我们受骗了”。显然，十中全会的决议不仅使全波工协主席苗多维奇本人，而且使全波工协的许多基层骨干产生了一种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落感。
　　与全波工协相反，七年来一直处于非法地位的、从事地下活动的团结工会，对十中全会的立场表示满意和欢迎，并开出了自己的要价。瓦文萨高兴地表示要利用机会，他对记者说，“对方伸出了手，我们也应伸出手来回答。我们注定要达成谅解。和睦能促进建设，不和则导致破坏。我们必须仍然是自由和自治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如果这一切是可能的话，那么妥协当然也是可能的”。“政治多元化现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我们希望1989年的波兰人将更聪明，将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 [13]第13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3)  全波工协和团结工会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表示的两种对立的态度和看法，可以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以及波兰社会两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集中表现。
　　这时期的瓦文萨，曾于9月11日主持了团结工会领导层40余人的会议，这是团结工会自军管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公开会议，会议公报说，如果允许团结工会合法化，团结工会将帮助政府实施其经济改革计划，“我们等待当局公开明确表示是否愿意为团结工会合法化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瓦文萨还借助与基什查克会晤获得的政治资本，劝说卡托维兹“七月宣言”煤矿和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等地的罢工工人结束罢工。瓦文萨对波兰工人党采取了又帮又压的做法。
　　徐：美国和苏联一向关注波兰形势和干预波兰内部事务。他们对七中全会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决意同团结工会妥协这一重大的政策变化的反应怎样？
　　刘：对基什查克与瓦文萨会晤，美国和苏联反应迅速。似乎可以说，此时的美国已经喜上眉梢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鼓励波兰“走对话和全国和解的道路”，现在波兰“向前迈出了值得欢迎的重大一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东欧任何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波兰这样的事情。共产党始终单独地控制着政治进程。一旦团结工会得到正式承认，共产党就会在波兰失去对政权的垄断。长期以来，政治学家们一直想知道，摆脱共产党独家统治的政治演变会以何种形式出现，现在我们目睹了波兰的实例”。
　　此时的苏联也已改变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团结工会性质和波兰统一工人党路线的看法。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布什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波兰的独立工会“不是异端”，“参加了团结工会的人如今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要去发挥”。苏联“正密切地注视波兰的情况，但是，是作为学生，而不是先生”。布什林的这段话，既肯定，又温和，又谦虚。他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曾对记者说：当局同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独一无二的做法，他使我们党成为起先锋作用的党。我们正在开创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988年10月底我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同我讨论了波兰和苏联的政治形势。在这个正在进行的重大变革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
　　徐：您刚才讲到，从波兰工人党八中全会后，圆桌会议的筹备工作就开始了。内务部长基什查克负责同瓦文萨会晤，但经过了四次谈判，都不能确立圆桌会议开会时间，双方谈判搁浅。这里面具体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
　　刘：为了筹备圆桌会议，1988年8月3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同瓦文萨举行第一次会晤，此后又举行过三次会晤，参加者还有波兰罗马天主教大主教董布罗夫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乔塞克等人。第一次会晤后，波兰通讯社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公报，说会晤“讨论了组织一次圆桌会议的前提和方式”。教会也发表了一份公报，说“与会者宣布，凡会晤涉及的关于工会运动问题，都将在圆桌会议上予以讨论，不存在任何禁忌的问题”。此后的三次会晤，双方就圆桌会议的议程和参加者等重大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瓦文萨以何种身份参加圆桌会议，是反对派中的知名人士，还是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坚持，只有承认他是团结工会领导人，他才坐下来同当局会谈。第二，圆桌会议是否把团结工会合法化列入议事日程？瓦文萨坚持，必须讨论和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否则“将把罢工坚持到底”。第三，团结工会的主要顾问库龙和米赫尼克能否参加圆桌会议？当局认为他们两人不属于建设性的反对派，不能参加。瓦文萨坚持，他们两人是团结工会的代表，当局无权干涉团结工会方面推荐什么人参加圆桌会议。在这些争议问题上，当局一一做出让步，遇到的困难也因之迎刃而解。
[14]第14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4)  但应该说圆桌会议之所以不能按最初的计划于1988年10月15日举行，其原因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内部思想不统一，认识不一致；二是全波工协反对团结工会合法化。前面已经说过，为了扫清道路，波兰工人党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从七中全会直至十中全会，使用了从说服到压服的办法，走向圆桌会议的道路方始畅通无阻了。
　　徐：波兰政治舞台上在朝和在野两大势力的代表举行的圆桌会议在1989年2月6日拉开了帷幕。他们围坐在一个庞大的圆桌周围，商讨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这在现代波兰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请您详细谈谈这次会议的情况。
　　刘：圆桌会议的参加者有正式代表57人，其中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外，还有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代表——大主教社会会议的成员，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盟友——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全波工协的代表，其他世俗宗教团体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工会方面的代表大约占35%左右。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基什查克首先发言，他提出了圆桌会议的任务以及会议进行的方式和方法。他指出，圆桌会议要达成一项新的社会协议，其基本点应包括：第一，勾画出波兰国家和政治生活的模式、结构及其职能原则。举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使新的议会具有更深刻的多元化性质。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它既规定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又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不受损害。第二，寻找出一种能有效地保证实现改革的经济秩序模式。第三，实行工会多元化。基什查克建议成立三个工作组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三个工作组是：政治改革工作组，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作组，工会多元化问题工作组。
　　基什查克还对圆桌会议的国际背景和影响作了分析和阐述。他说：“国际形势的顺利发展也为波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波兰改革的‘工龄’相对比较长，以及改革的大胆进展，客观上使波兰成为‘试验田’，成为席卷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改革的实际验证地。这赋予我们双倍的责任。我们可能以和解的成功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革新趋势。反之，我们的不成功也会削弱这种趋势，会证明社会主义中的多元化只能意味着打斗，甚至是灾难。”
　　瓦文萨也讲了话。他首先表示团结工会方面“接受基什查克提出的计划和组织方面的所有建议”，接着他强调，“必须使波兰摆脱瘫痪状态，把波兰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而这一切又“必须从恢复团结工会开始”。瓦文萨也讲到了波兰的经济灾难和改革计划，以及国家改革的方向。他指出，国家改革的方向只有一个，即必须走向民主制度、法治、民族主权和公民自由。
　　圆桌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即转入分组会议。政治改革工作组，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雷伊科夫斯基和团结工会高级顾问盖莱梅克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专家36人参加，前后举行了9次会议。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作组，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巴卡和大主教社会会议成员切恰科夫斯基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专家40人参加，前后举行了13次会议。工会多元化问题工作组，由全波工协成员索斯诺夫斯基、团结工会高级顾问马佐维耶茨基（此人后来成为团结工会执政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和政府青年部长克瓦希涅夫斯基（此人后来成为波兰社民党主席，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为波兰总统）共同主持，有各界代表和专家33人参加，前后举行了10次会议。在三个工作组下面又设10个问题小组，总共参加圆桌会议工作组会议的人员为109人。就这样，从2月6日开始，波兰的政治生活就围绕着圆桌会议的一连串大大小小马拉松式的会议旋转起来了。 [15]第15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5)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的会内和会外的讨价还价，圆桌会议终于在4月5日宣告结束。圆桌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三个文件：一、关于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三、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的立场。根据这三个文件，非法活动7年之久的团结工会，将通过重新登记注册的方式，获得合法的地位。波兰国家的政治体制将实行议会民主，增设参议院，并由总统制取代国务委员会制。波兰将继续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为了实施圆桌会议的协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在圆桌会议结束前夕，即3月3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十一中全会，对圆桌会议“在主要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表示赞成，同时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目标是建设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议会民主的国家”。圆桌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4月7日，波兰议会立即通过了六项法案，使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法律化。接着，4月17日，华沙法院完成了团结工会重新登记注册手续，团结工会实现了重新合法化。
　　在团结工会获得合法地位后的第一天，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和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人们印象中的圆桌会议的倡导者和设计师，接见圆桌会议的主要对手瓦文萨以及根据圆桌会议决定成立的协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这次接见把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称之为“历史性的大妥协”形成的民族和解气氛推向高潮。拉科夫斯基总理评价雅鲁泽尔斯基同瓦文萨的会见说，“这是圆桌会议的结果，也是和解的结果。如果伙伴们都肯承担义务，放弃暴力行为，放弃毫无根据的不现实的要求，那么我们将共同谱写人民波兰的新篇章”。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领导的心目中，通过圆桌会议，长期从事非法的地下活动的对手正在成为“谱写新篇章”的合作伙伴。这使多年来一直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风雨同舟的全波工协的处境十分尴尬。全波工协难于理解和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变化，从而在行动上拉开了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距离。
　　徐：圆桌会议后，1989年4月和5月，波兰进入了议会选举运动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与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有关社团组成执政联盟，同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双方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较量，结果是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这对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来说，是预料之中还是意外？波兰统一工人党掌握着执政资源，为什么不能确保有利的选举结果？
　　刘：根据圆桌会议协议，议会众议院仍然保持传统的460个席位，新设立的参议院为100个席位。对众议院的460个席位，实行部分按比例分配和部分自由选举的原则，即65%的席位（299席）划归执政联盟，并按比例分配给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和其他社团；余下的35%的席位（161席）由执政联盟各党派同团结工会反对派一道进行自由竞选。对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全部实行自由竞选。换言之，这次议会大选在事先确保执政联盟在议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同时，给予了团结工会反对派同执政联盟各党派一起参与竞选众议院161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的机会。圆桌会议的倡导者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采纳了同其他政治力量进行竞争的原则，有意识地在议会中放弃了占据半数以上的多数席位，主动地让出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取得的一项“成就”。
[16]第16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6)  徐：是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圆桌会议的协议已经把团结工会“纳入”制度的轨道，希望此次选举运动能在竞争的而不是对抗的平和气氛中进行，才会有主动放弃席位的举措？
　　刘：他们的愿望应该说是这样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大选在波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希望对议会进行的“更新和改革，其目的是维护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有人说，圆桌会议给团结工会这匹“野马套上了一个笼头”，可实际情况却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团结工会已经成为“脱缰的野马”。它一反历年来不断号召抵制选举投票的态度，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投入了此次选举运动。
　　4月8日，瓦文萨将他领导的公民委员会改名为团结公民委员会，作为团结工会反对派筹备、协调和领导选举运动的机构。4月23日，团结公民委员会通过了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共26条，内容十分广泛。纲领宣布，团结工会的目的，是争取“民族主权和国家独立，整顿共和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利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活动”。所谓“整顿共和国”主要是：一、在宪法中删除对任何政党（实指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导和领导作用的承认；二、军队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某个政党服务；三、结社自由，实行工会多元化和协会多元化以及建立政党的自由；四、法院独立于政治和行政机构，彻底修改刑法和民法；五、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国家对电台、电视台的垄断；六、取消任命制；七、改变所有制关系，改变经济结构和管理机构。很明显，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和公开主张“通过演变和利用议会来改变现行国家管理体制”。
　　5月1日，官方决定在华沙只举行节日的庆祝会而不组织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团结工会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组织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游行后则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介绍团结公民委员会提出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候选人。这次游行和集会，既是合法后团结工会一次力量的显示，也是团结工会参加选举运动的一次动员。群众呼喊着“我们要选举议员，不要选举蠢驴！”“我们要莱赫（瓦文萨的名字），不要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名字）！”的口号。
　　官方一再对团结工会反对派把对抗因素引入选举运动提出批评，指责反对派“自高自大”，“否定一切”；企图“代表整个社会”；“恶毒煽动”和“攻击”执政联盟及其候选人。拉科夫斯基惊呼，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待选举的态度，并诘问，哪一种更道德？！圆桌会议达成的君子协议——选举运动应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徐：据悉，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也插手选举运动，在宣传上和物质上支持和帮助反对派进行竞选。波兰当局对此是什么态度？
　　刘：这是使波兰当局最难于容忍的行为。对这种“损害波兰主权的行为”，波兰政府新闻局曾发表声明予以揭露。针对有人接受外国金钱的事实，新闻局在声明中回顾波兰的历史教训说，过去在波兰国家行将进入衰落时期时，常常发生过外强用金钱收买政治盟友的事例，而今天则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些拿了外国金钱并成为外国债务人的议员，能代表波兰选民的利益吗？《人民论坛报》也著文提醒选民，要注意把选票投给什么样的波兰，是投给波兰人的波兰，还是投给美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的波兰？ [17]第17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7)  1989年6月4日，波兰议会选举进行第一轮投票。团结工会一方提出的161名众议员候选人中已有160人当选，100名参议员候选人中已有92人当选。执政联盟一方提出的候选人纷纷落选。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表明，团结工会已经大获全胜，执政联盟惨遭失败。
　　执政联盟陷入困境。特别出人意料的是列入全国性众议员候选人名单中的35人，竟有33人落选。在落选者的行列中，有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中央书记巴卡，乔塞克，契莱克，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民主党主席尤季维亚克等。原以为他们是当今波兰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当选是天经地义的，没想到他们居然在投票箱前碰壁了。怎么办？落选的这些人物能否继续作为候选人参加第二轮选举？在这个问题上执政联盟不得不求助于团结工会了。经过“艰难的谈判”，瓦文萨方面表示同意落选的拉科夫斯基等人参加第二次竞选，但当事人出于威望、荣誉等考虑，均宣布退出竞选。最后，执政联盟又推荐出新的候选人，列入全国性名单，取代已落选的拉科夫斯基等33人。
　　6月18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尚空缺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席位几乎全部由执政联盟派的候选人去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工会并没有采取静观的态度，而是号召他的选民们去参加投票，并支持最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成就。显然，团结工会已经开始在执政联盟派中物色自己在未来议会斗争中的同盟者了。
　　由于第二轮投票具有补缺的性质，竞选活动是低调的。结果是：在众议院，执政联盟派补足了按比例分得的席位，团结工会又夺去了允许他竞选的余下的1席。在参议院，团结工会又轻取7席，只余下1席为执政联盟派中的一位无党派人士所争得。
　　徐：那么经过两轮投票，团结工会声威大震，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却处境尴尬。在众议院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力量对比表面上旗鼓相当，而在参议院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却无一席之地，形成了团结工会一家独揽的局面。这样的选举结果肯定是出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意料。
　　刘：是这样的。面对如此的议会选举进程和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是回天无力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议会中的绝对优势，今后只有密切执政联盟的内部关系，才有可能维系多数的地位。但执政联盟是牢不可破的吗？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选举的结果确实使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深感意外。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召开圆桌会议和倡导议会民主会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会动员至少80%以上的选民来参加投票，但事实表明，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并未因实行议会民主而改变，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仅占选民总数的62%，低于上届议会大选的投票率（78%）。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列入全国性名单中的35人是众望所归、万无一失的，想不到他们竟纷纷落马、威信扫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团结工会不可能争得多数选民的信任，不可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自由竞选的席位中夺得太多的席位，想不到团结工会却一举夺得了允许它自由竞选的几乎全部席位（只差参议院1席）。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原以为会有多数选民支持执政联盟，想不到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支持团结工会的约占70%，而支持执政联盟的仅为30%。力量对比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始料所不及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执政资源，过低地估计了对手的 能量。
[18]第18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8)  这次选举，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进行的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较量。大选后首先提到议事日程的是，由谁来担任波兰国家的总统？由谁来担任波兰政府的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的失利给如何分配各党派在国家和政府中的权力和席位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幕。此时议会大厅中的政治天平已经开始摇摆，失去了昔日的平衡。
　　徐：看来出人意料的议会大选的结果，打乱了圆桌会议设定的政治格局。新选出的众参两院本应在一个月内举行联席会议即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但国民大会并未如期召开，原因是有关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的默契遭到质疑。请问，这种危机局面持续了多久，又是怎样解决的？
　　刘：当时的波兰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在圆桌会议之前，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握有主动权，那么在议会大选后，这种主动权则立即削弱和逐步丧失殆尽。
　　受到选举胜利鼓舞的团结工会得陇望蜀，试图染指总统宝座。反之，雅鲁泽尔斯基则陷于困境。他在团结工会一些人反对的声浪中，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三中全会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同时推荐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为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问题立即变得复杂起来。
　　在此扑朔迷离的时刻，波兰罗马天主教会说话了。在波兰朝野两大势力长期较量的过程中，教会貌似中立，实则站在团结工会一边。但这一次主教团却公开强调，总统候选人问题“是同波兰国内和平与安定联系在一起的”，并劝说团结工会要遵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把雅鲁泽尔斯基当作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主教团之所以采取明确支持雅鲁泽尔斯基的立场，自有其深谋远虑。他们是担心波兰国内发生混乱，从而影响团结工会和平夺权的进程。
　　也恰于此时，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布什前来波兰访问，支持波兰走“民主变革之路”。布什公开赞扬雅鲁泽尔斯基的“智慧和勇气”，肯定他“站在波兰改革者的前列”，“在东欧改革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强调“波兰的行动超出了所有的预料，因此受到我们的尊重”。布什还敦促瓦文萨发表一份可能促使雅鲁泽尔斯基重新参加总统竞选的声明。布什之所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同波兰天主教主教团的考虑如出一辙，目的是平息风波，稳住局势，推动波兰进一步的变化，避免在东欧地平线上业已出现的“和平演变”的势头因一招不慎而夭折。
　　送走布什后三天，波兰总统候选人问题迅即明朗化。瓦文萨发表声明，表示“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允许执政联盟以外的任何人参加竞选。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不参加竞选，同时准备同意雅鲁泽尔斯基当总统。有了瓦文萨的声明，团结工会的众、参议员不再坚持提名瓦文萨，雅鲁泽尔斯基也随即收回不竞选的决定。7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仅以一票之多勉强当选。
　　雅鲁泽尔斯基当选总统后，随即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三中全会的续会上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他的自我设计是，做一位“全民的和解的总统”，建立一个既能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又能吸收一定比例的反对派参加的“大联合”政府，大家一起承担责任，一起管理国家。 [19]第19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9)  徐：雅鲁泽尔斯基关于建立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主体的“大联合”政府的愿望能顺利地实现吗？圆桌会议的设计者又怎样自圆其说呢？
　　刘：8月2日，众议院根据雅鲁泽尔斯基的推荐，任命基什查克将军为总理，授权组织政府。这项任命当即遭到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的反对。瓦文萨也明确表示，“过去我赞成基什查克将军当总统候选人，现在我反对他当总理候选人”。瓦文萨还提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由团结工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结成朕盟，组建一个不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他还声称“将为此而努力”。瓦文萨的这一声明，标志着一场争夺政权的最后决战打响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方面谴责瓦文萨违反圆桌会议协议，践踏议会民主原则，急于夺取政权。团结工会方面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企图维护一党执政的政治垄断，声称“一定要摈弃和打破”这种制度。双方争夺急剧升温，波兰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势力迅即分化和改组。原执政联盟中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动向，一时间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他们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波兰统一工人党竭力维持执政联盟的团结，团结工会竭力制造执政联盟的分裂。瓦文萨以封官许愿为手段，加紧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
　　8月14日，基什查克被迫声明将放弃组阁的努力，并建议由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出任总理，试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执政联盟。对此，马利诺夫斯基本人不置可否；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态度暧昧不明；团结工会则根本不予理睬。团结工会开始坚持7月初由米赫尼克提出口号：“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矢志夺取总理大权。
　　在此期间，波兰天主教会首席红衣大主教格莱姆普出面斡旋，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双方举行紧急的秘密谈判，商讨团结工会组阁条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地位问题。经过紧张的幕后商议，瓦文萨降低要价。8月16日，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发表声明，建议组成以瓦文萨为总理的、以团结工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责任政府。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立即把波兰统一工人党抛在一边，公开转向，分别声明响应和支持团结工会公民议员团的建议。
　　徐：这可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终于瓦解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圆桌会议上精心设计的议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中沦为少数派。
　　刘：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不得不提名马佐维耶茨基（瓦文萨的首席顾问、团结工会刊物《团结周刊》主编）出任新总理。24日，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马佐维耶茨基的总理任命。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总理组阁成功，一个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以团结工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联盟为基础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参加的“广泛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团结工会坚持的“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一口号付诸实现。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执政的工人党和共产党向政治反对派和平让权的第一例。
