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4x和红米4买哪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2：个人特质

 　　在军事史上成为定论的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或许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是兼而备之。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并加以反复验证。（上图：1949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炮兵）

　　毛泽东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做到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决不虚张声势；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其军事理论的影响到目前仍然被世界许多武装组织奉为圭臬。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是著名的服膺者，而且，许多游击队仍然在借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政府军作战。

游击战起家 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步形成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他把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高度，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红军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获得胜利，就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实用。

　　1930年冬，政府军十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四万红军两次大步后退，从赣江西岸一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来到江西省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红军实施中间突破，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消灭对手一个半师，打破了围剿，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略转变的第一步。毛泽东当年题写的对联体现了这一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931年蒋介石二十万大军实施第二次围剿。红军半个月走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这是红军继续实践与完善积极防御战略的结果，使红军的作战原则趋向成熟。

　　1931年夏三十万政府军第三次围剿，红军则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穿插突围，声东击西”的打法。第三次反围剿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战斗之激烈，都超过了前两次，表明红军的运动战已经成熟，完善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准确处理打运动战歼灭敌人和放弃土地的关系，解决了在“打”和“走”的间隙争取时间休整部队、力争打立足未稳和运动中之敌、善于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等问题。

　　对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分散敌人，在山区打大规模伏击战”的战法。蒋介石痛心地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此次得胜，进一步证明红军依靠根据地积极防御、实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的作战方针是有效的。

避实击虚 四渡赤水经典作战

保存力量　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

　　1946年6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第二次内战就此开始。期间，政府军依靠优势兵力对共产党统治区展开全面进攻。解放军边打边撤，转移到山区保存实力，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华北重镇最多有105座城市被政府军占领。刘峙、程潜所部二十万优势兵力攻打共产党中原统治区的核心宣化店，解放军被迫全线撤退，将主力调往延安地区。

　　同时，潜入山区的共产党军队再度使用了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的运动战战略，利用政府军分散搜索的契机，集中两到六倍兵力展开包围进攻。这种方式成为解放军的首要作战策略。经过八个月的作战，政府军战斗减员约71万人，可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个旅，下降至85个旅。

　　1947年的3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军队进攻延安，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解放军。考虑到实力悬殊，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京、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离开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同时解放军开始在陕北高原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分别取得了在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地的胜利，政府军经过三个多月的“蘑菇战”，即游动作战，军力、士气下降严重，最终放弃了陕北高原的战斗。

　　到1948年夏秋，解放军已经攻占东北97%的土地，东北总兵力发展到一百余万。面对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蒋介石很焦虑。为保存力量，曾考虑放弃长春、沈阳，打通铁路交通线，把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伺机转用华北、华东战场，但又顾虑放弃东北会在政治和军事上产生严重后果，因而举棋不定。（上为1947年毛泽东在行军途中照片）
   
　　在蒋介石对东北抉择犹豫不决之时，毛泽东则做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把作战重心放在锦州，并准备借攻打锦州而歼灭沈阳来援之敌的决策。并号召东北部队要树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沈阳敌军全军来援时要敢于作战，就地歼灭。
    
　　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发起，东北野战军先后分路奔袭北宁路，到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部署华北的国民革命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猛攻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预先设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与之鏖战六昼夜，打垮数十次冲击，成功阻止了东进兵团。而“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三个纵队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十万余人。随后，长期被困在长春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投向共产党，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解放军遂于21日进入长春。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十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结束，东北全境为共产党占领。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47.2万余人。

　　随后，毛泽东再度发起淮海战役，以徐州为中心，战区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由于辽沈大胜，毛泽东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军联合作战，全歼刘峙集团于淮河以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而且第一步歼灭该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他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十万人。中原野战军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所部三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之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歼灭其中孙元良兵团约四万人。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总攻杜聿明部，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十个军约二十万人。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激战六十六天，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革命军55.5万人，夺取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加强长江防线。然而傅作义提出坚守平津的主张，并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大战后需休整三个月至半年方能入关。于是傅作义全部人马便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五百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这个长蛇阵的特点是蒋系部队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必要时可以各自撤逃。 
    
