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

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特征的民族性

有关文体内涵，中西界说，差异甚大。在中国古代，文体是个历史悠远、内涵丰富、弹性较强的概念，历代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大多沿循着文体这一线索。较早的“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便主要规定了两种不同文体的职能。“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所辖范的理论命题很多，但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则是明确的文体论，在这方面，刘勰继承了曹丕、陆机、挚虞等人的文体理论成果而达到了更高境界。后来大量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和小说评点，都是针对着不同文体而展开的理性感悟和解说。

根据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情况，我们认为，古代小说的文体内涵大致可分语体、体裁和风格这样三个层次。语体即语言体式，是小说文体的显在层次，但过去少有人明确提及，不同的语言体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说的风格；体裁是小说文体的核心，我们习惯于称小说是叙事文学而诗歌是抒情文学，主要是就其体裁而言的；风格的组成因素是较为复杂的，风格分析须在体裁分类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种对作家作品的整体分析，只有把握了作品的风格特征，才能真正把握此作品不同于彼作品的特殊性。在上述文体三层面中，体裁制约着一定的语体，语体发展到极致转化为风格。在说唱文学的背景下，通过把握语体、体裁和风格三层次上的内容，我们庶几可对中国小说文体的民族性有一切近的认识。

一

从语体分析的层面来考察中国小说史，值得注意的是口语和韵语以不同的比重和形式出现在小说中的现象。

先说口语。小说最先起源于口讲指划的民间故事，这一点使得它与说唱文学相沟通，因而说唱文学成为小说的前身。然而，纯以口语传述的文学作品，除了少数民族代代口耳相传得以保留下来的口传史诗如《格萨尔王》、《江格尔》等，在汉民族这个文字出现甚早并且发育格外成熟的文化环境里，不借助于文字形式，大概是难以久存的。《汉书·艺文志》之前的小说，其口语色彩和口语型态呈现为何种面目呢？或许没有用文字形式记载下来，或许毁于各种天灾人祸，不可能知道了，然而，刘、班在《诸子略·小说序》中，以“街谈巷语”和“道听途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小说起于口语叙事的历史场景。此外，《汉志》所著录的15家作品，这些最早被史志所注意的小说，是否有着强烈的口语色彩以及口语在作品中呈现出何种形态，我们虽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推测其口语成分当不会过低。《汉志》作者在作品注言上给我们留下了几条“浅薄”和“非古语”的提示，对此，我们认为这些提示不仅表明作品使用了无法与古雅的士人语言相提并论的民间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品使用的是在民间语言中占主导倾向的口语。这一点通过比较分析《论语》这部既具有一定的小说性又起于口语传述然后借助于文字形式得以回忆和记载下来的作品中的口语成分，基本可以确证。后代，《世说新语》里面的故事是古书中保存下来的士大夫口语传统最明确的范例，“作者运用含蓄及暗示的手法，完全掌握了叙述过程中的细部变化，保存了口语传述生动活泼的特质。对第五世纪的读者来说，口语是优秀的媒体，学问义理，都不必舍此而他求”①。在小说史上，口语传述保存较为完整的另一显例是话本，“话本在历史上是有双重作用的，一方面，它实用地作为说话人的底本，对发展说书有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宋元及明初缺乏白话小说的时候，话本的整理刊行，实际上起了白话小说的作用，受到群众的欢迎。短篇的小说话本，启迪了拟话本的创作，为我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奠定了基础，而长篇讲史的话本，则成为《水浒》、《三国演义》的蓝图。我国的古典白话小说，在体制上都像说话的底本，正是话本的历史功绩的绝好证明”②。话本接续了在小说史上一直潜隐着的口语传述传统，以其适逢古代城市社会的发展造就出大批听众的外在优势，凸显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并使其一直绵延至古代小说的终结期。

再说韵语。为达到接受效果，口语或具有口语化倾向的小说必然借助于韵语、方言和人物语言等载体。在这几种载体中，最有影响而又最不易得到正确评价的是韵语。虽说以“散语叙事”并不被列入现代知识系统中的“小说三要素”，但事实上是被作为认定小说的潜在前提而存在着的。韵语在我们当今的小说史论著中，最多是被从文学描写方法的角度来研究的，大多忽视了其本是小说口语性的一种衍化，是属于小说本体论层面上的属性。由于基本排斥或不重视韵语体或韵语化的叙事作品，因而出现持界过窄、持评过低的现象。