[20]第20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0)  在这个“广泛联合政府”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掌国防、内务、外贸和交通四个部门。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位第一书记、前总理拉科夫斯基自圆其说地强辩，“广泛联合政府”的出现，是什么“建立大联合政府的愿望正在开始实现”。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个“广泛联合政府”形式上有四个党派的广泛参与，实质上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张的“大联合政府”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领导地位，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团结工会为总理的政府中沦为一个徒有虚名的小伙伴。
　　徐：在8月19日，也就是总统提名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候选人的那一天，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四中全会，讨论和确定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成立团结工会政府的立场和参加团结工会政府的条件。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可以。8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四中全会，在会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声明，表示愿意同团结工会进行“伙伴式的合作”，决定有条件地参加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新政府。条件是：第一，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新政府中的地位必须同它在国家中的“政治实力和行政实力相符合”；第二，“新政府的纲领和政治结构”必须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共同商定。同时还指名地批评昔日的盟友——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说他们撕毁了合作协议，破坏了原有的联盟关系，走上了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抗的道路”。十四中全会说的这些话，与其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仍握有不可小看的“实力”，莫如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已衰变为强弩之末了。
　　然而，人们也不难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实力”始终处于团结工会及其政府的视野之中。自我声称“我绝不会同意成为一名傀儡总理”的马佐维耶茨基，一方面再三强调不能把波兰统一工人党推向反对派的地位，一方面按照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大刀阔斧地“整顿共和国”，迅速地无阻碍地实现了修改宪法，更改国名、国徽和国庆日，删除了原宪法规定的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同苏联关系等条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消除了波兰社会主义的一切特征。通过了新的《政党法》，规定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军警部门中取消政党组织和禁止政党活动，并据此改组国防部和内务部，实行军队和警察的“国家化”和“非政治化”，改组国防委员会，从波兰统一工人党手中接管了军警大权。改组了司法机构，确保司法独立。进行地方选举，使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地方官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落选。从中央到地方，团结工会全面地接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权力。被架空了的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迫于形势，采取了“不干预政府工作”的姿态，或沉默无言，或说了一个“不”字，也根本无人理睬。
　　徐：从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到圆桌会议，到议会大选，到总统选举，到团结工会派政府的组成，在短短的不到十个月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众多的变化，此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21]第21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1)  刘：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观愿望破灭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精心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一次又一次地被严酷的现实作了彻底的无情的修改。党内上上下下一片混乱。领导层内部争论不休，跨地区的“横向结构”（地区间的大串联）应运而生，党员群众迷失了政治方向纷纷退党。党中央领导指责和抱怨党员群众“涣散”和“懒惰”，党员群众批评党中央政策失误，说“圆桌会议协议给党编织了一个送葬的花圈”。波兰统一工人党走向分裂，走向瓦解，走向衰败。
　　19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29日通过了《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议》。40余年一直居于执政地位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复存在。随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转换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代表表示赞成。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众议院拥有173议席，该党的议员团发生分裂。有100余位众议员宣布不参加新党，只有少数众议员加入社民党。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团结工会派政府中有四位部长，是参政党。这四位部长均未加入社民党。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也未加入社民党。社民党成为在野党。
　　战后波兰的历史翻过了人民波兰这一页。波兰统一工人党退出历史舞台；团结工会取得执政地位，掌握了政权；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树起一面新的旗帜，试图在困境中另辟蹊径。
　　徐：有观点认为，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苏联强加的，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答案。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波兰，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的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人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非偶然。第一，这同19世纪下半叶波兰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密切相关。第二，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密切相关。第三，苏联胜利进军柏林，解放波兰，深入欧洲腹地，则为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和国际保障。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本的内在因素。苏军的胜利，毫无疑问，则是重要的起着关键作用的外部因素，他促使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变化水到渠成。我认为，这后一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徐：是什么原因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丧失和波兰社会主义的挫折？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丧失执政地位是怎样反思的？您对此怎么看？
　　刘：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位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22]第22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2)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执政过程中“抄袭别人的做法”，“削弱和破坏了同群众的联系”。
　　“社会对执政方法的缺陷，对生活条件感到不满，对当局许多不兑现的诺言感到失望”。
　　波兰统一工人党自身则由于“多年执政的舒适生活，已变得懒惰，面对反对派的好斗性，却对政治斗争感到生疏，懒于决斗”。
　　波兰统一工人党背上有着沉重的甩不掉的历史包袱，像“背着石头上山”一样，已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我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这些论断，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失败及其教训的自我认识和概括。
　　雅鲁泽尔斯基在谈及波兰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说，波兰在80年代初实施战时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战时状态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过分地安于乐观的评估了”，是“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自己，是自己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给蒙蔽了。可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人民群众对局势的看法和想法跟波兰统一工人党不一样”。
　　我觉得雅鲁泽尔斯基的这些话颇有分量和深刻。执政者的失策，就在于主观主义地自我沉溺于周围的一片赞美声中。主观唯心主义是执政者之大敌。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是执政者的致命伤。
　　徐：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历史发展和1989年剧变的过程，透析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剧变过程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白，请您谈谈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
　　刘：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题目，需要我们不断地探讨和研究。在这里我讲讲个人的粗浅看法。可以说，波兰乃至东欧其他国家的剧变，是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以及宗教和民族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执政党自身的蜕变，起着不可忽视的关键性的作用，留下了历史的惨痛教训和发人深省的启示：
　　首先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怎样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关系国运兴衰、人民福祉的根本问题。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民族特点、经济发展等实际状况，选择与国情相适合的道路，切不可照抄别人的模式。别国模式，可资借鉴，不可照搬。
　　波兰的实践表明，他们接受苏联模式，在经济建设上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比例失调，而长期的高积累和低消费，也与工业化的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背道而驰。他们接受苏联超越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过早地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使人民失去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 [23]第23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3)  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清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波兰试图走改革之路。但他们又陷入了追随苏联的窠臼，依然是犯了照抄别人的错误，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改革的大方向错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要不断地理顺民心。执政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选择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没有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体贴群众的冷暖，反映群众的意愿。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
　　波兰的实践表明，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党群关系，究其原因是：（1）他们的某些对内政策脱离国情，脱离实际，未能处理好发展经济同改善人民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做法，或超越群众的承受能力，或向群众转嫁困难，常常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2）他们的理论脱离实际，他们的承诺不能兑现，他们夸大成绩，掩饰缺点，不能在实践中及时解决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问题，常常失信于民。（3）他们的对外政策，受华约集团和“大家庭”的约束，唯苏联之马首是瞻，缺少独立性，常常损伤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他们有失于体察民情不深，了解民意不准，争取民心不力。长此以往，在群众中滋生一种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信任的情绪，埋下了混乱和动乱的隐患。一有风吹草动，加上反对派和西方宣传的蛊惑，就可能发生信任危机，出现难于收拾的局面。
　　徐：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团结工会”十年较量，说到底就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搏斗。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没能打胜这一仗。中国古训有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民心的向背，是执政党命运之所系，必须始终密切关注，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刘：就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第三，要警惕经济滑坡。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弱小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波兰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顺利时，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当经济失衡和滑坡，甚而发生危机时，社会动乱的爆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波兰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十二月事件”，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均是典型事例。可以说，经济滑坡是动乱之源。自然，波兰的经济，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伤害了整体发展的机体，未能在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致使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第四，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与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相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国际舞台上，要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形象，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24]第24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4)  波兰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在与苏联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国小党的不利地位，这种相互关系的性质是不平等的。当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侵害时，敢于顶一顶和争一争的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就有威望，得民心，否则，就会威望扫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帜，如果执政的工人党不能高高举起，势必落入政治反对派的手中，成为政治反对派同执政党争夺群众和动摇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有力工具。这种情况在波兰的表现尤为突出。波兰的“十月事件”是正面例证，而“卡汀事件”则是反面教材。
　　第五，要牢牢抓住党的自身建设。国家兴亡，关键在党。这是波兰剧变提供给人们一条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综观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剧变的历程，可以说无一例外的是：变化，始于党内。
　　如何看待波兰等东欧国家执政党的变化，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有一段切中时弊，切中要害的谈话，他从正面论述中告诫东欧党，不能丢掉、不能放弃我们制度的优势。邓小平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强调两点，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民主集中制。总之“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1989年11月，邓小平又说：“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
　　波兰的实践表明，他们恰恰是从党的领导层开始，主动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主动抛弃民主集中制。他们在抛弃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种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会导致何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要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不动摇，这个党也就不动摇。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立党为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个信仰不动摇，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不断地提高执政和领导水平，不断地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这就是我们在认识和吸取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中，应该得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结论。
　　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不再灵验了？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失去了科学性。您现在是怎样认识这一原理的？ [25]第25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25)  刘：毋庸讳言，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继丧失政权的时候，确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认为它不再灵验了。但我认为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看。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不能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生动摇，以至全盘否定。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可以说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在整整7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到发展，从发展到挫折的曲折的过程。这期间社会主义也有过自己的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亚洲乃至拉丁美洲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时期。那个时候，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但后来，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黯然失色，甚至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产生怀疑，动摇。反之，反社会主义势力却一时间弹冠相庆，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和消亡，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失灵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关键时刻，在反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谬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站稳了脚跟，没有迷失方向。我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回答了时代的挑战，回答了人们提出问题。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未失灵，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容否认的，也是否认不了的。
　　确实，必须承认社会主义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挫折面前，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我们既要反对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能丧失理想和信念，又要反对盲目乐观的情绪，不能忽视存在的危险。同时我们还要检讨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挫折是坏事，但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它使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更深刻了，更切合实际了。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过去认识和实践。我认为，我们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在说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这种代替，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会一劳永逸。这种代替，其过程必将是漫长的、曲折的、不平坦的，走弯路和反复将不可避免。邓小平曾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太不完善了，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了，没有真正地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要共产党执掌了政权，江山就会永不变色，社会主义就会彻底取代资本主义。现在的事实证明，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实践，是不全面和不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患了一种急性病，我们急于求成，并把一种善良的愿望当作历史的真实，但事实的发展变化却是另一个样子。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实在了，更实际了。也就能真正脚踏实地、沉着勇敢地去迎接历史的挑战。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确是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的挫折，但这种挫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消亡和失败。世界上相信社会主义并为之而奋斗的大有人在。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
　　徐：您谈得非常精彩，分析得很深刻，非常感谢您能接受采访。
[26]第26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  南斯拉夫
　　主权一分为六
　　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
　　徐鹏堂（以下简称“徐”）：温大使，您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震惊了世界。2006年5月21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的黑山共和国就黑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超过55%的选民投票赞成独立，6月1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承认黑山共和国。至此，南斯拉夫一分为六，彻底消亡。从南共盟执政失败，到黑山独立，南斯拉夫解体，又一个欧洲大国瓦解。1990年至1995年，在您任驻南斯拉夫使馆任政务参赞期间，亲历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请根据您几次到南斯拉夫工作的感受，谈谈当时的情况。
　　温西贵（以下简称“温”）：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贝尔格莱德工作过8年。那时的南斯拉夫留给我一片兴旺繁荣的印象。但在1980年铁托总统逝世后不久，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1982年11月，当我再次到驻南使馆工作时，一下飞机就遇到了缺电问题。我和接我的同志是在傍晚到使馆的，照理街上早就应该灯火通明，然而眼前看到的却是四周一片昏暗，只有住户的窗口闪烁着微弱的烛光。贝尔格莱德11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按往常习惯，暖气早就开放，但我到宿舍后，感到的却是一片冰冷。同志们给我解释说，近一段时期以来，南斯拉夫电力严重不足，贝尔格莱德市政府只好将各区轮流停电，使馆也不例外，所以即使我们有自己的柴油取暖设备，因为没有电也就不能启动。接着，我知道了原来丰富充裕的贝尔格莱德市场上经常没有食用油、食糖、咖啡、肥皂、洗衣粉可卖，贝尔格莱德市政府不得不为驻南使团指定一些商店作为特供店。
　　居民生活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毕竟有较多的民主和自由。人们开始在会上会下、电视报刊议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的原因。随着讨论的深入，南斯拉夫实行的社会所有制、社会协商计划、工人委员会等一些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受到置疑，各方对如何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也提出诸多建议。由于利益的不同，联邦和共和国之间以及共和国和共和国之间意见发生分歧。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分歧和矛盾从南斯拉夫领导层内部发展到在媒体上公开争论：南斯拉夫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要不要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这些问题早在知识界广泛酝酿。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影响下，南斯拉夫人不断提出作为国家引导力量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如何发挥作用，南斯拉夫作为联邦国家今后将向何处去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共盟决定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27]第27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  徐：南共盟非常十四大在南斯拉夫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从此再没有开过全南共盟大会，而且会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开始解体并揭开了南斯拉夫国家全面分裂的序幕。您能否谈谈会上各派力量交锋的情况及结果？
　　温：1990年1月20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萨瓦中心”正式开幕。在会议筹备期间，南共盟中央曾拟按以往惯例，邀请外国党参加。后来，可能考虑到会上将发生争吵，会议进行不会那么顺利，又撤销了邀请。会上首先由南共盟主席潘切夫斯基作题为《南斯拉夫共盟和社会改革》的主旨报告。
　　潘切夫斯基在报告中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迄今的发展阶段正在结束。由于自身的矛盾和弱点，这种社会主义已不再有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南斯拉夫应该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同时潘切夫斯基又认为，不能把现存社会主义的严重弱点和扭曲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更不能把资本主义宣布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顶峰，从而形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教条。社会主义及其思想日益成为整个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社会。从长远看，它会成为更美好、更进步的社会。
　　潘切夫斯基还分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他说，当前社会主义世界遇到十分严重的危机和社会动乱，“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发生了危机，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的危机。因为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典型的国家经济，权利严重异化，对人民实行镇压，国家权力无限，党指挥一切，极不尊重人和民族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潘切夫斯基还强调，南斯拉夫不应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就从社会主义退却，而应该把它作为动力，推动自己去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开辟新前景。
　　接着，潘切夫斯基谈到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革目标。他表示，南斯拉夫将通过新的政治体制更完整、更有效地体现人的权利和自由。南斯拉夫将实行政治多元化，允许自由结社、集会和罢工，但不能接受把政治多元化的实质和形式仅仅归纳为古典的多党制。南斯拉夫的政治多元化应当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联邦制以及保护人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同时潘切夫斯基还说，共盟作为先锋队和垄断政治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共盟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实行自由选举，为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潘切夫斯基的这些讲话实际上已经表明，南斯拉夫将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潘切夫斯基在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共盟要在南斯拉夫实行法治，司法非政治化，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平等，等等。