　　毛泽东估计傅作义下步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固守平津；二是放弃平津，傅系部队撤逃绥远，蒋系部队撤江南；三是放弃平津，所有部队撤至南京一带。有鉴于此，命令1948年11月中旬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战役的基本方针是：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尔后先打两头（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后取中间（北平、天津），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就地全歼傅作义部队。实现这一方针的关键是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华北地区。 

　　平津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余人，攻克天津，1月31日和平接管北平，平津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解放军以3.9万人伤亡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革命军52万余人，夺得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的全部华北地区。

　　毛泽东一生，诗词存世并非汗牛充栋，不过寥寥数十首、薄薄一册，不消一个时辰便可通览一过。然而，却可以从中窥探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毛泽东。其诗言志，未有雕琢隐藏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了解毛泽东的一把难得的钥匙。

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从现存的毛泽东诗词来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早年及中年时期；晚年时期。

　　早年及中年时期，毛泽东的诗词大多抒发激情，色彩和层次都很丰富，不仅有很多绮思丽句，其诗词意境也多具象。这些特点与早年及中年毛泽东的地位有关。到了晚年，毛泽东大权在握，雄视天下，身居亿万人之上，“四个伟大”加身，其诗词大多以咏志言志为主，哲理、典故在诗词中多有运用，意境大都抽象。

　　早年间有一些儿女情长的佳作，如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词云：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再如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词云：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翻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样的儿女情长，在毛泽东晚年的诗词中已难得一见。这种风格上的变化，与毛泽东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咏志和言情之间的差别。毛泽东曾经这样表露自己对诗词的兴趣，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但是，其诗词中豪放者居多，而婉约者极少，及至晚年，则婉约几乎不见，更多的是豪放。像上述那两首赠予妻子杨开慧的词，少年时的儿女情长、愁思怨曲表露无遗，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而到了晚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光环已经将毛泽东神化，只剩下“不须放屁”这样的豪放、粗鄙之语。当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声音字正腔圆地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传进亿万中国人的耳朵时，这种“试看天地翻覆”的词句也让人们感到，这只能出自傲视一切的毛泽东之手。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看出，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其诗词都是气有余而韵不足，晚年尤甚。气韵兼备者，莫过于他的两首“沁园春”：早年的《长沙》（1925）和中年的《雪》（1936）。

　　长沙词云：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雪词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前者少年意气，挥洒自如，气韵皆备；而后者虽纵横捭阖，大开大合，王者之气显露无遗，已现欺韵之势。这样的情况，年愈长，则愈甚，大多数的晚年作品已经纯以气胜，艺术价值大大减低。

言志言事，以诗写史

　　纵览毛泽东的诗词，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可以通过这些诗词把毛泽东的一生串连起来，仅凭这些诗词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的大致轮廓。

　　毛泽东主张“诗言志”，这与中国传统诗学的主张相吻合。用诗词的形式言志记事，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他在1965年致陈毅的信中所说：“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在言志记事的视野上，毛泽东的诗词大多采宏观角度，而绝少微观，没有明显的聚焦点，宛若摄影中的广角镜头；绝大多数的诗词，其视野都是远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1927）、“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1935）等句都是这种视野的反映。而这种视野恰恰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所特有的，所谓“小小寰球”，世界尽在其眼底。

　　在视角上，毛泽东诗词多采用居高临下的俯视或鸟瞰，“背负青天朝下看”（《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是其习惯视角，这与毛泽东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内在气质相吻合。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句话，在他的诗词中也有体现，这就是间或出现的视角的转变，或“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清平乐·六盘山》1935）”式的由仰视转平视，或“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1962）”式的由仰视而转俯视。但在总体上看，毛泽东诗词还是以俯视的视角为主，这也与其“领袖”、“导师”的人君地位极其吻合。

