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皮秒:沈石蒂的老照片：一段上海的旧时光

1957年，沈石蒂离开上海，移民至以色列。能够重新回到上海寻找昔日的相识，一直是沈石蒂的愿望。在他去世24年后，他的继子摩西希望能以一场老照片展览的方式来完成对父亲的纪念。而讲述照片中的人物故事，就成为展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为止，通过微博寻人，已经确定了6个人的身份。还有一对夫妻以及一位老人表示，他们珍藏有沈石蒂的照片，虽然照片还未出现在公布之列。

年轻时候的沈石蒂在上海和孩子们在一起

昨日重现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茂名南路上，没有机动车，也没有前来寻旧的外地游客。在法国梧桐的绿荫下，那条清幽的大道最适合情侣散步。1951年，傅立敏18岁。他是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的大学生，刚刚和一个叫张真我的女孩子开始谈恋爱。“我们经常约在老锦江饭店13层楼底层的咖啡厅里见面。饭店有一扇朝茂名南路打开的小门。在那里喝杯咖啡或者吃些点心后我们就出来，沿着茂名南路往淮海中路的方向散步，一般要陪她再去淮海中路上逛店买东西。”傅立敏对我回忆说。

当时的傅立敏爱好一切时髦和洋派的东西。“好莱坞的电影一上映我就赶去观看。《出水芙蓉》那部片子我在大华电影院连续看了6场，完全被哈利·詹姆斯（Harry James）天下第一的小号演奏迷住了。在大学里，睡不着的晚上，宿舍里的4个人就拿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名字玩接龙游戏，说不出来人要受罚。今天锦江饭店对面的花园酒店原本是法国俱乐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文化俱乐部。去那里跳交际舞，也是我们约会时一项经常的活动。”

傅立敏说，散步的时候，他和张真我总是路过犹太人沈石蒂开的照相馆。在沈石蒂的以色列继子摩西给我的一张印有外滩钟楼和天安门城楼图案的名片上，写的就是这家照相馆的地址：上海茂名南路73号（13层楼南）。如今这里是一排提供高级西装定制的商铺，建筑及店铺格局都和当年一样。“沈石蒂照相馆有两个铺面，店很低调，只是门的上方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英文名。这个地方地段好，租金贵，可以推测出照一次相的价格不菲，门口又没有价目表，因此很少有人敢推门进去。每次看到我们俩常在走过时向里张望，沈石蒂就向我们微笑，招呼我们进去瞧瞧。”傅立敏说，那时他们家境殷实，一些好的店铺，即使东西贵，也会尝试一下。“我在茂名路上那家最贵的‘启发西服公司’定制过西服，后来也就改成去南京路上较便宜的‘汉森’了。”

出门赴约，傅立敏说他一向都是西装领带的装扮，头发也梳得油光水滑，而张真我总会穿一条淡雅的素色裙子，所以那次突然决定的拍照效果也不错。傅立敏告诉我，他最喜欢沈石蒂摄影时的布光。“其实他的工作室很简单，没有复杂的布景，但是背景灯用得好，因此人物的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以后两人还在那里拍过单人照和双人合影，经过了数次政治运动，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一张，一直压在床头柜的玻璃板下。这次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用微博发布的200多张老照片，只是沈石蒂带回以色列的2万多张照片中的一小部分，因此现在还未出现这张照片。也有可能是沈石蒂并没有多冲洗一张保存，或者在离开中国前便已遗失。由于固定照片的纸板上有S.M.Sanzatti的印刷签名，傅立敏夫妇又对沈石蒂本人有着深刻记忆，他们便可以确定自己也是那家照相馆的顾客。

另一位拥有沈石蒂签名照片，但照片也不在此次公布的图片之列的是66岁的周重仁。“媒体报道中所说的‘沈石蒂’的中文音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叫做‘Uncle Sanzatti’的外国摄影师。他是父亲的好友。”在这张拍摄于50年代初的照片中，周重仁的父亲周邦骏穿着呢料细格的西装，双手搭在座椅的扶手上，指缝中夹着点燃的香烟。照片右下角是Sanzatti银灰色的铅笔签名。照片经过了油彩着色，有油画的感觉，和已经公布的那些中调风格的人物肖像相似。