　　潘切夫斯基强调，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革需要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和高效的共盟。要改造共盟，使之能适应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元政治体制，而不是退出政治舞台。南共盟反对任何政党，包括共盟自己的垄断。潘切夫斯基承认共盟内在对待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也有很大分歧，但认为，南共盟应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和活动，它内部的组织有义务执行全南共盟以民主方式通过的决议。
[28]第28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3)  潘切夫斯基报告结束后，大会进行讨论。代表们意见相左，阵线分明。斯洛文尼亚代表主张实行多党制，反对共盟一家垄断，要求共盟更加松散化，把南共盟变为“独立的各共和国共盟组织之联盟”，取消党内民主集中制，实行协商一致原则或民主统一原则。斯洛文尼亚共盟还认为，共盟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应当更改党名，制订新的党纲党章。克罗地亚共盟支持斯洛文尼亚共盟立场。与之相对的，塞尔维亚共盟则主张坚持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要求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党的统一和党在社会中的指导作用。
　　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上，塞尔维亚方面对大会文件提出的修正案多数被采纳，而斯洛文尼亚方面提出的修正案一一被否决。于是斯洛文尼亚共盟主席里比契奇宣布斯洛文尼亚共盟代表团退出大会。之后，克罗地亚共盟主席拉昌向大会表示，由于斯洛文尼亚代表退出，南共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已不具全南性质，建议休会，如坚持继续开会，克罗地亚代表将不参加对决议的表决。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米洛舍维奇上台讲话说，会议不应该停止，而应当继续通过有关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大会主席团和南共盟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这个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多钟。最后，南共盟主席团主席潘切夫斯基建议，在非常十四大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再通过大会文件草案，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但会期另定，与会代表多数赞同这一建议。南共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不欢而散。
　　徐：这种不欢而散的结果必然导致更为激烈的行为发生。非常代表大会之后，南共盟及南斯拉夫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
　　温：非常代表大会不久，斯洛文尼亚共盟中央声称，十四大以前的南共盟已不复存在。今后斯洛文尼亚共盟将作为独立组织活动，只同南共盟保持“合作”关系。2月4日，斯洛文尼亚共盟代表大会正式将斯洛文尼亚共盟更名为“斯共盟—民主复兴党”，宣布它是独立的政治组织，不再对南共盟承担义务。以后，该党又改名为“斯共盟—民主改革党”。塞尔维亚共盟谴责斯洛文尼亚共盟的分裂行为，也批评克罗地亚共盟对斯洛文尼亚共盟的纵容，认为是十四大会议的中断削弱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改革的进行，所以致力于召开十四大续会。
　　3月30日，十四大后的首次南共盟中央全会召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委员未出席会议，马其顿共盟也只有3名代表参加，与会人数总共87人，不足110人的有效多数。会上，塞尔维亚共盟代表和南共盟主席团主席潘切夫斯基强调这是中央例会，要求委员们对是否召开十四大续会表态，并就续会日期作出决定。波黑和马其顿代表认为，这违背了会前的协议精神，为表抗议而中途退场。塞尔维亚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两自治省以及南人民军共盟组织的代表，最后以工作磋商会议出席者名义发表了致全体盟员的公开信，信中未再坚持召开十四大续会，而是吁请全体盟员就是召开十四大续会还是成立新党以及召开新党代表大会发表意见。 [29]第29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4)  这次会议之后，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共盟也相继进行了类似斯洛文尼亚共盟的更名。4月19日，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决定取消政府内的共盟组织。
　　1990年5月26日，南共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中央拒绝与会。克罗地亚有22名，马其顿有18名代表自愿参加，出席率仅为65.5％。这次会议承认，南共盟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它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多党制大选中已经失利，共盟不能对出现的问题作出回答反而陷入了内部纷争和对立，其威信和地位在不断下降。会议认为，面对不断出现的右倾、保守、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潮，共盟应团结一切左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同分裂国家的势力进行斗争，应是为民主社会主义和联邦制而斗争的现代化政党。会议强调南共盟各部分应平等、自主，并通过民主统一这一原则实现民主化，各共盟有权制订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应通过协商一致就南共盟纲领、章程以及组建组织机构的方式和民族平等问题作出决定。会议发表了声明，解散了南共盟中央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和章程委员会，并决定于当年9月29日召开“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会议于当天闭幕。
　　这次会议的立场虽然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盟作出了让步，但从此也再没有开过全南共盟大会。会后不久的6月7日，就连最坚持南共盟统一的塞尔维亚共盟也同该共和国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合并，改组成了塞尔维亚社会党。另外，黑山共盟改组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波黑共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最终，一个南共盟分为六个共产党政党。尽管1990年11月19日，有一批南斯拉夫老革命、老领导人又在贝尔格莱德“萨瓦中心”开会，成立了“南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并宣称自己是“南共盟和反法西斯战争、南斯拉夫革命及其成果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依然是奋斗目标。但终究影响有限，没过两年就销声匿迹了。
　　正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解体揭开了南斯拉夫国家全面分裂的序幕。
　　徐：在围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如何组织进行争论的同时，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也自然摆上议程。当时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如何展开争论的？结果怎么样？
　　温：1990年2月，南联邦主席团向议会提交“关于制定新宪法建议的基本原则”，从而开始了南联邦第四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基本原则”认为，新宪法只规定国家社会制度、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一般原则，以及联邦机构的内部关系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宪法要坚持联邦制、各民族平等、实行社会主义和自治，但取消共盟在社会中的引导作用，同时允许自由结社和成立政党，议会代表也要由公民以直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基本原则”还说，新宪法在经济方面要充分体现商品经济思想，表明要建立“完全适应世界经济”的市场经济和统一市场，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应当平等，不再特别保护现存的社会所有制。“基本原则”表示，联邦既是非集权的民主共同体，又是能充分行使国家职能的统一体，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各主体民族有分离权，但自治省不是国家，今后保持在联邦的代表性，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须征得自治省同意。“基本原则”还指出，新宪法应突出民主、人权和自由，规定政治、经济制度都要从人的自由和人权出发，取缔口头宣传罪和反革命罪，也不再限制公民拥有土地的最高数额。
[30]第30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5)  和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态度—样，在南斯拉夫未来国体问题上也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以南联邦最发达的地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代表。因为当时各共和国给联邦的捐税是按社会产值缴纳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上缴过多吃了亏，别人拖了他们发展的后腿，因而主张实行“邦联制”，要求各共和国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然后再以欧共体为样板，各独立主权共和国通过缔结条约组成“邦联”。科索沃自治省的阿尔巴尼亚族支持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方案，并要求脱离塞尔维亚成为“共和国”；另一方以南联邦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为代表，它虽是南联邦内的中等发达地区，但塞族人口众多，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和波黑有着大量的塞族人群。当时在南斯拉夫社会上广泛流传“所有塞族人要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说法，既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米洛舍维奇的名言，也是塞族人的真诚愿望。因此，塞尔维亚要求统一国家，坚持南斯拉夫继续实行“联邦制”，而且表示，如南斯拉夫实行“邦联制”，那就要重新划分共和国边界，并恢复塞尔维亚的历史版图。黑山对塞尔维亚的立场予以支持。由于波黑和马其顿都是南联邦的欠发达地区，它们都享受着来自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的支持，而且它们内部的民族问题又十分复杂，所以它们不愿意看到联邦垮台，而为了联邦继续存在，又不能不对联邦加以改造，因此，它们的立场居“联邦制”和“邦联制”之间，并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调停和斡旋角色。
　　1990年5月28日和29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举行两院联席议会，首次就“联邦制”和“邦联制”进行了讨论。同时，倡议由联邦主席团牵头，各共和国、自治省主席就国家前途问题进行平等谈判，要求各方不要相互指责和不信任，而是要创造合作和容忍气氛。之后，各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接触。然而，形势并未走向和缓，而是更趋激烈。
　　徐：“联邦制”和“邦联制”后来争论的结局，就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最终分裂，这已为世人所共知。请您谈谈最终谈判的过程吧。
　　温：好的。10月17日，南联邦议会再次开会。会议原拟有两项议程：一是听取联邦主席团主席约维奇的报告，继续讨论南斯拉夫未来国体问题；二是履行手续，确认克罗地亚共和国新任联邦主席团委员梅西奇的资格问题。塞尔维亚方面的代表主张先听报告和讨论，结果只得到黑山代表的响应；而克罗地亚方面的代表坚持先确认梅西奇的联邦主席团成员资格。由于这纯属履行程序问题，因此获得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波黑等多数议员的赞同。会议中断两日后，南联邦议会终于按克罗地亚方面建议的程序进行会议。首先确认了梅西奇的联邦主席团委员，同时又是轮值的联邦主席团副主席的资格，然后听取了约维奇的报告。塞尔维亚方面受到了孤立。 [31]第31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6)  约维奇是塞尔维亚在联邦主席团的代表，也是塞尔维亚社会党人。他在报告中认为，南斯拉夫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因此首先要消除宪法危机，否则，南斯拉夫将陷于混乱、内战和国家解体的边缘，而这已是现实危险。约维奇指出，当前局势最大的特点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在增长，民族间和共和国间的关系在恶化，出现了真正的冷战，民族间的相互仇视和偏见有可能使南斯拉夫的血腥历史重演。约维奇还说，由于没有及时地为政治多元化制定法律基础，多党制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发展，致使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外国反南势力插手日益增多。约维奇强调，联邦主席团同各共和国进行的对话表明，所有实质性的分歧都来自今后南斯拉夫实行“邦联制”还是“联邦制”。现在，主张“联邦制”和主张“邦联制”的双方分别起草了未来国体的“联邦制”方案和“邦联制”方案的草案。目前不存在这两种主张接近的可能性，但都是合法的。现将其提交给联邦议会和各共和国议会以及公众进行讨论，以便作出最后的抉择。
　　在南斯拉夫全国就未来国体问题进行大讨论的日子里，南联邦主席团、联邦政府同各共和国自治省领导召开过多次联席会议，六个共和国主席分别在六个共和国举行过会晤，各共和国间，特别是塞尔维亚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之间还多次进行过双边和多边磋商。在对话中，各方虽强调要以和平和民主方式解决问题，号召各党派和公民遵守宪法秩序，但其方向越来越靠近“分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更多倾向“联邦制”的波黑和马其顿渐渐向“邦联派”倾斜。
　　1991年5月，波黑和马其顿共同提出“主权国家联盟”方案。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尊重人的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上，全南斯拉夫范围内有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国防上，全南有统一军队，但允许各共和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外交上，南斯拉夫共同体和各共和国都是国际法主体，各共和国可以加入联合国和派出驻外机构。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对波黑和马其顿方案表示欢迎，六个共和国主席在6月6日的最后会晤中也认为，这一方案是各共和国继续谈判的“建设性基础”，但终究未能达成协议。波黑主席团主席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做过多次斡旋后感叹：已无法找到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一致办法，想说服“联邦制”或“邦联制”的维护者都是徒劳的。所以分道扬镳的结局就势在必然了。
　　徐：街头政治是东欧各国反对派对抗共产党政权普遍采用的手段，南斯拉夫的反对派是怎样形成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是当时在塞尔维亚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党之一，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以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这个“欧洲最后的社会主义堡垒”为主要目标开展活动的？
　　温：在南斯拉夫共盟非常十四大上允许自由结社，尽管说得羞羞答答，但它却为各类反对党的建立亮了绿灯，为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敞开大门。不过，这以后成立的政党更多具有共和国属性和民族属性。
[32]第32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7)  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成立于1990年3月14日，自称有200万党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范围内有200多个基层组织，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设有分部，出版《塞尔维亚之声》报。该党主席德拉什科维奇是位作家，曾当过记者，讲话极富有煽动性。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在政治上要求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由公民投票决定国家体制，甚至要求恢复君主制，公开号召塞尔维亚国王家族以及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返乡，归还他们的财产。这个党坚持1918年的包括克罗地亚境内塞族区的大塞尔维亚领土。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私人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并存的方针，但须取缔社会所有制。1990年12月9日，在塞尔维亚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米洛舍维奇获胜，而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在大选中失利，它的主席德拉什科维奇在总统竞选中败北。因此，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这个“欧洲最后的社会主义堡垒”就成为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和其他反对党的主要目标。
　　1991年3月9日11时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和其他10个反对党聚集了数十万人，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据说，反对党事先曾依法向贝市警察局提出申请，要求在“共和国广场”举行集会。警察局答复说他们可以集会，但须要在市郊指定地点进行。反对党不理会警察局要求，而直接向“共和国广场”进发。他们提出停止塞尔维亚社会党对电台、电视台的控制，撤换电台、电视台领导，改变媒体编辑政策，要求官方允许反对党开设电台、电视台，高呼米洛舍维奇下台。塞尔维亚警察进行干预，使用了橡皮子弹、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头，双方发生冲突。示威者有的砸商店玻璃，有的掀翻路边汽车烧毁，并冲向“共和国广场”南面的联邦议会、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以及贝市电台、电视台。冲突中，警察和示威者各有1人死亡，共有80余人受伤。塞尔维亚主席团请求联邦主席团派军队协助维持秩序。晚7时左右，南斯拉夫人民军出动了五六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开进市区。当晚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塞尔维亚当局将使用宪法赋予的一切手段制止动乱和暴力，号召人民起来维护和平与稳定。大约在3月9日24时骚乱基本平息，塞尔维亚复兴运动主席德拉什科维奇和其他数十人被拘捕。当夜贝尔格莱德市基本处于戒严状态。
　　但事情并未结束。3月10日晚10时许，数千名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继续举行抗议游行。他们从集中在新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宿舍城向贝尔格莱德市电视台进发，要求撤换电视台台长、共和国内务部长，释放德拉什科维奇和其他被捕人员。警察继续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阻止学生前进。3月11日凌晨2时，约有500名学生在一位副校长的率领下冲破了警察防线进入老城市区。他们得到出租汽车司机的支持，出租车免费运送学生。到天亮时，游行队伍已扩大到两万人。学生宣布当日罢课。反对党和学生领袖号召群众维护秩序，不要破坏财务。到12日下午，游行者已达到数万人。诺维萨特大学和普里什蒂那大学的学生要求乘车到贝尔格莱德，其他一些城市的学生也集会声援贝尔格莱德大学生。塞尔维亚政府一位副总理同学生代表进行谈判，表示米洛舍维奇主席将抽出时间会见学生，共和国议会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学生要求。 [33]第33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8)  3月12日，塞尔维亚议会连夜开会，就贝尔格莱德形势展开了激烈辩论，同意了示威者的大部分要求，决定解除贝尔格莱德市电视台台长等主要领导的职务，立即释放德拉什科维奇，并决定由各议会党组成专门委员会，调查3月9日事件的有关事实和责任，在3月20日的议会会议上加以讨论。会后，由曾担任过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议长翁科维奇，率议会各党代表向学生宣布了上述结果。之后，被释放的德拉什科维奇向学生发表讲话，他强调塞尔维亚要重新团结，恢复和平，呼吁各方尽快和解。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生认为示威目的已经达到，就逐渐散去。但另一部分人却坚持要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并解除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部长的职务。
　　3月13日中午，塞尔维亚复兴运动等反对党又在“共和国广场”集会，德拉什科维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谴责塞尔维亚当局动用军警镇压群众，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认为政府应该辞职，号召重新进行选举。反对党还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谴责南斯拉夫人民军干预政治，实行戒严，并要求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塞尔维亚议会当日又举行会议，作出了撤销共和国内务部长职务和释放全部因示威被捕人员的决定。14日凌晨，“共和国广场”的示威队伍才渐渐散去，持续了五天的骚乱活动暂时平息。
　　徐：这一事件对塞尔维亚造成了什么影响？您是如何认识这一事件的？
　　温：“3·9事件”对塞尔维亚后来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此之前，塞尔维亚也曾有过多次群众集会，但那些大都是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或其他共和国的。即使有过几次塞尔维亚反对党的集会，也是参加者寥寥，主持人发表讲话，听众自由回家。而这次游行，完全是塞尔维亚反对党针对执政当局的。他们直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批评米洛舍维奇在南联邦内部问题上的过激政策，要求米洛舍维奇下台。这次事件表明，塞尔维亚的反对党势力正在壮大，正在加强联合，而塞尔维亚社会党威信正在下降，其垄断地位正在失去。就在3月13日，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曾讨论过宣布在贝尔格莱德实行紧急状态问题，但几次讨论都未获通过。同时，这次事件后，南斯拉夫人民军内部也产生了分歧，有人批评坦克不该上街，军队还宣布今后不再干预政治。在示威的五天内，塞尔维亚当局被迫同意了反对党提出的全部要求，使反对党尝到了“街头民主”的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街头民主”成了反对派推翻当权者的工具。十年后的2000年10月，反对派终于以同样的手段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结束了塞尔维亚社会党政权，攻破了“欧洲最后的社会主义堡垒”。
　　徐：南斯拉夫联邦解体是从一个个共和国独立开始的，在南斯拉夫联邦六个共和国就南斯拉夫实行“邦联制”还是“联邦制”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斯洛文尼亚独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它是怎样获得独立的？
[34]第34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9)  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就南斯拉夫联邦未来国体同塞尔维亚等进行争论的同时，也在为各自的独立做准备。
　　斯洛文尼亚是原南斯拉夫联邦六个共和国中较小的一个。原属奥匈帝国。它的面积有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南联邦总面积的8％，人口200万，不足全南总人口的10％，但它却是全南最发达的共和国，社会产值占到全国的20％，年人均社会产值在当时就超过6000美元。南联邦中的马其顿、波黑和黑山三个共和国，以及科索沃自治省等经济落后地区，年人均社会产值只在1000至2000美元之间。就是联邦中的中等发达的塞尔维亚，年人均社会产值也还不到3000美元。斯洛文尼亚每年要将自己社会产值的25％上缴联邦，而欠发达地区又滥用联邦的援助基金，这使斯洛文尼亚人颇为不满。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南联邦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各共和国在如何摆脱危机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斯洛文尼亚，上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斯洛文尼亚只有独立，才能解决自己的危机，才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斯洛文尼亚脱离南斯拉夫的情绪和反对派政治组织逐渐浮上水面。1989年9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斯洛文尼亚有脱离南联邦的自决权，有权对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作出决定，同时斯洛文尼亚拥有自由支配共和国内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经济权。在南共盟非常十四大后，斯洛文尼亚的反对党更加活跃。1990年4月8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选举中，斯洛文尼亚共盟仅获17．3％的选票，而主张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民主同盟以获54.8％的选票取得组阁权。该联盟宣布将在斯洛文尼亚建立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权的独立国家，斯洛文尼亚将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等等。
　　在反对党取得政权后，斯洛文尼亚开始逐步采取走向独立的具体步骤。1990年7月2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通过宣言，要求本共和国在联邦议会工作的议员撤回，宣布斯洛文尼亚青年只在自己的共和国范围内服役，不再像以前那样也到其他共和国服役。1990年12月6日，斯洛文尼亚议会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全民投票法”，决定在当月23日就“斯洛文尼亚是否成为独立国家”进行全民公决。议会倡议斯洛文尼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斯洛文尼亚有权签署国际条约，并争取加入联合国。斯洛文尼亚议会的倡议获得多数公民的支持，全民公决顺利决定斯洛文尼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1991年2月20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废除由联邦机构执行的属于斯洛文尼亚主权的一切条款，斯洛文尼亚在联邦中的宪法地位以及联邦宪法规定的与斯洛文尼亚有关的条款不再有效。议会会议宣称，这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斯洛文尼亚就退出了南联邦。斯洛文尼亚作为主权国家，将是南联邦的继承者之一，将根据国际法确定斯洛文尼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次会议还建议，各共和国退出南联邦的程序应根据国际法原则通过协议实现。而退出南联邦的新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在本土享有一切权力，新国家之间可以建立长期合作的形式，包括建立可能的邦联关系。斯洛文尼亚作为南联邦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享有与其他共和国平等的地位。 [35]第35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0)  1991年6月25日晚上，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了《关于斯洛文尼亚自主和独立的宪法法令》、《斯洛文尼亚宪法法令执行法》和《斯洛文尼亚独立宣言》三个法律文件，正式宣布斯洛文尼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宪法法令》称，斯洛文尼亚是独立自主国家，原南联邦宪法在斯洛文尼亚不再适用，斯洛文尼亚收回全部原先转让给联邦的职权。《宪法法令》规定，斯洛文尼亚的国界是国际公认的同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边界，以及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的边界。《宪法法令》还强调，斯洛文尼亚将保护其领土上所有人的人权。《执行法》规定，由斯洛文尼亚的机构执行从南联邦收回的职权，撤回派往联邦议会的议员，由12人组成斯洛文尼亚代表团同南联邦就今后国家的前景问题进行谈判。《执行法》表示，斯洛文尼亚银行、海关、外汇监督、空中管制、电信等管理机构立即履行职能。《执行法》要求，斯洛文尼亚领土上的联邦机构变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机构，接收联邦在斯洛文尼亚的动产和不动产，南斯拉夫人民军的设施须在1997年底前移交给斯洛文尼亚。《执行法》宣称，南联邦的外交机构不能再代表斯洛文尼亚。《执行法》强调，斯洛文尼亚将同南联邦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斯洛文尼亚承诺偿还斯洛文尼亚方所欠债务。《独立宣言》重申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是建立在人民的自决权和全民公决愿望基础上的，表示斯洛文尼亚决心要加入欧洲共同体、欧安会和联合国。《独立宣言》宣布承认克罗地亚是具有国际法主体性质的主权国家，斯洛文尼亚将通过谈判解决同原南地区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
　　议会通过有关斯洛文尼亚独立的三个文件后，斯洛文尼亚总统库昌向议员发表讲话。库昌强调，斯洛文尼亚将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为避免混乱，斯洛文尼亚的权力机构将采取过渡办法行使权力。南联邦货币第纳尔在过渡时期内将继续使用。但如果南斯拉夫银行剥夺斯洛文尼亚银行的业务权，斯洛文尼亚将发行自己的新货币。
　　徐：和斯洛文尼亚一样，克罗地亚也将6月25日定为自己的国庆日，克罗地亚是如何获得独立的？
　　温：在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的同天夜晚，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也通过了《关于克罗地亚主权和独立的宪法决定》、《关于克罗地亚主权和独立的宪法法令》和《克罗地亚主权和独立宣言》三个法律文件，宣布克罗地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克罗地亚在原南斯拉夫联邦中是仅次于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共和国。它的面积有5.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70万。克罗地亚濒临亚得里亚海，拥有全南斯拉夫2000多公里海岸线中的1777公里海岸线。海岸逶迤蜿蜒，风景秀丽宜人，是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当时每年都有近2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克罗地亚是原南斯拉夫经济发达地区，年人均社会产值在5000美元左右，仅次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样，过去也属于奥匈帝国，居民也多信奉天主教。克罗地亚人早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部分克族人就曾在德国法西斯的卵翼下成立了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当然，这个“国家”是短命的，成立后不久就在铁托领导的革命中消亡。
[36]第36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1)  在南斯拉夫就坚持“联邦制”还是“邦联制”的争论中，克罗地亚一直就紧跟斯洛文尼亚，可以说是“亦步亦趋”。但由于克罗地亚境内有约70万塞族人，且与塞尔维亚和波黑的塞族区毗邻，情况要比单一民族的斯洛文尼亚复杂得多，所以在闹独立的具体行动中克罗地亚总是比斯洛文尼亚慢半拍。斯洛文尼亚做领头羊，克罗地亚则呐喊助威。
　　在南斯拉夫多党制的浪涛中，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成为了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大党，据说有20余万人。该党领袖图季曼曾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少将，也是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参加者。图季曼在铁托时期就煽动过反共、反社会主义，鼓吹民族主义，因此坐过共产党的牢狱。后来图季曼成为历史学家，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代表，一心想成为克罗地亚的“国父”。1990年2月，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提出了建立“独立克罗地亚国”的主张。4月，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大选中获胜，在议会中占有7l％的席位。图季曼主席在议会重申，克罗地亚应该成为自由的主权国家，坚决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南斯拉夫。不久就开始对共和国宪法进行修改，不仅取消了“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社会主义”字样，而且对共和国国旗、国徽和共和国日作了改变，决定将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宣布克罗地亚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等等。到了1991年2月21日，克罗地亚决定不再实施与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相悖的联邦宪法条款和法令。在以后的关于“邦联制”和“联邦制”的讨论中，克罗地亚都坚决站在了斯洛文尼亚一边。
