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1s太子妃版规格:《大迁徙》（四）

第八章  风暴
53、“内参太温柔”
媒体最早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三门峡库区问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如今，我们能看到那时媒体关注留下的“记忆”几乎都是以《内参》的方式出现的。国内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几乎都针对三门峡库区的问题发过《内参》。
那时，媒体对“库区问题”还处于一个观察、了解、认识阶段，对其中的是是非非知之甚少，随着观察、了解的深入，当发现库区那些令他们目瞪口呆的问题的确存在时，记者们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某报一位记者讲述他当初的惊讶和愤怒时说：“真不敢相信，移民的日子水深火热，管移民的官员竟敢拿移民的救命钱去投资，去借给私人，去任意挥霍。移民无地可种，官员们却把安置移民的‘富余土地’拿去出租牟利！”
惊讶和愤怒之余，办报的“政治家”们和新闻纪律极强的记者们并没有也不敢把“问题”捅出去，他们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着库区的问题——毕竟是建国之初敬爱的领袖们在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没有他们弄出的这么一档子遗留问题，库区的官员们就是想乱搞也没有机会，如今，他们的“问题”再多，他们再怎么对不起移民，但毕竟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好把因国家领导人之错而导致的官员“问题”都披露出去，让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们贻笑大方？
媒体及其记者都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某种渠道既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给移民一个公道，又使那些有“问题”的官员从中受到应受的教训和处罚，于是，发《内参》成了数家报刊的共同选择。
各家媒体所发《内参》报送的级别都很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管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水利部长、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成了媒体的主要报送对象。
《内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干预着三门峡库区的一些问题。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和王德瑛及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领导，曾先后分别对媒体的一些《内参》作过批示，随后，部分《内参》层层批转——问题也开始出在层层批转上——一份内参批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转给了移民部门的主管上级陕西省水利厅。1996年4月，省水利

厅便派该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和该厅所辖省移民办一位副主任（系被举报人）两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渭南进行“内部调查”。
这次“内部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曾在电话中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谈起过此事，他说：内参太温柔，内参面太窄，知道的人太少，一旦领导的批示被“摆平”，内参便毫无价值。而将文章登报则不同，满天下的人都知道并都盯着这件事，谁还敢打马虎眼？
丁国元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他后来被陕西方面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行为。1996年12月18日，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工人日报》以“移民资金不能乱用”公开报道了库区的问题。这则以“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形式出现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进，转载此文和评论库区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在各省和中央媒体。
为了“维护形象”，渭南市官方很快对《工人日报》的报道进行了全面反击。
如今，打开渭南、陕西的文件，只需读读文件中的一些标题，便可以从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指责和近似于“判词”的辩解中闻到当年弥漫其中的浓浓“硝烟”——《工人日报》的这种做法是违反新闻纪律的；《工人日报》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反映信不实且与事实有本质上的出入；调查附记严重失实……
在“反映信和调查附记在库区造成严重后果”一部分里，渭南官方的说法更加吓人：《工人日报》的报道会引起移民思想的混乱和蒙上长期阴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利用，搞乱移民工作；会造成移民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会严重影响库区正常工作的开展，给库区移民工作造成长期困难……
渭南和陕西方面以组织的名义讲出的话无疑是有份量的。从记者统计的情况看，1997年，经渭南和陕西有关方面不厌其烦地找某些新闻单位交涉，同时，以求中宣部领导打招呼等手段对全国敢于对其曝光的新闻媒体进行“治理整顿”，此后的三年间，全国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的“负面报道”基本绝迹。
一级“组织”对新闻界的影响和控制是短暂的。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问题”的沉默终于再次以《内参》方式爆发。
2001年3月，遭到渭南官方猛烈攻击的《工人日报》再次发《内参》揭露库区问题。接着，《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内参》，对渭南市移民局的问题进行了反映。
这些《内参》中，《农民日报》记者陈代安的“渭南移民局郑博等人竟敢碰移民资金‘高压线’”最具代表性。
这篇《内参》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古代，挥霍浪费水利专项资金是要杀头的。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非移民项目。某中央领导更是极言：“移民资金是‘高压线’，谁也不能碰！”然而，记者在陕西了解到，渭南市移民办原主任郑博等人不仅敢碰移民资金这条“高压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敢割这条高压线……
在该文“15万移民的‘救命钱’”一节中，记者指出：1987年，移民返库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给渭南移民局拨付一系列经费。主要有：安置15万移民返库区定居经费2亿元和30万亩土地及一定数量的计划内物资；渭南移民局经陕西和水利部呈报了3.4亿元的“安置补充规划报告”，0.96亿元的扶持移民生产周转金和大宗额的遗留规划报告。这些报告经国务院同意后大多下拨给了渭南移民局。
记者指出：大量“救命钱”没有用于“救命”。比如，将安置15万移民“压缩”为7万余人，从中余下大量的资金、土地和物资，被渭南移民办一些人挪用或挥霍。具体事实有：
非法拆借给某些非移民单位和个人。经郑博批准，1986年以来，渭南移民局将650多万元借给临渭百货公司、蒲城某个体户、市政府机关，这些钱大多有去无回；
非法入股或搞投资开发。经郑博等人策划，陕西省移民办、渭南市移民局和另一家移民部门共投资900万在大荔办矿泉水厂；1993年，陕西省移民办、渭南移民办共投资225万到陕北子长县打油井；1993年，用65万移民款到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1995年，向绿福德公司投资40万，这些钱全部亏掉。
为本单位搞创收。多年来，郑博等人用3000多万投资去办公司和“基地”，在下属各县市移民办办经济实体30多个，渭南市移民办的每个科室也都给钱经商，结果，全部亏得血本无归。
内参还列举了用移民款行贿，非法租包剩余土地残酷打击报复举报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披露，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掌握了情况，也给各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采访线索。
54、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当时，由内参转向公开报道的**风暴已经形成，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网络上披露渭南移民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有的文章一炮走红，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文章被渭南的“灭火队”利用关系“枪毙”，胎死腹中。记者第一次对渭南移民问题采访的线索就来自于某杂志的被“毙”了稿件的同行——他说，事实肯定没有问题，他采访后，渭南个别官员为了不发稿件，派人提着

10万元到他们社里活动，虽被拒绝了，但稿件也被“毙”了……
对这种事实真实性没有问题的事件进行采访满以为会非常顺利，不料，在华阴采访时的第一站记者便碰了钉子——5月18日下午4点多，记者敲开华阴市委常委某领导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允许记者在该市采访。这位刚从里屋那间大床上爬起来的常委满脸不悦，爱理不理地应付着。显然，这位官员早已适应了新闻的节奏并能熟练忽悠媒体，他先是重复着他想说的假话回避着他不愿说的真话，强调中央发改委来十几个人已把情况搞清楚了，华阴没问题，灾后重建也搞得很好。
后来，被记者追问急了，该常委开始怒气冲冲，满嘴脏话，“你一个人能了解球个啥！操……”接着，该常委凶巴巴地要记者交出录音笔，要记者没事就早点走，别在华阴没事找事。
面对这位官员的无礼，记者继续追问：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你怎么如此反感别人关心受灾的移民？
追问是记者的天职。这位常委的恼怒无礼更激发了记者采访的积极性。在随后的几天里，记者克服种种困难，一路“追问”下去，在渭南了解到了不少其他媒体没能采访到的东西。
那次，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采访到了“渭南移民问题”的主角——渭南市原移民办主任郑博——所有报道渭南“移民问题”的记者没有任何人接触到此人，但本记者采访到了。
郑博进入记者的视野是在华阴市委某常委处碰钉子后的第二天，记者从华阴赶到了渭南市。听说记者要采访郑博，当时在渭南采访的几家媒体的同行都说，不可能，郑博根本不会接招，我们想尽种种办法，甚至让某领导给他打电话，他都拒绝接受采访。
同行的话令人忐忑不安，但我不愿放弃。在宾馆里，记者用北京的手机打通了郑博家里的电话。
令记者不敢相信的是，在电话里讲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图后，郑博居然同意与记者见面！事后猜测，郑博能接受采访，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断有记者要求采访，把他说烦了，记者找他时，他正好想通了，干脆答应见见。于是，本记者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二是记者打给郑博的是北京的手机，记者介绍时又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的，郑博可能听混了，满以为找他的人是高检院的，他当时有可能在掂量：记者不见可以，但检察院的尤其是高检院的不能不见。于是，他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与记者见见。
当天上午9点，记者在郑博家中见到了他。当时，遭遇车祸的前移民办主任郑博身体还没有