事实上，有许多韵语体作品也具有充分的小说性和叙事特征。比如，弹词作品直到清末还被不少专业人士视为小说或小说之一种。我们翻检资料，能够大量发现这种出现于称谓或定位界定上的现象。径以小说称之者，有“盲词小说”、“韵语小说”、“小说唱本”、“弹词小说”、“小说弹词”、“旧小说”、“小说”等③；称其为小说之一种者，有“今之弹词，尤小说家之子部耳”、“女士于小说最工弹词”等④；另有一些学者如蒋瑞藻，在其著作《小说考证》中，亦考证弹词，明确视弹词为小说。我们认为，把弹词作品归入到小说或小说之一种，在现在看来已似无必要，但其理尚在。说唱文学是包含了文学、音乐和表演等因素在内的说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泛指各种说唱艺术的文字脚本，是在古代口传历史及口头文学的传承和创新过程中吸收了歌唱艺术等因素演变而来的。弹词作品，是说唱文学中偏重于唱故事类的一种，若以现在文学文体四分法来予以衡定，则其介于诗歌与小说之间，离诗歌过远而距小说较近。假如我们把视野再拓广一些的话，就能较为容易地发现，在说唱文学所包括的说故事类和唱故事类两大部分中，均具有小说性。换句话说，小说性是说唱文学中排除说笑话类如相声、滑稽等之外的基本特征。“长篇小说这种体裁，从它的某些一般的形式特征来看，可以是书面的散文作品，也可以是书面的诗歌作品，又可以是口头的散文作品。”⑤这条源自外国小说史的结论(如“荷马史诗”、诗体的《唐璜》、《浮士德》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均被视为小说)，虽不宜勉强搬用(如创作于建安年间的《焦仲卿妻》比同时期乃至后出的小说更具强烈的叙事性特征和完整的闭合式情节结构却一直被视为民间叙事诗)，但它所揭示出来的小说“诗歌”化即韵语化情形，却符合我国小说发展史的实际，值得我们深长思之。韵语的大量存在，在处于古小说发生期内的《穆天子传》中就已很明显；后代，以韵语作为小说组织骨干的，在唐传奇《游仙窟》、唐变文如《庐山远公话》、宋话本《快嘴李翠莲》、明代《怀春雅集》、清代《燕山外史》等之中，诗赋词曲和骈文等韵语样式就大量存在，呈现出以韵语为主、散语为辅的语体特征。这类小说虽不占主流，但散韵相间的混合语体却贯穿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小说发展史，形成了传统小说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

从体裁分析的层面来考察中国小说史，值得注意的是叙事体与抒情体交互混杂并呈现出以故事为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天然地适合于表情达意营造抒情氛围的韵语体文学作品中，也明显存在。小说史上可予以证明此一倾向或曰特征的例子是出土于敦煌的唐代变文。宣讲变文的目的，在于解经，而当僧讲者考虑到听众的接受程度，则广泛吸收有趣的佛教故事、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和现实题材故事，并对难解部分(如经义)予以重复叙述以提供听众理解经义的足够的时间，而不予重复的则大多是非佛教故事。这样，在叙述比重上，故事性成分要占绝对多数，也就是说，变文的文本重点在于叙述故事，它的散语讲述、韵语歌唱、说说唱唱、交织往复的形式体制适合于演述故事。

小说主要是一种叙事体，中国传统小说的重点在于叙述故事和组织情节。如果承认小说三要素，则故事无疑要居于更为本体的位置。“在小说的人物、情景和事件中，事件是根本的，人物是构成事件的，情景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被呈现的。小说是叙事文学，所以这个‘事件’是最重要的，是小说的根本命脉之所在。”⑥以故事或事件为中心，这使得中国小说与历史相沟通。与历史的密切联系，一直使中国小说呈现出特殊的风貌。古代大多数小说批评者，几乎没有不探讨过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追求真实性，就是小说在历史的参照下所自设的目标，然而，史籍亦有文心和诗心，这一点也早已为人所知。因此，在与历史相纽结而行的过程中，中国小说一方面恪守“实录”原则，一方面仍以虚构为手段来建造主观信念中的真实，并且，它所虚拟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较之历史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与暗示性。在中国历史著作的三种编撰体例即编年体、列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之中，最为小说所借鉴的是纪事本末体。一部中国小说史，以此结构而完篇的小说在数量上要占到多数，也凸显出以故事性为重点的创作倾向。

以故事性为重点的小说传统在结构上必然呈现出闭合式特征。这种闭合式特征就是完完整整讲述故事，追求首尾完整，因果清晰。在这一结构特征的背后，起决定因素的是时间。故事的发展必然地与时间的流逝伴生在一起。因此，关注时间、叙述进展快、动感强，无疑是中国传统小说在故事叙述上的一大特色，这与西方小说注重人物塑造、以人物为中心、注重空间领域的横向展开、故事进展缓慢、动感减弱等特色迥然相异。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在此方面的殊异之色，则要从其有效地脱胎和打破这一故事叙述模式的角度去理解。

