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私密坐诊专家招聘:基层干部公务接待悲喜录:原则斗不过“潜规则”?

　　时下，公务接待已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言：“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可以说，基层干部对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不胜其烦。其实，国家对“公务招待”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林林总总的规范和约束往往敌不过“潜规则”。山西平遥的官员一语道破天机：“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在这种情形下，公务接待如何“突围”，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一区直单位 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大大小小的检查考查，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在广西沿海某市，多个乡镇每年接受上级单位的考察少则为30项次，最多的达90多项次，乡镇领导一年差不多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80多批来自区、市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察团”。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区直单位一天之中接待了7个考查组，中午安排考查组在不同酒店用餐，班子成员倾巢出动仍不够用。为了给每个考察组敬酒，局长坐着汽车在不同酒店间马不停蹄地跑。送走这些考查组后，办公室主任住进了医院。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戏称：“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在广西某县级市，政府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在如此理念推动下，接待工作对基层干部的身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近年来，官员因接待宾客喝酒猝死的新闻屡见报端，有的甚至被视作“因公殉职”而追认为“烈士”。喝酒已成为接待工作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官员的“必修课”。原则斗不过潜规则

　　“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心态的写照。“公务接待是个苦差事”，广西崇左市某县招商部门领导诉苦道。“应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客，常年喝酒应酬，身体喝垮了，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他告诉记者，该县属老少边穷地区，优势不明显，就千方百计请领导和老板过来调研、考察，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如能引进好项目，那是全县人民之福。

　　崇左市某县一部门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连。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一位长期在西部地区工作的山东籍干部告诉记者，你问我工作是苦还是甜，我的感觉是，辛苦归辛苦，但对于单位和我个人而言，苦尽也有甜来的时候。公务接待这个工作，一般没有什么硬指标约束，但越是这样，就越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苦是苦一点，一些重要的接待做好了，的确比日常工作容易出成绩，也容易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对个人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他对记者说，印象最深的一次，我陪着上级部门一位重要领导到两个偏远的地市考察，这两个地市风景都十分优美，但由于路途艰险，许多人一辈子也就“仅此一游”，十分难得。因此，一路上，除了根据领导口味和爱好安排好餐饮和业余生活外，无论是在工作考察场合，还是工作之余放松的地方，我一个人既当摄影师又当摄像师，给领导考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录像资料，并在领导离开前一天，分别制作了一本精美的影集和一张光盘，送给了领导。后来据单位负责人讲，这位上级领导对此次考察接待十分满意，单位的项目预算报上去，很快就批了。虽然有意见，但也不敢提

　　“基层干部太难当了！”采访中一位副乡长发出如此感慨，“下来的都是领导，每天的接待除了精力上的透支，精神也始终处在焦虑之中。”一些干部认为，工作上干得再好，在接待应酬上不周到，也可能阴沟翻船。在哪里接、在哪里吃、是否一把手陪同、饭菜档次等等这些细节成了接待是否成功的关键。由此，领导的喜好、口味等成了接待单位提前准备的“情报”。

　　“我有胃病，口袋经常揣着药，但也得陪好，谁也得罪不起。”百色市某乡镇一位赵姓书记这样感慨道。赵书记介绍，对上面的来人，除面上工作要做，主要靠接待。这点做不好，检查、考核可能就通不过，尤其像计生、维稳、环评等都是一票否决。现在上面管事的“婆婆”太多，你要是接待不好，工作再出色，百姓再满意，被那一票给否决了，就什么都黄了。

　　据了解，目前接待的经费主要由乡镇自筹，上级财政没有专门的拨付，有些乡镇的财政情况本就很紧张，甚至负债严重，公务接待无疑更加重了基层负担。所以提起公务接待，一些乡镇领导怨气冲天却又很无奈。他们说，有的检查组讲究档次、规格，带吃带住带玩，实在受不了。可你还不敢怠慢，要是接待不好，上面有意见，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公务接待如何走出困境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再者，恶化干部群众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事实上，早在2006年，中办和国办就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党政机关不得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接待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纪念品等。这些规定可谓切中时弊，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现实中，有的地方已经鼓起勇气，开始打破“潜规则”。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把迎来送往者的名单及消费账目公布出来。而结果却是，白庙乡的做法叫好不叫座——因为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乡政府就当地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也少见回音。

