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1s玩王者荣耀卡吗:《大迁徙》（一）

第二章移民泪
6、风沙月牙湖
1956年农历8月13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一则《三门峡水库区农民开始迁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
“11日，陕西境内三门峡水库区500多名农民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向甘肃省银川地区（注：1928年，以原甘肃省宁夏道八县等地置宁夏省，1954年宁夏并入甘肃省。1958年，又以甘肃的银川、吴忠两市及银川专区和固原、吴忠两回族自治州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驻地，根据移民们的习惯，书中统称他们的迁移地为宁夏）迁移。三门峡水库工程占地二百多万亩，其中大部分在陕西境内。水库区内的陕西农民们为了支援这一伟大工程的顺利进行，都决心响应政府号召，从今年开始分批迁移。第一批移民中都是青壮年和农业社骨干，其中有很多人是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将先在银川专区的安置区修建房舍，开垦荒地，为将来全家、全社、全村的迁移创造条件……”
消息强调：“国家将在安置地区分配给移民土地，并发给垦荒补助费。在安置区修建房屋时，国家将在材料、设计技术方面给予协助，以充分保证移民生活不低于现在的水平。现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购备的移民盖房用的六万多根木椽，已经运到银川安置区。首批移民盖房、开荒需用的一百多头牲畜，五十多辆大车和三千多件双犁双铧犁等农具，也由国家负责提前运往安置区……”
消息还说，在最近十天左右，还有4000多人也将分批出发。这500人是先遣队中的第一批。
500多先遣队员像汩汩溪流，从潼关、朝邑、大荔、华阴四县的村村社社汇向华阴的岳庙，然后，流向西边120余公里的省城西安，再经永叙、平梁、古源到达宁夏……
“西泻”的队伍中，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大队长（村主任）魏来玉带领的35名先遣队员也许是最风光的一个“方阵”了。为了显示“关中白菜心”的气派，村里安排各生产队筹款，由村里统一给先遣队员们各添置了两套棉衣、两套单衣、两床棉被，连碗筷茶杯也一应俱全。在他

们的衣服上，还统一用红布白字制作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的胸章——这使先遣队员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同几年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装束联想起来，自豪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马连保是这个“方阵”中最显眼的一个——高平头，枣红色的脸膛，努力做出的严肃表情和挥抹不去的稚气同时集中在这个刚过完18岁生日的年轻人的脸上。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却喜欢用在识字班学来的知识攻读史书和背诵唐诗宋词的年轻人家境不错，在他18岁生日那天，有人上门提亲，但他不愿把自己固定在“家”这个“牢笼”里，他还想尽情地享受青春生活，在青春年少之时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听到三门峡水库库区向宁夏移民的消息后，马连保兴奋得夜不能寐——这倒不完全是因为马连保觉得自己找到了脱离家的“牢笼”的机会，也并非他觉得自己这个共青团员在开发黄河水利这一国家大事中负有什么神圣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尤其是听说自己所在的朝邑县豫安村要迁移到陶乐月牙湖，他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他听去宁夏考察的人回来讲，离陶乐不远，就是内蒙古毛乌素大沙漠。当时他就在想：到了月牙湖，就可以天天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景色了，那可是自己无数次在古诗中早就熟悉和神往的景色！到了那里，不仅可以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的土地，了却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还可以在把自己融入唐宋诗篇那种境界的同时，在宁夏给自己和家人建设起新的家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以报效祖国建设的忠心和古人征战沙场的那般勇气加入到了先遣队的行列。
15日，马连保一行到达银川。欢迎的场面十分热烈。宁夏的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说：银川地区下着蒙蒙细雨，但沿途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夹道欢迎这些新来的居民。移民们下车后，欢迎者都拥上前去，把塞上江南的时鲜苹果和梨、桃塞到他们的衣袋里。欢迎者和移民们还高兴地携起手来一道欢呼。银川专区的党、政领导人这天也前去欢迎移民，并且到住地向移民进行了慰问。
报纸还说，这批移民未到之前，当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早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等，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当地农民这种热情温暖的照顾，都表示要一边生产，一边安家，尽快建立起新的生活。同时，供销部门也加强了对移民的冬季供应工作，在移民集中地区设立了分销店，准备了充分的粮食、燃料、菜蔬和日用品……
几十年后，记者找到那一批进入银川地区的数位先遣队员印证“当地党政机关早就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等情节时，有人一听就骂报纸“尽说瞎话骗人！”
据马连保回忆，先遣队当天从银川直奔陶乐，根据安排，先遣队要在陶乐县城休息一天。趁此机会，他溜了出去，四处打探新居情况和周边的人文地理。马连保说：“我没有打听到新居的情况，更没有看到800间房子和种蔬菜的土地。”停了停，他补充说：“在当地人那里，我倒是听到了一个个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
美妙或者美好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传说，都容易入脑入心，令人念念不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曾抱着要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土地的梦想前去宁夏的马连保，如今对自己当年听到的那些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依旧记忆犹新。
他边比划着边告诉记者：陶乐西临黄河，构成了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地域，从版图上看，那个狭长地域似一条长长的羊毛口袋，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系在黄河老人腰上的酒葫芦，当地人还煞有其事地说，黄河老人喝了葫芦里的酒，醉了，走起路来就扭秧歌似的一摆三摇，硬是把黄河摇摆成九百九十道弯。
马连保说：从人们的介绍中，我还了解到，中古和远古时期，陶乐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

古称胡地，明代定名“套虏”，含有贬意，清初改为“陶乐”。秦统一中国后，就在县境内修筑军事城障——“浑怀障”。汉晋时，浑怀障仍为军事要地。明代在其南部修筑东长城和行堤后，大部境地划在长城之北，称为边外地。此后成为蒙古族游牧地。清朝光绪年间，在伊盟地区推行“放荒招垦”政策，陶乐许多地方得以开发。1921年，马鸿宾在今高仁镇的上下营盘一带相继招垦；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盟反蒋失败后控制绥远，相继办军垦，招民聚居此地。此时，邻省区的佳县、榆林、东胜、神木等地受灾，大批农民移居此地垦荒，平罗、贺兰的不少农民也移居此地。
陶乐既是移民垦荒之地，许多地名便带有浓郁的移民垦荒色彩。对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马连保如数家珍，他说：高仁镇是因一个名叫高仁的一户人家最先在此地定居，因此，此地先叫高家疙瘩，后改为高仁镇。白家台子最先由白姓人家居此。六顷地先是以土地面积起名，又因**最早于此落户，后人也称“六顷地”或“**的地”，后统称六顷地。
开发出六顷地，建起的村庄便叫做“六顷地”。后来，以马太为首的一伙人又在六顷地以北开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村庄，由于村旁有河沟，村庄便称为“马太沟”。
然而，每逢黄河涨水，河岸常常大片大片地陷落，成片的庄稼地被河水卷走，人们哭喊连天：“不好了，不好了，河岸被河水淘落了”。“淘落了！淘落了……”
河岸淘落，高仁寝食不安。他采用草、土、石头三结合垒筑码头引水的办法治理了“淘落”。之后，他又引导村民从黄河上游开口，挖出了一条纵贯南北的水渠。治理了“淘落”危害，又有水浇灌土地，这一带成了富裕之地。然而，“淘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百姓的心。这天，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淘落’害苦了我们，但把这两个字稍稍改动一下，意思就全变了。‘淘’取掉三点水放耳旁，就成了乐陶陶的‘陶’，‘落’同乐谐音，把‘落’改成‘乐’，‘淘落’就变成了‘陶乐’了。”大家齐声叫好。从此，黄河东岸的地盘就叫陶乐。
当时，这些美好的传说使马连保坚信：陶乐和月牙湖一定是个好地方。
16日午后两点，到达月牙湖后苦水井附近的安置点时，马连保和先遣队的小伙子们全傻眼了：这就是那个有着月牙湖美名的地方吗？
没有报纸上所说的“当地党政机关为移民安排的新居”，看不见当地农民为移民腾出的800间房子，更没有当地人“帮助移民开垦好的种蔬菜的土地”！
位于陶乐县城南25公里处月牙湖，东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台地接壤，北临毛乌素沙漠。古黄河在这里原是成一条幅度非常小的曲线由南向北流去，但数千年来，黄河多次改道，不断吞噬河西的土地，呈椭圆形地绕西向北，在20多公里外才与老黄河岸汇合。
改道后冲积的滩地与原来的老黄河岸形成了方圆数十公里的月牙状。在这块状若月牙的荒滩上，大多是不值钱的沙子和拳头大小的石块，唯有潇潇秋色的荒草丛中，那秦时古长城的残垣断壁和五里一个的大墩台似乎还在风沙中演绎着一个古国的兴衰荣辱，向后来者诉说一段久远的历史……
东北方向光秃秃一片，大沙包一个接一个，一层连一层，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海，黄澄澄的沙湾像大海里层层叠叠的波澜。茫茫沙原上，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一只鸟，甚至看不见一棵树——即使偶尔看见一棵沙枣树，也一定是被沙埋掉了大半个树身，沙枣树周围那些稀稀疏疏的芦荟、金琥和刺人的骆驼草奄奄一息地瘫软在燥热的沙漠里。
站在高处的沙包上，先遣队员们仓惶地向西望去，远处，黄河朝西北方向匆匆而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凄美景色伴着一股热气腾腾的蒸汽在黄河的上空猛烈地升腾。在这股热浪的波及下，先遣队员们犹如置身蒸笼，不但大汗淋漓，而且呼吸困难。
更让先遣队员们不解和失望的是，月牙湖上非但无湖，连个找口水喝的井或池塘都没有。十几公里外倒是有一个村子有水，但那水也如这个叫苦水井村的名字一样，水质又苦又涩，根

本无法食用。
这片沙漠边缘地带，因为缺少一种构成生命最基本的要素——水,使得这里成了没有生命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样毫无生机。靠西南倒是有一些植被，但那些半人高的茅草，在这夏末初秋时节便已枯黄衰败，把秋的萧杀气氛过早笼罩在这块荒凉的不毛之地。
这样的地方也配月牙湖这样美好的名字？
置身此地，一种受人欺骗后的愤怒和被抛弃的孤独及恐惧一下笼罩了先遣队员们，几十号小伙子神色惊惶地打量着周围，继而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接着，有人哭泣。先是几个人低声抽泣，这抽泣立即传染了更多的人，耸着肩头的抽泣很快变成一片由低到高的呜鸣，最后，大多数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中，有人呼天抢地地高声骂了起来：“他妈卖×，不是说这边每人都能分到十多亩良田吗？良田在哪里呀！”
“狗日的，还说可以抽黄河水浇地，哪有他娘的黄河水？”
“遭千刀的乡干部把我们骗到这种鬼地方来，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马连保没有哭也没有骂——他相信，要是乡长、书记们知道了这些破口大骂中的任何一句，准得扒了这些落后分子的皮。更重要的是，马连保觉得，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不能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去骂政府骂上级领导——但他又觉得上级领导以欺骗的方法把村民弄到这种风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里来也太缺德、太无人性了，今后，在这种既无地又无水的地方，叫人怎么生产？又怎么建设新家园？关中的父老乡亲们都迁来后又怎样生存……
他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怒。对“上边”敬畏和怨恨的矛盾心情使马连保只能保持沉默，他呆呆地望着无际的大沙漠发愁。此刻，正是黄昏，火红的夕阳已向浩瀚的大沙漠慢慢坠落，它的余辉将整个毛乌素沙漠染成了鲜血一样的颜色，在把一种凄美呈现给人们的同时，也把不祥的预感留给了这群来自关中的不速之客。后来，马连保回忆说：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凄凉恐怖，不停地追问：老天啊，你是在暗示我们将血染这片沙漠吗……
一直蹲在一旁默默无语的大队长魏来玉终于在面前的石块上磕掉烟斗里抽剩的土烟，站起身大声制止了：“哭够骂够没有？哭够了骂够了就赶快来同我一起弄住的地方，否则，晚上只能住露天了！”
前来带路的当地人也搭讪说：“住露天可不闹着玩的，我们这里的气候是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啃西瓜。能把人冻成冰棍……”
马连保等几个怕“被东成冰棍”的小伙子跟着大队长魏来玉干了起来，其余先遣队员也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哭骂，无精打采地一起建造住房。
住房是就地取材，当地政府已雇人在沙滩上挖了两个宽3米，深1.6，长10多米的大坑，魏来玉等几十号人在土坑的上方再铺上木棍杂草填上土，他们的“地下宫殿”就算造好了
1956年农历8月25日的党报说“今年就修建了3400间房屋，这批房屋是按照陕西农民的习惯以一户一院修建的，窗户上还嵌着明亮的玻璃”，但事实是，那个时期赴宁夏八个县建设新家园的74个安置点上的先遣队大多住在魏来玉他们建造的那种“地下宫殿”里。接着，以此为根据地，再打砖建房。只有到马太沟**农场的先遣队才“有幸”住上犯人们迁走后遗弃的窑洞。后来，大量关中移民迁移到此地后，一个长5米，宽3米的窑洞里，中间拉上帘子，常常住两到三家。虽然挤些，但同“地下宫殿”比，也算有天上人间的区别了。首先，那“地下宫殿”在采光、透气、防潮等方面都不能与地面的窑洞同日而语；其次是心理作用：住惯了独家大院的关中移民住在“地下宫殿”里，他们总有“没死就被埋进了坟墓里”的感觉。
最糟糕的是1956年农历8月16日的那个傍晚，马连保等三十多个先遣队员还没来得及入

