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体育职业学院:考古学的局限性

考古学的局限性
 
 
 
 
张忠培
 
 
 
 
关于考古学的优点、长处，包括我在内的考古学界同仁已经讲了很多。而考古学的短处，即局限性问题，我们议论得较少。现在似乎是该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考古学下定义。我想考古学也可被说成是这样的科学，即：考古学是研究古代遗存及其时、空矛盾，并据此揭示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历史科学。假如关于考古学的这一说法还能讲得过去的话，我想它的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
 
 
首先，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是物质的，可是人的活动，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物质之外的，例如行为、制度、法律、思想等等。人们的物质活动，当然是人们思想行为的结果，但礼仪、宗教等行为，却不必都通过物质来体现，至于制度、法律、哲学思想，不仅不必通过物质来表现，也是物质难以表现的。例如，考古学可通过宗教行为留下的物质遗存，揭示宗教的存在，但是却难以据此窥视其教义。因为教义不是物质行为可以表现出来的。可见，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于物质的活动及其能体现的精神方面的内容。
 
 
第二，我们见到的是遗存，是不完整的东西。遗址自不必说，考古学者也很难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墓地，即使是墓葬，由于深埋，可能保存得好些，但是与墓葬有关的当时地面上的人们活动场所，却往往不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甚至被全部毁坏了。所以考古学也难以见到人们物质活动的全貌。
 
 
第三，是难以准确地确定遗存的时空。
 
 
首先谈空。空者，空间也，即地点、环境。地点，似乎好确定，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所说的地点，是指被研究的遗存其时的所在地点，不是弧立的，是处在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之中。如此说来，了解这一地点就难了。
 
 
先说人文环境，要了解它，先得搞明白当时的交通。好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路，是人走出来的。至今的考古学虽在聚落中发现过路土，以及漕运遗迹——栈道这类遗存，但聚落与聚落之间的路，却没有听到有人发现过。要找到这样的路，实在太难了。找不到路，在目前掌握的技术、方法的情况下，实难以精确地估定聚落的共时性。不能精确地判定共时性的聚落，如何探讨聚落之间的关系。人文环境，不止是这些，还有诸如行为、礼仪、规则等，如前所说，这是不可能发现的。
 
 
再说自然环境。现在科技手段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但不能把被研究的遗存所在的环境，全都了解清楚。目前流行的办法，是通过动物遗骸的鉴定及孢粉分析来了解自然环境的。动物遗骸采自遗址及墓葬，是当时人工弄到的，人工弄不到的，考古学就见不着。而且，采自遗址的动物遗骸，并不是人工能搞到的都能被保存下来。用于墓葬随葬的，也经过人的选择。所以，这类资料都难以全面地收集。孢粉分析，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遗址的堆积，是靠破坏下层生土或原先的文化层而形成的，这样，就把含在生土中的或先前文化堆积中的孢粉带到其时的堆积中来，还有蚂蚁、蚯蚓及老鼠等活动，可能将晚期层位的孢粉带到早期层位中去。这样，我们实难从人工活动的文化层等单位中采集到只属所研究时期的孢粉。能否从所研究时期的自然形成的地层中采集到其时其地的孢粉呢？这也是十分困难的。其一，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年代不长。年代不久，自然形成的地层较薄，在目前技术条件下，这样的地层难以确定；其二，还有个孢粉飘移问题。孢粉飘移，不仅飘移来其时远在外地的孢粉，也会飘移其时外地人翻动所在地点早些时期地层中带到表土层中的孢粉。这给了解具体地点的植物环境带来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说来，考古学要确切、全面地了解处在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中的空间、地点，实在很难。
 
 
再谈时。中国考古学搞出的文化分期，已做得相当精确；但只是相对年代。至于科技手段测年，即使最能较精确地测出年代的放射性碳素断代，也不能测出真实年代。因为，目前所有碳-14年代数据，都存在标准偏差，只有68﹪的机率能落在真实年代范围内。更应该指出的是，依据碳-14，甚至有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也搞不出来。例如，现在考古学能将殷墟分为四期，平均起来，约为80年一期。用碳-14测年，可能三期被测成一期，一期被测成二期，等等。这里顺便谈谈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事。组织人力，拿出钱来，制定计划，搞三代纪年，无疑动机很好，热情可嘉，但不要说五年，就是更长一些时间，例如再加二、三年，我看也未必搞得出来。依靠文字材料搞三代纪年，能做到的，不说全都做了，我看也差不多了；如上所说，考古学只能搞相对年代。看来，这断代工程则主要依靠科技测年手段了。这如前所说，目前还搞不出真实年代。在此情况下，就得依靠科技进步。这谈何容易，不要说五年，就是再长点时间，也不易进步到能搞出真实年代的水平。即使这样，据说还有办法，那就是“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过，这办法如行得通的话，我想不必等五年，现在也可以搞。再回过头来，讲讲目前所能掌握的年代知识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问题。
 
 
例如，依据商代二里冈文化分为早、晚两期的话，当然这是个粗分法，还可以细分，即使如此，依此标准，就可把盘龙城遗址、石门皂市遗址及吴城文化早期的年代，归入二里冈文化晚期。然而，二里冈文化晚期人们迁徙或该文化的因素传播到盘龙城、皂市和吴城，应经历一个过程。因此，这些地点或地区间的年代，实际上当存在着差距。目前，我们还无法计算出这类年代差距。在此情况下，把它们当成同期的进行研究，就将出现不少问题。
 
 
又如，依据考古学分期和碳-14测年，可认为半坡文化各期的平均年代约为250年左右。依此，假如我们在一条河流沿岸调查出同属一期的若干处半坡文化遗址，能否视为同时的？答案则是同期不假，同时未必。比如说，其中的几个居址是这期前一百年内存在的，另一些居址则只存在于250年内的中间偏早的一百年，再有一些居址，则存在于最后的一百年，如此等等。如不估计到这些情况，把它们看成都是同时的，而谈这时期半坡文化居址的分布等问题，所得出来的认识，就会偏离实际情况。
 
 
可见，无论是从考古学技术手段的现今发展水平来讲，还是自考古学本身的研究内涵来看，目前考古学认识历史的能力，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说考古学是“一种历史科学”，这句话的言外之音，即是讲历史不仅是依靠考古学所能认识的。遗憾的是，到现今为止，对于认识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说，考古学仍是一种主要的科学。所以，我们认识历史的能力，仍不是很充分的。进而言立，恰如我在《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讲的那样：“任何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均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史料；二是能力。史料的发掘及人类能力的增长均无止境，因此，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可以说，历史在创造它的人类面前，永远存在着一个（按：今宜改为‘存在着一些’）解不透的谜”（《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89页）。
 
 
我们却不必因此悲观。因为：一是不能因追求不到绝对真理，就不去探索相对真理；二是有了考古学，不仅确实增强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也为我们揭开了许多历史的奥秘，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增长了，现在已取得的成绩，既超越了“疑古”，又走出了迷茫。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考古学的局限性？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不讲。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希望克服它的局限性。完全克服似乎难以办到，但经过努力，总可以克服一些。在这方面，除增进考古学自身能力外，我们寄希望于其它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帮助；二是相信我们把握了这些局限性的情况下，不会对考古学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会在作研究时把话说得过满，而能有个分寸。在现在情况下，使考古学的研究，更切实一些，科学性更强一些。
 
 
 
 
                                  摘自《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9&replyid=10754&id=1712&page=1&skin=0&Star=5
 
 
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