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本田缤智怎么开近光灯:“两弹一星”熔铸共和国安全核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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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8-09 11:05:50 来源： 作者：
“两弹一星”熔铸共和国安全核盾牌——访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张翔中将
作者：谢德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4-28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3期5版“对话”文章之一。
张翔，1943年出生，1961年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武器专业。历任第二炮兵研究所主任，技术装备部总工程师、副部长，第二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中将军衔。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理事长等领导职务。先后撰写多部在军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报告和理论专著，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在中文信息技术处理的突破、军队信息化创新、战略核力量建设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弹一星”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熔铸了中国安全核盾牌，振奋了国人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赢得更大的战略空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到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理事长张翔将军，重新回顾和认识这一国防尖端事业从伟大决策到成功实施的整个过程，将“两弹一星”精神发扬光大，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迫于核威胁“两弹一星”决策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两弹一星”的概念从何而来？请谈谈您与“两弹一星 ”事业结缘的经历。
张翔：“两弹一星”这个词最早应该是从小平同志的讲话延伸出来的，他1988年讲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9年中央举行了表彰“两弹一星”元勋的大会，“两弹一星”提法正式面世。从字面上看，“两弹一星”是核弹（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武器的简称。其内涵是中国独立自主建立并发展的核技术、空间技术等高科技事业以及战略核力量的统称。改革开放前，出于保密原因，对该领域的工作曾代称为尖端武器、尖端技术。
我接触“两弹一星”的时间比较早，因为我大学的专业就是核武器设计。中学时期，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技文化知识人才，我本人又比较爱钻研理工科，到了大学以后学的就是核武器专业。后来又在二炮工作，所做的事情基本上也都围绕着“两弹一星 ”。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说“两弹一星”的概念，从狭义到广义是有一个变化与延伸的过程？
张翔：是的。现在社会上对“两弹一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字面上解释，即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第一颗卫星。而广义的理解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对“两弹一星”内涵的解释。如果是前者，其成果基本上是在“文革”之前。而后者则延伸到粉碎“四人帮”后的近二三十年。我们研究会确定的研究范围是后者，主要是依据中央表彰“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业绩，以及他们的业绩所涉及的专业和时段来划分的。此外，这种划法同我国战略核力量体系的基本建成在历史时段上也大体一致。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发展尖端武器即“两弹一星”的初衷，就是要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因“文革”的干扰耽搁，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实际上跨越了两代领导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初党中央作出“两弹一星”的伟大战略决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翔：看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走向，就不难看出，人类科技进步不仅仅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是强有力地推动着军事变革。二战结束前夜，美国掌握了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显然掌握着很大的军事主导权。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处于被动地位。中国要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手中需要有王牌，即核武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在饱受核威胁之后，切实地感受到没有核武器受人欺侮的滋味，决心发展自己的战略核力量。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原子能工业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说进行“两弹一星”建设，也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国际核威胁、核讹诈形势？
张翔：可以这样说。作为国家自身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国防建设不能靠任何人，只能靠我们自己。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敏锐。毛主席对外讲的时候是说原子弹是纸老虎，这是为了在战略上藐视它，鼓舞士气。我们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说，1955年中央政治局听取核物理专家的汇报后，毛主席曾对他说，“你们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决定命运的。”这句话和他原来说过的“原子弹是纸老虎”概念反差极大。所以在刘部长回机关后，“决定命运的”这句话就没敢往下传达，他当时怀疑是不是自己听得不准确。时隔多年再回味这句话，确实是意味深长！从现在解密的历史来看，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早就非常重视发展我们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陈老总（陈毅）当时也曾说过“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吗？