完全康复，躺在家中的长椅子上休息，动一动都需要他夫人搀扶。见面后，郑博坐起，与记者握手，查看证件和介绍信，然后同记者聊了起来。
尽管事先对郑博的情况作了大量的了解，但能直抵他心灵的个性化的信息并不多，记者只能一步步接近他。
记者首先征询了他对李万明的看法，接着问了李万明举报的所有问题，同时，还问了一些他在所有“移民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
郑博对李万明极其反感，对其评价也几乎是毫不遮掩的攻击。
对李万明举报的问题，记者原以为他会像渭南官方的材料那样遮掩、回避、否定或者干脆不承认。没想到，对绝大多数问题，他都承认是真的，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数据作了纠正。比如，李万明举报他某年拉两大卡车西凤酒等礼品到北京给水利部等单位的领导送礼，他纠正说，不是两卡车，是两部小轿车装了些礼品到北京给领导拜年。礼品也不全是西凤酒，还有本地的土特产。
又比如，问他为什么要到大荔投那么多钱搞矿泉水开发，他说，这并不是自己的主张，某省领导的家在大荔，打招呼到那里开发，自己就把移民款投到了那里。还比如，970亩地送给民政局的事，也是市里领导同意了的……
为了证实自己所讲的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临别，郑博让记者复印了他所保存的关于渭南“移民问题”和“治”李万明等人的所有材料——包括省、市领导的批示，省、市有关部门的文件和会议纪要，公安的法律文书，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报告，还有给中央一些部门的公函。
从那一摞厚厚的材料里，记者终于明白了渭南市发生这一切由来和来头，也渐渐领悟出了渭南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态平衡”——那些与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等问题并无牵连的领导，那些也想亲民、对库区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深恶痛绝的官员们，那些也许并不知道举报者李万明等为何许人的上级官员，为了库区“稳定”，为了“治”住那些他们想亲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对其“治理”的移民，为了对付那些他们想解决而又无法、无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渭南甚至是陕西或者是某一系统的“形象”与“名誉”，他们主动地走进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自觉不自觉地“包容”、保护他们本来深恶痛绝的下级官员，违心地整治那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以维护整个“圈子”的“政治生态平衡”……
仔细研究那些“定论”性材料后，记者发现了其中带有浓厚“保护”色彩的的多处“败笔”和充斥其间的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对郑博主任的成功采访已使记者对稿件事实的把握底气十足，这些漏洞百出的“定论”更让记者对完成稿件充满信心，采访归来不到一星期，一篇万余字的通讯《655次举报》便交到了编辑部，编辑部主任亲自将稿件编成《655次举报》和《渭南移民问题调查》两篇，准备用作封面文章。主编审稿时大吃一惊：渭南库区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为慎重起见，本期暂不忙用此稿，先找渭南市宣传部把稿件的事实核对一下再上。
2006年6月中旬，渭南市宣传部的核稿复函传来。
复函很客气。“感谢你们对我市移民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同时对贵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和敬意。渭南市委领导对你们所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调查核实。”
复函的真正意图在函件的后半部分以强硬的语气表现了出来。“经有关部门认真核查后发现，文中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有较大出入……中央和陕西省对渭南移民工作已有定论，如报道不慎，可能会造成当地移民的混乱，给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不利于安定和社会稳定。据此，我们建议不宜报道……”
渭南市宣传部的复函后还附有一份“渭南市移民局关于《655次举报》等二文章反映问题的情况说明”。“说明”共11部分，每部分几乎都一个格式一个腔调，比如：对返迁人数被压缩

的问题，“《陕西省政府报送关于原渭南地区移民办公室经费管理使用中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函》对此问题已有调查和结论，结论为：反映问题失实。”
对富余土地问题，2003年洪灾款问题，移民款流失问题，将移民款乱投资等等问题，渭南移民局的“说明”皆结论为“反映问题失实”或“一般工作问题，已纠正”……
主编赵志刚将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渭南市宣传部的函件笑问：“怎么搞的？那边说你的稿件全部失实呢。”
“连当事人郑博都承认这些问题，渭南移民局的领导怎么能不顾事实地全盘否定呢？”记者边翻阅渭南的复函边强调，“赵主编，我采写的稿件事实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开了我！”
“好，敢于用自己的饭碗担保，我相信你！”赵主编边说边在稿件上签字，“将《655次举报》等两稿用作本期封面文章。”
《655次举报》终究没能用出来——稿件排版准备送印刷厂的头一天，渭南来了“灭火队”。
渭南来北京“灭火”的共五人，“领队”系渭南市宣传部副部长杨某和渭南移民局安局长。
“灭火队”先礼后兵。2006年6月24日，编辑部主任龙平川，执行编辑袁正兵和本记者在检察日报社同杨副部长一行进行了沟通。从当天的记录看，在面对面的沟通会上，杨副部长只

说了几句官话，官话通过文质彬彬的杨副部长那温声细气的关中口音说出显得更加感人，“我是受市委、市府领导安排来北京与报社的同志进行沟通的。我不了解情况，只是来向检察日报的领导和记者学习。望新闻单位的同志多多体谅基层的难处……”
杨副部长的开场白一完，渭南移民局的安局长便被推到了“主讲”的位置上。开初，龙平川、袁正兵和记者都有那么一点紧张和不安，生怕安局长等人对稿件提出了重大的失实证据，那样，对报社和杂志社的影响会非常不好。但大家专心地听了半天，直到沟通会快结束时，安局长对他们已界定为“失实”的稿件也并未提出什么失实的事实，只是说稿件中把“非移民”叫“假移民”不准确；库区非移民最多3000人，但文章中说有5000人；1996年至1998年，省政府拿出的是一个亿的资金搞移民安居工程，而不是稿件中说的3000万；2005年10月22日抓刘怀荣等人是中午，但文章中写成了晚上……
袁正兵长长出了一口气，附在记者耳边悄声说：老谢，他讲的不都是些鸡毛蒜皮吗？这怎么算稿件失实？
龙平川当即表示：稿件既然只存在这么一些细节问题，不能算失实。我们修改后准备继续刊用。
安局长等人忙笑着打哈哈：“说稿件失实是写回复函的同志不负责任。这样吧，我们再商量一下，能不能高抬贵手……”
杨副部长也热情地建议：“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到酒店边吃饭边谈稿件的事吧。”
我们拒绝了女副部长共进午餐的邀请，女部长一行带着尴尬而略显恨意的表情遗憾地同我们告别，从女副部长那自信而不屑的目光里，记者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她一定在骂我们不受抬举，他们一定会另辟捷径……
记者的预感完全正确。据说，就在那天，中央某领导机关的一辆奥迪开进了报社。当天，编辑部主任龙平川接到通知：将《655次举报》等两稿件撤下。
稿件被撤后，杨副部长等人又到杂志社来了一趟——这次，她们不是来找本记者的，但我们偏偏在杂志社的过道里碰上了。神采飞扬的杨副部长不失风度地笑着同记者握手打招呼，然后，以一种小女孩般的天真口气问记者：“谢记者，我一直没搞清楚，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被“毙”了稿件的记者心中的鬼火正没处冒，苦笑着随口回敬道：“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搞

明白，杨部长真在宣传部白呆了，应该到组织部去从头学起！”
杨副部长一愣，接着哈哈大笑：“对，对，应该到组织部学习，应该到组织部学习……”
55、“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
为完成本书，记者面对面地采访过43人，电话采访过9人。《公益时报》总编助理赵冠军是几个接受电话采访的对象之一。
记者和赵冠军虽同居一城，因平时无工作联系，至今仍素昧平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三年多前，到三门峡库区采访，华阴市一位常委以他为例警告记者：“跑来瞎搅和啥？《公益时报》那个叫赵冠军的，乱写移民的事被他们报社开除了！”
当时信以为真，还在心里为这个勇敢的同行惋惜了一番。后来,偶尔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
……2006年1月,《公益时报》发表“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的报道，作者赵冠军。该文发表后，全国数百家媒体和网站转载，引起巨大轰动。这篇报道还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评为“2006年最具时代特色和社会价值、最具人文情怀、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与优秀作品”之一。2007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特别节目“封面2006”晚会上举行颁奖仪式，《公益时报》主编和采写本文的记者赵冠军出席了颁奖仪式。
看到这则新闻，在深感惊讶和奇怪的同时，记者也恍然大悟：华阴那位常委说赵冠军因“乱

