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电动汽车值得买吗:《权术教科书 — 刀锋里盛开的血色王冠》 第四章、权术六势（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09:53:52
第四章、权术六势
三、用师
古人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王。古人非常推崇“用师”，认为能够用师的人是成就伟业的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任何组织的发展必须需要有一个方向。首先，这个方向必须是正确的；其次，这个方向必须是能够达到的，也就是说具有可操作性；再次，在行进过程中，必须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行进的快慢，全面掌握行进的安全性。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能够把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拧在一起，但是，大都未必能够成为战略规划家，特别是很少有领导人能够成为谋略家。这就如同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航船一样，领导者就仿佛是船长，组织人们进行航行；而谋略者就是罗盘，给整个航行指明正确的方向。依此看来，用师之法是最重要的。就一个个人来说，也需要有人随时给指点方向，进行决策咨询，只有如此，才能在宦海凶波中进退自如、履险如夷。这也如同下棋，如果有高人能够给点步，则势必能步步占得先机。
军师，“王者师”也。古今凡是善于用师的人，常常能够在组织发展和对敌斗争中获得别人不具备的优势，而且也能够在实力不济的时候靠着“王者师”的指点化弱为强并收拾天下。其实，用师之术，在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前文提到的秦穆公用百里奚，刘邦用张良，刘备用诸葛亮，朱元璋用刘伯温，都是用师之术。在这里，我们举出符坚用王猛、成吉思汗用耶律楚材、皇太极用范文程的故事。
（一） 符坚用王猛
《晋书》记载，王猛幼年贫穷，以卖草箕为生。但是，他博学而好读书，谨慎庄重，胸怀大略，不事琐事。而且，王猛择人而交，不是非常相知的人，王猛一般不予理睬。为此，有些浮华之徒都轻视他并讥笑他，但他丝毫不以为意。
王猛曾经有一次去洛阳卖东西，有人对他说向高价买他的东西，但是没钱，自称家住不远，希望王猛同他回家去取。王猛认为价高，便跟了去。走了不远，就进了深山。来人带着王猛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位老者，须发皆白，蹲坐在一个椅子上。周围围着10多个人。来人领着王猛前去参拜。老头说：“王公不必败了。”随后给了他十倍的钱，并派人送他回去。王猛走出深山，回头望去，才知道自己刚才进了嵩山。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王猛打年轻时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王猛志向素来远大，且胸怀救世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够遇见成就帝业的君主，为此他隐居不仕，静观时局，想等待时机成熟再出山。当时东晋的大江恒温率兵攻打三秦，王猛穿着粗麻短衫去见恒温，一边纵论时局一边捏着虱子，旁若无人。恒温看王猛行止，感觉非常诧异。后来恒温班师回去，想带着王猛一同回东晋当官。王猛回到华阴山去问他师父。史书并未记载他师父是谁，但我们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位高人。王猛的师傅告诉他说：你和恒温怎么能够同时相处呢？在这里就可以得到富贵，何必远行？王猛的师傅深知王猛是当世英雄，如果与恒温到了东晋，则势必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恒温是东晋权臣，只手遮天，嗜权如命，曾经废除东晋当时的皇帝，另立新君。后来，他甚至想要废晋自立，只不过因为生病死得早才没实现。他那句“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年耶”的名言，曾经风传一时。虽然恒温看重王猛，但是王猛的师父深知恒温为人，劝诫王猛不要出山。
当时，前秦由厉王符生统治。符生几次想杀了符坚，但是都被一个叫李威的人给救下了。因此，符坚对李威以父侍之。李威知道王猛很鲜明，就劝符坚重用王猛。符坚早就有心成就霸业，听说了王猛的名声，就派人去招他。两人一见如故，谈到当时天下分裂兴亡一统的大事，竟然不谋而合，就像刘玄德遇到诸葛亮一样。等到后来，符坚废黜了符生，自己即位，号称大秦天王之后，李威就劝符坚把国家重任交给王猛。于是，符坚大胆启用王猛。由于王猛受到符坚重用，旧的贵族功臣都看不惯。有个姑臧侯叫樊世的非常讨厌王猛，他对王猛说：“我们耕种，你吃现成的吗？”他意思是，前秦的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却让王猛享受富贵。王猛针锋相对地说：“不仅让你耕种，而且还让你煮熟。”樊世听了勃然大怒，说，我一定要把你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上。
王猛回去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符坚。符坚说，我一定把这个老头给杀了。恰好樊世进攻奏事，在符坚面前同王猛吵了起来。樊世一冲动，想起来打王猛，结果符坚大怒，派人把樊世拉下去杀了。此后，群臣见到王猛，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王猛治世，法令严峻。一次，他拘捕了一个叫强德的人。这个强德市当时强太后的弟弟，为人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百姓怨声载道。王猛抓住他之后，一边上奏，一边动手把强德杀了示众。符坚看到奏折后派人来赦免强德，但是早就来不及了。在王猛的强力治理下，前秦的法令一新。符坚感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天下有法的样子。
王猛36岁时，被符坚任命为宰相，管理国家政务。不久，又让他总督中外诸军事，也就是让他掌了军权。王猛管政务，还可以说得过去；连军事大权都拿了去，这就有点冒尖了。王猛怕事过则反，于是上书推辞。符坚说，你原先是布衣精英，我20岁的时候还没有当上皇帝。恰逢乱世，历王（符生）在位，我很背时。当初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就把你比作卧龙，你也因我的一席话儿出山。自从你辅政以来，对内日理万机，对外扫除群雄，我不托付给你，还能给谁呢？后来，符坚又让王猛当司徒。这样，前秦的一切军、政要务，悉决于王猛之手。
王猛当宰相16年之久，辅佐苻坚治理国家，很快就使前秦走向兴旺，而且，在军事上帮助符坚基本统一了十六国时代动荡的北方版图，形成了北方前秦与南方东晋对峙的局面，为前秦国的政权和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锐意改革，整顿国内官僚体制，裁汰冗员，奖掖贤才，使国家政治清明；他建立坚不可摧的国防体系，有效保护了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他注重农业生产，大力发展农业，使得前秦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国家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他制定严法，以法治世，给百姓创造了非常有序的社会生活局面。王猛辅佐苻坚，内安百姓，外拓江山，不仅符坚亲之爱之，用之敬之，而且就连当时的百姓，都对王猛赞不绝口。在王猛死得时候，人们送了这样一幅挽联，“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挽联将一南一北两大良相并称，可谓是对王猛的盖棺论定了。
（二） 成吉思汗用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金国人，成吉思汗攻破大金燕京之后，听说了他的名字，就召见他。耶律楚材身高八尺，胡须漂亮，声音洪亮，成吉思汗非常看重他。曾经有个西夏人，因为擅长造弓箭而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他常常自夸道“国家兴兵打仗，正应用我这样的人，耶律楚材这个书生能有什么用呢。”耶律楚材说：“造弓还需要弓匠，取天下的人难道就不需要懂得治理天下的工匠了吗？成吉思汗听说后感到耶律楚材胸襟不凡，就更家信用和重视他了。成吉思汗曾经指着耶律楚材对后来的太宗说：“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们家的，以后军国大事都要交给他办理。”
历来，统一天下者都需要依靠武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单有武功是不行的，还需要文治。刘邦入关还要约法三章以收民心，刘备取益州还要广施仁德，可见，单凭武力是难以进行征服和维系统治的。历代统治者都知道“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需要将武功和文治结合起来，以文武之道治之方得长久。耶律楚材是个书生，但是，元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耶律楚材提出了很多保护人民的建议，并为太祖成吉思汗和太宗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太宗攻打下金国汴梁之后，有人建议屠城。耶律楚材建议说：“将士们餐风宿露，辛苦了几十年，想得到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如今，我们得到土地而失去了人民，有忧什么用呢？”在他反复劝说下，太宗放过了本打算杀死的百姓，大约有147万人。耶律楚材辅佐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依靠其高超的智识，提出了诸如倡导教化、保土安民等一系列措施，辅佐大元皇帝东征西讨、文攻武伐，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提出了不少文治的好办法，极大帮助了元朝统治的建立。
由于元朝历史上人才济济，所以耶律楚材的光芒被掩盖了，后人并不很了解。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在元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耶律楚材确实是立下大功的。蒙古铁骑与儒生笔锋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迅速摧毁了腐朽的南宋政权。
（三）皇太极用范文程
范文程是汉人，居住关外，从小满腹经纶，雄怀大谋。努尔哈赤攻下抚顺之后，范文程和哥哥一同去拜访他。努尔哈赤很看重他。皇太极即位之后，又受到了皇太极的重视。
范文程知道清太宗皇太极急于入关，便提出了兵进雁门关的建议，而且提出要师出有名，并且力主制定入主中原的长远计划。由于范文程才华卓越，并且谋略远远高于常人，所以，很快就成了皇太极的心腹之臣。每次讨论国政，皇太极一定要问一下范文程知道否，如果有大事不能妥善处理的，皇太极一定要问范文程的意见。
范文程受到皇太极如此重视，当然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回报皇太极。前文提到的说降洪承畴的就是范文程。在范文程的辅佐下，皇太极急奔统一了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为其后的入关中原、定鼎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皇太极奠定了入主中原之势，然而还没来及实现就死了。他的儿子世祖顺治即位，由于年幼，由多尔衮辅佐。当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清军还被阻在关外。范文程被召来询问，他明确提出三点：第一，李自成逼死明帝，污辱士人，抢掠财物，已经失人心，且部下骄横不法，清军可一战胜之。第二，自古以来要得天下者，必须恩威并济，不能只嗜嗜杀伐。大清想称的山海关以东那就罢了，如果要统一中原，必须要安定百姓。第三，范文程草拟檄文，明确告诉明朝百姓，清军作战是要为明帝报仇。与闯贼作战，“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绝对不扰民。事实证明，范文程的是非常明智和有远见的。他提出的这三点，为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建立稳固统治，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以上，我们举出了几个“用师”的案例。其实，不必举太多例子，只要把《三国演义》翻出来，看看刘备是怎么用诸葛亮的，就足以知道“用师”之道。要用师，先要识师。这就用到了前面提到的识人之术。只有那些比自己强的人，才当的起“师”的称号。所以，要选择强于自己的人，这是用师的第一步。其次，要真正能用。这里有两个环节：其一，要敬之爱之。既然“师”有可用之处，必须要在感情上尊敬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在一切方面为师提供方便。《雍正皇帝》中讲到的雍正用邬思道，就是雍正礼贤下士，尊敬邬思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高人才能够为之所用。其二，要对其深信不疑。无论是对其能力，还是对其品行，都不能有丝毫怀疑。项羽因为怀疑范增的品行而不能用，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刘备虽知诸葛亮年轻，但丝毫没有轻视反而深信不疑，结果在诸葛亮的帮助下裂土称帝。其三，要大胆使用。如果是掌握权力的人用师的话，就要大胆把事务交给对方，不能牵制，就像符坚对王猛一样；如果是自己个人求师的话，就要经常与其积极请教，就如同《沧浪之水》里提到的池大为之于晏老师一样。
总之，要想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就必须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选准发展的方向。师者，就是能够在关键的领域给与必要的咨询和帮助。所以，统观历史，大凡在权力斗争中胜出的人，无一不是由智囊在指点；甚至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离不开“用师”之徒。所谓用师，最重要的是用那些高级策划人才，用那些智能超常胸藏大略的人物。当今，不仅个人、组织，即使是各个国家，也无一不需要聘请智囊来帮助谋划。比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智囊基辛格等。笔者读书不多，对权谋之法茫无所得，但是，对于古人所说的“用师者王”这句话非常推崇。最后，笔者把“用师”之法简单总结为一句话，作为本篇的结语：如欲囊裹江山，必得师而用之；善求师者也，无敌于天下。
四、事上
在中国古代以集权制为特征的政治生活中，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这个核心就是——“上”。仿佛太阳系围绕着太阳一般，权力场上的一切人、事都要围绕着上级。上级能够决定个人的政治命运，决定个人的前途和发展，成功和衰败。古代的集权制与集体决策制和民主制不同，上级对下级的命运具有着一锤定音的作用。有句对联说得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个对联生动地表明了集权制度下官场的一个特点。当然，由于封建官场的特殊性，特别由于是封建王权的强制性，权力场中“上”对“下”的决定作用更重要，甚至会发展到“让你活，你就活；让你死，你就死”的地步。所以，学习事上之术自古以来就是行走官场的不二法门。其实，事上之术与古代人说讲的登龙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谓事上，就是一切以上级的意图为意图，以上级的爱好为爱好，以上级的需要为需要。不仅在行动，而且在心理思想上永远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并且，这个一致性，必须让上级时刻能够感觉出来。极端点说，就是要力争与上级形成融洽的如同情人般的关系。