住他们的新居，那些白天躲在草丛、石缝中忍受了一天酷热之苦的蚊虫纷纷迫不及待地从四面八方嗡嗡地欢叫着拥入了充满凉意的“地下宫殿”。这些“非法入侵”他人住所的家伙逮住谁就叮谁，几个在“宫殿”附近方便的先遣队员也被其毫不客气地顺便在屁股上叮了几口——那些比绿头苍蝇还大的长脚蚊虫不仅十分厉害而且毒性极大，经它们一叮，先遣队员们的脸上手上屁股上马上隆起了一个个的大红包，奇痒难忍。
这阵势吓得先遣队员们抓起行装赶紧从“地下宫殿”里落荒而逃，一边拍打攻击他们的蚊虫，一边发愁。“妈呀！别说干活，连这蚊虫也对付不了，怎么办？”
一伙人正脚慌手乱地对付蚊虫，突然传来隆隆的雷声。大家十分奇怪：太阳还悬在天边，怎么打起雷来了？前来带路的当地人惊慌地边推大家边高声道：“快进坑道里避避，大风来了！”
刚撤进“地下宫殿”，趴在“宫殿”门口的马连保等人发现：刚才还霞光万道的天空突然乌天黑地，风声大作，黄沙漫卷，一个个的大旋风铺天盖地而来，把沙包抛上天，再扔下地。道路消失了，眼前的那些茅草、沙包消失了，整个月牙湖变得一片混沌。“地下宫殿”也风沙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接受采访时，马连保告诉记者：那场劈头盖脸而来的风暴真像唐朝一首诗写的那样，大如斗的石头被吹得满地乱跑。
记者问，是岑参的“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马连保一拍手道：就是！就是！我的个娘耶，那风真是挂的个邪乎……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令马连保记忆到如今的风沙终于小了下来。“地下宫殿”里立即恢复闷热，那些疯狂的蚊虫也马上嚣张起来，叮得大家连蹦带跳地逃出“地下宫殿”。
大风过后，一片狼籍。刚才逃进“地下宫殿”时没来得及拿走的行装不知被刮到了什么地方；铁铲、撮箕等工具翻着“筋斗”早飘然而去；一段“地下宫殿”被掀开，顶盖上的木料“跑”到老远的荒滩上戳着，茅草则高高地飘荡在混沌的天空中再慢悠悠地落下……
大家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边问：刚才还晴得好好的，怎么说打雷就打雷？当地人告诉惊魂未定的先遣队员：“刚才那雷声是从沙包发出的，我们叫‘沙响’。出现这种响声你就得小心了，这种风暴能把一个沙包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说到这里，当地人问：“你们看看，周围的沙包有什么变化吗？”
马连保等人一看不由吓了一跳：沙包都“搬家”了，有一个还“搬”到了“地下宫殿”五六米的地方！
有人惊叫：天呀！它如果“搬”到房顶，我们不就被活埋了吗！
当地人答道：在这里，风沙埋人是经常的。
当地人的话决非危言耸听。后来，在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的那个毛乌素沙漠里，就常有逃亡移民被风沙埋葬的事情发生。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一年后，月牙湖边也发生了好几起风沙埋人的事。华阴南洛乡郗贤基的婶娘李枚去看她的女儿时突然失踪。村干部杨凤山带人四处搜寻。那天，搜寻到月牙湖边突遇大风，一伙人连忙躲在一沙包后避风。风过沙停，眼前的情景把杨凤山等人惊得目瞪口呆：躲风的沙包被卷走了，就在原沙包的位置露出了一颗睁着恐惧双眼的脑袋，大家上前一看，原来正是他们搜寻的李枚……
吞没移民性命的沙“魔”从毛乌素沙漠越来越近地逼向安置区。原华阴县文王乡文王村王火尧（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冯雷镇白堡村至今）的父亲就是在离住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丧命的。
王火尧回忆说：1956年，我的父亲王甲瑞带我们全家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食堂的管理员派我父亲到野外沙丘给食堂砍柴。当时天气晴朗，非常闷热，社员们都穿着单衣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下午3点，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沙尘飞扬，

到处一片昏暗，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冻得直打哆嗦的人们连忙往回跑。
我们着急地等待父亲回家。到了傍晚，风停云散，但我的父亲仍未回家。全村社员便带着手电、马灯，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处寻找，一直找到半夜，也没见到他老人家。
第二天早上，人们接着在沙漠中寻找。后来，一个放羊人告诉我们：刚才他的牧羊犬在前边一个沙丘旁狂叫了一阵，那里可能有什么情况。大家跑过去一看，果然见到了我的父亲。只见他冻得僵硬的尸体蜷缩着，头还埋在沙中，双手却张开着露在外面，可见他死前的挣扎和恐惧……
7、绝地大逃亡
风沙过后，马连保等先遣队员围着那个前来帮忙的当地人不断地问东问西，有人问：这样的风常刮吗？
当地人说：“我们陶乐县风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他本想开句玩笑来减缓一下大家紧张的情绪，不想，这句玩笑却直接诱发了这次逃亡事件。有人听后马上嘀咕：长年累月地刮这种风，被活埋是早晚的事！
被蚊虫叮得满身是包的人附和：“不被沙子活埋，也会被蚊虫咬死！”
“娘的，与其死在它乡当孤魂野鬼，不如把这把骨头扔到老家的土里！”这句极富煽动性的“心里话”像火星掉进了一堆干柴之中，马上呼啦啦地点燃了所有先遣队员心中思乡的烈火。
“妈的，什么先遣队，我们是被人骗到这里来送死了！”
“哼，还他妈的什么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这熊样，能和我们关中比吗？”
“让他妈的建设新家园见鬼去吧！”
“走，回陕西去！”
“走，不受他们的欺骗……”
用谎言编织的“塞外江南”的“道具”在1956年农历8月16日那个闷热的下午被大漠风沙和蚊虫彻底撕破。谎言被戳穿后，先遣队“兵败如山倒”。
先是一个叫马少堂的退伍军人背着魏来玉在几个先遣队员中嘀咕了一阵，接着，几个先遣队员分别又到更多的先遣队员中悄声商量着什么。当大队长魏来玉发现苗头不对劲时，大家已从“地下宫殿”把行李拎出来，拍打掉尘土后背在了身上……
傍晚时分，一支由关中开赴银川地区月牙湖“建设新家园”的先遣队在到达安置地4小时不到便彻底土崩瓦解——35人中有33人决定自行返回陕西。三门峡移民史上的第一个集体大逃亡开始了。
这次逃亡显然太仓促，临到出发前，才有人突然问：“我们该怎样走？”
这支无头苍蝇一样的队伍这才想起，“是呀，该从哪里走呢？”马少堂拿出一张地图给大家比划说：“走来时的路，车站不会卖给我们车票，一路上还有人拦堵逃跑的先遣队员，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我们陕西在东南方向，要回去只有一条路：穿过陶乐北边方圆500多公里的毛乌素沙漠，转道山西，再进入陕西……”
马少堂的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对，穿越沙漠回陕西！”
马少堂说：走沙漠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多作准备。接下来，大家便开始分头准备电筒、伞、水。
就要出发了，见马连保仍楞在那里，同队的杨来喜催道：“连保，还犹豫啥？赶紧准备走吧。”
傍晚那场风暴的惊吓和身边那些赶不走打不完的蚊虫本来也动摇了马连保“扎根宁夏建设新家园”的决心，但大家真的嚷嚷着要回陕西时他仍吓了一跳，“我们都是党团员，我们是华阴派来的先遣队员，怎能说走就走？”
杨来喜朝他吼道：“不愿走就留下等死吧！”
三十多号人都背上行装出发了，魏来玉仍一声不响地蹲在地上，埋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土烟，好像眼前发生的集体逃亡与他这个**党员干部，与他这个带队的大队长毫无关系一样。
此时，最着急的当数马连保。这个大队长唯一的同盟军真想冲上去揪住他追问：“你为什么不阻拦？你还记得自己的责任吗？大家都逃了你难道就不怕乡里处分你！”但魏来玉的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使恨其渎职、怒其不作为的马连保失去了追问的勇气。一旦没有了胆气和勇气，马连保要坚守月牙湖的思想防线也就彻底崩溃了。他抓起行李朝已经上路的逃亡者们追去，“等等我！”
魏来玉的最后一个同盟者“反水”了。
一伙逃亡者刚走出不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魏来玉严厉的吼声，“都给我站住！”
逃亡者们吓了一跳，以为大队长要阻止了，大家暗暗攥紧拳头，准备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但回头一看，只见魏来玉扛着一袋面粉拿着三个洗脸盆飞快追上来边塞给逃亡者边说：“不带上吃的和煮饭的东西，想饿死在沙漠中吗？”接着，他把一包火柴塞给马少堂并吩咐，“你要带好他们，沙漠里不要走散了，大家要相互照应！”说完，背过身去挥挥手，声音哽咽地说：“走，快走！”
大队长的举动使得逃亡者们不知所措，一行人站在呼呼的风沙里默不作声，过了很久，马少堂才呐呐地说：“大队长，我们，我们一起逃吧！”
其他人也附和道：“大队长，走吧，何必在这里送死！”
“大队长，走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一直背过身的魏来玉猛地转过身时，一行热泪已夺眶而出，他猛地一挥手，声嘶力竭地吼道：“滚！滚！都他妈的快滚！”
一群逃亡者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连滚带爬地逃走了，把孤独的魏来玉留在了茫茫的大漠里……
后来，在追查这次逃亡事件时，魏来玉没有推卸责任，他在交代中写道：“我不想让大家遭罪送死，因为他们还年轻。”
然而，当时，年轻的逃亡者们并没有谁去揣摩魏大队长给他们放行的动机，更没预料到大队长给他们的面粉和脸盆在进入绝境之时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当晚，借着明亮的月光，34名先遣队员像一群漏网之鱼，一进入沙漠就是一阵狂奔猛跑。马连保告诉记者：“我当时的感觉是终于脱离苦海了，心里老背诵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将还’之类的诗句”。
进入沙漠后，马少堂用在部队强行军的经验对手下的三十多位同伴宣布了这样的计划：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跑完近300公里的路程，这样，就可以穿过500公里毛乌素沙漠的中心地带，在第三天早上到达有人放牧的沙漠北部。这位复员军人的纸上谈兵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他用训练有素的部队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这群经数日车马劳顿之苦后已疲惫不堪的逃亡者；二是他把陆地行军的速度搬到了处处都暗伏着凶险危机的沙漠之中。
且不说人非机器，不可能保持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也不说这群生存环境优越的关中人没有行军经验，单是沙漠里行走的艰难就很快使这群关中逃兵溃不成军。马连保回忆说：“沙漠无路，脚下如雪地一样松软，踩下去却又极难拔出，行走时最忌讳疾走快跑——那样，不仅不能达到快速的目的，而且还会很快耗尽体力。”
果然，跑了不到两小时，一伙人便汗流浃背，浑身发软。于是，他们开始扔东西。先扔被盖，再扔棉衣，最后，全都扔得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条单库，有的甚至只穿一个背心。扔掉行李虽轻松了许多，可走一段后乏力的双腿又迈不动了，大家便停下来歇息。刚坐下，问题又来了——晚上，沙漠的气温急速下降，扔掉了衣服被盖的马连保等人很快被冻得瑟瑟发抖。在寒冷的黑龙江当过兵的马少堂赶紧叫醒刚坐下就呼呼入睡的同伴，“起来！起来！不能睡。

