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ax2充电注意事项:解题柳宗元《封建论》

糊涂的“封建”

  罗  建

　　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一天，因几个不明白的问题登门求教于李慎之先生，赐教之余，先生示以新作《发现另一个中国》。李老的文章我一向喜欢，至于崇拜，每得之，数读不厌。此番读来，能“发现另一个中国”令人惊且喜，而在我，则最大的发现当属先生缀于篇末的“质之高明”之论： 

　　……有一个名词（或曰概念）的用法是我所不能同意的，那就是“封建主义”。我认为封土建国，史有明文。中国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前，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一直是封建制度，其意识形态大略亦与西洋中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相当。把中国自秦始皇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在此以前的名家，如陈寅恪、冯友兰就是压根儿不用这个名词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不用这个词儿）。然而究其实际，则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1〕 

不禁愕然且赧然。李先生关注“封建”既久，十多年来每每以文正之。我辈疏浅甚矣，“封建”之异，竟以古今词义之变为说，更以教书为业，不知误人几多子弟。有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急忙去翻书，早已认识的许多文字，仿佛都有了新解,封建之本义自见焉： 

　　甲骨文：“封”字作“  ”，义为在土坡上种树划明疆界。 

　　《说文》：“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立朝律也。” 

　　《左传》：“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公二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僖公二十四年》）“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僖公二十四年》） 

　　《史记》：“……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三王世家》）“太史公曰：……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同上）“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同上） 

　　可知，自商周以来，王者封土地于诸侯，诸侯则于封地之中建立邦国，是为封建。 

　　史载，封建之制始于黄帝，至周初而盛，所封国甚众，自数十至数百，其说不一。以姬姓为主，少数异姓。所封“公侯伯子男”五等，序列严整。受封诸侯应听命于天子，并有定期朝贡及提供劳役军赋等义务，另一方面则享有对邦国之土地和人民的世袭统治权，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 

　　延至战国，列国封食邑于贵族功臣，受封者享有征收赋税的权利，而无世袭统治权。秦国等诸侯国已出现郡县之制，以强集权。 

　　秦有天下，李斯上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置诸侯不便。”始皇以为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汉书·百官表》），均为中央所派之官员，遵皇命而行使其管理权，无占有权，更无享世袭之利。 

　　汉立，论秦过，以“封建”矫之，封立子弟功臣，致祸乱数起，中央政府苦于平叛之艰难，遂逐渐削减诸王治国之权，使其“惟得衣食租税”，“食土而不临民”。 

　　其实，“封建”之从来，在当年令我好生糊涂的《封建论》中早已被不糊涂的柳宗元先生说得清清楚楚：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幅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所指与今之所谓自秦始皇至溥仪的“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以此“封建”名彼“封建”，何为滥觞？ 

　　或曰，“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2〕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注文中作如此一说。也就是说我们借用了日语中一个与汉语的“封建”长相酷似、近乎克隆的外来词。说是我们借用，大概应是日本人初译Feudal System时，先借用了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的“封建”，并以其指述中国皇权官僚之世，岂料借错了，对错了号。正如黄仁宇先生接着就说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可知，借出去时就错了，还回来时当然也就对不了，竟然让自家人不识自家物了。难怪黄先生要声明“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西人的“封建”为何物？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封建主义”之义： 

    一种以土地占有制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这里的“封建”近于我们传统的“封建”，而远非秦之后的“封建”——“近于”者，在近，而没有等同之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社会形态何以尽同？——又一个此“封建”非彼“封建”。 

　　好端端老祖宗的贻训不用，明白白西洋人的概念又错用，只拿了东洋人的误解来乱用，难道是中国的学人全都糊涂了不成？其实不然，不仅如陈寅恪、胡适等大师从不以秦始皇之后者为封建，就是几十年前受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亦无此谬说，秦之废封建立郡县，实在是当时一般中国人的常识。只从本人架上极有限的书中，稍稍翻检，即得几处： 

　　胡适先生于民国七年作《中国哲学史大纲》〔3〕，认为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论及这一时代的时势，则屡屡出现“封建”一词：“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最重阶级。”言及孔子哲学之大旨“正名”时如是说：“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 

　　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4〕。 

　　蒋伯潜、蒋祖怡二前辈，于一九四二年父子合著“国文自学辅导丛书”，意在向国人介绍传统文化中经典之作的源流嬗变，实乃使其通俗化、普及化之举。丛书的《经与经学》一册中有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改郡县，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上一次极重大、极剧烈的改革，周朝以前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根本铲除了。就历史的观点上说，中国真正统一的局面至此方才完成，确是我国划时代的政治变动，虽然古代的封建制度至战国时已呈崩溃之象，可是政治上、社会上重大的改革，往往不为安于旧习的人们所赞成。”〔5〕“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6〕 

　　……

　　凡此虽无以尽举，然足证李慎之先生所言，今日的“封建”之说，“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此道大行应属积非成是，李先生每每论及可谓语出惊人：“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先生特别提醒我们“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7〕看来，“封建”之变已非一般学术之辨。 