事上之重，大家都知道；事上之法，不是局中人，则不一定全明白。所以，我们来重点谈谈事上之法。
要正确做到事上，必须了解“上”，认识“上”，这在前文已经谈过了。那么，如何才能“事”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
粗略来看，上级有两种：一种是干事业之人，一种是贪享了之人。如果对干事业之人谈享乐，对贪享乐之人讲事业，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了。所以，事上之法，贵在对症下药。
1、 主有道，不争是争。
如果上级是个干事业的人，那么，他最看重的也是能够辅佐他干事业的人。在遇到这样的上级时，无须多么努力地去潜入他的内心世界，也不必煞费苦心去讨得他的欢心，只要有本事，肯吃苦，坚持跟着上级干，就肯定能够得到上级的信任和赏识。这就是，主有道，不争就是争也。
遇到有道之主，需要重视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能干。 凡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主上，无一不需要能干帮助他把事业做大，或能帮助他分忧的人。这样一来，有过人的才能，必然能够得到主上的信赖。
在我国历史上，有房谋杜断这样一个成语，说得是唐朝房玄龄和杜如晦。在辅佐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杜如晦和房玄龄两人戮力同心，建立了不朽功业。在建国之后，两人先后为相，总理军政，为盛唐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
房玄龄很早就认识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就像老朋友一样。房玄龄侍奉李世民之后，就一心一意跟着李世民打天下。每次平定贼寇，别人斗争着去寻找珍宝古玩，只有房玄龄先把比较出色的人收拢到一起，然后安置到李世民的幕府中。房玄龄暗中和当时的谋臣猛将相互交结，使他们愿为太宗竭尽死力。房玄龄非常能干，善于谋划。李渊曾经对人说：“房玄龄十分明了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杜如晦也是一个干才。当年李世民任秦王的时候，许多王府的幕僚都被调到其他地方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离开的人虽然多，但这些都不值得吝惜，可杜如晦是辅佐您的人才。大王如果最终只是守住封地，不干大事也就罢了；如果您一定要经营天下，除了杜如晦，没有谁和您一起成就功业的。”李世民听了之后吃惊地说：“不是您这样说，我几乎去了他。”之后，立刻奏请李渊把杜如晦调到身边。
房玄龄和杜如晦经常和李世民征战，出谋划策，军队里事务很多，两人处理得非常妥善。打下天下后，李世民的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嫉妒李世民，想害死他。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杜如晦和房玄龄积极李世民出谋划策，鼓动他先发制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当时，建成曾说过一句话，“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社如晦与房玄龄耳。”从这话中，可以看到房玄龄、杜如晦对李世民多么重要。最后，建成向高祖上奏，说房、杜二人对朝廷不利。结果，李渊下令将房、杜二人赶出秦王府，并不许以后私见李世民。后来，太子党和秦王李世民斗争越来越激烈，李世民下定决心与建成、元首进行最后决战，便秘密派人去召见房玄龄、杜如晦人府商量大事。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长孙无忌潜人秦王府。在众多谋士的策划下，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兵亲将，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消灭了政敌，为李世民登上皇位扫清了障碍。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非常倚重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通晓政事，而且宽厚公平；杜如晦“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每当遇到大事，李世民先要询问房玄龄，之后房玄龄请李世民去再问杜如晦，杜如晦的回答往往是跟房玄龄的意思一样。“盖因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这就是成语房谋杜断的来历。
房玄龄和杜如晦跟着李世民从打天下到治天下，鞠躬尽瘁，勤勤恳恳。他们的干练深深受到李世民的赏识和信任。当时的监察御史陈师合曾奏上《拔士论》，说一个人不可担任几个职务，暗中讽喻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李世民说：“房玄龄、杜如晦出来做官不靠别的，靠得是他们的才干可以参与治理天下。你想因此离间我们君臣关系吗？”然后，把陈的奏议驳回。46岁时就死了。他得病时，李世民下诏书让皇太子去问候，并且亲自到他家去看望，抚摩着杜如晦话语梗塞。杜如晦死后，李世民痛哭不已，追封杜如晦司空官衔，赠谥号为“成”。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时发现味道好，就留下一半祭奠来祭祀杜如晦。李世民怀念杜如晦，曾送房玄龄一根黄银带，说：“过去杜如晦和您一同辅佐我，现在只见到您了。”说完，他又取出金带，派房玄龄送到杜家，并泫然流泪道：“世代带着黄银带，鬼神见它害怕。”又有一天，李世民忽然梦见杜如晦，第二天他向房玄龄说了这件事，并命令送自己所用的饭菜去祭奠。贞观二十三年，房玄龄老病复发。后来他的病渐渐加重，李世民接见他，对他流泪不止，玄龄也感伤悲咽得不能控制。李世民将房玄龄留在宫中疗养，如果他的病略能减退，太宗就高兴得露出喜色；如果听说病情加重，就变得满面凄怆。后来，李世民皇上又亲自去探望房玄龄的病情，握手手和房玄龄叙别，悲不能忍。
房玄龄和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治理江山，靠得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才干。正如李世民所说，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足以参与治理天下。李世民对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厚遇，与其说来自于皇帝的赏识，还不如说来自于他们的能干。
第二，忠心。 古人用人大多讲德才兼备。光能干不行——如果对主上不忠，越是能干越是可怕。所以，在能干之外，还必须有一条忠心。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上的忠心必须要被主上感知到。
在李世民当政时期，著名的大臣魏征就是典型的忠贞不二的直臣。关于魏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魏征原属太子派，在李世民和太子斗争过程中，曾经劝太子杀掉李世民。后来，李世民把他拔到身边。魏征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别看魏征貌不惊人，但是却很有胆识。见到李世民不对的地方，哪怕直言犯谏也不后退。魏征对大唐忠心耿耿，李世民也知道。所以，尽管魏征的话时常拂逆于他，也能够听得进去。一次，李世民得到一个很好的鹞鹰，爱惜得不得了，就把它放在胳膊上把玩。突然，魏征过来晋见，李世民怕魏征批评他玩物丧志，赶忙把它藏在怀里。结果，魏征奏完事退下后，鹞鹰竟死在怀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尽管李世民多次对魏征大发雷霆，但是，李世民明白魏征提的意见是为了他皇位稳固，是为了大唐江山。所以，李世民非常重爱魏征。魏征死的时候，李世民登上禁苑西楼，瞻望远方哭泣，并亲撰写碑文，而且亲手把它写到碑石上。李世民常思念魏征，对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用来整理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成败之道。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与李世民用魏征相同，赵匡胤用赵普，也是取其忠贞爱国。赵普对宋忠心耿耿，能够把江山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曾经有一次，他推荐某人担任某个官职，但是赵匡胤不喜欢这个人，于是拒绝了。第二天赵普又奏请使用这个人。赵匡胤还是不同意。第三天，赵普还是奏请使用这个人。这些，赵匡胤生气了，撕碎了奏折，并把它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在地上把撕碎的奏折捡起来带回家。过了些日子，赵普把这些旧纸片补缀好，又象当初一样拿去上奏。太祖这样才醒悟过来，最终使用了这个人。还有一回，一些大臣因该升官，但是赵匡胤讨厌这些人，不批准升官。赵普坚决地为他们请求，赵匡胤生气地说：“我就是不给他们升职，看你能把我怎么办？”赵普说：“刑法是用来惩治罪恶的，桑次是用来报酬功劳的，这是古今都遵循的原则。刑法和赏赐是天下的刑法赏赐，又不是陛下的刑法赏赐，怎么能由着您的喜好而独断专行呢？”赵普的话大大惹翻了赵匡胤，他站起身来扭头就走。赵普就一直跟在他身边。赵匡胤进入宫中，赵普就站在门外，很久都不离开。无奈之下，赵匡胤只得同意。
魏征和赵普之所以敢逆龙鳞，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是忠诚谋国的。而这一点，作为有道之君李世民和赵匡胤又心知肚明。所以，尽管两人多次和皇帝过不去，但考虑到二人的忠心，皇帝还是肯听的。假如换个为自己谋利而且又如此倔强的主，恐怕早就做了刀下鬼了。
第三、和顺。 任何主上，大多不喜欢批逆鳞者。大事坚持原则，小事保持灵活，以和顺为主，这是事上高手必须懂得的道理。在很多时候，无论是否能够，是否忠心，都需要借助“和顺”这个途径来赢得主上好感。如果让主上感觉浑身是刺，或者如鲠在咽，那么，如果不是遇到非常大度的主上，下场一般不妙。
东汉和帝时期，他有个贵人叫邓绥。邓绥举止谦恭，小心翼翼，进退合乎礼仪，无论是伺候皇帝，还是侍奉阴皇后，以及与其它嫔妃相处，都能够克制自己，谦恭和顺。就是对普通的宫人、侍从、太监，邓绥也经常帮助他们，施恩于人。和帝对邓绥非常赞赏。
邓绥有一次生病，由于和帝喜爱她，就准许她的母亲和兄弟入宫照料。邓绥对和帝说：“如果让外戚近来，别人就会讥讽皇上偏私，而且会诽谤我说我不知足。” 最后她推辞了。邓绥和阴皇后晋见皇帝时，她不敢正坐并立，走动时躬着腰，表示自己身份卑微。事事都谦让阴皇后，并且总是替皇后遮掩不足。和帝知道后，说：“她修养德行的辛劳，竟然可以到了这个地步。”
后来，阴皇后失宠，她见邓绥一天比一天受宠，就嫉妒地对人说：“如果我能够得意，我就不让邓家留下活口。”邓贵人听说后，悲伤地说：“我全心全意侍奉皇后，竟然得不到她的佑护。那我现在就死了吧，这样还不会连累家人，也省得让皇后因我而背负恶名。”只是由于身边人的阻止，她才没有自杀。等到阴皇后被废黜以后，皇帝想立邓绥为后。邓绥推辞多次，也未获准，这才登上皇后之位。
邓绥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德行昭著。而在她品行深处，谦和恭顺，知道进退，这正是让和帝喜欢她的重要原因。
2、主无道，高足捷才者先登
上面讲到的是讲求事业的主上，还有一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主上，就需要转换方法。
既不能愚忠，又要能够保发展。这里，需要个人根据情势，灵活应变，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写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行孙。”这句话意思是，政治清明时，尽可以直言行正；政治昏暗时，行可证，但是言论就要圆滑一点。从权谋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就是，碰到干事业的主子，要以正事之；碰到贪享乐的主子，要以奇事之。关于古人灵活事上的思想，历史上也有不少案例。
第一、以物事之。 有一等好享乐的主上，虽然坐拥天下，也贪图享乐，纵情欲望。特别对于物质方面，需索无度。对于这样的主上，可以用物事之，以求进一步发展。
隋朝时期，权相宇文述贪财好利，朝野皆知。有个小臣叫云定兴，他看准宇文述贪图财物的弱点，开始挖空心思谋求升迁。他的女儿曾经是废太子杨勇的昭训，曾经被赏赐一颗夜明珠。云定兴悄悄把珠子送给了宇文述，宇文述见钱眼开，立刻给云定兴安排了个好差事。
云定兴知道宇文述贪财好利，每次过节，必定送给他一份厚礼。结果，云定兴赢得宇文述的好感。后来，他又了解到宇文述喜欢穿上奇特的衣服向别人炫耀。于是，云定兴开始挖空心思，多方求助，终于找人给宇文述设计了一个马鞯，并特意在后角上留下三寸空白，以露出白色。这样一来，宇文述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竞相效仿，被时人称为“许公缺势”，受到人们的纷纷赞扬。天气冷了，云定兴问宇文述，您到宫中值班一定冷吧。宇文述回答：“是呀。”于是云定兴又让人给宇文述做了个头巾，非常好看。很快，人们都开始仿效起来，并把宇文述的头巾称为“许公袹势”。
几个回合下来，云定兴通过大送特送，赢得了宇文述的好感；而且，云定兴送物得法，连宇文述自己都说：“云兄所作，总是能脱离俗套。”云定兴正是靠着这些来博取宇文述欢心的。在宇文述的帮助下，他步步高升，很快谋得了好职位。
第二，以欲事之。 有时候，主上不仅有物质需求，而且也有很多的精神需求。一般来说，作为主上，支配的物质资源肯定超过下属；因此，对于主上，需要更多的从精神层面入手。东晋时期有个官员叫殷仲文，极会迎合上司。有一次，刚刚篡位不久的皇帝恒玄所坐的床突然塌陷到地里。因为恒玄是篡位上来的，这一陷，可能意味着恒玄位子不稳。当时，群臣大惊失色，不知该如何是好。殷仲文从容地说：“恭喜陛下，您的圣德之深，连大地都快承载不动了。”恒玄听了之后，再一想，恩，可能是那么回事，心道：“仲文小同志不错，可以重用。”大臣们见到殷仲文如此会说话，把泼天大祸弥于无形，也都暗中舒了口气，但也暗骂殷仲文的无耻。就这样，殷仲文靠着自己的奉承之术，极力满足上司的虚荣心，不久之后，殷仲文就获得了重用，并一路高升。
第三，以乐事之。 除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主上还有生活上的其他需要。如果能够雪中送炭地满足之，则肯定能够获得青睐。唐武宗时期，大太监仇士良被封为骠骑大将军、楚国公，显赫一时。几年之后，他感到政治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上表引退。临走前，他对身边的诸多宦官说：“诸位侍奉皇上，有兴趣听听老夫的意见么？”仇士良把握大权多年，当年权力之大，竟然逼得他的主子唐文宗流着泪说“我这个皇帝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强臣，我是受制于家奴。”所以，听仇士良说完这话，在场的老宦官都纷纷表示愿意学习仇士良的高见。于是，仇士良诡秘一笑，对人们传授道：你们伺候皇帝，绝不能让他闲着无事。要千方百计引导他纵情享乐，要经常变着花样与皇帝玩，使皇帝每天声色犬马，不学无术。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大权。千万不能让皇帝读书，如果皇帝读了书，通晓古今，就是重用读书人，励精图治，那么还会有我们的好日子吗？从仇士良的这番言谈来看，他确实是个深知事上玄机的太监。