这样会出事的！”大家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被马少堂连吼带赶地逼上了饥寒交迫和困顿不堪的行程。连续不断地行走使得一行人越发疲惫，步子越来越沉重，速度自然也就越来越慢，但他们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坐下或躺下。从马少堂那些骇人听闻的呵斥中，大家知道，坐下或躺下也许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于是只好咬紧牙继续朝前走，直走得像醉汉一样东歪西倒，跌跌撞撞……
越到后来情况越严重——原计划所带的水要喝三天，但从未经受过白日沙漠高温灼烤的关中人不到第二天中午就将所有的水喝得一口不剩。置身于午后烈日炎炎之下，像把人放进蒸笼蒸后又放在烈火上烤，汗水被高温“挤”出体内又很快被烤干，喉咙里生火冒烟，脑袋发昏，脚下的沙子烫得人生痛，周身好像要被点燃似的。无水的熬煎逼得逃亡者们不得不喝自己拉出的尿，到后来，已无尿可拉了，干渴则更加残酷地折磨着先遣队员，死亡的的阴影乘机悄悄向逃亡者们逼来。
还是头天中午吃过饭，经过十六七小时的行走，逃亡者们腹内早已饥肠辘辘，唯一可吃的东西只有临行前魏大队长送的那袋面粉，可眼下无水无柴，只能望面止饿了。直到下午三点，大家才遇到了一块有草的地方，一伙人忙蹿过去寻找些已经干枯的野菜放进嘴里嚼后吞下。挣扎着走到傍晚，饥渴交加的逃亡者们再也无力前行了，三十多人接二连三地全部栽倒在地。
马连保在回忆到这一情节时曾苦笑着告诉记者：“那一刻，大家都被死亡的阴霾笼罩着，我都甚至感到自己已进入了地狱之门，明明才傍晚时分，可我眼前却是一片漆黑，耳边老鸣响着恐怖的乌哇乌哇的声音……”
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也是求生欲望最强烈的时候。绝望中，马连保、马少堂和杨来喜、王加轩四个年轻人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一边拽扯一边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呼喊同伴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不能死，要……坚持，要回家！”
可余下的三十人再也站不起来了。有人用无力的手扯住站起来的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同伴，“你们走吧，我们……不行了，就死在这里算了！”
“回去……告诉家乡的人……千万别上当……到宁夏了……”
那个在家里被父母当作心肝宝贝的李成根想得更远，“告诉我爸爸妈妈……不要来……找我的尸体了，逢年过节，朝……这个方向……烧把纸……就行了！”
四个拽扯不动同伴的年轻人想哭，但他们已流不出眼泪，只有咧着嘴干嚎。人性的本能和患难与共的情谊使他们对倒下的同伴难离难弃。危难中，他们只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找水，一定要找到水！
受过部队野外生存训练的马少堂预感到，这一带既然有草就可能有水，只要找到水，大家就有救了。
四人连走带爬地又前行了三四里地，转机终于出现了：一块低洼的地方有水！马连保等四人如遇救星般地扑了上去，趴下便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喝了一阵，马连保等人觉得不对：那水又苦又涩又咸。咂着嘴稍作品味，大家判断：是盐碱水！
饥渴的肠胃适应不了盐碱水，马连保等四人很快就哇哇地吐了起来，直吐得胃冒苦水，五脏六腑都像被揪在了一起。但为了活命，吐过后，四个小伙子又趴在水塘边喝了起来，喝完又吐，吐完又喝。这样反反复复吐了七八次，大家终于不吐了，身上也有劲了。小伙子们欣喜若狂，端起三盆水就朝同伴们倒下的地方跑去。
三盆盐碱水救活了三十个已进入昏迷状态的先遣队员。傍晚时分，一行人赶到那个盐碱水塘边，煮了三盆面糊喝下。天快黑时，又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淋，大家立即感到凉爽了许多。进入沙漠后，一伙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有人欢呼：“我们活出来了！”“我们可以活着回家了！”
稍事休息，马少堂又催促大家出发了。他知道，眼下，并没有真正脱离险境，这群逃亡者在体力和精神上的复苏只是暂时的。前面的路仍然是茫茫沙漠，依然潜伏着数不清的困苦凶险，要摆脱这块凶险之地，就要利用同伴们刚得以恢复的体力和精神面貌继续前进，否则，大家那刚刚复苏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就会成为被沙漠吞噬前的“回光返照”……
第三天下午，马连保等人终于遇到了放牧骆驼的人和清甜的水源——这伙逃亡者虽比原计划晚大半天到达沙漠北部，但整个队伍无损兵折将的情况，这在所有穿越毛乌素沙漠的移民逃亡史上，也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了。
当天晚上，死里逃生的逃亡者们借放牧人的大锅，将那袋余下的面粉就着野菜煮出了可口的晚餐，饭饱水足后，大家又美美地睡了一觉，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第四天早上，34个弹尽粮绝的逃亡者终于走出了毛乌素沙漠。进入到花马池县后，马少堂对大家说：“后边的路程就只有靠讨饭走完了。三十多人走在一起讨不到那么多吃的，分开走吧。走山区，不要走交通线，更不要坐车，也许县里的干部他们正张着网四处抓我们呢……”
马少堂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在这段回家的路上，虽仍饿死了五人，但他分开逃亡的决定毕竟使大家免除了集体饿死的灾难。
第七天，面容憔悴，形若乞丐的马连保终于第一个回到了朝邑。当晚，在村、乡干部上门抓人时，他又成功逃脱，躲到山西芮城的一个砖厂打工。在马连保后边逃回的那些先遣队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村、乡干部们“守株待兔”，逃亡者刚回家就一一全被抓获送回宁夏陶乐。
8、“跳河无盖，上吊给绳！”
马连保最终也没能“漏网”。他在山西打工三个月回家过年时被村干部逮个正着。县、乡干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妈的，什么共青团员？什么党的助手！还带头逃跑！”
“开除你的团籍！”
“知不知道，你们开这个头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影响的确恶劣——据朝邑县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的报告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这种恶劣的影响和后果不仅仅在于先遣队员的逃亡，逃亡对三门峡库区及随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迁移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陕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驱车几千里，对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进行采访后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她在文中这样记述了先遣队员从宁夏逃回时的情形：
“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群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风伯伯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情况还不止女作家描述的那么简单。逃亡者归来后的惨况已使库区那好不容易才发动起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毁于瞬间，逃亡者声泪俱下的诉说更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般的巨大力量摧毁着干部们当初动员先遣队远迁西北高原时使用的宣传“道具”，空前的信任危机迅

速在库区弥漫开了。对干部充满仇视的人们把气都撒在了当初到宁夏考察后回来“谎报军情”的乡、村干部身上。一群群老太婆老头儿，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到乡、村干部，唾沫四溅地乱骂：
“你们考察回来说宁夏这好那好，现在怎么不是那个样了？你们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放屁？”
“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把人骗到那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可怎么活呀？”
“骗子，你们坑死咱家娃了……”
挨了骂，干部们还满脸堆笑地给老人们赔不是——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内疚者的面部表情，更不是干部们胸怀大度——他们的忍让是有原因的：按照陕西省“从生产出发，照顾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习惯，采取省内与省外，集体与分散相结合”的移民方针，库区原计划分两期将28.7万人迁出库区。第一期从1956年至1960年秋收前，将335米高程以下的村民全部迁移到宁夏，第二期从1960年到1961年底，将335米至338.5米高程内的移民迁移安置在省内。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动员这么多人迁往它乡更难了，也没有什么事比说服移民搬迁更伤脑筋了——经从宁夏跑回来的先遣队员们一闹腾，再动员库区村民迁走就更难了——毕竟，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和空洞的大道理都更有说服力。当初说假话骗人迁宁夏的事既然已经穿帮，后边还得让人家迁走，不对其客气点行吗？
不管干部们如何客气，如何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1957年秋天以后向宁夏移民的情况都仍然急转直下——死活不愿去宁夏的人们以躲藏、逃跑等手段相对抗。他们躲进山里，藏到亲戚家，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又跳车往回跑。很多时候，“押送”移民的干部还未回家，逃跑的人早就回到了库区。
严峻的形势使干部们翻脸了——此后的移民，没有了赔着笑脸的说服动员，没有了送行时的欢声笑语，没有了锣鼓喧天的相送场面。宣传口号一下由“迁一家，保万家”变成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走的就派人把房子拉倒，把户口迁走，把口粮卖掉。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和民兵如同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推倒藏匿者的房屋，派人到山里到移民亲戚家“清剿”搜查，派移民干部将移民押送到宁夏后就地对其监视……
至今，不少移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到处是拆房子的乌烟瘴气，到处是在上演“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到处是移民的号啕痛哭。对那些用哭用骂来对抗迁移的移民，干部们口气强硬地说，不去，跳井跳河、上吊吃药由你选，不死就得去宁夏！有的干部甚至还幽默地问不愿迁移的移民：跳井跳河没盖盖子，要上吊给绳子!你需要我们给你提供哪项服务？
也真有以死相抗者。《黄河大移民》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
一对年轻夫妇跑回去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申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人。
在执行搬迁政策和面对移民之间，最难做人的恐怕要数移民干部了。1956至1958年，郭中举在华阴县西阳乡当副乡长，负责移民工作。2008年春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74岁的老人说出了当时的感受：“将群众迁移到那么恶劣的环境去，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真有些于心不忍，但国家的移民政策又不得不执行，如果对移民动了恻隐之心，就意味着国家的政策难以执行。两难之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只有选择执行国家政策。”
郭中举也曾带人把逃亡的移民追得鸡飞狗跳，他也曾带人去拆过移民的房子，他也曾把“顽固不化”者的户口强行迁往宁夏。但1958年春天，当他亲自经历了那次艰难而漫长的“押送”之旅后，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楚使郭中举震撼了。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心底一直弥漫着一种伤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
在沙尘蔽日的道路上，郭中举“押解”三车移民昼夜兼程地奔向西北。一路上，因害怕移民逃跑的提心吊胆和寝食不安自不消说，更让他不安的是越向西越荒凉，一点也没有上级领导宣传的那种“塞外江南，高原鱼米之乡”的迹象：已是春天了，光秃秃的原野没有庄稼树木，没有一点绿意，更没有什么人烟，呼呼作响的大风卷着沙尘把西北高原搅得昏天黑地……
一路上，老头老太婆们一直泪流满面，“郭乡长，你不要把我们送到宁夏嘛，你把我们往那里送等于把我们往坟墓里送呀！”
“你发发善心吧，我们给你跪下了！”郭中举手足无措。每次扶起那些比自己父母年龄还大的老人时，他只能机械地重复道：怎么会是坟墓？上级已传达了，那里是大平原，又有黄河水灌溉，条件好着呢……
一听郭中举这样说，车上的男女老少就骂：“好你妈个×，睁着眼说瞎话！”“条件好为什么不把你的爹妈婆姨也迁去？”
“条件好你去后就别回去了……”
到陶乐马太沟后，眼前的情景使郭中举一下懵了：这就是上级领导讲了无数次“条件比华阴还好”的地方吗？
这原本是一个**农场。残垣断壁上，“老实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标语下那“陶乐监狱宣”的字样还清晰可见，方圆数十公里的沙滩上稀稀蔬蔬地长些野草，沙滩远处的碉堡、高墙、铁丝网若隐若现，一座土山下，排列着原曾是犯人住过的窑洞……
郭中举的脸唰地红了——自己一路向移民宣传安置区条件十分好，现在该怎么给他们讲呢？
郭副乡长艰难地转过身，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大家讲些什么，但他还没想明白，一群男女老少齐唰唰地跪下了。“郭乡长，你行行好，把我们带回去吧！”
“郭乡长，给上级如实反映一下，这里的确种不出庄稼呀！”
“郭乡长，我们想活命……”
热泪夺眶而出，郭中举两腿一软，“咚”地跪在了地上……
同那些因同情移民而引火烧身的移民干部比，郭中举的这段经历也许是非常平常的——熟悉渭南地下党党史的人也许还记得一个叫常绪棠的名字。1938年，常绪棠和他的结义大哥刘钟谐、二哥杨海潮在朝邑县长备队（属革命武装）担任分队长。1945年，常绪棠和刘钟谐、杨海潮等人在朝邑盐滩集资开办了集盛盐厂，常担任场长，刘担任会计。同年，常绪棠经刘钟谐介绍加入了中国**党，并在盐厂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该盐场从此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由常绪棠任站长，负责在朝邑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原**渭南地委书记白云峰就是当时的交通员之一。此间，常绪棠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同志搞到了十多个身份证件。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他用食盐换来了5000多发手枪子弹及大量军需品，为此，人民解放军总政部还给常绪棠颁发了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解放后，刘钟谐担任朝邑县县长，常绪棠先后在该县盐滩乡、平民乡、紫阳乡任乡长。在1956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常绪棠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时，有一部分移民不愿到那遥远而陌生的西北高原，甚至连那些当初热血沸腾的先遣队员也打退堂鼓了。在对移民采取空洞说教、四处追逐和强行拆房卖粮的过程中，移民们的哭声和眼泪刺痛了常绪棠这个老地下党的良心。他的儿子常荣础对记者回忆说：“那时，我已十来岁了，记得父亲回到家经常愁眉不展。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他知道宁夏那边是一个大沙漠，他是真不忍心把移民

逼到宁夏那地方去。但移民不走，三门峡电站又无法开工，说到这里，父亲长吁短叹说，难啊！母亲问他怎么办，父亲同母亲商量说，为了完成移民任务，他准备带移民先遣队去宁夏，希望母亲和我也随他一起去。母亲说，你既然知道那边是大沙漠，干吗还把全家人弄到那里去？我们不去！”
后来，常绪棠还是转走了全家人的户口，带着不愿去宁夏的妻子、儿子和乡里的几十个移民先遣队员去了宁夏惠农县，在那里，同移民一道经历了数年的艰难困苦后，1962年，死里逃生的常绪棠一家随移民返陕。大荔政府给常绪棠做工作说：“组织安排移民干部有一定困难，目前，组织需要在政府干部中搞支农退职，你已58岁了，干脆给你一些钱，你随移民一起迁到安置区，也好继续帮政府做一些移民工作……”
于是，在领取了1100元的安置费后，常绪棠被迁移到合阳县黑池乡马坊村。从宁夏惠农县返陕时，马坊村的移民卖牲口有一笔余款，后因该村有的移民要被安置到其他村，常等移民干部申请库区工委领导后，将这笔款给每个移民人均分了30元。1965年10月，合阳县雇用干部张某等人到马坊村清算账务时，以“集体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把常绪棠定为坏分子，并逼分钱的移民退款，常绪棠等人被连续扣掉全年分配款7年。
为了村里一百多口移民的生活和生存，常绪棠经常到渭南地区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六年后才从县里讨回了“移民牲口款不属于私分，移民干部在这件事上没问题，所扣移民款全部清退，并向移民道歉”的“说法”。
常绪棠并没有因此逃脱厄运，**时期，他因解放前开盐场为地下党筹集资金被定为“落网资本家”，他因“私分公款”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了“反革命”，常绪棠还因“抗拒退款”被殴打折磨七天六晚，房子也被抵了账。
后来，经已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刘钟谐和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处长杨海潮等老地下党员的证明，1973年，常才恢复了党籍。1984年，常绪棠在宁夏惠民县被转为离休干部。1985年，移民返迁时常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严通村，直至1989年12月逝世。
9、游荡的移民部落
1958年2月，马连保被押送回陶乐月牙湖后，他们村在苦水井村附近的安置点已撤消了。原来，马连保等34人集体逃亡后，当地政府组织力量抓获，有20多人刚回家就被逮住遣返回了月牙湖。这些人同看管他们的移民干部一起在那里开荒30多亩种下麦子。一个多月过去了，麦地里仍不见动静,却发现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地里忙忙碌碌，把麦地掏得大洞小眼，刨开麦地一看，才发现沙化的盐碱地由于缺水，播下的麦种全都“无动于衷”，成了老鼠的美餐。于是，豫安村的先遣队员们只好迁到了离陶乐15公里处的沟湾子。
沟湾子解放初属该县第三乡的所在地，但风沙、缺水等原因很快就逼迫第三乡政府所在地另迁它地。逃亡者马连保被遣送到沟湾子时，因所有移民都对在地下挖的“宫殿”有逆反心理，坚决不愿住在那样的“棺材”里。所以，到了沟湾子，马连保与那些逃亡的“同案者”在移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监视下,把土挖松，用水泡湿再用石碾碾实，用钢丝切成砖，然后开始建房。
干部动员大家：多建些房，准备迎接家乡的父老乡亲。马连保等人用好几个月时间建了三十多间土坯房，家乡的父老乡亲到陶乐还没来得及住进去，一场暴风把沟湾子方圆七八公里都变成了沙丘，先遣队的人差点全军覆没，土坯房也被埋成了沙丘下的“文物”——2007年，一伙外地开发商到沟湾子建别墅时挖出了这些土坯房，以为是古代的什么建筑，还专门找文物部门进行了鉴定……
1957年6月，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在那场风暴中从沟湾子落荒而逃后，到了西北十多公里的黄河边。黄河边地好水好，种下的玉米很快就长得绿油油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当时，部分先遣队员的家人也已来到，见到地里的庄稼，人们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的火焰。但秋收前