　　有专家认为，如果公务接待全部纳入预算，超过预算的公务接待一分都不能花。但问题是，如果不从上级部门入手，不遏制上面的人白玩、白吃、白拿，光打击下级接待部门，恐怕效果不大。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

　　正如有基层干部所言，治理公务接待中的吃喝玩乐风，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目前首先要做的是，从上至下都要公开公务接待信息，打破“自我监督”的模式，加强监管敢于处罚。这样，才能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

　　当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时，我们会发现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工作生活变得异常沉重。长期以来，媒体对基层干部可以说“贬”多“褒”少；在不少人眼中，一些基层干部多为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事实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当“显规则”与“潜规则”合力施压时，当自身素质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时，一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被动化”生存的一族，在夹缝的挤压中，有不堪承受者甚至选择了极端行为——自杀。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基层采访发现，当前基层干部这一群体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所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十分突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倾听基层干部的“压力自述”

　　自述一：辽宁沈阳市某区法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把我们基层法院搞得没有办法招架，每年一遇重大活动的时候，全院干警都得动员起来，几人一组对重点上访人24小时“死看死守”，为了阻止这些人进京上访，我们是哄、劝、看、控、守无所不用，大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该法院民庭一位庭长告诉记者，我们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前年时，我们接到任务稳控一个想进京上访的人，我们一组共4人，两男两女在他家楼门口盯守，吃喝全在车上。有时候他突然一转弯没影了，我们就得赶紧四处撒开去找。有同志开玩笑说，法院的法官都成“特工”了。从接手这个活儿，到最后撤出，总共6天时间给我们折腾得差点进医院。

　　该院院长说，这些本不是法院的正常工作，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基层法院一直在做大量信访工作，有时审判工作全得放下，哪有这些精力呀？最让人愁的是现在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有关部门交办的上访案件，限期息访，但没几个能息访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述二：“最怕的就是半夜来电话，如果再出一次火灾，我半辈子的奋斗就没了。”江西北部地区某乡乡长林斌(化名)这样回答记者的问题。2008年3月一天傍晚，一次村民烧田埂引燃了林斌所在乡的山林，由于天干物燥，这起火灾很快席卷附近的林场。林斌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干部前往现场灭火，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火扑灭。林斌也因这起火灾背上了行政记过的组织处分。

　　“那么多山林被烧，受点处分我也没有怨言。”林斌说，但说句实话，我们此前也做了大量宣传，要农民注意防火，乡里干部人手有限，不可能天天蹲在村里，一出事，棒子就打在乡主要领导身上，有时真是不堪重负。

　　自述三：西部地区的一名乡长对记者说，乡镇工作是一个大杂烩，要应付和领取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不停地跑，不停地干，总是干不完。作为乡镇主要领导整天忙于“文山会海”、接待应酬之中，根本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就是在周末也要加班。特别是一些上级部门，根本不考虑基层干部的辛劳，即使他们在闲逛游玩，也打着检查的旗号，一个领导有几个层面的干部作陪。如果他们玩好了，以后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否则就等着“穿小鞋”吧。你说上面哪级领导咱能得罪起啊？于是成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委屈更不用说。“家里几乎是指望不上我们，这么多年我连一个灯泡都没帮家里买过。孩子都上三年级了，一次家长会都没去开过”。

　　江西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教授陈爱娣说，基层干部面对的往往是“钢铁般的任务”和“泰山般的责任”，全心扑在工作中，一旦不能完成任务，上负组织，下愧百姓，中间对不起家庭，各种压力一齐袭来，很容易把人击垮。

