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e戏代演员表:“一个人的死亡”为何使中韩关系“风急浪高”

　　一、为什么“突发事件”会演变成“排华风暴”? 中评社发表署名文章认为，连日来，“韩国一海警被中国船长刺死”的渔业纠纷在韩国迅速升级，正在演变为一波“排华风潮”：报章上针对中国的尖锐指责不绝于耳，韩国右翼到中国使馆前示威、烧中国国旗、呼反华口号，青瓦台官员甚至以中国如处理不好此事将影响总统李明博访华相威胁。而在一些东亚学者眼中，一起民间个案迅速升级成外交风暴，发生在“国小雄心大”的韩国并不出人意料。文章认为，韩国警员在海中执勤死亡确实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消息传到国内，有中国渔民表示，“这些渔民朋友也是被逼疯了。他们本意肯定不是杀人，只是想着把海警赶走，自己快跑，闹出人命是个意外”。而“韩国海警被中国渔民刺死”的消息一经韩国媒体报道，立刻引发轩然大波。韩国媒体众口一词，全是鼓动对华强硬的声音，愤怒声讨中国渔民“侵犯韩国专属经济区的违法行为”，呼吁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要求政府用“准战争”的方式严惩中国渔民，“傲慢放肆的中国，韩国就这么好欺负?”韩国《国民日报》14日的社论就颇具代表性，《东亚日报》则宣称：“中国海盗再次杀人，要给点颜色看看。”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从13日起，韩国示威者聚集在中国使馆门外，部分示威民众手持棍棒，敲碎了一具象征中国渔船的模型，另有韩国保守团体焚烧中国国旗。他们敦促政府不要再用屈辱外交践踏国民自尊.如果中国渔船侵犯韩国“领海”且不听海警命令，就应立即开枪制服;除此之外，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道歉，谴责中国的示威将扩至全国，并开展抵制购买中国产品运动。文章指出，事情的经过尚在调查之中，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次中国渔民与韩国海警的冲突不能等同于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中国民众和韩国民众的冲突。日本大阪大学一名教授表示，“东亚国家很多都是传统渔业大国，发生海上渔业纠纷其实很正常，各国只需按法律行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不可否认，很多时候本来简单的事实一旦添加了‘民族感情’、‘国家间对立’的话，就会演变成外交和政治事件，甚至加深国家间矛盾和对立，这是很不理智的一种反应。”实际上，中国与韩国已有十分成熟的渔业纠纷处理机制，只要证据确凿，韩国对中国渔船怎么罚、罚多少都有规定，韩国海警身亡事件实是渔业纠纷，应该在渔业纠纷框架内解决，不应拔高到政治层面。有分析认为，尽管在重启六方会谈困难重重、韩朝关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原本希望避免对华关系恶化，但在国内汹涌的民意下，李明博政府不得不强硬对待这次渔业纠纷。目前，执政党大国家党因一名国会议员助理制造“黑客案”而面临分裂危机，李明博总统的胞兄李相得议员因助理涉嫌受贿被捕，11日宣布不参加明年4月的国会选举，另外，韩国政府强行通过美韩自贸协定后，首尔不断发生大规模示威。如果国内对华感情持续恶化，举步维艰的政府可能因舆论所迫而不得不摆出更加强硬姿态。　一名长期在韩国生活的中国学者的解释是，韩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中国的属国，总觉得被中国欺压。好不容易经济发展了，感觉自己比中国先进了，能凌驾于中国之上了，但中国快速崛起，还表现出看不起韩国，这让很多韩国人心里有气。此外，韩国民间还有另一种矛盾心态，认为中国既然是大国，在一些事上理应让着韩国，但中国没有理会韩国的感受。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韩国无需证明自己不容欺负》指出，韩国社会在被一种假设笼罩并绑架：中国根本不把韩国的主权当一回事，崛起的中国充满了对韩国的傲慢，渔民越界捕鱼是中国为羞辱、教训韩国而故意组织、纵容的。在这样的心态中，韩国舆论总是把中韩之间的具体摩擦上纲上线，把一个渔民的具体行为，放大成整个中国的国家动作。而且韩国媒体批判中国的言论远比中国媒体的相反言论激烈得多，韩国媒体使用的言辞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是不可想象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韩国人对华认识的偏颇。文章强调，显然，韩国海警“被刺死”是个案，不应带着过于沉重的中韩民间情绪来看待。如果韩国社会不能冷静地对待此一事件，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恐将很难估量。