张翔：是说过的。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老帅们搞原子弹的迫切心情。仅是限于当时的形势，对外不便宣传。“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极其保密，见证这个伟大事业的公开史料本来就少，加之当时一些会议不允许文字记录，也不许拍照。这使得工程参加者的很多感人事迹，至今为世人所不知。我听父亲（张爱萍上将）说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晚上，他检查完安放在铁塔上的原子弹，坐着吉普车走出没多远就想：爆炸后铁塔就没有了，是否回去照张相留个纪念？等回到了铁塔旁边正准备照时，忽又想起，对核武器设施不许照相，这是自己规定的，我再带头违反不好。结果就没照，只在塔下捡了块小石头作为纪念。十年后因工作出差我曾去过那个爆心，铁塔的钢架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一切都化为了乌有，被烧蚀的石块、沙土熔成了一颗颗珠子满地铺撒着，仍带有不少的放射性。今天，父亲当年意外捡回的石头，可称得上是珍贵的“两弹一星”文物了。好在第一次核试验后期八一厂去了摄影师，不少珍贵的场面有电影胶片留存下来。
经过半个世纪的流逝，“两弹一星”事业亲历者大多年事已高，有的已离开了人世，必须加快抢救、挖掘，把分散的史料集中起来，编撰成册，传世于后人。
2 核阴影仍笼罩着未来的信息化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二炮科技研发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能否谈一谈“核威慑”对于未来信息化战争，有何重大影响？
张翔：谈到当前或未来的战争，一般的提法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一直不为人注意，钱学森同志曾说过，现代战争全面地讲，应该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我十分赞成这样的说法。二战以后，有核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现在的战争都是有核国家打无核国家，或者是无核国家之间打。美苏虽爆发过军事冲突，如1962年的古巴危机，双方都已经剑拔弩张，核武器处于待发状态，但终究未爆发核战争。从那以后，美苏都认识到了，核大战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用核武器去吓唬有核国家，等于吓唬自己。可以说，想打大规模战争的力量，被核武器的“紧箍咒”罩着，很难发动。于是当代的战争形态被限制成局部战争。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存在，战争的样式很难说。这一点平时讲得不多，所以往往被人忽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处于核威慑笼罩下的信息化战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张翔：有核国家之间不敢轻易动武。处于核威慑笼罩下的信息化战争，主要的作战样式往往是选择远程精确打击。这是因为随着信息化装备水平的提高，非核化的远程精确打击同样具备了很强的军事效能，从而也可达成较为有效的政治目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的达到了，战争就可以告一段落。而要实现远程精确打击，如先要发现目标，还要精确定位，再要有精确制导武器，像巡航导弹等。打了以后，还要进行判断，打准了没有，要不要再打？这些全得靠信息化系统来实现。所以，这种战争样式也只有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才可能实现。这与二次大战不同，二战是打钢铁，打机械化，不分军民目标，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除了远程精确打击之外，现代战争还有远程兵力投送，特种作战。而无核国家对付有核国家，只好搞恐怖活动。因此，反恐也成了现代战争的一种重要样式。
前面说到的，现代战争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原因在于人类掌握了核武器，核武器也是促使世界走向多极化的重要因素。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核武器，而不是一家独有，就达到了战略制衡。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出来了，他说过：核武器将来可能“没有用”。其所指的“没有用”，是说不一定能够用到战场上。但核武器研制出来放到那里本身就是在用，它的存在就起着威慑敌人、战略制衡的作用。所以，就核武器而言，你必须拥有它，你才有可能消灭它。大家都有了，等于说它没有用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战略制衡也是核武器的重要作用之一。如果各方势力不平衡，核武器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张翔：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已经超出了武器的范畴，所以称之为战略武器，有的称之为终极武器。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要达到政治目的，快速获取国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军事。像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二战时的法西斯国家，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国，依靠军力就可以获取极大的经济利益。现在为什么单纯的军事手段不行了？就是因为受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制约。于是只好改变世界争斗的游戏规则，大家开始转向拼经济，拼意识形态，拼价值观，这也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意识形态影响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像当年苏联和美国，苏联军事力量强大，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取胜，就拼经济，用意识形态、颜色革命搞垮它。
3 军民融合促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科技发展的“龙头”，“两弹一星”对于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有何重大影响？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张翔：当代各国考虑的最重要问题还是离不开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靠什么？主要靠国防。国防建设要靠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民用科技的创新发展。现在中央所提倡的就是走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使得军用技术、民用技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我们国家既然花了这么大力气搞了“两弹一星”，很自然我们要把它转到国民经济建设领域。“军民融合”是一个大课题，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要很好地研究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加快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复兴赢得更大的战略空间？
张翔：“两弹一星”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典范。由此带动了我国诸多领域的科技创新。拿航天领域来说，我国很多航天技术都是国际一流的。美国现在正在搞战略反导系统，一旦这种系统建成运行，有可能打破国际间既有的战略平衡。这就要求我们随着国际科技竞争的发展，及早地预测和应对国防建设上可能出现的薄弱环节。在竞争中没有必要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机械地跟着怎么做。而是要研究对手，发挥自己的长处，先人一步，掌握主动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4年4月8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是“两弹一星”事业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在此之后发射的卫星，还属于“两弹一星”事业的范畴吗？