　　一位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干部压力的认知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权朝鲁经常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干部。他说，这两年，从科级到厅局级干部都有因心理问题来找他咨询的，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干部。“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他说。权朝鲁分析认为，领导干部主要有几种心理问题：一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感觉别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困惑，甚至因“病”住院。二是因为个人有经济问题，担心暴露。有的虽然现在是一把手，但担心退下去以后东窗事发，为此长期睡不好，整天忧虑不安。三是提拔问题，为不能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情绪传达给孩子、爱人，弄得家庭气氛也不安。“越靠近提拔的越感到不安，怕领导投反对票，因为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个人升迁”。四是有些年轻干部过早出现身心疾病，血压高，头晕，睡不好，爱发脾气，30多岁就一身病，自己也感到很可怕。五是家庭关系紧张，有的夫妻关系不和，有的存在感情问题。因感情问题前来咨询的不少，一些干部有权有钱有地位后，容易发生婚外情，有的甚至婚外生育。有的干部陷入这种恋情不知如何处理，有的还带着第三者前来咨询。

　　“领导干部面临种种压力，有来自家庭的，工作的，也有来自上级、同事、下属的压力，有的是自己造成的压力，自己不会排解，不能自拔，导致越陷越深。领导干部的自杀问题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权朝鲁说。

　　多份调研报告揭示基层干部“心”累

　　北京市对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的一项心理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25%的人存在心理问题，3%的人有严重心理问题。安徽黄山市委党校在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中发现，干部们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现象和“心理疲劳”症状，存在一定的“浮躁”和“压抑”心理，还有些人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宁波慈溪市党建研究会开展的机关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实证研究显示，343位干部中，11%的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抑郁倾向。心理压力还直接引发了对工作的倦怠。如11.1%和36.9%的机关干部认为工作没有多大意义或者一般，66%的人感到工作没有自主性，70%的人缺乏应有的工作激情，5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影响力。

　　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霍团英说，她长期为干部上心理课程，以为领导干部都是强者。调研结果令她感到震惊，值得注意的是，人在填写问卷时，一般带有掩饰性，所以实际数据可能还要高一些，问题还会严重一些。

　　江西九江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肖莉教授说，一些领导干部不良的身心状态，势必影响其工作效果，造成更大的工作和人际矛盾，阻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没有领导干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党政整体执政能力的提高。所以，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受到全社会高度重视。基层干部成了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人性化的提高，行政法制化、和谐化，基层干部成了新增的弱势群体。

　　首先，基层干部是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谁都可以批评。上面领导的旨意要坚决贯彻执行，下面老百姓的要求也必须满足。不管是上级，还是老百姓，都得罪不得。完不成任务，上级要批评，要扣工资、奖金，甚至要“一票否决”。事情处理不好，老百姓要骂。如今老百姓知道政策，无论大事小事，有理无理，只要稍微不如意，就要去上访。上级领导只要接到了信访，一句话“必须想办法摆平”，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唉！这就是基层！

　　其次是上班没有固定时间。即使不是上班时间，老百姓一样要找你办事，要求解决问题。因为工作需要，很多节假日都不放假，家人照顾不了。老百姓多数是理解的，不过也还有常常骂娘的，众口难调。

　　第三，基层干部工作环境差。干部大多是两地分居，生活单调枯燥，工作头绪多，量大，可是在政治和物质待遇上又是最差的。用人吧，都是上面下派，或者是提拔有关系的；待遇吧，就是工资和津贴。除了生活费、电话费、每周回家车费，下队摩托车油费，所剩无几。

　　基层干部真辛苦，有老黄牛的精神，吃草但要拉犁，老了还要把肉吃了，上级应该加大对基层的调研，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当然对于那些胡搞的应绳之以法，朋友们对问题不要一概而论，害群之马只是少数所以大凡有点关系的，都想方设法调机关去，基层的人越来越少.......村级干部(包括居委会)工资待遇太低，这已经是老问题了。年年都在说是要提高，但是年年总让村干部们失望。他们同样都是人呀!但是待遇与公务员相比，简直没法比。还叫那些村干部活不活?村干部们有着老黄牛一样的奉献精神，但得到的却是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可怜的报酬。

