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时代，何以解忧？

　　活在当下，谁没压力，谁不焦虑？如今，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把“郁闷”一词当成口头禅。对此，专家告诉我们：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代！当焦虑变成一种常态，成为一个时代挥之不去的忧愁，困坐愁城的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1中国心理疾病高发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据日本Record Japan网站12月6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抑郁症在全球10大疾病负担谱中名列第5，预计到2020年将跃升至第2位。而近年来，中国公众心理疾病呈高发态势，已经步入“全民焦虑时代”。

　　报道称，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职业人群中，抑郁和焦虑状况已较为严重，超过5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

　　据报道，2011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近四成中国城市老年人存在抑郁情绪，这与经济问题、空巢和社会交往减少等因素密不可分。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还十分有限，并且存在误区。而且，精神病患者“三低”现象严重，即就诊率低、治疗率低、依从性低。

　　此外，有关统计还显示，中国的神经疾病、抑郁症患者人数正在急速增长，每年的自杀人数超过20万。

2焦虑：蔓延至各阶层

　　据统计，我国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7%，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5%，药物、酒精等物质赖症约5%。富豪焦虑，穷人也焦虑。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各行各业，就没有不焦虑的人。各式各样的精英外迁风潮，跟焦虑也不无关系。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因收入低、难融入城市、未来走向不明、疏于照顾子女等而沾满太多焦虑。

　　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身居社会中间层的普通市民，或忧心就业、买房，或为子女教育发愁……

　　一条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增加工资老板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而世界怎么样呢？焦虑早已越过国界，成为世界挥之不去的幽灵。整个地球，自东朝西，都在焦虑。日本核泄漏搅动世界核能发展危机，印度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加剧，伊拉克战火硝烟不断，叙利亚国内坦克部队已上街头，也门总统避难他国，突尼斯政局动荡，埃及政治强人接受审判，利比亚虽推翻了暴君但流血还在继续，索马里饥荒与海盗交织，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挪威冷血杀手扯动极端民族主义大旗，英国骚乱蔓延多个城市，美国债务危机与主权评级下调引发全球股市动荡，澳大利亚失业率还在上升，整个世界伤痕累累，焦虑丛生。

　　有专家指出，我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期，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所证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焦虑情绪同样蔓延，自杀率提升。我们要正视“全民焦虑”，尽量缩短“疼痛期”--- 以创新的社会管理和完善的社会服务，舒缓、抚慰公众的积压已久的焦虑情绪，增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3全民焦虑的成因分析

　　一个“全民焦虑”的社会，必然是失序的、暴戾的社会。在焦虑的阴影下，社会必然出现分化，沿着各自的路径演进。“沉默的大多数”之外，有的甚至走向极端。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另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无处发泄而又心犹不甘的，容易把焦虑外化为暴力，向社会宣泄不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就是信号；而财富、知识、权力精英阶层，在风险难以预期的情形下，以脚投票，选择“退出”，纷纷移居海外。

　　对于“全民焦虑”的成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速度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制度寻求者永远只能解决一部分焦虑，身心幸福需要内外兼修。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格局：增长放缓、外向出口型经济转型、老龄化、国家社会责任变重……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转型，必然会让全民再度经历一次“重压”，未来的焦虑源会更多。

　　以4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加之，“四大名爹”、社会贪腐、分配不公等现象，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曾经有网友调侃说，不要说我们仇富，我们仇的不是富，而是不仁；恨的不是官，而是贪腐；愤的不是穷，而是不公；怕的不是警，而是枉法；愁的不是钱，而是通涨。百姓反对的不是政府，而是政腐；反对的不是改革，而是反对那种顽固坚持特权制度的违规改制。

　　痛苦有时源于选择的多元。李强补充说，社会的开放和多元，一方面给人们升学、择业、择偶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冲突的增多和焦虑的出现。

　　还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也是导致全民焦虑现象的一个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多才幸福。这种衡量标准让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状态。

　　总之，一果多因的“全民焦虑”，乃社会发展轨道的偏差所致。“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之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十多年来，两者之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本应两条腿走路的，结果成了“跛子”，“发展焦虑”、“重商主义”催生了“经济驱动型社会”，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稳定”被忽略（只有到万般无奈时，才用金钱维稳），平衡被打破，以“全民焦虑”为标志的“社会病”就此暗生。

4全民焦虑，一个时代的必然

　　只要社会机器滚滚向前，不平衡就在所难免。有一个叫国民幸福指数（GNH）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国王提出，他认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因此提出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GNH。