的一场大水把移民们的希望再次冲毁淹灭。村干部们无计可施了，“再向西北方向挪挪试试吧！”
这次，豫安村的安置点搬到了新东市村附近。在新东市村，马连保认识了后来同他一起闹返库的赵德龙等人。新东市村的赵德龙等一百多号移民也来自马连保的老家朝邑县，该村也经历了三次搬迁的折腾。最先，新东市村的安置点在月牙湖南端的严家庄村，那里土地少，加上黄河的冲击使那一带常常塌岸，该村就搬到了苦水井村，但住了不到一个月，因吃不惯那又苦又涩的水，便搬到了新东市村。豫安村、新东市村的几百号移民在陶乐游荡数月，经过三四次搬迁好不容易定居下来，但华阴县好几个已搬迁了几次的移民村也向新东市村一带游荡了过来。陶乐县规划时说，这一带移民安置密度太大，要把后到此地的豫安村移走。
再也经不起折腾的移民们再次逃亡。马连保也再次出现在逃亡的队伍中。一路上，他两次险些丧命，有一次，差点被山洪冲进了一百多米高的瀑布，紧急中，若不是抓住瀑布边的石头，他也就早已命丧黄泉了。
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朝邑时，已是1958年秋天。其时，渭南地区正将三门峡库区的25万多移民往渭北高原沟壑区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富平、渭南等八县迁移安置。马连保迁往了宁夏，给他的父母兄弟也报了去宁夏的名，同时，户口也已迁到了宁夏。马连保第一次逃亡时，村、乡干部就催他的父母兄弟都迁往宁夏。可马连保说：就是死，他的家人也不会去宁夏！为了让父母免去宁夏遭罪，他同干部达成协议：自己回月牙湖，留下他的家人。结果，马连保回月牙湖不到一年又再次逃亡。这下可惹恼了干部们，为了惩戒马连保和与他相似的那些先遣队员，干部们决定，渭南地区这次内迁时，像马连保这样的逃亡者，他们的亲人要么按当初的报名和户口办理情况迁移到宁夏，要么自己联系关系自行迁移。
第二次逃回朝邑,马连保告诉父母，“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到宁夏！到陕北黄龙县刘叔叔那里去吧，那儿虽然也苦，但也许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于是，马连保没有“内迁移民”资格的父母兄弟以“自迁移民”的身份去了延安地区最南边的黄龙县街头庙乡槐树塬村。
这显然是一个仅次于去宁夏的错误抉择。
在黄龙县那个偏僻而贫穷的山区，他的父母最终没能达到“保住性命”的最低生存标准，在次年的那场灾荒中，两位老人双双饿死在黄龙，成了异乡野鬼。马连保的哥哥和弟弟的下场也非常不妙：在大山里经历了数年艰难困苦后，那里苦涩的饮用水使他们同他们的后人一起得了与无数当地人一样的怪病：长不高个子，脚手伸不直，腿疼……
但他们并不怎么后悔——听内迁到渭北高原沟壑区的大多数移民讲，他们也经受着无水和饮用带氟、带盐碱的水——这样的水会使人的牙齿变黄早脱，一些乱七八糟的疾病也很快附体。也许是认识到了这种水对人体的危害，或者是看上了当地人饮用的窖水，后来，很多移民都节衣省食地挖了地窖——10多米见方，十多米深，遇上雨天，地上、房上的积水统统流进窖里。这样，节约着用，一窖水可吃上半年——这种水虽无毒无害，但生活在城市的人是断然不敢饮用这种水的——下雨时，地上的狗屎牛尿都随雨水流进了窖中……
父母兄弟迁往黄龙县后，第二次逃回朝邑的马连保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曾随父母去黄龙当了一段时间的黑户，结果，被当地发现其“逃亡”身份后马上报告到了朝邑，朝邑方面几次派人到黄龙，要将马连保“捉拿归案，在全体移民和先遣队员中抓个典型”。
马连保的父母居住在一个山梁上，屋前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山坡。每次，见有生人出现在山道上，马连保就从屋后溜进山里，让来人总是扑空。朝邑的人后来改变策略，利用晚上夜幕的掩护悄悄进村。一次，来人将马连保堵在屋中，若不是弟弟和父亲等人死命抱住来人，马连保差点“落网”。
马连保的弟弟上过几年学，还看了不少关于侦探方面的书。他给哥哥建议：你还不如回朝邑看看，那里是灯下黑，干部们不会注意的。
弟弟的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马连保回朝邑后，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乡亲们也被迁走，他的名字早就从朝邑的户籍簿上注销。不久，连这个建于公元487年前北魏时期的朝邑县也被撤消并入了大荔。马连保彻底成了无县无家无亲之人。随着三门峡水库建成日期日渐临近，他的“盲流”日子也越来越难混。
最初，他混入“拉吊庄”（库区移民迁走后，土地荒芜，安置区移民又普遍存在土地不足的问题，于是，省、地、县政府同意内迁渭南县等地的移民在安置区定居后，可同时在安置区和库区种地，粮食归种地者）的队伍在库区种了一段时间的庄稼。他挖出三四亩荒地，种上小麦，又在麦地旁搭了一个窝棚，不分白天晚上地侍弄那几亩地。见绿油油的麦苗越长越旺盛，他在心里喜孜孜地盘算：等秋收后，打下的粮食就可以补贴父母兄弟们了！但还没来得及收获，当地政府就发现了马连保的逃亡身份。于是，他只好放弃那片丰收在望的麦地，天天和成百上千的逃亡者在库区的废墟和山沟里躲来藏去，被县、乡干部像打猎一样追逐着。
躲了一时间，实在躲不掉那些攻势越来越猛的围追堵截了，马连保逃到了宁夏石嘴山煤矿挖煤。煤矿也不是清闲之地，因好多移民也都走了与马连保相同的路，乡、村干部发现这一秘密后，常到煤矿去找人。矿上也想留住这些劳动力，事先让人通知井下的工人，接着又让干部守在矿坑口，结果，井下的移民就很晚才出来，让那些干部们在矿坑口白等。更多的时候，马连保等移民们从矿下出来时将脸抹得乌黑，让前来“认领”的干部们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好无功而返……
10、难以逾越的死亡线
那段时光至今仍令很多人为之怅然心伤。无数悲剧姓事件，无数悲剧性家庭，无数悲剧性人物充满了那段时光。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悲剧性的家庭不过是无数悲剧家庭的一个缩影。
悲剧发生前，这个家庭居住在朝邑县碾庄乡碾庄村3组。该村在黄河滩上，盛产棉花、花生和小麦，属“关中白菜心”最核心的部位。
那时，这个家庭的主角席有生刚20来岁，婚后已有一女。除妹妹席宣花只有5岁不能干活外，席有生的的父亲席兵，母亲席王氏，妻子谢翠花都是干农活的好手。一家人每年都能在社里挣1200多个劳动日——再提醒一下读者，那里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五至六元。那时的一元钱可买六七十个土鸡蛋，仅凭有六七千元收入这一点，你就可以想象席有生一家的日子有多么殷实了。
这样的富裕殷实很快成了过眼云烟。也和三门峡库区所有移民积极分子一样，1957年阴历6月，席有生一家去了宁夏陶乐县的月牙湖。去的那天已是晚上10点，周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又没有灯，到后，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只好摸着黑睡下。第二天早上醒来，风沙悄悄给了席有生这些关中贵客一个下马威：房门被流沙封住！脚慌手乱地折腾了好一阵才打通了出门的道路。一家人站在门外一看，一排低矮的移民房孤零零地横在沙漠边缘的荒原上，原野上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有些枯草在风沙中挣扎晃动着。那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里，黄沙蔽日的景象还没有消散，它时近时远，时高时低地翻腾着，狂暴地把些沙石扔在移民点周围。关中人何时见过这种飞沙走石、尘土弥漫的情景？席有生一家人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沙漠的荒凉和无法克服的艰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先遣队员和移民中引发了惨烈悲壮的大逃亡。与此同时，大批外迁移民在干部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涌向宁夏。朝塞外迁徙和向关中逃亡的两股双向逆反人流塞满了黄河古道。
席有生完全可以带着一家加入逃亡的队伍，但这个老实巴交的关中农民当时牢牢记住的是为

国家建设舍小家，保大家，“一家迁，万家安”。他让一家六口留在了荒凉的月牙湖上，隐藏起这个家庭最深重的艰难困苦，默默上演着生存的困惑与生命的挣扎……
此后的日子非常不顺。一夜之间，腹泻、腹疼、发呕、头晕和一些不明不白的病症折磨着一家老小，全家六口卧床难起，连找医生的人都没有。当席有生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去请医生时才知道，家人的病症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从关中来的移民绝大多数都因此躺下了，有的还因此而丢了性命。带来的耕牛也水土不服，没有多久就死得所剩无几……
还算幸运，在那场百分之六十以上移民都经历过水土不服的大难中，席有生一家终于摆脱病魔的纠缠而活了下来。
生活刚归于平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灭顶之灾却又降临在席有生一家的头上。
1959年至1961年这段恶梦一样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这场灾害的严重程度。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尽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他还激动地对毛泽东主席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的激动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一年多后的夏秋之交，在中央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而对“人祸”的原因却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年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方面表述的。
这场“空前绝后”的饥馑之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有人说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有说达五千万……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都永远是一种难以愈合的痛。对远迁宁夏的移民，悲剧的色彩更浓，难以言说的痛苦也显得更加沉重。席有生说：我们那个大队饿死了二十多人，我一家六口就有四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
灾难降临前出现过短暂的海市蜃楼：大人每月供应45斤面粉和大米，小孩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每月有几两青油，还能吃上两次肉。环境虽差，但不饿肚子，这对远迁他乡的人来说，已是一种不可多求的福祉了。
不久，饥饿的影子出现——先遣队员的定量由每月的45斤一下锐减至20斤，小孩减到了10斤。肉、油也从先遣队员的生活中消失。原希望自己种的粮食、蔬菜能补贴一下生活，但糟糕的是，先遣队员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种下的小麦、糜子、蔬菜之类，由于缺乏水的浇灌，要么就根本长不出苗，要么即使长点苗也很快就枯黄死掉，给先遣队员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焦虑。
移民的定量还在不断减少。最后，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七斤半（小孩三至五斤）带皮的糜子。
干部号召：粮不够，瓜菜凑。
荒滩上草都没有，哪有什么瓜菜？
干部们答复干脆而简单，“没有瓜菜自己想办法！”
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人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席有生的母亲席王氏只有像所有移民一样变卖家中包括被盖、衣服和桌椅板凳在内的所有财产，到占有好土地和浇灌条件好的当地人那里去换粮换瓜菜——一件衣服换一斤箩卜白菜，一张桌子只能换两三斤面粉。到了基本上是倾家荡产时，席王氏便把当地人抛弃的糠壳和空玉米棒拾来磨细做成馍吃，或者到荒滩上挖来一种叫黄角粮的药材，剥皮泡三五天去掉麻性再吃。但这些都是具有危险的食品，吃后拉不出屎，得用棍子掏。
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糠壳……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席王氏常到黄河边去寻些枯野菜，或者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然后和着带壳的糜子面煮成一锅能照起人影的糊给一家人充饥。
即使这样的食品，也不能保证一家人吃饱。席王氏为了让丈夫、儿孙们多吃一点，她常常把“糊”煮好后就借故去做这做那地忙着，或者舀上一小碗躲到一边吃。实在饿得慌了，她便按照乡亲们介绍的方法，把辣椒磨细，冲一碗开水喝下，让辣的感觉麻醉空空的胃囊，暂时忘饥饿的折磨。不到两个月，席王氏骨瘦如柴。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席王氏去挖老鼠洞，抓老鼠给家里人加强营养。去世的前几天，把手伸进洞里抓老鼠时被老鼠咬了一口，没有钱看伤，伤口感染了肿得老高。这样一来，她更加虚弱了，在家走路要扶着墙，在外找野菜拄着木棍还常常被大风刮倒。
1958年阴历2月初7，阳光明媚，无风。但在寻找野菜的路上，席王氏仍然倒下了——她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饿得发晕，一头栽倒的。若像平时那样倒在沙地上，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每次被风吹倒，稍过片刻，她就能依靠手中的棍子慢慢站起来。但这天，席王氏却倒在了水渠里。水渠里没有水，但淤泥死死陷住了她的双脚，她用带伤的手挖开淤泥才好不容易取出了一只脚，另一只脚挣扎了很久都拔不出来。她曾经呼救，但虚弱的她喊出的声音那么微弱，根本传不远，更何况，荒原上当时根本就没人。
当天中午，临村的人发现时，时年51岁的席王氏仰卧在渠中的淤泥里，她的生命已一点点远去——一滩淤泥，成了压垮她生命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的一只脚仍陷在淤泥里，那只被老鼠咬伤后肿得老高的右手沾满稀泥，左手紧紧攥着篮子，篮子里装着一点不多的野菜。她脸上充满忧郁，两眼圆睁。”
49年后，席王氏这个被历史雕塑得最完美无缺的悲剧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儿子的心目中——已74岁的席有生提到母亲死亡的姿态和表情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我去收尸，怎么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篮子，也无法使她闭上眼。我知道，妈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这一家人。她想用那点少得可怜的野菜解除饥饿对一家人的威胁，死亡之神却以这种方式宣布她从生命的舞台上出局……”
如今已年近六旬当时还不满八岁的席宣花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但她却牢牢记住了母亲死后的情景。
按家乡的习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个棚将席王氏的尸体停在那里。席宣花不知道妈妈已离开了他们，还天天去摸妈妈的脸，去拉妈妈起来煮饭，说自己饿了。直到母亲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义，她扑在妈妈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别走呀！我饿，你走了谁给我们做饭啊……”
母亲去世后，席有生的婆姨谢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妇的位置。当时，刚满20岁的谢翠花是一个漂亮、矜持、柔弱且极爱面子的少妇。不久，无米之炊的苦恼使她意识到，当贫穷、饥饿时时相逼之时，人的尊严、人格和面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仅继

