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佛教称为初祖的是:杜导正：如今想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仍然困难重重

2011年11月07日10:40南方人物周刊王大骐我要评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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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杜导正：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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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拍摄于杜导正家中（图/本刊记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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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炎黄春秋》全社职工合影。前排左一为徐孔，前排正中为社长杜导正，后排右一为吴思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 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重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唱红”的倡导者。对于“唱红”，杜导正的意见是“一分为二”——这个方法论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这玩意儿，在公园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绝不可把唱红歌引向搞政治运动上去。”
自有“红歌”以来，其与政治运动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杜导正认识自己的妻子，也是因为一首“红歌”。那时他刚入党，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回乡的太原女子中学三年级学生续志先当众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岁的杜导正被这个聪明、漂亮又会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两个月后的一次旅程，他发现自己与这个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辆骡子大车上，“心像触电一样狂跳不止，觉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样，以至于不敢正视。”
杜导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党员培训班行将结束时，所有毕业学员都需要给自己改一个足够“革命”的名字。几位学员在讨论姓名时，一位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导正”：指导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学员则认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弃之不用。一旁的他听到这个名字，觉着不错，便偷了过去，从此成了“杜导正”。
毕业之后，杜导正被分配为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他的年龄实在太小，大家晚间聊天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就说，小杜，你别走了，和我一块睡吧。他们就是把我当小孩。”杜导正没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战争一周年开大会，他在五千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头头是道。“我觉得自己不是15岁，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杜导正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反帝、民族独立；另一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时代的动力，也是杜导正生活的动力。往上数三代，杜导正的曾祖父是富裕农民，靠囤积买卖粮食成了地主，有超过100亩地的家业。他父亲能够接受不错的教育，也因为这殷实的家底。父亲抽鸦片，做生意失败，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然而，破落的贫农身份为他的将来赢得了机会。
“根正苗红”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获得了快速提拔。“那时候不是越穷越好嘛，搞运动不整你。”杜导正的妻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她被认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续志先的三姐，是阎锡山的堂弟媳妇。一个后来的例子可以说明夫妻俩遭遇的反差。1956年，续志先刚到广东时，就已经是科长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长。因为出身，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提拔。
在抗日战争中，杜导正的父亲杜希贤给八路军送情报，遭人告发。被日本人逮捕后，他无法忍受残酷的审讯，用一根黑色的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国难当头，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在我们根据地的印象里，我们功劳最大。国民党也有功劳，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导正的记忆里，一直到他1977年调回北京，才在《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国民党军队将日本4个联队全部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