　　难道说基层干部没水平吧？我看都在同一个环境、同一个问题上，甚至要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问题，只是权力大小不同而已，但能耐本事都差不多，尤其处理问题还得依靠他们，因为他们在基层摸爬滚打很多年，有经验，有法子，有耐心，有忍心！

　　基层干部如何面对“做慢工干苦活”

　　基层领导干部，身在基层，肩负一方兴衰。一政一策，一举一动，关乎民生福祉，责任重大。在一个地方要干什么，怎么干，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是对党性的检验，也是对人格的考量。

　　一位西部的县级基层领导提出，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职务当作事业来做，去干有利于人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把政绩印在老百姓的心底。

　　要勤于干小事。沉下心来想百姓所想，不因善小而不为，时刻牵挂百姓冷暖，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坚持干小事，垒土成高台。

　　要肯于做慢工。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重视经济指标的增长，更要重视社会建设、改善民生，踏踏实实为老百姓谋利益，一步一个脚印，坚持做慢工，经久成大业。

    巩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工作成果，建立健全禁止公款出国（境）旅游长效机制，认真执行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的管理规定，继续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

案例：天价“接待”频现

漫画 西安晚报发

    两天接待花10万 江苏省海门市审计局陷“接待门”

    “一个月仅吃喝就花约206万元”、“一次政府接待午餐花费三万多元”、“两天两夜的行程消费不下十万元”……岁末年初，从江苏的海门到广东的汕尾和东莞，皆因天价的接待费用而深陷“接待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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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遥古城人口超载近一倍 年公务接待超10万人次

    本来县财政就吃紧，城墙坍塌都无资金修缮，而成名后的平遥古城却为名所累，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全县一年公务接待人次超10万人，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200万元。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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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公务接待的潜规则难题

    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内部，由于行政事务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必然会经常发生跨地区、跨部门的行政事务。所以当一项行政事务或者说公务活动需要超出某一部门、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层级时，就会出现行政接待及行政协作的需求，这样也就会产生了我们所关注的“公务接待”。如同权力本身是把双刃剑一样，作为一种基于公共权力产生的活动——公务接待，它本身也需要规范和约束，否则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详细

    面对公务接待潜规则 不能止于“诫勉谈话、限期整改”

    海门审计局被限期整改了，那些仍然在“公款社交”潜规则之下逍遥的其他地方、其他管理部门和权力机构，公众该如何监督？是不是该像海门一样，将包括公务接待在内的各项行政预算公开寄希望于零星的网络“晾晒”，将对权力的监督寄希望于偶然的网络举报？面对公务接待潜规则，我们恐怕不能止于简单的“诫勉谈话、限期整改”。>>>详细

    重庆人大代表：建议制定公务接待标准“晒裸帐”

针对近年来重庆部分区县公务接待次数频繁、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10日，在重庆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重庆人大代表邓明鉴建议，当地政府成立会议联络处，统筹各区县会议接待，并定期“晒裸帐”，严防腐败滋生。邓明鉴称，由于现在重庆各区县并未设置专门接待部门，相关工作一般由受访单位自行负责，其接待标准和规格都不统一，存在公务接待次数频繁、费用高居不下的问题。其中不乏有区县受访单位想借接待之名“搞好关系”，进行“感情投资”。>>>详细

网友：领导干部莫把公款当私钱

【网友红色小蚂蚁】 官场相互吃、喝、玩、乐真是触目惊心！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将怎样去实现！

【网友 沙砾】 莫把公款当私钱。

【网友 秋目】谁在借“公吃”的名义“私吃”。一年全国究竟有多少公款被“私吃”，谁又能说得清？至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那简直是通例，不便查也不好查。如果不查公款被“私吃”而查公款被“公吃”，是否有些捡了芝麻又丢了西瓜。