承了婆婆饿自己，顾家人的品质，而且，还毫不犹豫地拿起讨口的篮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户地去乞讨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家里人挨饿，更不能让家里人饿死。
每天天不亮，谢翠花就用小车推着一岁多的女儿英子去挖野菜，然后推着小车从冰上过黄河，到黄河西边的贺兰县去讨饭，中午前后，她准会回到家中用挖来的野菜和讨来的食品给一家人煮一锅饭充饥。
后来，谢翠花东度黄河讨饭的路也因政府要堵截逃亡的移民而被堵死了——1958年，难忍饥饿的移民们成群结队地乘车逃往陕西，陕西的各级父母官们组成了由某副省长和各县县委书记或县长参加的工作组。他们守住车站码头，围堵逃亡的移民，凡乘车者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通行。工作组还要求各乡、村干部和交通部门，不给移民开回陕的通行证，不卖给移民车票。没有通行证，买不到车票移民们也要逃——黄河上的冰层成了饥饿移民“暗度陈仓”向陕西逃亡的秘密通道。他们从黄河的冰上东度，然后顺着原路绕道逃跑。或者从北边进入茫茫内蒙沙漠，插山西太原，过潼关，然后回到库区。逃亡，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朝邑有个叫党正华的，四年不到他竟然逃跑了八次，成了名副其实的“逃跑冠军”。
这种局势令陕西官员们非常头疼和恼怒。他们开始组织人在黄河西边堵截，凡冰层厚，过往人多的地方都派有工作组把守，凡是从河东陶乐方向来的人，不管你是讨饭的还是过路的，只要一听是陕西口音就统统原路赶回。有两次，谢翠花都被赶回河东，害得一家人饿了两天。
文章出自吕东坡小学语 文教学网

第三章翘首望长安
12、“**定乾坤”？
饥饿、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大批移民自行返库，当一股股越聚越多的返库人流涌现在西北高原时，当阻止、驱赶和恐吓都无济于事时，陕西、宁夏两省、区的领导们面对逃亡的返库浪潮不由得有些脚慌手乱、无计可施。
这股汹涌的逃亡浪潮是1961年春夏之交形成的。人们自发地从各个安置点逃亡，像一股股细流涌向淘乐，涌向永宁，涌向中卫，涌向贺兰等**个移民安置县县城，然后，形成更大的浪潮从这些县城涌向银川，最后汇集在银川汽车站，近7000名不堪饥饿贫穷的迁宁移民，连续40多天围攻宁夏自治区政府机关，哄闹政府领导，殴打当初以欺骗手段动员他们去宁夏的干部。因他们拦路挡车，宁夏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银川汽车站连续4天不能出车，中卫3天不能出车，仁存渡交通中断2天——在讲述这一情节时，陈思忠等几个文化不高的老移民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人山人海”这一词语。
“哎哟，我的娘呃，那人真是多呀，小孩牵着大人，大人头上顶着行李，人挤人，人推人！”讲这段话时，老移民陈思忠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并连连摇头。他怕记者不明白究竟有多挤，又补充说：“只要到了车站周围，就根本不用自己走，人的双腿都挤得着不了地，骨头好像被挤断了似的，五脏六腑也好像挤到一块儿了……”
一道大门却将这滔滔人潮无情地堵在了汽车站外。早在这之前，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省政府和渭南地区及库区各级政府抽调人马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坐镇宁夏。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在移民到银川或北去陕西的必经之路，想堵死移民们的归途。当人们或绕道而行，或硬闯关卡不断涌进银川城后，省里去的某副省长改变策略，一方面把力量全部集中到火车站、汽车站实行死守严防。另一方面，与宁夏自治区政府一道作出决定：不卖给移民车票。
买不到车票上不了车的移民仍不死心，他们不断冲击车站，冲不进去就把车站的大门堵死。形成“我进不来，你也别想出”的对峙状态。
陈思忠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态：……数千名扶老携幼的移民聚集在车站不肯散去，他们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多次冲击车站，几十个年轻人还从围墙翻入，企图打开大门被制服。移民买不到票，迁怒于当地政府，纷纷涌向宁夏自治区政府，把政府的门围得水泄不通。自治区书记刘阁平出面动员移民回安置点，话还未讲完，悲愤的人群吼道：“回移民点是死，在这里也大不过是个死，我们就死在这里！”“不卖车票给我们，坚决不走！”
但移民终究没能坚持下去，先到银川的移民身上那可怜的一点钱和干粮没几天就告罄了，“弹尽粮绝”之后，他们不得不绝望地离开，或者回安置点重筹粮草，以图再踏归乡之路。或者掉头北去，进入茫茫毛乌素大沙漠，绕道返回库区。
第一批移民含愤离开了银川，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踵而来，他们也先去汽车站、火车站，买不到票上不了车就到自治区政府门口去闹事示威，直闹得政府领导不得安宁又无可奈何。
后来，官方记录这一事件时只有两有寥寥两句：“6000多移民围堵自治区政府闹事达四十余天，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此事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无法在宁夏获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又无力穿越茫茫毛乌素沙漠回陕的移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渺茫的办法——告状。缺少联系又信息不通的的移民们以县为单位进行串联（后来，据库区移民统计，六十年代初**的代表有六拨），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每人两毛三毛地为**代表筹集经费。怀揣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背着一大包馍的代表们出发了。他们不去渭南，更不去华阴、大荔，甚至西安也不去——农民看问题的思路很简单：是县、乡的干部用“宁夏条件比渭南好，宁夏可分十多亩地”这样的假话骗了移民，移民才去宁夏过得那样悲惨。支持县、乡干部骗人的是渭南那些官员，渭南的官员同省里的领导又是同穿一条裤子，同一鼻孔出气的——故**从一开始便走“上层路线”，他们直奔北京，把脱离宁夏，重新返库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政府。
**的代表出发后，移民们便望眼欲穿。那段时间，各个移民点总能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县的代表已找到水利部领导了！”“我们县**的人把材料交到国务院去了……
后来，移民点传说的**故事已完全融入了传说者的想象色彩：“……我们县去**的人在中南海外呆了一年多才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移民代表汇报后非常生气，一拍桌子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忍不住高声给陕西省的领导打电话问：‘你们给中央汇报时并没有讲要把移民安置到宁夏，那边怎么有移民？’陕西的领导回答：‘……我们是往宁夏迁了些移民。’周总理指示：‘把那里的移民全部迁回去！’”
同民间那些有着太多想象色彩的传说相反，大荔县移民局的档案材料里记载的那个**事件则完全有根有据：
1961年8月，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这样记录了三位党支书**的过程：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党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民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与省协议的。”
……进京**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省长。”
“薛省长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些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去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薛省长，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省长，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会让他们终生不忘……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

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省长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在库区采访时，不少移民对冷梦笔下三个支部书记**对于移民返库起到绝对作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移民们说，只能讲他们的**起了作用或者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会是绝对作用，更不会是一访定乾坤。移民能回到库区，同很多移民**和移民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也同三门峡电站在修建中出了问题分不开……
翻开有关三门峡电站修建的记载，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在受饥饿、受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时，他们为之奉献了故土、幸福甚至是生命的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1960年7月28日下午，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代表共三万余人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人们挥舞花束，欢歌笑语，热烈欢呼工程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然而，在那欢呼胜利的庆典还未开始之前，西北利亚的“寒潮”就已使中苏关系降温了，“老大哥”不愿把他们当初承诺的援建项目进行下去。8月10日，科洛略夫等苏联专家离开三门峡回到他们的“修正主义”国家去了，把一个有严重隐患的工程留给了中国人民……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又一个万众欢庆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当时的报纸说：“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使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黄河已经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它的报复。专家们用可怕的数据计算着水库“寿终正寝”的日子：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到19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还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
1962年3月，国务院据此决定：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国务院的决定把三门峡移民强烈要求返库的势头推向了**。《华阴县移民志》不惜笔墨地记录了这一**的形成过程：
“1956年至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开始是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举动，后发展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举动，返库次数、人数愈来愈多。
“1956年8月迁，迁往陶乐的朝邑县移民因安置点离村庄较远，自行迁往宁朔。对安置在永

宁县的本县移民影响很大。1957年6月，陕甘移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移民任务缩减，移民情绪波动，形成群众性的自行返籍。先后返回1510户2071人，占迁出人数的56.3％。1959年秋，省内移民开始后，部分迁往宁夏的移民返回库区，要求内迁，先后返回898人。
“1960年，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生产队的收入，安置区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加之一些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和库边的社队到库区耕种土地，诱发了移民大批返回库区。1961年10月，外迁移民返回库区1061人。11月中旬增加到1262人，坚决不回宁夏……”
华阴一县虽只有千余人，而数县滞留库区不肯再去宁夏者却有万余人之多。
根据这种情况，1962年3月13日下午，**中央西北局在陕西西安人民大厦召集陕西、宁夏两省（区）开会，专门研究三门峡库区移民由宁夏返陕问题。
据当天的会议纪要记录，参加会议的除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白治民、西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李登沄外，宁夏民政厅副厅长金民、宁夏安置办主任林德民及陕西农业厅厅长赵锦锋、陕西粮食厅副厅长高秀山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纪要记载：1956年至1958年，陕西三门峡库区迁往宁夏移民2.9万余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移民自发返陕达五万七千多人（次）。目前，在三门峡库区难以送回宁夏的移民达9400多人。为了确实解决这一问题，宁夏民政厅金民厅长来陕，先与陕西省农业厅赵锦锋厅长交换了意见，又共同向陕西省谢怀德书记作了汇报，最后并请西北局白治民同志参加对移民返陕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次西北局召集的会议，实质上只作了一个决定：允许陕西迁到宁夏的移民都回陕西，由陕西进行第二次安置。但会议仍说：“首先应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尽可能地把宁夏现有移民巩固下来。”会议同时强调：对经过认真工作后仍坚决要求返陕的移民，不能强行阻止。要给他们迁移自由。对他们，宁夏要送好，陕西要安好……
会议纪要很快便报送到了中央。几天后，中央批准了西北局和陕西、宁夏的决定。3月下旬，同意移民返陕的决定传到了陶乐县。
如今已70多岁的华阴市华西村移民张吉胜当年在陶乐县马太沟人民公社食堂当管理员，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62年3月26日。我死都不会忘记这个时间！”
提到这个难忘的日子，张吉胜那已干涩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的思绪又随着这个日子回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下了点小雨，我在大队值班，马太沟公社文书岳明德来叫我通知移民干部开会传达返陕的事。当时我根本不信，还骂他你小子想回陕西想疯了吧。当他把盖有公章的通知亮出来后，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楞了片刻，才回过神来，激动得一把将岳明德抱起来转了好几圈，然后一下把他扔在地上摔了个四仰八叉，我也不管，便朝着大队干部修水渠的工地一路狂奔。刚下过雨的路上有些滑，摔得我满身满脸是泥。我一点也不在乎，在有移民居住的地方，我还会边跑边扯着嗓子高声喊‘中央同意我们回陕西啰！’害得好多人追着我问，‘张吉胜，是不是真的！’接着，他们又也像我一样狂奔着把这一消息传递给其他人……”
4月20日，宁夏移民返程的日子。每一个人都归心似箭，但每一个人都有几分离去时的牵肠挂肚，每一个人都没有回归故里的喜悦。
天还未亮，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早早地起了床。不是为了收拾行李——知道返陕的消息后，人们就一直“忙着准备”。家里的财产为换得一点粮食几斤蔬菜，大多数移民只剩下一床被盖几件衣服，早就家徒四壁了还有什么可收拾的？也不是为了做最后的早餐——大多数家庭将所有的粮食都已做成了路上所需的干粮。即使还有粮食，谁也没有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吃早饭的心情。
就要回家了，但在这块耗尽了移民们的家力财力，让他们吃尽苦头，甚至让他们家破人亡的