周重仁告诉我，父亲非常“挑人”。“他认定谁做这件事合适，一直就会找这个人来做。过去他很信任一位卢湾区私人诊所的儿科大夫，家里5个孩子，不管哪个生病，他都会带着他（她）去找那位医生看病。这张照片是在父亲的公司里拍摄的，之后父亲便常去他的照相馆拍照和聊天。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听父亲说起对这张照片的喜爱之情。”周重仁说，父亲和沈石蒂用英语交流，“父亲是在英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整个学校只有两个中国人，因此他是流利的英式发音。那时我还小，他们用英文说话我听不懂，但我想，除了父亲对UncleSanzetti的才能非常认可外，他们的友谊还来自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父亲高中毕业后，在一家职业专科学校学习装饰设计，之后便自己成立一家‘艺都’装潢公司。我家用的椅子，都是父亲画图设计的。出于工作的缘故，也是个人喜爱，他特别留心收藏瓷器以及水晶工艺品。也许他们的艺术品味相互投合”。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我不仅去过他的照相馆，还去过他的两处公寓。一处是在南昌路和瑞金路附近，还有一处在常熟路和延庆路附近。”沈石蒂偶尔也会去周邦骏一家所在的乌鲁木齐路16号的花园洋房拜访。“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周重仁还给我看了一张在乌鲁木齐路16号拍摄的照片，是他的父母和另外一对年轻夫妇在阳台的合影。“摄影者应该就是Uncle Sanzetti。当天还有一张父亲和Uncle Sanzetti的合影，‘文革’前我们把全部有外国人的照片都烧掉了，就包括了那张。”

孙逊是第一批老照片发布后，已经确定身份的6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生于1953年，今年58岁。公布的老照片中，一张是他单独的相片，一张是和母亲游美瑛的合影，都拍摄于1954年他1岁的时候。这两张照片如今就挂在母亲卧室的墙上，“文革”的时候抄家被拿走，之后又被还了回来。孙逊告诉我，听他父亲讲，他当时一个人坐在那里照相，父亲其实躲在他身后用手扶住他。“父亲1950年从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回国就去祖父任董事长兼经理的上海阜丰面粉厂工作。他那时年轻气盛，想将西方的管理方式应用到家族企业。结果由于采用的办法缺乏人情味，招致许多老员工的不满，最后他干脆离开。一直到1960年他去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做翻译之前，都赋闲在家。他平时会花许多时间去读书，尤其喜欢看‘二战’期间一些知名将领的传记，他还会带我去江湾体育馆看足球赛，照相也是全家一起出动的一项活动。父亲不太会说上海话，去到沈石蒂的照相馆里照相，用英文交流能让他轻松不少。父亲是个能屈能伸的人，但条件允许，他一定是到最好的地方。就像他理发会去南京美发店，吃本帮菜要到德兴馆一样，他带我们去沈石蒂照相馆，是因为那里的品质最让他满意。”

用微博发布的200多张老照片中的几幅。这只是沈石蒂带回以色列的2万多张照片中的一小部分

小人物与大时代

沈石蒂在1921年5月到上海。在摩西提供给我的沈石蒂于1956年亲自打印的一份简历中，他这样记述自己来到上海前的经历：1902年，我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教师。我从小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去过学校。13岁时，我跟随父母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到那里的最初两年，我在一家百货公司里做送货员。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到中东铁路工作，曾在齐齐哈尔站和海拉尔站做车床操作工。1919年，中东铁路发生了罢工，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布拉戈维申斯克，那里刚刚被红色的革命力量占领。我和一些人决定帮助一家金属厂恢复生产，我负责去弗拉斯沃斯托克取得一些必要的生产设备。在那里我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挠。经历一段时间的躲藏和一个日本人上演的“屠杀夜”之后，我乘坐英国客船逃往上海。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告诉我，近代上海的犹太社区主要由三批犹太人组成。第一批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中东地区移入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选择上海，一是迫于巴格达地区18世纪后期日益加剧的反犹活动，同时也是上海在开埠后出现的商业机会。这批犹太人的代表人物比如沙逊和哈同，经营的都是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第二批是从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先到东北，继而南下上海。犹太人在俄国的处境很差，1900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后，一些犹太人为获得自由便随铁路修筑人员和护路军进入哈尔滨及周边地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败的沙俄军队中有大批的犹太士兵开小差离开部队，也导致了哈尔滨人口的增加。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一批俄国难民因为担心被当做‘替罪羊’而涌入东北，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及中东铁路沿线小城定居。20年代开始，哈尔滨犹太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受到一系列冲击，由盛转衰。一是由于之后中东铁路的共管模式加强了中国人的经济参与度，与犹太商人形成竞争；另外也因为中苏之间的冲突造成哈尔滨周围局势不稳，给犹太企业造成了波动。于是俄国犹太人陆续南迁上海。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已经达到4000人，远远超过了塞法迪犹太人的数量，成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团。最后一批犹太人，则是1933至1941年由欧洲避难上海的难民。

