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嘉 加油口防尘罩:《孙子兵法》原文、译文、点评

孙子兵法之始计篇第一：原文、译文、点评  

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

所以，要从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等天候季节变化的规律。地，是指地理位置的远近，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阔与狭窄以及哪是死地、生地等。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是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凡属这五十方面的情况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要看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败了。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够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定失败，我就告辞而去。

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取胜的辅助条件。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它；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对于卑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休整得充分的敌人，要设法疲劳它；对于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随机应变，不能事先规定的。

凡是未战以前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得胜的条件充分；未战以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困为得胜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条件不充分的就不能取胜，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战争的胜败就很明白了。

点评

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它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一）对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本篇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火攻》中强调：“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所以，他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告诫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帅不可“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要认真考虑研究，不可轻率用兵。所以，孙子主张，在用兵之先，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这种重战、慎战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先秦进步军事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它对后世（国内外）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评述中已有介绍。

（二）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关于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具有丰富的内容，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事、七计就是探讨的首要条件。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即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天候还应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孙子关于天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当时的战争受天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所谓“冬夏不兴师”。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军争》中说：“夜战多火鼓”，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天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位说的。这里无妨举两个后世的战例来说明吧。例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所谓地，是指地理形势——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进退，战场的广狭是否有利于军队的部署——对战争的影响。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决、顽强、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的权能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等等。

以上五点，孙子认为是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要详细剖析五个基本因素，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即：哪一国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才能出众？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最强？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从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上述的条件显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子能发现这些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三）实现战争胜利的条件

（1）选将。就是挑选能执行“庙算”大计的将帅。我们要在这里集中地作一点分析。孙子把贤能的将帅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悦“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可以说，在13篇中无篇不显露出孙子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因然，这里反映了孙子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子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军事上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 册中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这是和当时社会变化有密切联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层充当的，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阶级瓦解了，甲士和车战制度也随之而崩坏。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阶级要从农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战的地位也就提高起来了。军队中的组织也和农村中的什伍组织相一致的。军队中的指挥已经不是非贵族不可了。甚至战俘也有被提升为指挥官的，并出现了军功爵制的萌芽。”这是鞭辟近里的分析。特别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郡县制和征兵制的出现，各国兵额激增。原来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格局己完全打破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战部队增多了。例如晋国，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时只有兵车700乘（约21000人），到鲁昭公13年，平丘之会时，晋国有兵车4000乘（约120000人）。又如齐国在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时，一战就损失兵车800乘。当时吴国是四军，比齐军势优，其总兵力也有十几万。二是武器装备提高了。不仅铁兵器使用于战场，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有“余皇”之类的大型战船。三是战场地域扩大了，从平原旷野矿展到山林沼泽和江河湖海。我国第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就是公元前485年吴鲁联军的伐齐之战（《左传》哀公十年》）。四是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了。例如吴楚柏举之战打了11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3年之久，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剧。五是作战方式复杂化了。由于徒兵进行野战，因而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69战法，战场流动性增大，机动能力提高。

这一系列新的变化、新的特点，都向军队提出了提高指挥效能的要求。原来，古代作战“出将入相”，文武是不分职的。据《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晋国大夫说：“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意思是说率军作战，对作战方案定下决心，部署实施，是国君和正卿的职责。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这种现象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因此，“将”这一崭新的事物终于出现在我国的军事舞台上。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往考证》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有：狐夜姑在晋国为将，孙武在吴为将，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司马穰苴在齐为将，詹伯在郑为将，慎子在鲁为将，子文在卫为将，等等。这些专职将领的出现正是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面对当时的战争，孙子对将领提出了“五德”的做将标准。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古人说，孙武尚智，孙膑贵势，是很有道理的。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他认为，一个“贤将”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九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要善于周密地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商人一筹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贤将之责的。

孙子对才智如此重视，如此强调，正是对当时许多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正面的例证如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一鼓作气”的作战指导，取得了打败齐军的胜利、这是由于指挥高明而获胜。反面的例证，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是尽人皆知的。还有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东）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遭遇战中，晋军之所以惨败，就是由于主将荀林父指挥无能，迟疑坐困，并错误地下达渡河的命令，以致造成“舟中之指可掬”的（士卒因争相渡河逃命，先上船者用刀砍断后爬船者的手指，这些被砍断在船舱里的手指可以满把地捧起来）悲剧。

除指挥才能外，孙子也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对国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对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将帅个人也必须具备完善的品格，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静”就是沉着，“幽”就是深恩，“正”就是坚定，“治”就是整治。

孙子对将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这里只着重介绍了关于提高指挥效能方面的内容，至于治军等其它方面的丰富内容，我们将在有关的篇章中再分别介绍。

（2）造势。就是要设法造成战场上的有利态势。孙子对战争胜负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对“五事”的比较上，而是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指挥战争的常法，还要凭藉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个变法就是“困利而制权”的“势”。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什么是“权”？“权”的本义是秤锤，引申为权变。《荀子?议兵》说：“以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可见，“权”就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是达到夺取有利态势的手段。历来的注家们，把孙子这一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造成的有利态势，称之为“造势”。

势不是固有的，是靠指挥官的高深的战略战役素养，稳操胜算的指挥艺术，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在战略战役上的深思熟虑，才能造成的。《势篇》中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战场中的这种势，是艰难用生动的战例和具体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所以孙子用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作比喻。他所说的：一块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会造成急骤落下之势，是很难阻挡的。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弃泻，可以把一块大石头冲走，这是水势的力量。

在通常情况下拥有兵力、兵器优势者，易造成有利态势，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劣势者利用各种条件，也可以造成有利态势。例如：南方有种小动物像猫，俗称花面狸（有称彪狸和狐狼的），爱和老虎打架，凡遇老虎，它都要主动地发动进攻。论力量，它比老虎要弱得多。可是，它的动作非常灵敏。一遇老虎，它通常先在树上打埋伏，突然跳在老虎背上，抱在老虎的尾巴根子上，用它尖利的爪子，死扣老虎的肛门。老虎痛得大叫大跳，想抓抓不下来，想咬也咬不着，最后只好在地上打滚，甩脱这个小动物的袭击。当老虎在地上打滚时，“花面狸”早就逃之夭夭了。

造成与我有利的态势的各种条件是很多的，如地形对我有利。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并不是说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而是说这个人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一个人据关而守，一万人也无法攻取。

出敌意外，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昆阳大战中以其精锐5000人，袭击于莽军之侧后，一举击溃强大的莽军，就是抓住有利战机，造成有利态势而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

主动、灵活，也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例如：先发制人，打敌人措手不及，迫敌处于应战的被动地位。掌握有利战机，抓住敌人的弱点、迅速进击等等，都是创造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

（3）运用诡道。交朋友全凭信义，斗顽敌应通诡道。军事斗争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结果使自己丧军败旅。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如果说诳骗和撒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易所里是常见的事，那么，在战争舞台上它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相互用诈的战争场合，如果你不能欺骗敌人，那必然为敌所制；如果你不能识破敌诈，那就会陷入敌人的圈套。行诡道之木，首先要设法伪装自己的真实企图，以假象掩盖真象，以形式掩盖内容，以枝节的、次要的过场冲淡主要的“剧情”，给对方造成虚幻的错觉，使敌手难以料定我的本意。诸如此类的示形用佯，都可以收到示假隐真的效果。凡诡道之法，都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相违背，都力求从相反中求相成，或反我内心的目的而行动；或反事情的真实面貌而行动；或顺应着敌手的某些主观愿望而行动；或根据驾驭的需要而行动，等等。行诡道之术，指挥员的决策思维忌“直线运动”。联想法、反想法，最能跳出敌手料想判断的圈子。孙子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鲜明地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军争》）的战术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列举了十二条战法。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诡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利用”示形”，即采用欺骗和伪装的手法，麻痹敌军，争取战争的胜利。其余八法是指对八种不同情况的敌人所采取的八种不同的对付方法。

“诡道十二法”目的就是一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敌实施突然攻击。这十二法的要旨就在于集中兵力，攻虚击弱。因为无论是战役上或战斗上的伪装，佯动和欺骗，都是为了迷惑敌人。只有迷惑敌人，才能荫蔽自己的兵力集中，调动敌人，使其错误地变更部署，分散兵力。唯其如此，才能最终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诡道十二法”的小结。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权诈之兵”的精髓，也是进攻作战发起阶段谋略运用的要旨。战争历史表明，在敌手失去戒备或者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实施突然袭击，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取得巨大效果，并使对方在慌乱中作出错误的判断，制定错误的计划，采取错误的行动，以致连连失败。

（四）多算胜，少算不胜

本篇的最后结论是：“多算胜，少算不胜”，“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见”同“现”，显现。就是说，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胜敌，否则，不能胜敌。我们全面地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主客观条件，谁胜谁负就端倪可见了。

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所谓”庙算”，本意指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朝廷）举行会议，谋划作战大计，预见战争的结局。这是就战略决策而言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庙算之妙。所以，庙算就其普遍意义而言，也可称作“妙算”。将军用谋，神机妙算。“掐指一算，便知分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古典小说中这些描写军事智囊的词语，虽然带有几分神话色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胜之策，在于运筹；高敌之着，以计为先。

战争是力量的比赛，而力量则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兵力、火力的多少）和空间形式（编组、部署、设防等）。军事谋略不过是通过精细的运筹计算，用“数”和“形”编织出的画图。比如：同样一支军队，处在行军、宿营中，或配置在阵地上，其战斗力大不相同；同样数量的火炮、对同一具有反抗力的军事目标射击，采取集火齐射或分次零射，其效果大不一样；同样上、中、下三等马，按田忌的赛法则败，接孙膑的赛法就胜；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等等。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力量并不等于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使用得法，排列组合适当，整体力量则会成倍地超过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否则，还会小于这个和数。从对力量的使用来说，施计用谋，无非是灵活而巧妙地玩弄“军事魔方”——用一定数量的兵力，组成超定量的“形”。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运输，运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译文

孙子说：几兴兵打仗的一般规律，要出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10万，还要千里运粮；那末前方后方的经费，招待外交使节的开支，器材物资的供应，武器装具的保养补充，每天要耗费千金，然后10万大军才能出动。用这样大的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攻城就会耗尽力量，让军队长期暴露在国外，会使国家财政经济发生困难。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经济枯竭，则列国诸侯就会乘此危机起兵进攻，那时虽有很高明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了。所以，用兵打仗只听说宁拙而求速胜的，没见过求巧而久拖的。战争持久对国家有利，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不能完全了解用兵害处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好处。

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征集两次，粮秣不三次运送；武器装备从国内补给，粮秣就敌国征集，这样，军用粮秣就可以满足了。

国家因用兵而导致贫困的，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贫困。靠近军队的地方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百姓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就急于加征赋税和劳役。军力日益耗尽，财力日益枯竭，国内家家空虚。百姓的财物耗去十分之七；公家的资财，由于车辆损坏，战马疲惫，装备、兵器、战具的损耗以及辎重车辆的损坏，也要耗去十分之六。