　　抑郁症、冷漠和失业率上升等现象，折射出了各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这也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重合。以史为鉴，将美、日、韩这些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共性，并且有意思的是，这种共性又恰巧与我国现今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亘古不变的需求，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得过快，那么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也就会不断地加大。日本前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从结论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更接近日本60年代末期，有几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就是经过战后经济复兴，到了1968年，日本GDP的总量刚刚开始超过德国。就像现在中国超过日本这样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大规模的国家活动。比如大阪的世博会是1970年召开的，这让我们想到在上海召开的上海世博会。从总的迹象来看，我觉得非常像日本69年、70年这样的情况。”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日本刚刚从战争的创伤中平复过来，经济迅猛增长，呈现出了高速增长的架势。从1955年到1973年的1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多，1966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瞩目，成为了“世界经济奇迹”。

　　然而，这种“突飞猛进”给国民带来的是什么呢？在“生活质量提高”光鲜的外衣下，消费品持续上涨、生存压力大等问题也开始困扰日本经济和日本国民生活。此时的日本民众与现在的中国民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这是当下许多中国民众的心声，也是当时日本民众的心声。同样也是战后的美国和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民众的心声。

　　另外，经济制度的变更也同样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给民众带来了不小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焦虑。仍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六七十年代时采取了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各企业间吞并严重。这就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人们为了防止失业就需要时刻绷紧神经，而这条紧绷的神经也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失业的风险。极大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使民众的心理受到持续性的煎熬，焦虑不断加深，最终成为社会性的普遍问题，导致自杀率的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同样创造了奇迹。《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说，“希腊帕堤农神庙的柱子可能正在坍塌。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中国长城的石墙，很少像现在这样坚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但在这种“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中，同样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人民工作压力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生活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轻易满足，人们生活得小心翼翼。

　　社会凝聚力下降

　　近年来，各种“门”事件竞相上演。“80后”、“90后”也经常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种“个人化”的社会现象逐渐成形。而这种与“社会化”相对立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否定和自我不安全感的体验。

　　有许多人说借此感叹说，“中国没有希望了”，但这并不是“80后”、“90后”的错误，这是时代与历史的必然。与二战后“垮掉的一代”一样，虽然他们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公众也对他们充满了失望和不满，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恐慌，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战后的美国看似太平盛世，但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美国的青年们开始怀疑他们的善良是否还存在，自由和民主是否还存在，同样，他们也恐慌着是否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遭受飞来横祸，飞速发展的科技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种种的不安全感让他们的内心饱受煎熬。在这些青年的脑海里，腐败、虚伪、自私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可以说，曾经光彩夺目的“美国梦”已经完全泯灭了。于是他们开始极度的享受物质、追求刺激，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

　　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影响到了年轻人的世界观。在工业外迁和资本输出的影响下，60年代中期的美国仍旧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失业人口不断上升。读书，成为了“未失业”的障眼法。因此，50年代中期，数百万的美国青年涌入了大学校园。1975年，美国大学人数由不足400万上升到了将近1000万。而社会根本就无力消化这些“高端人才”，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心怀梦想的美国青年跟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一样，面临着“毕业等同于失业”的艰难困境。这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即将面临失业问题的青年，在经历了美好的大学梦之后瞬间落入到了无法养活自己的现实深渊之中，最容易产生的想法就是离经叛道、否定一切。于是，摇滚、毒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和厚爱，因为这种虚幻的体验能够让这些年轻人逃离现实，继续沉浸在梦中。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信仰缺失严重，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准则，只贪图一时的享乐和物质的享受。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触及，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另外，由于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无法体现出来，他们便开始在其他事情上寻求心灵的慰藉，游戏、摇头丸等新鲜事物便成为了最佳选择。一旦尝试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对这些事物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以逃避残酷的现实，来换取暂时的麻木。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买彩票、参加选秀、报考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等等。人们开始梦想着能够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反应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而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则掩藏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一种强烈摆脱现状的欲望。

　　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不是一天养成的，并且它已经逐渐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通病。以韩国为例，韩国延世大学心理学教授在韩国《朝鲜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韩国人认为，不断与其他社会成员攀比并压过他们，才能幸福。”

　　韩国人的这种急功近利价值感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70年代开始，韩国本着“用最少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开始发展本国经济。70年代，韩国依赖美国及日本市场的竞争，坐收渔翁之利，80年代，韩国再次利用了日元升值的时机，创造了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写下了“汉江奇迹”。但这种依靠别人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是一时的，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韩国不再有所依托，也无力保持本国经济稳定、长期的发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摧毁了韩国的经济。