总之，事上之法，深奥难知，不可胜穷也。以正事人者久，以奇事人者暂。故，大多应以正事上，以奇应变。权变之术可以用，但要有节制，且不能伤天理。这其中的微妙，大约只有精通权谋的大家才能运用自如了。
五、驭下
事上和驭下既是相对的，又是相生的，二者道理有许多相通之处。只有懂得了事上，才能懂得驭下；懂得了驭下，就能更深刻理解事上的道理。在权力体系中，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层次的人都不能避免的。只有学会驭下，才能够带着一帮兄弟打天下和坐天下；不懂驭下，拙于驭下，则将骄兵反，势必一无所成。
要学习驭下，先要弄懂什么是“下”。同事上一样，不同的下级，有不同的使用和对待的方式。要针对不同下级，灵活使用不同驾驭之道。因此，先要对可用的下属做个界定。
1、三种可用之人
第一，用能臣。在自己的权力体系中，有许多是非常能干的。对于能干之人，要加以重用。因为不如此，则不能取得事业的根本性的进步。三国时曹操选取人才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他的手下从来不论有什么昭彰恶迹、卑劣行径，只要是人才，能够帮助他打天下，他就竭力网罗至身边。在重视下属才干的同时，古人还提出要用有德之人。作为“鉴于往事，可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中就说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认为，个人德行比才干更重要。他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因此，在用属下时，最好选择德才兼备之人，其次选择德胜于才者，再不济也得是才胜于德者。司马光的用人之术，为历代帝王将相所重视。
我国一贯重视有才之士。上文提到的李世民用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人的用才之道传之已久，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过“武丁用傅说”的典故。武丁是商朝的大王，他即位时商朝已逐渐衰落。武丁即位后，整整三年不说一句话，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大臣去办。三年之后，武丁突然对大臣们说：“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上帝派了一个圣人来辅佐我。这个圣人住在傅岩这个地方，你们帮我找找看。”武丁详细对臣子们描述了“圣人”的相貌和特征，然后命人到傅岩去寻找。使臣在傅岩一带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长相与武丁所说相同的人，叫说。不过傅说是一个奴隶，出身很低贱，恐怕不是上天说的“圣人”。使臣把傅说带回去后，武丁见了大喜，说：“这正是我要找的圣人啊。”于是，以很高规格礼遇傅说，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原来，武丁即位后，看到国力日渐衰落，非常忧虑；但是身边的大臣都很无能，没有真才实干。所以，武丁就暗自寻访了一个能够帮助他振兴国力的人。但是，这个人是个奴隶，在当时的社会架构中处于最底层，被人看不起。如果启用这样的人，肯定会遭到严重的政治阻力。武丁就想起“假托天帝”的办法，把傅说请来当了宰相。在傅说的治理下，商朝内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最终扭转了商朝的颓势，使商朝再度强盛起来。
第二，用罪臣。 在自己的权力体系中，有些人，虽然也一直跟随自己，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时，如果不做太多计较，积极引导和使用他们，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二月河先生在《雍正皇帝》一书中曾经提到，康熙临终前曾罢免和关押了许多朝廷重臣。雍正对此百思不解。后来邬思道告诉他，这是老皇帝临死前为儿孙留下的一大笔财富。那些被老皇帝罢免了的人，一旦新帝登基，一纸诏书就能恢复他们的官职，这样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从而赢得他们对新皇帝的感恩戴德和忠心耿耿。二月河写到的这个情节就蕴含着“使功不如使过”的道理。顺便提一句，在故事里，雍正傻兮兮地问邬思道，如果那些被罢免或关到监狱里的大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可惜？邬思道冷冷地回答，值此天下动荡之时，稳定江山为首要，死一两个人算得了什么？雍正这才明白过来，心里直呼父皇圣明。
第三、用降臣。 在自己权力体系之外，还会有敌对势力，或者第三方势力。随着自己权力场的扩大，有可能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对于降臣，当加以鉴别：如果可用，则大胆用之，则必可有所帮助；如果不可用，则大胆弃之，切勿养痈遗患。
要做到放手使用降臣，非有大度量、大见识不可做到。当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因为他不计前嫌，能够大胆启用曾经和自己敌对的管仲。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为了争夺江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管仲埋伏在齐桓公必经之路，趁其不备突施冷箭。齐桓公假装被射死，这才躲过一劫。后来，齐桓公当了大王，听从鲍叔牙的建议，不计前嫌，大胆启用管仲。管仲见齐桓公如此大度，而且又对自己信任有加、极其重用，于是，死心塌地辅佐齐桓公。最后，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国力迅速上升，齐桓公成了当时天下的霸主。
2、驾驭之法 驾驭下属，根据不同情况，有许多不同的办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驾驭下属，主要需从物质上、精神上和组织上入手。
第一，奖惩之法。 奖惩之法主要依据的理论就是物质原理。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面对利益，很少有不动心的；面对灾祸，很少有人不惧怕的。因此，顺之者，赏赐金钱权位；逆之者，剥夺财富甚至生命。以奖励来激发下属内心的热情，以惩罚来警戒约束
下属的怠惰，这是通常的驭下之法。
其一、奖励之术。 汉朝高祖时期，陈豨谋反。刘邦带兵前去讨伐。行至赵国，刘邦向赵国的相国周昌要几个能领兵打仗的将才。周昌好不容易找到几个人，都不怎么行，也根本就不会带兵打仗。刘邦见到他们，假装出一副非常欣赏的样子，随便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就大度地说：“不错，让你们当个将军当当。”事后，刘邦周围的人纷纷劝刘邦，他们什么功劳也没有，为什么就封赏为将军？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现在陈豨谋反，我无兵可用。只有赵国还有点指望。现在我大大封赏这四人，赵国人听说了，一定会为我效忠啊。事实果然如刘邦所言。在平叛之战中，赵国军民确实为刘邦出了大力气。
其二、惩罚之术。 春秋齐景公时期，有人把著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为了应对周边国家威胁，就把司马提升为大将。司马说：“我出身微贱，如今让我当大将，恐怕别人会不服气。所以请大王派一名宠臣作监军。”于是，齐景公就派了庄贾作监军。司马对庄贾说，我们联军的时候，请按时赶到。庄贾答应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庄贾喝得大醉，等到操练完毕才赶来。司马立刻下令将其斩首。庄贾吓得赶忙派人去找景公求情。可是，司马已经赶在景公命令到来之前就把他杀了。后来，景公的使者来到军营，说景公要赦免庄贾。司马说：“我已经把庄贾杀了。”说完这话之后，司马紧盯着使者，说，按军法，骑马闯军营者要斩首。吓得使者急忙求饶。司马下令将使者的随从和坐骑杀掉，以儆效尤。这样一来，全军上下顿时一新，从此军令就畅通无阻了。司马的这个方法，跟《三国演义》里提到的曹操割发代首实乃异曲同工之妙也。
第二，立信之法。 主上对下属的驾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控制这个较浅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精神层面去。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立信。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同样，主上无“信”，则下属不服也。
其一、迷信之术。 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大造声势，大造自己神圣的面目，使得属下对自己产生精神的信仰和依赖。古人常常运用“借尸还魂”这一招来打造自己的品牌，而借助的手段多是迷信之法。
借助迷信的方法驾驭控制下属，这个方法在历史上比较常见。从陈胜吴广的借鬼神起义，到刘邦斩白蛇起义，一路数下来，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典故。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起义之时，为了使部下对自己死心塌地地服从，而且为了利于延揽更多的英雄，他特地派自己的同学强华伪造了《赤伏符》来造声势。《赤伏符》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按这个《赤伏符》的解释，刘秀是要当皇帝的。果然，部下们得知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感觉自己也有了盼头，纷纷劝刘秀称帝。刘秀也就借此机会，名正言顺等上了大宝。
其二、威信之术。 所谓主上，就是操着下属进退存亡的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下属的发展，所以，一般来说，主上都有一定的威信。威，即威严也。但是，主上制造威严也需用术，一方面既要营造平易近人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要严而有威，以防止下属“近之则不逊”。
刘邦登基当皇帝后，任命叔孙通来制定朝仪。叔孙通带着许多儒家弟子忙活了很长时间，终于参照秦朝礼仪制定了大汉朝仪。以前上朝的时候，各位将军大臣姿态各异，非常放肆，有的时候甚至喝醉了拿出刀剑对着柱子一阵乱剁。等到朝仪制定好了，各大臣诚惶诚恐的伏在刘邦面前，刘邦才感觉到做皇帝的好处。在这个案例中，叔孙通制订朝仪增加了皇权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增强了皇帝的威信和威严。古人说，礼，就是用来规范人们言行的。在这个例子中，刘邦用朝仪规范和震慑群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三、信任之术。主上对下讲信用，下属才会为上级卖命。如果总是开空头支票，或者言而无信，就会使得臣下就会失去对主上的信心。如此一来，主上的信用体系崩溃，则权力运行势必受阻；下级生出怨恨和不臣之心，主上的地位也就危险了。
自古以来，人们就强调信用的作用。商鞅变法的时候，用的就死“徙木立信”的方法。《三国演义》里刘备借荆州之后，言而无信，取得益州也不归还，结果导致了东吴的偷袭，还直接导致关羽失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到主上因该尽量少讲信用，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一味对下属不讲信用，也同样会失掉人心，这则是事物的另一面道理。当然，权力场中事态变化万千，往往事先承诺好的事情并不能够兑现，如此一来，则可能会造成主上对下属的失信。值此之时，一定要做好矛盾的协调和转化，切不可激化矛盾。
第三，平衡之法。 主上对下属的驾驭，不仅要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入手，而且，还需要有切实可靠的组织力量给予保证和实施。没有组织上的行动，就不可能真正驾驭好下属。利用组织力量对下属进行驾驭，古人把这个方法称作“牵制”之术。
其一、能臣治众臣。 古代帝王往往要设宰相、军机大臣等百官之首，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皇帝统领臣工。这种利用能臣治众臣的局面，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的独得之秘。能臣把百官治理好了，皇帝再把几个能臣治理好了，于是，天下就基本太平了，至少，臣僚不会起来造皇帝的反。唐玄宗早期，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和宋璟为相。《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姚崇和宋璟任相，致力于选拔人才，能够使得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宋璟长于秉公守法。二人辅佐玄宗，使得玄宗早期国家强盛，百姓富足。人们把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和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并称贤相，实在不为过也。唐玄宗也靠着两个贤相帮助他总理朝政，驾驭百官，巩固了自己统治。当然了，后来唐玄宗任命李林甫来治理百官，李林甫是个大奸臣，对百官玩的是口蜜腹剑的把戏，搞得是顺之者生逆之者死的那一套，结果，唐玄宗认人不准，被李林甫动摇的国本。
其二、权臣治能臣。 所谓权臣，就是专擅一职的弄权之臣。往往有的时候，主上需要借用某个特殊的臣子，来对能臣进行牵制。如果放任能臣操控局面，则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局面。所以，为了避免这一局面，就必须利用权臣来牵制能臣。
唐武则天时期，为了震慑百官，压制反叛的思想和言行，武则天启用了来俊臣、周兴等权臣，靠他们来稳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统治之初，大臣徐敬业造反，诸王有不少起兵反对武则天。所以，武则天消灭了这些人之后，特别担心自己治下的大臣会谋害自己。她深知宗室大臣对自己既怨恨且不服，于是就大肆启用酷吏，以此来镇压反对者。来俊臣很好体会了武则天的意图，他纠集一帮人写了《罗织经》，发明了“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等酷刑。来俊臣深知诬陷重臣狄仁杰等七人谋反。幸亏狄仁杰巧妙运用谋略，方得保住一命。总体上说，来俊臣圆满完成了武则天交给他的牵制诸大臣和宗室黄亲的任务。他用的告密和酷刑之法也非常奏效。仅从名字上看，以上的刑罚就足以让人求死不能了。当然，武则天利用过来俊臣等之后，又翻过脸来把来俊臣打翻在地。来俊臣被斩首的那天，他的仇人争着吃他的肉，转眼就吃完了；有的人挖他的眼，剥他的脸皮，挖他的心脏，最后把他踩成了肉泥。
其三、近臣治权臣。 在古代专制的权力体系中，没有什么比保住自己的权力更重要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一家独大的权臣作乱并最后篡位夺权的案例。所以，为了确保统治，历史上大多数帝王都会倾向于把自己身边的最亲近的人派遣到权力体系中去，借助这些人来制约权臣，以防止大局失控。
利用近臣治权臣的例子有很多。历史上，皇帝最常见的就是用皇亲、外戚和宦官来牵制权臣。在这里，宦官是不少皇帝的首要之选。由于宦官从小陪伴皇帝玩耍和长大，要说亲近，当然是宦官与皇帝最亲。我们看中国历代帝王史，除了少数头脑清楚的帝王之外，大多数都或多或少重用过太监。有明一代，则是宦官治权相当发达的时代。为了避免权力转移，明朝有很多皇帝让太监掌握很大权力，以此来制约外面的权臣和众大臣。因此，明朝也产生了不少有名的大太监，比如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嚣张一时的刘瑾、权倾天下的魏忠贤等人。对于皇帝来说，太监由于是特殊“人种”，所以造反的几率很小。利用能臣对百官进行管理，利用权臣牵制能臣，再利用近臣牵制权臣，这样，权力就集中到皇帝手中，因而也就能确保皇帝的江山巩固、帝位安然了。