【网友 子晋山右】中国的公款消费实在是太严重了，太离奇了。这里我们固然可以归因于官员的腐败、党风的不彰、政风的松弛、纪律的不严等等。但他们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相关组织和部门的监管责任呢，的确值得思索。这里无疑有财政拨付问题、财经纪律问题、小金库问题、审核审计问题等等，这倒是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高度警觉和警惕的。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公吃”被“私吃”了去，进入个人腰包？谁又能说得清、管得住？

【网友 游乐儿！转帖】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公务接待的规范管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能有效预防“超标招待”或“以公谋私”行为的长效机制，坚决杜绝没有限制的超标消费和私私窝窝花公款的恶劣行径，让招待费用花的节约，确保好钢用到刀印上，把每一分钱都花到点子上，花在明处、让群众清楚。

    公务接待消费令人瞠目

　　去年12月27日，国内一知名网站论坛出现题为《曝光海门市接待四川绵竹市官员消费与场所名单》的帖子。帖子称，海门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行程，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吃喝玩乐，消费不下十万元。今年1月15日由江苏省审计厅、南通市审计局和海门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调查的“接待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海门审计局局长施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

　　几乎同时陷入“接待门”的，还有广东省汕尾市烟草公司。去年12月27日有网民发帖《晒晒比最牛烟草局长还牛的烟草局长的吃喝》，并附上照片为证。照片中2010年2月、5月和6月的“业务与财务公开”显示，汕尾市烟草公司当月业务招待费分别为100万元、135万元和116万元。对此，汕尾市烟草局局长陈文铸承认数据属实。

　　据记者了解，湖南省委接待办主办的《接待工作》杂志曾刊载一篇南方某省“重点接待工作侧记”的文章说，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3月，是沿海某省的接待高峰期，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该省共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27批、省部级领导50多批、重要工作组3批、特殊客人4批。

　　事实上，公务接待开销庞大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上述的沿海某省，很多国内旅游名城也因公务接待面临财政压力。

　　去年夏天，一则山西平遥古城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的消息引起舆论热议。据报道，平遥古城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繁冗的公务接待令当地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减少收入1200多万元。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繁重的公务接待任务，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都经费困难。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80多批来自上级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这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察团”。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个区直单位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基层镇政府的接待花销也令人吃惊。1月1日，网友“ooqpqp”在天涯杂谈发帖称，东莞市中堂镇一次政府接待用餐花费了3万多元，并贴出了这顿价值32436元的午宴账单。帖子里说：“一个月这样的饭局不少于20次，不用多说，大家都懂，这个只是吃的一餐饭，还有睡觉、K歌等等，大家都知道不会少于10万。”

　　记者在这张账单图片里看到，账单日期是2010年3月8日，就餐人数26位，账单标题为“中堂镇府VIP接待”。菜单中有“鲍汁扒南非干鲍”、“三文鱼腩刺身”、“六福官燕”、“清蒸东星斑”等15个项目和26束鲜花，其中仅26份“六福官燕”便价值11388元。 公款接待费是笔糊涂帐

　　根据2006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国内公务接待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

　　但实际操作中，原则斗不过潜规则，各种各样的公务接待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尤其是有上级领导到某地指导工作时，从事接待工作的部门为了讨领导的欢心，不但高规格接待，甚至还无微不至地掌握了领导喜欢什么牌子的烟酒，以及有无书法、唱歌等喜好。

　　根据公开资料，我国各级政府都有专职的接待部门，各地行政编制方面有所不同，或属于党委、政府办公厅的一部分，或单列为直属事业单位，但往往由党委办公厅副主任、政府副秘书长一类兼任。比如，县级政府的接待部门一般为科级单位，领导则属“高配半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接待工作往往直接和领导打交道。需要一级政府的接待办出面接待的客人，往往是上级部门的官员。

　　细致周全的接待工作需要资金的支撑，但很多地方花的接待费用是一笔糊涂账。虽然中央明确要求公开透明，但由于接待关系多发生在政府部门之间，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公务接待的次数、标准、费用仍不得而知。