写移民的事”被《公益时报》开除了的消息不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谎言。
2009年8月23日，电话采访赵冠军时，记者首先提到了“赵冠军被开除”的话题。赵冠军听后一愣，“什么，开除？”待听明白后，电话里传来哈哈大笑，“那是造谣。当年，社里还给这篇报道给了很重的奖金呢。”
提到受奖的那篇报道，赵冠军在电话里平静地介绍采写过程：“那是2006年元月4日，报社收到一封来自于渭南的举报信。报社领导对举报的内容很感兴趣，认为陕西省有关部门与华阴市政府截留救灾款的性质严重，应予以披露，保护灾民的合法利益，于是便马上召开编辑会，会议决定让我去华阴市采访。”讲到这里，赵冠军停顿了下来——从后面讲的内容看，他是在计算当时领导给了他几天采写时间，“领导交代任务时告诉我，10号见报。当时，我一算时间心里就暗暗着急，只有6天了，除去路上往返的两天，我采写的时间实际只有四天。”
当天，赵冠军飞抵咸阳机场。一出机舱，一阵寒风刮起地上的积雪迎面扑来，他身后的旅客不由得都退回舱内，可他却无事一样迎着风雪快速走下舷梯。他说：“我没时间去躲避严寒的侵袭，我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华阴干活儿。”
傍晚时分，出租车载着赵冠军马不停蹄地经西安赶往渭南，在那里，他找举报者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在路边小摊上买两个肉夹馍边吃边乘车，赶到华阴时已夜幕渐浓。但他还不能休息，此时，“03.8洪灾”时受灾较为严重的高家村等几个村庄还有20多个移民在等着他。他租车赶到那里，对久等的移民们说声抱歉便开始了采访。
二十多人围坐在一块，声泪俱下的诉说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赵冠军说：“灾民们悲惨的遭遇和当地官员的胆大妄为的那些事儿记得我心发抖，手生痛。那一双双含着热泪和期盼的眼睛，使我感觉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让我忘记了劳累和疲惫。我一直以为，一个新闻记者是否合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能把真实和真相告诉给读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吃苦耐劳，尽最大可能接近真相。为了多收集新闻素材，凌晨1点，回到酒店后，我又采访了两位移民代表和一位当地退休干部……”
凌晨3点，采访结束。但赵冠军不敢睡得太久，他把手机的闹钟调到6点——根据约定，5号早晨的这个时间必须起床赶赴华西移民西村、华西移民东村和高家移民新村采访、拍照。
赵冠军至今还记得，“5号的天气不错，雪停了，天晴了。但气温特别低，让人感到一种透彻骨髓的寒冷。”裹着一身寒气，赵冠军到了灾民家中。在后来的两篇报道中，他多次提到

他当时看到的情况，“采访中，记者见到灾民的多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有的甚至发生墙体倾斜，灾民们只能用木桩子顶着。”“跟逃难的生活没有什么分别……在他们锁定的记忆里，因为没有房屋住，大多数村民在草棚里一住就是3年。也有个别移民住在用土坯建的简易房中，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其奢侈的事了，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屋檐下的情景随处可见……”
当天上午10点，在去华阴市委、市政府采访时，赵冠军却看到了另一幅情景：“新盖的市委办公大楼非常显眼，除了楼宇高大之外，楼外墙采用的玻璃幕墙显得格外阔气……”
在这栋阔气的大楼里，赵冠军遭遇到了少有的冷漠。赵冠军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到市民政局，声称局长下乡了。去市政府，别人冷冷地说，市里分管移民的领导出差了。到市委宣传部，那位宣传部长先是查户口一样将我盘查一番，然后如临大敌般上网查看我的记者证，这才爱理不理地告诉我，不能安排采访，只能保证我在库区的人身安全。没办法，我想到市移民局去碰碰运气，但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局长已下乡好几天了……”讲到这里，赵冠军笑了——从电话中传来的笑声里，记者感觉到那一定是苦笑——有这种遭遇的记者大多只能发出这样的笑。
笑声过后，赵冠军叹息道：“当时，从大楼里那些人的口气和眼神里，我察觉出各部门似乎

已合伙形成了一个忽悠记者的防御体系，整栋大楼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气息。”
这种“气息”令赵冠军又气又急，他敲响了市委书记办公室的门。书记不在，却引出了书记隔壁的市纪委书记。问明情况后，纪委书记在电话上责问接电话的人：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媒体记者？快让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介绍情况！
纪委书记的指示不到五分钟就招来了七八个“负责人”，介绍身份时，赵冠军这才知道：民政局、移民局等部门的领导们并未出差。赵冠军抓紧时间就“03洪灾”及中央拨款、当地救灾等情况尽行了采访。领导们的回答与移民的反映大相径庭。后来，赵冠军在那篇题为《5906万元救灾款的魔法历程》里写道：
“03？8洪灾”8个月后，重回家园的灾民们看到：麦田变成了沼泽，房屋变成了瓦砾堆。那时，灾民们没有怎么心慌，因为他们记着市里领导的承诺。当时，某副市长承诺，洪水过后，“村民的每一片瓦都会得到补偿”。
不过两年过后，虽然灾民们还没有得到有效安置，但当地官员的说法已经与之前有了较大变化。1月6日，华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袁姓副部长对前往采访的《公益时报》记者称：“当年的洪水是天灾造成，我们绝对不可能牺牲村民的利益炸毁堤坝保护市区，村民是不能向政府申请赔偿的。”
赵冠军在文中说，其实，灾后，国家发改委很快就向陕西方面紧急下拨了5906万元救灾专款。不过，灾民们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只是记得当时政府让他们填写了华阴市“03？8洪灾农林果渔损失调查表”。直到2004年10月，灾民们准备重建家园时，意外见到了一份宣传材料，上面有“国家对新建住房户按每户1.5万元进行补助”的内容。
醒悟过来的灾民们在前往渭南市移民局咨询后知道了国家发改委的那笔拨款，但华阴市移民局矢口否认有这么一笔款项，说这事跟华阴市移民局没有任何关系。
2004年12月1日，灾民派代表赶到北京向国家发改委反映情况。华阴市一位姓聂的副市长赶到国家发改委，在那里，聂副市长承认国家给华阴市3474户灾民拨款已经到位。他承诺，待灾民一回到陕西，马上兑现。但直到2006年元月，灾民们依然未见分文。
灾民还向记者反映，“聂副市长所说的受灾户为3474户不太属实。以高家村为例，该村实有户数370余户，华阴市却上报了417户，相差近50户。”
可这些情况，在那次采访会议上，都被移民局、宣传部的官员们否定了，他们强调：救灾工作很有成效，受灾移民安置很好。赵冠军说：“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几乎没听到他们讲过多少真话。其实，他们弄虚作假，克扣移民费用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赵冠军的采访本上，还记录着几件这样的事：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华阴市北社乡在给该乡北社村第一批移民发放时，却强行扣掉400元；给第二批移民只发了3700元；给第三批移民只发了1800元。而五方乡和太华路办事处，竟以“给上级移民部门送礼办贷款”为名，非法向每户移民强行索要300至500元的办事费，且不给群众开任何票据或收条……
灾后重建工作并非“很有成效”。赵冠军说：华阴市政府在华西镇华西村的地域划定了一个灾民新村点，取名为华西西村，共批准了64户灾民在此建房。记者在这里了解到：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户，约160人。灾民们来自洛西、北洛、庆华、演家及冯东5个村。现已建成并住进新房的有30户，正在建房的有4户，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工的有5户。华阴市给灾民每户15000元建房补助款的支付办法是：把基础工程建成后，发给3000元；把两层楼房建成后，发给7000元；把原先的旧房拆除并搬入新房后，发给剩余的5000元。截止现在，把15000元建房补助款领完的只有9户。
据群众讲，在当初，华阴市的聂副市长曾向灾民承诺：“在建设新村点时，政府将负责完成水、电、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现在灾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三通”工程至今仍未动工。目前，新村点灾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极差。走进新村，老远便闻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走近，记者才发现臭味是房后的水沟发出的。沟里全是粪便，村民们说，这条水沟成了各家的排粪沟，因沟修得有问题排不走粪便，家里的门窗得长期关着。政府没有兑现给群众打深井的承诺，群众自己打的浅井抽上来的是咸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只好到别处拉运。村上现在还未通电，有的灾民自己从华西镇的街道上借电用。村上的道路也未修建，遇到雨天很难行走。新村点离农田相距10里之遥，群众下地干活极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建房的钱大多是以2分左右的高息借来的，洛西村王增战、雷自兴、杨西龙等20多户灾民为了筹措建房资金，把自家的责任田租赁出去（时间长达5至10年），然后，因无地耕种，便只好出外打工糊口……
结束对华阴市政府有关领导采访后，赵冠军赶到渭南，在渭南市发改委的《关于下达2003年灾后重建华阴市渭河“03？8”洪水淹没区首期移民迁建工程投资计划的通知》中看到，2004年10月13日，渭南发改委就下达了首期1188万元灾民建房款的投资计划。同时，款项已经下拨给了华阴市。
事实上，灾害发生后，华阴市移民局曾向华阴市民政局借了50万元。而华阴市财政局仅将1188万元建房款中的100万元拨给了华阴市移民局，除去偿还50万元借款，这100万元剩下不多了……
搞清这些内幕后，赵冠军当晚就回到了北京。1月10日，题为《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的稿件见报。
结束采访时，赵冠军说：“此后的情况你就知道了，稿件被众多网络转载，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企业家送来一些礼品，还有其他媒体的记者来公益时报应聘，中央领导还作了批示，再后来，这篇报道当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封面奖……”
56、CCTV记忆：漫长的灾后重建
CCTV——因其在中国媒体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显著地位而成为了党和国家最响亮的“喉舌”，也因其有“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等知名栏目而让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中央电视台这个缩写的标志。
在素有重正面宣传，控制、减少负面报道的中国，对一个地方或一个人接二连三地正面宣传是经常的，但对一个地方连续地曝光批评——特别是被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连续批评报道肯定是极少见的。
渭南却成了这极少见的现象之一——2006年8月27日至9月2日的一个星期内，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次对其进行了批评报道。
央视主持人以自己的职业能力和性格形成了独特的主持风格，以至于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说：听见赵忠祥的声音，一定能看到一群豺狼虎豹的相互撕杀；倪萍出现，一定有一台煽情的文艺节目；那个一向表情严肃、凝重的敬一丹出来了，肯定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
2006年8月27日晚七点四十的“焦点访谈”节目，敬一丹又出现了。这天，她说的的确是一个严重而又沉重的话题——“陕西华阴政府1600万元建大楼，灾民3年住危房”。
导入这期节目的是一组触目惊心的画面：被滔滔洪水淹没吞噬的华阴，灾后遍野的残垣断壁、摇摇欲坠的农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华阴市委那栋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
这些画面讲述的与前边《公益时报》披露的是同一个事实：2003年8月，陕西省华阴市遭遇那场特大洪水灾害时，11个村庄被淹，3400多户村民无家可归等情况。洪水过后，国家紧急拨付5906万元灾民迁建资金用于补助灾民建房。3年过去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华