　　二、中国渔民刺死韩国海警案为何“疑问重重”? 21CN社区发表的评论，则从中国自身对此件的处理提出了六大疑问：一是《环球时报》并非原创性报道，只是转载韩联社信息。据现在的新闻来源看，最初发布该新闻的是《环球时报》，该报所得信息源来自韩联社。韩联社的信息不代表全部真实信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的通迅社能否凭自己的能力去获取更多信息，以让信息得到更好的平衡。二是图片显示韩海警全副武装警棍相逼，为何不谈中方船员是否受伤?从图片拍摄角度来看，本人判断应该是直升机在空中所拍，说明了韩方在执法时就已经有所准备，同时说明了当时的渔船是在上有飞机，下有警艇追逐的情况下做出的极端反应。即使是选择性照片，也能看出韩国警方全副武装手持警棍苦苦相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船方员是否有受作为何没谈到。如果韩国警方有人伤亡，当时的热法会激烈到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亦无说明。听到的全是：中国船员刺死韩国警员。三是中国人民一向胆小为何渔民如此胆大?近两个月，韩国海警扣中国渔船事件时有发生，被拘捕被罚款层出不穷。这些渔民多来自胶东半岛，屡闯禁区背后也有可能是近海无鱼可捕的悲剧现实，为了生计冒险，让这些人竟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如果渔船被拘，只怕全家连年过不好了。中国渔民：没妈的孩子只能靠自己拿着鱼叉相抗了。四是捕渔领域真的属于韩方经济区吗?200海里以内属于专属经济区内，根据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属于国家管辖范围。其他国家在专经济区享有三项自由：飞越自由、水上航行自由、海底铺设电缆管道自由。如果属于这经济区内，中国渔民去捕鱼确实是违法。如果不是呢?韩方能否提供实证证明中国渔民违法。五是中国渔民的话语权在哪里?渔民被拘，他们的话语权如何获得，中国的外交部门是否应该在第一时间内前往看望，了解真相，并给予法律方面的支持。六是中国外交部敢不敢说这也是小事一桩?11月6日，日本海上保安力量在日本长崎县附近海域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并逮捕船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8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维护中国船员的合法权益，尽快妥善处理此事。洪磊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正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他还指出，这是一起普通的渔事案件。钱江晚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渔民屡闯禁区的背后是我国近海无鱼可捕的现实，渔民转战韩国附近海域是近十来年的事。58岁的船主刘会生回忆，刚开始中韩没有划线时，渔民们都知道那是公海，中国渔船可以进，韩国渔船可以进，日本渔船同样可以进，渔民们习惯将其作为传统渔场涉足。画线后一开始也不太有国界的概念，大海不同陆地，当时的船也没有现在那么先进，能够从导航上看出界标来。 “但那个时候去得不多，家门口就有货(鱼)，近海捕捞就很可观。”刘会生说。黄海靠韩国一侧海产品丰盛是渔民共知的事实，因此越界捕捞便是常有的事。污染严重和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船主们纷纷抱怨，每年6月20日到8月20日的休渔期，本来就是为鱼产卵、小鱼孵化专门留出的种群休养生息期，当地却总有渔船在休渔期内就捕捞，而主管的渔业部门却坐视不理。文章指出中国海域鱼资源越来越少，这也和中国渔民用拖网这样大量捕捞、涸泽而渔、只计数量不计质量的传统作业方式有关。日韩采用的基本上是延绳钓的作业方式，渔获量并不大，但钓上来的都是质量很好、外观漂亮、尺寸较大的鱼。日韩这类作业方式不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经济效益也很好。但国内竞争激烈，鱼价格差距不大，这也是导致我国捕鱼过于粗放化和不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