所以聪明的将帅，务求在敌国补给粮食。因为吃敌粮食1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20钟；就地征集饲料1石，相当于从本国运输20石。

要使军队勇敢杀敌，就要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要使军队勇于夺取敌人的资财，就要奖赏士卒。在车战中，凡缴获战车10辆以上的，要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并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人己方车队之中，对俘虏的士卒要优待和供养他们。这就是所谓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愈加强大。

所以用兵作战最贵速胜，而不宜持久。精通用兵之法的将帅，是掌握人民生死命运的人，是国家安危的主宰。

点评

本篇从战争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着重论述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的进攻战略，并提出了“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等作战指导原则。

（一）战争依赖于经济

本篇以10万部队出征为例，从武器装备等后勤供应方面进行概算，部队出动之前，每天要耗费千金。“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部队出动之后，如《用间》中所说的“相守（相持）数年，以争一日之胜”。为了维修补充“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公室就要拿出十分之六的开支。特别是战线越长，运输越困难。这就阐明了战争依赖于经济。进行战争首先要详细计算战争的费用、粮食、器械、车马、用具等，这是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正如奥国名将莫德古古里说：“作战第一要素是钱，第二要素是钱，第三要素还是钱。”随着时代的演进，战费愈来愈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倍。到了越战，战费已高达千亿美元左右，以美国雄厚的国力，也被拖累得惨兮兮。

（二）在进攻作战中宣递胜不宜久拖

孙子从“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出发，着重阐述了在进攻作战中速战速决的战略主张。他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这话的意思是说，指挥虽拙而求速胜，决不为稳妥而旷日持久。孙子参加的吴军破楚入郢之战，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绝好的说明。当时如果楚军封锁楚国北部的三关要塞，前后夹击，吴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战争由于其概然性和不确实性的程度较大，因此，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孙子主张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是有其客观依据的。

第一，孙子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运输甚为不便，加之战争规模扩大，动辄“日费千金”，如果久拖，必然“屈力殚货”。当时一个国家由于人口有限，物质条件很缺，支持不了长期作战。这个客观条件，不是任凭人们的意志决定的。战争久拖下决，国家财力桔竭，必然要加征赋役，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引起物价飞涨，造成人民的不满。《用间》中还说到，“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和破坏是十分严重的。

第二，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正激烈地互相兼并，如果战争久拖不决，随时都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春秋之世，诸侯列国互相兼并，战争频繁，互相觊觎，尔虞我诈。对于这样一种天下扰攘，列国虎视的形势，孙子多次论述过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告诫制定战争政策的君主，一定要警惕“诸侯之难”（诸侯发难举兵入侵，见《谋攻》）。在本篇中他明确指出，如果长期暴师于外，就会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他看到，一旦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状态，是任何人也不能挽救危局的。历史事实证明，春秋时代在许多被灭亡的国家中，有不少都是因两面作战而国破军亡的。吴国本身灭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其失败就是四面树敌，最后陷入两面作战，以致被越国所灭。

能不能说孙子主张进攻和速胜而反对防御和持久呢？不能。因为，孙子在本篇与《九地》中所主张的进攻与速决，都是从对敌国实行战略进攻而言的，而不是从战略防御角度而言的。既然是出国远征的战略进攻，那么，孙子主张速胜是无可非议的。无论古今中外，凡是对敌武装实行战略进攻的一方，无不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反之，实行战略防御的一方，都主张持久抗击而反对急于求胜。其所以如此，是由攻防双方战争的政治目的、经济条件和军事力量等基本条件决定的。

（三）以战养战

为了解决战争需要和后方补给困难的矛盾，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和人民负担，孙子主张“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意思是，征兵不一再的征，粮秣不三次的运送；军需从国内取用，粮秣在敌国就地解决，他在这段文字中还作了一个1∶20的效益数量计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就是说，从运输成本计算，还是在敌国就地征发划算。采取这种类似“以战养战”的方针既可以“因粮于敌”，“取敌之利”，即军队的作战粮食能在敌国就地解决。又能够减轻后勤供应上的负担，少征老百姓的赋役。

孙子兵法之谋攻篇第三：原文、译文、点评

原文

　　1.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2.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贲温，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3.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4.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5.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6.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原则，使敌人举国屈服，不战而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全军降服是上策，打败敌人的军队就次一等；使敌人一个“旅”的队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一个“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打败敌人一个“卒”的“队伍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投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伍”就次一等。因此，百战百胜，不算是最好的用兵策略，只有不战而使敌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上等的用兵策略是以谋取胜，其次是以外交手段挫敌，再次是出动军队攻敌取胜，最下策才是攻城。攻城为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制造攻城的蔽橹、轒辒，准备各种攻城器械，需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构筑攻城的土山又要三个月。将帅控制不住忿怒的情绪，驱使士卒像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使士卒伤亡三分之一而不能攻克，这便是攻城所带来的危害。

　　因此，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是靠战争，攻取敌人的城池而不是靠硬攻，消灭敌国而不是靠久战，用完善的计策争胜于天下，兵力不至于折损，却可以获得全胜，这就是以谋攻敌的方法。

　　用兵的原则是：有十倍的兵力就包围敌人，五倍的兵力就进攻敌人，两倍的兵力就分割消灭敌人，有与敌相当的兵力则可以抗击，兵力少于敌人就要避免与其正面接触，兵力弱少就要撤退远地。所以弱小的军队顽固硬拼，就会变成强大敌军的俘虏。

　　将帅，是国家的辅佐，辅佐周密国家就会强大；辅佐疏漏，未尽其职，国家必然衰弱。

　　国君对军队造成的危害有三种情况：不知道军队在什么条件下可战而使其出击，不了解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退而使其撤退，这就束缚了军队的手脚。不通详三军内务，而插手三军的政事，就会使部队将士不知所从。不了解军中的权变之谋而参与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们疑虑重重。军队既迷惑又疑虑，诸侯国军队乘机而进攻，灾难就降临到头上，这就是自乱其军而丧失了胜利。

　　预知取胜的因素有五点：懂得什么条件下可战或不可战，能取胜；懂得兵多兵少不同用法的，能取胜；全军上下一心的，能取胜；以有备之师待无备之师的，能取胜；将帅有才干而君主不从中干预的，能取胜。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道理。

原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译文

孙子说：从前会用兵打仗的人，先要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来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使自己不可被敌人战胜，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战胜敌人，在于敌人有可乘之隙。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敌人战胜，而不能使敌人必定为我所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到，但敌人有无可乘之隙，被我打败，则不能由我而定。当我不可能战胜敌人时，应进行防守；可能战胜敌人时，应采取进攻。防守是由于取胜条件不足，进攻是由于取胜条件有余。善于防守的人，像藏于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样，使敌人无形可窥，善于进攻的人，像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一样，使敌人无从防备。所以能保存自己，而又取得完全消灭敌人的胜利。

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力战打了胜仗，普天下人都说好，也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大，能看见日月算不得眼明，能听到雷声算不得耳灵一样。古来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都是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所以，这些所谓善于打仗的人所取得的胜利。既没有智谋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功劳。因为他的取胜是无疑的，其所以无疑，由于他的胜利是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他所战胜的敌人是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而又不放过任何足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因此，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才同敌人作战；打败仗的军队。总是先同敌人作战，而后期求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从各方面修治“不可胜”之道，确保必胜之法度，所以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

兵法上，用五个步骤来估计胜利的可能性：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根据战地地形的险易、广狭、死生等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根据对战地地形的判断，得出战场容量的大小；根据战场容量的大小，估计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根据敌对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进行衡量对比；根据双方兵力的对比，判断作战的胜败。

所以，胜利的军队对失败的军队、就好比处于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的地位；失败的军队对胜利的军队，就好比处于铢称镒的绝对劣势的地位。

胜利者在指挥军队作战，就像决开在8000尺高处的溪中的积水那样，其势猛不可挡。这是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表现。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如何依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自保而全胜”；提出了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进而求胜的作战指导原则。

（一）创造条件，寻机胜敌

本篇开宗明义指出：”失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是本篇的主导思想。孙子认为，创造条件，积蓄军队的作战力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战胜敌人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去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才能取得胜利。

（二）灵活运用攻防两种作战形式

攻守是战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孙子说：“不可胜音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意思是说，使敌不能胜我，关键在于组织好防御；使我可以胜敌，关键在于组织好进攻。采取防御手段是由于取胜的条件不足，采取进攻手段是由于取胜的条件有余，善于运用攻守两种作战形式，就“能自保而全胜”，即达到进攻和防御的共同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孙子认为，攻守要着眼于迷惑对方造成错觉。进攻时，变化无常，使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好；防御时，隐秘莫测，使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好。这就是他所说的：“善守青，藏于九地之下（如同藏在很深根深的地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如同行动于很高很高的天上）以及《虚实》中说的：“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子对于攻防、胜负的论述十分谨慎，他只表示：采取防御可以做到保全自己，但能不能取得胜利他不打包票、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敌人，所谓“可胜在敌”。防御只是“自保”的作战形式，要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还必须采取进攻的作战形式，所谓“可胜者攻也”。对于进攻作战，孙子所企求的胜利，仍然贯穿了他的“全胜”思想。在本篇中，对于“全胜”的战略思想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提出“胜于易胜”的指寻原则。“胜于易胜”就是打好打的敌人，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同敌人作战。打起仗来就像雷公打豆腐，石头砸鸡蛋一样容易。他说：所夺取的胜利，如果在战争预测上，“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如果在战争结局上“战胜而大下曰善”，都是“非善之善者也”。那么怎样的胜利才是他所企求的标准呢？那就是：“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进攻那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要做到“胜于易胜”，就要靠将帅充分发挥能动作用，采取各种措施，善于从各方面修治“不可胜”之道，确保必胜之法度，掌握胜败的主动权（即“修道而保法”，“能为胜败之政”）。

（三）敌对双方实力的对比，是作战胜负的基础

本篇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战斗力计算问题。这是孙子继《计篇》战略运筹（庙算）‘之后，又在战术范围内把数量分析引进到军事领域之中。他说：战斗力可按照度、量、数、称、胜依次进行计算。根据战地地形的险易、广狭、死生等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这就是“度”；根据对战地地形的判断，得出战场容量的大小，这就是“量”；根据战场容量的大小，估计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这就是“数”；根据敌对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进行衡量对比，这就是“称”；根据双方兵力的对比，判断作战的胜负，这就是“胜”。张预在注释中引李靖兵法说：“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认为孙子这一战术计算说的是“安营布阵之法”。张预的解释无疑是符合孙子卒义的。因为，孙子既然主张预见胜利要超出众人之上，所以在定下作战决心时必须有科学的依据，以便去制定作战计划，指导战斗行动，达到他所要求的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目的。

