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微镜高倍镜:湿病概述[轉貼]

  中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对人体水液代谢就有了较详细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说：“饮入于胃，游益精气，上输于脾，脾气精散，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的精辟阐述。津液是人体正常水液的总称，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它是通过胃的受纳腐熟，小肠受盛化物，泌别清浊，以及脾的消化、吸收、运化传输作用，由水谷精微而生成。《灵枢·决气》篇说：“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灵枢·五癃津液别》篇说：“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灵枢·邪客》篇说：“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因此，古人早已认识到，津液有滋润、濡养机体的作用。津液有润泽皮肤肌腠，滋润五官孔窍，滑利关节，濡养脏腑器官，充养血液骨骼、脑髓等功能。

  《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素问集注·平人气象论》说：“脾主灌溉，故曰濡。”小肠分泌清浊，其清者经脾运化，上输到肺。《灵枢·决气》篇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肺主气，气可以化水，故“肺主行水”，经肺的宣发肃降功能，通调水道，将津液输布周身。津液有的转化为唾、涕、泪，从口、鼻、眼排出。肺的肃降，使水液下归于肾。《素问·逆调论》说：“肾者水脏，主津液”。津液通过肾阳的气化而将浊中之清回归于肺，浊中之浊注入膀胱，以尿液排出。《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其中小肠分泌浊中之浊，下传大肠，大肠回吸收部分水液，其余浊者随大便排出体外。此外水液代谢，还有赖于肝的疏泄作用，调畅气机，通利水液和三焦的疏通水道。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灵枢·痈疽》篇记载：“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津液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类经》说：“心主血，血运正常，汗则血之余。”又心主神，有调节汗液排泄的作用，2，血运正常，亦参与津液的输布与排泄。上述津液循环往复，维持着人体水液代谢的平衡。

  人体水液代谢的全过程，是靠各脏腑功能共同协作而完成的。其中肺的宣发肃降、脾的运化传输、肾阳的温煦你气化作用更为重要。气可以行水，肾阳为人体阳气的根本，对人体各脏腑功能起着温煦、生化作用。肾阳的气化对肺的宣发肃降、脾的运化传输、膀胱的开合、三焦的疏通水道均起促进作用，因此肾对调节水液代谢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水液代谢，是维持人体平衡的主要环节。在临床上，如果胃失其腐熟，脾虚失其运化，肺失宣降，不能通调水道，肾气（或肾阳）亏虚，失其蒸化水液，肝失疏泄，三焦失其决渎，心气虚则血液（含津液）不能正常运行，小肠失其分清泌浊，膀胱失其开合，其中任何一脏腑功能失常，都会影响津液的生成、输布与排泄，使体液代谢发生障碍。若津液生成不足，或损失过多，轻者伤津，重者伤阴。若津液环流障碍，则产生水肿、小便不利、痰饮、泄泻、呕吐或关节痹痛肿胀、带下等水湿潴留，而成涉及各科的湿证病变，甚至出现水汽射肺凌心，痰湿中脏，痰厥等为重证候。正如《中藏经·论水肿脉证虚实候第四十三》所说：“人中百病，难疗莫过于水也，水者，肾只制也，肾者人之本也，肾气壮则水还于海，肾气虚则水散于皮，又三焦壅塞，荣卫闭格，血气不从，虚实交变，水随气流，故为水病。”所以自古以来，中医就很重视人体水液代谢及其病变，在这些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理论和宝贵经验，至今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和创新。

  西医学认为，人体内的体液约占人体体重的60%，是人体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体液中主要成分是水，其中含有许多有机物和中间代谢产物以及代谢废物。水是许多物质的溶剂，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川流不息地循行全身，保持细胞内外体液量及物质的浓度、酸碱度、温度、渗透压等条件的相对稳定，任何病理状态均可影响或导致水液代谢紊乱，水液代谢紊乱又可影响许多脏腑功能，若处理不当有时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所以西医学亦很重视水液代谢。