　　在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中，群众路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国共内战时期的“人民战争论”，到中共建政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直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这一手段的极致，便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把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则说人民群众是毛泽东赖以依靠的力量，但是，人民群众兴风作浪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恰恰是这位不怕死几百万人以实现个人理想的“人民领袖”，而人民群众不过是他巩固地位、夺取政权、清除异己的工具。诗言志，诗如其人，毛泽东诗词所采的视野和视角正是以人民为工具、以人民为群氓的一种佐证。

不拘一格，挥洒自如

　　1959年，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这样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965年，陈毅请求毛泽东帮助改诗，毛在复信中说：“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因律诗要讲究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看出上述所言非虚。从严格意义上讲，毛泽东更多的是一个词人而非诗人。有论者云：长短句是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的标志。此言甚是。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东坡此诗，可以用来概括毛泽东的书法。就其书法而言，精、气、神兼备，世人尊其草书为“毛体”。有论者云，毛泽东书法“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实为二十世纪中国书法艺术之大家。且不论此说是否公正持平，单从毛泽东遗墨本身来看，其书法艺术确实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博采众家，笔走龙蛇

　　毛泽东的书法主要以书信、题词、手稿、自作诗词和古诗词为主要内容，以楷书、行书和草书为主，不事篆隶。据称，毛泽东所使用的毛笔大多以狼毫中、小楷为主，兼使羊毫，绝少使用斗笔之类。在目前所见到的毛泽东手迹中，绝少看到他使用印章。

　　1920-1930年代，毛泽东的书法初步形成了用笔流畅、潇洒从容、字体稍斜、结构巧妙的格式，从中可以看出心追手摹王羲之行草风格的趋向，也显露出其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心态。

　　1940年代，毛泽东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呈现出笔实墨沉的韵味，有时却锋芒外露、锐利干净，常常在个别笔画中着意强调夸张，无拘无束，整体布局则自然舒朗。至此，其书法已趋于成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格。

　　毛泽东晚年的草书已臻化境，从心所欲不逾矩，几近炉火纯青之境地。其书风由过去的瘦劲硬朗，转向豪放苍劲、潇洒自如，自成一家，正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如果说毛泽东前期书法注重骨力，由平正而险绝，那么，晚年毛泽东的书法则是由险绝而平正，走向书法的最高境界——冲和。依照中国传统书法的讲究，书法应行简易于闲淡之中，应有含蓄蕴藉之美。这时期的毛泽东书法已然达此境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临帖、读帖，是习书者必做的两门功课，毛泽东也概莫能外。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仍然阅览法帖，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得以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访苏联，身边就带着《三希堂法帖》。其后，他命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

汪洋恣肆，字如其人

　　毛泽东曾说自己是花果山上的猴子，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书法亦如此，不拘小节，敢于创造，随心所欲，从容为之。俗话说，字如其人，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首先，他认为书法应博采众家之长，但须自成一格。他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其次，他主张书法应骨神兼备。他说：“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还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

　　第三，他认为书法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书法深有心得，并将其应用于其书法实践。

　　中国画论中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说法，讲究的是画面的布局谋篇；同样，这个道理也可应用于书法。从毛泽东的手迹中，可以看出其书法布局巧妙，错落有致，而又没有专事安排的做作迹象，总体章法疏密有势，层次变化虚实相间。其书法的基本特点是，跌宕起伏，从容为之，随生随就，天趣盎然，纵横捭阖，汪洋恣肆。这些特点，与毛泽东本人的性格特点极为相似。

　　在用笔上，毛泽东书法的线条以中锋为主，流畅奔放，笔划多露锋芒，常用牵丝连笔加强气脉的贯通和呼应；时有方笔与侧锋并用，笔势生动、草而有法、气势雄健、柔韧清秀，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人特点和线条美感，令后世学书者叹为观止，欲学而不得其门而入。反观后世摹写的“毛体”，虽有形似者，但神绝不似。这或许是因为一般学书者绝无毛泽东那样的胸怀、见识和气魄，画虎不成反类犬。精、气、神三者，绝非可以学到的，它们是比形式和技巧更为重要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