　　去年5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接待费问题采访北京大兴区相关负责人，这名负责人回应称“内容太敏感，不愿意接受采访”，采访北京其他区县的公务接待时，均被婉拒。

　　接待费成了“敏感”内容，公众只能从偶尔曝光的豪华接待案例和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中，逐步揭开公务接待的面纱。

　　《人民日报》2007年2月14日刊登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位来自贫困县的基层人大代表称，现在搞接待，美其名曰喝贵州“土酒”，其实就是茅台，一桌喝掉四五瓶，仅每年的酒水钱就够受的了。当地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耗资巨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学习时报》上曾撰写《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文中列出了一串相当惊人的数字：“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多亿元，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在2008年11月29日央视播出的“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柴静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王锡锌在节目中透露，大陆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的开支，一年高达9000亿元，占行政开支三成。王锡锌表示，9000亿的概念来自两方面，“一是据2005年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车、公务接待的全年费用是6000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两成；一是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用于公务考察的费用共计3000亿元，以后逐渐递增。”

　　竹立家说，财政部统计的数据只是根据预决算报告统计得出的，而公款吃喝费用的主要出口是各个行政单位的“小金库”，及下属部门、相关公司宴请领导干部等花的钱，也就是“请吃”和“吃请”，这在报告中根本体现不出来，“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调查统计可以准确反映公款吃喝费用的总量”。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助长了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还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机会，更重要的是恶化了干群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事实上，豪华接待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多部规章规范公务接待。2006年，中办和国办就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称：“接待对象需要安排用餐的，接待单位应当按照当地财政部门规定的伙食标准安排，不得超标准安排用餐，提倡自助餐，一般不安排宴请”。2007年开始实施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自2007年1月1日起，《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试行）》施行。

　　这些规定可谓切中时弊，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令行禁止。豪华接待成了尾大不掉的老大难，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王锡锌认为，政府管理领域信息公开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强调，所有信息如果不是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并且不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都应当对社会公开。费用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才能真正让国家的“钱袋子”为民所用，从根本上遏制住公务接待腐败和行政费用的上涨。

　　但2008年，沈阳有位律师曾向当地政府提出要求公开诸如招待费等行政费用，但最终没有下文。

　　除了信息公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加强执行力也是关键，“制度检查、监督不够，许多法规条文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就是落不到实处，本来是刚性的制度可是一到执行环节就被各个部门‘柔化’了。”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制定于1998年。根据该规定，地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指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开支标准……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2%”。而“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1%”。

　　但是，“对于公务费中财政安排的专项会议费、专项器具设备车船保养修理费及其他一次性专项经费，在计算业务招待费时应予以扣除。”

　　汪玉凯说：“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公务接待腐败严重。一是，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很难掌握具体数目；二是，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实际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人大难以监督。”

　　“要杜绝公务接待腐败，首先就要从根本上肯定人大的财政预算权，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不能像现在一样，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花钱。”汪玉凯说，“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并且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另外，必须依照合理的原则，制定每个级别招待的规定和标准，并对违法者严格问责。”

　　但也有专家认为，将公务接待全部纳入预算，超过预算的公务接待一分都不能花的措施值得肯定，但问题是，如果不从上级部门入手，不遏制上面的人白玩、白吃、白拿，光打击下级接待部门，恐怕效果不大。对基层政府来说，打破“潜规则”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他说，“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预算只是一种手段，公务招待腐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也缺乏对政府财权控制的监督机制，治本之策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公正公开的公共财政体系。”

　　公务接待消费令人瞠目

　　去年12月27日，国内一知名网站论坛出现题为《曝光海门市接待四川绵竹市官员消费与场所名单》的帖子。帖子称，海门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行程，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吃喝玩乐，消费不下十万元。今年1月15日由江苏省审计厅、南通市审计局和海门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调查的“接待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海门审计局局长施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