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译文

孙子说：要做到治理人数多的军队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就必须组织得好；指挥人数多的军队作战像指挥人数少的军队作战一样，这是由于有规定好了的信号来指挥；统帅全国军队，即使遭受敌人进攻而不致失败，这是由于“奇正”运用得好；军队进攻敌人，要能像以石击卵那样，所向无敌，这是由于“避实就虚”运用得正确。

大凡作战，一般都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所以，善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如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终而复始，就像日月运行一样；死而复生，就像四季更替一般。声音不过五种，然而五种声音的变化，却会产生出听不胜听的声调来。颜色不过五种，然而五种颜色的变化，却会产生出看不胜看的色彩来。味道不过五种，然而五种味道的变化，却会产生出尝不胜尝的味道来。战势，不过奇正两种，然而奇正的变化，却是不可穷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就像顺着圆环旋转那样，无穷无尽，谁能作到穷尽它呢？

湍急的水能把石块漂移，这是由于水势强大的缘故；凶猛的飞乌，以飞快的速度簿击，以致能捕手乌鲁，这是由于节奏恰当的关系。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他所掌握时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种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这种节奏，犹如扣引弩机。

旌旗纷纷，人马纭纭，在混乱的状态中作战，必须使自己的部队不发生混乱；在浑饨不清的情况下打仗，必须把队伍部署得四面八方都能应付自如，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法败我。

在一定条件下，严整可以转化为混乱，勇敢可以转化为怯懦，坚强可以转化为虚弱。严整或混乱，是组织编制的好坏问题；勇敢或怯懦，这是态势的优劣问题；坚强或虚弱，这是军事力量的大小问题。

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以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为其调动；予敌以利，敌必为其所诱。以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以伏兵待机掩击敌人。

所以，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要善于利用造成有利的态势以取胜，而不苛求部属的责任，因而他就能选到适当人材，利用有利态势。善于“任势”的人，他指挥将士作战，就像转动木头和石头一般。木头、石头的本性，放在安稳平坦的地方就静止，放在险陡倾斜的地方就容易滚动，方形的木石就比较稳定，圆形的就容易泛动。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好像把圆石从800丈高山上往下飞滚那样，不可阻挡：这就是军事上的所谓的“势”！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指挥才能，造成和利用有利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

首先讲一下本篇与上篇的关系，然后再讲本篇的内容。

《势篇》的”势”，是《形篇》的“形”（军事实力）的表现。换言之，“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从哲学上着，“形”是运动的物质，而“势”是物质的运动。《形篇》讲的是客观物质力量的积聚，《势篇》讲的是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这两篇是紧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姊妹篇。我们从中也可看出，孙子在认识论上，反映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一）用兵作战必须掌握四个环节

本篇首先提出了四个范畴：分数、形名、奇正、虚实，也是用兵作战必须掌握的四个环节、这是发挥军队力量的关键问题。这四者的先后顺序，不是随意排列的。孙子认为，从指挥关系上说，分数（组织编制）是第一位的，能否治理、提挈全军，这是关键。其次才是“形名”，是通信、指挥问题。再次是“奇正”，即变换战术和使用兵力，这是孙子在本篇所要论述的中心。最后是“虚实”，即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这是下篇的篇名和论证中心。这四个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是，要取得作战胜利，首先军队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再要有一个灵便的通信联络、指挥系统，训练有素，令行禁止，善于机动的堂堂之阵，然后要有精通战术的将领指挥作战，最后是正确选定主攻方向，从而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胜利的现实性。

（二）灵活运用战术，出奇制胜

孙子非常重视“奇正”，尤其重视“奇”的运用。奇和正是我国古代常用的军事术语，即指挥军队作战所运用的常法和变法。例如公开宣战是正，突然袭击是奇；正面攻击为止，侧面袭击为奇；权衡敌强我弱是正，而在战场上改变这种态势就是奇。还有，凡是一般指挥原则和方法（常法）是“正”，而临敌制变、慧心独创的指挥原则和方法（变法）是“奇”。例如，“十则围之”是正，“围师遗阙”是奇；“绝地无留”是正，“陷之死而后生”是奇，等等。《谋攻》中曹操注：主要兵力为正，次要兵力为奇。对于“五则攻之”以下各法，曹操更从兵力使用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于后世学习《孙子兵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说，兵力五倍于敌，就要以五分之三的兵力（主力）为正兵，以五分之二的兵力（次要兵力）为奇兵，实施钳形攻击。对于“倍则分之”，曹操指出，兵力两倍于敌，就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打正面，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打迂回（或侧击，或背击）。

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台，以奇胜。”这是奇正运用的一般规律。就是以正兵台战，以奇兵制胜。例如，如元前718年，郑国进攻卫国，燕国出兵教授，与郑国的军队战于北制（今河南荥阳县境）。郑以三军部署在燕军的正面，另以一部偷袭其侧后。燕军只注意防备正面，背后遭到了郑军的突然袭击，结果大败。

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加江河”。“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奇’与“正”的关系，则是相变相生的，“奇”可以变为“正”，“正”也可以变为“奇”，“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他认为一个高明的将帅，随着憎况的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总是善出奇兵，打败敌人。

孙子把奇正的变化比喻为“形圆”，他说：“浑浑饨饨，形圆而不可败也。”指的是把队伍部署得四面八方都应付自加。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法败我。《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对于孙子的奇正有着出人意外的理解。他说：“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以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以奇击之。”这样就把奇正的辩证关系和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阐发得更为透辟了。

活用奇正之术，变化奇正之法，是指挥员临机处置情况所必须把握的艺术。在广阔的战场上，尽管奇正的变化”无穷如天地，不竭加江河”，但落脚点都是以我的”奇”击敌的“虚”，以我的“正”对敌的“实”。军事家”循无端之环”，唯有善出奇击虚者，才算领悟了奇正变化的要旨。

大凡指挥员判敝敌手的用兵企图，多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和一册的兵法原则来分析情况的，而出奇用兵的变法，有许多恰是一反常规之法。例如，山岳丛林地和水网沼泽地都不便于坦克部队机动，指挥员选择主突方向和进攻路线时，通常都会依据坦克部队的使用原则，尽可能地避开这些不利的地形。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出奇击虚的著名战例，偏偏把主突方向、进攻路线选定在不利于坦克部队行动的地形上。例如1944年夏季，苏军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中，不是把主突方向选在便于坦克部队行动的乌克兰地区，而是选在白俄罗斯的森林、沼泽地，”由不虞（虞：预料）之道，攻其所不戒”《九地》。苏联影片《解放》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可夫到白俄罗斯的森林、沼泽地察看地形、从一只草鞋悟出了用伐木铺路，保障坦克破例通过难关的妙策，就是说的这个战例。

（三）选择适当人指挥作战，充分利用有利态势

战争是智慧的竞赛，更是力量的竞赛。奇正之变毕竟不是戏法之变，要把军队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出奇制胜，孙子提出了“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这上就是我们在《计篇》已经讲过的“造势”。”势险”说的是军队运动速度，孙子用“激水之疾（急速），至于漂石”作比喻，强调速度是发挥战斗威力的重要条件。“节短”说的是军队发起冲锋的距离，孙子用“骛鸟之疾，至于毁折”作比喻，要求军队发起冲锋时的接敌距离应像雄鹰搏击小鸟那样以迅猛的速度在短距离上突然发起攻击。例如，有一种小飞禽叫翠鸟（亦名钓鱼郎），绿色的羽毛，体长约15厘米，头大、体小，有一个像钉子一样的尖尖的嘴。它在水面上飞行，发现水中有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的力量，自天而降，如利箭入水，直冲其鱼。有时还能捉到比它自身还大的鱼。本篇中所讲的“其势险，其节短”，就像这个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却很短促（节短）一样。“势险”、“节短”就是孙子“造势”思想的要义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势险”、“节短”呢？孙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作战原则——“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注家们称之为“动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施机动，调动敌人。成功的机动是“造势”的关键。因为机动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和利用敌人的过失或弱点，以便取得主动，形成优势地位。

孙子接着论述了“动敌”的两个办法。

第一，示形。孙子说：“形之，敌必从之。”意思是以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定上当。例如，公元前341年，魏国攻韩国，齐国起兵救韩，派田忌为将，孙瞑为军师，率10万大军直赴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京城）。魏国得知后，即派太子申率兵10万尾追齐军。齐军根据孙膑的建议，采用示弱诱敌的方针，避免与魏军交战，并制造假象：第一天挖了10万人用的灶，第二天挖了5万人用的灶，第三天只挖了2万人用的灶。魏将庞涓误认为齐军三天即逃亡大半，便带领部分轻兵紧追齐军。孙瞑判断魏军于日落时可到达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于是设下伏兵。待魏军到达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溃乱，庞涓自杀（山东临沂汉墓《孙膑兵法》残简为庞涓被擒），齐军乘胜追击，大破魏军，主将太子申被俘。

第二，诱敌。孙子说：“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意思是，于敌以利，敌人心为其所诱。以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以伏兵待机破敌。例如公元前700年，楚国攻打绞国，绞人守城不出，楚使用无兵保卫的打柴人前往诱敌，使绞人俘获30人。绞人见有利可图，于次日大批出动。这时，预先埋伏于山下的楚乓突然出击，大败绞人。

这样的战法能否巧妙地运用，关键在于“能择人而任势”，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意思是，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注意力放在“任势”上，而下苛求部属，因而他就能选到适当人材，利用有利形势。杜牧注：“言先战者先料兵势，然后量人之材，随短长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也。”人材各有长短。用人如用器，贵在用其长而避其短。

原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译文

孙子说：凡先到战地而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战地而仓碎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使敌人自己来上钩的，是以小利引诱的结果；能使敌人不能到达其预定地域的，是以各种方法阻碍的结果。所以，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出兵要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动要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行军千里而不疲困的，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及其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必然得手的，是因为攻击敌人不注意防守或不易守往的地方；防守必然巩固的，是因为扼守敌人不敢攻或不易攻破的地方。

所以，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怎样防守；善于防御的，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

微妙呀！微妙到看不出一点形迹；神奇呀！神奇到听不出一点声息。这样，就能主宰敌人的命运。

前进时，敌人无法抵御的，是因为冲击敌人空虚的地方；退却时，敌人无法追及的，是因为退得迅速使敌人追赶不上。所以，我若求战，敌人即使坚守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与我交战，是由于进攻敌人所必救的地方；我若不想交战，即使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和我交战，是因为我设法改变了敌人的进攻方向。

所以，用示形的办法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使敌人捉摸不定，就能够做到自己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我军兵力集中于一处，敌人兵力分散于十处，我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打击敌人，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未与我军直接交战的敌人就少了。我们所要进攻的地方使敌人不知道：不知道，它就要处处防备；敌人防备的地方越多，兵力越分散，这样，我所直接攻击的敌人就不多了。