不毛之地，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好多人都挖开地里的坟墓，将骨头装在麻袋里或用木板钉的盒子里。他们要把亲人的骨头、灵魂带回家，谁都不愿让自家人独在异乡成野鬼。有的家庭亲人刚死不久，尸体刨出来时肉还没有烂，这些家庭的人就将骨头连肉一起装到麻袋或木盒子里。尸体散发出浓烈的臭味，但这时谁也不管不顾了。那些无力运走亲人骨骸的人只有到亲人的坟前点燃纸钱，流着泪向独在他乡的孤魂做最后的诉说；对那些死后连坟墓也没有一个的亲人，他的家人只有面向黄河，面向茫茫沙漠长跪不起，祈求一方神灵保佑他们那些死于逃亡，至今尸骨难收的亲人在九泉之下一路走好；婚嫁在当地的女子们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的痛苦，那与家人道别时的哀哭也就格外悲伤，直撕扯得爹娘肝肠寸断；那些家庭人口完整的移民们也感情十分复杂，他们默默呆立房前，在风沙中告别这块给他们留下了太多辛酸、太多痛苦的伤心之地……
终于可以出发了，男人们扛着少得可怜的一点行李，搀扶着走路都颤悠悠的老人，婆姨们背着皮包骨的孩子，默默跟在后边。黄河沿岸，沙漠边缘，一支支像溃败的大军在失望、绝望的气氛中缓缓向集结地蠕动着。然后，无蓬的车队从多个集结点载着历尽磨难的移民们驶向银川平乐火车站。
嘈杂拥挤的火车站站台上，送行者大多表情凄然。他们都是不能回家的三门峡库区人。他们中，有子女与当地人结婚后不愿骨肉分离的家长，有已被折腾得山穷水尽而回不了家的移民，有在当地已找到了一份不错工作而不愿回家的“工薪阶层”，有因为有移民留在宁夏而还要继续留下的移民干部。望着乡党都挤上了回乡的列车，这些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些未回乡的移民和移民干部肯定比回乡的大多数人强，至少，他们没有遭受在库区和安置区多次搬家的颠沛流离之苦，没有因闹返库闹土地问题闹救济款问题而遭受劳狱之灾，没有库区发洪水后的苦恼……
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还混得不错。比如：华阴县原二区区长胡安定，1957年去陶乐后一直定居宁夏，几年前从某区人大主任岗位上退休；华阴县原关北乡乡长田春华，1957年去陶乐后任该县民政局局长，后任该县副县长；华阴县刘怀荣的弟弟刘怀化在逃亡中跑到宁夏某煤矿当了驾驶员；大荔县户家乡村民孙寅道随女婿住在银川市内……
13、“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
大荔县移民志记载：到了1962年3月底，有1.2万迁宁移民返回库区，坚决拒绝回宁夏。经宁、陕两省协商，报国务院批准，迁宁移民全部返陕，重新安置。陕西省责成渭南地区将这些移民重新安置在蒲城、白水、澄城、合阳、临潼、渭南、富平、大荔、华阴、潼关等县。大荔县按3035户、16260人进行安置。其办法是分散和对口相结合，以投亲靠友为主，安置在县境内的634户，3650人。分散安置在外县的2401户，12610人。其中：蒲城的110户，550人。澄城的111户，554人。富平的605户，3500人。还有白水、合阳1575户，8006人。
华阴县的移民志也说：本县迁往宁夏的10673人全部返回，安置在渭南地区境内。
作出以上安排后，问题出现了：1.2万自发返库的移民拒绝到其它新安置区。当时的渭南专署成立了朝邑、沙苑和上洼三个库区区公所，配备干部60多人。官方的材料说：经过两年的动员，并采取强制措施，这些人于1964年底才撤离库区。
移民第二次去安置区的过程的确十分艰巨。当时，正值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毛泽东主席发誓不吃红烧肉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安、渭南、华阴、大荔等县市那些吃不饱的城市市民、国家机关干部、厂矿工人纷纷到库区种地，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的收入，安置区也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到库区耕种土地。库区里到处麦浪翻滚，炊烟袅袅。从宁夏归来的移民好生奇怪，刚一下车，

便如脱缰野马直奔他们的老家而去。
明白眼前大片的土地已经易主后，移民们虽愤愤不平却不敢去惹那些鸠占鹊巢的主，他们的单位都是“国有”性质的，人也是国家干部，“民不与官斗”的恒古真理压抑了移民们的满腔怒气。虽不敢招惹“国有农场”，但移民们也不肯离去，他们像那条发现了黔驴的老虎，在农场周围虎视眈眈，准备相机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拆的老房子框架还在，用床单破布或茅草往上一遮便算安家了。那些没有老房子框架可利用的，就拣些砖头在老房子的地基上搭个庵棚，或者找些树条高粱杆把四周一拦就蓝天当房地当床——回了家，又是春暖花开时节，即使是睡在露天里也比住在宁夏那被风沙扑打的土墙房子里心情舒坦。
住的问题解决了，口粮有政府供应着，移民们打算就这样安营扎寨了。可没过多久，公社的、县里的干部们又找到了废墟里，像当年动员大家“一人迁，万人安”时那样动员大家，“上山去，上塬去，第二次安家，第二次创业”。华阴县西阳乡副乡长李华（化名）回忆说：“动员移民上山上塬真比动员他们上刀山入火海还要难！”上过一次当的移民们正没处撒气，“去你娘的！当年骗我们去宁夏还没有找你们算账呢！”
李华等忍气吞声，满脸堆笑地凑过去劝导：“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嚷了起来，“回来了又要骗我们上山上塬？还嫌没折腾够？没把我们全折腾死？”
“我们就父母都饿死宁夏了，你们该不该负责？”
“我们现在吃没吃，住没住，还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啊？”
李华找了个高点的地方站上去，挥动着双手喊道：“社员同志们，不去怎么行呢，库区早晚是要蓄水的呀！现在没蓄水，过三五年，十年八年难道还不蓄水？不蓄水，国家花那么多钱修这个电站干什么……”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给顶了回去，“少啰嗦，等蓄水了再说，什么时间蓄水我们什么时间走！”
“要去你自己去吧，反正我们是不走了！”
“对，你们就是像以前那样来捆来绑我们也不走了！”
……
前去动员的干部被轰出了废墟。移民们不走，干部们自然有办法“治”这些不听话的移民：不走不发粮！
这点制裁对从宁夏那条死亡线上爬回来的移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粮食，可库区有的是野菜。回到老家，乡亲邻里，亲戚朋友处都可以借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条饿不死的活路：库区那些大小农场都需要劳力，无事可干的移民们就去帮工，干一天给三元钱还管三顿饭。有吃又有钱，难道还怕政府不给那点供应粮？
库区政府的领导们见状，又通知各个农场不准招收移民干活。这也无妨，七八月，关中麦熟下镰抢收，移民们便成群结队地去收割后的大地里拾麦穗，一天下来，竟能拾到三五十斤，麦收结束，大半年的口粮也就攒下了。
在同农场员工接触中，移民们发现“黔驴”的本领也就那么几招，除了有个国字招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他们胆子大了起来并向其进攻了。先是试探着去农场的地里偷点粮食，接着去抢种点农场的土地，农场的人敢有什么动静，移民们一拥而上，将其打得心服口服。
有的干脆当起收租的“地主”——找到农场的负责人，转弯抹角地哭穷，要求借点粮食什么的，农场的人一方面是同情这些已迁徙得一无所有的可怜移民，二是怕这群穷疯了的人对他们“打家劫舍”。于是，粮食“借”给了移民，少量的土地也“借”给了移民……
农场肯借地借粮，移民与农场自然相安无事。但库区这种风平浪静的日子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1963年初，华阴某生产队的移民去偷部队农场的粮食被发现，像所有偷盗现场一样，偷盗者在前边拼命逃窜，失盗者在后面猛追，结果，偷盗者一不小心掉进井中被淹死。
淹死了同伴，移民们难免兔死狐悲。想到外来者在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上建农场，自己无地可种，如今，吃点粮还得去给占地的人打工，还得去拾别人丢下的东西，还被别人往死里追，移民们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们一声吆喝，一百多移民围住了那家部队农场，械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双方都头破血流的械斗惊动了渭南地区行署，于是，带着解决第二次安置遗留问题的目的，1963年2月，一个县、区、乡、村、队五级扩大干部会议在华阴县城召开。
学文件、讲形式、动员、讨论。第二次安置的问题没能解决。后来，搬迁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调子上去了，仍不管用。不管怎么讲，与会者都思想不通，特别是生产队一级的干部甚至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种地”的口号，并强调移民对立情绪大，不愿到条件差的安置区去。有人还讲，现在逼移民到渭北高原去，实质上是让移民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是不给移民活路走。
私下里，有人还翻起了老账：“当初动员我们去宁夏时，不是说那边生产条件好水源好一个人能分十多亩地，生活水平比关中平原还高吗？上级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
“王胡子在动员会上不是说干部和干部的家属都要同我们一起过去建设新家园吗？他去了吗！”
可能是考虑到“解铃还需系铃人”，也可能是想到王胡子县长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华阴县把已到省卫生厅任中医处长的王润亭请了回去。
这天，胡子县长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里立即一阵骚动，“王胡子？”
“是他！”
“骗子！”
那一瞬间，人们想起了在全县“赴宁夏先遣队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他要求先遣队员不能有狭隘的小农意识，不能儿女情长；想起了他宣称自己这个华阴移民大队长也将成为移民的一员，到大西北去。可到宁夏不久，他就在组织的召唤下回了陕西；想起了在移民逃亡时，他那欲追不忍，欲罢不能的痛苦神情；想起了面对数千名围攻宁夏区政府的移民，某领导主张开枪**，他焦急而愤怒地喊出的那声：“绝不能开枪！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想起了为阻止移民返陕，他带着工作组到宁夏的黄河边堵绝移民的过河之路，面对苦苦哀求过河的乡党，他噙着泪水背过脸大声吼出的：“权当把你们卖壮丁了！你们就留在这儿吧!”
如今，被他卖掉的“壮丁”回来了，“卖壮丁”的王胡子居然敢到五级扩大会议上来现身，不由引起了“壮丁”们的种种猜测：“他是不是又要带我到塬上到山区去建设新家园？”
“这老家伙肯定又要教训我们儿女情长了！”
有人学着王胡子的腔调说：“你们信不信，他保证又要讲，我堂堂陕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都能到渭北高原去重新创业，你们为什么不能去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创业……”
在人们的猜测中，王胡子缓缓站起来，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当他慢慢抬起头时，人们发现，“胡子”的眼中噙满泪水，声音低沉哽咽。
“乡亲们，当年，我王胡子把大家送到宁夏去开发建设新西北，想不到大家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使你们由富足的关中农民变成了游荡在西北高原的移民，变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自古以来，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吏，他都懂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在华阴当了六年父母官，却给你们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古戏里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害苦了大家，本应回家去面壁悔过，但我

却丢下被我害苦的移民，调到了条件更好的省城……对此，我惭愧难当，悔恨终生。我在这里给大家谢罪了……”
讲到这里，王胡子已泪如雨下。他的话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对往事的回忆，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有人还低声抽泣起来。更多的人似乎是理解了王胡子身在官场的身不由己，接受了他的悔过。但也有人心中仍存留着无法消除的伤痛，有人高声骂道：“妈的，猫哭耗子，假猩猩！”
“他这种人也配调到省里工作，应把这些家伙全弄到宁夏去开荒……”。
那些想继续听王胡子讲些什么的人开始高声制止，“别嚷，听他讲些什么！”
骂声、嘈杂声越来越大，王胡子还讲些什么，会场里根本听不清楚。又过了一会儿，只见王胡子边擦眼泪边高声说“对不起！我的父老乡亲们，对不起了……”接着，他又深深鞠了一躬便含泪快步而去，留下满会场的与会者目瞪口呆……
14、“平民大队”
胳膊没能拧过大腿。1963年5月，远迁宁夏的移民像候鸟一样在库区经过短暂的栖息后不得不第三次向富平、白水、澄县等地搬迁。
被强迫搬迁的人们并不死心，押送安置移民的干部刚刚离开，返库的浪潮便开始涌动。沿渭北梁山山脉南侧澄城、白水、蒲城、合阳、富平等县的移民又出动了，他们吸取了被赶回安置区的教训，不再整体出动，也不在库区集中在某一地带，而是分散着下山，分散搭庵棚居住，分散耕种。他们学着战争时期的战术，与管理库区的干部**：你来我走，你走我种、我收，动员不理，要抓就藏……
这种少数人提心吊胆进行的游击战术最终演绎成了毫不隐晦且理直气壮的集体意志，把这种“集体意志”公开表现出来的是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王志义，移民前在大荔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守信及王甲莲、李玉珍、朱殿音等人。
今天，领导这次移民闹返库并成立了平民大队的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大多已经作古或默默隐居于山西的山林之中，唯独“平民大队”的大队长王志义仍顽强地生活在大荔县平民乡豫安村。这位银须白发的76岁老人虽时常遭受心脏病的折磨却依旧红光满面，目光犀利，言谈举止中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干练和果敢。
采访结束，王志义站在夕阳里挥手为我们送别，他的右手倾斜着停留在眉际的那一瞬间，记者明白，老人是在以军人的礼节向关心移民的人送行……
王志义，这是一个就是查遍祖宗八代也查不出一条与**党有二心的人。祖籍山西大庆关，从他祖父起，就给地主当长工。清末，黄河崩岸崩掉了大庆关，地主老财的土地掉进了黄河，王志义的祖辈当长工的机会也被黄河冲跑了，只好举家逃到大荔县豫安村。1959年，三门峡水库移民时，极度缺水的渭北高原澄城县交道乡南社村又成了王志义的第三故乡。
这位曾有三年私塾功底的“农村知识分子”当初在朝鲜战场时曾有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一次战役中，他操作的那门山炮连续轰掉了美军的三个暗堡，为部队的进攻打通了一条胜利的通道。他因此入了党，还被提升为炮车长。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他也许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战功得到一官半职，但美帝国主义偏偏在王志义人生的关键时刻打不下去了，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于是，无仗可打的王志义只好退出硝烟已散的战场，回到他的逃难地，紧接着又去了比战场上还难以生存的渭北高原。
能干人在哪里都会展露锋芒。1963年，王志义同平民乡豫香村迁移到澄城县王庄乡鹅毛村的李玉珍及原大豫安村的王甲莲等人被饥寒交迫的移民推上了“返库领导岗位”。1964年正月26日，王甲莲、王守信及王志义、李玉珍、朱殿音等人在澄城县赵庄镇移民骨干刘巧云家召开移民代表会议，与本县各村来的100多名移民代表商议返库事宜。这次会议上，移民代表们把饥渴的目光投向了三门峡电站拦洪后未被淹没但已荒芜的库区土地。王志义等人