阴市采访时看到只有50多户灾民使用这项资金建设了新房，完成建房的只有30多户。使用灾民迁建资金总计不到200万元。许多倒房无房户仍然居住在简易房、废弃仓库甚至救灾帐篷里。而在这期间，华阴市却耗资1600万元建起了市委、市人大新办公大楼。
演播室里，主持人敬一丹以严肃的表情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建房资金早就到位，但灾民为什么却迟迟住不上新房呢？
敬一丹的问题使每个熟悉那场灾难的人都能记起：渭河洪水发生不久，国务院***总理亲临灾区视察灾情，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洪水过后，华阴市政府提出对11个重灾村、3474户受灾群众进行整体搬迁，并请求国家支持。
时任华阴市委书记的党德才当时是华阴市的市长，他承认：“当时一片汪洋，99％的群众都要求异地搬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国家发改委报了这个方案。”
为了尽快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国家发改委很快就把5906万元移民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这笔专项资金按照每户17000元的标准用于华阴市灾区11个村，3000多户受灾群众的迁建安置，其中15000元用于补助每户灾民建房，而另外2000元用于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但几年后，华阴却没能将当初以移民的名义积极争取来的那笔巨款用于移民。
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党德才书记辩解说：后来大水退了，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群众的生产、生活很快恢复了，绝大部分房屋基本完好。群众认为也能住，所以群众的搬迁意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愿意进行异地搬迁了。
真是如此吗？在华阴市华西镇那个唯一的一个正在建设的移民点，央视的记者发现，当时，30来户移民分别来自几个不同的村庄，搬迁后群众要回到原来的村子里种地，少则要跑四五公里，多则要跑十来公里路，生产、生活极为不便。
村民们告诉记者：从那边来种地，早上天不亮来，晚上才能回，种地都成问题了。
村民们不愿意搬迁的第二个原因是华阴市上报的移民新村方案的选址高度大多相当于或低于现在的村台，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后如果再发洪水时村民们受淹的问题。村民们认为那是“劳命伤财的事情。”
此外，在移民新村，按照规划，村民必须建两层楼房，因此房屋造价也大大提高。
移民们告诉央视的记者：在华阴市移民新村盖房子要花六七万元，即使给每户补贴15000元，对于受灾的当地群众说，绝大多数人也盖不起房。这是群众不能搬迁的第三个原因。
村民们问：生活都无着落，只有靠国家来救济了，你叫我们去盖房，现实吗？
在让群众在风雨中苦苦等待的同时，华阴市委、市人大耗资近1600万元新建的办公大楼却很快拔地而起。据央视记者调查：按照中央规定，要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建设，必须建设的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华阴市委书记党德才面对记者，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当时，我们只是批复了一个综合楼。是我们渭南市发改委批复的。原来的商业综合楼它有审批的手续，我们就拿这个手续做了。
央视的记者介绍：利用其它基建计划，没有经过陕西省政府审批，华阴市就违规建起了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这座办公大楼里，人员编制总数为160人，人均建筑面积为43平方米，按照国家规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超标了140％。此外，这座大楼的装修在当地也属气派，外墙为玻璃墙，门厅、走廊、楼梯间为花岗石板。
记者强调：在2003年8月发生洪灾时，华阴市委、市人大的办公楼建设丝毫没受影响。华阴市从当地财政支付了1550万元，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灾后的2003年当年封顶，2004年竣工，2005年4月投入使用。干部们的工作环境的确改善了，但是受灾群众的倒房、危房问题却是一年又一年，长达三年时间都没有解决，伤了受灾群众的心。
这期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敬一丹表情严肃地希望：但愿别再让苦等了三年的灾民们的愿望落

