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导演李军虎访谈录：体制下的亲和力

　　李军虎长期以来都活跃在西安的电视台领域，但是他却坚决把自己归为一个独立导演、一个自由创作者。他的作品的确提高了电视台领域纪录片的质量水平，并且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证明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导演如何游刃有余的寻找自己恰当的位置。从而保证自己自由的话语方式的持续呈现。此次访谈是在一间咖啡馆完成的，李军虎给人的感觉很踏实，说话、做事都是如此。另外在字里行间能看到他的敏感度。

　　我们先说说你的经历，因为这可能和你现在的作品有很大关系。

　　我是美院摄影专业毕业的，在那之前我从艺校毕业出来也曾经去山村教了两年书。我大学二年级就出来拍片子。那个时候进了电视台。我是学图片的，其实也是由于想做影视才选择这个专业。我的道路基本上是曲线救国的思路，这和很多作者是一样的。但是那时候想平民老百姓和影视制作离得太远了。就考了西安美院的图片专业。

　　你一直从事纪录片的创作，你怎么看纪录片这种形式？

　　很多人都说今天在中国做纪录片是那种“家庭相册”的方式和意义。是一种纪录留念的作用。智利的一个导演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没有像册一样。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但是从内心里讲我还是更希望做影视。有些作者其实也是这样，现在有些人有了条件，风格就变化很大。纪录片也应该算是我的一个过渡。纪录片，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受益者。这是一条捷径。而且的确更自由更灵活。

　　我一直觉得你的身份很特别，这不仅仅在西安，在国内也是如此。

　　今天我来总结我的话，两个字“运气”。我上大三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我和另外三个朋友拍了个短片，那是我第一次使用摄像机。后来没想到投给凤凰卫视，竟然给播了。当时没有想到。之后电视台的领导很巧合的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那一期。后来这位领导就把我叫过来。就问我想不想做？这个几率太低了。还是算我运气好。之后才是我的第二部片子《生于1977》。后来就进入电视台工作。一直也很顺，一个片子接着一个片子，一个提案到另一个提案。因为我的片子其实就是和这些独立作者是一条路子。电视台当然觉得有顾虑。所以说我的身份很微妙，一方面我是体制内创作者，另外我的很多创作思路和方式又是很体制外的。在电视台，我能够有更好的设备预算，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为别人拍片子。我一直都是自己为自己拍。其实即便是很多体制外的独立创作者也不一定实实在在是为自己拍。也可能是更大的诱惑在那里等着。比如是为了电影节拍。这样也是不自由。怎么说呢？我算是给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条路子。

　　《生于1977》算是你的成名作，也是这部片子开始了你的身份的确认以及对纪录片认识的过程，请具体说说这个片子。

　　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做毕业创作。前后大概拍了2年。那个时候我到单位，领导给我发了15盘带，几百块钱。当时真的很兴奋。我的领导对我很重要，当时对我的素材很鼓励。之后台里面继续让我拍下去最后就有了《生于1977》。后来我的老师说纪录片拍得好不好就是看你的片子是不是具有亲和力。什么是亲和力？那就是能不能让观众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后来我就搬到我片子里主人公房子旁边的一套出租房。是一间10平米大小的片子。现在大家看到是在东京放的是27分钟的版本。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58分钟的版本，我自己留着。这个片子可以说很顺利。主要还是靠一种直觉，没有多想。当时就是有一种接近我的拍摄对象的冲动。我应该和他生活在一起。当时就是这样想和做的。

　　《生于1977》在东京JVC录影节获得了最佳影片奖，这次得奖的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其实当时有点糊里糊涂的感觉，去领奖的时候，大家都问我这个是我的第几部片子？我说这个是我的第二部片子。他们都满脸狐疑。这个片子让我感觉我做这个事情是没有错的。算是坚定了信心吧。

　　虽然你前面说自己在体制内找到了自己自由的路子。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会发现其实那种冲突仍然存在。自由度是否还是受到限制？

　　没有，很少。我希望透过你们这个管道告诉所有在民间的作者。在中国，纪录片要想做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不是让大家都“招安”。我是从媒体的角度来讲。电视是纪录片的一个主要的播放平台，这个前提基本上是无法打破的。纪录片上院线，我觉得在中国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基本上没有纪录片的概念。绝大多数的人即便到了今天仍然会觉得纪录片就是专题片动物世界之类的。所以应该先占据电视这个平台，先把扫盲的工作做好。今天中国电影还有像贾樟柯这样的文化偶像，中国纪录片却没有支撑，只有理想主义者的梦境存在着，什么时候醒？很难说。我很坦诚的说，现在做纪录片无非两种人，一种是为别人做，一种是为自己做。我是觉得自己其实是为了纪录片做纪录片的。我觉得需要整合，这个人应该更多，更活跃。这一切需要策略性。

　　我们来谈谈你之后的几部作品，比如从《父亲》说起？

　　拍了《生于1977》之后，陆续做了一些作品。比如《千里寻母》《父亲》《农民工系列》《单身女人系列》。我觉得的确有很多体会。

　　《父亲》是不是对《农民工系列》的一个扩展和细化？

　　是的，当时我给台里做《农民工系列》。《父亲》的故事是系列片里的其中之一。当时台里只支持握做一个28分钟的版本。但是我当时手上有更好的素材，而且我头脑里也有新想法。当时一直在等一笔钱，支持我把这个故事做完。后来和CNEX有了合作，才有了现在的《父亲》。

　　你之前的作品比如《生于1977》，大都是表现城市人生活境遇的。为什么后来题材上开始转型对农民工问题如此关注？

　　当时我参加一个国际作者的交流会议，一位国外导演问中国的朋友们都拍什么？我说城市生活，城市化的变迁。他很诧异，说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你们为什么不拍农民？当时我一下愣住了。回国之后，开始了反思。你看从我的这些作品你或许可以看出，我关心的不是城市本身，也不是农村本身。我更关心的是两个区域的互动。一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那种环境的变化，那种心理的变化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后来这个农民工系列光国内就卖了21家电视台，大家也都关心这些问题的。我后来的作品，比如《千里寻母》也是这个系列的。

　　《单身女人》的情况呢？这个应该是又回到了城市题材。

　　那是我觉得太累了，太难过了。比如我拍《农民工系列》时，感觉真的很痛苦，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钱都给他们。但是我突然觉得我需要喘一口气，于是有了这个系列。拍了六位不想结婚的三十岁女人的故事。

　　刚才我们谈到你本质上还是接近独立制作者的，也是西安独立影像的见证者。

　　董钧拍《无烟煤店》的时候我已经在电视台工作了。当时我也努力帮助他。还有另一位女性作者刘佳。可以说我是看着这些人成长起来的，或者说也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我的感觉是，西安的独立影像圈子虽然坚持到今天的不多，屈指可数。不过我一直觉得这里还是需要整合与交流。不同制作方法的，不同制作观念的作者应该跳出自己封闭的圈子。大家多交流，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你对剧情片有没有更大的野心？未来会不会拍摄故事片？

　　我前面说了，我心中最深处的愿望还是影像。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些变化。09年对我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年。(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