以上，我们从历史的智库中寻访出一些有用的“驭下”之术。历史是无比奇妙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官场的历史，众多奇思妙计数不胜数，观不胜观。所以，借助历史上的“驭下”之法，必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
六、结交
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权力场内，没有广泛的人脉为基础，就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逐步做大自己的人脉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权力斗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唐太宗一生雄才大略，善于用人。他有一次到进士考试的御史府去，看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入，不仅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的意思是，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为我所用了。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权力场上，最重要的，说到底就是人脉。而为了增加自己的人脉厚度，就必须尽可能广泛结交朋友。这样，就用到了结交之法。
一般来说，结交之法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第一， 利同而交。 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是结交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在权力场上，应该广泛地求同存异，最大化地争取建设共同利益，建立双赢格局。这样，才能够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为自己积累丰厚的人脉关系。中国古代有个“将相和”的故事，说的是蔺相如和廉颇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而抛弃前嫌、齐心协力报效国家。蔺相如和廉颇就是“利同而交”的典范，不过，他们的“利”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公利。这种交往，更让人敬佩。当然，大多数交往靠的是人们之间利己因素的驱动。
第二， 志同而交。 这里的志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志向相同，一个是志趣相同。在古代，不乏有为了共同志向而结交的例子。比如，西汉末年刘邦起义的时候，他和许多其他重臣，就是为了打天下这个共同的志向而团结到一起的。而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故事，讲的就是志趣相同而交。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管鲍之交”的故事，就是一个志同而交的典型案例。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俩是好朋友，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当时，管仲比较穷而鲍叔牙比较富，但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毫不计较，因为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齐桓公当上国王之后，想让鲍叔牙当丞相帮他治理国家。鲍叔牙大力举荐当时还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能够理政治军，这些我都不具备。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丞相。”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了我一箭，差点把我杀死。我不杀他就已经便宜他了，怎么还让他当丞相？”鲍叔牙说：“贤明的君主是会不记仇的，又何况当时管仲是在为王子纠效命。如果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那他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您要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所以您一定要任用他。”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管仲回到齐国，当上了齐桓公的丞相，而鲍叔牙心甘情愿地做管仲的助手。在管仲和鲍叔牙统统努力下，齐国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成为当时诸侯王中的霸主。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年，我辅佐的公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效忠公子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之间的名声。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第三， 害同而交。 有的时候，为了抵制共同的祸患，人们也会走到一起去。因为反对某个共同的对手和敌人而结合，这也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其起因部分也源于“害同而交”。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汉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李膺是当时反对宦官专权的核心人物。他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个弟弟叫张蒴，整日胡作非为。张朔听说李膺的厉害，吓得急忙逃到了洛阳，藏在他哥哥家。但是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抓捕张朔，审讯完他不法事迹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甚至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的奇怪，问他们怎么了，宦官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然后，一年之后，李膺就遭到宦官们的政治诬陷，被捕入狱。宦官们唆使他人上告说：“李与别人共同结党谤朝廷”。皇帝大怒，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人，并发起了党锢运动，将清“党人”遣返回乡，终身不用。后来，皇帝死了，太子即位，是为灵帝。灵帝启用了于桓帝末年被罢官的太尉陈番，陈番又启用了李膺。这两个人因为共同反对宦官而走到了一起。灵帝新政近两年多时间，国家政治稍有起色，这大多是陈番和李膺的功劳。然而，宦官们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两派斗争仍然在激烈的胶着着。公元168年，宦官们利用兵变的机会杀死了陈蕃。第二年，宦官们抓住机会向灵帝报告：“党人乱政，应交付司法惩处。”小皇帝灵帝当时也就十四岁，哪里知道什么是党人。他询问宦官们：“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处死吗？”宦官们趁机诬告：“他们企图篡国，不让您当皇帝了！”于是，灵帝就批准了宦官们的建议。李膺被抓，结果拷打致死。
陈番和李膺在面对太监集团的淫威时，勇敢地站出来与之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两个人联手对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害同而交”的原则。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汉初陈平周勃为抵制诸吕而结交的故事。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把持国政，对刘氏皇族非常压制。当时的丞相是陈平，他对吕氏家族的势力膨胀而无法压制感到忧心忡忡，害怕将来大难临头，所以就躲在静室里苦思对策。大臣陆贾前去拜访他，因为平时关系好，所以没有通报直接就进屋了。陈平正在苦苦思索，竟然没看见他。于是陆贾就问陈平：“丞相思虑何事，竟然如此全神贯注啊？”陈平说：“先生猜猜我考虑何事？”从《汉书》的记载中人们可以发现，陈平实在是个鬼才。他一生靠智慧吃饭，竟然从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上的农家小子，最后成长为大汉丞相，当然有他的两把刷子。虽然陆贾关系和他不错，但是，一样也别想牵着他的鼻子走。
陆贾见陈平耍滑头把皮球踢过来，嘿嘿一笑，说：“你现在已经富贵无比了，按说应该是没什么欲望啦。可以你现在仍然忧心忡忡的，显然是在担心什么。我想，你肯定是担心吕氏家族和少帝罢。”
陈平吃了一惊，瞬间就平息下来。他见面纱已经拆穿，就说：“你说的不错。事到如今，我怎么办才好呢？”陈平是个智慧人物，他考虑的很有道理。当年刘邦让陈平拿着诏书去杀大将樊哙，陈平不仅没杀，反而顺着樊哙和吕后的亲戚关系而投靠了吕后，这样才当稳了丞相。如今吕后一家猖獗无状，得罪天下而不知收敛。一旦吕后死掉，肯定会有人出来收拾他们。那时候，自己肯定会受到牵连。登高而料远，这正是陈平的过人之处。
陆贾见陈平吐了实话，就说：“如果要想天下安定的话，那么就得看丞相有无才能；如果天下处于危难之中，就得看将帅有无能力转危为安。将相团结，朝廷士大夫就会结合在一起。那么，即使有什么变故，也不至于大权旁落。现在，国家的前途，就掌握在你们文武大臣的手中了。我曾向太尉绛侯周勃说明了这一情况，但周勃一向和说笑惯了，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你为什么不跟太尉建立起友谊，与他交往交往呢？”
陈平听了深以为然，就采取了陆贾的计策，用五百斤黄金向周勃祝寿，并大办宴会和周勃畅叙交情，周勃当然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报丞相陈平。这样，两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吕后去世，陈平和周勃一起，把吕氏家族的显宦从台上赶下来，派人分头逮捕了吕氏男女，不论老少一律出斩。然后，迎立了新皇帝，是为文帝。陈平和周勃继续掌大权、享富贵，并没有因为朝廷更换新君而遭殃。
从历史上看，权力场上的结交之法有很多。大致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种方法：
1、广泛结交。 广泛结交就是要尽最大可能得结交人脉。众所周知，权力场上异常复杂，人与人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因此，广泛结交人脉，积极构筑对上、对下和平级之间的良性关系，这有助于迅速在权力场上打开局面。
隋朝末年，有个地方官叫王世充。他看到隋朝天下动荡不安，于是就开始打自己的算盘。王世充当时管辖江淮一带，而此地之人民风彪悍，不守法制，经常寻衅滋事。王世充对于这些人，不仅不加问罪，而且利用自己的职权，暗中把这些人都放了出去。如此一来，王世充赢得了当地许多“强梁”的好感。
后来，隋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王世充决定趁机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天下混乱的时候，先拉起一支队伍，等到天下形势有变的时候，再决定个人的发展方向。于是，王世充开始招兵买马。以前受过他恩惠的人听说之后，都纷纷赶来报效，很快，王世充就拉起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彪悍的队伍。王世充依然坚持广泛结交收拢人心的原则，把每次战争得到的财务，全部分给了士兵。于是，士兵们都说：“不替这样的人卖命，那还替谁卖命？”结果，不长时间，王世充的队伍就迅速壮大起来，他也成了隋朝军队中耀眼的一颗政治明星。
2、重点结交。 结交之法，重在数，贵在良；重在多，贵在精。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广泛结交到所有的人，因此，必须为了实现某些目标而重点结交某些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提高结交的效益。
王莽新朝的末年，天下动荡不安。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在河南有个大财主叫李通。他为了在乱世中自保，经常和诸路豪杰交往。后来，他判断王莽的天下已经坐不稳了，就找他弟弟李轶来商量说：“我们要举大事，需要找刘氏为首领。”经过仔细研究和多方对比之后，他们认为河南一带只有刘伯升、刘秀兄弟最有才干，也最有前途。于是，李通开始重点结交刘秀。李通见到刘秀后，对刘秀表示，要专心辅佐他做一番事业。他说：“在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譏语，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老天让我们共同成就大事，我一定好好辅佐你。”之后，李通拿出自己的财产帮助刘秀起事。经过一番角逐之后，刘秀当了皇帝。刘秀拜李通为大司空，位居百官之首。李通在乱世中结交刘秀，不仅为自己的未来铺平了道路，也对刘秀夺取江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3、谨慎结交。 结交之法，有许多要则需要注意。因为交友不慎，可能祸患无穷。历史上许多因为结交而成仇的故事。西汉时期的陈余和张耳，就是因为结交失误而终生成敌。而且，一般来说，结交不能过于亲密，过于亲密往往会走向反面；结交不能过于疏远，疏远的关系就会渐渐淡化甚至消失。更为重要的是，结交之法重在“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就是说，一方面，要拓展自己新的人脉；另一方面，要刻意维护自己既有的人脉。当然，人是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自己的人脉做出新的梳理和调整，但是，新老朋友的处理问题确实是很关键。如果结交不得法，反而会被自己结交的朋友、领导或部下所误。
秦朝末年，陈胜当上了陈王之后，就对自己的乡亲故旧开始冷落起来。陈胜刚开始起兵时，他还比较惦记当年一同种地的朋友；等到当上了陈王，就开始讲起了排场。陈胜老家的人来拜访他，他的熟人也经常在王府出入，大家都比较随便，经常相互谈论起陈胜的往事。有人就对陈胜说：“大王，你的这些熟人都愚蠢无知，经常胡言乱语，会降低您的威信。”陈胜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议论他的熟人给杀了。结果，陈胜过去的熟人都离开了王府，此后，陈胜再也没有亲近的人了。陈胜胸怀大志，也有一定的才能，但是，陈胜结交乏术：他的将领们攻占土地回来，凡是不合陈胜命令的，就立刻逮捕。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陈胜与诸将领离心离德。最后，陈胜死在了他的马车夫手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认为，陈胜之所以失败，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将领都不亲附他；对比从亭长起身尽收英雄而王天下的刘邦故事，人们可以发现，陈胜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其根本原因全在于陈胜结交之法不正确。