空。
节目播出后，在陕西，特别是在渭南和华阴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先不说广大移民的奔走相告和“蠢蠢欲动（华阴某官员语）”，单从渭南市官员们那焦躁不安的表情里就足以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市里某官员说，央视的“焦点访谈”播出时，我的头嗡地一响，心想，他妈的，怎么这样快就弄出来了！
本来，央视的记者到渭南采访时，渭南就通过省里打电话到北京，请有关方面向中央电视台交涉，强调“移民问题非常复杂，要慎重处理，先不要播出，避免在库区造成混乱，影响当地经济建设”。在稳住中央电视台的同时，渭南和陕西商量后打算派精兵强将去北京“灭火”，但没想到，“狡猾的央视”却一方面应付他们，另一方面对将“在库区造成混乱，影响当地经济建设”的那些事儿照曝光不误……
更令渭南某些官员想不到的是，在“焦点访谈”8月27日播出了渭南的事儿后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法制报道”栏目又以“灾民无钱盖房，市委巨资建大楼”为题报道了华阴市委违规建办公楼的事。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渭南一片哗然，官员们正冥思苦想怎样去消除央视的报道带来的“不良影响”时，9月2日，央视的“中国报道”又以“漫长的灾后重建”曝光了渭南。
这次节目的主持人是央视名嘴白岩松。
主持人侃侃而谈：“在马上要过去的这个夏天，作为一个新闻人，是我近几年来和天气打交道最多的一年，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泥石流、高温干旱，一个又一个灾情接连不断，甚至到目前，重庆与四川东部百年一遇的高温干旱都还没有缓解的迹象，据初步统计，今年中国大陆受灾人口超过3亿，死亡超过2000人，直接经济损失1600个亿。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家又一家普通家庭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而眼光中，他们的期待也变得更强烈，期待什么呢？当然是在自救的同时期待温暖，期待他人和社会与国家的帮助。然而，三年前，陕西华阴市因特大洪灾，11个行政村被淹没，3000多户受灾百姓无家可归。洪水退后，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方式，将5906万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让受灾百姓建房。而且强调，这笔资金不可滞留、侵占或挪用，然而后来呢？后来就一直到了现在，这笔钱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简易房、废弃仓库、还有当时救灾的帐篷——2003年遭受的洪灾，一直到2006年，被洪

水冲毁房屋的受灾群众，仍然栖身在透风漏雨的临时住所内。”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很纳闷：整整三年的时间，当地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中央政府的5900多万建房资金，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期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的对象很广，灾民、记者、干部、教授都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灾民、某杂志社记者、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华阴市经济发展局局长汪旭涛、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一级教授、博导王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等受访者的介绍中，人们认识了一个懒政，一个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华阴市委、市政府。
被采访的某杂志社记者认为：我们报道完了以后，国家发改委也派出了调查组，整个华阴市的灾民基本上全知道这事了，他们觉得应该离问题解决不远了。
但记者发现：自己2005年报道时候的现状跟2006年报道的现状，唯一的差别就是华西移民新村内多了20多栋楼房，别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地方住的灾民还是照样没地方住，各个村庄里面的残垣断壁还是到处都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对此，主持人调侃说：这项民心温暖工程本该在2004年竣工，但除了极少的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画饼充饥。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洪水中只盖了地基的当地市委和市人大的办公大楼却在2004年如期竣工，一个懒，一个勤，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为他人，所以懒，一个为

自己，就勤快。但是这只能是别人的分析，人家自己是有理由解释的。钱，下不去，是因为群众不愿意搬迁，自己要说有错误，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不深不细。怎么样？这语言，这态度够隔靴搔痒的吧？
但是，国家发改委调查组对此的反驳是，华阴市制定的搬迁实施方案可行性差，遇到困难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一直拖着，致使工程没有进展。这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在这三年间，灾民不断向上反映情况，媒体也在关注，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怎么就能沉得住气呢？
在这期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再次对灾后重建缓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两年前，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形式迅速批复陕西华阴市的“移民迁建实施方案”，在这份急件的附件中，明确要求迁建安置工作“要本着就近和方便生产的原则，在高岗地或者堤防保护区内安置灾民”。
但在具体实施重建计划时，政府和灾民却为村台选址等问题整整打了三年的口水仗。在年复一年的争论不休中，国家关心灾民的温暖被陕西各级政府层层截留。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发现，下拨的5906万资金，其中4718万元在陕西省财政厅，938万元在华阴市财政局，250万元下拨给了负责搬迁安置的华阴市移民局。截止到2006年7月20日，发到受灾农民手中的建房补助资金只有51.9万元，还不到国家下拨资金总额的1％。
面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媒体报道多了，华阴官方还不耐烦地表现出了他们惯有的“理直气壮”。2006年1月，当媒体再次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华阴市政府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记者报道混淆概念，错误地将5000万国债资金当作救灾款，是不实报道，而华阴市政府的做法是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对此，央视的记者遗憾地说：回过头看这三年，如果当初与灾**见出现分歧时，当地政府能及时修改安置方案；灾民不断反映问题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落实承诺；媒体追踪报道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自我检查，那么灾民急需的“补助金”也许就不会沉睡三年，也不应该沉睡三年，可惜，这些“如果”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
对华阴官员懒政的批评，主持人白岩松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当看到花费1600万元的市委与市人大的新大楼拔地而起，懒人一点儿都不懒的时候，很多灾民会怀疑，这个为自己盖房的钱是不是变成人家盖大楼的钱了？后来一看，似乎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不知

所措，因为人家没挪用，只是一个懒字或者叫不作为，好像错误不算太大啊。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应当修改的一个错误观念，政府部门面对百姓的生活困难不作为，懒的行政同样应该是大错误，性质同样恶劣，因为造成的后果一样是百姓为此吃苦受罪。难怪有人说，有些人在这件事中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所以，麻木不仁，不着急。可这国家与百姓在有些人心目中怎么就成了别人呢？您说他的官还当个什么劲儿啊。
对央视的采访，华阴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不得不拍着匈部说些好听的了，“尽量争取让移民在今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搬进新屋！”
对华阴市政府新的态度，记者有些大惑不解：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快速解决，为什么拖了整整三年才办？如果不能解决，面对**的追问，为什么又提出这么快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李成言说：我们一再讲，要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服务谁呢？服务的是百姓，而不是说去服务那些少数的官员，个别的主要领导。这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行为选择的问题，也就是政府要作为的问题。把中央下拨的建房款不能及时地用给灾民，这就是懒政。
在这期报道中，还有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媒体报道了，当地曾经动作比较慢的人也立即勤快起来，20天就拨了1200万建房款。对此，央视名嘴白岩松意味深长地说：看样，效率是

可以提高的。但问题是，这效率的提高是因为想到了百姓的疾苦还是感受了压力，担心乌纱帽，一时间还真不好说。天灾一时难防，我们能做的是相互温暖和互相帮助，减少天灾的损失。但如果天灾来过，有的人截留温暖甚至阻挡关心，那灾民就如同第二次受灾，而这第二次受灾甚至比第一次的天灾更让人心寒……
中央电视台的这期报道使在惶恐和压抑中熬煎了一个星期的渭南官方再也沉不住气了，9月2日晚八点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刚刚结束，尽管是礼拜六双休日，渭南市委常委还是在半个小时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这一“负面报道”的对策，应对可能**闹事的移民……
华阴市更是采取果断措施：抽调300多名干部到库区监控灾民，不许他们**和接触媒体。
57、“功德无量”
本书的写作计划中原本没有这一节——要记述所有媒体对三门峡库区的报道实在一件困难的事情。首先是这方面的报道太多，难以一一概括；其次是素材太多太好，无法在一个章节内全部使用……
初稿交有关朋友和库区移民征求意见时，大家都建议：还是将新闻媒体对库区的报道作一介绍。尤其是几次去库区采访，总有移民对记者讲：那些报道库区的记者对我们移民来说，真是功德无量。你还是把他们的情况介绍一下吧！有人还特别提到那些为宣传报道移民工作而在渭南遇到“麻烦”和因此而“倒霉”的记者——比如，2005年，被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记者证的那位《**与法制》杂志社的王记者；2007年，被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还有被某些领导派人跟踪监视过的那些新闻记者……
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了渭南市个别领导对付记者，对付媒体时的煞费苦心和不惜浪费大量物力、财力。1997年，为抓捕李万明和搜缴《工人日报》，渭南市移民局花销移民经费37万元；2006年8月的一天，《渭南日报》第四版转载了一篇新华社江苏分社某记者的文章，因文章中有对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当天的报纸刚发，《渭南日报》的总编被市委领导紧急召见，总编受到一番训斥后还从那位领导处领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将当天已发的报纸全部收回！总编连忙赶回社里，一边组织全社编辑、记者兵分两路：一拨到各县市和街道的报亭收回已送出的数万份报纸，一拨人重新修改文章，删去“玷污”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再付印发送给订户；2009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