　　几乎同时陷入“接待门”的，还有广东省汕尾市烟草公司。去年12月27日有网民发帖《晒晒比最牛烟草局长还牛的烟草局长的吃喝》，并附上照片为证。照片中2010年2月、5月和6月的“业务与财务公开”显示，汕尾市烟草公司当月业务招待费分别为100万元、135万元和116万元。对此，汕尾市烟草局局长陈文铸承认数据属实。

　　据记者了解，湖南省委接待办主办的《接待工作》杂志曾刊载一篇南方某省“重点接待工作侧记”的文章说，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3月，是沿海某省的接待高峰期，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该省共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27批、省部级领导50多批、重要工作组3批、特殊客人4批。

　　事实上，公务接待开销庞大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上述的沿海某省，很多国内旅游名城也因公务接待面临财政压力。

　　去年夏天，一则山西平遥古城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的消息引起舆论热议。据报道，平遥古城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繁冗的公务接待令当地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减少收入1200多万元。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繁重的公务接待任务，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都经费困难。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80多批来自上级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这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察团”。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个区直单位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基层镇政府的接待花销也令人吃惊。1月1日，网友“ooqpqp”在天涯杂谈发帖称，东莞市中堂镇一次政府接待用餐花费了3万多元，并贴出了这顿价值32436元的午宴账单。帖子里说：“一个月这样的饭局不少于20次，不用多说，大家都懂，这个只是吃的一餐饭，还有睡觉、K歌等等，大家都知道不会少于10万。”

　　记者在这张账单图片里看到，账单日期是2010年3月8日，就餐人数26位，账单标题为“中堂镇府VIP接待”。菜单中有“鲍汁扒南非干鲍”、“三文鱼腩刺身”、“六福官燕”、“清蒸东星斑”等15个项目和26束鲜花，其中仅26份“六福官燕”便价值11388元。公款接待费是笔糊涂帐

　　根据2006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国内公务接待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

　　但实际操作中，原则斗不过潜规则，各种各样的公务接待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尤其是有上级领导到某地指导工作时，从事接待工作的部门为了讨领导的欢心，不但高规格接待，甚至还无微不至地掌握了领导喜欢什么牌子的烟酒，以及有无书法、唱歌等喜好。

　　根据公开资料，我国各级政府都有专职的接待部门，各地行政编制方面有所不同，或属于党委、政府办公厅的一部分，或单列为直属事业单位，但往往由党委办公厅副主任、政府副秘书长一类兼任。比如，县级政府的接待部门一般为科级单位，领导则属“高配半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接待工作往往直接和领导打交道。需要一级政府的接待办出面接待的客人，往往是上级部门的官员。

　　细致周全的接待工作需要资金的支撑，但很多地方花的接待费用是一笔糊涂账。虽然中央明确要求公开透明，但由于接待关系多发生在政府部门之间，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公务接待的次数、标准、费用仍不得而知。

　　去年5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接待费问题采访北京大兴区相关负责人，这名负责人回应称“内容太敏感，不愿意接受采访”，采访北京其他区县的公务接待时，均被婉拒。

　　接待费成了“敏感”内容，公众只能从偶尔曝光的豪华接待案例和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中，逐步揭开公务接待的面纱。

　　《人民日报》2007年2月14日刊登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位来自贫困县的基层人大代表称，现在搞接待，美其名曰喝贵州“土酒”，其实就是茅台，一桌喝掉四五瓶，仅每年的酒水钱就够受的了。当地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耗资巨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学习时报》上曾撰写《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文中列出了一串相当惊人的数字：“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多亿元，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在2008年11月29日央视播出的“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柴静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王锡锌在节目中透露，大陆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的开支，一年高达9000亿元，占行政开支三成。王锡锌表示，9000亿的概念来自两方面，“一是据2005年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车、公务接待的全年费用是6000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两成；一是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用于公务考察的费用共计3000亿元，以后逐渐递增。”