　　徐：1991年6月25日夜，克罗地亚议会通过的有关独立的三个文件，从形式到内容与斯洛文尼亚的有关文件都很类似，但没有像斯洛文尼亚那样“快刀斩乱麻”，而是同意暂时参加具有共同利益的联邦机构的活动。
　　温：是的。克罗地亚表示将撤回其在联邦议会联邦院的代表，至于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地位、外交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划分等问题，克罗地亚愿同其他共和国通过协商解决。另外，克罗地亚议会还专门制定了有关其境内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权利的宪章。在这次议会会议上，克罗地亚共盟对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这么快速分手表示了不满，并建议在克罗地亚从南联邦脱离的同时，就开始同其他共和国谈判组成国家联盟的程序，但未被采纳。
　　图季曼主席在议会发表了讲话。他强调要把克罗地亚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指责南斯拉夫联邦机构和塞尔维亚故意破坏克罗地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同时，图季曼建议就建立主权国家联盟问题同其他共和国进行谈判。他表示，如达不成协议，克罗地亚首先要考虑本民族的利益，将以民主方式脱离南联邦，使巴尔干斯堪的纳维亚化。图季曼还建议，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相互承认独立。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于6月26日晚分别在各自首都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欢庆国家的独立。独立后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都把6月25日定为自己的国庆日。 [37]第37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2)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也为南斯拉夫危机的解决注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徐：随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如何进行选举就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温：是的。铁托总统去世以后，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实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代表轮流坐庄制。联邦主席团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共8个委员组成，而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按早已排定的顺序由委员们轮流担任，每年轮换一次，5月15日为轮换日。虽说顺序早已排定，但根据有关规程，从形式上说，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还须由委员们选举，以多数票通过才算当选。
　　1991年5月15日，按规定应由克罗地亚代表、联邦主席团副主席梅西奇接替塞尔维亚的约维奇任主席团主席。但在之前，黑山共和国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自治省的代表因不同理由换了人。在联邦会议确认黑山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两省新任委员候选人的联邦主席团委员资格时，克罗地亚议员提出，科索沃的联邦主席团委员候选人巴依拉穆维奇是由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选举的，而不是由科索沃自治省议会选举出来的，这不符合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因此，克罗地亚议员不能同意巴依拉穆维奇任联邦主席团委员。斯洛文尼亚议员附和克罗地亚代表的意见。这样，三位新任联邦主席团委员的地位问题搁浅。在5月15日联邦主席团主席轮换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代表举手赞成梅西奇接替约维奇任主席，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自治省代表投了反对票，黑山共和国代表弃权，梅西奇未能得到需要的五票多数而落选。这样，联邦主席团就不再有主席和副主席。因此，即将卸任的联邦主席团主席约维奇5月15日连夜召集联邦总理、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及各共和国代表开会，共商对策。
　　第二天，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开会，再次讨论确认黑山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两自治省代表的联邦主席团委员资格问题。但会上依然争论不休，意见仍不能一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议员坚持反对科索沃省代表当选，使会议中断过三次。最后，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议员不在场的情况下，会议宣布确认了三位代表的联邦主席团委员资格，并立即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5月17日下午，联邦主席团8名委员和联邦政府总理一起开会，再次讨论联邦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问题。会上出现两种对峙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联邦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不再由联邦主席团委员选举，而由联邦议会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确认，这无疑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方面的意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坚持有关规定，须经联邦主席团自己选举。很明显，这是塞尔维亚方面的意见。这样，仍然是四票对四票。最后，梅西奇离开会场，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代表也随之而去。波黑代表博基切维奇本人是塞族人，但他倾向于按轮流顺序应选举梅西奇当主席，所以采取了“骑墙”立场，既未离开会场，也不同意塞尔维亚的做法。会议无果而终。
[38]第38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3)  徐：而这次会议后，5月20日，梅西奇却发表了自动就职声明称，根据南斯拉夫联邦宪法和联邦主席团工作章程，从5月16日起他已自动就职联邦主席团主席。第二天，他还就此致函全体联邦主席团委员、联邦议会主席、联邦总理以及各共和国主席。函中说，他将于近期召集联邦主席团例会，也将把有关情况向各国驻南使团通报。对此，联邦各方反应如何？
　　温：梅西奇声明传出之后不久，联邦主席团秘书长斯塔利发表公告，否定了梅西奇的联邦主席团主席的地位，称梅西奇的声明“只具有个人性质，不是公务行为”。梅西奇办公室又指责斯塔利的公告是没有道理的。斯塔利再次强调联邦主席团主席尚未选出。梅西奇的自动就职声明也遭到其他委员的抵制，黑山共和国代表科斯蒂奇认为，梅西奇未当选，不能出席其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波黑代表博基切维奇称，他赞成梅西奇当选，但在联邦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上他确实没有当选，也未宣布梅西奇为联邦主席团主席，这样博基切维奇也不能出席梅西奇召开的会议。就连斯洛文尼亚代表德尔诺夫舍克也只是表示，应该轮到梅西奇任主席。
　　原拟6月29日下午，南联邦主席团再开会讨论选举梅西奇为联邦主席团主席问题，由于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宣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所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自治省的四名委员发表声明，他们不能选举一个不赞成南斯拉夫的人为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他们要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撤销它们已经作出的独立决定，如撤销再考虑选举梅西奇。斯洛文尼亚代表德尔诺夫夫舍克则称，斯洛文尼亚已经独立，他不再参加南联邦主席团会议，最后致使原定会议流产。
　　在欧共体的斡旋和督促下，6月30日晚11时，南联邦主席团终于开会讨论梅西奇为主席的问题。由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三国外长作为欧共体代表参加会议坐镇。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联邦主席团委员未出席，但表示同意梅西奇当选。来自塞尔维亚、黑山两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两自治省的委员则要求欧共体代表出具书面保证，在梅西奇当选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能推迟三个月执行独立决定，并且能执行因当时斯洛文尼亚地方武装和南斯拉夫人民军之间发生冲突而签署的停火协议。经过反复艰苦谈判，最后就梅西奇当选联邦主席团主席达成一致，黑山共和国代表科斯蒂奇当选为副主席。会后，塞尔维亚代表约维奇对记者强调，由于有了欧共体的担保他才同意选梅西奇的。如梅西奇不能履行协议，就应该撤换。梅西奇则表示，现在总算开始解决南斯拉夫的实质性问题了。他认为，南斯拉夫未来国体应该是独立主权共和国联盟。在今后的三个月内，南斯拉夫上层将就南斯拉夫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会谈，如仍达不成一致，他将坚持自己的观点。
　　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选举危机，在欧共体的干预下虽然度过，但南斯拉夫民族间的武装冲突却在日益增多，势态在不断扩大。就连局外人也明显地感觉到，各方就南斯拉夫未来国体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各共和国独立的势头在快速发展。1991年9月8日，马其顿举行全民公决，其结果也是宣布马其顿成为独立主权国家。1991年10月初，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推迟执行独立决定三个月的期限届满，克罗地亚议会作出决定，召回它在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12月5日，梅西奇提出辞职。10日，克罗地亚议会决定停止梅西奇在联邦主席团的工作。梅西奇致函联邦主席团称，今后联邦主席团再召开会议，有关通知和材料请直发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南联邦主席团也作出了相应决定。梅西奇返回克罗地亚后，在共和国议会发表讲话说，他已经完成所肩负的任务，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 [39]第39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4)  至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代表完全退出南联邦主席团。以后的联邦主席团工作，由黑山共和国代表联邦主席团副主席科斯蒂奇主持，南联邦主席团基本上“塞尔维亚化”了。
　　徐：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后，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作出了怎样的反应？
　　温：说到原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就不能不令人想起在那里发生的那场惨痛的战争。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内战的第一战场竟在斯文雅静的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政治、经济上准备独立的同时，也在军事上做着准备。据当时南斯拉夫媒体披露，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不断秘密地从美国、匈牙利等地采购武器，进口枪炮，装备本共和国的地方防御部队和“特警”。到了1991年初，斯洛文尼亚已组织起2万人的共和国部队，而克罗地亚的武装警察也达6万人。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南斯拉夫当局的关注。南联邦主席团认为，全国有不少地方违法违令从国外进口武器，并按民族和政治属性分发给普通公民，建立非法军队，这就构成爆发武装暴动和大规模民族冲突的直接危险，对居民安全、国家的主权和完整有不可估量的后果。1991年1月9日，南联邦主席团发布命令，由联邦国防部指定部队负责解散一切非法武装，并收缴其武器，要求一切非法武器弹药都须在10日内上缴，逾期将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坚持认为，地方防御部队是合法武装，共和国有指挥权。
　　1991年6月25日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分别宣布独立。当夜，南斯拉夫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召开了政府紧急会议。会议发表声明指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有关独立的决议，意味着它们在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脱离南斯拉夫联邦，这种单方面行动是非法的、无效的。联邦政府将作出必要的决定，以保障国家正常运转，保障现有国界和内部边界的安全，履行国际义务。同时，政府要求各方继续就解决宪法危机和未来国体问题进行民主对话，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和平，避免使用暴力，遵守宪法和法律。
　　南联邦政府紧急会议连夜作出两项决议：一是《关于在斯洛文尼亚领土上出入国境时保障执行联邦条例的决议》。它规定由联邦内务部直接接管在斯洛文尼亚领土上的南斯拉夫国界过境通道及其监察业务；由联邦内务部和国防部直接合作，南斯拉夫人民军直接参与保障国界通道的畅通，以及边境居民点的安全。该决议还特别规定，联邦人员在执行海关业务受到人身攻击或抵制时，内务部人员有义务根据要求提供帮助。二是《关于禁止在南联邦境内设立所谓内部边界通道的命令》，明令禁止在南联邦内的共和国和共和国之间设立所谓边防检查站和海关，要求已经设立的站卡立即撤销。这一命令也是由联邦内务部和国防部联合执行。据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从6月26日起，南斯拉夫人民军在斯洛文尼亚部分地区提高了战备级别，派出了1990人装甲机械化部队参加接管南斯拉夫国界上的通道。联邦内务部派出460人执行边防检查任务。联邦海关派出270人到国界站卡完成海关业务。
[40]第40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5)  徐：斯洛文尼亚方面是如何应对的？
　　温：斯洛文尼亚在6月25日正式宣布独立后，一些边界地区的居民就开始取掉南斯拉夫联邦界牌，换上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界牌。这中间，部分地方同在当地执行任务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发生了小规模摩擦。斯洛文尼亚在边界地区不断加强警力。6月27日，在南斯拉夫人民军装甲部队向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机场和市区移动时，当地居民则用机器、工具等在公路上和大街上设置路障，阻止军队前进。居民们还包围了卢布尔雅那市附近的军用机场，用车辆、木头、石块等设置障碍，挡住飞机降落，机场被迫关闭。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有的居民爬上装甲车，有的同军人“理论”，有的和士兵拉扯。有的地方对军营停水、断电、取消食品供应。6月27日下午，使馆从贝尔格莱德的电视和广播中得知，在马里博尔市附近的边界地区，斯洛文尼亚地方部队为阻止南斯拉夫人民军继续开向边界开了火，人民军则进行了还击。在战斗中，人民军的一位大尉军官死亡，双方有数十人受伤。接着又有报道说，斯洛文尼亚武装人员用防空导弹击落人民军直升飞机两架，人员又有新的伤亡，等等。南斯拉夫人民军同斯洛文尼亚地方军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
　　当时，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听到的说法是，为避免交火，联邦政府曾下令到边界执行任务的军人只能持空枪，不得上子弹和刺刀，而且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在联邦任职的斯洛文尼亚人，把这一信息传达给了斯洛文尼亚。因此，斯洛文尼亚地方军队和部分军民才敢于对人民军下狠手，而人民军士兵毕竟是人民子弟兵，受到的教育不是如何对付老百姓。人民军在战争初期遭到了重大损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
　　在双方交战中，斯洛文尼亚方面认为自己已是独立国家，南联邦军队的行动是对斯洛文尼亚的“侵略”。南联邦方面则强调，这是保卫国家，保卫边疆。7月2日，人民军总参谋长阿季奇上将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声明。他怒斥斯洛文尼亚领导动员3.6万余武装人员对人民军发起“全面、猖狂”进攻，谴责斯洛文尼亚地方军行动“极为残酷”，批评联邦政府干扰军队，强调这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表示“将追捕躲在巢穴的敌人”。阿季奇的讲话在塞尔维亚民众中引起极大共鸣。当日，塞尔维亚议会开会讨论南斯拉夫形势时，议员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解救被困在斯洛文尼亚的塞族战士，组建塞族民族军。一些战士家长还闯进议会，谴责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和塞尔维亚主席米洛舍维奇无能，不关心被困在斯洛文尼亚的战士。
　　随着战争的持续，双方伤亡增加。人民军中的斯洛文尼亚籍官兵纷纷倒戈。当时最有名的是人民军第五军区司令科尔舍克上将的“投降”，科尔舍克后来当上了斯洛文尼亚军司令。南联邦主席团和政府不断同斯洛文尼亚领导人进行会晤，双方一次又一次地商定停火，协议也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 [41]第41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6)  徐：我们知道，欧共体对这场内战进行了调停，结果如何？
　　温：不错，欧共体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到南斯拉夫斡旋，监督签署停火共同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最有名的当属《布里俄尼协议》。7月6日，欧共体代表同南联邦主席团委员、联邦总理，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主席在克罗地亚的布里俄尼岛上举行会晤。塞尔维亚主席米洛舍维奇也被邀请，但他未出席会议，而是委托塞尔维亚在联邦主席团的委员约维奇做代表。各方就停火、联邦主席团对军队的领导权、未来国体谈判和边界海关控制等四个问题进行协商。最后达成《布里俄尼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停火。斯洛文尼亚拆除所有路障，遣返所有被俘人员和缴获的武器，人民军无条件撤回兵营；(二)南联邦主席团对南武装力量拥有充分权力；(三)斯洛文尼亚警察控制边境通道，但必须按联邦法律办事，海关税收归联邦所有；(四)立即就南斯拉夫未来各方面问题开始谈判，只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各方应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
　　徐：您认为塞尔维亚、黑山为什么会同意南斯拉夫人民军撤出斯洛文尼亚？
　　温：《布里俄尼协议》签署后，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但规模在逐步缩小，南斯拉夫人民军能返回军营的也逐步撤回。7月18日，南联邦主席团会议决定，人民军在三个月内撤出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危机迈出的一步，也表明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和主权得到了联邦的承认。塞尔维亚和黑山也支持该决定，宣称这同他们的立场相吻合。我当时分析，塞尔维亚、黑山同意人民军撤出斯洛文尼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斯洛文尼亚只有少数塞族，米洛舍维奇曾表示过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不持异议”；二是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同当局武装冲突有扩大趋势，塞尔维亚有“收紧拳头再出击”的考虑。而克罗地亚却反对人民军只从斯洛文尼亚撤退，认为这不符合《布里俄尼协议》精神，主张如人民军从斯洛文尼亚撤退，那它也应撤出克罗地亚。马其顿赞成人民军撤出斯洛文尼亚，但强调应尽快就和平解决危机达成协议，否则马其顿也要求人民军撤出。波黑方面则表示了强烈不满，还指责各方不顾南斯拉夫全局利益，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南联邦的解体。
　　不管克罗地亚是否反对，马其顿和波黑是否不满，南斯拉夫人民军还是从斯洛文尼亚逐步撤出。当然，在这期间还不时有小的摩擦和冲突，但作为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过程中的第一场战争终于结束。
　　徐：在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南斯拉夫境内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是个重要的因素，在联邦内部，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是两个最大的民族。克罗地亚境内也发生了民族武装冲突，您能详细谈谈吗？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怎样？
[42]第42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7)  温：在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前，克罗地亚境内曾有70万塞尔维亚族人生活过。他们聚集在克罗地亚东部、东南部的东斯拉沃尼亚、西斯拉沃尼亚和克宁地区，其土地面积约占克罗地亚的四分之一。这些地区同塞尔维亚和波黑共和国境内的塞族区相连。1990年，在克罗地亚做独立准备工作的同时，其境内的塞族人也在为自己的未来谋划。在克罗地亚官方秘密从国外进口武器的时候，塞族人也在积极组建自己的警察，或从国外进口武器，或从南斯拉夫人民军那里获得武器，加强自身武装力量的军事装备。1991年初，克罗地亚再次修改宪法，逐步脱离南联邦秩序，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也宣布他们将“最终地和永久地脱离克罗地亚共和国”，同克罗地亚断绝一切关系，并自行设立了“自治区”。克罗地亚6月宣布独立后，塞族三大区也先后宣布“独立”，并于当年12月成立了“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他们要求成为南联邦的一个单位。
　　塞族人在克罗地亚境内搞的“国中之国”，成了克罗地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克罗地亚当局力图尽快除之。还在1991年3月底，克罗地亚政府就动用警察，以武力袭击并占领了塞族克宁地区“普里特维察”风景区的警察站。之后，克罗地亚不断出动特警和地方部队，清剿塞族武装力量，阻止塞族地区的所谓“独立”行动。双方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
　　南斯拉夫问题，说到底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问题。他们是南联邦内两个最大的共和国，也是两个最大的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两族虽然语言相通，但其历史、宗教、文化背景差异甚大。近几百年来，塞尔维亚曾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多信奉东正教，历史上同俄国关系密切；克罗地亚曾属奥匈帝国，多信奉天主教，受梵蒂冈影响较大。两个民族历史积怨甚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属南斯拉夫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有170万人牺牲，几乎占当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而其中被克罗地亚族伪军“乌斯塔什”杀害的塞族人就达120万之多。
　　在南斯拉夫联邦分裂过程中，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核心问题。在克罗地亚主张南联邦实行“邦联制”或“主权国家联盟”的时候，塞尔维亚就提出，如果那样，则各共和国就须重新划界，“所有塞族人要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塞尔维亚主席米洛舍维奇在多种场合说过：“克罗地亚的，我们不要；塞尔维亚的，我们不给。”1991年3月，米洛舍维奇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南斯拉夫“已进入灭亡的最后阶段”，并下令动员共和国内务部后备役部队，组建新的警察部队。在克罗地亚6月宣布独立后，塞尔维亚官方表示，克罗地亚的独立威胁到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权利，如联邦不马上采取措施，塞尔维亚政府将承担起保障塞族权益的责任。到了7月，克罗地亚当局同境内塞族的冲突增多，其他地方武装力量也迅猛扩大，很快就达到20万人之众。克罗地亚主席图季曼还一再宣称，不惜进行全面战争，夺回被塞尔维亚“侵占”的土地。米洛舍维奇也公开号召塞尔维亚人民，用战争保卫和平，不要害怕战争，不要惊慌失措。塞尔维亚的各种“志愿军”应运而生，当时约有两万人进入克罗地亚境内，支援当地塞族打仗。 [43]第43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8)  由于克罗地亚境内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决定动用人民军到交战区，隔离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冲突双方。在初期，人民军确实只起隔离“灭火”作用。但在人民军从斯洛文尼亚撤出后，不少部队撤到了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同军方的矛盾增加。克罗地亚地方军和居民也像斯洛文尼亚人一样，对人民军营地进行封锁、停水、断电，破坏通讯联络，停止食品供应，并不断呼吁人民军战士放下武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籍官兵纷纷倒戈，马其顿族、穆斯林族士兵或消极抵制作战，或“开小差”回家，以致后来连黑山领导人都要求自己的战士不再参战。9月13日，人民军正式向克罗地亚宣战，并不断主动出击。
　　克罗地亚境内的战争比起在斯洛文尼亚的战争来残酷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乌科瓦尔战役。乌科瓦尔是克罗地亚东部多瑙河边上的一座小城，地处东斯拉沃尼亚塞族区。东斯拉沃塞族闹“独立”时，曾把乌科瓦尔市宣布为自己的“首都”。克罗地亚当局派重兵把守乌科瓦尔市。塞尔维亚则决心攻下该城，以争取在塞族区内的全部胜利。人民军和塞族武装重重包围乌科瓦尔市达三个月之久。最后，塞尔维亚武装强行攻入市内，采取巷战方式，一栋楼房一栋楼房地夺取。11月17日，乌科瓦尔市被塞维尔亚全部占领。据塞尔维亚方面报道，在这次战役中，克罗地亚有4000人被击毙，2500余人被俘。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见，到处是一片瓦砾，整个城市被毁为废墟。
　　徐：面对残酷的内战，欧共体及联合国是如何斡旋的？有什么效果？
　　温：如同在斯洛文尼亚战争期间一样，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联邦政府同有关各方一次又一次地达成停火协议，而协议也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到1991年10月10日，欧共体代表、荷兰外长范登布鲁克再次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两主席和南联邦国防部长卡迪耶维奇在海牙举行会晤，达成南斯拉夫人民军一两个月内撤出克罗地亚，并就南斯拉夫未来国体进行谈判的协议。但第二天，在南联邦主席团讨论四方会晤方案时，塞尔维亚派只同意谈判，却反对撤军。
　　随着战局的发展，双方伤亡惨重。在欧共体多次调停无效的情况下，本来反对把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化的塞尔维亚方面，为了保住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的塞族区，提出了由联合国派维和部队驻扎在塞族区的设想。1991年10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任命美国前国务卿万斯为特使到南斯拉夫考察形势。万斯同南斯拉夫有关方面交换意见后，向德奎利亚尔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92年2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核准，这就是所谓的“万斯计划”。该计划是联合国安理会为解决克罗地亚境内民族武装冲突而制定的协议。基本内容是，把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区辟为四个联合国保护区，由联合国维和部队保障在保护区实现非军事化，控制交通要道，保证军事装备和武装人员不能进入保护区，以及在民族间出现紧张状态时，维和部队在冲突双方之间地带制止敌对活动等。但这一计划受到克罗地亚境内塞族领导人的抵制。在塞尔维亚和国际社会多方面的压力下，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被迫同意在其地区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万斯计划”才逐步得以实施。
[44]第44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19)  “联保区”的设立，为克罗地亚境内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但它的存在，对克罗地亚当局来说，无异于如鲠在喉。克罗地亚不能在“联保区”行使主权，南北交通被阻隔，严重影响克罗地亚经济的发展。在克罗地亚有了一定实力后，则千方百计试图尽早解决“联保区”问题。直到1995年，在国际社会的默许下，克罗地亚以武力先后收复了这些地区，其境内的“塞族国”终被铲除。
　　徐：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之后，在波黑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也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说，波黑内战以其持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残酷，影响之广泛，为世人瞩目。
　　温：波黑，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简称，首都萨拉热窝。它是原南联邦内的第三大共和国，面积有5.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在这里，居住着一百四五十万塞尔维亚族人，几乎占波黑总人口的33%。他们多生活在山区和萨瓦河畔，其聚居区约占波黑总领土的62％。塞族人多信奉东正教。波黑还有克罗地亚族人约70万，其人口和聚居区面积都分别是波黑总人口和总领土的17％，他们多信奉天主教。占波黑人口最多的是穆斯林族，他们约有200万，占波黑总人口的43％。由于穆斯林族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受到优待，他们多数住在城镇和良田地区，因此他们的土地面积也相对较小，其聚居区约占波黑总领土的21％。顾名思义，穆斯林族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在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是指伊斯兰教徒，而在南斯拉夫，穆斯林被列入民族范畴。在1971年的南斯拉夫人口普查中，穆斯林首次作为民族登记，现在他们自称是博什尼亚克族。但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眼里，穆斯林族只不过是在奥斯曼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或克罗地亚族人而已。波黑就是这样一个三大民族混居、三大宗教共存、文化历史背景各异的奇特地方，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因此，人们把波黑比作南斯拉夫问题的缩影。
　　在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过程中，波黑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之后，波黑该向何处去?面临艰难的选择。塞族人坚决反对波黑独立，主张继续留在南联邦范围内，并组成了“波黑塞族共和国”，时刻准备着同母国塞尔维亚联合；克族人追随母国克罗地亚，赞成波黑独立，这一点与穆斯林族一致，但其目标是同克罗地亚联合，这一点又和塞族类似，克族也在自己的聚居区建立起“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克族共同体”；穆族在历史上同塞族有过厮杀之仇，不可能再情愿同塞尔维亚和黑山搞在一起，只有走独立之路，但作为波黑最大的民族，企望的是以自己为主的统一的波黑，不能允许境内的塞、克族分裂，波黑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瓜分。三个实体鼎立，矛盾加剧，最后以刀枪相见。穆斯林、塞尔维亚两族间的战争尤为惨烈。
　　关于穆斯林族和塞尔维亚族武装冲突的直接导火线，双方始终各执一词，无法统一。多年后，他们还是重复着当时各自打仗的理由。 [45]第45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0)  塞族方面说，1992年2月29日，波黑就是否成为独立国家举行全民公决。穆斯林、克罗地亚两族参加了投票，塞族予以拒绝。那天，塞族一对男女青年到萨拉热窝老城区内的东正教堂举行婚礼仪式。突然，走在迎亲队伍中新郎的父亲尼古拉·加尔多维奇被子弹击中倒下，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塞族人义愤不已，遂在萨拉热窝市布起路障。以后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动了武。我曾就塞族所说的理由询问过一些波黑穆族朋友，他们承认是一位穆族中年人向迎亲队伍开的枪，但认为这个事件纯属偶然，因为那个穆族人是精神病患者，也无法问他的罪，所以至今这个人还在萨拉热窝市的街头游荡。
　　穆族方面说，战事源于1992年4月5日。那天，穆族群众在共和国议会前举行和平示威，高呼“保卫萨拉热窝”的口号。一位名叫苏阿达的穆族姑娘，想穿过米梁茨卡河上的“乌尔巴尼亚桥”去参加和平示威，刚走到桥中间就被从河左岸塞族区飞来的子弹打中。塞族的行为激起了穆族群众的愤怒。
　　战争爆发后，穆、克、塞三族基本上都是实行“军事统治”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一切为了战争，却苦了老百姓，普通人无处购粮，只有去打仗才能得到配给。
　　波黑的战争，真可谓是一片混战。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支持下，塞族军进展神速，很快就占领了波黑70％以上的土地。克族得到克罗地亚的援助，据说克罗地亚派出上万余官兵协助克族作战，他们也占有了与其居民相称的17％的领土。穆族有伊斯兰世界的支援，一批圣战者帮助穆族打仗，国际社会也对穆族偏袒，但终因器不如人失去了不少地盘，最少时只占波黑12％的土地。为了争夺地盘，穆、克、塞三族间又互有争斗和合作。争斗是残酷的，合作是短暂的，萨拉热窝曾是塞族、穆族的主要战场之一。我在波黑任职期间，看到过米梁茨卡河两岸楼房的墙壁上弹痕如网，以及被摧垮的房屋，被烧毁的汽车一片狼藉，倒塌的《解放报》社大楼长时间没有修复。