提出：安置区的土地本来只够老社员自己种，这好比一个膜只够一个人吃，我们却跑来分一半，弄得老社员和我们新社员都不够吃。我们在这里没有地种，库区的地并未被淹没，全都荒着或被其他人种着，我们应返库去种那些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水库什么时候蓄水，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安置点。
有人担心：没有干部的同意，我们敢下山吗？是不是向上反映，等待上边的意思？
针对移民中的畏惧情绪，领头的王志义语出惊人：面对饥饿，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等别人来救自己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不过，为了妥善起见，王志义等人提出了一个折冲方案：下山试探一下政府的态度，政府不管，我们就种，政府态度强硬就撤。
根据这一方案，会议决定：每户出一个劳力下山种地。
两天后（正月28日），澄城县有移民的18个村有组织的返库种地行动秘密开始了。天还未亮，各村的移民代表就悄悄敲响了每户移民的门。根据会议决定，每户移民出的那个劳力在本村聚齐后，大家扛着锄头，背着种子，挎着十天的干粮提心吊胆地向库区出发了。
一路顺利。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阻拦——甚至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不知道，1000多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库区他们原来生活的那些村庄。接着，边搭建庵棚边挖开他们倍感亲切却已杂草丛生的土地，播下高粱种子。
澄城县移民回库区种地的消息传出，白水、蒲城等县的移民也纷纷下山种地，总人数很快增加到2000左右。
下山前所作的种种攻守策略和应急预案似乎都是多余，返库后的一切都在和平甚至是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平民乡土地的新占领者是被老百姓称为亲人解放军的兰州空军某部队。毕竟是人民的子弟兵，见从渭北高原上下来的乡亲们瘦骨伶仃，衣不蔽体，部队首长动了恻隐之心，不仅给吃给穿，还给地给种子给猪牛让移民们去经营。
友爱温馨的日子极短，很快，澄城和库区的“后院”不幸起火——安置区的当地人和没有下山的移民见返库的移民有吃有穿还种上了地，他们不平衡了，四处散布“到库区的移民种地是假，想回库才是真”。库区周边的农民和从宁夏返库的一万多移民也乘机到库区强占土地，使得原本相安无事的库区一下混乱起来。
政府开始干预了，库区和安置区的政府干部都到库区叫移民们回去，但那只是常规性的动员，态度也是彬彬有礼，并无强行驱赶的意思。移民们心中窃喜：试探成功，政府不会真正赶我们回去！已把十天干粮吃完的移民们给家里捎信：快送粮来吧，我们不回来了！
安置区的移民送来粮食、蔬菜后也就留下不走了，库区移民越聚越多。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库区，政府干部的恼怒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了——动员无效后就放火烧移民的庵子，并组织力量强行驱赶移民。更令移民们气愤的是，澄城县的个别领导还把上级政府拨给移民建房的人平一千元拿去买了拖拉机。
针对政府干部的行为，移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每村所派的移民代表18人在王守信、王志义的带领下分两路向西安、渭南出发，然后直奔省政府和地区行署。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向省、地领导提出回库区种地的要求。希望能制止并处罚烧庵子的地方干部。
满腔怒火的**者们都没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领导——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者们说：那时，我们太没经验，也太老实。信访办的人说他们会把我们的材料交领导，会把我们的要求反映上去，叫我们先回去，我们就真的走了。
到农历二月，地里已长出了绿油油的高粱苗，下山种地的移民和政府干部仍在是否去留库区的问题上僵持着。动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动员的方法已由讲道理到给予奖励和好处去分化下山的移民——大荔、澄城两县领导到平民乡东豫安村动员移民回安置区时，移民们纷纷在

下边起哄闹事，有人还呼起了口号，“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两县领导正感为难，一个叫舒军的移民突然站起来说：“我是**党员，我要听政府的，回安置区去，今天就走！”
在移民们讥笑、讽刺和挖苦声中，舒军一家回澄城县了。县领导当场表态：这样的好同志，回去后组织上马上就给予安排（后真被安排为大队书记）！
为了防止种地的队伍被瓦解，这次下山种地的组织者展开了反分化。舒军一家还未走出会场，王守信便站起来讲道：各位乡亲，我们这次到省里**，找到了省政府的一个领导，他中等个子，穿呢子衣服，戴呢子帽子。他说，你们种地不违法，你们的材料我们马上转给省里主要领导，很快就能给你们答复。所以，大家不能走，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省领导的答复！人群中传出一阵欢呼：我们合法啰！我们不走啰！
种地队伍的阵脚稳住了，王守信却为他的“临场发挥”付出了代价：他当天就被叫去“谈话”，随后被软禁在朝邑……
王守信被“解决”后，库区政府采取又一次强硬行动：出动人马一边驱赶移民，一边犁掉田里的高粱。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领着移民奋力反抗，保住茂盛的高粱。
移民去留进入了下一个僵持阶段。地里那些被保护下来的高粱苗一天天在长高，移民们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增长。每天劳作下来，挤在矮小的庵棚里，大家都反复探讨着同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让政府允许我们呆在库区种地？”
为了解决让政府允许移民呆在库区种地的问题，3月初，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召集18个村的移民代表开会。“我们应派人到北京给中央反映问题，让上边同意我们回库区种地，让上边制止他们毁坏庄稼！”王志义讲出了他多日来深思熟虑的办法，移民代表们一致同意。
几天后，被推选的三个移民代表出现在了北京街头。代表之一的李孝玉有个姑父在中央计委，姑父的战友刘某在水利部某司当司长。通过这个关系，移民们的材料和从库区带来的被干部们犁掉的高粱苗传到了水利部有关领导手中。李孝玉回忆说：“接待的同志很气愤，马上给陕西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过了三天，库区移民打来电话，说省里已通知库区政府领导，严禁破坏青苗……”
李孝玉等人的北京之行给移民返库区种地露出了一丝希望。移民在库区站住了脚，并收获了他们种下的高粱。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对所有移民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山上的移民再次下山。
为了巩固返库成果，防止外部“入侵”，平民乡的返库移民在秋收时节成立了平民大队。这个不被政府承认的“基层组织”却“肝胆俱全”，王志义任大队长，王甲莲任副大队长，下边会计、出纳及生产队队长等编制齐全，李玉珍虽未任职，但据王志义介绍，“他其实才是平民大队摇鹅毛扇的人物。”当时，平民大队的地盘几乎覆盖了整个平民乡，“居民”达三万余人。那个“大队”的移民们至今还记得：在王志义等人的治理下，平民大队纪律严密，民风淳朴。王志义等人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提出了“要种地、要活命”的口号（整个库区返库种地的移民提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就是由此而来的）。民兵无情地打击入侵的其他移民和一切偷摸公私财产的人，保护着大队的生产成果。大家为了更加长久地留在库区这一共同的目的，压抑个性，容忍一切难容的人和事，大家安分守纪地在“大队”指定的领地里耕作收获，不与哪怕是很过分的政府干部闹事，相互之间更不闹事。大家互敬互重，团结一心，以农民少有的齐心凝聚在一起共同抵御着县、乡干部的攻击、离间，不把任何哪怕是很小的把柄留给老想赶他们回安置区的政府干部。
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干部采取行动。渭南地区某领导到平民大队边挽着袖子边指着移民恶狠狠地说：管他妈的你们怎样装，都必须回安置区。想回去的要回去，不想回去的也得回去！
这次，地区领导下了狠心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队、专案组陆续开进平民大队。工作队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擒贼先擒王”的工作策略，找“大队领导”的问题成为办案人员工作的重

点。很快，王志义被列入重点侦查对象。其“罪证”是现成的——组织移民成立的平民大队是一个非法的“黑队”，占地抢粮，并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是搞资本主义。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绝对只有死路一条。王为此被开除党籍，法院也宣布：成立非法组织，扰乱社会秩序的王志义领刑4年。
犯有“私设刑法，吊打群众罪”的王甲莲、李玉珍也被判刑三年，在莲花寺监狱同他们的大队长王志义一起推了三年矿车。
这次闹返库的几个头目的最后结局是：王守信自迁到了山西临县；李玉珍死在了牢里；王志义、王甲莲刑满释放后被严格管制。王志义隐姓埋名，在澄城县南社村的窑厂当了20多年的砖瓦工，从此两耳不闻厂外事，一心只赚苦力钱。就在他销声匿迹很多年后，人们突然在渭南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王甲莲的一则消息：**释放犯贼心不死，煽动群众返库制造事端……
李孝玉说：那次跟王甲莲返库的共2000余人。公安机关给王甲莲等人戴上手铐带走后，我们非常震惊，也非常害怕，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惶恐的气氛中传来更加令人恐惧的谣言：“政府正在调集部队，马上就要抓人了！”很快，群龙无首的两千多移民惊叫着作鸟兽散。
王甲莲被抓后，专政的震慑吓住了本就是安分守纪且没有胆量，除想种地想返库想有一碗饱饭吃就别无它图的移民。他们在作着这样的比较：安置区的日子虽苦点累点，但人还是自由的，一家人还能厮守在一起互相搀扶着去应对生活的艰难。而镣铐加身的王甲莲等人不但要远离家乡和亲人去坐牢，还要承受着骨肉分离和毫无自由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就会给自己和整个家庭乃至子孙后代都烙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在以专政的方式进行武力震慑的同时，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措施。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在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有的甚至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如此一来，“聚众闹事”的条件基本被消除——至少，想“聚众闹事”已不再那么方便了。
15、“还是给组织留点面子吧……”
专政的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措施使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维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渭北久旱无雨，澄城县很多地方基本绝收，地里的野菜被旱死，移民们长年到二十里外去挑水的那些小河沟也完全干枯，饥饿与干渴威胁着已在生死边缘挣扎得筋疲力尽的移民，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又一个生死难关横在了大家面前。
生死关头，移民们自然又想到了回库寻找生路。但十年前当地政府对王志义等人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仍震慑得所有移民都还心有余悸。面对“专政”的镣铐，谁敢站出来领头！
这次站出来领头的是澄城县的三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为闹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的移民司令苗福群。
四个男子汉身份不同，信仰各异，但“以死救民”之心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马水城，祖籍山东昌邑，解放前逃荒到大荔，是移民中少有的高中生之一，身上集中了孔孟之乡的儒雅和梁山水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和仗义。移民前系大荔县平民乡北科大队大队长，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赵庄乡新庄村后仍任大队长，即使在条件极其艰难的安置区，马水城也发挥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带领大家打井解决用水问题，他把山东的药材引进到新庄村，取得了粮食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使该村达到七八毛一个劳动日。但由于当地对移民的排斥使他深受其害，“**”中，马水城被打得休克了七天，但他仍初衷不改，任村支书后继续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可1974年天旱给移民带来的巨大威胁使他不得不走出来成了闹返库的“头家”。
王胜金，祖籍荷泽鄄城县，也是解放前逃荒逃到大荔平民乡的难民，三门峡工程开始后，从大荔县平民乡迁到澄城义成村。
仪孟军，与王胜金是同乡，移民前住大荔南豫乡村，安迁地是澄城县罗家洼村。王、仪二人都是多年的村支书，也都是心直口快之人。见移民遭灾，二人心急如焚，凑到一起商议如何应对眼下局势时，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办法，想起乡党马水城是个挺有办法的人，便将其请到了罗家洼村仪孟军家。
三个党的村支书坐在一起，气氛反倒紧张微妙起来——那是一个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的年代，即使亲戚朋友也要提防告密者。两个人在一起说什么，可以辩解为聊天，说过了什么对方要告密自己不认账那也只是一个孤证，而三人在一起说什么就得谨慎了，因此时的话语已是无法辩解的证据。搞了多年党务工作的村支书们更深谙此理，故开初大家只是一边说些盐咸醋酸、天不下雨之类的闲话，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自种的土烟，把整个房间弄得烟雾腾腾，呛得自己不停咳嗽。至于返库之事，谁也不敢提起。大家都害怕祸从口出。更何况，如果话题扯开，那将不只是几句发泄一下不满的牢骚，他们研究谋划的将是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一次当地政府不能容忍的返库行动。在那个年代，三个村支书一起研究这种事，这叫开黑会！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党的组织和纪律都绝不允许的。等待这种行为者的将会是一场灭顶之灾：免去书记职务、开除党籍、游街批斗，再判刑坐牢，家属子女也将“永世不得翻身”……
在沉闷的气氛中，三个村支书的会议久久无法进入议程。
当室内的烟雾和心里话憋得大家都满脸通红时，仪孟军首先打破了会议的沉默，“今天呢，让两位老兄到家里来，不是为了请客吃饭，也不是为了叙旧聊天。说实在的，家里已没有什么吃的了，等会儿招待你们的，也只能是吃顿麦面糊，那麦面还是库区一亲戚收麦后送点来让尝新的。至于叙旧聊天，我更没有那个心情，我这个村的移民，已有六成揭不开锅了。这几天，我一直忙着给大家相互间调剂借贷粮食。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再不想办法，是要饿死人的！我们村，很多移民都是从宁夏死里逃生回来的，他们没死在宁夏，如果饿死在我仪孟军当村支书的罗家洼村，我怎么向组织向群众交代？我的良心怎安……”说到动情处，仪孟军激动地用烟杆在桌上砰砰砰地敲了起来。
见仪孟军的话题进入了会议“状态”，马水城接过话头说，我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为给移民筹粮，我把山东老家的关系都用上了，但那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呀！问题是眼下怎么办？
一直闷着没开腔的王胜金说话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向库区要粮，到库区去求生存！”
“王书记，你说到了点子上！”仪孟军一下兴奋起来，“问题是党委、政府允许我们到库区吗？”
马水城一拍桌子：“不允许难道就让那些移民都活活饿死？为了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难道就可以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生死不顾？真是的！”
仪孟军激动地站了起来，“眼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我村里的几百移民不饿死，我是豁出去了，大不过不当这书记，不要这张党票！”马水城也呼地站了起来，“坐牢也认了！”
王胜金叼着烟斗摇摇头，欲言又止，然后若有所思地盯着一个方向发楞。马水城急了：“胜金，你是什么态度？怎么哑巴啦！”仪孟军也催道：“老王，你要返库的心思我可是知道的啊，有什么就说出来，别老闷在心里！”
被催急了，王胜金叭叭地狠狠抽了两口，然后在炕桌上磕掉烟斗里的烟灰才开了腔，“两位老兄，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要由我们三人挑头闹返库，那可不只是当不当书记，要不要党票那么简单了！”见马、仪二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自己，王胜金接着说：“首先，我们三人一出面，组织上会认为这是一次党内的叛徒事件，他们马上就会以清理门户的名义阻止这次返库。那样一来，我们几个不但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和反面教材，到库区搞粮救命的事也会落空，这是很不划算的事。其次是我们的身份特殊，都是基层领导，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党的形象。如果三个村支书一齐‘叛党’领导移民闹返库，那将会给组织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们