由此可见，沈石蒂的个人经历虽然特殊，但他的家庭迁入哈尔滨的过程，又和许多俄国犹太人相似。潘光说，俄国犹太人在商业上不如塞法迪犹太人成功，他们是属于犹太社区中的中产阶级，一般从事玩具店、餐馆、服装店、食品店这样的小本生意。来到上海后，他们在音乐、舞蹈、美术、喜剧等方面都影响了上海的文化生活。沈石蒂在上海期间，无论是他选择照相馆的经营，还是他展露的业余爱好，都表现了俄国犹太人的这些特点。

70年代时，沈石蒂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的采访，曾经这样描述刚到上海时的感受：“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与喧嚣。这又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妓女，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但我并没沉溺于浮华世界之中，我只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沈石蒂努力去做的事情便是摄影。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摩西在沈石蒂的指导下，后来也成为以色列当地一位摄影师。他告诉我，当沈石蒂给人们照相的时候，从来都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每次拍照都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挚的一面，他能和拍摄对象做很好的交流，进入他所希望看到的状态。”摩西说。这就和另一位老照片中的人物回忆的一样。“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凭着这样的才华，沈石蒂因而可以接触到上层社会名流。于是在他的照片中，便有了教皇代表、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大使、中国外交总长的母亲等人物。同时期的照相馆比如王开照相馆都有一些在广告宣传上刻意为之的手段。曾任王开经理的陈铭楷就对我说，那时黄包车车夫从业需要身份证件照片，王开给他们拍照，但不收钱，有要拍照的人坐黄包车的时候，他们就推荐王开，往王开的照相馆送。而沈石蒂的照相馆的名气却几乎只靠熟人之间的推荐。摩西提供给我了一张泛黄的信笺，来自上海疗养医院（Shanghai Sanitariumand Hospital）的米勒先生。上面写道：“之前我的父亲米勒博士曾在你这里照过相，我十分赞赏你的作品。我的女朋友想在临毕业前拍一组照片。她问我有谁可以推荐。于是我想到了你。因为我所见过的一幅可以称之为作品的照片，就出自你之手。”

日军1937年占领上海后，沈石蒂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经历。沈石蒂晚年告诉摩西，在那间审问室里站着士兵和军官。在审讯时，他哼起了歌曲。士兵起身想要打他，但是军官制止了他。军官说，如果一个人在如此苦难下还可以歌唱，那就意味着他任何东西都不会隐藏，也不会撒谎。摩西对我说，具体被捕的原因沈石蒂本人也不知晓，但最终被释放却也得益于他的朋友多，人脉广。“他通晓俄语和英语，会用两种语言写诗，他还在学习音乐和建筑方面的知识。他的工作让他接触到了包括贵族、官员、演员、舞女、水手在内的各色人等，他的才华又让他能够去和他们成为朋友。”

而据潘光分析，沈石蒂能够平安度过日本占领时期，也可能和他持苏联护照有关。“1941年1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西方国家的租界，将英美国籍的公民放入集中营，许多身份显赫的塞法迪犹太人也不能幸免。1943年2月后，日本当局又将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无国籍犹太难民迁入虹口的隔离区。唯有一些手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境遇还好，仍然可以自由活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所以有苏联护照的人不会受到影响。”

至于沈石蒂究竟在上海有没有开设4家分店，则难以判断。除了茂名南路73号的地址外，还有一处可以确定的照相馆曾存在过的地址，是南京路73号。这是因为，微博发布的老照片中就有一张关于这家照相馆外景的照片。照片里，沈石蒂的照相馆在一幢大楼的二层，占了4个窗子。沈石蒂斜靠在一个窗台上，略带微笑望着窗外，他的6名员工则挤在另外两个窗口，有人在兴奋地招手。