湿病的概念和源流

  凡因湿邪侵袭人体，或人体脏腑功能失调，而至水湿潴留体内，所表现水湿停滞的病症，称为湿病。

  湿病有表里之分，寒热之别，虚实之辨。一般而言，以病因而分，六淫中之湿邪而致病者，称外湿，多实证，病变亦有因实致虚者；因脏腑功能失调，水湿停聚而致病者，称为内湿，多虚证，病变亦有因虚致实者，或虚实兼夹者；若湿与寒相挟人致病者，称寒湿；湿与热合犯人者，称湿热，亦有寒热错杂者。以临床证候辨别而言，有因人体质阳盛，湿从热化而偏湿热者；有因人体质阴盛，湿从寒化而偏寒湿者。无论外湿或内湿致病，其基本病机皆为水湿停滞，气机失常。

  中医对湿病的认识，来源于《五十二病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发展于金元，完善于明清民国，成熟于当代。为此，作一简要的整理，以溯本求源，洞悉其脉络，对湿病今后研究，有着重要的传承和促进作用。

湿病理论源于《内经》、《难经》

  湿邪致病，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索痉者，如产时居湿地久”所致，认为是妇女在分娩时居处潮湿太久，婴儿收到湿邪的侵袭，而引起口噤、项强、经脉挛急、抽搦的痉病。《内经》则以人与自然、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五运六气等理论，对潮气、湿邪的产生及湿病的病因病机、症状表现、治则等已有较详尽的论述，为湿病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正常情况下，湿为自然界的六气之一，称为湿气，又称为正湿，为万物滋润，生长繁茂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备化之纪……其令湿”，王冰注云：“此乃德化之常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说：“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土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人，故令虚而生化也。”“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明确指出了自然界的湿与人体脏腑、精神情志等得紧密相关性和辩证性。正确的湿气对万物有益而无害，但如湿气太过或其时而有其气，则为湿邪。由湿邪所引起的疾病则称为湿病。

  《内经》对湿邪的特殊性和致病特点有系统论述，认识到既有外湿内湿之分，又有清浊之殊，上受下起之异，即“清邪中上浊邪中下”是也。所谓清邪，系指地下上升之轻清雾、露、冰雹和雨雪，感其气者，上先受之，则见头脑昏蒙，蔽聪塞明，沉重痠楚。《内经》所谓：“因于湿，首如裹”是也。浊邪是指地下泥水污秽之气，暑月淫雨，离照当空，天热下逼，湿浊之气蒸腾，触其气者，下先受之，多见足趾重着肿胀，关节痠痛。《素问·太阴阳明论》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湿邪中人，多因其人正气不足，湿邪才能乘虚而入，故《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清楚说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湿邪中人的内在条件。湿邪对于人体脏腑有特殊的亲和性，其症状表现具有一定的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湿盛则濡泻”，“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素问·生气通天论》：“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颈项强，皆属于湿”。《素问·痹论》：“湿气胜者为着痹也”。肺主气，司呼吸雾露清湿之邪则易通过口鼻而袭肺；脾属土，司运化，恶湿，故湿邪极易停滞，影响气机升降。故湿邪损伤脾肺，多见鼻塞不利，咳嗽上气，胸膈憋闷，胃脘痞满，四肢不举，体重痠楚，饮食不化，呕恶嗳气，唾吐清涎，发为咳喘、濡泻、趾肿、黄疸、痉病、痹病。痿厥等诸多疾患。《素问·气交变大论》指出：“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甚则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膶酸”。此外，湿邪与运气的胜复，在引起湿病的发生方面，亦紧密相关。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湿淫所胜……民病积饮，心痛，耳聋，混混焞焞，嗌肿喉痹”，“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饮食不化……饮发于中，咳喘有声”等病证。

