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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林、吴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不过，由于吴、林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关锋就指示他们采取“龟缩”的策略，所以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潘辩护，也没有对我们的“反叛”进行猛烈反击。
我们同吴、林分裂后，双方尽管互相敌视，但也没有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对我们为之过甚；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台是关锋，明白只要关锋不倒，他们也垮不了。我们虽然一时看不出将来的结果如何，但仍然坚持同吴、林的斗争。因为我们认准两点：一是潘的叛徒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二是吴、林是搞阴谋诡计的坏人。即使打不倒他们，我们也决不同他们为伍。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吴敬琏、黄范章，历史所的赵国华、陈有忠等。在我们一派表面上看来取得大胜的日子里，我的任务一是协助傅崇兰主持历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组织批判林聿时、吴传启等的罪行。为此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我一边起草，一边有三四个人为我抄成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全部贴到学部大院供人们阅览，同时供我们一派广播之用。我写的批判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的大字报，我们的广播站一连播了三天。可以说在历史所参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写大字报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见到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孙子），他还同我开玩笑说：“你调走后，我在一个办公室的抽屉里还发现打印过的你写的大字报，真多呀，满够出一个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吴传启、林聿时被从监狱放出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使他们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我想，当他们陷身囹圄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自己的晚景还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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