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距离感应器:我在1966年

我在1966年

阎长贵：江青秘书

    在1967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前，我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或称办事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被选作江青的秘书，除了家庭出身好和社会关系简单外，大概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是一个原因。这里谈谈1966年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1966年4月，红旗杂志社机构调整时，我从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调出，分配到戚本禹任组长的历史组。随后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围绕在戚本禹身边转，我的工作由戚本禹安排。
　　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说过一些非常狂妄无知的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诚心诚意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和决心。
1966年11月2日，我在红旗杂志社接待室同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代表谈话时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造修正主义的反，揪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搞这场革命，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会在中国出现，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到那时我们就会掉脑袋，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就是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我们必须懂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
这是我当时一再宣传的思想和观点，看上去很冠冕堂皇。说实在话，这并不是我的什么发明创造，只不过是通过我的口说出来的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而我对它的相信和接受是真心的、虔诚的。
1966年12月7日，我在红旗杂志社教育楼接待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时谈话，其中说道：“旧社会有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在马列主义者来看，旧社会的宰相都是小人，他们都是地主的走狗。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宰相，我们要有更宽大的胸怀。我们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比他们高大得多，我们要敢于蔑视他们。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斯大林说：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是大海之一粟。”接着我还说：“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我关于古人说的这段话，一方面表现了我当时的无知和狂妄；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相当流行的一种全盘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
参与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界打着“百家争鸣”旗号的学术批判不断。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学术批判——大批判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活动和最大的错误，是积极参与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过去，我对翦伯赞的著作和文章没怎么读过，了解不多。1966年3月，在当时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的组织下，由红旗杂志社和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七八个人讨论并撰写批判翦伯赞历史观点的文章。戚本禹当时还把红旗杂志社印刷厂和食堂的一部分人动员起来，边写边排，“奋战”一昼夜，将写出的稿子经过筛选，选定林杰写的两节(“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和我写的一节(“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再添头加尾(这主要由戚本禹执笔)组成批翦伯赞的文章。这就是那篇署名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3月24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上。这篇“急就篇”，仿佛也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但戚本禹觉得这篇文章上纲不够，还称翦伯赞为“同志”，怕被别人说成不“突出政治”，搞“纯学术”批判，就指示我再写一篇上纲更高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发表于1966年12月13日出版的《红旗》第15期。在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事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深感错误严重，十分懊悔和负疚；而当时是“理直气壮”、坦然为之的。大概问题的可怕也在这里!
奉戚本禹之命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领导人朱成昭，让他们到成都揪彭德怀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跟我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当天下午，我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朱成昭，见面后，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我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几天后，戚本禹收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份材料，其大意是：他们到成都和彭德怀谈了五六个小时，彭比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不反对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因而对要不要揪彭发生了疑问。就这件事，戚本禹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戚本禹一方面批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上当了，受骗了，同时又直接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头头韩爱晶打电话，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而这也就是后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两个学校红卫兵互相争揪彭德怀以及联合批斗彭德怀种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所在。
到四川揪彭德怀的问题，对我来说迄今还有不少谜。尽管戚本禹当时很狂，我看他也没有胆量擅自决定这件事。当然，他内心是赞成和主张把彭德怀揪回来的。据有的关于“文革”的书上说，早在1966年4月12日，戚本禹、关锋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有保留”和“反对”。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事情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对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戚的辩护律师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这样说，我觉得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江青为什么敢于提出“把彭德怀弄回来”?说到底，恐怕还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变化。
积极支持张贴陶铸的大字报
　　还有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是与我有直接关系的。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等。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诉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
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高兴，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大概是12月2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大字报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并请求帮助。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这就是在北京某高校红卫兵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上保存下来的《戚本禹同志12月20日给教育部?菖?菖等五位同志的信(电话记录)》。
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出笼，上下配合很紧密，大字报贴前受到戚本禹(也包括我)怂恿，而大字报19日贴出，20日戚本禹就写信支持。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心态十分自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那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以及戚本禹那封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很难说这二者有什么联系，但这张大字报，特别是戚本禹的信，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一种信号。“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怀疑，都搞得灰溜溜的，这也算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