所以，注意防备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后面，前面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左翼，右翼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右翼，左翼的兵力就薄弱；处处防备，就处处兵力薄弱。敌人兵力所以少，是由于处处防备的结果；我方兵力所以多，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结果。

能预料同敌“交战的地点，能预料同敌人交战的时间，就是跋涉千里也可同敌人交战，如果既不能预料交战的地点，又下能预料交战的日期，就会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何况远到几十里，近的也有好几里呢！

依我分析，越国的兵虽多，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又有什么补益呢？

所以说，胜利是可以争取到的。敌军虽多，也可以使具无法用全部力量与我交战。

所以要认真分析判断，以求明了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长短；挑动敌人，以求了解其行动的规律；示形诱敌，以求摸清其所处地形的有利与不利；进行战斗侦察，以求探明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强弱。

所以，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到极妙的程度，能使人们看不出一点形迹，看不出一点形迹，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无法探明我方的虚实，即使很高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的办法来。

根据敌情而取胜，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还是看不出来。人们只知道我是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但是不知道我是怎样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所以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法，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

用兵的规律像水，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困地势的高下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所以，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

用兵的规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五行”相生相克，四季依次交替，白天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点评

《虚实》是一篇妙语连珠的佳作，主要论述在作战指导上必须“避实而击虚”。“困敌而制胜”，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主动灵活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一）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孙子提出“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句话是本篇的主旨。所谓“致人”，就是调动敌人、所谓“不致于人”，就是不被敌人所调动。他认为，指挥作战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这是战争指导上的重要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学家的重视。《李卫公问对》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的无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2000多年前的孙子，能看到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若干宝贵的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和方法，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主动地位的取得不能靠空想，而是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努力争取。本篇首先指出，在未战之前，要“先处战地而待敌”，先敌完成作战部署，以逸待劳。他所谓的”逸”，就是先敌准备、先敌休整、先敌部署，这样便能居于有利地位，从容作战。

军事斗争的最高艺术，莫过于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然而，敌人的指挥官也是有头脑的活人，采取一厢情愿、强加于人的办法，敌人是不会接受的。善于“投其所好”，方能调动敌人就我所范。我军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采用的“牵牛战术”，就是个调动和疲惫敌人的战法。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我山东、陕北根据地，企图“伸开双拳”，首先歼灭我华东和西北野战军，然后再转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针对敌人这一作战意图，毛泽东将计就计，一面电令我华东野战军在胶东摆开与敌人抗争的态势，以积极的行动将敌人的“右拳”诱向渤海之滨；一面率领我西北野战军，主动出击榆林，将敌人的“左拳”继续向西北方向拉。蒋介石以为双拳齐挥，击中了我的要害，结果却造成自己“胸膛垂露”。这时，我刘邓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胸膛，扭转了全国战局——迫使蒋介石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二）集中兵力，避实击虚

虚实这对范畴指的是，军队作战所处的两种基本态势——力弱势虚和力强势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孙子十分重视对虚实这对范畴的研究和运用。

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意思是，用兵的法则像流动的水一样，水流动起来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防守坚买的地方而攻击其空虚薄弱的部位。

但是，有时敌人却很强大、坚实，那又怎样谈得上避实击虚呢？这就要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变强敌为弱敌，以达到避实击虚的目的。孙子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主要是讲强弱转化问题。意思是，用“利”和“害”调动敌人，使它由主动转化为被动，由“佚”（逸）转化为“劳”，由“饱”转化为“饥”，由“安”转化为“动”。这样，就使敌人由强转化为弱，这是避强击弱的先决条件。

在作战对象和攻击方向的选择上，要拣弱敌打，以强击弱。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胜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这些论述的意思都是说要善于发现和抓住敌人的弱点，以己之实、击敌之虚。例如，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齐、秦军救宋，与围宋的楚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决战时，就是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打败楚军的。战斗开始时，晋军为了避免与楚的中军主力决战，令其下军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军进攻。楚右军是由其盟军陈、蔡军队组成的，战斗力最弱，遭到这一出其不意的打击，立即溃败。晋上军主将狐毛为了诱歼战斗力较弱的楚左军，接战后故意竖起两面大旗引车佯退，下军主将栾枝也令阵后的战车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败逃。楚军统帅子玉不知是计，下令追击。晋军元帅原轸指挥中军主力乘机横击楚军，晋上军也回军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子玉急忙下令撤退，才保全了中军逃回楚地。

在兵力运用上要以多胜少。孙子提出了“我专而敌分”的原则。在战斗中，我众敌寡，我十敌一，我实敌虚，于是在进攻作战时，就可迫使敌人变主动为被动；我则变被动为主动。所以孙子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尽管敌人居于防御的地位，但由于不知我主攻方向，不知我进攻目标，（“与战之地”，）因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无不备者无不寡”，于是丧失主动权，以致最后失败。

集中兵力，避实击虚，没有巧妙的伪装和欺骗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荫蔽自己兵力的集中和主要进攻方向，孙子把伪装与欺骗看成是争取作战主动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伪装和欺骗，孙子称之为“示形”，他说：“形人而我无形。”意思是用示形的办法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使敌捉摸不定。当时的“示形”主要是利用天然遮障，设置假目标和实施佯动或牵制性的进攻之类来迷惑敌人，荫蔽自己的战斗配置、兵力数量和作战行动。

利用“示形”不让防守之敌察明我方的主攻方向、攻击目标、兵力多寡等等，只要严守秘密，善于荫蔽是不难实现的。那么，实行进攻作战的我方，又如何察明敌人的防御计划、防御部署、地形条件呢？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孙子不仅全面地考虑到了，而且提出了高明的侦察方法。他说：”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这里所说的“策之”，“作之”、”形之”、“角之”，都是明察敌人实力的具体方法。即通过战术计算以了解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通过挑动敌人以分析敌人的活动规律，通过示形佯动以掌握敌人地形道路的情况，通过战斗侦察以察明敌人兵力部署的强弱。当敌我情况都掌握以后，就为定下作战决心提供了客观根据，从而保障在战斗中年年地掌握主动权，最后赢得胜利。这是孙于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侦察方法。

（三）敌变我变，因敌制胜

孙子说：“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把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运用战法而取得的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人们也看不出来；人们都知道我取胜的一骰战法，但不知道我是怎样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运用这些战法而取胜的。每次战胜敌人，都不是重复老一套，而是适应着敌情发展，不断变换自己手中的战术方略。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在不停地流动，当人们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流时，接触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水流，而是变化了的新的水流。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

凡是用兵的规律，将帅受领国君的命令，从组织人民群众编成军队，到开赴前线与敌对阵，这中间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与敌人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了。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最难的地方，又在于如何通过迂远曲折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化不利为有利。所以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的要地，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的。

所以军争是有利的，也是有危险的。全军带着所有辎重去争利，就会行动迟缓而赶不上；放下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因此，卷甲急进，日夜不息，以加倍的行程连续行军，走上50公里的路程去与敌争利，三军将领都可能被擒。身体健壮的士卒先到了，体弱疲倦的掉了队，其结果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赶到：走上25公里的路程去争利，先头部队的将领就可能遭受挫败，其结果部队也只有半数赶到；走上15公里的路程去争利，部队也只有三分之二赶到。所以，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无法坚持作战。

所以，不了解列国诸侯的谋略，不能与其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地利。

用兵打仗要奇诈多变才能获得成功，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随情况而变。

所以军队行动快速时，像狂风骤至；行动缓慢时，像严整的森林；进攻敌人时，像迅猛的烈火；驻守时，像山岳一样屹立不动；荫蔽时，像阴天看不见日月星辰那样；动作起来，像雷霆万钧。

夺取敌“乡”的粮食、资财，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权衡形势，相机而动。

事先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的就能胜利。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军政》说：“用语言指挥听不到，所以使用金鼓；用动作指挥看不清，所以使用旌旗。”金鼓旌旗都是用来统一军队作战行动的；军队行动既然统一了，那么勇敢的将士就不得单独前进，怯儒的也不得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使用火光和鼓声，白天作战要多使用旌旗，之所以变换这些信号，都是为了适应士卒的视听能力。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挫伤它的士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军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惰，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以我军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我军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我军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长途跋涉，以我军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我军的粮足食饱来对待敌人的粮尽人饥，这是掌握军力的方法。不去迎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的敌人，不去攻击阵容严整、实力雄厚的敌军，这是掌握因敌而变的方法。

所以，用兵的法则：敌人占领高地，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高地，不要从正面攻击；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军锐气正盛，不要去进攻；敌人以“饵兵”诱我，不要去理睬；正在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包围敌人，要留个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急于追迫它。这些，都是用兵应当掌握的原则。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如何先敌争取制胜条件，取得有利的作战地位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军争的意义、军争的利弊、军争的原则和方法，并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著名军事原则。

（一）军争的意义

两军争利争胜的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孙子认为在作战过程中，如何先敌占领战场要地和掌握有利战机，是两军相争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为了争取有利的地位，他认为，必须懂得“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原则，正确处理“迂”和“直”，“患”和“利”的辩证关系，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

这里着重讲一下“以迂为直”的原则。关于“以患为利“的原则，即关于“患”和“利”的辩证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篇——《九变》中讲。

关于“以迂为直”的原则，孙子说：“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地。这就叫懂得了“以迂为直”的计谋。

直径近，曲路远，这是普通常识。但是，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远和近既是一定的空间概念，又和具体的时间概念相连。部队运动距离远，花费时间长；运动距离近，花费时间短。然而，兵无地不强，地无兵不险。远和近一旦与对方兵力部署的虚和实相结合，矛盾的双方就会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远而虚者，易进易行，机动快，费时少，成了实际上的近；近而实者，难进难行，机动慢，费时多，成了实际上的远。

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在设法阻碍和破坏对方的计划和行动。因此，任何军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作迂回运动，在敌人的思维判断中造成“折射”幻觉，而不能直来直去地行动，使对方一眼看清你的虚实企图。

（二）军争的利弊

孙子认识到军争有利和有害的两个方面，指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就是军争是有利的，也是有危险的，军争中不能只见“利”，不见“害”。孙子对当时军队强行军的特点作了具体的描述：如果全军携带全部军需物资去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就不能先敌占领有利地域；如果舍弃全部军需物资去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那么后果就更坏。根据孙子的估算，如果强行军50公里，不仅三军将领会被俘，而且部队因疲乏劳顿、行列杂乱、不成阵形，只有十分之一的部队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如果强行军25公里去同敌人争利，前军就会受挫，只有一半的部队能到达。如果强行军15公里去争利，只有三分之二的部队能到达。不仅如此，由于全部军需物资的损失，势必造成部队不能坚持作战，甚至不能生存。

“举军而争利”与“委军而争利”都是危道，”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都非善策，那么，是不是不要去同敌人争先机之利呢？孙子显然不是这样的用意。他认为：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关键是要趋利避害，不能盲目地争，而要“悬权而动”，“知诸侯之谋”，“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还要善于“用乡导”等。

