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手游洗宠技巧:“襄阳说”不能回避的三十个问题

“襄阳说”不能回避的三十个问题

石小生

自从去年六月份我接受《河南日报》采访，谈了对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一点个人看法后，就因那位“学术凤姐”骂我“不是好东西”、“管个qiu用”、“只有假把式，绝无真功夫”而不得已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至今已近十个月，前后写了几十篇文章，当然，回骂是极下策，况且我对襄阳有很好的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和三联出版社的陈政域先生驾车游览过襄樊大地，参观了古隆中，拜访了当地的许多朋友，也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至今难忘。在这次参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辩中，一些襄阳、湖北的朋友也来电表示了理解，这都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只能不带偏见地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期对躬耕地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另外，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也是为了向那位“学术凤姐”证明“我”究竟能“管什么用”

到目前为止，我已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襄阳说”提出的绝大多数观点进行了质疑、反驳和否定，当然，我不敢说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更不敢像那位P先生一样说自己进行的是诸葛亮躬耕地“兜底性、突破性”研究这样的“狂言”。我期望和真正有水平、有见识、有修养的“襄阳说”学者进行认真、平和、深入地商榷，以期在学术层面上对“躬耕南阳”理出一个基本接近历史真实，双方原则上都可以接受的解读。但令人遗憾地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襄阳说”学者站出来回应、反驳我和其他网友对“躬耕隆中说”的质疑。

我个人认为，厘清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必须将整个争论细化到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因为这些具体史实的澄清和落实，要比笼统地辨析躬耕地容易的多。如果我们把每个具体问题都搞清楚了，那么，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也就可以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了。所以，我整理出“襄阳说”不能回避，必须面对的三十问题，列举如下，望“襄阳说”学者能够回应。

1，如何理解诸葛亮《前出师表》“躬耕南阳”和《后出师表》“困于南阳”的问题？诸葛亮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能将“南阳”分指相隔二百四十余里的隆中、宛城两个地方吗？

2，如何理解李兴《祭诸葛丞相碣文》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段话能分成两个地点、两个时间、两件事情来理解吗？这里的“隆山”与《水经注》记载的汉水北岸湖阳县的隆山（今属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史料能证明西晋以前汉水南岸有隆山、隆中的地名？古代的马车能登上现今的隆中山吗？

3，阿头山究竟是襄阳的那座山？阿头是否如《尔雅》所云：“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而得名的？今隆中一带为低山丘陵地貌，隆中山为众丘陵中最高大者，与“阿头”之意相符。如此，怎么解读《后汉书》“襄阳有阿头山”的记载？

4，秦设南郡时，有没有可能单独留下汉水南岸的今隆中这么一小块地方给六年以后才设立的南阳郡？如何理解史书中大量记载的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的问题？除了茨河至东津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外，其他地方还有符合“两郡以汉水为界”这个前提条件的地方吗？“襄阳说”认为东汉南阳郡已跨汉水辖南岸隆中的证据是什么？武当、筑阳的地理位置真的能证明这一点吗？

5，“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是诸葛亮以郡望称籍贯吗？“南阳”是诸葛亮的郡望吗？

6，“南阳”和“宛”绝对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吗？真的“不能互指，不能混淆”吗？“南阳”不能指郡治宛城，但为什么可以“意指”更小的隆中呢？

7，怎么去解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大量的南阳、宛互指的记载？如《后汉书》的“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的史料，这里的“南阳”能理解成隆中那样的小地方吗？“张绣在南阳”，孙坚“比至南阳”真的不是指宛城吗？如果不是指宛城，那这两个“南阳”指的是哪里？是“意指”隆中吗？

8，在人物籍贯的记载中，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真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吗？是“意指”小地方隆中或其他地方吗？“南阳滕脩”的称呼真的能“从一个侧面，证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是指南阳郡管辖的一块地方，而不是特指今南阳市区”吗？如果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为什么偏偏南阳就是不能指宛城，就是“绝对不能混淆”？

9，汉晋时期，郡治地真的不能用郡名称呼吗？怎么理解《吴书九》：“（吕蒙）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的记载”？这个“城”是哪个城？难道可以“意指”南郡所属的襄阳、中卢，甚至水镜庄、鹿门山等任何一个小地方吗？

10，为何《三国志》中常将南阳与所属的县名如叶、穰、舞阴等并列使用？并列使用时，“南阳”还是指南阳郡吗？

11，曹魏建安十三年设襄阳郡的时候，新置的邓城、鄾二县究竟在什么地方？隆中的位置不论此前属谁管辖，这个时候他还能归南阳郡吗？曹魏仅仅只是将山都县划归襄阳郡了吗？《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部分改动此时期的区划，根据是什么？《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可以视而不见吗？

12，诸葛亮上《出师表》时，襄阳郡已设立了二十年，今隆中地区此前无论属不属于邓县到这时候也都属于襄阳郡了，但为什么诸葛亮还要说“躬耕南阳”？真的是诸葛亮坚持大汉正统思想，不承认曹魏的行政区划吗？那关羽的襄阳太守怎么解释？