都是在党多年的人了，移民的生命要顾，组织的形象也要顾，还是给组织留一点面子吧……”
王胜金的一席话警醒了冲动的马、仪二人，他们重新坐下，与王胜金研究起返库策略等问题。
一阵热烈的讨论后，三人一致同意：自己只在这次返库中当当“舵手”，找移民司令苗福群任返库的“头家”。
1974年阴历5月下旬的一天，根据秘密约定，三个村支书和移民司令苗福群又聚到了澄城县罗家洼村。因担心仪孟军家太显眼，四人开会的地址选在了移民李孝玉家。会上，几人首先一致通过了近期返库的决定，并对下山人员、行动路线、后勤保障等作出了细致的安排。最后，才提出了返库总指挥的人选。
听到三个村支书请自己出马承担这次返库总指挥的建议，苗福群欣然领令。他激动地向村支书们表态，“放心吧，三位书记，这次返库，天塌了由我这个高个子顶着！为了不饿死乡党，别说坐牢，杀头我苗福群都绝不缩脖子！”说着，他以手作刀状，真的在长长的脖颈上来了一下。
三位山东汉子忙解释，“老苗，误会了，让你承头，主要是我们都是干部不便出面，并不是要你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老苗，你放心，有了祸事，我们四人人人有份！”
“老苗，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村支书的表态使苗福群深受感动并豪气顿生，他当即提出，“组织人马大张旗鼓地开进库区抢收农场的麦子，闹他个鸡犬不宁，然后抢种黄豆，修建庵棚，长住不走！”
“不行，不能以抢麦子抢种地的目的返库。”仪孟军首先否定了苗福群的建议，“那样，政府就抓住我们的把柄了，就会以此为借口收拾我们。”
马水城同意仪孟军的意见，他说：“对，不能明抢，那样，不但会惹来农场对付我们，还会给政府干部制造打压我们的借口。既然不能明抢，我们可不可以暗弄？”
一向老道稳重的王胜金发言了：“我看是不是这样，以生活困难，到库区拾麦穗的名义下山，到库区后先别同农场发生冲突，只是到他们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在他们不注意时，晚上了，再……”说到这里，王胜金笑笑说：“晚上再去抢收他们的麦子并在他们的麦地里抢种上黄豆……”
王胜金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通过。会议之后的第三天，三千多（后发展到6500人）饥民下山了。在苗福群的指挥下，几千人一到库区就迅速在小司令和移民骨干分子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回到移民前的村庄，白天，大家只在割过的麦地里老老实实地拾麦穗，绝不越雷池半步。有农工干预或不允许其拾麦穗时，移民们就会“胆小怕事”地主动撤走，绝不同其发生一点冲突。农场的人相信了：这次下来的这些移民还算老实。
令农工们放心的另一个细节是：晚上7点后，全体移民会准时睡觉。于是，原曾因移民的出现而提心吊胆的农工们也放心地去休息了。
接下来，令农工们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深夜12点，下山的全体移民会准时起床，悄然无声地潜入地里抢收麦子，然后种上黄豆。每过两天，“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都会指挥移民在晚上向澄城偷运一次麦子……
“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忙碌奔波的身影背后，三位村支书关注的目光里充满了焦急忧虑。自下山以来，三人的心一直紧张地悬着，一刻也未轻松过。他们知道，在这场用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身家性命作赌注去换取成千上万移民生命的游戏中，任何一点差错和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在他们的意识中，输掉了自己和家庭并不要紧，但成千上万移民的生命是输不起的。十多年前，是自己把他们带出了库区，在饥饿的死神逼向他们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拼尽全力拯救他们。
为了万无一失，三位村支书特意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系统”：澄城、大荔城内，以小商贩作掩护的“眼线”，从不放过政府领导对下山移民的任何信息；“侦察员”的触角甚至伸向了渭南城里，某某领导去了大荔、公安局的车朝哪个方向出动了这些消息都会无一遗漏地传回库区。然后，每天晚上，三个村支书都要摸着黑赶到约定的地点互通情报，商量对策，调整方案……
尽管移民的行动全是在隐秘中进行的，但不到半个月，移民在库区的所作所为还是被农场和库区政府的干部们发现了——针对移民的抢种抢收，农场和政府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偷割偷运偷种受到了强硬的制止。三支书和苗福群一商量，及时作出决定：集中力量同他们明干！于是，两千多移民呼拉拉全集中到一起，以人多势众取胜。遇到干部和农场阻止，就一部分人与其**纠缠，一部分人在田里放手抢收抢种。
在政府干部同移民的多次交手中，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苗福群和他手下的骨干暴露无遗。
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澄城、大荔两县的干部一齐涌向库区，动员、劝告，暗中抓苗福群等移民骨干。
苗福群等移民骨干在马水城等三村支书的安排下同县、乡干部打起了“游击”：时而躲进库边的乡党、亲戚家中，时而藏在移民的庵棚里。虽险象环生，但有王胜金三村支书暗中保护，“司令”们总能逢凶呈祥。一次，苗福群被十多个干部摁住，就在要扔上车带走时，王胜金、仪孟军等人闻讯赶到，暗中指挥几十个移民把苗从干部手中强行抢走……
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下山一个月后的一天，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终究没能逃脱“法网”，被五花大绑押回了澄城。移民也被赶回澄城，他们种下的黄豆长出绿芽时被农场全部犁掉……
知道本次返库有三个村支书染指其中，澄城县的领导们又气又恨，但他们没敢深究下去——领导们知道：三个村支书组织、参与返库抢粮、抢地的事一旦呈报上去，上级将会如何严厉地处置自己的失察之责。
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不食前言，主动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处理，并联名为苗福群等移民骨干担保。县里提出担保条件：写出深刻检讨，交出从库区抢收的麦子就放人。马水城等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县里的后一个要求——那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线，也是他们妥协的底线。王胜金与县领导讨价还价：我们写检讨，麦子的事就免了吧！仪孟军甚至公开叫板，“就是砍了脑袋我也不会动员移民交出一两麦子！”
对三个刀枪不入、软硬不吃的汉子，澄城县的领导们无可奈何。三天后，在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写出深刻检讨后，县里对村支书们的“叛党”行为不了了之。同时，在得到三村支书“保证苗福群等移民不再返库”的担保后，将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全数释放。
事后，在向上级汇报这次移民返库事件时，大荔、澄城官方在上报的的材料中都统一了口径：不说返库人数，只称“有大批移民返库”；移民返库的抢种抢收讲成“为了拾麦穗”；把数百上千干部、公安、武警对库区的“清理”说成“拾麦穗的移民经安、迁两地政府耐心说服，很快返回安置区……”
16、“苗司令”
利用下一次返库风暴来临之前的这段空闲时间，我们该来认识一下在关中移民史上颇有传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记者曾五次到库区采访，移民们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们的“苗司令”。但记者没能见到这位当年曾在库区叱咤风云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于1991年。但这并不妨碍记者对“苗司令”的了解，“苗司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用六个多小时把他的故事讲述得详尽而活灵活现。
解放前，随其父亲、姐姐和三个弟弟从河南濮阳逃荒到陕西朝邑县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壮丁，

没敢在当地的户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县公安局的档案里，却有关于他详细情况的记载。公安档案里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们说，在闹返库时，苗福存宣称自己要谋福于群众，于是，将名字改为苗福群。久了，人们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从聂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个，瘦。这个高而瘦的老头脾气暴躁，思维方式简单而固执。某官员当初动员搬迁时对安置区的条件作了不实介绍，苗福群因此而认定“政府的干部日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从此，他不相信当地政府干部，不相信当地政府的文件，更不相信当地政府的任何承诺，他甚至拒绝见政府谈判代表。他骂一切出现在库区干预移民活动的干部都是“日本作风”。
安置区和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闹返库，他几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贡献给了“返库事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三十年间，他都在为返库和移民的问题奔波着，并且，一直都那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库区发生大小17次闹返库，他一次不拉，每次都冲锋陷阵在“斗争的最前线”。因领导返库，他曾三进三出公安局，但闹返库的勇气和积极性却分毫不减。
他有一个朴素而实在的重要论点：“种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认为：国家修水库我们可以让路，叫我们搬哪里就搬哪里。但“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返库有理，种地有权”。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问题是：部队农场和地方政府农场的人凭什么种我们的地？
与苗福群固执“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别人越认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计做到。一次，与移民代表商议**事宜，需要筹集资金，大家说，现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里去筹款啊？苗福群问：家徒四壁就无法筹款了？有代表叹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怎么筹？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给你们做一个巧妇无米之炊！当天，他回家就把他那两间空荡荡的房子卖了，200多元卖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给了**的移民代表……
对于苗福群的固执和倔犟，“老战友”刘怀荣曾以不屑的语气评价：“一根筋！做事不转弯，无计谋、无计划，闹十几次返库，闹一次失败一次……”
另一“战友”陈文山对其更是颇多微词。后来，两人的关系甚至僵到见面互不说话的程度。
这种矛盾是在后面即将介绍的马湖会议上结下的。苗福群因故没能参加马湖会议，会后，前去参会的部下汇报说陈文山在会上大讲特讲“返库无用论”，苗福群一听就火，不顾部下劝阻，立马就去“教训这狗屁不懂的老东西！”谁知陈文山不服教训，与苗福群争辩说，你每次组织几千上万人闹返库，既花钱又费事，达到了什么目的？每次不是被农工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赶回澄城，种的庄稼也被政府“压青”，粮食一颗也未收到，还落得领头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准备一点路费，派几个人就可以把移民的问题反映上去，何乐而不为？
陈文山的话无疑触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关的痛处，还未讲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骂了起来：“你简直是放屁，胡说！直接闹返库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几千上万人到库区一闹，中央知道，省里、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都来了，移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对解决问题，达到返库目的很有好处。”讲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讥地质问陈文山：你不是爱**吗？你们哪次**见到过省、地、县的主要领导？你哪次**上边的人不是让你回去？他们会把情况给领导反映，你们的问题会很快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过吗？
那场争论及苗福群在争论中对陈的那些粗鲁的态度将二人矛盾公开化，从此格格不入，关系日趋紧张。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回忆说：1984年冬，苗福群从安置区到库区后，因人马太少只好寄人篱下在陈文山的地盘上。陈文山对其不理不睬，甚至连开会研究事情也不让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参加。苗福群受不了这份慢待和委屈，连夜带人撤走，在农建七连的东边另劈地盘。那之后，二人经常公开骂阵，陈文山骂苗福群是“不识时务的粗人”，苗福群则指责陈与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刘怀荣为移民“领导人”内部的不和感到着急，他认为，大家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他曾把苗、陈二人找到一起劝解，要大家团结对外，齐心协力闹返库。但他的苦口婆心没能改变苗福群好斗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没能缓解苗、陈的矛盾。
尽管如此，刘怀荣还是很理解“战友”苗福群好斗且固执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为积极分子被迁到宁夏，1962年又被迁到澄城县刘家洼公社。在那里，他后来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一丈八尺长的土窑。日子过不下去时，又逃回到了库区。从‘关中白菜心’迁到三面环山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社田村后，粮食亩产只有五十斤，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今昔的对比太强烈了。”
无水无粮无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库区呆的时间比在安置区还要长，在库区多半的时间都在领导部属们抢种部队农场和农工农场的土地，并在他们还未收割时就去他们的庄稼地里“拾荒”。抢种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锋使他熟识了所有农场的领导，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库区“拾荒”的日子很悠闲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队靶场的空房子里，接着住进了黄河滩的树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对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农工常向苗福群的“家”发起攻击。特别是1985年初，在整个库区，攻击事件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周周有“战事”的程度。沙苑滩的王福义部频频遭袭，华阴滩的刘怀荣部与农工打得难分难解，朝邑滩上，苗福群同农建六连的摩擦更是不断。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在转瞬间变得高度紧张。
这其中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由国务院办公厅、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来到库区，针对“调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以及库区靶场、农场情况”进行了三十余天的调查研究。
不管是陕西的政府干部还是为土地而战的移民，他们都从联合调查组组成成员的规格和调研时间等因素里，看出了中央解决移民问题的决心。农建师的领导们自然也预感到移民很快就会重归故土——但他们不想在中央作出决定前让移民在库区那些已属于自己的良田里形成返库的既成事实。他们想与当地政府联合赶走返库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刘怀荣等为代表的移民也以农民的智慧对农工进行着“统一战线”，主动与农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层农工。他们告诉农工：我们返了库，你们无地可种，政府就会安排你们回城……
这种统一战线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农建三团七连有了收效，该连杨连长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不仅经常把当地政府将如何“治”移民的有关情报透露给移民，还常给其送粮送衣。聂小二至今都还记得：他们送给了移民两麻袋优良西瓜种子，我们想给钱，他们怎么也不收。
农建师的领导们反对并竭力制止部下与移民的“眉来眼去”，要求下属的几个团都务必在春节后尽快将强占农建师土地的移民赶回安置区——他们估计，春节后还将有大批的移民涌入库区，如果在春节后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想返库的移民就不敢来了，库区里的移民坚持不住也会不战而退。
给移民“下马威”的任务落到了农建三团五连左连长和保卫科长头上。正月初七凌晨5点，左连长带人点燃苗福群手下移民的十多个庵棚，也由此点燃了移民**农工的“狼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