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早苗链接:当代中国官本位研究（下）

　　（一）历史根源

　　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从秦朝开始形成的、后来不断完善的都是官本位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地主阶级政体。秦始皇灭六国后，刻石自颂“六和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秦始皇废分封而集权于中央，罢领主食邑而设郡县，派官吏行政，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均配。皇帝是最大的官和最大的地主。官为邦本，民为官役。小农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基础。儒家道统是官本位的理论根据。官本位曾经是领先于世的灿烂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它过于完备竟然垂而不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几千年沉积的官本位文化和思想观念却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和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一遇适宜的温度、土壤和环境，它就会死灰复燃。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短缺经济，有限的生活资料只能优先保障少数人--皇室、王公大臣、大小官吏。因此，古代中国各种职业由贵到贱、由高到低依次为仕、农、工、商，入仕为官成为人们的最佳职业选择。从历史脉络来考察，官本位萌生于先秦“学而优则仕”。孔子的门生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之所以“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是因为当官可以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为有权就有了一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本位成熟于西汉的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充斥官本位的儒家学说成为整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官本位意识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于是，读书做官也就成为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千古流传的教子警句。官本位发展于隋唐科举制度。隋朝开始建立科举制度，到唐朝趋于完善，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共存续1300年。在这漫长的1300年科举考试中，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形成长盛不衰、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的赶考（考官）热潮。

　　（二）思想根源

　　官本位的思想理论根源是儒家道统（孔孟之道）。儒家道统的本体论是天命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人对天是不能违反的，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所以，孔子提出“畏天命、”“知命”。而君主帝王就是天的代表，是“奉天承运”来统治黎民百姓的。儒家道统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认为，君臣父子的名分（即等级特权）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黎民百姓是先天愚蠢的，所以要实行愚民政策。儒家道统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君主帝王是“天降之才，”是上天赋予的，并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孔子的政治观是“克己复礼”。他所要复的“礼”就是《周礼》（亦称《周官》），是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基本内容是官的级别、职能、待遇即贵族官僚特权。儒家道统的人性观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 儒家道统的核心--三纲五常是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

　　人性观是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根据。在我国，自孟子始一直是性善论居主导地位。按儒家观念“人人皆可为尧舜”，统治者更是品德高尚，因此在政体设计上就靠人治，不靠法治；依靠官员的“德行”，不要权力制衡；靠“自律”，不要“他律”，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政体。在西方，从基督教教义到古希腊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始终是性恶论居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充满自利、欺诈、贪心、嫉妒等恶习，它“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是出于天赋”[84]。霍布斯认为，人性中有许多无休止的欲望，如权势欲、财富欲、安逸欲、肉欲、喜好赞誉欲、虚荣心、利己心等[85]。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权力有巨大的腐蚀作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86]。 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87]。所以，孟德斯鸠在政体设计上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8]。基于性恶论产生的分权制衡理论，创造出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政体。

　　（三）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89]。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集体、股份制）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主体。本应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的集体资产实际上是由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少数人支配的，本应由民意机关--人大管理（或委托政府代管）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由少数党政官员支配的，人大和公民的监督权又缺乏保障，由此出现了“产权虚置”问题--少数党政官员控制着公共财产，他们只享受公共财产带来的好处，却无人对其损失、流失、浪费、破产负责。如果人民群众对管理者不能有效制约，那么，公有制就会变为官僚所有制。

　　当官成为发财、暴富的捷径。早在2200多年前，吕不韦父子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投资“官市”比种田、经商都强，“其利千万倍”。今天的官员们更是深谙此道，使他们的老祖宗黯然失色、自叹弗如。原北海市海城公安分局局长周贻胜给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送去3000美元，不久周就当上北海市公安局长；原柳州市委书记刘知炳给成克杰送去2万元，刘很快就荣升为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坦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90]。20年前，私营企业主们看不起政府官员，现在他们却宁可出十几万、几十万为子女在政府谋个职位。为什么？他们说，干了20年才发现，在政府里挣钱比搞企业容易、轻松得多[91]。

　　（四）体制原因

　　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是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的在野党。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血雨腥风、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以及军事斗争的特点，都要求我党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指挥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又需要集中人、财、物力，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然后又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使我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得以进一步强化，终于造就成今天这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干部管理体制。客观地说，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民本位，反对官本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92]。他多次带头减薪，他主动放弃大元帅军衔，他要求将军下连当兵，他号召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他临终前确立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是最精干的。令人惋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本位却日益强化。

　　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党和政府垄断一切公共权力资源。党和政府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其他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在改革开放前，甚至连外出、结婚、离婚、生育等这些纯粹属于个人的私事，也得经过官员批准。二是公共权力集中于党政一把手。书记就是党委、就是党组织、就是党--党的领导变成了书记的领导。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政府--行政首长的意志变成了政府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党政一把手的意志，其他人是不得违背的。换句话说，公共权力主要是通过党政一把手来行使的。一把手说了算必然导致家长制、一言堂。三是缺乏权力制衡机制。我国虽有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划分，但缺乏相互制衡，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作恶。四是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93]。这种体制造成上下级官员之间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由此导致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引发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贿赂风行。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鬻爵，涉案265名官员，所属的县处级官员几乎都给他送过钱。马德说：“谁给我送钱我记不清了，但谁没有送钱我全记着！”[94]。五是用人根据长官意志。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规则；长官好恶、长官意志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标准。于是下属、下级官员绞尽脑汁揣摩长官的好恶，不择手段，投其所好。原沈阳市长慕绥新曾两次在人大会上落选，但却以党委任命的形式被提拔重用[95]。六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96]。在官本位体制下，只能是官监督民、上级监督下级，民无权监督官、下级无权监督上级。由此出现监督盲区（空白）--越是需要监督的人却无人监督。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使这种监督往往形同虚设。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笔者认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无产阶级政党兴衰成败的根本规律。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谁就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能打破任何艰难险阻，没有军队可以创建军队，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证；谁脱离群众、搞特权、做官当老爷甚至欺压群众，谁只代表少数官僚集团的利益，谁就一事无成，必然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也会毁于一旦--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惨痛的教训。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因权力的过多干预，等价交换原则在我国经济领域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可怕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却过早地进入政治领域和党内生活。正是由于入仕、升官成为发家致富、名利双收的最佳途径，才会吸引那末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正是由于当官可以日进斗金，才会有人用230万元贿选级别最低的村官[97]；正是由于当官捞钱太容易、腐败的风险太小，才会出现杀鸡给猴猴不看的前腐后继奇观--海关关长现象、银行行长现象、交通厅（局）长现象、秘书长现象以及一把手窝案串案。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一旦变成谋私的手段，那么，政党、政权的性质就在蜕变，就有异化为人民对立面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