　　“政治势力”如何压倒“人文精神”，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楚。不过大致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兴起的一场“史学”论战有关，只不过这论战真是一场为论战的论战，不是古人几千年的社会忽然重新演绎了一遭，也不是地下挖出了什么宝贝令历史改写，实实在在是所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加上急用先学。那年头中国正急着要革命，这革命属于什么个性质，能名正言顺地用什么个方式，当然要先看看自己是什么个社会。于是乎，仿佛满世界的热心人都盯上了中国，要给中国帮这个忙。苏联人、日本人争论得不亦乐乎，不仅让马克思社会发展五形态的理论传入了中土，列宁更是针对那时的中国有过定论：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到二十年代末，列宁已经不在，可斯大林对中国事务是明令要派“保姆”直接插手，拉狄克的中山大学按联共（布）党史的教程培养着中国革命的指导干部，又逢与托洛斯基斗得不可开交，也引得中国的党派摆开了阵势。一面是陈独秀们、“新生命”们坚持己说，死不改悔；一面是从莫斯科学成而归的中共秀才潘东周们叫阵，东瀛归来的郭沫若为主将，更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为中国社会的形态、自己的革命方式拟草案、行决议，皆以马克思之说，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故乡送来的列宁斯大林之法“规范”中国社会形态。于是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师，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体系，于是中国社会形态符合了革命的需要：古代社会重新分期，从秦始皇开始搞定了“封建”；眼前的社会也要正名，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了。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放之中国自然也是准的，终于，红红火火的革命就闹起来了。 

　　不过，“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头到尾就有不少的治史人是散淡于炙热之外的，如陈寅恪，如胡适……在他们那里，关于“封建”是中国人自家的事儿，本来就是、且依然是一个无须“复议”之案，更无须与国际的“马列”接轨。胡适先生干脆说自己是孤陋寡闻之人，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今人盛赞“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反帝自然是好理解的，只是那反封建，令人好生糊涂，那时文化人的“封建”是周时的封土建国，与所反的帝制无干。陈独秀、李大钊在内，何曾有人作“反封建”一词？就是鲁迅，那会儿也没说会“吃人”的是“封建”。“五四”如何会举起了“反封建”之大旗，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中国传统的“封建”是依政治制度考国家形态定位而名，现今所行的“封建”争的是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两下里搞拧了，这一“拧”初或为翻译者学识之误，正名则可，小事一桩，无劳伤神分心。岂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主义”间。一场论战的演出，为得天下者助力，遂天下一之，终无他说。有人以“约定俗成”论定今之“封建”一家之说的成因，大谬矣——五十年代初，尚可由着各家的“老九”们自行其说，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则由教育行政部门锁定教材与大纲：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社会。郭沫若们的战国封建说谁也不能怀疑，谁也不能改变，因为，这有功之论是毛泽东钦定的。当年的论战者，羞答答蒙着“史学”的红盖头，如今是媳妇成了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我们不说谁说，遂补白：“当时伪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为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方面……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即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等，这种斗争，实质上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8〕今日拜读，虽仍不免后怕，但是掀起盖头来，毕竟是让人明白了许多。何约而定？何俗而成？“……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慎之先生之说非空穴来风也。 

　　宣传，不管你怎么宣传，秦始皇得了天下所行之制不是“封建”而是“郡县”，却早是不争的事实，两千年来的皇帝一以贯之行的不是封建，而是一统天下的专制，也是不争的事实。依然循政治制度定位，李慎之先生认为可以其突出标志命名，乃“杜撰”一英文名词emperorism，意为皇权专制主义。确实，两千余年，日月其漫漫，或一个皇帝，或几个皇帝，或此皇帝，或彼皇帝，皇帝行的都是专制之道。忽然又多想了一步：这帝制虽灭，却不断有人行独裁，行专制，偏是这些人又自诩“民主”“共和”，所以又不愿以“皇权”“专制”为历代的“秦始皇”冠名，以免引发人们过于敏感、过于丰富的联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岂不知，这种学问上的一道同风，恰恰是文化专制的表现，除了让人产生诸如“不讲理”、“霸道”、“专制”的联想，还能有什么呢？时至今日，作为二十一世纪高等师范院校教材的最新版本中，对于“封建”之误非但未予廓清，反说得人越发糊涂：说是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又说中国的古代史自西周以降至一八四○年（是否因为1840之后中国必须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所历两千余年为封建形态；再把这一竿子到底的封建，别别扭扭地分成两截，先是领主封建，后为地主封建，这地主封建又被冠以后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变种的或变态的封建之名；涉及西周的政治制度无可躲避地面对“封建”一词时，只含糊其词地说这里的“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而以“分封制”指称，“分封制”不知出自何典，俨然居于正册，可怜那正宗的封建倒成了庶出，难登大堂……如此教材，如此师范教材。我要这么说，不许你那么说，也不能让你知道应该怎么说的。 