　　徐：波黑内战各方除了背后的各自的民族宗教势力支持外，国际社会如何参与斡旋的？结果如何？
　　温：波黑战场也是国际社会各大势力的角逐场。它们穿梭于波黑问题相关各方之间，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方案，但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最后，在美、俄、英、德、法的联合干预下，直到1995年11月21日，有关各方才达成“代顿协议”。根据协议，穆、克两族结成联邦，占波黑总领土的51％，共划分为10个州，每州实行自治，克族占两个多州。塞族自成共和国，土地面积占总领土的49％。波黑战争最终宣告结束。目前，驻波黑的国际社会高级代表是太上皇，塞族和克族分别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保持着特殊关系。至今，穆、克、塞三族对国家的认同仍相去甚远，他们还不能就国庆日达成一致。
　　波黑战争持续了三年半，450万人口中，有近百万人流亡国外，近百万人远离家乡，近25万人丧命九泉。痛定思痛，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成了分裂后的南斯拉夫地区千百万人不断反思的主题。
[46]第46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1)  徐：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之后，马其顿和波黑的穆、克两族也都倾向于各自共和国的独立。南斯拉夫联邦的分裂渐成定局。在无可挽回联邦分裂的情况下，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坚持南斯拉夫实行联邦制的共和国即酝酿并筹备组成新的共同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如何建立的？
　　温：1992年1月19日，时任黑山共和国主席的莫米尔·布拉托维奇向议会建议，应尽早就黑山是否继续留在南斯拉夫联邦内举行全民公决。
　　2月12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在黑山首府铁托格勒会晤，商讨重建南斯拉夫问题。他们确定未来共同国家的建国基本原则是：各共和国平等，公民平等，各共和国依据自决权自愿参加；除塞尔维亚、黑山外，未来共同国家允许其他共和国加入，新南斯拉夫可以加入更广泛的联合体或国家共同体；保证新国家和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保证人权和自由，实行法治和多党民主；实行市场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以及统一的银行、外汇、外贸和关税体制；新国家要有统一的国防和安全体系，实行统一的外交政策，设立统一的外交机构等。两共和国最高领导认为，联邦议会将由共和国院和公民院两院组成；新国家的机构还将包括总统、政府、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法院等。两共和国领导人商定，代表国家的联邦总统，由议会根据轮换顺序和共和国建议选举产生，联邦总理由总统提名，但总统和总理不得来自同一共和国。他们还决定，贝尔格莱德是未来共同国家的首都，原南斯拉夫国歌为新国家国歌，红、白、蓝三色旗为新国旗。
　　3月1日，黑山共和国就“你是否同意黑山作为主权共和国，同其他共和国完全平等地继续生活在共同国家”举行全民公决。公决结果是，在42万选民中，有27.8万人参加了投票，其中赞成黑山继续留在南联邦内的占95.94％。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4月23日和24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议会分别举行会议，批准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宪法》草案。
　　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举行会议，不过这次会议只有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的议员出席了。会议邀请了外国驻南使节。中国驻南大使参加了会议，西方多数国家使节未到会场。会上，正式通过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宪法》。新宪法共分十章，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塞尔维亚、黑山两共和国商定的基本原则。在国内政策方面，新宪法强调要坚持联邦制，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按国际标准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建立市场经济；在对外政策方面，新宪法强调新南斯拉夫对原南联邦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继承，表示继续承担原南联邦的所有国际义务，不要求国际社会重新承认，确认各国驻南代表的合法性。
　　鉴于当时波黑境内武装冲突不断升级，而国际社会把其责任归咎于塞尔维亚，并扬言对塞尔维亚实行制裁，新南斯拉夫国家强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文件，在解决矛盾和纠纷时不诉诸武力。同时新南国家宣布，它忠于不结盟运动基本原则和宗旨，对周边国家，包括对原南斯拉夫联邦其他共和国都无领土要求，而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重视欧洲的作用，并争取尽早加入欧共体等机构。 [47]第47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2)  联邦议会着重谈到原南斯拉夫联邦问题。大会表示，新南斯拉夫尊重所有其他原南联邦共和国的权利，准备在就有关争议达成一致后承认他们的独立。新南斯拉夫在保持其联合国席位的情况下，不反对原南地区的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大会声称，新南同意在南斯拉夫问题和会范围内就原南财产和债务划分进行谈判，并接受海牙国际法庭仲裁。新南也愿意恢复同原南其他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但大会仍认为，新南将继续履行对克罗地亚境内塞族的权利和义务。
　　徐：但是，不管新南斯拉夫怎样表白，西方国家仍认为它是波黑战争升级的罪魁祸首，所以积极推动对新南的制裁。1992年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757号决议，对新南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禁止对新南进出口，冻结一切资金，甚至禁止体育、科技、文化交流。新南一开国就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温：是的。6月15日，根据《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选举法》，新南联盟议会两院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乔西奇为首任总统。乔西奇生于1921年，参加过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在铁托的南斯拉夫时期，乔西奇曾多次任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议员，并在政治、文化部门任职。1968年5月，乔西奇在任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时，因批评南斯拉夫共盟政策而与共盟分手。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乔西奇都被禁止参加公众活动，那时他是有名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乔西奇写过许多关于塞尔维亚历史的小说，在塞族人中享有较高声誉，有人称他是人民作家。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后，乔西奇开始活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非党派人士之一。
　　乔西奇上任后，把南斯拉夫联盟尽快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建设民主国家和自由、文明发达的社会作为目标，把满足安理会要求以解除对新南的制裁，同原南斯拉夫地区各国建立合作关系，着手筹备关于原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加速国内所有制转变作为近期任务。他表示要彻底解决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问题，将以一切法律手段制止贪污和犯罪行为。同时，乔西奇还指出修改南斯拉夫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增设联盟和共和国圆桌会议，制定联盟新闻法等具体措施。
　　根据南斯拉夫联盟宪法，总统就任后7天内应提出总理候选人。但在提名过程中，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间出现分歧。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主要党派联合推荐帕尼奇任总理。黑山方面认为，帕尼奇是塞尔维亚人，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总统和总理不得来自同一共和国之条款。几经磋商，7月14日，南联盟议会两院终于同意帕尼奇为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理。
　　帕尼奇是个很具戏剧性的人物，1929年他出生在贝尔格莱德，据说他年轻时，做过自行车赛手。1955年去往西德，1959年又迁居美国。在美国，他靠几个美元经商发迹，还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帕尼奇有南斯拉夫和美国双重国籍，既同米洛舍维奇有密切关系，也和美国上层有广泛的交往。
[48]第48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3)  帕尼奇当选后发表了施政纲领。他认为，波黑的持久和平和其他地区的稳定，仍是解决整个原南斯拉夫危机的基础。为此，要在联合国监督下，实现波黑全境非军事化，解除穆、克、塞三族武装，三族通过谈判建立波黑政治机构。他宣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和平，严格遵守联合国在克罗地亚的和平计划。他还保证新南将同原南地区新国家相互承认和建交，签署原南地区所有国家间的多边协议，就解决原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帕尼奇强调，联盟政府将采取措施，保证政治生活从本质上民主化，要重新举行各级大选，将同各党派领袖就大选规则和民主程序进行商谈，并为出版和新闻自由创造一切条件。帕尼奇还表示，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制订连续稳定计划，消除导致对南联盟封锁的原因，立即同原南地区新国家接触，恢复经济合作和划分债权债务，并建议原南地区国家建立经济联盟。
　　当时，米洛舍维奇所以选中乔西奇和帕尼奇担任新南斯拉夫国家的总统和总理，显然是想通过他们缓解西方国家对南联盟所施加的压力，而乔西奇和帕尼奇也想借机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米洛舍维奇同乔西奇、帕尼奇的目标有着很大不同，他们之间的合作注定是短命的。在乔西奇、帕尼奇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人相继被赶下了台。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宪法》的诞生，宣告了历史上第三个南斯拉夫(前两个是南斯拉夫王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也标志着由铁托、卡德尔等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终解体。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原南斯拉夫联邦分裂为五个新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
　　2006年5月21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的黑山共和国就黑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超过55%的选民投票赞成独立，6月1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承认黑山共和国。至此，南斯拉夫一分为六，彻底消亡。
　　徐：从南共执政失败，到黑山独立，南斯拉夫联邦彻底分裂，不复存在。您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直至国家剧变，导致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因肩扛社会主义自治和不结盟两杆大旗而风靡一时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巴尔干火药桶的爆炸声中寿终正寝。存在70余年的南斯拉夫作为国名从世界地图上最终消失。经常有同志问我，南斯拉夫联邦为什么垮台?众所周知，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一个长期的、非常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作用相互交织。上面谈到的只是对南联邦剧变初期的国内情况作了点滴回忆，而这也只是当时纷繁万象的九牛一毛，它更不可能对南斯拉夫的变化原因作出深入分析。但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铁托时期把自治制度理想化、绝对化，最后把国家变成一盘散沙。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应当说，由南斯拉夫产业工人创造的工人自治，在实践企业的生产民主、决策民主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不合时宜地把自治制度推而广之，变成社会制度，而且不断深化、强化，就难免偏颇。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自治单位往往变成独立实体。到共和国一级，它掌管了本共和国的人权、财权、公安等全部权力，使得联邦成了空架子。铁托在世时，老一代联邦领导在全联邦、在本共和国都享有很高威望和地位，具有强大的权威。特别是铁托本人，就成了联邦一级集中的工具和手段。在20世纪70年代，铁托曾严厉打击了以克罗地亚共和国主席特里帕洛和共盟主席库恰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和以塞尔维亚共盟主席尼凯集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但在铁托逝世后，南联邦主席团成员均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委派，而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往往留在当地任职，所以联邦要员唯本共和国之命是从，再也没人能统得起来。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共盟的共和国化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所以后来斯洛文尼亚共盟要求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变为各共和国共盟之联盟就不足为怪了。我有时也在想，当年铁托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 [49]第49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4)  第二，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起因。南斯拉夫经济较其他前东欧国家有更多的市场经济因素，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较早的国家。铁托的不结盟政策为南斯拉夫向东西方开放提供了空间。它繁荣的市场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曾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羡慕不已。但在20世纪80年代暴露的至少有两大失误与后来的动荡有关。一是没有利用当时的机遇，调整好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开始较大数量地使用西方贷款，进口专利，使南斯拉夫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改善。80年代初，到了偿还债务期。起初，企业努力还债，但生产用的原材料基本依靠进口，还债后则无力再进口原材料。最后陷入了生产停滞——不能出口——无钱进口——无原材料生产的怪圈。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南斯拉夫欠外债已近200亿美元。由于在自治制度下，贷款多是由企业和共和国借的，联邦政府对国家共欠多少债根本心中无数，因为在联邦登记的外债不到40亿美元，但当企业和共和国无力还债时，债主都到联邦政府讨要，政府才恍然大悟——南斯拉夫已债台高筑。当时的联邦政府总理普拉宁茨向议会提出，以后向外国借贷须由联邦财政部经手，但多数议员却不肯接受这一提议，理由是该办法不符合自治原则。最后采取了不通过本法就不散会的强力措施才解决。二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欠发达地区多是资源产地，发达地区多是科技产品产地。经济发达地区埋怨，欠发达地区不能正确使用联邦支援不发达地区基金，随意浪费发达地区人民的血汗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不掩饰他们感到在联邦中吃亏的情绪，要求独立与丢包袱的想法不无关系。
　　第三，民族矛盾是南斯拉夫问题的核心。铁托胜利后，本来有机会把南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他倡导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促进各民族凝聚方面有过非常积极的成果。在1971年南斯拉夫人口普查中，有100多万人在“民族”栏中自报“南斯拉夫族”。但铁托为缓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平等而采取的三项政策又增加了后来民族冲突的复杂性：一是单独划出穆斯林族。波黑原已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大主体民族，他们都各自有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末，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成为单独的穆斯林族，且他们人数最多。这样一来，使波黑有了穆、塞、克三大主体民族。二是南斯拉夫宪法规定，每个主体民族都有分离权，这为后来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的武装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弱塞强南”使科索沃有了地盘。塞尔维亚是南联邦中最大的民族，又有过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传统。减少其他民族对塞族的恐惧和担心，是铁托平衡各民族力量所关注的问题。1946年南联邦宪法把科索沃列为“自治省”，从此科索沃有了自己的“版图”。按1974年南联邦宪法，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省有了与共和国几乎相同的权利。20世纪80年代末，米洛舍维奇采取收回自治省权利的过激做法，又加剧了矛盾，直到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50]第50节：访谈中国前驻南斯拉夫联盟、波黑大使温西贵(25)  徐：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永葆先进性，应该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执政失败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温：至于中国共产党应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执政失败所要吸取的教训，我只能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谈点粗浅的看法。
　　l. 高度集权会导致政治经济体制僵化，但过度分权不仅无法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反而使党陷入丧失自身存在价值和执政地位的境地。南共的教训表明，改革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必须遵循党政、中央和地方分工不分家的原则，必须既能保证中央的权威性、领导权，又能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过度分权不仅破坏了党的领导权威，大大削弱党统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工作的能力，最终导致党失去执政能力和地位，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2. 民主与集中应辩证统一，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危害党的统一，造成党的分裂。民主集中制的精髓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与集中二者不可偏废。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的做法必将削弱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涣散，号令不一，战斗力下降。南共的教训表明，调动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扩大党内民主不能以缩小党中央领导作用为代价。南共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组织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由于缺乏正确引导，无法科学合理地使用这些力量，使其发挥出最大功效。
　　3. 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弱化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南共的教训表明，在改革高度集权传统体制下，应始终抓住完善、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核心环节，任何以自治、分权、民主等形式削弱党的领导的矫枉过正的做法，都将破坏党的领导权威，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4. 党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民族国家和平、和谐与和睦发展的政治保证。南斯拉夫的教训表明，削弱、取消党的领导最终结果只能导致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使国家因失去共产党这一纽带和政治保证而被分裂瓦解甚至陷入内战。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以苏东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为镜子，加强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共产党，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以不断巩固。
　　徐：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并作出如此精彩且深入的分析。 [51]第51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1)  德国
　　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
　　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
　　徐鹏堂（以下简称“徐”）：梅大使，您好！您是1953年作为新中国派往民主德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赴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那年您是19岁吧。1956年，组织上安排您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1988年您出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成为我们国家驻西德的最后一任大使。两德统一后，您又成为中国驻统一后的德国的首任大使，直到1997年卸任。在您任大使期间，亲历了民主德国发生的剧变和东西德统一的全过程，当时的情况一定历历在目吧？
　　梅兆荣（以下简称“梅”）：是的。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为民主德国公民利用赴匈牙利休假、旅行的机会，经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提供了方便，到1989年底，出逃人数已达34万之多。应当指出，匈牙利政府这样做是适应了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的要求，背弃了与民主德国达成的协议。而此时在民主德国国内，人民要求“民主”、“改革”，要求放宽新闻和旅游限制的呼声很高，而新成立的反对派组织如“新论坛”、“民主社会党”等则联合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示威活动从莱比锡迅速蔓延到东柏林等各大城市。10月7日民主德国国庆40周年，发生了反政府群众示威游行。10月8日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几万人示威游行，要求改革和自由选举，同警察和国家安全部人员发生冲突，几万名示威者受伤或被捕，此时民主德国国内外形势呈现急转直下趋势。
　　徐：面对国内这种动荡的形势，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主要领导人昂纳克的不满越发强烈，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是否因此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
　　梅：是的。1989年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免去了执政18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的一切职务，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克伦茨接替昂纳克的职务。克伦茨上台后，承认民主德国领导人有错误，并采取了一些旨在缓和群众不满和稳定国内局势的措施。11月4日，东柏林50万人举行示威集会，要求民主和改革。11月7日开始，以斯多夫为首的政府成员、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先后集体辞职。11月8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了比较年轻的领导集体，克伦茨当选为总书记。
　　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将准许民主德国公民申请出境。开放柏林墙。几小时内，就有大批公民涌向东西柏林之间的过境站，要求进入西柏林。就这样，民主德国精心构筑的柏林墙顷刻间倒塌。从11月9日至19日的10天中，民主德国警方签发的出境证就有上千万人次，仅11月11日这一天前往西柏林的就有50多万人。在此期间，民主德国15个专区的统一社会党党委第一书记和人民议院主席全部易人。11月18日，以统一社会党内改革派著称的原德累斯顿专区第一书记莫德罗组建了与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新政府。
　　接下来民主德国的局势也遇到了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同样面对的关键问题，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1989年12月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修改宪法，删除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等内容。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决定将前总书记昂纳克、前总理斯多夫、前议长辛德曼等12名领导人开除出党，统一社会党领导集体辞职，克伦茨辞去总书记职务。12月6日，民主德国16个党派和政治组织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圆桌会议，决定进行“自由选举”。1990年2月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以示同统一社会党的过去彻底决裂。
[52]第52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2)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大选，这是民主德国历史上首次举行议会自由选举，2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参加竞选，选民投票热情很高，投票率高达93.22%。选举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所料，民主社会主义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只得到16.33%的选票，民主德国基民盟得到高达40.91%的选票而获胜。在人民议院的400个议席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仅仅获得66席，成为第三大党，而民主德国基民盟获得163席，成为第一大党，从而获得组阁权。1990年4月12日，民主德国基民盟和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达成协议，组建新的联合政府，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出任民德新联合政府总理，而民主社会主义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则失去了长达40多年的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从此，两德统一的进程加快了，因为民主德国基民盟是积极主张德国统一的，以它为主体的德国联盟执掌政权后，明显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共同签署了关于德国统一的文件，包括两德应尽快按联邦德国基本法实现统一，组建关于统一问题的联合委员会，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统一后的德国应为北约成员等。5月18日，民德新政府成立仅一个多月，两德就正式签署了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这一条约的签定，标志着德国统一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科尔欢呼条约签字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德国诞生之时”。
　　徐：您如何看待民主德国发生的剧变和两德实现统一这一重大事件？
　　梅：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这是在特定的内外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先由苏、美、英、法四大国加东、西德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后东德根据1990年8月31日两德签订的《统一条约》宣布加入西德《基本法》适用范围。但就其实质而言，是西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大气候有利于西方的总形势下，利用东德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动乱，借助当时苏联领导层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美国布什政府的大力支持，用“和平手段”兼并了东德。
　　徐：看来两德能够实现统一，是两德内部的小气候和以苏、美、英、法为代表的国际大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
　　梅：是的。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举行的大选，被人们称为“科尔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大选的过程中，联邦德国通过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政党、组织介入了选举，其中科尔总理就曾六次亲临民主德国，参加竞选集会声援“德国联盟”并且明确表示只有“德国联盟”上台，联邦德国政府才能大规模援助民主德国，并许诺建立两德货币联盟、两德马克等值兑换等。而“德国联盟”是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民主觉醒”和德国社会联盟三党联合组成的，受到联邦德国政府支持。“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科尔的支持功不可没。
　　谈到国际大气候，我认为主要得从“2十4方案”谈起。1990年2月13日，苏、美、英、法和两个德国的外长在加拿大渥太华就德国统一问题制订了一个“2十4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民主德国举行大选后，先讨论解决有关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之后由两个德国和苏、美、英、法四大国讨论解决包括邻国安全在内的有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5月5日，首次“2十4”外长会议在波恩举行，会议确定了“2十4”会谈的目标，制定了解决两德实现统一的“外部问题”时间表。此后，在柏林、巴黎、莫斯科分别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等“2十4”会议。而两德《国家条约》的签订则表明两个德国之间的“内部问题”可以解决了。 [53]第53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3)  就这样，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1990年10月3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个原本对立的德国出人意料地实现了统一。
　　徐：刚才您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失去执政地位，进而两德实现统一，苏联领导层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都知道，东欧社会主义都带有深刻的“苏联烙印”，可以说，苏联的政策变化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丧失政权重要的外部因素，没有苏联和美、英、法四大国协调一致，两德统一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梅：20世纪80年代末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出现了质的变化。对于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不断要求其改革，并且警告说：“过于迟缓，必受生活惩罚。”受戈尔巴乔夫的鼓动，民主德国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0月7日恰逢民主德国国庆日，这一天，在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的组织下，几个主要城市爆发了要“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11月4日在东柏林发生了民主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有50万人参加，局势越来越不可控制。