张翔：作为“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划定的研究时段，起点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点——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止点为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两弹一星”原规划目标基本实现，即我国远程打击和二次打击战略核力量能力基本形成。这个时间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此时我国对强敌确已具备了牢靠的“还手之力”。由于“两弹一星”所涉及的如载人航天等各项事业一直延续至今，从广义范围上讲，这些后续事业仍应作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延伸与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4 历史不应忘记 未来待续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父亲是著名的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为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在您眼中，父亲是怎样的？他对您所从事的“两弹一星”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翔：在我眼中，我父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但同时父亲是很讲道理、讲民主的，并且开放务实。对孩子们来说，他并不刻意强求什么，像专业爱好、择业及建立家庭，他都让我们自己选择。要说影响，基本上是无形的。五六十年代，我上中学时，父亲已担负起“两弹一星”的组织领导工作。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我们上学时主要是忙着闹革命，没有工夫去学好数理化，现在抓工作才感到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希望你们这一代人一定要学好科技文化，将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都有大用处。”回想我当时的志向，因父母都当兵，我小时候又在军营里长大，很自然想长大后也当兵。但另一方面，我又喜欢理工科，对科技感兴趣。高中后期听说军队还有技术院校，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既当兵，又学科学技术，感觉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我就问父亲：“我能去哈军工吗？”父亲说：“那是要考试的，当兵还要能吃苦。”他虽没直接回答我，但是从父亲的神情来看，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想法挺高兴。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正在抓“尖端”——导弹核武器。后来回想起来，我能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儿子走这条路正对了他的心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身教胜于言教，父亲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的发展。由于父亲特殊的身份，与他接触是否与一般家庭的父子也会有不同？
张翔：应该说和一般军人家庭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父亲对子女要求更严格一些。在军人家庭长大，始终受到军人特有的直率、坚忍果敢等作风的影响。作为子女，从前多是从家庭的视角来看父亲，除了敬佩，免不了有时还有些敬畏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而真正想去了解父亲，却是在他逝世以后。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人这么崇敬他、怀念他，这才让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地去多了解父亲的事业和父亲的品格。当然，这里也可能还有失去亲人后才真正领悟到的亲情。父亲虽然是军人，却不失儒雅，他喜好文学艺术，喜好书法，家人们过生日时，他时常会主动给我们题些字。只是当时我们不大懂得他的心，不太在意。现在看来，还是悟性不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两弹一星”事业历史的权威研究机构，“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接下来还将做哪些研究及宣传工作，进一步推动“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张翔：我们提倡历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汇集、整理“两弹一星”的各种文档、实物、亲历者的回忆等史料，对“两弹一星”的重要事件和领导者、参与者进行研究和宣传。通过学术探讨，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同时，还想动员社会的力量，建立相关的“两弹一星”教育和纪念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两弹一星”的历史定位以及对于当前独特的时代内涵？对未来“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期待或展望？
张翔：“两弹一星”对新中国的贡献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总结，首先说“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给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其次，“两弹一星”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塑造了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另外，“两弹一星”对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伟大的事业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诠释这一时代的独特内涵。“两弹一星”事业的前途是很远大的：宏观来讲，它会向人类探索宇宙去发展延伸。微观来说，会进一步深入到超微世界中去探秘和开发。另外，我们在建立战略核力量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如我们为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确保核力量的安全而建造“地下长城”的技术，对民用地下工程也是很有用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您个人有什么想法来纪念这特殊时刻呢？
张翔：党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90年极其不平凡的道路，终于使得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未来前进道路中还将遇到各种艰难挫折，关键是要汲取经验教训，抓住和用好当前有利战略机遇期，坚定党的领导，改善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失时机地实现科学和持续的发展，未来国家就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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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熔铸共和国安全核盾牌——访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张翔中将