三、用师
古人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王。古人非常推崇“用师”，认为能够用师的人是成就伟业的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任何组织的发展必须需要有一个方向。首先，这个方向必须是正确的；其次，这个方向必须是能够达到的，也就是说具有可操作性；再次，在行进过程中，必须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行进的快慢，全面掌握行进的安全性。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能够把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拧在一起，但是，大都未必能够成为战略规划家，特别是很少有领导人能够成为谋略家。这就如同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航船一样，领导者就仿佛是船长，组织人们进行航行；而谋略者就是罗盘，给整个航行指明正确的方向。依此看来，用师之法是最重要的。就一个个人来说，也需要有人随时给指点方向，进行决策咨询，只有如此，才能在宦海凶波中进退自如、履险如夷。这也如同下棋，如果有高人能够给点步，则势必能步步占得先机。
军师，“王者师”也。古今凡是善于用师的人，常常能够在组织发展和对敌斗争中获得别人不具备的优势，而且也能够在实力不济的时候靠着“王者师”的指点化弱为强并收拾天下。其实，用师之术，在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前文提到的秦穆公用百里奚，刘邦用张良，刘备用诸葛亮，朱元璋用刘伯温，都是用师之术。在这里，我们举出符坚用王猛、成吉思汗用耶律楚材、皇太极用范文程的故事。
（一） 符坚用王猛
《晋书》记载，王猛幼年贫穷，以卖草箕为生。但是，他博学而好读书，谨慎庄重，胸怀大略，不事琐事。而且，王猛择人而交，不是非常相知的人，王猛一般不予理睬。为此，有些浮华之徒都轻视他并讥笑他，但他丝毫不以为意。
王猛曾经有一次去洛阳卖东西，有人对他说向高价买他的东西，但是没钱，自称家住不远，希望王猛同他回家去取。王猛认为价高，便跟了去。走了不远，就进了深山。来人带着王猛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位老者，须发皆白，蹲坐在一个椅子上。周围围着10多个人。来人领着王猛前去参拜。老头说：“王公不必败了。”随后给了他十倍的钱，并派人送他回去。王猛走出深山，回头望去，才知道自己刚才进了嵩山。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王猛打年轻时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王猛志向素来远大，且胸怀救世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够遇见成就帝业的君主，为此他隐居不仕，静观时局，想等待时机成熟再出山。当时东晋的大江恒温率兵攻打三秦，王猛穿着粗麻短衫去见恒温，一边纵论时局一边捏着虱子，旁若无人。恒温看王猛行止，感觉非常诧异。后来恒温班师回去，想带着王猛一同回东晋当官。王猛回到华阴山去问他师父。史书并未记载他师父是谁，但我们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位高人。王猛的师傅告诉他说：你和恒温怎么能够同时相处呢？在这里就可以得到富贵，何必远行？王猛的师傅深知王猛是当世英雄，如果与恒温到了东晋，则势必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恒温是东晋权臣，只手遮天，嗜权如命，曾经废除东晋当时的皇帝，另立新君。后来，他甚至想要废晋自立，只不过因为生病死得早才没实现。他那句“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年耶”的名言，曾经风传一时。虽然恒温看重王猛，但是王猛的师父深知恒温为人，劝诫王猛不要出山。
当时，前秦由厉王符生统治。符生几次想杀了符坚，但是都被一个叫李威的人给救下了。因此，符坚对李威以父侍之。李威知道王猛很鲜明，就劝符坚重用王猛。符坚早就有心成就霸业，听说了王猛的名声，就派人去招他。两人一见如故，谈到当时天下分裂兴亡一统的大事，竟然不谋而合，就像刘玄德遇到诸葛亮一样。等到后来，符坚废黜了符生，自己即位，号称大秦天王之后，李威就劝符坚把国家重任交给王猛。于是，符坚大胆启用王猛。由于王猛受到符坚重用，旧的贵族功臣都看不惯。有个姑臧侯叫樊世的非常讨厌王猛，他对王猛说：“我们耕种，你吃现成的吗？”他意思是，前秦的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却让王猛享受富贵。王猛针锋相对地说：“不仅让你耕种，而且还让你煮熟。”樊世听了勃然大怒，说，我一定要把你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上。
王猛回去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符坚。符坚说，我一定把这个老头给杀了。恰好樊世进攻奏事，在符坚面前同王猛吵了起来。樊世一冲动，想起来打王猛，结果符坚大怒，派人把樊世拉下去杀了。此后，群臣见到王猛，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王猛治世，法令严峻。一次，他拘捕了一个叫强德的人。这个强德市当时强太后的弟弟，为人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百姓怨声载道。王猛抓住他之后，一边上奏，一边动手把强德杀了示众。符坚看到奏折后派人来赦免强德，但是早就来不及了。在王猛的强力治理下，前秦的法令一新。符坚感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天下有法的样子。
王猛36岁时，被符坚任命为宰相，管理国家政务。不久，又让他总督中外诸军事，也就是让他掌了军权。王猛管政务，还可以说得过去；连军事大权都拿了去，这就有点冒尖了。王猛怕事过则反，于是上书推辞。符坚说，你原先是布衣精英，我20岁的时候还没有当上皇帝。恰逢乱世，历王（符生）在位，我很背时。当初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就把你比作卧龙，你也因我的一席话儿出山。自从你辅政以来，对内日理万机，对外扫除群雄，我不托付给你，还能给谁呢？后来，符坚又让王猛当司徒。这样，前秦的一切军、政要务，悉决于王猛之手。
王猛当宰相16年之久，辅佐苻坚治理国家，很快就使前秦走向兴旺，而且，在军事上帮助符坚基本统一了十六国时代动荡的北方版图，形成了北方前秦与南方东晋对峙的局面，为前秦国的政权和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锐意改革，整顿国内官僚体制，裁汰冗员，奖掖贤才，使国家政治清明；他建立坚不可摧的国防体系，有效保护了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他注重农业生产，大力发展农业，使得前秦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国家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他制定严法，以法治世，给百姓创造了非常有序的社会生活局面。王猛辅佐苻坚，内安百姓，外拓江山，不仅符坚亲之爱之，用之敬之，而且就连当时的百姓，都对王猛赞不绝口。在王猛死得时候，人们送了这样一幅挽联，“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挽联将一南一北两大良相并称，可谓是对王猛的盖棺论定了。
（二） 成吉思汗用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金国人，成吉思汗攻破大金燕京之后，听说了他的名字，就召见他。耶律楚材身高八尺，胡须漂亮，声音洪亮，成吉思汗非常看重他。曾经有个西夏人，因为擅长造弓箭而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他常常自夸道“国家兴兵打仗，正应用我这样的人，耶律楚材这个书生能有什么用呢。”耶律楚材说：“造弓还需要弓匠，取天下的人难道就不需要懂得治理天下的工匠了吗？成吉思汗听说后感到耶律楚材胸襟不凡，就更家信用和重视他了。成吉思汗曾经指着耶律楚材对后来的太宗说：“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们家的，以后军国大事都要交给他办理。”
历来，统一天下者都需要依靠武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单有武功是不行的，还需要文治。刘邦入关还要约法三章以收民心，刘备取益州还要广施仁德，可见，单凭武力是难以进行征服和维系统治的。历代统治者都知道“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需要将武功和文治结合起来，以文武之道治之方得长久。耶律楚材是个书生，但是，元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耶律楚材提出了很多保护人民的建议，并为太祖成吉思汗和太宗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太宗攻打下金国汴梁之后，有人建议屠城。耶律楚材建议说：“将士们餐风宿露，辛苦了几十年，想得到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如今，我们得到土地而失去了人民，有忧什么用呢？”在他反复劝说下，太宗放过了本打算杀死的百姓，大约有147万人。耶律楚材辅佐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依靠其高超的智识，提出了诸如倡导教化、保土安民等一系列措施，辅佐大元皇帝东征西讨、文攻武伐，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提出了不少文治的好办法，极大帮助了元朝统治的建立。
由于元朝历史上人才济济，所以耶律楚材的光芒被掩盖了，后人并不很了解。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在元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耶律楚材确实是立下大功的。蒙古铁骑与儒生笔锋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迅速摧毁了腐朽的南宋政权。
（三）皇太极用范文程
范文程是汉人，居住关外，从小满腹经纶，雄怀大谋。努尔哈赤攻下抚顺之后，范文程和哥哥一同去拜访他。努尔哈赤很看重他。皇太极即位之后，又受到了皇太极的重视。
范文程知道清太宗皇太极急于入关，便提出了兵进雁门关的建议，而且提出要师出有名，并且力主制定入主中原的长远计划。由于范文程才华卓越，并且谋略远远高于常人，所以，很快就成了皇太极的心腹之臣。每次讨论国政，皇太极一定要问一下范文程知道否，如果有大事不能妥善处理的，皇太极一定要问范文程的意见。
范文程受到皇太极如此重视，当然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回报皇太极。前文提到的说降洪承畴的就是范文程。在范文程的辅佐下，皇太极急奔统一了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为其后的入关中原、定鼎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皇太极奠定了入主中原之势，然而还没来及实现就死了。他的儿子世祖顺治即位，由于年幼，由多尔衮辅佐。当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清军还被阻在关外。范文程被召来询问，他明确提出三点：第一，李自成逼死明帝，污辱士人，抢掠财物，已经失人心，且部下骄横不法，清军可一战胜之。第二，自古以来要得天下者，必须恩威并济，不能只嗜嗜杀伐。大清想称的山海关以东那就罢了，如果要统一中原，必须要安定百姓。第三，范文程草拟檄文，明确告诉明朝百姓，清军作战是要为明帝报仇。与闯贼作战，“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绝对不扰民。事实证明，范文程的是非常明智和有远见的。他提出的这三点，为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建立稳固统治，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以上，我们举出了几个“用师”的案例。其实，不必举太多例子，只要把《三国演义》翻出来，看看刘备是怎么用诸葛亮的，就足以知道“用师”之道。要用师，先要识师。这就用到了前面提到的识人之术。只有那些比自己强的人，才当的起“师”的称号。所以，要选择强于自己的人，这是用师的第一步。其次，要真正能用。这里有两个环节：其一，要敬之爱之。既然“师”有可用之处，必须要在感情上尊敬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在一切方面为师提供方便。《雍正皇帝》中讲到的雍正用邬思道，就是雍正礼贤下士，尊敬邬思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高人才能够为之所用。其二，要对其深信不疑。无论是对其能力，还是对其品行，都不能有丝毫怀疑。项羽因为怀疑范增的品行而不能用，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刘备虽知诸葛亮年轻，但丝毫没有轻视反而深信不疑，结果在诸葛亮的帮助下裂土称帝。其三，要大胆使用。如果是掌握权力的人用师的话，就要大胆把事务交给对方，不能牵制，就像符坚对王猛一样；如果是自己个人求师的话，就要经常与其积极请教，就如同《沧浪之水》里提到的池大为之于晏老师一样。
总之，要想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就必须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选准发展的方向。师者，就是能够在关键的领域给与必要的咨询和帮助。所以，统观历史，大凡在权力斗争中胜出的人，无一不是由智囊在指点；甚至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离不开“用师”之徒。所谓用师，最重要的是用那些高级策划人才，用那些智能超常胸藏大略的人物。当今，不仅个人、组织，即使是各个国家，也无一不需要聘请智囊来帮助谋划。比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智囊基辛格等。笔者读书不多，对权谋之法茫无所得，但是，对于古人所说的“用师者王”这句话非常推崇。最后，笔者把“用师”之法简单总结为一句话，作为本篇的结语：如欲囊裹江山，必得师而用之；善求师者也，无敌于天下。
四、事上
在中国古代以集权制为特征的政治生活中，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这个核心就是——“上”。仿佛太阳系围绕着太阳一般，权力场上的一切人、事都要围绕着上级。上级能够决定个人的政治命运，决定个人的前途和发展，成功和衰败。古代的集权制与集体决策制和民主制不同，上级对下级的命运具有着一锤定音的作用。有句对联说得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个对联生动地表明了集权制度下官场的一个特点。当然，由于封建官场的特殊性，特别由于是封建王权的强制性，权力场中“上”对“下”的决定作用更重要，甚至会发展到“让你活，你就活；让你死，你就死”的地步。所以，学习事上之术自古以来就是行走官场的不二法门。其实，事上之术与古代人说讲的登龙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谓事上，就是一切以上级的意图为意图，以上级的爱好为爱好，以上级的需要为需要。不仅在行动，而且在心理思想上永远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并且，这个一致性，必须让上级时刻能够感觉出来。极端点说，就是要力争与上级形成融洽的如同情人般的关系。