在情节组织上，与上述结构特征有联系的是传统小说非常注重偶然性情节的引入。必然性情节是从属于故事整体的，而偶然性情节则是在必然性情节无力推动故事整体进程而呈现出单元性、部分性故事相对闭合的情况下出现的，它既使单元故事相对完整，同时又有效地使下一单元故事进入到另一新的情景。中国古代小说环环相接的串联式结构特别需要和特别容易滋长偶然性情节，古代小说评点者所推崇的“闲笔”，大多属于这种情节叙述，它能使小说调节兴味，但也必然地破坏了小说故事情节的整一性，有不少沦为游笔和赘笔。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小说在长时期里发展出来的特征。这种特征，包括以故事为中心、情节上的闭合性，从其生成机制而言，稍一琢磨，仍可察觉与小说的口语发生和说唱文学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至于附生于整体叙事之中的抒情色彩，在传统小说中也相当明显，即使是事件叙述密度非常大的早期小说如《燕丹子》，也给读者营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意氛围。在小说中，诗赋词曲和骈文俪句的引入，在语言层面上即能滋生诗意；场景尤其是对景物的描写，更是创造抒情色彩的沃土；此外，更值得重视的是，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感受和其言论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需求，也能打断叙事进程而产生抒情味。但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在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中，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基本上都有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为依据，而很少有专重人物心理而弃故事于不顾的小说，这一点也与西方有别。古代小说在现代小说理论体系中受到批评的，主要与此一特征有关。这种很少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小说创作倾向，在多数论者看来，必然以缺乏对人物精神世界作深入表现为代价。但果真如此么？这尚需学界进一步探讨。

三

从风格分析的层面来考察中国小说史，值得注意的是其直接面向接受者和源于闾巷风俗而所致的民间风格。这种民间风格虽有些类型化色彩，但不能一概以“类型化”而从小说史上尽加抹煞。传统小说民间风格的表现，除了我们上面已作分析的语言形式和故事组织模式以外，还在于题材来源、主题构成、人物和情感类型诸方面。这一些，在发生期中国小说中都已初显萌芽，在后代虽有流变和发展，并因融入文人创作的个人化趣味而变得复杂和丰富，但其整体上的民间化风格仍是一脉贯通的。这种形成甚早的民间化风格在后代愈益变得复杂难辨的情况下，倒是在许多与小说有着家族亲缘性的说唱文学作品中非常明显地存在着。

“发生期小说”本身的界限还有待确定，它所包括的小说篇目至今尚无专人研究。但对于我们的论题而言，无非是想给中国小说史拉出一根在风格层面上的线索，故而不妨把期限定得宽一些。鉴于已有多数论著认为中国小说正式形成于魏晋时期，因此，我们下举数例均限于先秦和秦汉之内。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著录15家小说作品的同时，还部分地附着一些可能是源自于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说明。这些被作为最早一批小说作品而正式著录于史册的作品⑦，借助于吉光片羽式的说明，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伊尹说》下附注“其语浅薄”，联系保存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伊尹为庖说汤一段，似为民间故事和民间风物的记载；《青史子》下附注“古史官记事也”，所记何事？刘勰曾见到过，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说“《青史》曲缀于街谈”；《师旷》下附注“见《春秋》，其语浅薄”，可能是些为正史《春秋》所不载的类似于《伊尹说》的记载民间故事和风物的篇章；《黄帝说》下附注“迂诞依托”，大概是些假托黄帝的神话传说，启后世方术小说之源；《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虞初周说》也都是方士小说，内容不外乎封禅、长生和医巫庆祝的方术，其来源收集成分多而自创成分少，依赖于民间所出，因此而被作者在《方技略·神仙序》中斥为“诞欺怪迂之文”；《百家》无注，据刘向《说苑·叙录》而知此书汇集“浅薄不中义理”的片断材料，又据保存在《风俗通义》中的佚文来看，是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掌故和寓言故事。

在15家之中，细研下来，与民间所传有关联者得8家，其余7家，《诸子略·小说序》对小说起于民间的发生机制的阐述以及对这些作品所加的注言中，其民间性质还是隐然可辨。尤其是《周考》、《天乙》和《臣寿周纪》等“近史”小说，缘于口头传述的历史传说而为史官所不采，有着更多的好事作奇的民间痕迹。这些小说，故事本体既与民间所传有关或纯出民间，则其所蕴之民间风格当也约略可见。