最初协助媒体找到照相馆原址的黄浦区政府档案局工作人员景智宇告诉我，根据《字林报行名簿》记载，1935年南京路曾经有过一次门牌号的变更，这说明1935年以前的建筑物位置不能以现在的门牌号来做依据。老照片上，照相馆下面是一家铃木商社（Suzuki Bros.&Co.）。而在《老上海行名辞典》中铃木商社登记的资料，1932至1934年为南京路65号，1935年则变成了南京路147号。在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南京路147号位于四川路和江西路之间的美伦大楼东楼，门牌号至今未变。“从平面图上看，该楼西侧向外凸出，也与这张照相馆的老照片相符。”

《老上海行名辞典》还显示，1931至1932年，除了这家位于南京路73号的Sanzetti Studio、中译名是上海美术照相馆的地方外，还有一处位于静安寺路421号中文名叫瑞泰照相馆的场所，英文名同样是SanzettiStudio。也许那就是沈石蒂努力扩大经营时，开设的另一处分店。

如今，美伦大楼几乎保存原样。回字形花纹与玻璃窗格局都与当年相同，底层商铺的门前，人们也照样熙来攘往。只是照片中的黄包车换成了等待游客的电动三轮，一声声地问着要不要去附近的城隍庙观光。

各自老去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摩西告诉我，在中国的最后一些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摩西说。摩西给我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辨认后对我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周重仁的父亲周邦骏的生活也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发生了改变。周重仁讲述，父亲的艺都装潢公司先是和黄浦区的郭子记五金店合并。“但是关于室内装潢的概念还是太超前，那时候人们搬进新房子，不过就是粉刷下墙壁，找木工打一套家具。人家看到装潢材料和五金商店有点关系，就合到了一起，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还认为搞装修是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方式，也没人提倡。”周重仁说，“除了每个月拿定息，父亲根本没有事情做。于是就去参加了工商联培训班。上完课后，他被分配到了上海华东纺织院工作。原本是搞装修设计的，在纺织院没有用武之地，让他很郁闷。于是干脆不去上班，憋在家里写书。”1961年，周邦骏拿着写好的书稿找到科技出版社，最终以《家具集》的名字出版。“父亲在书里就提到，椅子一定要根据人的体形来设计，当时还没人讲求这个。拿到了2000多元的稿费，父亲做出决定，到香港继续发展事业。”

这两张照片都拍摄于1954年，那时孙逊（左）1岁，母亲游美瑛（右）29岁

周重仁给我看了周邦骏在香港生活的照片。看得出，他在那边的艺都公司发展得很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保持自己收藏瓷器的爱好。在他香港的客厅里，就摆着许多件他从欧洲国家进货时，顺便淘来的陶瓷工艺品。周重仁告诉我，父亲是在1996年去世的。“之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每人便分了些瓷器来留念，我得到了一组芬兰出产的瓷盘。这种盘子每年出一个，都印有年代。父亲从70年代开始买，一直收集到去世那年。”

1967年，摩西刚和母亲由苏联移民至以色列半年左右。他说：“有一天，我们第一次去以色列的咖啡馆，听到有人在说俄语，我们觉得十分亲切。循着声音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表情生动并且眼神睿智的男子。他身材不高，年纪也不小了。母亲和他用俄语攀谈起来，接着他用俄语给母亲念了一些诗歌。看得出他和母亲彼此之间都很有好感。一段时间后，他搬来和我们一起居住，他就是沈石蒂。”

在沈石蒂遇到摩西的母亲前，在以色列的生活并不是很轻松。“他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在那里他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刚到以色列的日子，他一直给一家小珠宝作坊拍摄广告片。他有时还会为一家纺织企业绘制印在纺织品上的图案。这些工作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带来稳定持续的收入。我母亲是犹太复国行动遗孀，国家每年都会拨给我们生活费，还让我们享受优惠的贷款，提供给我们不小的住房，所以他们结合后，他就不再有后顾之忧。在那段时间里，我本人在服兵役，休息日他让我来帮助他。从那时开始，我也开始涉足摄影。但当时我都没有想过，这也是我今后一生的职业。”摩西说。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1931至1932年，沈石蒂的照相馆在南京路73号

摩西知道，直到1987年去世，沈石蒂都想念着中国。“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和他们交流后，他知道了他们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这次和中国留学生的相遇让他异常兴奋。他们对他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也很感兴趣。之后他们很多次见面，一起去看那些照片。对他来说，这些学生就是中国的标志，提醒着他在中国的生活。当时的上海用爱和保护接纳了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人。他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美丽的岁月，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留在那一张张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