事上之重，大家都知道；事上之法，不是局中人，则不一定全明白。所以，我们来重点谈谈事上之法。
要正确做到事上，必须了解“上”，认识“上”，这在前文已经谈过了。那么，如何才能“事”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
粗略来看，上级有两种：一种是干事业之人，一种是贪享了之人。如果对干事业之人谈享乐，对贪享乐之人讲事业，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了。所以，事上之法，贵在对症下药。
1、 主有道，不争是争。
如果上级是个干事业的人，那么，他最看重的也是能够辅佐他干事业的人。在遇到这样的上级时，无须多么努力地去潜入他的内心世界，也不必煞费苦心去讨得他的欢心，只要有本事，肯吃苦，坚持跟着上级干，就肯定能够得到上级的信任和赏识。这就是，主有道，不争就是争也。
遇到有道之主，需要重视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能干。 凡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主上，无一不需要能干帮助他把事业做大，或能帮助他分忧的人。这样一来，有过人的才能，必然能够得到主上的信赖。
在我国历史上，有房谋杜断这样一个成语，说得是唐朝房玄龄和杜如晦。在辅佐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杜如晦和房玄龄两人戮力同心，建立了不朽功业。在建国之后，两人先后为相，总理军政，为盛唐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
房玄龄很早就认识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就像老朋友一样。房玄龄侍奉李世民之后，就一心一意跟着李世民打天下。每次平定贼寇，别人斗争着去寻找珍宝古玩，只有房玄龄先把比较出色的人收拢到一起，然后安置到李世民的幕府中。房玄龄暗中和当时的谋臣猛将相互交结，使他们愿为太宗竭尽死力。房玄龄非常能干，善于谋划。李渊曾经对人说：“房玄龄十分明了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杜如晦也是一个干才。当年李世民任秦王的时候，许多王府的幕僚都被调到其他地方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离开的人虽然多，但这些都不值得吝惜，可杜如晦是辅佐您的人才。大王如果最终只是守住封地，不干大事也就罢了；如果您一定要经营天下，除了杜如晦，没有谁和您一起成就功业的。”李世民听了之后吃惊地说：“不是您这样说，我几乎去了他。”之后，立刻奏请李渊把杜如晦调到身边。
房玄龄和杜如晦经常和李世民征战，出谋划策，军队里事务很多，两人处理得非常妥善。打下天下后，李世民的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嫉妒李世民，想害死他。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杜如晦和房玄龄积极李世民出谋划策，鼓动他先发制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当时，建成曾说过一句话，“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社如晦与房玄龄耳。”从这话中，可以看到房玄龄、杜如晦对李世民多么重要。最后，建成向高祖上奏，说房、杜二人对朝廷不利。结果，李渊下令将房、杜二人赶出秦王府，并不许以后私见李世民。后来，太子党和秦王李世民斗争越来越激烈，李世民下定决心与建成、元首进行最后决战，便秘密派人去召见房玄龄、杜如晦人府商量大事。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长孙无忌潜人秦王府。在众多谋士的策划下，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兵亲将，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消灭了政敌，为李世民登上皇位扫清了障碍。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非常倚重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通晓政事，而且宽厚公平；杜如晦“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每当遇到大事，李世民先要询问房玄龄，之后房玄龄请李世民去再问杜如晦，杜如晦的回答往往是跟房玄龄的意思一样。“盖因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这就是成语房谋杜断的来历。
房玄龄和杜如晦跟着李世民从打天下到治天下，鞠躬尽瘁，勤勤恳恳。他们的干练深深受到李世民的赏识和信任。当时的监察御史陈师合曾奏上《拔士论》，说一个人不可担任几个职务，暗中讽喻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李世民说：“房玄龄、杜如晦出来做官不靠别的，靠得是他们的才干可以参与治理天下。你想因此离间我们君臣关系吗？”然后，把陈的奏议驳回。46岁时就死了。他得病时，李世民下诏书让皇太子去问候，并且亲自到他家去看望，抚摩着杜如晦话语梗塞。杜如晦死后，李世民痛哭不已，追封杜如晦司空官衔，赠谥号为“成”。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时发现味道好，就留下一半祭奠来祭祀杜如晦。李世民怀念杜如晦，曾送房玄龄一根黄银带，说：“过去杜如晦和您一同辅佐我，现在只见到您了。”说完，他又取出金带，派房玄龄送到杜家，并泫然流泪道：“世代带着黄银带，鬼神见它害怕。”又有一天，李世民忽然梦见杜如晦，第二天他向房玄龄说了这件事，并命令送自己所用的饭菜去祭奠。贞观二十三年，房玄龄老病复发。后来他的病渐渐加重，李世民接见他，对他流泪不止，玄龄也感伤悲咽得不能控制。李世民将房玄龄留在宫中疗养，如果他的病略能减退，太宗就高兴得露出喜色；如果听说病情加重，就变得满面凄怆。后来，李世民皇上又亲自去探望房玄龄的病情，握手手和房玄龄叙别，悲不能忍。
房玄龄和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治理江山，靠得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才干。正如李世民所说，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足以参与治理天下。李世民对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厚遇，与其说来自于皇帝的赏识，还不如说来自于他们的能干。
第二，忠心。 古人用人大多讲德才兼备。光能干不行——如果对主上不忠，越是能干越是可怕。所以，在能干之外，还必须有一条忠心。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上的忠心必须要被主上感知到。
在李世民当政时期，著名的大臣魏征就是典型的忠贞不二的直臣。关于魏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魏征原属太子派，在李世民和太子斗争过程中，曾经劝太子杀掉李世民。后来，李世民把他拔到身边。魏征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别看魏征貌不惊人，但是却很有胆识。见到李世民不对的地方，哪怕直言犯谏也不后退。魏征对大唐忠心耿耿，李世民也知道。所以，尽管魏征的话时常拂逆于他，也能够听得进去。一次，李世民得到一个很好的鹞鹰，爱惜得不得了，就把它放在胳膊上把玩。突然，魏征过来晋见，李世民怕魏征批评他玩物丧志，赶忙把它藏在怀里。结果，魏征奏完事退下后，鹞鹰竟死在怀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尽管李世民多次对魏征大发雷霆，但是，李世民明白魏征提的意见是为了他皇位稳固，是为了大唐江山。所以，李世民非常重爱魏征。魏征死的时候，李世民登上禁苑西楼，瞻望远方哭泣，并亲撰写碑文，而且亲手把它写到碑石上。李世民常思念魏征，对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用来整理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成败之道。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与李世民用魏征相同，赵匡胤用赵普，也是取其忠贞爱国。赵普对宋忠心耿耿，能够把江山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曾经有一次，他推荐某人担任某个官职，但是赵匡胤不喜欢这个人，于是拒绝了。第二天赵普又奏请使用这个人。赵匡胤还是不同意。第三天，赵普还是奏请使用这个人。这些，赵匡胤生气了，撕碎了奏折，并把它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在地上把撕碎的奏折捡起来带回家。过了些日子，赵普把这些旧纸片补缀好，又象当初一样拿去上奏。太祖这样才醒悟过来，最终使用了这个人。还有一回，一些大臣因该升官，但是赵匡胤讨厌这些人，不批准升官。赵普坚决地为他们请求，赵匡胤生气地说：“我就是不给他们升职，看你能把我怎么办？”赵普说：“刑法是用来惩治罪恶的，桑次是用来报酬功劳的，这是古今都遵循的原则。刑法和赏赐是天下的刑法赏赐，又不是陛下的刑法赏赐，怎么能由着您的喜好而独断专行呢？”赵普的话大大惹翻了赵匡胤，他站起身来扭头就走。赵普就一直跟在他身边。赵匡胤进入宫中，赵普就站在门外，很久都不离开。无奈之下，赵匡胤只得同意。
魏征和赵普之所以敢逆龙鳞，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是忠诚谋国的。而这一点，作为有道之君李世民和赵匡胤又心知肚明。所以，尽管两人多次和皇帝过不去，但考虑到二人的忠心，皇帝还是肯听的。假如换个为自己谋利而且又如此倔强的主，恐怕早就做了刀下鬼了。
第三、和顺。 任何主上，大多不喜欢批逆鳞者。大事坚持原则，小事保持灵活，以和顺为主，这是事上高手必须懂得的道理。在很多时候，无论是否能够，是否忠心，都需要借助“和顺”这个途径来赢得主上好感。如果让主上感觉浑身是刺，或者如鲠在咽，那么，如果不是遇到非常大度的主上，下场一般不妙。
东汉和帝时期，他有个贵人叫邓绥。邓绥举止谦恭，小心翼翼，进退合乎礼仪，无论是伺候皇帝，还是侍奉阴皇后，以及与其它嫔妃相处，都能够克制自己，谦恭和顺。就是对普通的宫人、侍从、太监，邓绥也经常帮助他们，施恩于人。和帝对邓绥非常赞赏。
邓绥有一次生病，由于和帝喜爱她，就准许她的母亲和兄弟入宫照料。邓绥对和帝说：“如果让外戚近来，别人就会讥讽皇上偏私，而且会诽谤我说我不知足。” 最后她推辞了。邓绥和阴皇后晋见皇帝时，她不敢正坐并立，走动时躬着腰，表示自己身份卑微。事事都谦让阴皇后，并且总是替皇后遮掩不足。和帝知道后，说：“她修养德行的辛劳，竟然可以到了这个地步。”
后来，阴皇后失宠，她见邓绥一天比一天受宠，就嫉妒地对人说：“如果我能够得意，我就不让邓家留下活口。”邓贵人听说后，悲伤地说：“我全心全意侍奉皇后，竟然得不到她的佑护。那我现在就死了吧，这样还不会连累家人，也省得让皇后因我而背负恶名。”只是由于身边人的阻止，她才没有自杀。等到阴皇后被废黜以后，皇帝想立邓绥为后。邓绥推辞多次，也未获准，这才登上皇后之位。
邓绥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德行昭著。而在她品行深处，谦和恭顺，知道进退，这正是让和帝喜欢她的重要原因。
2、主无道，高足捷才者先登
上面讲到的是讲求事业的主上，还有一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主上，就需要转换方法。
既不能愚忠，又要能够保发展。这里，需要个人根据情势，灵活应变，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写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行孙。”这句话意思是，政治清明时，尽可以直言行正；政治昏暗时，行可证，但是言论就要圆滑一点。从权谋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就是，碰到干事业的主子，要以正事之；碰到贪享乐的主子，要以奇事之。关于古人灵活事上的思想，历史上也有不少案例。
第一、以物事之。 有一等好享乐的主上，虽然坐拥天下，也贪图享乐，纵情欲望。特别对于物质方面，需索无度。对于这样的主上，可以用物事之，以求进一步发展。
隋朝时期，权相宇文述贪财好利，朝野皆知。有个小臣叫云定兴，他看准宇文述贪图财物的弱点，开始挖空心思谋求升迁。他的女儿曾经是废太子杨勇的昭训，曾经被赏赐一颗夜明珠。云定兴悄悄把珠子送给了宇文述，宇文述见钱眼开，立刻给云定兴安排了个好差事。
云定兴知道宇文述贪财好利，每次过节，必定送给他一份厚礼。结果，云定兴赢得宇文述的好感。后来，他又了解到宇文述喜欢穿上奇特的衣服向别人炫耀。于是，云定兴开始挖空心思，多方求助，终于找人给宇文述设计了一个马鞯，并特意在后角上留下三寸空白，以露出白色。这样一来，宇文述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竞相效仿，被时人称为“许公缺势”，受到人们的纷纷赞扬。天气冷了，云定兴问宇文述，您到宫中值班一定冷吧。宇文述回答：“是呀。”于是云定兴又让人给宇文述做了个头巾，非常好看。很快，人们都开始仿效起来，并把宇文述的头巾称为“许公袹势”。
几个回合下来，云定兴通过大送特送，赢得了宇文述的好感；而且，云定兴送物得法，连宇文述自己都说：“云兄所作，总是能脱离俗套。”云定兴正是靠着这些来博取宇文述欢心的。在宇文述的帮助下，他步步高升，很快谋得了好职位。
第二，以欲事之。 有时候，主上不仅有物质需求，而且也有很多的精神需求。一般来说，作为主上，支配的物质资源肯定超过下属；因此，对于主上，需要更多的从精神层面入手。东晋时期有个官员叫殷仲文，极会迎合上司。有一次，刚刚篡位不久的皇帝恒玄所坐的床突然塌陷到地里。因为恒玄是篡位上来的，这一陷，可能意味着恒玄位子不稳。当时，群臣大惊失色，不知该如何是好。殷仲文从容地说：“恭喜陛下，您的圣德之深，连大地都快承载不动了。”恒玄听了之后，再一想，恩，可能是那么回事，心道：“仲文小同志不错，可以重用。”大臣们见到殷仲文如此会说话，把泼天大祸弥于无形，也都暗中舒了口气，但也暗骂殷仲文的无耻。就这样，殷仲文靠着自己的奉承之术，极力满足上司的虚荣心，不久之后，殷仲文就获得了重用，并一路高升。
第三，以乐事之。 除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主上还有生活上的其他需要。如果能够雪中送炭地满足之，则肯定能够获得青睐。唐武宗时期，大太监仇士良被封为骠骑大将军、楚国公，显赫一时。几年之后，他感到政治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上表引退。临走前，他对身边的诸多宦官说：“诸位侍奉皇上，有兴趣听听老夫的意见么？”仇士良把握大权多年，当年权力之大，竟然逼得他的主子唐文宗流着泪说“我这个皇帝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强臣，我是受制于家奴。”所以，听仇士良说完这话，在场的老宦官都纷纷表示愿意学习仇士良的高见。于是，仇士良诡秘一笑，对人们传授道：你们伺候皇帝，绝不能让他闲着无事。要千方百计引导他纵情享乐，要经常变着花样与皇帝玩，使皇帝每天声色犬马，不学无术。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大权。千万不能让皇帝读书，如果皇帝读了书，通晓古今，就是重用读书人，励精图治，那么还会有我们的好日子吗？从仇士良的这番言谈来看，他确实是个深知事上玄机的太监。
总之，事上之法，深奥难知，不可胜穷也。以正事人者久，以奇事人者暂。故，大多应以正事上，以奇应变。权变之术可以用，但要有节制，且不能伤天理。这其中的微妙，大约只有精通权谋的大家才能运用自如了。
五、驭下