为了正确把握军争的利弊关系，孙子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军事原则：“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军锐气，等到敌军怠惰疲惫、士气沮丧时予以攻击。例如，公元前684年，齐国进攻鲁国，战于长勺。鲁庄公起初不侍齐军疲惫，就要擂鼓出战，被曹剑劝止，等到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时，曹判说可以反击了。于是，鲁国军队发起反击，打败了齐军。事后，鲁庄公问曹刿打败齐军的道理，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三）军争的原则和方法

孙子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争夺战机的指导原则。就是用兵打仗要奇诈多变才能获得成功，要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要随情况而变。有利可夺时，行军速度“其疾如风”；无利可夺时，行军速度“其徐如林”。进攻时，“侵掠如火”；防御时，”不动如山”。荫蔽时如阴云蔽日，冲锋时如雷动风举。

军队在接敌过程中，重要的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指挥问题。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所谓“以分合为变”，其指挥信号是火鼓和旌旗。孙子在这里提到了夜战，他主张“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以变人耳目“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就是作战要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夜战正是春秋未年

出现的作战样式，例如前525年的吴楚长岸（今安徽当涂博望山）之战，吴军夜袭楚军获胜（《左传》昭公十六年）。又如前478年的吴越笠泽（今江苏吴江县北）之战，越军乘夜重创吴军。

孙子还看到精神因素的好坏、体力状况的强弱和作战部署的优劣，在战机问题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提出了“四治战法”；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就是争取有利的态势（包括士气、心理、体力，地形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具体方法就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了再去打它；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体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自己的粮足食饱来对待敌人的粮尽人饥。不去迎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敌人；不去攻击阵容严整、实力雄厚的敌人。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⒂。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

孙子说：凡是用兵的法则，主将受领国君的命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在“圮地”上不要驻止，在“衢地”上应结交诸侯，在“绝地”上不可停留，遇到“围地”要巧出奇谋，陷入“死地”就要殊死奋战。

有的道路不宜通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有的城邑不宜攻占，有的地方不宜争夺，不合乎上述“九变”的，即使是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

所以，将帅能通晓九变好处的，就懂得用兵了，将帅不通晓九变好处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也不能得地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虽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所以，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

能使诸侯屈服的，是用诸侯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能役使诸候的，是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能使诸侯归附的，是用利益去引诱它。

所以用兵的法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打，而要依靠自己严阵以待，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充足力量和办法。

将帅有五种致命弱点：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可能被敌诱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廉洁而爱好名声，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侮辱而失去理智；溺爱民众，就可能被敌烦扰而陷于被动。这五点是将帅易犯的过失，是用兵的灾害。军队的覆灭、将帅的被杀，都是由于这五种致命弱点造成的，这是做将帅的人不可不充分注意的。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原则的问题，强调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提出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

（一）灵活运用原则

“九变”之“九”是实指还是虚指，历来注家有不同意见，这在注释中已有介绍和说明。

孙子认为，指挥作战要随机应变，反对墨守成规。贾林、王皙认为：自“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九条就是“九变”的内容，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况（主要是地形）的机断处置。而“君命有所不受”是针对以上九条所作的结语，“虽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所以这一条“不在常变”之列中。

用汉墓竹书对照，看来贾林、王皙的看法是对的。竹书伏文说：“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这里虽然说君令不行是以“反此四变”为前提，也就是以“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为前提，不是说的“反此九变”为前提，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君命有所不受”不是如同前列九条独立作为“变法”提出的，而是以前列诸条为前提所作的结语。

由于军队越境千里，在异域（别的诸侯国）作战，地形复杂，情况多变，通讯联络不便，因此孙子才提出“九变”，为将争“权”。这一思想与他在《谋攻》中批评国君为患于军的三种情况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为将帅争取社会地位，争取发挥才智的客观条件。

将帅“君命有所不受”，既可以对以上九条机断处置，主要是“得地之利”——取得地形条件对战争的辅助之功；又可以给将帅提供施展韬略的机会，“得人之用”。“得地之利”与“得人之用”，孙子在这里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二）趋利避害，防患未然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是孙子在本篇中所表达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他要求将帅必须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在有利的形势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面，在不利条件下要看到有利的方面，这样才能趋利避害，防患未然。他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想到不利的一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想到有利的一面，祸患就可以解除。因此，对于敌人，要尽量造成和扩大敌人的困难，使其变利为害，变小害为大害。办法是：“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对于自己，则要防患于未然，有备无患，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侍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不攻”上面，而要充分准备，使敌人无机可乘，无懈可击。

趋利避害，是决策者选择手段时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然而，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敌我力量在犬牙交错的态势中相互制约，致使利害相杂，利害相连。例如进攻战斗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的重点把守之处；凡便于我接敌运动的路线，也常常是敌人的设伏布障区；凡便于我观察和发扬火力的地形，也是敌人注意防范之所在。相反，凡自然条件不利于我运动、冲击、发扬火力，则敌人也可能疏于戒备。所以，在局势未明之时，我应有从害中求利的设想，有应付两种可能的打算。

军事上的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以换取行动上的主动权；故意付出某些牺牲，以麻痹敌人；放弃眼前的局部小利益，以争得全局的大利益，等等，都是以患为利之举：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打算退保许冒。谋士荀彧认为：我以“十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达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曹操采纳了苟或的意见，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乘隙破敌，不久，曹操乌巢焚粮，一举打乱袁绍的阵脚。随后又乘胜反攻，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这是从己患认识敌患，持重待机，转患为利。

原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侍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译文

孙子说；凡军队行军作战和观察判断敌情，应该注意：在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谷地；驻止时，要选择“生地”，居高向阳；如果敌人占据高地，不要仰攻。这些是在山地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横渡江河，要在离江河稍远的地方驻扎；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乘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半渡时予以攻击，这样比较有利；如果要与敌军交战，那就不要靠近江河迎击它；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切勿在敌军下游低凹地驻扎或布阵。这些是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要迅速离开，不宜停留；如在盐碱沼泽地带与敌军遭遇，那就要占领有水草而靠树林的地方。这些是在盐碱沼泽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在平原地带驻军，要选择地势平坦的地方，最好背靠高处，前低后高。这些是平原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以上四种“处军”原则的好处，是黄帝所以能够战胜“四帝”的重要原因。

大凡驻军，总是喜好干燥的高地而厌恶潮湿低洼的地方，要求向阳，回避阴湿，驻扎在便于生活和地势高的地方，将士就不至于发生各种疾病，这是军队致胜的一个重要条件。丘陵、堤防驻军，必须驻扎在向阳的一面，并且要背靠着它。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置是得自地形的辅助的。

河流上游下暴雨，看到水沫漂来，要等水势平稳以后再渡，以防山洪暴至。

凡是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必须迅速避开而不要靠近。我远离它，让敌军去接近它；我面向它，让敌军去背靠它。

军队在山川险阻、芦苇丛生的低洼地，草木繁茂的山林地区行动，必须仔细反复地搜索，因为这些都是容易隐藏伏兵和奸细的地方。

敌军离我很近而仍保持镇静的，是倚仗它据有险要的地形；敌军离我很远而又来挑战的，是企图诱我前进；敌军之所以不居险要而居平地，定有它的好处和用意。

树林里很多树木摇动的，是敌军向我袭来；在草丛中设有许多遮蔽物的，是敌人企图迷惑我；鸟儿突然飞起，是下面有伏兵；走兽受惊猛跑，是敌人大举来袭。飞尘高而尖的，是敌人战车向我开来；飞尘低而广的，是敌人步卒向我开来；飞尘分散而细长的，是敌人在打柴；飞尘少而时起时落的，是敌军察看地形，准备设营。

敌方使者言词谦卑而实际上又在加紧战备的，是要向我进攻；敌方使者育词强硬而军队又向我进逼的，是准备撤退；敌战车先出并占据侧翼的，是布列阵势，准备作战；敌方没有预先约定而突然来请求议和的，其中必有阴谋；敌方急速奔走并展开兵车的，是期求与我交战；敌军半进半退的，可能是伪装混乱来引诱我。

敌兵倚仗手中的兵器站立的，是饥饿缺粮；敌兵从井里打水而急于先饮的，是于渴缺水；敌人见利而不前进的，是由于疲劳过度。敌方营寨上有飞鸟停集的，说明营寨已空虚无人；敌营夜间有人惊呼的，说明敌军心里恐惧；敌营纷扰无秩序的，是其将帅没有威严；敌营旌旗乱动的，是其阵形混乱；敌官吏急躁易怒，是敌军过度困倦。敌人用粮食喂马，杀牲口吃，收起炊具，不返回营寨的，是“穷寇”；敌兵聚集一起私下低声议论，是其将领不得众心；再三犒赏士卒的。说明敌军已没有别的办法；一再重罚部属的，是敌军陷于困境；将帅先对士卒凶暴后又畏惧士卒的，说明其太不精明了；敌人借故派使者来谈判的，是想休兵息战。敌军盛怒前来，但久不接战，又不离去，必须谨慎观察其企图。

打仗不在于兵力愈多愈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集中兵力，判明敌情，也就足以战胜敌人了。那种无深谋远虑而又轻敌妄动的人，势必成为敌人的俘虏。

将帅在士卒尚未亲近依附时，就贸然处罚士卒，那士卒一定不服，这样就难以使用他们去打仗了；如果士卒对将帅已经亲近依附，仍不执行军纪军法，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打仗的。所以，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平素能认真执行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能养成服从的习惯；平素不认真执行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平素所以能认真执行命令，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取得信任的缘故。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行军作战的要领和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并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可扼要地归纳为“处军”、“相敌”和“治军”三个问题。

（一）军队在备种地形上行动的方法

本篇开宗明义就讲“处军、相敌”。关于“处军”，孙子首先讲了四种地形情况。

关于山地行军、宿营和战斗。他说“绝山依谷”，通过山地必须沿着山谷行进。这是因为山谷地形比较平坦，水草便利，荫蔽条件好。这里说的是行军应注意的事项。而在宿营时则要“视生处高”。李筌注：“向阳曰生，在山曰高。”通俗他说，就是地形有利，例如视野开阔，易守难攻，干燥向阳，既险且要等。至于山地战的法则就是“战隆无登”。贾林注：“战宜乘下，不可迎高也。”山地作战，只宜居高临下地俯冲，不宜自下而上的仰攻。

