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绪论题库:蒋介石；逼近历史真实

　　在广州购书中心的书架上，蒋氏书籍汗牛充栋，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有抓人眼球的大众读物：《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另眼解读蒋介石的一生：从溪口到慈湖》《怪事不断：蒋介石死亡之谜》《台湾岁月：晚年蒋介石》等，不胜枚举。

　　今年四月，浙江大学历史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将在浙江举办“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说，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有十七篇学术论文，其中十五篇是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4月25日，蒋介石携子蒋经国离开溪口故乡。这一天蒋经国在日记中满载离愁别绪：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以蒋氏闻名的溪口，也正成为浙江一大旅游热点。据溪口风景区管委会新闻办主任纪红深说，溪口以蒋氏父子故居为代表，正在打造民国第一镇。且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客摩肩接踵、逐年增多。旅行社已发展到十几家，每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多于周庄一倍。连蒋介石爱吃的千层饼，都受到游客追捧。

　　据台湾观光局的统计，中正纪念堂作为三大热门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大陆游客游台湾的必到景点。凡蒋介石、宋美龄生前住过的地方，或以他们为名的风景名胜，都受到大陆游客的青睐。

　　对蒋介石的认识，曾经的讳莫如深到如今遍地开花，他所受“待遇”从冷到热，形象也日渐丰满、客观。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所幸。历史学者杨天石说，“现在是研究蒋介石最好的时候。”

　　历史的偏见

　　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尼克松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实是毛、周和蒋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的认识仍囿于意识形态。他曾有过的标签“大资产大买办、专制独裁、卖国、四大家族利益分子”等。

　　大陆最早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是中共“笔杆子”陈伯达所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作为官方的宣传论调，全面否定了蒋介石，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对蒋介石的评断。文革前期，因为红卫兵搜出“反党罪证”—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成为导致傅雷夫妇自杀的直接原因。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渴望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热情迅速高涨。地摊上各种盗印的蒋介石作品兴起，民间流传着从海外手抄的《蒋介石大传》、李敖的蒋介石研究、《蒋介石脸谱》。

　　1988年，宋平所著的《蒋介石生平》热卖到80万册。是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出版《蒋介石传》，采取分析的研究态度，并对蒋介石做了部分肯定。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书亦有先驱的意味。

　　“这位在中国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小说和爱国影片中，总被刻画得愚蠢粗暴、贪婪好色、胸无大志却独裁专制的委员长，这位光头喜欢操宁波口音骂人、做过多年上海青帮小混混的蒋介石，为什么能笼络住所有军阀，建立统一政府，为什么能赢得美国支持，抗日战争为什么需要他统帅，国共内战时的美苏起了什么作用，他为什么会失败?这些都是要通过历史研究才能解答。”

　　而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不愿丧失学术良知的学者对蒋氏研究退而止步。这一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写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他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

　　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这篇研究文章，袁伟时一直没有发表。也因为不能客观地谈论，他避开蒋介石，转而投入到对晚清的研究中。

　　“那个年代对蒋介石，不是简单的不可研究，只是不能客观地研究。如果以批判为主，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可以。但如果实事求是地讲，公正客观看待，就有很大困难。”杨天石说。

　　日趋正面与“去蒋化”

　　1992年，作家叶永烈拟在内地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情况并不顺利，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理由是“作为大资产大买办大官僚的代表蒋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此原因令叶永烈至今不能接受。

　　直到2003年，同样的书名，只是增补了一些内容，曾经的问题却迎刃而解—该书顺利出版。

　　国内出版国民党人物及蒋介石作品已形成特色的团结出版社，1987年以来共出版过几百本各种蒋氏作品，如《蒋介石大传》、《蒋介石的官场术》、《蒋介石死亡之谜》、《蒋介石家族的女人们》等。近年来，每年都有二三十个品种出版。据该社常务副社长梁光玉称，该社隶属民革中央主管，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因这一层渊源，出版民国史和蒋氏作品有较大优势。

　　去年，叶永烈携“红色三部曲”亮相南国书香节。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三部曲之一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印数高达4万册。出版社相当看好，无论是印数还是价格，都高于其他两部作品。他在签名售书时还发现，读者多数选买《蒋介石和毛泽东》。且群体遍及老中青三代。

　　经常前去台湾“搜集资料”的叶永烈觉得，“在大陆能自由出版蒋介石的书，在台湾金门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在当年的‘阵地’里拍照，都是不可想象的。”

　　相对于大陆对蒋的评价越趋“正面”，台湾岛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去蒋化”运动，却将蒋越来越“矮化”。先是军营内100多座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拆除，移到蒋介石灵柩所在的慈湖。接着高雄又拆除全台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将“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民进党方面还提出要把台北“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并且拆除围墙。

　　值此，马英九当局发表要求“客观评价蒋介石”的演讲。要求对蒋介石“如实多元”、“功过并陈”地进行评价，以还原历史真相。

　　至今，两岸三地基于史料做研究的学者，对蒋氏研究无太大争议，都能本着学术公正的态度做出反思。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陶涵所著《蒋介石传》，被认为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本蒋介石英文传记。《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大陆长久称蒋为“匪”、“美帝走狗”，如今终于还他本来面貌。《经济学人》则称，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主要是因为左派人士在上世纪40年代的宣传所致，如今陶涵的著作“推翻了若干重大误解”。