正民的事情。
权正民乃《渭南广播电视报》的编采部主任，因工作出色，社里早有他即将提拔为副总编的传说。但2009年8月后，这一传说却变成了一个美好的泡影。这种结局的原因仅仅因为他采用了一篇稿件。
严格地讲，权正民采用的这篇稿件并非是宣传移民工作也并非权正民所采写，而只是转载了《陕西工人日报》已用过的一篇稿件——但这篇文章同与移民关系甚密的李万明有关，于是，市里有领导不高兴了。
如今，回过头看，那篇引起领导不高兴的题为《一心扑在工会事业上》的稿件并没有写什么招惹谁的东西，而只是说渭南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从加强工会制度建设入手，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不谋私利乐于奉献，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给职工会员，使渭南移民局的工会工作多次获得省市先进”之类的事情。权正民告诉记者：“稿件宣传的是先进人物，主编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发了。但报纸一出，就惹祸了，听说市里某领导把市广电局批了一顿，问广电局的领导宣传这种人有什么政治企图，还下令要追回已发出的报纸。市广电局的领导被批急了，又把我们的领导叫去训了一顿，我们的领导也火了，先是对我进行谈话教育和严厉批评，接着命令我：‘写检讨’！”
权正民一脸茫然：“检讨什么呀？”社长说：“市上规定，报道县处级领导，须经市委组织部审批，你报道李万明为什么不经过组织部审批？”权正民听后松了一口气：“哦，为这个啊，我已了解过，李万明只有科级职务，无须上报审批。”领导仍强调：“不管怎么说，按照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意思，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
权正民问领导：“为什么不准报道李万明，你总得让我知道究竟有什么原因？”领导说：“不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谁报道了，谁就犯了错误。”

附∶（注∶3-6，网缺1、2、6原因不明）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张华勇 

附4：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李菁 

附5：感怀今古话关中胡义成 

附6：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章 

为帮助读者了解多年来各界对三门峡电站的评价和争论，特附张华勇等二人的文章供欣赏。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与法制时报记者张华勇 

（2006年4月**与法制时报）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两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反的议案，争端的层级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黄河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的范围。真理究竟在哪一方手上，已非核心命题，背后的省际利益考量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处理不好必将是利益相害的结局。 

天鹅飞走了。 

天鹅湖静悄悄的，轻柔的泥滩从水边漫延开，有天鹅飞走后留下的脚印。 

3月30日，河南三门峡市。河柳新绿，一派春来景象。天鹅湖就在城北的黄河岸边。 

20天后，黄河旅游节将在这个城市举行。而就在此前半个月，****上，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再次被提起，32名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三门峡市委书记连子恒是议案发起者之一。 

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越冬的乐园，三门峡水库因而得了"天鹅湖"的美誉，三门峡市也被人们称为"天鹅之城"。 

自三门峡市往西100多公里，就到了出秦的第一关"潼关"。4月2日，记者抵达潼关古城，那里看不到一点城市的迹象，这个素有"三秦门户"之称的要塞，在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沦为了废墟。当地人言语中对天上飞的天鹅没多大兴趣，他们更多是怀念那曾经辉煌的潼关古城。"城墙同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了八年都没有轰垮。"在黄河岸边开鱼庄的张建国对此津津乐道。 

三门峡市、潼关古城，一座新城的兴起与一座三千年古城的废弃，皆因三门峡水库。而这两座城池的兴废，也成了观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河南与陕西两省不同境遇的一面镜子。 

"他的一生都让黄河给毁了。"张建国指着72岁的李天一老人说。李天一住在张建国的鱼庄，每天下河为张建国打鱼。从14岁起，他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年轻时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 

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设移民，潼关古城拆毁另建新城，他没有迁往新城，而是移民到了宁夏。那时他有个三岁的儿子，妻子也还年轻，在宁夏的黄河边种庄稼。60年代，

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在 

潼关与宁夏那块安置地之间，他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80年代，才最终留在了潼关。此时老人已年近半百。 

"我一生都在黄河边上搬家，从黄河这头搬到那头，又从那头搬到这头。"李天一说。此后的年代，他未能再娶，而是重操旧业，漂在黄河上靠打鱼为生。 

张建国称李天一为大哥。但据附近居民称，张建国与李天一情同叔侄，因为李天一打鱼勤快，张建国的鱼庄也开得兴盛。"李天一总算有了个归宿。"这些居民也都是回迁的移民，在陕西这样回迁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共有43万。 

自潼关以上，关中平原当时的移民多达30多万，这些移民60年代中期起开始回迁，到80年代，大部分都已经迁回原居地。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2003年8月，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区域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灾，华阴、华县、潼关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12.9万人一时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 

"当年号召我们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但我们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竟是一生的代价。"李天一说，他知道他命里离不开黄河，也没想要离开黄河。 

三门峡市的黄水清，对黄河以及三门峡水库，有着与李天一完全不一样的记忆和态度。黄水清1964年出生在三门峡市，父母都是三门峡水库的水利干部，她说她的名字寄托了老一代人的愿望。她如今开的士，带着记者沿黄河大堤跑了十多公里。望着黄河岸边一排排疯长的杨树或柳树幼林，她神往地说，再过几年三门峡市就可以评上国家级旅游城市了。 

她的记忆里没有洪水，只有黄河水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我们那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到黄河边上来，看着河水心情就好。"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去的地方多了，不时兴到河边谈恋爱了。 

在她陪同记者的两个多小时里，8次提到"黄河是母亲河"。 

据三门峡市提供的资料，以三门峡水库为依托的"黄河游"每年带来近1800万元的旅游业直接收入，相关产业近3亿元，创造了6万多个就业岗位。 

三门峡水利枢纽存废之争--豫陕两地50年的"黄河官司" 

一条大河两地情 

三门峡市地处河南西部、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带，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所在地。三门峡大坝就建在三门峡市黄河段下游5公里处。 

在地理上，三门峡大坝处在黄河河南省段最上端，库区的函谷关、潼关为进出八百里秦川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传说上古时期，为了治理咆哮的洪水，大禹用神斧把高山劈出三道峡谷，分别叫做"人门"、"神门"、"鬼门"，于是这里便得名三门峡。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三道峡谷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巍然耸立在黄河上的现代化大坝。 

传说并非历史。然而不难发现，大禹开三门而通黄河，这个传说与三门峡大坝的修筑，正好是一个轮回。大坝成，三门锁，黄河之水再次被锁在潼关以内，千里秦川，复又处在咆哮的黄河威胁之下。 

而据史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河南花园口扒口的2500年历史中，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其间关中平原的洪水记录却很少。战国中后期以后，因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关中

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富甲天下，秦汉隋唐一千多年中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门峡水库的修筑，使关中平原自禹治水以来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陕西省水利厅一官员说。 

潼关是出秦的第一关，也正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后的第一个出水口。潼关高程的形成，无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毁于一旦。潼关高程是指黄河潼关水文站断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应水位。 

可以说，治理黄河，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在今天，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秦川，可能意味着灾难。 

河南人对于黄河泛滥的记忆，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洪水的记忆可能都要深刻。千里黄泛区，曾使这个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灭顶之灾，以至于千里沃野的中原，在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几千年的辉煌后，终至一步步衰落。堵截黄河，驯服黄河，理所当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黄河水面比开封的宋代铁塔还要高。"作为世界著名悬河，黄河平滩水位比两岸地区平均高出4至6米，多的达10米以上，没有人敢想象大堤决口的情景。 

半世纪的"口水仗" 

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这不过是一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议的又一次**。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干部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过，在"一家救万家"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当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 

1969年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会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进行改建。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 

2003年秋季,陕西渭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陕西许多干部和一些知名水利专家认为，渭河"小水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建议废弃三门峡水库以解渭河"地上悬河"之危。 

2004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的****期间，陕西

省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对此，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后，2004年9月17日，三门峡市也打破常规向水利部直接发去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请示的中心内容是："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河南3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一份《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议案》中称，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深受影响，仅三门峡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如果水库继续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仅会严重制约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批库区移民返迁难以避免，将产生新的矛盾……" 

谁来做出裁决 

2003年8月的陕西渭河流域洪灾，是新一轮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的诱因。陕西方面及部分专家认为，是因为三门峡水库引起潼关高程，从而导致洪灾。而早在该次洪灾之前，水利部及其下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开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原型试验，以验证三门峡水库运行水位与潼关高程升高的关系。2002年11月，水利部、黄委会在郑州召开协调会，决定三门峡水库进行非汛期318米、汛期敞泄的原型运行试验，非汛期水位比以前降低了两米,试验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得出试验结果表明，三门峡水库对潼关高程没有影响。此后原型试验没有停止，三门峡水库2004年仍实行了汛期敞泄的运行方式。 