关于江河作战。孙子讲了五层意思，也就是五条原则：第一，“绝水必远水”，部队通过江河后必须迅速远离河流，目的是避免背水作战，退无所归。远离江河，既可以引诱敌人渡河，迫敌于背水之地，又可使自己进退不致受阻。第二，“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半济而击”，即乘敌军半数已渡，半数未渡之时发起攻击。这一江河作战的原则，古往今来许多战争实践所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原则。例如，公元前506年，吴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附近）击败楚军后，乘胜追击，于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上楚军。吴王阖庐正要下令攻击时，其弟夫概认为：困兽犹斗，何况人呢！于是提出“半济而后可击”的建议。经阖庐同意，乘楚军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乱之际，发起攻击，大败楚军。之后，吴军连战皆捷，很快占领了楚都鄙城（今湖北江陵北）。第三，“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这是江河作战的又一原则。它包含两层意思：如果我方决心迎战，那就要采取远离河川的配置，诱敌半渡而击；如果我方不准备迎战，那就阻水列阵，使敌不敢轻易强渡。公元前627 年晋楚在泜水对峙就是前一种情形的写照。晋将阳处父派人对楚将子上说：楚军如果企图一决雌雄，那么我军后退15公里，让你们摆好阵势再开战。阳处父的这一条诱兵之计被楚军的孙伯识破了，看出这不过是“半涉而薄我”。由于晋楚双方都不敢渡河，因此皆不战而归国。第四，“视生处高”，张预注：“或岸边为阵，或水上泊舟，皆须面阳而居高。”第五，“无迎水流”，是说不要处于下游，防止敌军从上游或顺流而下，或决堤放水，或投放毒药。公元前525 年的吴楚长岸（今安徽当涂）之战中，楚国令尹阳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利。司马子鱼说：“我得上游，何故不吉？”于是出战，果然大败吴军，夺得吴国巨型战船“余皇”。由此可见，水战占据上游，有地利的优势。

盐碱沼泽地。在这种地形行军、作战对敌我都不利，既少水草，又无粮食，因前必须“亟去无留”，迅速通过，迅速脱离。一旦在这种地形同敌人遭遇，孙子要求“必依水草而背众树”。因为一方面可以借草木以为依托，另一方面在沼泽地中，凡是生长草木的地带，土质相对他说要坚硬一些，便于立足和通行，占据它就增加了主动权。

平地作战。一要“处易，而右背高”——选择地势平坦之地以便于战车驰突，又以右翼依托高地，以便战场观察。二要“前死后生”。杜牧注；“死者，下也；生者，高也。”前低后高利于出击。我们认为仅仅局限于“高低”还不能说明“死”、“生”的全部涵义。它应当还包括荫蔽条件的好坏、险易程度的优劣、行进道路的方便程度等。

孙子还强调了宿营时要注意的事项：选择地势高而干燥卫生、水草丰美而又粮道便利的地方扎营。他认为很好地利用地形，是取胜的重要条件，所谓“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他在讲了涨洪水时涉渡江河应注意观察水势之后，提出了“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大陷、天隙。对于这六种断裂地形必须采取诱敌“近之”，我则“远之”；迫敌“背之”，我则“迎之”，以便聚而歼之。当部队行进于“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之地时，要严密搜索，防止敌人的侦察和间谍隐藏其内。

（二）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

如何判断敌情，孙子在本篇总结了32条经验，也就是详细列举了32种现象，统称战场观察的“相敌”32法。自“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起四个自然段。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依自然景象的特征和变化来观察和判断敌情；二是依据敌人行动来观察判断敌情。孙子“相敌”之法，是那个时代在白昼直接用视力在阵地前沿进行敌情观察的方法。这些通过各种征候以判断敌情的方法，虽然是古朴的、原始的，然而是生动的、具体的，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战争特点。下面，我们仅举两个战例加以说明。

“众树动者，来也”。曹操注：“斩伐树木，除道进来，故动。”不仅如此，当时树木还可以作为兵器和军械。例如晋楚城濮战前，晋军“伐其木以益其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就是为了增加作战的器械。所以，.树木摇动是敌人要到来的征候。

“族旗动者，乱也”。曹判在长勺之战就是根据齐军“辙乱旗靡”而建议发起追击的。

孙子所以不厌其烦地举数十种“相敌”的征候，目的就是告诫那些自以为兵强马壮而鲁莽从事的将领，“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如果既不注意“处军”的原则，又不懂得“相敌”之法，?而是“无虑而易敌”，那么必遭失败，“必擒于人”。

（三）管教军队的方法

在治军上，孙子提出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又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强调管教军队要文武并用，严格贯彻执行法则，做到内部团结，令行禁止，目的是为了在战场上“足以并力”，一致对敌。

原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译文

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类。我们可以去，敌人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在通形地域，应抢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并保持粮道畅通，这样与敌交战就有利。可以前进，不易返回的地域叫做挂；在挂形地域，敌军如无防备，就要突然出击战胜它；如果敌有防备，我出击不能取胜，就难以返回，于我不利。凡是我出击不利，敌出击也不利的地方，叫做支；在支形地区，敌人虽然以利诱我，也不要出击；最好是带领部队假装离去，诱使敌军前出一半时，我突然发起攻击，这样有利。在隘形地，我若先敌占据，就要用重兵堵塞隘口，等待敌人来攻；如果敌军已先我占据隘口，并以重兵据守，那就不要进击，若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就迅速攻取它。在险形地区，如我先敌占领，要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侍击敌人；如果敌人已先占领，那就主动撤退，不要进攻它。在远形地区，双方势均力敌，不宜挑战，勉强求战，于我不利。以上六点，是关于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的重要责任，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研究的。

军队失败的情况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这六种情况，都不是由于天灾造成的，而是由于将帅的过失所致。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因而失败的，叫做走。土卒强悍，将吏懦弱，因而失败的，叫做弛。将吏本领高强，士卒怯弱，因而失败的，叫做陷。部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忿然擅自出战，主将又不了解他的能力而加以控制，因而失败的，叫做崩。主将软弱而又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无所遵循，布阵杂乱无章，因而失败的，叫做乱。主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多，以弱击强，又没有精锐部队为骨干，因而失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必然导致军队的失败；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研究的。

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明敌情，制定取胜计划，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的远近，这些都是将帅的职责。懂得这些道理去指导作战的，就必然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失败。

所以，如果根据战场实情确有必胜把握，即使国君命令不要打，也可以坚决地打；如果根据战场实情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一个将帅，应该进不贪求战胜的功名，退不回避罪责，只求国家和军队得以保全，符合于国君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算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材。

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但是，对士卒如果过分厚养而不能使用，一味溺爱而不能驱使，违犯了纪律也不能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就好比“骄子”一样，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

只了解我军能打，而不了解敌军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性只有一半；只了解敌军可以打，而不了解我军不能打，取胜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了解敌军可以打，也了解我军能打，而不了解地形条件不可以打，取胜的把握仍然只有一半。所以，真正懂得用兵的将帅，他行动起来，目的明确而不迷误，他所采取的措施变化无穷而不呆板。所以说：了解敌方，了解我方，就能必胜不败；了解天时，了解地利，胜利就不可穷尽了。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通过“地有六形”、“兵有六败”的分析，辩证地揭示了敌情与地形的相互关系，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强调将帅要重视对地形的研究和利用。

（一）对六种地形的利用

孙子把地形分为六种，并通过分析六种地形，提出对地形利用的原则。

通形，即通畅无阻的平原地形。这种地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无论军队沿道路（当时所谓阡陌交通）进行机动，还是越野机动，都有较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但是，由于视界开阔，难以荫蔽，孙子认为通形地区作战必须“先居高阳”，占领独立高地或小丘，瞰制四周，以便“利粮道”，保障运输补给。

挂形，即“可以往，难以返”、山高坡陡的挂碍地形。孙子认为，位于挂形之军，因为凭险而踞，荫蔽良好，瞰制敌军有利，因此，如果能巧妙地发挥这一山地条件的特点，就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战果；如果运用不当，也会招致重大损失。

支形，即便于敌对双方形成对峙相持的断绝地形。杜牧注：“支者，我与敌人各守高险，对垒而军，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陈，遇敌则自下御上，彼我之势，俱不利便。如此，则堂堂引去，伏卒侍之；敌若蹑我，候其半出，发兵击之则利。若敌人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他这一解释是符合孙子文意的。

隘形，即通道狭窄的隘口。利于凭险防守，既可节省守兵，又可阻援疲敌。吴楚柏举之战中，吴军通过的楚国北部三关就是这样的隘口。孙子认为，如果敌人已派重兵封锁了隘口，就不要轻易发起进攻。从这里可以看出，孙子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他的“全胜”思想，要求胜于易胜，而不主张打硬仗，拼消耗。

险形，即形势险要的地形，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子认为，“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

远形，

以上六种地形，孙子认为，是“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就是说，以上六种地形的利用原则，做将帅的必须认真研究和考察。

（二）导致失败的六种情况和原因

孙子论述了军队导致失败的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况，即所谓“兵有六败”，这主要是关于作战中的带兵问题和兵力使用问题。

“走”（败走），“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条件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是必然要失败的。“弛”（领导软弱无能），“卒强吏弱，曰弛”。士兵军事素质好，战斗力强，但指挥官懦弱无能，领导不力，也会导致失败。“陷”（士卒战斗力低），“吏强卒弱，曰陷”。这条正好与上条相反，同样是导致失败的因素。“崩”与“乱”都是指将帅治军无方，统军无力，这也毫无疑问要失败。“北”（失败），“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即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多，以弱击强，又没有精锐部队为骨干，也会导致失败。

以上六种情况，孙子认为，是“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而招致这些失败的原因，“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是由于将帅的指挥失当造成的。因此他强调将帅要深刻认识自己在战争过程中的重大责任，一切要以争取战争胜利为目的，只要合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就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机断地行动。

（三）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

孙子认为，地形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指挥员定下决心的一个重要依据。他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这里强调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料敌”就是判断敌情，制定取胜计划；“计险厄远近”就是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的远近，这些都是将帅的职责。懂得这些并能用来指导作战的就必然胜利，不懂得这些，因而不能用来指导作战的就必然失败。

原文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记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人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力衢地。人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人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僵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判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间：“兵可使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人深者，重地也；人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周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记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 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译文

孙子说：按用兵的规律，战地可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纪地、围地、死地等九类。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与敌作战，这样的地区叫做散地；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叫做轻地；我先占领对我有利，敌先占领对敌有利的地区，叫做争地；我军可以去，敌军可以来的地区，叫做交地；敌我和其它诸侯国接壤的地区，先到就可以结交诸侯国并取得多数支援的，叫做衢地；深入敌境，越过许多敌人城邑的地区，叫做重地；山林、险阻、沼泽等道路难行的地区，叫做圮地；进入的道路狭隘，退出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数兵力能击败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叫做围地；迅速奋战则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被消灭的地区，叫做死地。因此，在散地不宜作战；在轻地不可停留；遇争地应先敌占领，如敌人已先占领，不可强攻；在交地，军队部署应互相连接，防敌阻绝；在衢地则应结交邻国；在重地则应夺取物资，就地补给；在妃地则应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则应巧设奇谋；在死地要迅猛奋战，死里求生。