  《内经》对湿邪中人，与地域、工作及居住环境潮湿等因素有所认识。《素问·异法方宜论》：“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生之地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素问·痿论》：“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是对所处地域、工作种类、环境潮湿可致肉痿的阐述。在《素问·奇病论》中，对过食肥甘，脾运湿热而成“脾瘅”、“消渴”，亦进行了讨论。原文曰：“有病口甘者……此五气之云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同时，湿邪又多与它邪相兼为病。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风湿相薄……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民病寒湿，发肌肉痿，足痿不收，濡泻血溢”，“溽暑湿热相薄……民病黄疸而为胕肿”。《素问·生气通天论》：“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段为拘，弛长为痿”。《素问·调经论》亦云：“寒湿之中之人，皮肤不收，肌肉坚紧。”明确指出了外湿多侵害皮、肉、筋、脉、关节而致痹病，由湿热蕴结日久，易成痿病。

  关于湿病的治疗，《内经》提出了较完备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世治疗湿病的圭臬。概括起来有苦温燥湿，淡渗利湿、疏风胜湿、清热祛湿等。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则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等大法，对指导临床辨治湿病，起到了重要作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所创制的13方中，其中泽泻饮、兰草汤、半夏秫米汤，亦可用于治疗湿病。《难经·四十九难》：“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则伤肾”，“有中湿”。《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湿温”，“湿温支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提出了湿温的病名。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治疗风湿、寒湿、湿热等药物43种，其中薏苡仁、车前子、泽泻、萆薢、防风、防己、滑石、茵陈、茯苓、猪苓、秦艽等，至今仍为常用的祛湿药物，有较好的疗效。

张仲景开湿病辩证论治之先河

  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的临场专著。其中对湿病的突出贡献如下。

  ⑴首先将湿邪所致的疾病，作为独立病种进行了讨论。诸如对湿痹、历节、肾着、胃痞、下利、黄疸、黄汗、狐惑病、浸淫疮等多种内、外、妇湿病科，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开创了湿病的辩证论治先河。

⑵在病因方面，描述得十分具体，如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肾着之病，“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黄汗之为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等。

⑶在辨证论治方面，注意辨别表里、上下、寒热、虚实。如湿家表实证：风湿在表予麻黄加术汤，风湿表虚予防己黄芪汤，风湿表阳虚证予桂枝附子汤，而表里阳气皆虚者予甘草附子汤。治黄疸病，阳明湿热瘀里发黄予茵陈篙汤；外有表邪，里有湿热予麻黄连翘小豆汤；湿热郁于三焦，热势较重予栀子柏皮汤；黄疸湿重于热予茵陈五苓散。《伤寒论》第259条，还讨论了寒湿发黄等内容，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之详明，层次清晰。

⑷在治疗上，根据湿证上下、表里、寒热、虚实提出具体治法。

A.湿在上焦，治宜宣泄，用纳鼻外治法，如“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愈”。

B.风湿在表宜用汗法，“但欲微微似欲出汗者”为度。

C.“湿邪在里，但当利其小便”，使《内经》“淡渗”、“开鬼门，洁净府”的治法具体化。

D.《内经》在病因上虽然提出了风湿、寒湿、湿热的病因病机，但在湿邪从化方面却欠明确，至仲景始有湿从热化宜清热燥湿或清热利湿，阳虚湿从寒化宜温阳除湿等具体治法。

 E.强调湿家忌大汗及攻下。

 F．创制了一系列治疗湿病的方剂，如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等。

 G．在治法上，有内服、外洗、外敷及搐鼻等丰富内容，至今仍为后世医家广泛应用，有很高的临场使用价值。

  更为可贵的是，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率先将雾作为致病的五邪之一，明确指出：“五邪中人，各有法度……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雾伤皮凑”，联系到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所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说明当时急性热性传染病流行猖獗。据张国权、王华《雾气致病与东汉雾伤于上》，所引成都武侯祠展示的资料可知，从公元121-183年，共发生灾荒22次，其种类有瘟疫、地震、地裂、洪水、涝灾等，给人畜造成的伤亡巨大，腐败的尸体臭味，源源不断地散发于空气中，成了雾气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污染源（1995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药报》第4版。所以雾同样是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