13，属于南阳郡的地方就可以在史书中称为“南阳”了吗？能不能举出一个与隆中相邻的，如：邓县、樊城、鄾、新野等在史书中被称为“南阳”的例子？

14，怎么理解习凿齿著作中相互矛盾的记载？怎么理解他“号曰隆中”的“号曰”二字？

15，有什么史料能证明建安二年至十二年诸葛亮在隆中？诸葛亮与庞德公、孟公威等人的交往，其两个姐姐出嫁以及他娶妻的记载能证明这段时间他在襄阳隆中吗？怎么解释其弟娶南阳林氏女为妇的记载？诸葛亮在襄阳的这些记载，到底是“游学”还是“躬耕”？ “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的生活是“茍全性命于乱世”吗？“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抱负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吗？有井“广五尺”，旁有“避暑台”的故宅是“草庐”吗？怎么理解“卑鄙”这个词？

16，《魏略》记载的“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是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证据吗？这则史料是“乖背”之史吗？

17，刘表与诸葛亮的关系究竟怎样？刘表是重情义之人吗？他绝不会让好友的侄子到南阳那样的“乱世”去躬耕吗？在《草庐对》中，诸葛亮为什么要劝刘备“将军岂有意（荆州）乎？“以向宛洛”的话语能证明“草庐对策”是在隆中吗？

18，建安十二年南阳一带究竟是谁的占领区？刘备真的不敢由新野北上到宛县去吗？怎么理解当时普遍实行的“擅兴法”？

19，怎么理解“陇亩”？隆中的山坳地和卧龙岗的垄岗地哪个更符合“陇亩”特征的描述？怎么理解“躬耕于野”的“野”字？离襄阳二十里的隆中能称为“野”吗？

20，《三国志》中“南阳”这个地名多次出现，除了“躬耕南阳”之外，还有没有在地名使用上“意指”类似隆中这样的小地方的例子了？如果用郡名“意指”县以下的地名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这个“意指”新野，那个“意指”博望，为何裴松之对这些“意指”的“南阳”均没有作注？他不怕引起阅读者的认知混乱吗？《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用的是西晋初年的行政区划，此时邓县属义阳郡，不属南阳郡。如果陈寿也认为诸葛亮“躬耕南阳”是“意指”邓县隆中，为何不在此注明？

21，裴松之在《诸葛亮传》“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的文字下引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但在稍后的“躬耕南阳”这个后世争论最多的“南阳”之下，裴松之却没有作注，这是为什么？

22，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隆中列入了哪个县的辖境？怎么理解古鄾子国“盖邓之南鄙也”和襄阳县之故城“号此为北部”的记载？怎么理解隆中只有乐山而“沔之阳”却有“隆山”的记载？他为何也不提及诸葛亮的“躬耕南阳”与隆中的关系？

23，古代汉水在襄阳附近有可能改道吗？山南水北为阳“亦难拘泥”吗,

24，在《元和郡县志》这部地志中，李吉甫首先肯定了“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继而又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同书中的这两则记载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襄阳无西”是指何时？把他说成东汉末年的区划在《元和郡县志》里有根据吗？如何理解侨置京兆郡和杜县的存在？如何理解“大明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新唐书?地理志?襄州?襄阳郡》记载的“襄阳，望。贞观八年省常平县入焉。有岘山。”贞观八年前隆中是否属襄阳西界的常平县管辖？《元和郡县志》所云“古谚”的“古”究竟古到到何时？为何《元和郡县志》之前的所有史书对“襄阳无西”的古谚均无记载？

25，隋唐以前有那本史书将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注释成隆中了？王隐、习凿齿、裴松之、郦道元、李吉甫等人这么注了吗？他们说过“躬耕南阳”就是隆中了吗？如果连他们都没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教科书”要这么注？

26，怎么理解习凿齿所处的“永嘉之乱”后的襄阳是《宋书·州郡志?序》所说的：“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的状况？如何理解刘昭《后汉书·注补总序》所言：“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的观点？如何理解东晋及南北朝时期长期处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的南阳与南方偏安的汉族政权对诸葛亮认同的偏差问题？

27，如果今隆中地区东汉时确实划归了邓县，那什么时候又划归襄阳的？真的是“北周省邓，隆中遂归襄阳”吗？

28，卧龙岗和古隆中究竟哪个地方建祠更早？古碑更多？古树更久？

29，《草庐对》和《隆中对》在目前形势下，用哪一个更合理些？更有利于安定团结？更有利于“搁置争议，共谋发展”？

30，最后需要问的是，那个网络上整天骂河南人的、非常著名的“学术凤姐”潘正贤，真的是你们“襄阳说”的“领军人物”吗？他的“四个意涵”真的是“襄阳说”兜底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吗？真的是“襄阳说”的“重大突破”吗？如果是，请你们肯定一下；如果不是，也请你们否定一下，免得玷污了你们的名声，败坏了襄阳的美好形象，也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上边的三十个问题，“襄阳说”的学者是不能回避的，尤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部，你们作为国家最高的学术权威部门，你们不能沉默、不能回避。否则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你们所认定的诸葛亮“躬耕隆中说”是一个当代的“史学笑话”。同时，我也希望“襄阳说”的学者能列出一些问题来让我们来回答，交叉厘清，以便将诸葛亮躬耕地问题逐步逼近客观的历史真实，做成一部“信史”，而不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