在小说发生期内，若参稽诸子典籍，则可发现源于民间并具有浓郁小说性的篇目也有不少，试举数例如下：1.《庄子》所载之“任公子垂钓”、“庖丁解牛”和“东施效颦”诸篇，其中前者最早出现了“小说”二字；2.《孟子》所载之“舜不告而娶”、“齐人有一妻一妾”和“揠苗助长”诸篇；3.《韩非子》所载之“和氏之璧”、“扁鹊治病”和“郢书燕说”诸篇；4.《晏子春秋》所载之“三桃杀二士”、“越石父”和“国患社鼠”诸篇；5.《列子》所载之“杞人忧天”、“九方皋相马”和“愚公移山”诸篇。这些有虚构情节、文学价值较高的叙事作品，已十分接近小说。它们在被诸子移用之前，恐怕不见于简帛而来自于街谈巷语，故而虽被简略地行之于文，也难掩其民间草野气息。

被正式列于发生期内的小说名作如《穆天子传》和《燕丹子》，也有同样的民间色彩和民间风格。前者以周穆王为中心，杂采赵、代、林胡等地的民间传说而成。在传说的流传过程中，穆王其人其事被改编和放大，自然风物也被大量铺叙其中，以夸张幻诞之笔表现了盛世气象和歌赞性主题，整体上呈现出浪漫而神奇的民间通俗风格和异想天开的民间趣味。《燕丹子》的题材是荆轲刺秦，来源于史实，但在汉代被写成之前，长期在民间流传，因此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口说版本。现在的小说文本，保留了源于民间的“乌白头”、“马生角”、“机发之桥”、“盘金投蛙”、“脍千里马肝”和“截美人手”等细节，为《战国策》和《史记》所不取，但这正是其融合了古代历史和民间传说的痕迹。小说所表达的抗秦主题和所塑造的复仇义士的形象，都反映了其时的民间思想情绪，具有悲于心、快于耳、谐于俗的民间风格。

民间风格的形成和滋长，伴生着传统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国古典小说长期不能摆脱‘说—听’模式的影响，也就继承了它的一系列自然禀性，包括严重的谐俗倾向”⑧。这种谐俗倾向自是小说文体民间风格中的一部分，但从整体而言，在随俗而化的民间风格的沾溉之下，中国小说获得了逐代而递进的创造力，并在奇才作家的点化之下，呈现出瑰丽多姿的面貌。

上述根据口语传述这一总体上的发生因素而辨析出来的中国古代小说在语体、体裁和风格三层面上的基本特征，旨在对原生态的中国小说史规律作一个初步的整理。由这些基本特征所集中体现和组织起来的，就是属于我们自身小说史传统的“历史文体”。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根据各种先在于小说史传统而从理论上和共性上推断出来的“逻辑文体”。我们认为，总结中国小说史规律，提炼中国小说的民族特征，应侧重于对小说历史文体的探讨，因为任何作家或作家群所创造和形成的文体都很难是绝对意义上的逻辑文体，只能是某种历史文体，某种在历史演变状态下对逻辑文体作出这样那样或成功或不成功的修正与突破的文体。这是由无数作家共同进行的建构与解构活动的结果。这种历史文体，在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里，曾经以不同的面目和形态或陆续或集中地出现，“一个名称可以用来表示各种不同体裁的作品，这是过去和现在都常见的。相反，同一种体裁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名称”⑨。这种“同名异体”的现象也表现在我们对说唱文学——实为韵语体小说的弹词的文体界定上，表现在我们对中国小说史规律和民族特色的总体提炼上忽略或轻视对口语传述作品的分析。我们必须在小说史研究上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将古代小说文体还原到历史状态中去，以求得对小说历史和小说本相的真实理解。

注释：

①欧阳祯著，廖朝阳译：《中国小说的口语性》，见《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旧小说写作技术综述》，台湾天一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②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8页。

③《子虚记》卷首序、《风流罪人》卷首刘序、《凤双飞全传》叙、《弹词小说评考》、《啼笑因缘弹词续集》卷首自序、《孤云传序》、《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见谭正壁、谭寻《评弹通考》，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55、158、164、310、404、421页。

④《笑中缘图说》卷首叙、《风流罪人》卷首王序，见《评弹通考》，第112、155页。

⑤⑨[苏]格·尼·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00页，第297页。

⑥王富仁：《鲁迅小说叙事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4期。

⑦这些作品“有六种明显是汉代人作品，另九种也不是先秦人所作，乃系战国末至秦汉间人所假托，严格说来，也可以归在汉代人小说名下”。见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⑧廖可斌：《中国古典小说的谐俗倾向》，《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