  《神农本草经》中，提出：“瘴气”病名，而《后及“汉书·马援列传》即有“瘴气”及“瘴疫”流行的记载。所谓瘴气，是指感受山岚雾露湿热蕴蒸之毒的一种急性外感疾病，临场特点是寒热交作或有神识昏蒙、喑哑等症状。隋·巢元方、唐·王焘认为是外感恶毒之气所致。明代《圣济总录·瘴气》：“江山雾气多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但换洗斯气皆成斯疾”，进而派生出哑瘴、冷瘴、热瘴、中瘴、疟瘴等疾病，明确指出瘴气致病，是由呼吸道感染而成。《景岳全书·李侍制瘴疟论》：“岭南炎方土薄，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胜，二气相搏，此寒热所由作也”，充分表明古人已认识到山岚雾露中含有恶毒之气，与大气和水源、环境污染密切相关，并具有地域性疾病特征。这与雾气致病不谋而合。

隋唐至金元时期医家对湿病的发展

  隋唐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医学流派蜂起，各家学说争鸣，使湿病理论和临床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

  隋·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各科病证源候1699候，其中对湿病想干的如湿疸、湿癣、湿疥、脚气病等进行了阐述，对其病机有的发挥较为简明，显示出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七》中，进一步具体描述了风毒脚气的病因，认为可由久坐久立湿冷之地或汗出当风取冷所致。若暑月久坐久立湿地，则热湿之气上入经络。强调预防和早治思想，指出：“凡四时之中，皆不得久立久坐湿冷之地……世有勤工力学之士，一心注意于事，久坐久立于湿地，不时动转，冷风来袭，入于经络，不觉成病，人非金石，况范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在治疗用药和分量上，主张：“顺天时，合地理”，“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使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尤其提出“不欲露卧星月，不欲眠中用扇，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治脚气推尚“惟得食梗梁粟米，常作谷臼皮粥防之”的预防早治思想，以及用谷糠（含有大量维生素B₂）防治脚气的方法，具有较高科学价值。

  宋·朱肱《类证活人书》，在继承《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理论的基础上，对湿病的论述，极为详尽。“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暑，湿热相博，则为湿温。病若两胫逆冷，腹满，又胸多汗，头目痛苦，妄言。其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治在太阴，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变，名曰重暍。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白虎加苍术汤主之”。其所言湿病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等治禁，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从而为湿温病的治疗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其所创之白虎加苍术汤一直为后世所习用。

  宋·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对湿邪致病的隐袭性及广泛性更有深刻的认识。他说：“风之撼动，人知其为风；寒之严凝，人知其为寒；暑之炎热，人知其为暑；惟湿之入人，行住坐卧，实熏染于冥冥之中，人居戴履，受湿最多，况夫湿能伤脾，脾土一伤，百病根源，发轫于此矣。滞而为喘咳，渍而为呕吐，渗而为泄泻，溢而为浮肿，湿瘀热则发黄，湿遍体则重着，湿入关节则一身尽痛，湿聚痰涎则昏不知之，至于为身热，为鼻塞，为直视，为郑声，为虚汗，为脚气，为腹中胀，脐下坚，为小便难，大便自利，皆其证也。”

  金·刘完素根据当时的气候环境及其对湿病的认识，提出了湿自热生的论点。如《河间六书》中说：“湿本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故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湿复燥干也。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宜行，即停滞而生水湿。故风病湿者多自热生。”在治疗上也多有发挥，强调“风胜湿，湿自土生，风为木化，土余治之以风，脾盛治之以燥”。

  张从正《儒门事亲·卷十一·湿门》中云：“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可用独圣散吐之，如时月凉寒，宜于燠室不透风处，用火一盆，藉火力出汗，次以导水禹功，量病人虚实，泻十余行，湿去肿减则愈矣。是汗下吐之法俱行。三法行毕脏腑空虚，先宜淡浆粥，养肠胃三两日，次日服五苓益气同煎，或灯心汤调下亦可。如大势未尽，更服神功散，可以流湿润燥，分阴阳、利水道。”张氏以汗、吐、下三法治湿病，虽然别具一格，但后世医家为了患者安全起见用之较少。