　　竹立家说，财政部统计的数据只是根据预决算报告统计得出的，而公款吃喝费用的主要出口是各个行政单位的“小金库”，及下属部门、相关公司宴请领导干部等花的钱，也就是“请吃”和“吃请”，这在报告中根本体现不出来，“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调查统计可以准确反映公款吃喝费用的总量”。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助长了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还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机会，更重要的是恶化了干群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事实上，豪华接待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多部规章规范公务接待。2006年，中办和国办就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称：“接待对象需要安排用餐的，接待单位应当按照当地财政部门规定的伙食标准安排，不得超标准安排用餐，提倡自助餐，一般不安排宴请”。2007年开始实施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自2007年1月1日起，《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试行)》施行。

　　这些规定可谓切中时弊，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令行禁止。豪华接待成了尾大不掉的老大难，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王锡锌认为，政府管理领域信息公开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强调，所有信息如果不是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并且不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都应当对社会公开。费用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才能真正让国家的“钱袋子”为民所用，从根本上遏制住公务接待腐败和行政费用的上涨。

　　但2008年，沈阳有位律师曾向当地政府提出要求公开诸如招待费等行政费用，但最终没有下文。

　　除了信息公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加强执行力也是关键，“制度检查、监督不够，许多法规条文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就是落不到实处，本来是刚性的制度可是一到执行环节就被各个部门‘柔化’了。”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制定于1998年。根据该规定，地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指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开支标准……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2%”。而“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1%”。

　　但是，“对于公务费中财政安排的专项会议费、专项器具设备车船保养修理费及其他一次性专项经费，在计算业务招待费时应予以扣除。”

　　汪玉凯说：“有两个原因导致了公务接待腐败严重。一是，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很难掌握具体数目；二是，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实际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人大难以监督。”

　　“要杜绝公务接待腐败，首先就要从根本上肯定人大的财政预算权，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不能像现在一样，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花钱。”汪玉凯说，“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并且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另外，必须依照合理的原则，制定每个级别招待的规定和标准，并对违法者严格问责。”

　　因网络举报公务接待费超标而牵出的一桩案子，成为最近颇受关注的“网事”之一。网友热帖追踪，舆论热切关注，持续多日。这多少令人觉得有些奇怪——为何一个县级市审计局3年近百万元的公务接待费，会引来如此规模的“围观”？

　　被曝光的海门市审计局，其3年所支出的近百万元公务接待费中，有60多万元是预算内开销。换言之，海门审计局平均一年20多万元的公务接待费是正常而且合规的。只要不太出格，公务接待如何支出、为谁支出，公众一概不知，更难有机会发表评论。

　　问题是，不知何种原因，海门审计局的部分公务接待项目和支出明细被拿到网上“晾晒”了。而这粗粗的一“晒”，就“晒”出了海门审计局局长的贪腐丑闻，“晒”出了公务接待的另一面——“公款社交”。

　　据海门市对该市审计局的调查结果，海门市审计局两天对四川绵竹市审计局一行15人的接待，花费2.7万多元，多是用于参观与吃喝，真正工作交流的时间仅半天。对此，海门审计局局长的解释是“礼尚往来”——此前，该局多次派人到绵阳交流学习、援助物资，虽然援助数额不高，但对方接待规格很高，不仅绵竹审计局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活动中对方都是全部出场接待。

　　去年下半年，山西古城平遥曾自曝公务接待不堪负重，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如果说平遥的公务接待之痛有现行行政审批体制下的无奈，那么，海门审计局则暴露出公务接待被异化的某种现实——迎来送往之间，交流的并不是信息与经验，而是某些人的私人感情；推杯换盏之时，连接起的并不是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的合作纽带，而是一些私人利益链。

　　来而不往非礼也，学习交流变身为参观旅游，这样的事并非海门审计局独有。事实上，海门审计局3年公务接待近百万元的花费不过是“公款社交”的冰山一角。

　　据报道，处理结果已出台，海门审计局局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处分并非针对这一场超规格的公务接待，而是针对由此牵出的其他腐败案；对公务接待超标一事的处理，不过是诫勉谈话、限期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