　　官方态度保证客观研究

　　袁伟时说：“过去把蒋妖魔化得太厉害了，这种对真相的追求一定会表现出来。其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可以自由的了解真相。这两个原因使蒋介石的研究和写作表现热烈。”

　　梁光玉则认为，“80年代的蒋氏作品，政治评价简单，人物形象单一，内容和包装都很粗糙，现在大多数作者都能重新思考，历史地看待，我觉得对蒋介石的看法已经回归正常”。

　　80后半期，对蒋研究的禁忌基本上破除。历史学者杨奎松说，“转变主要的原因是对台工作，另外跟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连国民党研究都不可能有。”

　　当时，中共高层对台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廖承志的统战经典文件“廖承志致函蒋经国”，文中引用鲁迅之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统战名言。叶剑英公开给国民党蒋经国写信，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信，发表各种各样的统战文章。“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识，学界的研究已经可以穿破禁忌。唯一遗憾的是，社会舆论还未及时松绑。”

　　作为“大陆最权威的蒋介石日记研究者”的杨天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曾3次远赴胡佛研究所研读蒋氏日记。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他将第4次去美国研读“最后开放的一批”日记。

　　杨天石第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名为《中山舰事件之谜》，胡乔木给与高度评价。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他在序言里特别提到此事，“并非是自己喜欢这样，只是没办法，说得不好听，这是拉大旗做虎皮。免得人家老是找你茬。”

　　时值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有一段话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在杨天石看来，胡锦涛将“中国国民党”置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实乃官方评价抗战的崭新姿态。此前，中共领导人从未公开有过这样的提法。这个小小的语序变化，使杨天石看到了中共领导人客观地、正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实际。

　　同年，杨天石去台湾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马英九到会场作即席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肯定了我们国民党在抗战里的功绩。“这说明胡锦涛的这番讲话对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争取台湾的民心，是有很好的作用。”

　　这些官方的积极态度，使得研究蒋介石的学者们感到“只要是基于事实的客观研究，几乎不存在禁忌了”。

　　蒋介石日记推波助澜

　　杨天石2002年出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时，遭遇一些人对此书的大讨伐。他按惯例将书稿送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再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审通过。仍有一些人写匿名信，要求撤掉杨的《百年潮》主编职务。罪状是吹捧蒋介石。在网上被痛批两个多月后，杨终于等来令他欣慰的审查意见：“该书是一本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

　　相比之下，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出版就算“非常顺利”，还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该书大陆版与香港版的区别只是少收一篇演讲，其他均只字未动。其实令杨担心无法通过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书中写到重庆谈判，蒋介石想扣押毛泽东以审判，为使审判和拘留有理由，蒋介石罗列了中共和毛泽东的罪状。这个从来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被蒋介石记载于日记中。杨天石在书中也照样罗列。他感到惊喜的是，内容审查全部通过。

　　去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诚回忆录》，在杨天石看来，“简直是了不起的进步”，据他了解，内容基本上“毫发未损”。唯一遗憾的是，同《蒋经国自述》一样，所有的“共匪”都改成了“共党”。

　　虽然不是全无禁忌，但空间已越来越大。“对国民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涉及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改变，为了团结国民党，为了搞好两岸关系”，学者杨奎松举例九一八事变，“究竟谁是不抵抗的主要策划者或主事者，过去都说是蒋介石。现在学者发表文章说实际上主要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个文章也照样能发。”

　　他还认为，除了社会环境的宽松，有关蒋介石的史料越来越丰富，给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2005年，蒋介石日记由蒋方智怡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并予以开放。这是至今最完整的蒋介石日记原始手稿，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学者为研读蒋日记纷纷奔赴美国。

　　袁伟时、杨天石、杨奎松、叶永烈都专程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过蒋介石日记。日记不可影印、复印，只能手抄，若要在出版物上引用日记原文，需征得蒋家同意。

　　“查阅蒋介石日记多数是大陆学者，最多时有十几位。”袁伟时在那里遇到过台湾的学者龙应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胡很关心蒋在日记里如何评价他的父亲。也遇到宁夏马家的后代。也碰到过很多好奇“凑热闹”的人。有一次，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要看蒋介石日记，据说是中国建设银行代表团。

　　学者认为，很多重要、转折的、决策的时刻，蒋介石的日记均没有体现，但作为研究蒋介石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不可不用的资料。“因为只能手抄，所得非常有限，如果前期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即使读蒋介石日记也出不了多大的研究成果。”杨奎松说。所以现在国内对蒋介石的研究因学者的功底和水准，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

　　作为个人好恶，杨天石并不喜欢蒋介石。他之所以潜心研究蒋介石，乃基于三个需要，“科学的需要，搞历史必须尽可能地科学准确真实;其次是发展两岸和平关系的需要;第三个需要，是知情权的需要。老百姓想知道历史真相，他们有权知道真实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