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实中学是私立:“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再考

▲《解放军报》1986年7月22日将《鲁迅致红军贺信的新发现——杨尚昆在1936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引有贺信文字》一文，报请杨尚昆审批。杨尚昆7月25日批示：“阎愈新同志这篇文章，已有几位同志送给我了，1936年7月这篇文章确实是我写的。从大段的引述鲁迅先生的来信看，我的确是根据鲁信引证的。但来源如何，因事过多年，我无法记起。你们如何处理，请自行决定。”
是否有“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是个老问题，学界多年纷争，似乎认为无此信的观点占上风，但并没有定论。从事鲁迅研究多年的阎愈新教授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些材料，对于探讨这个问题有一定帮助。
——编者
据现有的资料可知，最早提到“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文中有的地方简称《贺信》)的是冯雪峰。他在1952年发表的《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是我动身的前几天转到瓦窑堡的。”他也曾说过“电报是信的形式”。后又有樊宇提供的资料——1947年7月27日晋冀鲁豫解放区《新华日报》载：“1936.2.20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1956年10月15日《文艺报》)。从此，鲁迅、茅盾致红军贺电(信)，引起各界的极大关注。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和各界人士，都为查找论证贺电(信)做出了贡献。在这支庞大的查证队伍中，笔者是其中的一员。
一、《贺信》的发现
1994年，笔者偶然翻阅童小鹏《军中日记》(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现该日记对红军1936年2月开始进行的东征记述颇详，其中4月26日的记载为查找贺信提供了线索：“休息，阅《斗争》报载的上海各团体来信，兴奋已极。”1995年8月2日，我和胞兄阎稚新(国防大学教授)在北京中央档案馆查到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现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32开蜡纸刻写油印本)第95期刊载的《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其全文如下：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
一九三六、三、廿九
《斗争》第95期封面标明“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西北中央局”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机构用的另一个名义。《斗争》103期即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茅盾、冯雪峰因事隔多年，将“东征贺信”误记为“长征贺电”，可以理解。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2月17日发出“东征宣言”，庄严宣告“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2月20日红军在军委命令下，浩浩荡荡向山西前进。不管黄河的汹涌澎湃，不管封锁的严密，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一夜之间飞渡黄河，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沿河数百里堡垒线，被红军一扫而平。
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震惊世界，中外报纸通讯社都有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以实际行动树起抗日的大旗，使全国人民大为振奋。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茅盾，身处白色恐怖的上海，不顾安危，大义凛然，公然致信红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祝贺红军东征的伟大胜利，其意义之重大，再高评价都不为过。
二、认定《贺信》的证据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正是多年来要查找的鲁迅、茅盾来信。证据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冯雪峰作为党的特派员派往上海，正是在中共中央接到鲁迅、茅盾来信之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说：“红军东征的胜利确实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接到宋庆龄、鲁迅、茅盾、覃振的来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高兴。”“4月初，闻天和恩来已从河东回到瓦窑堡。”把还在 “东征”前线的冯雪峰调回来，分别向他交待任务。“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的窑洞里请他吃了一餐饭。闻天交待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
(二)冯雪峰1974年9月2日说：“1936年4月，党中央在陕北也是收到他(指鲁迅)和茅盾先生的贺电，才派我到上海，去找他们。党对他(鲁迅)的信任完全和自己同志一样的。”(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冯雪峰在瓦窑堡接受任务后，于1936年4月中旬出发，4月25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就住在鲁迅家中。冯雪峰见到鲁迅自然会谈到他是党中央接到他和茅盾的贺电(信)后，才派他来上海找他们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茅盾说：“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茅盾又说：“我第二次又听到讲起这封电报，是在抗日战争中一九四零年五月，我全家来到延安……我到杨家岭回拜闻天……闻天插了一句：‘你和鲁迅给中央发来的电报我们收到了’。当时我漫然听之。”(茅盾：《回忆录(十八)》，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三)最早在文章中引用《贺信》文字的是博古。博古在《红军在山西》(刊于1936年4月20日出版的《斗争》第96期)引用《贺信》中第三段文字。但博古当时没有注明出处。
(四)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川交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以上是会议记录的摘要。记录者是杨尚昆同志)。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东征以后的形势，提到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当然是就他们在东征以后的言行来说的(程中原：《应该肯定下来的和需要继续论证的——“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五)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林育英(即张浩，当时为共产国际代表)、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12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并转各负责同志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六)1936年7月6日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信中说：“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沈雁冰，即茅盾)好吗？念甚。”“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共领导人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拥护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的一个热诚的回报。(程中原：《请向鲁迅转致我们的敬意》，载《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
(七)杨尚昆1936年7月24日写的《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载中共河北省委编的《火线》第61期，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32开油印本)一文中，引用了《贺信》中的第三段文字。
(八)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悼念鲁迅专版，在中心位置特栏刊载《鲁迅先生的话》摘录《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中的第三段，注明“摘鲁迅来信”，首次公开来信者之一鲁迅的名字，而没有注明另一位联名者，是因为当时茅盾还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之故。另一段话摘自《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为了回答徐懋庸说他“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鲁迅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指共产党——编者)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鲁迅所看见的，就是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答徐懋庸和《贺信》中话，两相照应，正是鲁迅对《贺信》的正式说明，是鲁茅贺信的铁铸证据。茅盾在1936年初说：“我对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茅盾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贺信》和鲁迅、茅盾所谈相互辉映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贺信》有确凿的文献史料为证，它是真实存在的，毋庸置疑。至于《斗争》所刊来信是如何形成的？它又如何送达到陕北中共中央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发掘论证。
(阎愈新 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