事上和驭下既是相对的，又是相生的，二者道理有许多相通之处。只有懂得了事上，才能懂得驭下；懂得了驭下，就能更深刻理解事上的道理。在权力体系中，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层次的人都不能避免的。只有学会驭下，才能够带着一帮兄弟打天下和坐天下；不懂驭下，拙于驭下，则将骄兵反，势必一无所成。
要学习驭下，先要弄懂什么是“下”。同事上一样，不同的下级，有不同的使用和对待的方式。要针对不同下级，灵活使用不同驾驭之道。因此，先要对可用的下属做个界定。
1、三种可用之人
第一，用能臣。在自己的权力体系中，有许多是非常能干的。对于能干之人，要加以重用。因为不如此，则不能取得事业的根本性的进步。三国时曹操选取人才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他的手下从来不论有什么昭彰恶迹、卑劣行径，只要是人才，能够帮助他打天下，他就竭力网罗至身边。在重视下属才干的同时，古人还提出要用有德之人。作为“鉴于往事，可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中就说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认为，个人德行比才干更重要。他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因此，在用属下时，最好选择德才兼备之人，其次选择德胜于才者，再不济也得是才胜于德者。司马光的用人之术，为历代帝王将相所重视。
我国一贯重视有才之士。上文提到的李世民用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人的用才之道传之已久，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过“武丁用傅说”的典故。武丁是商朝的大王，他即位时商朝已逐渐衰落。武丁即位后，整整三年不说一句话，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大臣去办。三年之后，武丁突然对大臣们说：“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上帝派了一个圣人来辅佐我。这个圣人住在傅岩这个地方，你们帮我找找看。”武丁详细对臣子们描述了“圣人”的相貌和特征，然后命人到傅岩去寻找。使臣在傅岩一带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长相与武丁所说相同的人，叫说。不过傅说是一个奴隶，出身很低贱，恐怕不是上天说的“圣人”。使臣把傅说带回去后，武丁见了大喜，说：“这正是我要找的圣人啊。”于是，以很高规格礼遇傅说，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原来，武丁即位后，看到国力日渐衰落，非常忧虑；但是身边的大臣都很无能，没有真才实干。所以，武丁就暗自寻访了一个能够帮助他振兴国力的人。但是，这个人是个奴隶，在当时的社会架构中处于最底层，被人看不起。如果启用这样的人，肯定会遭到严重的政治阻力。武丁就想起“假托天帝”的办法，把傅说请来当了宰相。在傅说的治理下，商朝内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最终扭转了商朝的颓势，使商朝再度强盛起来。
第二，用罪臣。 在自己的权力体系中，有些人，虽然也一直跟随自己，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时，如果不做太多计较，积极引导和使用他们，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二月河先生在《雍正皇帝》一书中曾经提到，康熙临终前曾罢免和关押了许多朝廷重臣。雍正对此百思不解。后来邬思道告诉他，这是老皇帝临死前为儿孙留下的一大笔财富。那些被老皇帝罢免了的人，一旦新帝登基，一纸诏书就能恢复他们的官职，这样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从而赢得他们对新皇帝的感恩戴德和忠心耿耿。二月河写到的这个情节就蕴含着“使功不如使过”的道理。顺便提一句，在故事里，雍正傻兮兮地问邬思道，如果那些被罢免或关到监狱里的大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可惜？邬思道冷冷地回答，值此天下动荡之时，稳定江山为首要，死一两个人算得了什么？雍正这才明白过来，心里直呼父皇圣明。
第三、用降臣。 在自己权力体系之外，还会有敌对势力，或者第三方势力。随着自己权力场的扩大，有可能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对于降臣，当加以鉴别：如果可用，则大胆用之，则必可有所帮助；如果不可用，则大胆弃之，切勿养痈遗患。
要做到放手使用降臣，非有大度量、大见识不可做到。当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因为他不计前嫌，能够大胆启用曾经和自己敌对的管仲。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为了争夺江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管仲埋伏在齐桓公必经之路，趁其不备突施冷箭。齐桓公假装被射死，这才躲过一劫。后来，齐桓公当了大王，听从鲍叔牙的建议，不计前嫌，大胆启用管仲。管仲见齐桓公如此大度，而且又对自己信任有加、极其重用，于是，死心塌地辅佐齐桓公。最后，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国力迅速上升，齐桓公成了当时天下的霸主。
2、驾驭之法 驾驭下属，根据不同情况，有许多不同的办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驾驭下属，主要需从物质上、精神上和组织上入手。
第一，奖惩之法。 奖惩之法主要依据的理论就是物质原理。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面对利益，很少有不动心的；面对灾祸，很少有人不惧怕的。因此，顺之者，赏赐金钱权位；逆之者，剥夺财富甚至生命。以奖励来激发下属内心的热情，以惩罚来警戒约束
下属的怠惰，这是通常的驭下之法。
其一、奖励之术。 汉朝高祖时期，陈豨谋反。刘邦带兵前去讨伐。行至赵国，刘邦向赵国的相国周昌要几个能领兵打仗的将才。周昌好不容易找到几个人，都不怎么行，也根本就不会带兵打仗。刘邦见到他们，假装出一副非常欣赏的样子，随便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就大度地说：“不错，让你们当个将军当当。”事后，刘邦周围的人纷纷劝刘邦，他们什么功劳也没有，为什么就封赏为将军？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现在陈豨谋反，我无兵可用。只有赵国还有点指望。现在我大大封赏这四人，赵国人听说了，一定会为我效忠啊。事实果然如刘邦所言。在平叛之战中，赵国军民确实为刘邦出了大力气。
其二、惩罚之术。 春秋齐景公时期，有人把著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为了应对周边国家威胁，就把司马提升为大将。司马说：“我出身微贱，如今让我当大将，恐怕别人会不服气。所以请大王派一名宠臣作监军。”于是，齐景公就派了庄贾作监军。司马对庄贾说，我们联军的时候，请按时赶到。庄贾答应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庄贾喝得大醉，等到操练完毕才赶来。司马立刻下令将其斩首。庄贾吓得赶忙派人去找景公求情。可是，司马已经赶在景公命令到来之前就把他杀了。后来，景公的使者来到军营，说景公要赦免庄贾。司马说：“我已经把庄贾杀了。”说完这话之后，司马紧盯着使者，说，按军法，骑马闯军营者要斩首。吓得使者急忙求饶。司马下令将使者的随从和坐骑杀掉，以儆效尤。这样一来，全军上下顿时一新，从此军令就畅通无阻了。司马的这个方法，跟《三国演义》里提到的曹操割发代首实乃异曲同工之妙也。
第二，立信之法。 主上对下属的驾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控制这个较浅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精神层面去。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立信。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同样，主上无“信”，则下属不服也。
其一、迷信之术。 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大造声势，大造自己神圣的面目，使得属下对自己产生精神的信仰和依赖。古人常常运用“借尸还魂”这一招来打造自己的品牌，而借助的手段多是迷信之法。
借助迷信的方法驾驭控制下属，这个方法在历史上比较常见。从陈胜吴广的借鬼神起义，到刘邦斩白蛇起义，一路数下来，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典故。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起义之时，为了使部下对自己死心塌地地服从，而且为了利于延揽更多的英雄，他特地派自己的同学强华伪造了《赤伏符》来造声势。《赤伏符》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按这个《赤伏符》的解释，刘秀是要当皇帝的。果然，部下们得知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感觉自己也有了盼头，纷纷劝刘秀称帝。刘秀也就借此机会，名正言顺等上了大宝。
其二、威信之术。 所谓主上，就是操着下属进退存亡的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下属的发展，所以，一般来说，主上都有一定的威信。威，即威严也。但是，主上制造威严也需用术，一方面既要营造平易近人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要严而有威，以防止下属“近之则不逊”。
刘邦登基当皇帝后，任命叔孙通来制定朝仪。叔孙通带着许多儒家弟子忙活了很长时间，终于参照秦朝礼仪制定了大汉朝仪。以前上朝的时候，各位将军大臣姿态各异，非常放肆，有的时候甚至喝醉了拿出刀剑对着柱子一阵乱剁。等到朝仪制定好了，各大臣诚惶诚恐的伏在刘邦面前，刘邦才感觉到做皇帝的好处。在这个案例中，叔孙通制订朝仪增加了皇权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增强了皇帝的威信和威严。古人说，礼，就是用来规范人们言行的。在这个例子中，刘邦用朝仪规范和震慑群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三、信任之术。主上对下讲信用，下属才会为上级卖命。如果总是开空头支票，或者言而无信，就会使得臣下就会失去对主上的信心。如此一来，主上的信用体系崩溃，则权力运行势必受阻；下级生出怨恨和不臣之心，主上的地位也就危险了。
自古以来，人们就强调信用的作用。商鞅变法的时候，用的就死“徙木立信”的方法。《三国演义》里刘备借荆州之后，言而无信，取得益州也不归还，结果导致了东吴的偷袭，还直接导致关羽失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到主上因该尽量少讲信用，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一味对下属不讲信用，也同样会失掉人心，这则是事物的另一面道理。当然，权力场中事态变化万千，往往事先承诺好的事情并不能够兑现，如此一来，则可能会造成主上对下属的失信。值此之时，一定要做好矛盾的协调和转化，切不可激化矛盾。
第三，平衡之法。 主上对下属的驾驭，不仅要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入手，而且，还需要有切实可靠的组织力量给予保证和实施。没有组织上的行动，就不可能真正驾驭好下属。利用组织力量对下属进行驾驭，古人把这个方法称作“牵制”之术。
其一、能臣治众臣。 古代帝王往往要设宰相、军机大臣等百官之首，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皇帝统领臣工。这种利用能臣治众臣的局面，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的独得之秘。能臣把百官治理好了，皇帝再把几个能臣治理好了，于是，天下就基本太平了，至少，臣僚不会起来造皇帝的反。唐玄宗早期，他先后任用了姚崇和宋璟为相。《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姚崇和宋璟任相，致力于选拔人才，能够使得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宋璟长于秉公守法。二人辅佐玄宗，使得玄宗早期国家强盛，百姓富足。人们把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和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并称贤相，实在不为过也。唐玄宗也靠着两个贤相帮助他总理朝政，驾驭百官，巩固了自己统治。当然了，后来唐玄宗任命李林甫来治理百官，李林甫是个大奸臣，对百官玩的是口蜜腹剑的把戏，搞得是顺之者生逆之者死的那一套，结果，唐玄宗认人不准，被李林甫动摇的国本。
其二、权臣治能臣。 所谓权臣，就是专擅一职的弄权之臣。往往有的时候，主上需要借用某个特殊的臣子，来对能臣进行牵制。如果放任能臣操控局面，则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局面。所以，为了避免这一局面，就必须利用权臣来牵制能臣。
唐武则天时期，为了震慑百官，压制反叛的思想和言行，武则天启用了来俊臣、周兴等权臣，靠他们来稳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统治之初，大臣徐敬业造反，诸王有不少起兵反对武则天。所以，武则天消灭了这些人之后，特别担心自己治下的大臣会谋害自己。她深知宗室大臣对自己既怨恨且不服，于是就大肆启用酷吏，以此来镇压反对者。来俊臣很好体会了武则天的意图，他纠集一帮人写了《罗织经》，发明了“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等酷刑。来俊臣深知诬陷重臣狄仁杰等七人谋反。幸亏狄仁杰巧妙运用谋略，方得保住一命。总体上说，来俊臣圆满完成了武则天交给他的牵制诸大臣和宗室黄亲的任务。他用的告密和酷刑之法也非常奏效。仅从名字上看，以上的刑罚就足以让人求死不能了。当然，武则天利用过来俊臣等之后，又翻过脸来把来俊臣打翻在地。来俊臣被斩首的那天，他的仇人争着吃他的肉，转眼就吃完了；有的人挖他的眼，剥他的脸皮，挖他的心脏，最后把他踩成了肉泥。
其三、近臣治权臣。 在古代专制的权力体系中，没有什么比保住自己的权力更重要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一家独大的权臣作乱并最后篡位夺权的案例。所以，为了确保统治，历史上大多数帝王都会倾向于把自己身边的最亲近的人派遣到权力体系中去，借助这些人来制约权臣，以防止大局失控。
利用近臣治权臣的例子有很多。历史上，皇帝最常见的就是用皇亲、外戚和宦官来牵制权臣。在这里，宦官是不少皇帝的首要之选。由于宦官从小陪伴皇帝玩耍和长大，要说亲近，当然是宦官与皇帝最亲。我们看中国历代帝王史，除了少数头脑清楚的帝王之外，大多数都或多或少重用过太监。有明一代，则是宦官治权相当发达的时代。为了避免权力转移，明朝有很多皇帝让太监掌握很大权力，以此来制约外面的权臣和众大臣。因此，明朝也产生了不少有名的大太监，比如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嚣张一时的刘瑾、权倾天下的魏忠贤等人。对于皇帝来说，太监由于是特殊“人种”，所以造反的几率很小。利用能臣对百官进行管理，利用权臣牵制能臣，再利用近臣牵制权臣，这样，权力就集中到皇帝手中，因而也就能确保皇帝的江山巩固、帝位安然了。