　　虽然急功近利的经济体制破碎了，但是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并没有消失，反而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变缓而变得愈发严重。过去，曾经创造了奇迹的韩国人，迫切的想再次创造出奇迹。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再次快速的创造奇迹是不可能的。这就给韩国人带来了许多的心理压力。人们在无法忘却自己曾经的荣誉的同时，也无法承受现在的失败，自杀率不断上升，更是出现了多起“学历造假事件”等多种丑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欲速则不达”，但人们在享受过成功的“甜头”或者看到过别人因为“碰运气”而成功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这句话，而是想瞬间成功。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下，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苦恼和困惑，要想更好的生活，必须要放平心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

　　贫富差距悬殊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探讨日益白热化的一个问题，也成为了不得不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背景下，仇富现象、社会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

　　美国贫富的扩大发生在70年代后半期，现在一直在扩大。对20％收入最高者和20％收入最低者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两者的差距在1974年是7.5倍，1992年扩大到了10.2倍。1977～199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部分几乎都归入富裕阶层手中。日本的贫富差距则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日本和美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二者的共通之处。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械化的自动生产逐渐顶替了人力生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升高。技术型人才受到了社会的青睐，而社会对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则越来越小，体力劳动者所能挣到的钱也越来越少。这就从就业机会和工资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产生。以美国为例，50年代开始，第三产业产值及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逐年提高，50年代时为55%和52%，80年代则提高到了70%和75%。而在日本，由于大公司要比小企业有更强的研究开放能力和更强的销售能力，所以在大公司（从业人数在1000人）从业所拿到的工资要比在小企业（从业人数在100人以下）工作所拿到的工资平均高1.5倍。在工资来源上造成了强烈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社会产业结构快速变化与人们理念更新缓慢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发展，社会工业化所需经历的历史的必然。

　　面对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仇视，更重要的是去正视这种贫富差距，寻求根源，一点点地去解决，而不是增加自己的生存压力，让自己处在一种仇恨、恐慌和焦虑之中。

5如何减少焦虑？

　　焦虑，既是一种个人心理困扰，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有分析认为，破解社会焦虑，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背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让民众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正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就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认为，关键是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

　　我国现在立法已经不少，但执法就要划个大问号。比如，2010年11月上海发生了一场大火，100年前的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场大火，纽约一栋12层的制衣厂楼房发生大火，当时的消防设备也无法达到楼房的高度，导致125名女工被烧死或跳楼摔死。那场大火被称为改变美国历史的大火，125个女工的惨死震撼了美国人，在之后的三年间，纽约州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条件和安全的法律。

　　但上海的大火发生后，我们只看到了表彰消防队的英雄事迹，看不到对高楼灭火疏失的检讨，看不到改善高楼防火的立法。

　　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消除民众的焦虑情绪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备，有的往往有其名而缺其实。如果我们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焦虑情绪就会得到大大缓解。当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的焦虑都消失。

　　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外部环境入手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加强执政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还有过去我们一直提倡“大社会、小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将大多数问题交给社会来解决。要认识到我们必须把社会作为本位，而不应当是以“资本”本位，更不能是以“政府”本位。

　　实践证明，什么问题都让政府来解决，政府也解决不了。我们往往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需要政府来补救市场失灵。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我们该怎么办？政府失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制度让政府少失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政府，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做到这些可以减少民众的焦虑情绪。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认为，解决焦虑还要从教育入手。经历了知识、劳动技能、人格三个维度的公民教育后，“自身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存在人文关怀，违背社会规则现象减少”，就可以削减产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而办好教育，是政府分内之责。

　　在一个社会里发生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渠道，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焦虑排遣出去。现在我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说心里话，互相沟通，这是无法排解焦虑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有专门的义工，对焦虑群体进行心理安慰，政府也应该关注国民的心理健康。

　　最后，我们自己也应从三方面自我调节以对抗焦虑。首先，认知调整。正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找到解决焦虑的途径的首要条件。做到正确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其次，情绪调节、疏导。出现焦虑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释放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节摆脱焦虑的情绪。最后，药物治疗。根据医生帮助选择通过药物治疗。

　　总之，中国的民众本来就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如果不善于引导，就会把这种成就动机演变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功利主义倾向，遇到当今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产生民众的焦虑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引起必要的警惕，尽快加以解决。

6结语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可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过去有伤痕，现在也有。或许，焦虑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条伤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