  李杲从脾胃内伤的度详细阐述了脾胃损伤，中期下陷，内伤酒湿等病证，创造性地提出了“升阳除湿”的治疗大法。例如脾虚湿盛的泄泻，东垣认为此乃中气不足，脾湿下陷，“阴盛乘阳”之变，治之不能用淡渗分利之剂，因脾气已经下陷，又分利之，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也”，应用升阳之药，羌活、独活、升麻、柴胡、防风、炙甘草等，或升阳除湿防风汤。对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之病，由于脾胃虚弱，阳气不能上行，不能充皮毛，散布百脉，以致风湿乘虚侵袭所致者，治当风药升阳，使阳气升腾于经脉，同时风药又能胜湿，则湿邪除而经气疏通，方用除风湿羌活汤、羌活胜湿汤等。对于四肢无力，困倦懒语，周身走注疼痛，燥热汗出，在阴室中则疼痛更剧者，东垣认为此乃风湿而兼阴火，治之当用麻黄复煎散或苍术复煎散投之等。如长期鼻塞不通，不闻香臭，头额昏沉，涕泪眵多，东垣认为此乃脾肺气虚，湿蒙清窍，即《内经》所说：“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治之亦当用“升阳除湿法”，方如丽泽通气汤等系列方剂，为湿病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升降相依化湿浊

　　升降理论，是中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中医认为，人体气机应有升有降，只有升降正常，才能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否则，就会出现功能失常。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云“非升降，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出入，无以生长化收藏，是故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提出人体气机运动形式和自然界一样，离不开升降出入。又如，在《素问.经脉别论》中，“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阐释了水饮入胃后，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体现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形式，从此开创了用升降理论解释人体生命现象之先河。后世医家，多有发挥。如金元时期，脾胃学派宗师李东垣，提出著名的“气火”理论，认为“元气”与“阴火”不两立，一升一降，元气宜升，阴火宜降，善用生发阳气之品，以助长元气，俾元气一升，阴火自降，即所谓“欲降先升”，广泛应用升麻、柴胡等风类升阳之品。迆至清代，叶天士提出“太阴阴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始安”，和“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善于灵活运用升阳和润降之品等等。

　　有一位病人，男性，45岁，患痛风多年，经常足大趾肿痛，伴有牙齿松动，口腔溃疡，眼睛干燥，阴囊部湿疹，有时搔破出血。这次服药一月余，痛风仅轻微发作一次，牙齿松动有好转，阴囊仍有瘙痒，但程度减轻，大便粘滞，小便黄，诊时见其面色少华，舌质暗，有齿痕，苔薄黄腻，脉沉细。病人牙齿松动，有牙龈和牙齿两方面的问题，中医讲，牙龈属胃，牙齿属肾，应脾胃和肾同治方能解决问题”。治当疏风祛湿，清泻胃热，滋肾固齿。

　　处方：金雀根30 五爪龙20 藿香12 生石膏30 炒苍术15 黄连10 当归12 升麻12 丹皮12 炒薏仁30 土茯苓30 萆薢15 山慈菇20 醋莪术12 坤草15 川牛膝15 14剂

　　我们都知道，痛风属于中医热痹范畴，湿热痹阻，浊阴不降是其主要病机，所以清热利湿，降浊活血，亦应是其治疗大法。方中金雀根活血通络疗痛风，五爪龙、炒薏仁、萆薢、土茯苓、山慈菇清热利湿解毒，藿香、炒苍术和胃化湿，石膏、黄连泻胃热，当归、丹皮、醋莪术、坤草活血，牛膝在此作用有二：1、活血利水，引血、水下行，2、滋补肝肾固齿。关键是升麻一味，调节升降，在前面诸多药中多为利湿、降火、降浊浊之品，其性以降为主，方中升麻则为升阳之品，配合上述降药以调节中焦气机，使升降相依，湿浊自去，朱丹溪谓“气升则水自降”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张景岳在“济川煎”
                                         路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