以上，我们从历史的智库中寻访出一些有用的“驭下”之术。历史是无比奇妙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官场的历史，众多奇思妙计数不胜数，观不胜观。所以，借助历史上的“驭下”之法，必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
六、结交
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权力场内，没有广泛的人脉为基础，就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逐步做大自己的人脉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权力斗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唐太宗一生雄才大略，善于用人。他有一次到进士考试的御史府去，看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入，不仅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的意思是，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为我所用了。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权力场上，最重要的，说到底就是人脉。而为了增加自己的人脉厚度，就必须尽可能广泛结交朋友。这样，就用到了结交之法。
一般来说，结交之法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第一， 利同而交。 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是结交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在权力场上，应该广泛地求同存异，最大化地争取建设共同利益，建立双赢格局。这样，才能够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为自己积累丰厚的人脉关系。中国古代有个“将相和”的故事，说的是蔺相如和廉颇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而抛弃前嫌、齐心协力报效国家。蔺相如和廉颇就是“利同而交”的典范，不过，他们的“利”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公利。这种交往，更让人敬佩。当然，大多数交往靠的是人们之间利己因素的驱动。
第二， 志同而交。 这里的志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志向相同，一个是志趣相同。在古代，不乏有为了共同志向而结交的例子。比如，西汉末年刘邦起义的时候，他和许多其他重臣，就是为了打天下这个共同的志向而团结到一起的。而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故事，讲的就是志趣相同而交。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管鲍之交”的故事，就是一个志同而交的典型案例。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俩是好朋友，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当时，管仲比较穷而鲍叔牙比较富，但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毫不计较，因为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齐桓公当上国王之后，想让鲍叔牙当丞相帮他治理国家。鲍叔牙大力举荐当时还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能够理政治军，这些我都不具备。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丞相。”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了我一箭，差点把我杀死。我不杀他就已经便宜他了，怎么还让他当丞相？”鲍叔牙说：“贤明的君主是会不记仇的，又何况当时管仲是在为王子纠效命。如果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那他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您要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所以您一定要任用他。”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管仲回到齐国，当上了齐桓公的丞相，而鲍叔牙心甘情愿地做管仲的助手。在管仲和鲍叔牙统统努力下，齐国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成为当时诸侯王中的霸主。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年，我辅佐的公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效忠公子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之间的名声。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第三， 害同而交。 有的时候，为了抵制共同的祸患，人们也会走到一起去。因为反对某个共同的对手和敌人而结合，这也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其起因部分也源于“害同而交”。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汉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李膺是当时反对宦官专权的核心人物。他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个弟弟叫张蒴，整日胡作非为。张朔听说李膺的厉害，吓得急忙逃到了洛阳，藏在他哥哥家。但是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抓捕张朔，审讯完他不法事迹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甚至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的奇怪，问他们怎么了，宦官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然后，一年之后，李膺就遭到宦官们的政治诬陷，被捕入狱。宦官们唆使他人上告说：“李与别人共同结党谤朝廷”。皇帝大怒，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人，并发起了党锢运动，将清“党人”遣返回乡，终身不用。后来，皇帝死了，太子即位，是为灵帝。灵帝启用了于桓帝末年被罢官的太尉陈番，陈番又启用了李膺。这两个人因为共同反对宦官而走到了一起。灵帝新政近两年多时间，国家政治稍有起色，这大多是陈番和李膺的功劳。然而，宦官们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两派斗争仍然在激烈的胶着着。公元168年，宦官们利用兵变的机会杀死了陈蕃。第二年，宦官们抓住机会向灵帝报告：“党人乱政，应交付司法惩处。”小皇帝灵帝当时也就十四岁，哪里知道什么是党人。他询问宦官们：“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处死吗？”宦官们趁机诬告：“他们企图篡国，不让您当皇帝了！”于是，灵帝就批准了宦官们的建议。李膺被抓，结果拷打致死。
陈番和李膺在面对太监集团的淫威时，勇敢地站出来与之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两个人联手对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害同而交”的原则。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汉初陈平周勃为抵制诸吕而结交的故事。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把持国政，对刘氏皇族非常压制。当时的丞相是陈平，他对吕氏家族的势力膨胀而无法压制感到忧心忡忡，害怕将来大难临头，所以就躲在静室里苦思对策。大臣陆贾前去拜访他，因为平时关系好，所以没有通报直接就进屋了。陈平正在苦苦思索，竟然没看见他。于是陆贾就问陈平：“丞相思虑何事，竟然如此全神贯注啊？”陈平说：“先生猜猜我考虑何事？”从《汉书》的记载中人们可以发现，陈平实在是个鬼才。他一生靠智慧吃饭，竟然从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上的农家小子，最后成长为大汉丞相，当然有他的两把刷子。虽然陆贾关系和他不错，但是，一样也别想牵着他的鼻子走。
陆贾见陈平耍滑头把皮球踢过来，嘿嘿一笑，说：“你现在已经富贵无比了，按说应该是没什么欲望啦。可以你现在仍然忧心忡忡的，显然是在担心什么。我想，你肯定是担心吕氏家族和少帝罢。”
陈平吃了一惊，瞬间就平息下来。他见面纱已经拆穿，就说：“你说的不错。事到如今，我怎么办才好呢？”陈平是个智慧人物，他考虑的很有道理。当年刘邦让陈平拿着诏书去杀大将樊哙，陈平不仅没杀，反而顺着樊哙和吕后的亲戚关系而投靠了吕后，这样才当稳了丞相。如今吕后一家猖獗无状，得罪天下而不知收敛。一旦吕后死掉，肯定会有人出来收拾他们。那时候，自己肯定会受到牵连。登高而料远，这正是陈平的过人之处。
陆贾见陈平吐了实话，就说：“如果要想天下安定的话，那么就得看丞相有无才能；如果天下处于危难之中，就得看将帅有无能力转危为安。将相团结，朝廷士大夫就会结合在一起。那么，即使有什么变故，也不至于大权旁落。现在，国家的前途，就掌握在你们文武大臣的手中了。我曾向太尉绛侯周勃说明了这一情况，但周勃一向和说笑惯了，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你为什么不跟太尉建立起友谊，与他交往交往呢？”
陈平听了深以为然，就采取了陆贾的计策，用五百斤黄金向周勃祝寿，并大办宴会和周勃畅叙交情，周勃当然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报丞相陈平。这样，两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吕后去世，陈平和周勃一起，把吕氏家族的显宦从台上赶下来，派人分头逮捕了吕氏男女，不论老少一律出斩。然后，迎立了新皇帝，是为文帝。陈平和周勃继续掌大权、享富贵，并没有因为朝廷更换新君而遭殃。
从历史上看，权力场上的结交之法有很多。大致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种方法：
1、广泛结交。 广泛结交就是要尽最大可能得结交人脉。众所周知，权力场上异常复杂，人与人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因此，广泛结交人脉，积极构筑对上、对下和平级之间的良性关系，这有助于迅速在权力场上打开局面。
隋朝末年，有个地方官叫王世充。他看到隋朝天下动荡不安，于是就开始打自己的算盘。王世充当时管辖江淮一带，而此地之人民风彪悍，不守法制，经常寻衅滋事。王世充对于这些人，不仅不加问罪，而且利用自己的职权，暗中把这些人都放了出去。如此一来，王世充赢得了当地许多“强梁”的好感。
后来，隋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王世充决定趁机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天下混乱的时候，先拉起一支队伍，等到天下形势有变的时候，再决定个人的发展方向。于是，王世充开始招兵买马。以前受过他恩惠的人听说之后，都纷纷赶来报效，很快，王世充就拉起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彪悍的队伍。王世充依然坚持广泛结交收拢人心的原则，把每次战争得到的财务，全部分给了士兵。于是，士兵们都说：“不替这样的人卖命，那还替谁卖命？”结果，不长时间，王世充的队伍就迅速壮大起来，他也成了隋朝军队中耀眼的一颗政治明星。
2、重点结交。 结交之法，重在数，贵在良；重在多，贵在精。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广泛结交到所有的人，因此，必须为了实现某些目标而重点结交某些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提高结交的效益。
王莽新朝的末年，天下动荡不安。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在河南有个大财主叫李通。他为了在乱世中自保，经常和诸路豪杰交往。后来，他判断王莽的天下已经坐不稳了，就找他弟弟李轶来商量说：“我们要举大事，需要找刘氏为首领。”经过仔细研究和多方对比之后，他们认为河南一带只有刘伯升、刘秀兄弟最有才干，也最有前途。于是，李通开始重点结交刘秀。李通见到刘秀后，对刘秀表示，要专心辅佐他做一番事业。他说：“在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譏语，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老天让我们共同成就大事，我一定好好辅佐你。”之后，李通拿出自己的财产帮助刘秀起事。经过一番角逐之后，刘秀当了皇帝。刘秀拜李通为大司空，位居百官之首。李通在乱世中结交刘秀，不仅为自己的未来铺平了道路，也对刘秀夺取江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3、谨慎结交。 结交之法，有许多要则需要注意。因为交友不慎，可能祸患无穷。历史上许多因为结交而成仇的故事。西汉时期的陈余和张耳，就是因为结交失误而终生成敌。而且，一般来说，结交不能过于亲密，过于亲密往往会走向反面；结交不能过于疏远，疏远的关系就会渐渐淡化甚至消失。更为重要的是，结交之法重在“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就是说，一方面，要拓展自己新的人脉；另一方面，要刻意维护自己既有的人脉。当然，人是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自己的人脉做出新的梳理和调整，但是，新老朋友的处理问题确实是很关键。如果结交不得法，反而会被自己结交的朋友、领导或部下所误。
秦朝末年，陈胜当上了陈王之后，就对自己的乡亲故旧开始冷落起来。陈胜刚开始起兵时，他还比较惦记当年一同种地的朋友；等到当上了陈王，就开始讲起了排场。陈胜老家的人来拜访他，他的熟人也经常在王府出入，大家都比较随便，经常相互谈论起陈胜的往事。有人就对陈胜说：“大王，你的这些熟人都愚蠢无知，经常胡言乱语，会降低您的威信。”陈胜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议论他的熟人给杀了。结果，陈胜过去的熟人都离开了王府，此后，陈胜再也没有亲近的人了。陈胜胸怀大志，也有一定的才能，但是，陈胜结交乏术：他的将领们攻占土地回来，凡是不合陈胜命令的，就立刻逮捕。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陈胜与诸将领离心离德。最后，陈胜死在了他的马车夫手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认为，陈胜之所以失败，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将领都不亲附他；对比从亭长起身尽收英雄而王天下的刘邦故事，人们可以发现，陈胜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其根本原因全在于陈胜结交之法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