　　三、能不能以高度政治智慧化解“渔业纠纷”?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发表文章称，这一悲剧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和韩国为了解决两国渔民的渔业纠纷问题，曾经通过谈判签订了《中韩捕鱼协定》，划分了两国渔民捕鱼的海域。如果事件发生在“中韩维持现有渔业水域”，那么，韩国就不能将本国的有关渔业法律、法规适用于中国的渔民和渔船;如果事件发生在“韩国特定水域”，那么，中国渔民就不能从事捕捞活动。换句话说，确定案件发生的地点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文章指出，近些年来，中韩两国发生渔业纠纷，往往通过协商方式加以处理。但这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就是因为双方虽然签订了划分渔业作业海域的协定，但是并没有建立一个联合的执法机制，这就使得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和韩国建立联合的巡逻执法机构，并且及时通过对话消除误解，那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正是由于在执法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机制，韩国执法工作人员没有向中国执法机关通报有关情况，才导致双方的财产和人员受到重大损害。所以，建立联合的海洋执法机制刻不容缓。联合国有关海洋保护的公约不仅不排斥联合执法行动，相反地，为相关各国共同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间。严格按照联合国有关公约的规定，建立联合的巡逻执法机制，或者，建立信息通报机制，不仅有利于减少两国之间的摩擦，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教育各自国家的渔民，共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文章认为，随着中国从陆地大国变成海洋大国，过去不曾出现的一些纠纷日益浮出水面。中国和韩国之间的纠纷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中国在强化国防力量的同时，应当建立必要的行政执法机制和外交预警机制，否则，依靠传统的途径和管道，根本无法解决突发事件，也很难从根本上保护中国移民的切身利益。此次中国渔民在韩国能否受到公正审判，还需要中国的领事当局全程监控。如果中国渔民在韩国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中国驻韩国当地的总领事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程序，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大使馆聘请有关的法律专家，及时处理诉讼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这是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这一事件能否尽快消化处理，考验着中韩两国政府官员的智慧。如果这一事件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诉讼案件，那么，不仅会激化两国之间的矛盾，影响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导致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外交部应当尽快成立专门的小组，由条法司组织专家仔细研究这一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如果案件应该由韩国司法机关审理，那么，中国外交部应当尽快组建法律援助小组，为中国渔民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服务;如果这一案件应当有中韩两国商定处理，那么，中国外交部应当积极与韩国磋商，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争端，而不是将这一案件提交司法机关审判;如果这一案件应当由中国司法机关管辖，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应该据理力争，通过法律小组表达中方的意见。文章强调，这一案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中国在处理有关国际纠纷方面，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在保护中国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应当以务实的态度解决争端。从本质上来说，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当中国公民的正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中国政府应当及时出面维护正义;当中国公民与其他国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中国政府应当在国际法和双边协定规定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如果中国的外交当局无所作为，那么，很可能会助长一些国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嚣张气焰，从而导致更多中国公民的利益受到侵犯。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据理力争，在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引导下，妥善的处理相关纠纷，那么，中国公民的利益就会得到有效的保护。实际上，中国在处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刑事案件的时候，就已经摸索出一套积极有效的办法。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公开表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要求相关国家缉拿凶手，并且通过签订多边联合执法巡逻协定，确保中国的执法人员能够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展执法活动。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借鉴澜沧江湄公河模式，与相关国家签订联合执法协定，通过加强执法巡逻避免出现摩擦，通过及时的信息沟通防止擦枪走火。文章还指出，当前，中国的学术界就如何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出现了不应有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不结盟国家，不能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其他国家结成战略联盟关系，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能频繁出现在公海，因为那样做将会不利于中国贯彻落实韬光养晦的政策。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中国正在从一个陆地国家变成一个海洋国家，中国的商业利益无处不在。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商业利益，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执法机构，增加自己的威慑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联合的执法巡逻机制，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切身利益，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从而为中国渔民争取到和平作业的环境。

　　注：汇编参考文章

　　《渔业纠纷风暴　韩国不能乱使性子》，中国评论新闻社，作者为张迎春；
    《应对中韩渔业纠纷需政治智慧》，中国评论新闻社，作者为乔新生;
    《中国失海渔民的囚徒困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为郎遥远；
    《中国渔民刺死韩国海警六大疑问》，21CN社区，作者为十七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