　　徐：在一这种情势下，1989年11月28日科尔抛出了促进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主要内容是，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物资帮助，促进两国交往，先发展邦联结构，再实现联邦目标，尽快使德国人民在自由自决的情况下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公布前，曾向美国总统老布什作了通报，但参与执政的自民党主席、外长根舍却不知道。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梅：开始时西方大国对科尔提出的计划大感震惊，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盘算。英国的政策是要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撒切尔夫人曾说，德国统一不完全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应在东欧经济和政治改革完成之后。法国则担心“俾斯麦时代在欧洲重现”，德国崛起将会动摇它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所以，密特朗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就声称德国的统一“为时过早”。美国认为德国统一可使民主德国加入西方阵营，加速华沙条约解体，却又担心北约面临军事战略调整动摇美国在战略联盟中的领导地位。苏联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只能加剧混乱。另外，两德统一进程在两德领导人的推动下，没有停止不前。1990年7月1日，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开始成为民主德国正式货币。东西马克的统一为两德统一迈出了关键一步。同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颁布决议，《关于国有财产私有化和改组的法律》(即《托管法》)正式生效。紧接着，两德政府讨论了两德统一的条约，条约规定了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条款。
　　在当时情势急剧变化的过程中，美国总统老布什决定大力支持德国统一，而地位虚弱、对西方抱有幻想的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英法两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阻力。两德统一的外部问题，主要是统一后德国的集团归属问题和未来德国的边界问题。1990年9月24日，民主德国宣布退出华约组织，接受联邦国防军的整编，统一后的德国属北约成员国。1990年9月12日，“2+4”莫斯科外长会议签署了《关于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以国际法形式最终确定了未来德国的边界。11月14日德国与波兰正式签署了边界条约，确立了奥德河—尼斯河为德波国界。至此，两德统一的外部问题全部解决。
[54]第54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4)  徐：有资料说，柏林墙倒塌后，东柏林的群众兴奋地狂呼着涌向柏林墙，而旁边的警察、官员无动于衷。民主德国的百姓不认同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方面有什么失误？
　　梅：失误很多。主要是经济没搞好，而这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东部经济没有搞好，有经济体制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东德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个经济体制也不是真正由东德领导人自主能够决定的，他不得不听命于苏联，没有自主权，不可能根据本国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经济政策。譬如：20世纪50年代初，东德想任命一个部长，还必须经过莫斯科批准。东德所有部级以上高级干部，部队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莫斯科党校里去培训，在这个级别以下的干部才在本国党校里培养，本国党校也要按照苏联的模式来搞，所以说完全是按照苏联那一套。苏联经济体制越来越僵化，东德也是一样。从经济管理的角度上来看，东德的计划经济，僵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每一个零部件生产多少，都是有定额的，超过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而不是按市场要求生产。
　　僵化的经济体制，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致使民主德国国内常常发生物品短缺，需要的东西买不到。譬如，东德老百姓吃不到香蕉，我们每次举办招待会，民主德国客人一到宴会上先拿香蕉，因为当时在东德香蕉太宝贵了，难得看到香蕉，香蕉是从西方进口的，东德根本不生产。凡是西方来的东西，在东德来说完全是稀有的。当时苏联封锁了西柏林，由于西柏林在东德境内，是个孤岛，所以美国就从西德到西柏林架起空中桥梁，空中走廊每天运输大量的东西到西柏林，支援西柏林的老百姓，而联邦德国所在的西部地区靠着西方，与其他西欧国家连成一片，并推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较快，商品供应也充足，这就与民主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日积月累，老百姓心里向往西德的生活水平，对东德自然是不满意的。
　　再就是，苏联战后要求东德战争赔款，东德赔不起了，苏联就派人到东德地区拆卸机械设备，苏联因为战争破坏很需要这些东西。1953年我去东德留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铁路被切断，铁轨没了，原来这些铁轨运到苏联去了。所有这些对东德的发展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统一社会党虽然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但始终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改革遇到困难时，不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带领人民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路，而是走回头路。昂纳克在20世纪70年代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西德比试高低，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搞不上去，导致财政困难，债台高筑，力不从心。最终，国内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广大人民生活困苦，特别是与西德比较越来越相形见绌，人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西德诱惑下纷纷出走，背弃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徐：谈到柏林墙，我记得昂纳克在《我的经历》一书中曾写到：“难道我们能够坐视别人利用开放的边界，在一场无可比拟的经济战中把我们共和国吸干吗?难道我们能坐视西方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制造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战争动员和战争歇斯底里的升级吗?当柏林西区成为冷战的桥头堡，并且肆无忌惮地干着‘扰乱活动’时，我们能坐视不管吗?如果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纵容了侵略者，那么民主德国人民、欧洲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会原谅我们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曾发誓绝不允许再从德意志土地上发动战争，我们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履行这一义务。”昂纳克在文中谈了构筑柏林墙的理由，而柏林墙的倒塌可以看作是德国统一的导火索。请您谈谈关于柏林墙的情况。 [55]第55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5)  梅：1961年8月13日夜晚，民主德国政府在苏联支持下，沿着整个西柏林周围的边界线，先是拉起了铁丝网，在此基础上逐渐筑起了一道水泥墙。对这道柏林墙，民主德国方面称之为“反法西斯保护墙”，而西德方面把它称为“监狱墙”。
　　民主德国政府为什么要构筑柏林墙呢？修筑这道墙主要是为了阻止民主德国公民逃往西柏林，因为民主德国公民一旦到了西柏林，就等于到了西德，就是进入了所谓的“自由世界”。民主德国人西逃，事实上从民主德国成立那天起就开始了，到1961年6月30日，从柏林以及两德边境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60万(有些资料统计有350万)。西逃的民主德国人员几乎涉及社会各阶层。每年逃亡的数字如下：
　　1949年 129245人 1956年 297189人
　　1950年 197788人 1957年 261622人
　　1951年 1656448人 1958年 204092人
　　1952年 182393人 1959年 143917人
　　1953年 331309人 1960年 199188人
　　1954年 184198人 1961年1月至6月30日103159人
　　1955年 252870人 1961年7月至8月12日45444人
　　（此数据参阅姜琦、张月明著《悲剧悄悄来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当时西德方面还花大力气引诱东德的精英，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西逃，其实这是削弱民主德国的重要手段。而这期间确实有不少精英西逃，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霍斯特·赫查尔、波茨坦气象研究所所长卢道夫·霍恩博士、“152”型喷气式客机设计师赫尔·弗雷台格、民主德国议员、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赫尔·卡勃、尔·弗雷台格、爱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艺术学院院长西弗列特·阿希博士等。所以，柏林墙的建立是东西德乃至东西方斗争的产物。
　　徐：民主德国人大量西逃的实质，是在以美苏为首的东西两大集团冷战对峙的大环境下，两个德国、东西柏林冷战对峙的产物。德国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国内人员自由往来，乃平常之事。现在分裂成两个国家，彼此之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东柏林是民主德国的首都，而西柏林是西德在东德心脏的“桥头堡”，东西方之间和东西德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策反与反策反的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当然，民主德国人员西逃，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请您谈谈这其中的原因。
　　梅：我认为民主德国人员西逃的原因应该有几个方面。
　　其一，民主德国自成立之日始，不顾自己的国情，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全盘苏化”。正如刚才所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东德想任命高级官员都需要苏联同意，高级干部，部队高级将领都要到莫斯科党校里去培训。经济体制完全学习苏联那一套，致使东德的计划经济僵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一切，都引起了民主德国人的反感。日耳曼民族在骨子里就很鄙视俄罗斯人。实施集体化，给那些私人开业的人员造成很大不安。1953年政府以行政命令提高劳动定额，致使大量产业工人不满，酿成了著名的“6·17”暴乱，又称“东柏林事件”。
[56]第56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6)  其二，战后苏联在苏占区执行赔偿政策，这给遭受战争破坏的民主德国人民无异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在几年时间内，苏联从民主德国索取的赔款就有100多亿美元，这影响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观西占区即美、英、法占领区，美国不但没有要求它赔款，还保留了原有的垄断资本组织和工业结构，再加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与东部地区处境形成鲜明对照，民主德国人民心里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其三，西方、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广播、电视的宣传，对东德老百姓的影响是相当强烈的，而东德相应的宣传比不上西德地区。80%的东德老百姓经常看西方的电视节目，开始的时候民主德国政府动员青年团发现谁家屋顶上有天线就爬上去拔掉，这个办法引起老百姓极度不满，到后来只好听之任之。与此相反，东德的电视、广播节目不吸引人，老百姓不喜欢听，而西德电视、广播节目却很适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你到酒馆里看到的，以及老百姓茶余饭后交谈的多是西德电视广播里的内容，老百姓看到的、听到的尽是西德的宣传，他们通过电视和广播了解到西德经济比东德繁荣得多，经济发展程度和工资水平也高得多，这对东德老百姓诱惑力很大。而从西方渗透进来的特务网，其作用更不容忽视。
　　当然，民主德国人西逃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大背景，即东西方冷战加剧，国际局势持续恶化。由于东西方关系紧张，民主德国封锁了两德之间1320公里长的边界线，但柏林位于民主德国境内，西柏林就成了唯一可供出逃的通道。人们只要进入了西柏林，也就意味着到了联邦德国，到了西方“自由世界”。所以，民主德国逃亡人员中近半数以上是选择从西柏林出逃的。
　　出逃的人员有产业工人、医生、律师、农民、民警、边防军人、大学教授、讲师、中小学教师、个体手工业者、小业主等，还有不少的知识精英、科技精英。致使民主德国劳动力严重短缺，有人喻之为“大动脉出血”，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1981年莫斯科电台说：“据经济学家们估计，西柏林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1200亿马克。这是因为杰出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青年被诱骗到了西柏林。”正是为了阻止这种外逃，1961年8月民主德国不得不断然构筑了这道柏林墙。
　　徐：东部地区“转轨”的进度，决定着德国“内在统一”的程度，您亲历了两德统一的全过程，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的转轨情况如何？
　　梅：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必须经过一个转轨、改造的过程，亦即把西德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移入东德，包括逐步改变东部居民40多年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统一后10多年间东部地区的“转轨”过程，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打碎原民主德国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其专政机构及意识形态部门。具体包括解散东德的所有党政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是：清洗原国家安全部的全部工作人员并不准其再担任公职；改编原国家人民军，部分被收编的军人需经过“洗脑筋”的再教育；解散原司法和检察机关；外交部除少数技术人员短期留守外，官员一律扫地出门；撤销一切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的部门。据当时估计，在东部地区，约有近百万公职人员丢掉了饭碗。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西德改造东德的做法表明，恢复东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从打碎原东德统一社会党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开始的。 [57]第57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7)  二是从上到下建立西德模式的政权机构，全盘引进西德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首先是撤销原东德的专区建制，改建为五个新州，以适应西德的联邦体制。其次是派遣大量西部官员去东部接管政权，并逐步吸收部分原东德的“造反派”上台。据报道，当时西德联邦、各州及地方派去的各级官员总数约达35000人，他们在东部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掌握实权。再有就是把西部地区各主要政党延伸到东部，在那里成立了社民党、基民盟、自民党和绿党的组织。原东德的统一社会党解散后，出现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该党被认为是原统一社会党的“继承党”，因而长期受到其他党的排挤和打击。
　　三是全面实行私有化，改变所有制关系，一步到位实行西德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成立托管局，负责出售和处理全部民主德国国有企业，并鼓励发展私营中小企业；二、规定凡民主德国政府没收的财产，包括占东德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土地和森林，以及房屋、企业等，一律“归还”或“补偿”给原主。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原民主德国的法律有效性。东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于1994年底结束。据报道，总共有15000多家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其中95%被西德人收购，另有约3600家因无法改造而关闭。
　　四是财政上向东部地区大量“输血”，以确保转轨时期的社会稳定。早在统一前夕，即1990年7月，东西德通过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把西德马克引入东德，这等于是在东德经济的动脉中换了“血”，从而为东德并入西德奠定了经济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两德统一前，东西德马克的官方比价是4∶1，黑市则是10∶1，但为了吸引东德人拥护统一，西德政府同意东德14岁以下儿童可按1∶1比价兑换2000西马克，15岁至59岁每人兑换4000西马克，60岁以上每人兑换6000西马克，超出上述限额的存款则按2∶1比价兑换。这意味着西德用高价收购东德居民手中的全部东马克存款。这是一个出于政治考虑作出的决定。统一后，西德平均每年向东部地区“输血”约1000—1500亿马克，其中社会保障费用占大头，其余用于各级政府的开支，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
　　徐：德国著名政论作家特奥·佐默尔博士曾说：“近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两种德国同一性，既不容轻易地一笔勾销，也难以随便地揉成一团。经过10年的努力，东部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慢慢地向西部水平靠拢，但目前，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至于精神方面，墙界依然无形地存在于东部人的头脑里。”看来物理状态的柏林墙虽然倒了，德国人心理上的柏林墙依然矗立着。结合您的观察和研究，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梅：德国统一初期，西德领导层曾称，准备用5年至10年时间完成“转轨”过程，树立一个“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的样板”，创造近代德国历史上“第二个经济奇迹”。现在，德国统一已有20个年头，东部地区的情况，包括经济发展情况、居民对统一的认同感、东西德人之间的融合程度，究竟怎样呢?带着这些问题，几年前我利用访问德国的机会，请教了东部地区的一位副州长(基民盟)、联邦政府负责东部建设的国务秘书(社民党)、柏林市议会议长(社民党)、柏林市经济部的一位国务秘书，以及来自东德的一位柏林市女议员(绿党)。虽然提的问题比较敏感，但他们还是耐心而坦诚地作了全面而细致的介绍，看法大体相同。主要是：
[58]第58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8)  一、经过十几年的磨合，东西部的趋同已大有进步，但两地的居民仍保留着各自的某些传统和观念，心理上的隔阂依然存在。换句话说，虽然国家统一了，但两部分居民在社会文化行为和自我理解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差异，尚未融为一体。
　　从趋同方面讲，东西德政治、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已经划一，不再有明显的区别。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增长，承认自己同西德人一样“都是德国人”。鉴于历史上纳粹的罪恶行为，以及战后国家被分裂的影响，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一度受到弱化和淡化。目前东西德两部分人对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这种认同感是一个历史性的成果。但是，东德人接受现存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程度因年龄段的不同而各异。20—25岁的青年人大多欣然接受。50—60岁这一代人失落感强烈，很多人经历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地位的急剧下降，统一对他们来说是人生的“失败”，因而倾向于怀念旧日。这部分人约占东德1700万居民的20%，加上受其影响的亲戚朋友，就不止20%了。据告，东部地区目前只有10%—15%的人仍在从事统一前的职业，其余都已从事或在寻找新的工作。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统一初期，最使东德人兴高采烈的是从此获得了旅行自由。经过10多年实践，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民意测验表明，统一时约45%东德人认为“自由高于平等”，如今持此观念的只占25%，因为他们已切身体会到“自由”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比如民主德国时期强调妇女充分就业，认为这是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实行私有化后，东部地区受解雇最多的恰恰是女性。诸如此类的事例，使他们对“自由”、“平等”的含义较前不同了。
　　东西德两部分居民虽然语言相同，但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上存在着不少差异，常常导致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对其原因，双方有不同的看法。多数人的解释是：西德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竞争、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人从小就学会“争取”、“奋斗”，惯于大言不惭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而东部人由于受民主德国时期的制度和教育的影响，习惯于听上面的或依赖集体，不敢或不善于直截了当地阐述自己的意图和要求。两部分人相处在一起，东德人往往认为西德人傲慢、咄咄逼人、好为人师，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缺乏个性、窝囊，连自己的利益是什么都说不清楚。
　　使东部人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东部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官员已呈混合趋势，中层官员中东部人约占半数，但高级官员仍以西部人为主，还没有达到“公正的平衡”。不少东德人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是被西德人统治的“二等公民”。
　　二、失业率高、劳动生产率低、人才大量流失，是东部地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联邦政府通过向东部地区输送了大量资金，确保了东部地区社会稳定，基础设施亦已大为改观，新建了一些现代化的企业，老企业改造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人民生活水平较之民主德国时期普遍有所提高，但总体上讲，东部地区的发展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尚未建立起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为此，联邦政府还将每年提供约500亿欧元资金帮助东部地区发展，直至2017年。 [59]第59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9)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只及西部地区的60%—70%。随着大量的企业倒闭或减产，平均失业率比西部高一倍。收入方面，工资水平只及西部地区协议工资水平的60%，其中公务员的收入比西部约低10%，加工工业部门职工收入则低15%左右。基于上述原因，加之东部地区能够吸纳职工的能量有限，东部地区的年轻人大量地向西部流动，特别是15岁至20岁左右的年轻人约有20%西移。从短期看，这一状况可能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失业困境，但从长远看，将造成东部人口结构老龄化，有劳动力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足，特别是留不住有才干的精英，这将影响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1990年德国大选时，科尔总理曾向东德选民许诺3年至5年内东德将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统一不会使任何人吃亏”。这个承诺并未实现，原因何在呢?从客观上看，统一后东德经济受两个因素的打击：一是失去了苏联东欧这个主要市场，二是产品质量差，无法在德国西部找到出路。这是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停产或减产的根本原因。从主观上讲，私有化进程过快过急，以及措施不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统一后，联邦政府决定一步到位，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托管局拍卖国有企业，原以为可以为东部建设筹集大笔资金，但事实却是托管局的私有化非但未能挣钱，反而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拍卖国企过程中，急于求成，未能切实确保企业的买主继续投资办厂，增加就业。实际上，约有50%的收购者买下这些企业是为了消除竞争者。他们在西德扩大生产，把产品运往东德占领市场，实际上只是为西部地区创造了就业岗位。
　　还必须指出的是，刚被推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东德人不熟悉新引进的西德政治法律制度，又不掌握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对他们来说，“公平竞争”不过是纸上谈兵，“机会均等”亦是可望而不可及。柏林市议会议长蒙佩尔告诉我，目前东部地区的企业管理层中许多是原东德人，他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人的思维和行为仍停留在民主德国社会主义阶段；一类人全盘西化，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行事；一类人善于将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结合，保留了原来的一些好的价值观。第三类人最成功。蒙佩尔先生的这个分析和评论是发人深省的。
　　总的看，统一以来，东德的转轨已取得相当进展，这表现在制度、社会和物质三个方面。但转轨的过程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不少人的心理感受仍较暗淡。东西两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较大，东部地区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西部经济的发展水平。而40多年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差距，更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有人形象地说，有形的柏林墙已经拆除，但无形的柏林墙依然存在。要使东西德真正实现“内在的融合”，人们估计大约需要两代人的努力。
[60]第60节：访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10)  徐：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时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特别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您认为应从原东德统一社会党那里吸取怎样的教训？
　　梅：至于吸取哪些教训，我只能粗浅地谈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是国家兴亡，关键在党。无产阶级政党要想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失去政权留给我们的一条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民主德国以及东欧其他国家，乃至苏联解体，首要原因是党内出了问题。正如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所说：“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
　　二是必须选择与本国国情相适合的发展道路，照搬照抄别人的模式没有出路。民主德国唯苏联马首是瞻，照搬苏联模式，并在经互会内部实行不利于自主发展的分工，致使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严重，比例失调。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越来越失望。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东欧包括东德的共产党，都是在苏联培植的，不是土生土长地从基层发展起来的。尽管统一社会党是领导党，主导一切，但实际上群众基础并不深厚，不像我们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真正是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是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一社会党内混进了很多投机分子，这些人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因为除了党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升官，而升官就有了一切，很多党员抱着这样的想法入党。党的理论政策常常脱离实际，经济发展落后于西德，使人民群众对党失去了信心。
　　四是改革不是改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改革成了改向，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国家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造成的。
　　徐：感谢您接受采访，并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 [61]第61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  阿尔巴尼亚
　　东欧剧变的尾灯
　　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
　　徐鹏堂（以下简称“徐”）：范大使，您好。在东欧发生剧变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比较特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长期闭关锁国，但还是未能避免剧变的命运。请您先谈谈面对东欧政局激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怎样？
　　范承祚（以下简称“范”）：1989年波兰、匈牙利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东欧政局激变。为了防止波兰、匈牙利悲剧波及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九届八中全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雅强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必须坚持四个“不许削弱”的原则，即“不许削弱公有制，不许削弱党的领导，不许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许削弱民族自由、独立和主权”。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意愿前行，相反，东欧剧变愈演愈烈，而阿尔巴尼亚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徐：据资料记载，阿尔巴尼亚政局动荡是从1990年开始的。请您谈谈动荡时的情况。
　　范：这年先是在2月份，有大约2000名示威者集合在首都地拉那的斯坎德培广场静坐抗议。后到了6月底7月初，成千上万支持民主化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躲进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希腊、匈牙利等十几个外国使馆寻求避难。据说，仅联邦德国大使馆就冲进了3200人。此事经联合国调停，允许一部分难民出走，但事后阿尔巴尼亚政府却对国内的反对派进行了镇压，这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
　　11月6日至7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举行九届十二中全会，阿利雅在会上作了题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完善政治体制，推进民主化发展》的报告，对党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他指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命令或法令来维持的”，“党不应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建议修改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表示要为“思想多元化”创造更加有利的组织基础。