作者：谢德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4-28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3期5版“对话”文章之一。
张翔，1943年出生，1961年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武器专业。历任第二炮兵研究所主任，技术装备部总工程师、副部长，第二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中将军衔。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理事长等领导职务。先后撰写多部在军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报告和理论专著，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在中文信息技术处理的突破、军队信息化创新、战略核力量建设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弹一星”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熔铸了中国安全核盾牌，振奋了国人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赢得更大的战略空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到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理事长张翔将军，重新回顾和认识这一国防尖端事业从伟大决策到成功实施的整个过程，将“两弹一星”精神发扬光大，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迫于核威胁“两弹一星”决策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两弹一星”的概念从何而来？请谈谈您与“两弹一星 ”事业结缘的经历。
张翔：“两弹一星”这个词最早应该是从小平同志的讲话延伸出来的，他1988年讲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9年中央举行了表彰“两弹一星”元勋的大会，“两弹一星”提法正式面世。从字面上看，“两弹一星”是核弹（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武器的简称。其内涵是中国独立自主建立并发展的核技术、空间技术等高科技事业以及战略核力量的统称。改革开放前，出于保密原因，对该领域的工作曾代称为尖端武器、尖端技术。
我接触“两弹一星”的时间比较早，因为我大学的专业就是核武器设计。中学时期，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技文化知识人才，我本人又比较爱钻研理工科，到了大学以后学的就是核武器专业。后来又在二炮工作，所做的事情基本上也都围绕着“两弹一星 ”。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说“两弹一星”的概念，从狭义到广义是有一个变化与延伸的过程？
张翔：是的。现在社会上对“两弹一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字面上解释，即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第一颗卫星。而广义的理解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对“两弹一星”内涵的解释。如果是前者，其成果基本上是在“文革”之前。而后者则延伸到粉碎“四人帮”后的近二三十年。我们研究会确定的研究范围是后者，主要是依据中央表彰“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业绩，以及他们的业绩所涉及的专业和时段来划分的。此外，这种划法同我国战略核力量体系的基本建成在历史时段上也大体一致。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发展尖端武器即“两弹一星”的初衷，就是要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因“文革”的干扰耽搁，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实际上跨越了两代领导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初党中央作出“两弹一星”的伟大战略决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翔：看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走向，就不难看出，人类科技进步不仅仅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是强有力地推动着军事变革。二战结束前夜，美国掌握了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显然掌握着很大的军事主导权。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处于被动地位。中国要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手中需要有王牌，即核武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在饱受核威胁之后，切实地感受到没有核武器受人欺侮的滋味，决心发展自己的战略核力量。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原子能工业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说进行“两弹一星”建设，也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国际核威胁、核讹诈形势？
张翔：可以这样说。作为国家自身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国防建设不能靠任何人，只能靠我们自己。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敏锐。毛主席对外讲的时候是说原子弹是纸老虎，这是为了在战略上藐视它，鼓舞士气。我们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说，1955年中央政治局听取核物理专家的汇报后，毛主席曾对他说，“你们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决定命运的。”这句话和他原来说过的“原子弹是纸老虎”概念反差极大。所以在刘部长回机关后，“决定命运的”这句话就没敢往下传达，他当时怀疑是不是自己听得不准确。时隔多年再回味这句话，确实是意味深长！从现在解密的历史来看，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早就非常重视发展我们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陈老总（陈毅）当时也曾说过“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吗？