　　忝居教坛，所奉有一：可以不讲，不可胡讲。过去错讲“封建”，属不知者无罪。如今知错了，反而为难——胡讲自然不可，但不讲又不可能，整天讲那几篇古人的词文，少不了带出“封建专制”、“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真委屈了“封建”代人受过。换个词儿吧，换什么？其实有得换，只是一换，准吓着那满堂几十上百双眼睛一楞一楞地看着你，一时半会儿解不清，白误了课时不说，没准告你个偏离教材的轨道，不与“大纲”保持一致，岂不冤哉！更要是有谁信了你的，“考硕”“考博”时心血来潮冒出异说，岂不误了大事。 

　　绕了一大圈，要问的是：我们该怎么办？生物是靠遗传变异引起物种进化的，我们人类文化也得不断累积传承，才能进步，不过这文化的传承不会像人的高矮胖瘦那样，靠着爹妈的遗传就改不了了，得有专门的社会文化遗传机制，这机制的中枢，就是教育。教育是很能教育人的，所以锁定教材大纲实为高招。像学富五车的陈乐民先生就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被教育成功的：小时候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认识了一个“封建”很是清楚；大起来的五十年代初，读社会发展史，认识了另一个“封建”有了惶惑；再读郭沫若的大作，认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似乎解了惑；可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犯了糊涂，不敢认也不知该认谁为“封建”了。所幸陈先生是受足了教育的高人，醒悟得快，成功心得在于：“从中学会了注意‘提法’的本领，因为那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实质是什么，反而成为次要的了。”〔9〕如此教育。 

　　手头有新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那是四十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令人羡慕那年月的中学生，能以如此之文章为讲义：立论卓尔不群，叙述举重若轻，文笔渊懿美茂，读之不忍释卷。当然我们不会不注意到，那里面的精华之章节，正是《西周的封建社会》，以九个段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把个封建帝国说真说透：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摸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10〕 

　　那年头，“论战”尘埃正是甫落未定，张先生只淡淡一句“常被滥用”便将其远远推开不争，自向后生们说道“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自信，不疑，言而有据，实是漂亮，然平朴，实在，不作半点夸张吓人。以张教授当时之盛名，告长假于清华之课务，缓行手头研究题目，潜心于上述的中学教材，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遂使病势沉重不治。只此已足以为后世师范，况其“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烦。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11〕 

　　中国自封建始“郁郁乎文哉”。古时谨庠序之教，重的就是敦厚民风，清明教化，今天的说法是文化的濡化。不管怎么个“化”，只照现今这么“化”下去，只有眼睁睁看着“封建”化成个不中不西、非古非今的四不像。只怕有一天华夏的传人再无以明白何为“封建”了。 

　　几次想求教于方家。李慎之先生应是看重教化之力的，十数年来或为文，或发言，从不放过“濡化”后生的机会，但从文字中，也读出了他老人家的无奈：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李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时就怀有如此之希望。数年后的一九九三年，李先生在与一位青年学者的通信中，又一次寄厚望于小子： 

　　“积是成非”。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实、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 

　　数年过去后的一九九八，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依然在喟叹： 

　　我虽然也曾几次写过短文，力言其非，但是远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十多年前我曾与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倒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感到没有一个可替代的词。后来，我忽然说，就以最突出的标志命名，叫皇权主义如何，英文就叫emperorism，以与世界上现在已经用熟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相区别。 

　　已是二○○○年的前夕，先生又对采访他的年轻人说道： 

　　现在教科书上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力辩其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生之于“封建”正名，可谓有劳矣。然而，以慎之先生之位之望之力，尚如此无奈，吾辈又能拿“封建”怎样？以行政命令定夺学术问题，实属可笑，更可笑的是，偏偏我们自己都还只有指望着以行政命令修改大纲，重新定夺。是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惜哉？痛哉？一向以绵绵“二十四史”傲视天下的泱泱华夏原来不识自家身世，使我羞于面对大方。中国古史之章回至今糊涂，“封建”其糊涂几为渊薮。呜呼!几家党争，一家独断，竟能轻改了一个民族文化之谱系，难怪李慎之先生以国脉民命之大是大非视之。“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先生对于封建其世人性之美盛、个性之张扬是十分地喜爱；深恶痛绝的，要数两千余年来皇权专制下的山呼万岁和与之响应的至今无改的子民心态。曾叹曰，若有来生，愿一辈子为中学教员，专设“公民”课教授之而尽去国人的“子民”心态也。不禁为先生操心了，文脉不续，“循名责实，正本清源”，已难待后生，因为那时的后人恐怕根本不知为什么要“复哀后人”，要指望先生讲授的课也太多，只这“封建”就难有几位明白人了。 

　　不明白倒也罢，明白了，反教人为难了。不如让走进新时代的国人都读着二十一世纪的新教材，避“封建”之乱，乃不知有周，无论秦汉，难得糊涂，实在省心。 

庚辰冬月          

注释：

    〔1〕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为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5期，第3页。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5月第1版。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3页。 

    〔5〕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第17页。 

    〔6〕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上海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第4页。 

    〔7〕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08页。 

    〔8〕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九六一年新版序》，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9〕陈乐民：《坐视世界如恒沙——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见陈乐民、资中筠《学海岸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45页。 

    〔10〕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4—25页。 

    〔11〕王家范：《<中国史纲>导读》，见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