　　12月8日，地拉那大学学生罢课示威，提出了“政治民主”要求，与军警发生冲突，打开了所谓的“东欧革命的尾灯”。12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紧急中央全会（九届十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当晚，阿利雅与罢课学生对话，同意他们成立独立的政党。与此同时，从12月11日至14日，在卡瓦亚、斯库台、爱尔巴桑和都拉斯等城市发生了一系列骚乱事件，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到现场，局势十分紧张。12月12日，阿尔巴尼亚成立了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国内第一个反对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17日，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成立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法令，允许在阿尔巴尼亚成立政党和政治团体。19日，阿尔巴尼亚司法部正式批准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为合法政党。继民主党之后，还出现了共和党、农民党、生态党、民族统一党、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工会联合会等反对派组织。
　　反对党成立后，它们向劳动党提出了推迟议会大选时间、修改议会选举法、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要求。迫于内外压力，劳动党于1991年1月17日，同意将大选从2月1日推迟到3月31日，并允许各党派代表参加选举委员会。2月20日，发生了示威群众推倒霍查塑像事件。当晚，阿利雅宣布亲自接管政府事务，查尔查尼政府集体辞职，组成了以法托斯·纳诺为总理的临时政府。3月2日，政府赦免了最后一批在押的政治犯。1991年3月31日，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巨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大选结果，劳动党获胜，得168个席位、占总数的67.2%、民主党获75个席位、占总数的30%，希腊少数民族联盟获5个席位，老战士委员会获1个席位。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
　　大选后，反对党在议会内外向劳动党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政局继续动荡，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骚乱事件。1991年4月2日，民主党在地拉那举行集会，与治安力量发生暴力冲突，造成4人死亡，50多人受伤。在斯库台的集会上，有人打出“用暴力夺取政权”和要求“斯库台独立”的标语，焚烧劳动党大楼，烧毁军车和装甲车，破坏公共设施。在地拉那、科尔察、都拉斯、卡瓦亚等地，发生一些青年人打骂和侮辱农民，抢劫牲口和农产品的事件。4月15日，阿尔巴尼亚民选议会首次会议开幕，民主党议员团以未公布“4·2斯库台事件”调查结果为由，拒不出席会议，拒绝接受劳动党提出的关于各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对劳动党政府及其施政纲领投不信任票。劳动党只得单独组阁，由纳诺任总理。新政府成立的第三天，以反对党为背景的独立工会联合会发起了全国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50%、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17项要求。为尽快平息局势，劳动党政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增加职工工资50%和调整物价等6条应急措施。形势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各地爆发了30余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千余人绝食与群众请愿，示威游行不断，扰乱了社会秩序，全国经济和文化生活处于瘫痪状态。反对党抓住时机向劳动党发起新的进攻，要求劳动党下台，它们自组多党“救国政府”，并提前举行大选。5月29日，在地拉那市中心广场，数千名集会者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当晚，阿利雅总统同各党代表进行磋商，经过激烈争论，达成协议：劳动党政府辞职，成立由各政党参加的“稳定国家政府”，把1995年大选提前到1992年举行。
[62]第62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2)  6月4日，纳诺政府宣布辞职。阿利雅任命以劳动党议员于利·布菲为总理，组成新政府，在24名成员中，劳动党和反对党各占一半。此时，阿尔巴尼亚深刻的综合性危机达到了灾难性程度，国家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经济连续下滑，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农村无政府主义泛滥——抢夺集体土地和牲畜现象时有发生，大片果园被毁坏，未成熟的小麦、玉米和瓜菜被抢收——财政赤字每天都在增加，通货膨胀失控，老百姓苦不堪言。“稳定国家政府”疲于应付。民主党和共和党连手再次向政府发难，当政府无法满足他们要求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11月底、12月初相继退出政府，制造政府危机。
　　12月6日，阿利雅任命无党派人士维尔松·阿赫迈德组成新政府，但是国家面临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3日至7日，在克鲁亚地区一些城乡，大批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大肆打、砸、抢、盗商店、仓库、工厂、农场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1992年初，在卢什涅、波格拉德茨、乔罗沃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大规模抢劫经济部门和商业机构的行为，数千人涌进商店、食品厂、饮料厂等进行抢劫。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在地拉那以东的佩钦镇，抢劫风潮持续一周。大规模的哄抢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
　　在全国陷于极度混乱的形势下，1992年3月22日，阿尔巴尼亚举行了第二次议会选举，此次大选结果，民主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获得全国62.08%的选票、议会的92个席位。1992年4月3日，阿利雅宣布辞去总统职务。4月13日组成了以梅克西为总理的新政府，19名内阁成员中有15名为民主党人。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之所以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除利用劳动党的错误以外，还得到了美、德、意等西方国家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和支持。民主党一上台执政，立即宣布民主党“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反共力量，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民主进程最大的领导力量”。
　　徐：苏联对于东欧各国党执政，乃至国家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我们知道，从1944年5月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第一届人民民主政府，恩维尔·霍查被任命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和统一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开始，到1985年4月因病逝世为止，整整41年他一直是阿尔巴尼亚的最高领导人。请您谈谈在霍查执政的年代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制定的政策。
　　范：阿尔巴尼亚政府在解放初期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造措施，是为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创造条件。1952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通过了1951-195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这个国家就像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那样，从“一五”计划到“七五”计划，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按固定的程序操作：党代会讨论通过，付诸实施，总结完成（或基本完成）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每个五年计划都有它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我简单地将它们排列一下： [63]第63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3)  “一五”计划（1951—1955）——“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在计划结束时，“使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二五”计划（1956—1960）——“要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进一步解决所有制问题，“把扩大农业合作化作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要求在1960年以前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
　　“三五”计划（1961—1965）——阿尔巴尼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继续进行国家工业化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环节。这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在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四五”计划（1966—1970）——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农业集约化”，并通过革命的途径，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
　　“五五”计划（1971—1975）——全面加强国民经济，把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为此，“要求进一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农业“要进一步实现集约化和专业化”，提出：“要使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靠拢。”
　　“六五”计划（1976—1980）——要求继续高速度地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全面加强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把阿尔巴尼亚建成具有先进工业和先进农业的工业农业国”。
　　“七五”计划（1981—1985）——要“一如既往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方面，要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业”，要进一步限制乃至取消社员自留地和自留畜，建立畜牧业现代化综合体。
　　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197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交人民议会审议通过，1976年12月28日生效。这是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第二部宪法。该宪法规定，“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党是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政治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霍查在198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上宣布：“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
　　徐：阿尔巴尼亚在20世纪40年代末阿苏关系最好的年代把斯大林模式照搬到国内，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阿尔巴尼亚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经历了建立、巩固和强化的过程，请您谈谈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后果。
　　范：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其如下特征：
　　其一，所有制的单一化，“一大二公”。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宣布，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代之以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9％，占农业总产值的80％，占批发业的100％，零售商品的90％，国民收入90％来自社会主义成分。196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召开时，宣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到“四五”计划时，全国完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接下去进行合并合作社运动，不断强化合作社的公有制，逐步减少社员的自留地，实行社员自留畜的合群饲养。在农业领域内，实行“一大二公”，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
[64]第64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4)  其二，在经济结构上，一直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农业走向集约化，完全不顾阿尔巴尼亚是仅有300万人的小国和原来的低水平生产力。
　　其三，在管理体制上，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按霍查1971年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上的报告，可归纳为：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统一的国家预算，统一的价格政策，统一的工资制度，统一的对外贸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表现。企业变成了单纯依附于国家的消极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完全否定市场经济，排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显露出其弊端，阻碍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该国“三五”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完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却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而在农业方面还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严重后果以及在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弱点所造成的困难”。“五五”、“六五”、“七五”三个五年计划制定的主要指标几乎都没有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工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事实证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徐：可是，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却不以为然，他们从“左”的观点出发，拒绝任何改革。请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谈谈这些年来阿尔巴尼亚经济建设的进展。
　　范：对于东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掀起的改革浪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持否定的态度，中国80年代的改革也遭到指责，一概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党内有人提出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增加农业投资等正确意见，一律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帽子。
　　虽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要把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和先进农业的工业农业国”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来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与战前相比，阿尔巴尼亚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还是有较大进展的。据统计，阿尔巴尼亚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38年的4.4％增加到1970年的52.6％，运输业和商业等比重从1938年的3.2％增加到1970年的12.9％，而农业则从1938年的92.4％下降到35.8％。1951年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使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1970年，阿尔巴尼亚实现了“阿式”的全国电气化——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同时，文化和教育也取得了发展，基本上消灭了文盲。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校学生70多万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在上学。音乐、戏剧、电影和艺术等都有所发展。
　　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从纵向比较，发展不能说不快；但从横向比较，它仍然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7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40美元，1980年工业总产值约为1447亿列克（按1980年阿尔巴尼亚银行牌价计算，约合21亿美元），1979年农业总产值为710亿列克（约合10亿美元）。在分配领域，以平均主义为指导思想，人们的总收入相差不大，平均工资约600列克。阿尔巴尼亚个人不必缴纳任何税，房租、水、电、公共交通的费用微不足道，教育和医疗卫生是免费的。尽管工资低，但可保证每人最低的生活需要。 [65]第65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5)  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国防上开支却很大。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自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要求“每个公民都要准备明天就会爆发战争”。为此，在田间、山上、路旁、海边、城市和农业社的进出口处，建立了数以万计的钢筋水泥掩体和地堡，到处可以听到“全民皆兵”的说法，全国从中学高年级学生到退休者每年都要服兵役15天至20天。
　　徐：据说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里，阿尔巴尼亚党内斗争是最频繁的，是这样吗？有人认为，阿尔巴尼亚形成个人专断的集权政治体制是与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有关联。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范：我也有同感。可以说，从解放初期到霍查去世，排除异己始终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涉及的范围包括党中央政治局以及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和军队等领域。
　　霍查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
　　解放初期，他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对阿尔巴尼亚加紧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当时，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党内发生激烈的争论。第一次党内斗争是1944年至1948年发生在霍查与科奇·佐泽之间的斗争。
　　1944年11月举行党的二中全会，主题是对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解放后的党的路线。佐泽、马利绍瓦、纳科·斯皮洛和潘迪·克里斯多等人认为，“党所经历的道路是由宗派主义到机会主义，由机会主义到宗派主义”的“充满错误和反常现象的道路”，霍查是“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错误的集中表现”，要求解除霍查总书记的职务，但未被全会通过。
　　1946年6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霍查提出了《关于重新审查阿共二中全会的要点》。他认为二中全会以前“党的路线没有错误”。霍查的报告没有被政治局所接受。到1948年２月召开八中全会时，双方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佐泽等人指责霍查是使党内走上错误道路的“罪魁祸首”，应对中央领导中的派别活动负责。这里说的派别活动指的是党中央有人主张接近苏联，反对与南斯拉夫友好。全会上争论的结果是佐泽等人占了上风，霍查受到了批评。
　　正在此时，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南共中央的信件，共产党情报局于1948年6月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于同年同月底（1948年6月27日至30日）立即召开九中全会，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1948年9月召开十一中全会，认为佐泽等人自二中全会以来的活动都是南共领导幕后策划和支持的，二中全会和八中全会的决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害的”，这两个中央全会的决议被宣布无效。
[66]第66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6)  1948年11月举行阿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把以科奇·佐泽为首的“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理人”开除出党。
　　出身于工人的科奇·佐泽是最早参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在1941年的建党会议上被确定为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被开除出党时，他担任阿共中央组织书记、政治局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
　　1949年5月至6月，经地拉那法院审判，佐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其他人5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查一下“一大”的选举结果，就会发现：除了在“佐泽案件”中明确站在霍查一边的干部以外，几乎所有过去的中央委员都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落选的中央委员，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为以后一连串党内斗争的对象而被清除出党，乃至送交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究。据统计，仅1950年至1951年在“审查党证”的名义下，就开除了党员3776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8％左右。在1953年清理干部队伍的过程中，中央各部委被清除的有5235人，各区和各企业清除了2529人。
　　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斗争连绵不断。霍查经常强调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右的危险、机会主义的危险是我们党的最大危险”。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激烈地、正确地和全面地把阶级斗争进行下去”，在党内则“要激烈地、毫不妥协地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期巴修案件”，1956年的“地拉那市党代会案件”，1973年至1975年揭发和处理的三个“反党集团”——文艺、宣传界的“法迪尔·帕奇拉米和托迪·卢鲍尼亚集团”、军界的“贝基尔·巴卢库、佩特里特·杜米和希托·恰科集团”、经济界的“阿卜杜勒·凯莱齐、塞·蒂奥多西和基乔·恩杰拉集团”，以及引起世人震惊的80年代初发生的“谢胡自杀”事件。
　　据外界估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阿尔巴尼亚因政治问题被处决的达45000人，另有90000人左右被关在各地的18个集中营、6个监狱和7个劳改营中。对一个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刚过百万，目前人口也才320万的小国来说，这些数字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无休止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是霍查等人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造成人人自危的氛围，政治生活毫无生机，窒息了党内民主。二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必然形成对霍查的唯命是从；在阿尔巴尼亚，对霍查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三是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可以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亡党结局。
　　徐：阿尔巴尼亚建国后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如美、英、联邦德国等，一直没有外交关系。以后，随着国际共运内部的争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批判“和平共处”的同时，理论上不作具体分析地把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行动，一概斥之为“投降主义”。这种极“左”的理论，加上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反帝英雄”形象，当然也就更加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而阿尔巴尼亚长期奉行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对外政策也突出反映在它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请您先谈谈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的原因。 [67]第67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7)  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个共产党和稍后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1948年6月28日，当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开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时，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迅速向斯大林靠拢。在1949年东欧开展的所谓“清除铁托分子”政治运动高潮中，阿当局借机对亲南的科奇·佐泽等人进行了审判，阿南关系随即全面中断。这一对邻国关系的破裂，有以下几个因素起作用：
　　首先，南阿两国在历史上存在领土和民族等问题。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都向阿尔巴尼亚人提出过领土要求：塞尔维亚人一心想得到亚得里亚出海口；黑山人则企图得到阿北部的斯库台，由意大利和黑山来瓜分。阿尔巴尼亚人则认为，科索沃和居住着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南斯拉夫其他地区，是列强不公正地从阿尔巴尼亚抢走的领土，这些领土属于阿尔巴尼亚，应当归还。霍查也曾经说过：“对于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民族问题是一个一直在流血、需要包扎的伤口。”而南斯拉夫则一直指责霍查是“大阿尔巴尼亚沙文主义者”，有建立“纯种的大阿尔巴尼亚的野心”。
　　其次，南阿双边关系的破裂也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南斯拉夫早在阿党建党初期，就对霍查不满，而倾向于支持科奇·佐泽。阿尔巴尼亚同莫斯科的联系最初也是通过南斯拉夫介绍的。斯大林早期曾向南斯拉夫领导人了解霍查的情况。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向斯大林介绍霍查情况的同时，推荐了当时任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书记的科奇·佐泽。1948年2月，阿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由科奇·佐泽提出的将阿南两国的经济体制和武装力量合并的申请，作为两国政府联盟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批评了反对科奇·佐泽的霍查。南斯拉夫虽然不欣赏霍查，而霍查却是阿尔巴尼亚当年的最高领导人。可见两国关系在比较密切的时候就潜藏着很大的隐患。共产党情报局事件出炉，正好可以使霍查通过苏联来遏制南斯拉夫的影响，并打击科奇·佐泽等反对派。
　　最后，由于斯大林在当时的威望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苏南关系的破裂不能不波及到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得不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的话，那么阿尔巴尼亚则是自觉自愿的。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发表后不到48小时，阿尔巴尼亚就采取了措施，中断了阿南两国的友好关系，并发表特别声明，宣布阿尔巴尼亚“完全一致”支持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逐步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阿尔巴尼亚不仅仍然拒绝同南斯拉夫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还认为其他国家改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不可容忍的。
　　徐：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后，苏联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代替了南斯拉夫，成为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盟友和直接的支持者。但10余年后，阿苏关系也彻底破裂。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68]第68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8)  范：共产党情报局事件以后，霍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迅速站在斯大林一边，猛烈抨击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1949年2月，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同年1月由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稍后加入的还有东德、蒙古、古巴、越南）。20世纪50年代初，位于地中海区域的阿尔巴尼亚优良港湾发罗拉成了苏联海军的潜艇基地。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济建设进行了大量援助，阿尔巴尼亚对此非常感激。阿党领导人普遍宣称：“如果没有苏联，我们是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这就像白天里的太阳一样清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随后，传来了苏联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信息，霍查被召去莫斯科会谈。1953年12月，阿尔巴尼亚勉强同意恢复1948年以来中断了的阿南关系。随着苏联国内政策的某些调整，劳动党内也“掀起波浪”：出现了有人对霍查路线的批判，提出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对宗教实行温和政策、实现党内民主化等主张。以后，又有人提出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纲领。
　　1953年7月，阿尔巴尼亚政府改组过程中，霍查虽然继续留任总理，但失去了原先兼任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职位；谢胡留任内务部长，却失去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1954年7月，在“集体领导原则”的名义下，霍查又辞去总理职务，由谢胡接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同样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党内要求民主化、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替科奇·佐泽恢复名誉的呼声时有出现。苏共通过苏斯洛夫和波斯别诺夫给阿党做说服工作，要求他们为科奇·佐泽平反。