古时善于指挥打仗的人，能够使敌人前后部队无法相顾及，主力与小部队不能相依靠，官兵不能相救援，上下隔断，不能收拢，士卒溃散，不能聚集，即使聚集也很不整齐。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要坚持有利就行动，不利就停止的原则。试问：“如果敌军众多而且阵势齐整地向我进攻，该如何对付它呢？”回答是：“先夺取敌人的要害之处，这样，敌人就会被迫听任我的摆布了。”

用兵之理，贵在神速，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凡是进入敌国作战的原则：深入敌境则军心专一，敌军无法胜我；在富饶地区夺取粮秣，使全军得到充足的给养；注意保养士卒的体力，勿使疲劳，提高士气，积蓄力量；部署兵力，巧设计谋，使敌人无法揣测我之企图。把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死也不会败退；既然士卒死都不怕，就会尽力作战了。士卒深陷危地，就无所畏惧；无路可走，军心就能稳固；拂人敌国，军心就不会涣散；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因此，这样的军队不待修整，都懂得戒备，不待筑励，都会竭尽全力战斗，不待约束，都能亲近相助，不待申令，都会信守纪律。禁止迷信，消除部队的疑虑，即使战死也不退避。我军士卒舍弃多余的财物，并不是厌恶财物；不怕牺牲生命，并不是他们不想长寿。当作战命令下达的时候，士卒们坐着的泪水沾湿了衣襟，躺着的则泪流面颊。把军队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就会像专诸、曹判那样的勇敢了。

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使部队像“率然”一样。所谓“率然”，乃是常山的一种蛇，打它的头，尾巴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就来救应，打它的中部，头尾都来救应。试问：“可以使军队像率然一样吗？”回答是：“可以。”吴国人与越国人虽然互相仇视，可是，当他们同船渡河时，如遇大风，也能互相救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因此，想用系住马匹、埋起车轮的办法来稳定军队，那是靠不住的。要使全军齐心奋勇，在于组织指挥得法；要使强弱都能各尽其力，在于恰当地利用地形。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提挚三军就像使用一人那样容易，这是由于把士卒置于不得已的境地而造成的。

统率军队这种事情，要镇静以求深思，严正而有条理。能蒙蔽士卒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计划毫无所知；战法经常变化，计谋不断更新，使人们不能识破；驻军常改变驻地，进军迂回绕道，使人们无法推断行动意图。将帅赋予军队任务，要像登高而抽去梯子一样，使他们有进无退。率领军队深入诸侯国土，要像击发弯机射出箭一样，使其一往直前。烧掉船只，砸烂军锅，表示必死决心；像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赶过来，使他们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聚集全军上卒，投置于危险的境地，使他们拚死奋战，这便是将军的责任。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适应情况，伸缩进返，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将帅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

深入敌国作战的规律是：进入敌境越深，士卒就越专心一致，进入得浅，士卒就容易逃散。离开本国，越过邻国进入敌国作战的地区，叫做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叫衢地；进入敌境深的地区叫重地；进入敌境浅的地区叫轻地；后险前狭的地区叫围地；无处可走的地区叫死地。

因此，在散地，我就要使军队专心一致；在轻地，我就要使部队相连接；遇争地，就要迅速前出到它的后面；逢交地，我就要谨慎防守；在衙地，就要巩固与诸侯国的结盟；人重地，就要保证军队粮食的不断供应；经纪地，就要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堵塞缺口；到了死地，就要显示死战的决心。

士卒的心理状态，被包围就会协力抵御，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陷于危险的境地，就会听从指挥。

不了解列国诸侯计谋的，不能与它们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地利。对于“九地”的利害，有一样不了解，就不能算是霸王的军队。霸王的军队，攻伐大国，可使其军民来不及动员、集聚；威力加在敌人头上，可使其无法与别国结交。因此，不必争着和别的诸侯国结交，也不必在别的诸侯国培植自己的权势，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拔取其城邑，毁灭其国家。施行超出法定的奖赏，颁发打破常规的号令，指挥全军之众加同使唤一个人一样。驱使士卒执行任务，而不告诉他们意图；只告知他们有利的一面，而不告诉他们有什么危害。

把士卒投入危地才能保存，使士卒陷入死地然后才能得生。士卒陷于危险的境地，然后才能力争胜利。

所以，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人意图，一旦有机可乘，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这样，即使长驱千里，也可擒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的意思。

因此，当决定战争行动的时候，就要封锁关口，销毁通行符证，停止与敌国的使节往来，在庙堂上反复计议，研究决定作战大计。一旦发现敌人有隙可乘，就要迅速乘机而入。首先要夺取敌人最关紧要的地方，而不要同敌人约期交战。实施计划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不断加以改变，以求战争的胜利。所以，战争开始要像处女一样沉静，不露声色，使敌放松戒备，战争展开之后，要像脱兔一样迅速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在九种不同作战地区的用兵原则，并阐述了“兵之情主速”、“并敌一向，千里杀将”等问题。

（一）根据不同憎况，采取不同方法

孙子把军队上征所多之地，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作战地区，强调要根据不同战区的特点及其对军队作战行动的影响，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

散地。孙子说：“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就是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与敌作战，其士卒在危急时很容易逃散，故称散地。又说：“深则专，浅则散。”这里的“深”与“专”，都是进入敌国的距离。“专”与“散”就是部队的巩固或涣散。这是对军事心理学最原始的考察。意思是进入敌境越深，士卒就越专心一致，进入得浅，士卒就容易逃散。所以，孙子主张“散地则无战”，“一其志”，在这样的地区不宜作战，而使军队统一意志。

轻地。孙子说：“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就是军队在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作战，士卒离本土不远，危急时易于轻返，故称轻地。所以，孙子主张“轻地则无止”，“使之属”，在这样的地区不可停留，而且要部队互相连接。

争地。孙子说：“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就是谁先占领谁就有利的必争之要地。孙子主张“争地则无攻”，对于这样双方必争的要害地区，应先敌占领，若敌人已先占领，则不宜强攻。例如，公元前270年，秦攻赵，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北），赵王派赵奢为将救授。赵奢采纳了其部下许历“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的建议，派兵万人抢先占据了该山，秦军后至，攻山不得，赵奢乘机发起反击，秦军败退，遂解阔与之围。

交地。孙子说：“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就是地势平坦，道路交错，交通方便的地区。孙子主张“交地则无绝”，“谨其守”。在这样的地区作战，军队部署应互相连接，防敌阻绝，并且要谨慎防守。

衢地。孙子说：“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就是敌我和其它诸侯接壤的地区，先到就结交诸侯国并取得多数支援。孙子主张“衢地则合交”，“固其结”。在这样的地区应广泛结交邻国，巩固同诸侯国的结盟，争取它们的支援。孙子及历来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衢地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我们在前面的评述中已有论述。

重地。孙子说：”人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又说：“人深者，重地也。”就是深入敌境，越过敌人许多城邑的地区。孙子主张“重地则掠”，“继其食”。在深入到敌方腹地作战，后方接济困难，必须“因粮于敌”，就地解决军队的补给问题，以保证军队粮食的不断供应。

圮地。孙子说：“行山林、障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就是山林、险阻、沮泽等道路难行的地区。孙子主张“妃地则行”，“进其涂”。在这样的地区作战应迅速通过。

围地。孙子说：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就是进入的道路狭隘，退出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数

兵力能击败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孙子主张“围地则谋”，“塞其阙”，陷入这样的地区则应巧设奇谋，并且要堵塞缺口，使得士卒不得不拼死作战。山地作战宜奇不宜正，宜轻不宜重，宜速不宜久，防者多用伏，攻者多施变，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死地。孙子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就是迅速奋战则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被消灭的地区。孙子主张“死地则战”，“示之以不活”，在这样的地区应该激励士卒殊死战斗，死中求生。

（二）兵贵神速，隐蔽突然

时间在战争中是影响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孙子强调用兵要抢速度争时间。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就是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这样突然迅速的行动，就“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大凡用兵作战，先发制人贵速，主动攻击贵速，捕捉战机贵速。在战略持久的内线作战中，进行战役战斗的进攻的外线作战，也贵在速战速决。迅雷不及掩耳，疾电不及瞬目。长久曝师于坚城之下，必然钝兵挫锐；进行速战速决，方能势如破竹。俄国著名的军事统帅苏沃洛夫把军队的迅速机动和闪电般的冲击，说成是真正的战争灵魂。“一分钟决定战斗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胜负，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就是这位军事人物站在他那个时代发出的豪言。

为了达到迅速突然的目的，孙子指出，首先是战前要秘密地决策，不使泄露，所谓“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为了保证军事机密不致外泄，一要“夷关折符”，封锁关口，销毁通行符证，不准本国之人出入国境，这样就避免了敌人间谍假窃符证，潜入侦探。二要“无通其使”，就是说，既要不接受敌人新派使臣来国，防其高明的间谍见微知著，察觉战略动向；也不允许敌国使臣回国，报告消息。不言而喻，为了保守秘密的需要，一切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都要荫蔽地进行，巧妙地伪装，以诱骗敌人丧失戒备，这就是他说的“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为了做到军事行动的迅速突然，孙子强调说：“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就是说，指挥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人意图，一旦有机可乘，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这样，即使长驱千里，也可擒杀敌将，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的意思。顺详敌意，先得知敌意。所以，在战争的智力竞赛中，指挥员应当时时考虑到敌人在想什么。为了顺敌意而又取信于敌，有时要以某种行动故意表现给敌人看，造成敌人判断错误——以为我是真的上当受骗而误人陷阱。

（三）沉着指挥，有条不紊

孙子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就是统帅军队，要沉着冷静，幽深莫测，严肃认真而有条不紊。能蒙蔽士卒耳目，使他们对军事计划毫无所知；改变任务，变更计谋，使人们不能识破；驻军常改变驻地；进军迂回绕道，使人们无法推断行动意图。给军队赋予任务要“如登高而去其梯”，率领军队进入他国作战，要“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所以“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

原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译文

孙子说：火攻有五种目标：一是焚烧敌军的人马，二是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聚，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四是焚烧敌军的仓库，五是焚烧敌军的运输设施。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发火器材必须经常准备好。发火还要选择有利的时候，起火要选准有利的日期。所谓有利的时候，指的是天气干燥；所谓有利的日期，指月亮运行到“箕”、“壁”、“翼”、“轸”4个星宿的位置，凡是月亮运行到这4个星宿位置时，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用火攻，必须根据上述五种火攻所造成的情况变化，适时地运用兵力加以策应。从敌人内部放火，就要及早派兵从外面策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仍能保持镇静的，要观察等待，不要马上进攻，等火势烧到最旺的时候，视情况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也可以从外面放，那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就可以放火。火发于上凤，不可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风就会停止。军队必须懂得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运用，等候具备条件，然后实施火攻。