张翔：是说过的。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老帅们搞原子弹的迫切心情。仅是限于当时的形势，对外不便宣传。“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极其保密，见证这个伟大事业的公开史料本来就少，加之当时一些会议不允许文字记录，也不许拍照。这使得工程参加者的很多感人事迹，至今为世人所不知。我听父亲（张爱萍上将）说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晚上，他检查完安放在铁塔上的原子弹，坐着吉普车走出没多远就想：爆炸后铁塔就没有了，是否回去照张相留个纪念？等回到了铁塔旁边正准备照时，忽又想起，对核武器设施不许照相，这是自己规定的，我再带头违反不好。结果就没照，只在塔下捡了块小石头作为纪念。十年后因工作出差我曾去过那个爆心，铁塔的钢架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一切都化为了乌有，被烧蚀的石块、沙土熔成了一颗颗珠子满地铺撒着，仍带有不少的放射性。今天，父亲当年意外捡回的石头，可称得上是珍贵的“两弹一星”文物了。好在第一次核试验后期八一厂去了摄影师，不少珍贵的场面有电影胶片留存下来。
经过半个世纪的流逝，“两弹一星”事业亲历者大多年事已高，有的已离开了人世，必须加快抢救、挖掘，把分散的史料集中起来，编撰成册，传世于后人。
2 核阴影仍笼罩着未来的信息化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二炮科技研发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能否谈一谈“核威慑”对于未来信息化战争，有何重大影响？
张翔：谈到当前或未来的战争，一般的提法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一直不为人注意，钱学森同志曾说过，现代战争全面地讲，应该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我十分赞成这样的说法。二战以后，有核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现在的战争都是有核国家打无核国家，或者是无核国家之间打。美苏虽爆发过军事冲突，如1962年的古巴危机，双方都已经剑拔弩张，核武器处于待发状态，但终究未爆发核战争。从那以后，美苏都认识到了，核大战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用核武器去吓唬有核国家，等于吓唬自己。可以说，想打大规模战争的力量，被核武器的“紧箍咒”罩着，很难发动。于是当代的战争形态被限制成局部战争。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存在，战争的样式很难说。这一点平时讲得不多，所以往往被人忽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处于核威慑笼罩下的信息化战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张翔：有核国家之间不敢轻易动武。处于核威慑笼罩下的信息化战争，主要的作战样式往往是选择远程精确打击。这是因为随着信息化装备水平的提高，非核化的远程精确打击同样具备了很强的军事效能，从而也可达成较为有效的政治目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的达到了，战争就可以告一段落。而要实现远程精确打击，如先要发现目标，还要精确定位，再要有精确制导武器，像巡航导弹等。打了以后，还要进行判断，打准了没有，要不要再打？这些全得靠信息化系统来实现。所以，这种战争样式也只有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才可能实现。这与二次大战不同，二战是打钢铁，打机械化，不分军民目标，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除了远程精确打击之外，现代战争还有远程兵力投送，特种作战。而无核国家对付有核国家，只好搞恐怖活动。因此，反恐也成了现代战争的一种重要样式。
前面说到的，现代战争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原因在于人类掌握了核武器，核武器也是促使世界走向多极化的重要因素。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核武器，而不是一家独有，就达到了战略制衡。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出来了，他说过：核武器将来可能“没有用”。其所指的“没有用”，是说不一定能够用到战场上。但核武器研制出来放到那里本身就是在用，它的存在就起着威慑敌人、战略制衡的作用。所以，就核武器而言，你必须拥有它，你才有可能消灭它。大家都有了，等于说它没有用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战略制衡也是核武器的重要作用之一。如果各方势力不平衡，核武器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张翔：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已经超出了武器的范畴，所以称之为战略武器，有的称之为终极武器。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要达到政治目的，快速获取国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军事。像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二战时的法西斯国家，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国，依靠军力就可以获取极大的经济利益。现在为什么单纯的军事手段不行了？就是因为受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制约。于是只好改变世界争斗的游戏规则，大家开始转向拼经济，拼意识形态，拼价值观，这也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意识形态影响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像当年苏联和美国，苏联军事力量强大，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取胜，就拼经济，用意识形态、颜色革命搞垮它。
3 军民融合促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科技发展的“龙头”，“两弹一星”对于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有何重大影响？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张翔：当代各国考虑的最重要问题还是离不开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靠什么？主要靠国防。国防建设要靠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民用科技的创新发展。现在中央所提倡的就是走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使得军用技术、民用技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我们国家既然花了这么大力气搞了“两弹一星”，很自然我们要把它转到国民经济建设领域。“军民融合”是一个大课题，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要很好地研究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加快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复兴赢得更大的战略空间？
张翔：“两弹一星”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典范。由此带动了我国诸多领域的科技创新。拿航天领域来说，我国很多航天技术都是国际一流的。美国现在正在搞战略反导系统，一旦这种系统建成运行，有可能打破国际间既有的战略平衡。这就要求我们随着国际科技竞争的发展，及早地预测和应对国防建设上可能出现的薄弱环节。在竞争中没有必要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机械地跟着怎么做。而是要研究对手，发挥自己的长处，先人一步，掌握主动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4年4月8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是“两弹一星”事业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在此之后发射的卫星，还属于“两弹一星”事业的范畴吗？