　　在这一风云突变的日子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了原来的意见，拒绝为佐泽翻案。当赫鲁晓夫开始与南斯拉夫调整关系，特别是1955年苏南《贝尔格莱德宣言》的签署和1956年苏南《莫斯科宣言》的签署，阿党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事件，是对兄弟党共同决议的公开践踏，是对其他党的蔑视”。阿党认为，苏南重新接近“实在是一场灾难”。“南斯拉夫是一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霍查认为，南斯拉夫是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对于霍查的上述言论，铁托则反唇相讥称霍查是一个“只知道口头上说说‘马克思主义’就再也讲不下去的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对苏联公开表示不满的导火线，是由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上言论引起的。1960年5、6月间，希腊自由党领袖维尼齐洛斯在雅典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文件——他稍前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谈的记录，其中提到，他曾要求苏联领导人向阿尔巴尼亚政府交涉，以改善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3.5万名希腊少数民族的状况。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详情，但他又说，在即将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将询问霍查，并尽快通报维尼齐洛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赫鲁晓夫允诺过问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干涉内政”。 [69]第69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9)  在这种情况下，霍查、谢胡拒不参加同年6月各国共产党首脑出席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和各国共产党首脑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仅派党内第三号人物卡博作为代表参加。1960年9月3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激烈抨击维尼齐洛斯，但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之后，霍查拒绝跟随赫鲁晓夫出席1960年9月召开的联大紧急会议，也未出席1960年9月12日的阿苏友协招待会。至1960年11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时，霍查在会上猛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指责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叛徒、懦夫和修正主义者”。
　　苏阿两党关系的恶化进程发展到从言论到行动，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关系。1961年，停泊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基地的8艘苏联潜水艇和它们的护航舰撤离了这个海港，经直布罗陀海峡和波罗的海回到苏联。苏联中断了运输给阿尔巴尼亚的工业设备。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号召“罢黜霍查和谢胡”。1961年底，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经互会。这样，阿尔巴尼亚与第二个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苏联脱离了关系。
　　徐：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应该不仅仅是由于赫鲁晓夫过问了阿尔巴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吧？
　　范：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阿尔巴尼亚不同意苏联调整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对于赫鲁晓夫“未经其他党的同意就作出前往贝尔格莱德，跪倒在铁托面前的这一单方面的、专横的决定”，霍查感到十分不快，并表示“我们不能去同铁托分子拥抱与和解”。阿尔巴尼亚不能容忍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并为此指责赫鲁晓夫策划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阴谋”。
　　第二，阿尔巴尼亚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非斯大林化过程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正式分道扬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阿尔巴尼亚要对两党关系恶化、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负责。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所以反对苏共所奉行的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方针，原因在于阿尔巴尼亚仍在采取苏联在个人迷信时期采取过的同样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导致了镇压，消灭了一大批正直、著名的共产党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则攻击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效劳的”。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决议把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棺材挪出红场上的陵墓，《人民之声》报立即对此事进行抨击，并对斯大林大加赞扬。
　　第三，阿尔巴尼亚不仅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等理论，更反对苏美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接触。霍查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主张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中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盟友和帮凶。”
[70]第70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0)  第四，阿苏关系建立之初既不平衡，也不稳固。早在二战后的初期，阿苏关系即存有芥蒂。当年，苏南领导人之间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包括把阿尔巴尼亚并入的问题，曾多次进行会晤磋商，并获得某种共识。加之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常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和冷落、轻视的态度，加深了一向对此十分敏感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孤立感。
　　徐：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曾对阿尔巴尼亚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您曾经写文章专门谈中阿关系经历的“春夏秋冬”4个政治温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以便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更深入的了解。
　　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阿于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由于我们新中国从建国之初起，就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稍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这就赢得了阿尔巴尼亚的信任。
　　特别是1954年，中阿两国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此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发展得很顺利，经济关系不断增强，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4年这一年，还互派了留学生到对方的高等院校学习。我就是中国首批派赴阿尔巴尼亚学习的6名学生之一。建立大使馆后，我方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赠送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如粮食、奶粉等农畜产品、学校实验室的文教用品等。通过科技合作，我们向阿尔巴尼亚传授淡水养鱼、加工服装、制作粉笔等技术。另外，我们还为阿尔巴尼亚访华的各种代表团、组和人员提供往返的国际旅费和整套衣着。阿尔巴尼亚也一再感谢我们对他们处境的理解，感谢我们在自己经济尚处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给他们“雪中送炭”。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领导人霍查还于1956年来京参加中共“八大”，许多领导成员先后访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去访问阿尔巴尼亚。
　　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的50年代，中阿两党两国间基本上没有矛盾和冲突。阿对中方十分信任，中方对阿同情有加。双边关系给人以“温暖如春”之感。
　　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60年代开始对阿尔巴尼亚不断地施加压力，导致1961年阿苏断交。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就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在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较长岁月里，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1969年4月，就在中共九大开幕和闭幕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跟霍查都出面，先后发来了长篇的贺电。他们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光辉不仅照耀了全中国，而且光芒放射到全世界，让帝、修、反望之发抖。”
　　这段时间里，中阿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对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苏阿断交后，苏联就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不仅把原先苏联全部的援助项目统统包了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增加对他们的援助，以至于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就使得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获得全面发展。 [71]第71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1)  在中阿关系堪称“夏季”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这种“特殊关系”，双方均有过非寻常的举措。可以归纳为各自的“三大支持”。就中方对阿方而言，有：一、周恩来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三次正式访阿，使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1966年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其内容有人们广为熟悉的语句：形容中阿关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三、在中国“文革”高潮的1968年，因阿尔巴尼亚为反对苏联侵捷而退出“华沙条约”之举，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个成套项目的援助。这个数字占了我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项目的四分之一。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建经济、军事项目高达100余个，先后派遣了6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对中方“三大支持”而言，有：一、比任何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二、在各主权国家中，独家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三、自始至终地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是当年联合国大会这项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阿尔巴尼亚跟阿尔及利亚等国一起，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两阿”同我们密切合作，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为数众多的非洲国家，最后，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终于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但阿尔巴尼亚国家，其主要领导人在涉及跟超级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是很敏锐。1969年9月，我们接待赴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对这件事很反感，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中苏政府首脑接触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问题上，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总理来的，后来降为副总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访华，引起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来了指责中方的“万言书”，其报刊据此发表了两轮从措词到内容都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以，1972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由热转凉的“转折年”。
　　刚刚我回忆到7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两季”。从1971年到1972年开始，由于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启动，导致中阿关系转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为使馆参赞重来阿尔巴尼亚工作，虽然馆内情况还好，但是外界的“形势”日趋恶化了。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并对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刁难。到了1978年，阿尔巴尼亚不计后果地反华。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脑人物，一而再地亲自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他指名大骂中国领导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在职的华国锋、邓小平，说中国这几位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他还骂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刘振华大使。而中国却骂不还口，不予置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人员身居一线，听到、看到的东西可多啦。尤其我们懂阿语的外交官，每天从报刊、广播、电视里，接触到的都是他们的反华声浪。这样一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两国关系破裂。
[72]第72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2)  徐：我们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和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进行会晤，以及我们又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举动，使阿尔巴尼亚认为中国“变修”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自诩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政党，稍后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请您谈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以及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带来的后果。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导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倾向占主导，后来又日益发展为极“左”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始终没能摆脱“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理论的束缚，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主政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共召开过八次常规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霍查在其政治报告中都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经济危机吞噬着世界上每个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败坏、局势动荡，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没有危机和腐败，只有发展、前进、繁荣、欢乐、团结、革命热潮、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他总要强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企图摧毁社会主义，扑灭革命，主宰世界；世界形势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霸权行径而混乱、复杂、紧张，阶级冲突席卷全球。1981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甚至惊呼世界正面临大战危机，强调“世界形势孕育着解放战争和革命，孕育着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虽然世界大战的火焰尚未点燃，但是已经爆发的局部战争和已经形成的危险的战争温床可能会导致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事态的发展表明，不是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一场新的灾难，就是各国人民将制止战争”。
　　由于对形势和时代的错误判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始终拒绝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还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始终没能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多次丧失发展自己的宝贵机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错误分析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同时，长期推行一条“御敌于国门之外”、“四面出击”、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的备战方针。该党不顾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耗费宝贵的资金和物资，在全国狭小的国土上修建了数10万个钢筋水泥碉堡，大搞全民皆兵，大力备战，致使全国上下为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而惶惶不可终日。
　　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和苏共、中共断绝关系后，更加不自量力，俨然以“国际共运旗手”、“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和“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大张旗鼓批判南共、苏共、中共、欧洲共产主义等“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大力推行“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和积极输出革命的“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政策。 [73]第73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错误认识和政策，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违背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更使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后果是极其严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周边环境急剧恶化，群众不满情绪爆发。面对危机局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党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多数中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带头放弃共产党的主张，举起社会党的旗帜。
　　徐：阿尔巴尼亚党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对内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这对阿尔巴尼亚党执政造成了什么影响？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47年，始终实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未进行过经济改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先后有苏东集团和中国的大量援助，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家面貌变化较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并把自己贴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标签。
　　为显示其社会主义优越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经济领域推行极左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70年代中期以后，在实行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完全自力更生”的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除国际贸易外，阿尔巴尼亚拒绝与“帝、修、反”国家进行一切经济合作，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禁止出让租界，禁止“帝、修、反”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公司、合资公司及其他经济、金融机构，禁止接受外国贷款，致使阿尔巴尼亚经济与全球经济严重脱节，大大落后于时代发展，出现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科技落后、设备陈旧、生产率低下等经济困难，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二是在农村搞穷过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顾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对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阶段作出超前的主观主义估量。从1971年开始，把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改成全民所有制，初级社转高级社，高级社转国营农场。国家直接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投资，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实行有保证的工资制。这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政策给国家财政造成不堪忍受的重负。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否定、排斥农民自留经济的作用，限制自留经济数量，砍掉农村的集市贸易，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倒退，国民收入连年下降，外贸额下滑，赤字增加，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日益紧张，不少商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与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蓄势待发。1990年7月，在首都地拉那，大批青年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闯入外国大使馆，要求避难和移民。与此同时，在海滨城市都拉斯和发罗拉以及边界地区，也接连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性的外逃事件，全国各地爆发罢工、绝食、冲击党政机关等群众性抗议活动。在社会骚乱迭起，政局动荡不安的形势中，反对党乘机成立、举事，对执政当局步步紧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则节节败退，最终由于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兵败如山倒。
[74]第74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4)  徐：霍查逝世后，阿利雅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执政情况如何？
　　范：霍查逝世后，阿利雅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既未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也未纠正党的“左”倾路线，更未提出一条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阿尔巴尼亚实际相结合的、真正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思想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当东欧剧变的风潮冲击到阿尔巴尼亚时，大批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受迫害人员和“政治犯”结成团体，与政治反对派相呼应，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讨还冤债，并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层也分裂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尽管高层领导中的“改革派”处于有利地位，把一大批“保守派”开除出党，扫清障碍，以推进改革，但此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经元气大伤，失去战斗力。而所谓的“改革派”，实际上是一批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既无深思熟虑的改革思想和理论准备，也无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们不得不在西方反共势力和国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且战且退，直至照搬东欧其他国家社会民主派的纲领，彻底放弃共产党的追求，从左倾教条主义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
　　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还是没有摆脱被和平演变的命运。西方势力在促使阿尔巴尼亚党丧失执政地位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守僵化，闭关锁国，同样未能抵挡住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冲击。阿尔巴尼亚长期自诩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始终以极左思想对待外部世界，将苏东国家对传统体制的修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概斥为“复辟倒退”。他们混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区别，认为只有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才能保持独立与主权。因此，他们进出口要绝对平衡，不允许有外贸赤字，不允许有任何外债，不允许有任何合资经营。他们严格控制老百姓与外国人的来往，甚至对外国入境人员的发型、衣着都有严格规定。然而，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仍然无孔不入，仅隔海相望的意大利通过广播电视反复宣扬的“自由和富足”的西方生活方式，就引得不少阿尔巴尼亚人的矛盾被激发出来。社会上一方面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另一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外逃，海上偷渡或闯入外国驻阿使馆要求避难。东欧大多数国家剧变发生后，西方国家便将阿尔巴尼亚视作“斯大林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座堡垒”。他们借机加紧对阿的和平演变，中断了与阿尔巴尼亚本就不多的一切往来，大加施压，使阿尔巴尼亚处于极度孤立之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外交困，最终走上了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一样丧权垮台的不归路。
　　徐：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思想时，曾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特别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您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所丧失先进性，进而导致丧失执政地位，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什么教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中应当得到什么启示？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其前身为1941年建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成长和执政过程中，有两点不同于其所在地区的东欧多数国家原共产党、工人党：第一，主要不是靠外部因素，而是自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德法西斯先后占领本国的情况下，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战胜法西斯，建立人民共和国。党在人民群众中有过深厚的基础。第二，阿尔巴尼亚党从不搞“右倾机会主义”，而总是以“左”的一套路线、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参加国际共运活动和奉行外交政策。但阿尔巴尼亚党一贯保守僵化，没有与时俱进，没有把理论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不再具有先进性，从而失去群众，丢掉政权。其原因似可简言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政治路线上长期奉行“左”倾教条主义，“左”得出奇的指导思想，长期频繁地自我“折腾”，导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最终彻底失败。
　　二是阿尔巴尼亚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宗派主义愈演愈烈，“内耗”严重。个别主要领导人掌握和滥用“生、杀、予、夺”大权，顺者昌、逆者亡。不断清洗“反党集团”，扣以叛徒、特务、间谍“罪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致使党在关键时刻分崩离析。
　　三是霍查“自毁长城”，斩将乱军，分期分批地处决了几乎所有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和总参、总政的高级军官，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反对党轻易地乱中夺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经济上长期搞穷过渡，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改善的信心；一向靠外援的比重太大，得来容易，一旦失去，便穷根再现，捉襟见肘，无法向群众交代。
　　五是在国际上得罪人太多，甚至连“中阿友好”这个对阿尔巴尼亚国计民生“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大因素也不要了，最终落得个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悲惨下场。
　　总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失败的教训最主要的，还是极左指导思想作怪。这是根源所在，其教训是深刻的。
　　徐：感谢您接受采访，并作出如此精彩且深入的分析。未完待续~~~--本部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