用火来辅助进攻的，明显地容易取胜；用水来辅助进攻的，攻势可以加强。水可以断绝敌人的联系，却不能烧毁敌人的蓄积。

凡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池，而不能够巩固胜利，是危险的，这就叫做“费留”。因此明智的国君一定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优秀的将帅必须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随便用兵，不到危急紧迫之时，就不要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凭一时的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恼怒可以重新欢喜，怨愤可以重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再存，人死了不能再活。所以明智的国君对战争问题一定要慎重，良好的将帅对战争问题一定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关键！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同时提出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的慎战思想。

（一）火攻的种类

火攻，顾名思义，就是以火攻敌。就是借助自然力量（火）辅助进攻。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火药还未发明，火器还未出现的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此，对于“火攻”的任何超越时代的类比和夸大都是不恰当的。春秋时代典型的火攻战例并不很多。《春秋》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提到的“焚咸丘”，凡乎可以看作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火攻战例。半个世纪后，火攻逐渐在战场上有所使用。例如公元前649年，戎狄等一度攻人周王室的京城，火烧王城的东门（《左传》信公十一年）。《左传》傅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提到“焚我郊保”（焚烧郊外的城堡）。

孙子把以火助攻概括为五类。一是“火人”。文中连用的五个“火”字，均用作动词。“火人”，直译就是火烧敌军有生力量。但是，当时既无以火药为燃料的燃烧性火器，更无管型火器或爆炸火器，显然是难以取得直接焚烧敌军官兵的效果的。因此，我们似应理解为它是指首先用火焚烧敌军营寨，然后投入主力，歼灭敌军。二是“火积”。军队无粮食，马匹无草料，毫无疑问，必遭失败。公元前479年，楚国叛臣石乞主张焚烧府库，另一叛臣自公胜就反对，他说：“焚库无积，将何以守？”（没有委积，还能用什么方法来防守呢？）三是“火辎”，即烧敌人辎重。四是“火库”，即烧敌仓库。五是“火队”，即烧敌粮道。

（二）火攻的条件和实施方法

火攻的条件就是天气干燥，风向适宜。一是做好发火器具的准备，“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二是掌握发火的时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孙子认为当月亮运行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便会起风。

关于火攻的方法，孙子主要讲的是里应外合的问题。里应，就是从敌人内部放火；外合，就是作战部队及时地、审慎地乘机发起攻击。用他的话说，就是“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发上风，无攻下风”。

原文

孙子日：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干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

故三车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问，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问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侍而动也。

译文

孙子说：凡兴兵10万，千里征战，百姓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全国上下动荡不安，民众服徭役，疲惫于道路，不能从事耕作的有70万家。战争双方相持数年，是为了胜于一旦，如果吝啬爵禄和金钱不重用间谍，以致不能了解敌人情况而遭受失败，那就太“不仁”了。这样的将帅，不是军队的好将帅，不是国君的好助手；这样的国君，不是能打胜仗的好国君。英明的国君，良好的将帅，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成功地超出众人之上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事先了解敌情。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情作类比也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位置去验证，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

使用间谍有五种：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种间谍同时都使用起来，便敌人莫测高深而无从应付，这是神妙的道理，是国君制胜敌人的法宝。所谓因间，是指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做间谍。所谓内间，是指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所谓反间，是指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效力。所谓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所谓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后能活着回报敌情的。

所以军队人事中，没有比间谍再亲信的，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事情没有比用间更机密的。不是才智过人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慷慨的将帅也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用心精细、手段巧妙的将帅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微妙啊！微妙啊！真是无处不可使用问谍呀！用间的计谋尚未施行，就被泄露出去，间谍和知道机密的人都要处死。

凡是要攻击的敌方军队，要攻的敌人城邑，要斩杀的敌方人员，必须预先了解那些守城将帅、左右亲信、掌管传达、通报的官员、负责守门的官吏以及门客幕僚的姓名，命令我方间谍一定要侦察清楚。

必须搜索出敌方派来侦察我方的问谍，以便依据情况进行重金收买、优礼款待，要经过诱导交给任务，然后放他回去，这样，反间就可以为我所用了。从反问那里得知敌人情况之后，所以乡间、内间就可得以使用了。因从反问那里得知敌人情况，所以散布给死间的虚假情况就可以传给敌人。因从反间那里得知敌人情况，所以生间就可遵照预定的期限，回来报告敌情。五种问谍使用之事，国君都必须懂得，其中的关键在于会用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的待遇。

从前商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夏为臣的伊尹；周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殷为官的姜子牙。所以，明智的国君、贤能的将帅，能用极有智谋的人做间谍，一定能成就大的功业。这是用兵作战的重要一着，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情报而采取行动。

点评

本篇主要论述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并提出了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一）用间的重要性

正确地选定军事谋略，必须以可靠的情报信息为前提。情报，虽可以通过各种新的侦察技术来获得，但要深刻地了解敌方的实情内幕，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用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伐谋”与“伐交”相联。为了赢得战争，施计定策就不能只想到对面厮杀的战场。放开你智慧的双眼，从其它社会活动中去寻求最好的同盟军，那就可以促使战争局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范睢间赵而退廉颇，方有长平之胜；陈平问楚而逐范增，才使霸王别姬。所以，会用间的将军，其成功才会超出众人之上。

正因为《用间》所论述的是这样：一个关乎战争胜败的全局问题，所以孙子对它的重要性非常重视。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干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就是说，英明的国君，良好的将帅，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而成功超出于众人之上的，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事先了解敌情。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作类比，也不可用夜观天象的迷信方法来推断，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获得。

但是，用间要派出大量的、各种类型的间谍，去做形形色色的谍报工作。这当然要耗费金钱。孙子认为，为了用间的成功进行，耗费“爵禄百金”是必要的。他用战争久拖不决的种种巨额耗费作了详细的对比：“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从这一番描绘可以看，孙子的用意是说，这种“相守数年”劳民伤财的战争之所以造成，就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进行预先的战略侦察，就是由于执政者吝惜“爵禄百金”，因小夫大，舍本求未的结果。因此，他以痛斥的口吻大声疾呼：“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有人说，用间是不道义的事情，还算是军事谋略么？其实，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总想和敌人讲道义，那是真正的傻瓜。在军事谋略学中抛弃用间，无疑等于丢掉了一个“方面军”。

（二）用间的种类和方法

孙子把间谍分为五类，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

（1）因间。孙子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所谓因问，就是利用同乡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因间也叫乡间。应该说，除了利用同乡关系外，还包括利用同学、老同事、亲属、老朋友的关系，去察探军情或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因间还可以解释为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或俘虏做间谍。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边界的区分只是个地区概念，而双方边境上的民众中存在的共同的民族习惯，复杂的社会交往，无法用国界来划清，一旦两国关系破裂，乃至发生军事冲突，因间便是最活跃的情报信息。

一般来说，因间还属于比较简单的间谍计谋，只能了解一般情报，也很容易被对手识破或查获，使将计就计的反间计借以成功，这是需要兵家所明察的。

（2）内间。孙子说：“内问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所谓内间，就是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也有人将“内间”解释为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总之，内间即出自敌人的营垒之内。敌垒内的哪些人有可能成为我方的内间呢？杜牧解释说：在敌人的军事官僚机构中，“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劈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败丧以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总之，这样的人或不得志，或贪图财利，或因种种原因对其主将满腹怨愤等，都可以暗地里进行联系。包括政治争取和重金收买，使之为我服务。

（3）死间。孙子说：“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所谓反间，就是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使其为我所用。反间计的内容是以假乱真。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敌间谍被我发现或捕获后，不是公开审判，而是暗中以重金收买，使他变为在我控制下给敌方提供假情报的双重间谍。二是我发现了敌间谍，并摸清了他的来意，但不露声色，装得像根本不知道一样，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为他透露一些假情报。例如根据我方预定的行动日期，告诉他一个提前或推后的假日期，让他回去报告。敌人以假当真，我正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达到目的。

（4）死间。孙子说：“死间者，为逛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所谓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逃跑到敌方的人员知道而传绪敌人，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按孙子的本意讲，“死问”是一个借刀杀人，处置叛逃人员的计谋。

自孙子之后，军事家对“死间”的解说和用法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针对敌人内部了解我弱点的人给其主子提供的情报和用兵计策，及时改变或制造假象掩盖我弱点，使敌主将怀疑提供情报的人，乃至将其杀掉。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捕捉有利的战机，不顾我方派到敌方去的外交情报人员尚未撤回，就开始了军事行动，使敌人对我方派去的外交情报人员引起怀疑而将其处死。

（5）生间。孙子说：“生间者，反报也。”所谓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后亲自返回报告情况的人。生间是对敌间而言的。就其内容来说，有选贤能之士，或游说于列国之间，或打进敌国官僚机构之中；有以某一具体的作战情报速去速回；有以诈降迷惑对方，或借机给敌以不意的袭击，或为今后作战充当内应等。

这五间之中，最重要的是反间。反问也是最活跃、最生动的。因为反间是被我收买利用的敌间，他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因此，孙子主张对反间要不惜重金收买，给予优厚待遇，所谓”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所以，关于用问的方法，他认为利用好反间是“五间俱起”的关键。只有策反敌间，为我所用，才能使乡间、内间、死间、生间顺利地完成各自受领的任务。

（三）用间的要求

孙子认为，用间是一项十分机密的工作。因此，对谍报人员要特殊看待，在感情上要特别亲近，“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在奖励上要特别优厚，“赏莫厚于间”；在使用上要特别信任，“事莫密于间”。而要能做到这些，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所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亲抚、重赏、秘密，是孙子提出的用间的三个要素。“亲”和“密”又是紧紧联系的。不是心腹，不可以言秘；间事不密，则为己害。这里包含着对间谍培养和使用两个方面。

要让老鼠进食毒饵，就不能让它嗅出毒味，要让敌人相信我制造的假情报，就不能泄露自己的心机。谋成于密，败于泄；以谋保密，谋更密。古人用间的具体方法，今天不完全适用了，但“事莫密于问”的原则，还是值得惜鉴的。

孙子提出，在间谍的人选中，最理想、最重要的是“以上智为问”。他举例说，称得起“上智”的人，就是伊挚（伊尹）和吕牙（姜大公）。因为伊挚是夏某的大臣，吕牙是商纣的大臣，都是洞悉夏、商政治、军事战略情报而又睿智聪颖的人物。商汤和周武王分别以他二人为相、为师，所以能“必成大功”。孙子最后得出结论，用间，“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在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孙子兵法》以《用间》收束全书，不仅与战略决策的《计篇》相互辉映，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孙子的“知彼知己”，“先胜而后求战”的“全胜”思想是始终如一，一贯到底的。《孙子兵法》问世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学习它，不能不为它博大精深的内容，庄重严谨的结构，浑然如一的体系而惊叹不已，更不能不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这样一颗瑰丽的珍珠而感到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