三门峡争端一直以来技术专家处于重要地位。黄万里与温善章是最初的反对者。在最新一轮争议中，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水利专家、前水利部长钱正英，扮演着议题挑起者角色。水利专家分成了维持派和废止派两个阵营，争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争论焦点始终围绕着泥沙、潼关高程、三门峡大坝这些关键词。 

陕西省泥沙专家夏迈定说，渭河小水酿大灾的症结在于泥沙的淤积，不应忽视对泾河泥沙的控制；此外，三门峡水库除了降低潼关高程外，还应扩大泄洪能力，三门峡水库第三次改建

势在必行。 

而在2003年10月，国家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的"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黄委会防汛办有关负责人说："废掉三门峡水库绝非明智之举。"三门峡水库防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小浪底水库设计要求，只有当位于河南境内的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水库"四库联调"时，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二是当黄河下游发生严重凌情时，需要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联合控制，三门峡水库需要滞蓄20亿立方米的水量。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刘红宾曾撰文说，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但无论怎样调整与整合，都不应是迎新弃旧，用新库替代老库。 

在新的情况下，对三门峡水库的历史地位和在今后黄河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审

视和定位。 

三门峡市水利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技术官员和专家主导的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表示不满，他对记者说，纯技术性争论，永远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他说从哲学上讲，真理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实践无止境，真理也无止境。"这样争下去，地方的利益还会受损下去。"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拒绝安排其市委书记连子恒接受采访，一位宣传干部说，该市市委已经决定不再扩大宣传。但该市一位官员解释，他们期望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作出裁决，作出定论，以免影响地方政策的制定。 

记者注意到，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与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在****上提交的议案，措辞有所不同，河南的议案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裁决，陕西省提交的议案则为提请解决渭河水患的诉求，前者侧重程序，后者侧重实体。 

背后的利益考量 

记者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查看了三门峡水库历史争议的资料，发现历次争论中，法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家都缺席。如一份资料显示，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北京、天津、武汉等高校的专家共70人。而2003年会诊三门峡的郑州会议上，仍然为"30多名水利专家会聚郑州，对三门峡水库的利弊问题展开讨论"。 

陕西省华县是2003年渭河洪灾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该县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私下对记者说，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议，不是是非之争，不是真理之争，而是生命之争、利益之争，是为关中上千万父老乡亲争生存权与发展权。该县县长薛东江2003年洪水过后曾喊出"'炸'掉三门峡"的呼声，他也是陕西省有关三门峡水库那份议案的动议者之一。 

2003年，水利部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利益的考量，显然是三门峡争端的核心。陕西省前省委书记、政协主席安启元，今年3月接

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每次渭河发大水，他都要去灾区，"我发现，关中最穷的地方是在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三门峡水库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的发展。 

今年1月19日，在陕西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安启元专门约见新闻媒体，宣布《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已经通过国务院审查及批复，将正式开始实施，由此中央财政投入229亿治理渭河，这是渭河史上也是陕西省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中央拨款。 

三门峡市当局所提及的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也反复提到如果没有三门峡水库，该市将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 

有宪法学者指出，处理三门峡这样的省际争端，中国目前缺乏完善的机制。当前主导的思维，仍然是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应依据科学来决策。然而豫陕两省日益激烈的争端，显然已经上升到了权益问题。如果存在利益相害，就必然存在利益补偿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牺牲一些人的权益，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权益，这需要司法裁决。 

附4：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李菁 

（2006年5月） 

3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

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米，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

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年的春节，乐金苟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苟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苟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苟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

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苟的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苟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苟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苟将渭河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苟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苟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20多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

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华县是一山（秦岭）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必要时可以将大坝破开作为滞洪区"，加之人口少，其受损程度只有华县1/4。 

"华县境内，有6条支流自秦岭山脉流向渭河。南边下了雨，整个水从支流向渭河里流，渭河来了水，又可能倒灌进支流，所以我们是南北夹击，压力很大。"华县县长薛东江说，"不过去年发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岭）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们这里的，是

渭河上游下的雨。" 

"其实小灾基本两年就有一次，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李卫涛自1987年就在华县从事水利工作，记忆中，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预报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将到来的汛期，李卫涛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一到汛期，县里其他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至于县里水利建设的支出，李卫涛说1998年之前是陕西三门峡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费用，支堤的建设和维修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支付，1998年之后，主堤的费用改由省里出，支堤不变，"地方财政困难，连公务员工资都保不住，何况这笔开支"。 

薛东江说，县里每年的财政开支仅5000多万元，而工资发放要9000多万元，"相差的部分由国家每年补助的6000多万元来支付"。而不多的财政收入中，以往来自农民的农业税有500多万元，但经此一灾，这部分财政来源也成了缺口。 

"这几年，我们陷入了防汛-救灾-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围着这个圈圈转。"薛东江给记者提供了这一组数字：从1960年到1990年，建库几十年，华县有19年受灾，累计143万亩耕地被淹。类似的数字只是显性的，从华县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些损失是隐性而无法计算的，"有很多外商本来想到华县投资，人家一听说这里老发水，都不敢来，谁愿意冒这个险呢！"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作出"下游1亿人利益，上游100万人利益"的算式是简单的，但对受灾地区来说，每个市、每个县乃至每个村，这种利益的损失甚至牺牲都是具体而巨大的。三门峡方面也承认，三门峡大坝的建立，利益受损最大的便是陕西省；随着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个口号或一个动员、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陕西每年都会提起关于渭河的议案，2003年的渭河之灾则使这场争论超越专家及政府干部的范畴，直接将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据华县提供的材料，1960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仅抬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抬高13厘米"，"泥沙淤积速度为1960年前的6.5倍。由于泥沙淤积过快，渭河河床比1960年三门峡建库前抬高了5.1米"。 

潼关高程之争 

从三门峡向西，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个县便是潼关。从地理上讲，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区的出口。因为汇流区河谷宽阔，而潼关处河谷狭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

。呈"几"字型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入陕西，与自西而来的支流渭河汇合，东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关水文站的工程师秦森刚刚将早上的活忙完，还没顾上吃早饭。因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点水文站要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等汇报水量、含沙量。早上刚测到的数据，黄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应该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贺站长介绍说。 

贺站长和秦工程师特地将记者带到离水文站不远的一处高地上，让记者清楚地看渭河与黄河交汇。水文站的贺站长介绍说，因为渭河流经的河段，比如兰州等一些城市污染得比较厉害，渭河有时会呈现一种近似发乌的颜色。 

秦森工程师告诉记者，"黄河历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这是什么概念？快跟家里盖房和的泥浆差不多了"。 

在潼关水文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潼关水文站的历史。"这个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无论是内战还是'**'期间，它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由此可见它对黄河流域的重要性"

虽然水文站在陕西境内，但因为水文站属按流域管理，这里的工作人员仍归三门峡管理。因为媒体对三门峡大坝的关注，水文站贺站长和秦森工程师一再谨慎地强调，不希望卷入三门峡争论之中，"对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水文数据，提供资料"。虽然"所有专家关于潼关高程的论证都是基于潼关水文站测出的数据做出的"，但他们还是再三告诉记者，"

我们不涉及理论问题，只作数据收集"，"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支持或反对某一方意见的论据"。 

在关于大坝的讨论中，无论对上游陕西方面还是下游三门峡方面，"潼关"都是一个关键词。"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当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对整个渭河流域来说，"潼关高程"是制约泥沙问题的最关键因素。 

"60年代从临潼（上游）水文站到华县水文站，洪峰行70公里用13～18小时，而今年，相应的数字是71小时，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积的程度。"华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说，在华县一些水灾现场，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来，潼关高程在逐渐提高这一点双方没有争议，但对何种因素导致的提高，双方的意见则截然相反。据水利专家介绍，决定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一是水库的运用，二是水量大小与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陕西与三门峡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点作为论点，并且双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与理论，包括拉来此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作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在陕西方面看来，三门峡在下游建立大坝后，为了发电这个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让水库一直在高水位运行，三门峡的水位越高，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也会越来越慢，进而使渭河流域整体河床随之抬高。而三门峡方面恰恰抓住了决定潼关高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流域内的水量与泥沙含量。在三门峡方面为记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认三门峡水库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拦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致使潼关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328米，并随之对上游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水库运用方式不断调整，最高运用水位不断降低，目前的运用水位已对潼关高程不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三门峡水库运用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基本消除"。 