张翔：作为“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划定的研究时段，起点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点——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止点为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两弹一星”原规划目标基本实现，即我国远程打击和二次打击战略核力量能力基本形成。这个时间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此时我国对强敌确已具备了牢靠的“还手之力”。由于“两弹一星”所涉及的如载人航天等各项事业一直延续至今，从广义范围上讲，这些后续事业仍应作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延伸与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4 历史不应忘记 未来待续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父亲是著名的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为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在您眼中，父亲是怎样的？他对您所从事的“两弹一星”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翔：在我眼中，我父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但同时父亲是很讲道理、讲民主的，并且开放务实。对孩子们来说，他并不刻意强求什么，像专业爱好、择业及建立家庭，他都让我们自己选择。要说影响，基本上是无形的。五六十年代，我上中学时，父亲已担负起“两弹一星”的组织领导工作。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我们上学时主要是忙着闹革命，没有工夫去学好数理化，现在抓工作才感到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希望你们这一代人一定要学好科技文化，将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都有大用处。”回想我当时的志向，因父母都当兵，我小时候又在军营里长大，很自然想长大后也当兵。但另一方面，我又喜欢理工科，对科技感兴趣。高中后期听说军队还有技术院校，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既当兵，又学科学技术，感觉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我就问父亲：“我能去哈军工吗？”父亲说：“那是要考试的，当兵还要能吃苦。”他虽没直接回答我，但是从父亲的神情来看，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想法挺高兴。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正在抓“尖端”——导弹核武器。后来回想起来，我能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儿子走这条路正对了他的心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身教胜于言教，父亲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的发展。由于父亲特殊的身份，与他接触是否与一般家庭的父子也会有不同？
张翔：应该说和一般军人家庭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父亲对子女要求更严格一些。在军人家庭长大，始终受到军人特有的直率、坚忍果敢等作风的影响。作为子女，从前多是从家庭的视角来看父亲，除了敬佩，免不了有时还有些敬畏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而真正想去了解父亲，却是在他逝世以后。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人这么崇敬他、怀念他，这才让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地去多了解父亲的事业和父亲的品格。当然，这里也可能还有失去亲人后才真正领悟到的亲情。父亲虽然是军人，却不失儒雅，他喜好文学艺术，喜好书法，家人们过生日时，他时常会主动给我们题些字。只是当时我们不大懂得他的心，不太在意。现在看来，还是悟性不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两弹一星”事业历史的权威研究机构，“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接下来还将做哪些研究及宣传工作，进一步推动“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张翔：我们提倡历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汇集、整理“两弹一星”的各种文档、实物、亲历者的回忆等史料，对“两弹一星”的重要事件和领导者、参与者进行研究和宣传。通过学术探讨，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同时，还想动员社会的力量，建立相关的“两弹一星”教育和纪念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两弹一星”的历史定位以及对于当前独特的时代内涵？对未来“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期待或展望？
张翔：“两弹一星”对新中国的贡献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总结，首先说“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给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其次，“两弹一星”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塑造了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另外，“两弹一星”对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伟大的事业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诠释这一时代的独特内涵。“两弹一星”事业的前途是很远大的：宏观来讲，它会向人类探索宇宙去发展延伸。微观来说，会进一步深入到超微世界中去探秘和开发。另外，我们在建立战略核力量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如我们为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确保核力量的安全而建造“地下长城”的技术，对民用地下工程也是很有用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您个人有什么想法来纪念这特殊时刻呢？
张翔：党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90年极其不平凡的道路，终于使得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未来前进道路中还将遇到各种艰难挫折，关键是要汲取经验教训，抓住和用好当前有利战略机遇期，坚定党的领导，改善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失时机地实现科学和持续的发展，未来国家就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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