三门峡方面认为，自1986年以来，黄河流域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是导致潼关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来，渭河来水量"大幅下降53％"，"事实上，进入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亿立方米减少到150～200亿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无力将河道里的泥沙冲积下来。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数据，1985年之前历史上汛期三门峡入库流量大于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亿立方米，而2000～2002年减至年均约3.5亿立方米，

减少98％.三门峡方面说，"陕西省境内因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泥沙占三门峡水库总泥70％以上"，"准确地说陕西境内产沙是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和潼关高程抬升的最主要原因"。 

从眼前看，三门峡的去留之争一段时间内尚不会有明确结果。陕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体呼吁，让三门峡在汛期敞泄以利潼关高程的降低。但这是否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和西安理工大学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得出的数据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证明三门峡的敞泄有利于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郑州的黄委会则得的数据最低：5年仅下降1米。 

附5：感怀今古话关中 

--2003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依法善后方案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胡义成 

2003年关中渭河洪灾不是纯天灾，而是"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人祸"即三门峡水电企业（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拒绝各方长期劝告，在其主管上级支持下，坚持高水位发电赚钱，从一个方面促成潼关高程抬升不下，酿成陕西数百万灾民和近百亿元损失。目前上层酝酿善后的思路，没有涉及该企业对陕西公私受灾者依法进行部分赔偿并交"洪水保险"费的问题，

给陕西稳定埋下了隐患，故须支持受灾者向该企业依法且有序的索赔，借以有效地维护社会

稳定。 

2003年渭河洪水流量只是数年一遇，却造成了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据报道："这次渭河洪灾，淹没了一百零二万亩农田和五十五个村庄，致使渭南东部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大地沦为一片汪洋。五十六万人受灾，在灾情最严重的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十三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元。这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祸起三门峡发电！按小浪底水库的设计开发目标，在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三门峡水库主要功能均可转移。小浪底水库目前库容可纳容三门峡及渭河下游泥沙，由此完全可以使三门峡空库敞泄，借以逐渐降低潼关高程，灭绝水灾主因。但三门峡水电企业为维持其每年发电换来的约二亿元收入以及若干就业岗位，不顾陕西省上下几十年来的苦苦陈情和有关科学建议，至今违法违规坚持水库高水位以发电，结果丧失了灭除洪灾的数年大好时机（国家投巨资兴建的小浪底工程，也仅起十多年蓄水调洪作用，其库容有限，良机难再），是造成此次小水大灾的主因。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大灾已经发生且震动全国，作为西部省份的陕西能力有限，还有成千上万的渭南灾民家产、住房等难题的解决尚有巨大资金缺口之时，在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也忍不住公开呼吁三门峡"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之际，甚至在渭南灾农可依法向该企业索赔并迫使其空库敞泄的意见见诸报端的压力下，该企业及其上级相关人员依然故我，无视不得非法侵犯公私产权的宪法原则，无视我国相关法规，无视两亿元和二十亿元的小大比较，仍坚持要发电，反对空库敞泄，水库水位最多降低两米。而渭河下游河床已远远高出地面两米以上。显然，该企业的这种表态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姿态而已，因为它实际仍置悬河于渭南，使尔后的水灾频发难免。 

据调查，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渭河下游和南山支流就出现了七年之内三十一处决口，其中1996年和1997年灾情较严重。又据渭南有关人员介绍，近年，渭南即使在枯水年份，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不同程度地发生水灾，何况下大雨。灾农最担心以后洪灾，事出有因。有媒体公开说，三门峡是否发电问题不是纯粹科学技术取舍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这话有道理。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24日报道，三门峡水电企业每年发电收入是黄委会和本企业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在我看来，这种体制机制已为

问题的公正解决埋下了根本性隐患。作为水利部下属单位，黄委会及其下属三门峡枢纽局是国家职能部门，却被胶着于一个企业（有消息说，枢纽局与作为水电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子"。看来，大体不差），难免出现"官商不分"的种种弊端，包括有关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本企业利益的重视，远甚于对国家、对别省区利益的重视。这正是三门峡发电问题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据报道，三门峡本来有五台50000ＫＷ的机组，后来又加了两台，一台归水利部，一台归黄委会，枢纽局则把一台50000ＫＷ者改成60000ＫＷ，余出部分归他们自己。我宁愿这种报道失实，否则，事情就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竟然建立在这种格局之上，怎么能不令人意外和愤慨呢？ 

由此，我才想到依法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思路无视依法保护公私产权。 

据对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11月24日和《南方周末》11月27日报道的分析，目前关于关中洪灾的解决方案，仍沿传统模式酝酿。 

一方面，是陕西省灾后协商水利部，再次苦求三门峡空库敞泄，勿再发电，张光斗、钱正英及陕西水利科技界上下也以理相呼；另一方面，则是水利部面对分歧，按惯例召集专家会议。

尽管主持会议的索丽生副部长个人支持陕西思路，但与会专家大部分同黄委会有项目合作关

系，只能形成所谓"务实可行的方案"，主要是继续发电，把水库水位只降两米。会上同意陕西方案者占少数，是几位已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针对陕西的陈情，以及陕西水利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严重影响潼关高程的说理，与会许多专家却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三门峡枢纽局有领导者甚至说，水库距潼关三十公里，不可能影响到后者高程），但同时"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第一，作为水利专家，有人竟然公开否认潼关高程正相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这简直是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天大的"学术笑话"，但它披着自然科学逻辑的外衣，挺吓人。不过，水利科学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水利现象历史进程的简化而已。任何水利科学上的逻辑均首先必须与历史相一致，否则，它就只能是"伪科学"。从渭河下游高程演变历史看，任何一个岸边成人都可以证明，正是三门峡水位提高，几十年来才逐渐形成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其西的"悬河"。对此，陕人可以拿出成千上万合法的证据，驳斥那些抹去学术良心的谬见。当然，我们也不一般地否认目前潼关高程抬升尚有陕西水土流失严重等其他原因，但主因在三门峡高水位发电。请这些专家们珍惜"水利科学"的名声罢，也请水利部官员到渭南举行听证会。 

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1964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2003年10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

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12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2004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

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

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2003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2003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渭南市洪灾造成倒房近二十万间，危房十二万余间"，即使按以上标准，共需一点七亿元资金，省上拨了六千万元，仍有一点一亿元建房资金有待进一步筹措。此外，人们实在担心："今年水灾这么大，明年还会不会再来？"面对此况，我实在不理解，黄委会有关人员怎么好意思说"渭河下游"的事情，"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

办法来解决"？三门峡水电企业一年收入才两亿元，但仅关中2003年洪灾损失就十倍于它，且尔后难免不再灾，试问哪一位工程师算不清这笔账孰大孰小？ 

其五，如前述，陕西和其他主要各方的结论，都没有要完全毁弃三门峡的内容，只是鉴于它实际承担的防洪防凌任务的几率接近千年一遇，复鉴于小浪底运用初期有四十多亿立方垫底堆沙库容的有利时机，京陕方案力主它应尽快实施全年空库敞泄。一旦有险，它当然还应发挥应有的防洪防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主管机构人员一再攻击完全毁弃三门峡的方案，一再突现三门峡防洪防凌作用，至少是无的放矢。说到底，"刺杀稻草人"，是为了坚持发电赚钱。 

元人张养浩散曲《潼关怀古》叹道："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上述官方和上层酝酿洪灾善后方案的过程和各方各种思路中，人们完全还可以发现，主要因"人祸"形成的洪灾对陕西公私财产权的大面积侵害及其赔偿问题，实际被绕开了。 

百姓苦，何方顾？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陕西农民收入本来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百万灾民家产毁于一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行吗？应当说，不行。 

显然，作为2003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善后思路，陕西有关方面应支持（至少不能阻止）

陕西公私受损者通过灾发地法院，依法且有序地向三门峡水电企业索赔，直到迫使它或改错，

或破产，使水库空库敞泄，根绝来年再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