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孕母 月经:[原创]爱国，但更爱真理

[原创]爱国，但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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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但更爱真理
——从恰达耶夫的爱国思想说起
国人喜欢谈论爱国，而且喜欢把各种行为都贴上爱国的标签。我们还记得，2006年足球世界杯比赛中，以解说体育竞赛为生的中央电视台的黄健翔同胞，他在解说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时，为意大利队进球赢得比赛、为澳大利亚输掉比赛而歇斯底里地欢呼情景。事后有记者问他为何如此违背体育评论员的中立立场准则，他振振有词的说，因为澳大利亚队和中国队同属亚太赛区，他们输了，在以后的亚太预选赛中对中国有利，是出于爱国心。 好一个爱国心。近些年来，这种欢呼别国的挫折（如果是挫折的话）式的“爱国”，以别国遭遇不幸而举杯欢庆为“爱国”，以大骂“外国”和外国人或抵制外国货，使用民族品牌，保护民族文化，等各种各样的行动和情感、情绪都贴上“爱国”的标签。
而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恰达耶夫的爱国思想，对这千奇百怪的“爱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彼得•雅可列维夫•恰达耶夫是俄罗斯的早期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他对诗人普希金的成长、思想、创作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普希金视其为导师。1816年17岁的普希金在皇村第一次见到了恰达耶夫。仅比普希金大五岁的恰达耶夫——他当时二十二岁，是一位骠骑兵少尉，已经参加过当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鲍罗金战役、库里姆战役、来比锡战役和巴黎战役。战斗生活使他阅历广泛，他深受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先进的自由民主政治、思想文化影响，使他对俄罗斯的未来产生一系列的思考。他是当时身穿军装的年青思想家和辨证法专家。无论是他那戴着勋章的仪表堂堂的侧影，还是有关历史哲学的完整的格言，都令普希金折服。普希金那些歌颂自由、批判专制制度的诗篇，就是受恰达耶夫影响写成的。
恰达耶夫与俄罗斯的其他学者、哲人、思想家、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都不是躲在书斋里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打倒专制独裁政权，使俄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使它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改造。当然，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与人类历史上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激进一样，作为俄国启蒙学者的恰达耶夫，也是以激进的、猛烈批判沙皇国家的思想启蒙的方式参加这一“革命”的。
1836年恰达耶夫在由别林斯基主办的进步杂志《望远镜》上陆续发表他的最重要的文章《哲学书简》。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恰达耶夫通过对历史的探索，力图将人类运动的规律归结为社会的正义。他对俄罗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出了激烈的、彻底的否定。对俄罗斯民众从来就“顺应天命”的性格进行了尖锐批判。同时，猛烈抨击了俄国野蛮的专制制度、东正教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农奴制。“俄国——坟墓场”，“僵尸之城”。“野蛮，然后是迷信，接着是征服者残酷的、奴役性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痕迹至今在我国生活方式中尚未清除”。“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哲学书简》的某些内容，普希金、赫尔岑等人并不赞成，他们决不同意“俄国没有过去和未来”的说法。但赫尔岑还是称赞其“这是射向沉沉黑夜的一枪。莫非是什么东西在沉没，在宣告自己的死亡；莫非是警报，是呼救，是报晓或者报尚未黎明的信号，——反正应该觉醒了……”当然，在俄国社会，更多的是引来的愤怒的谴责和批评。它刺痛了那些“爱国”人士的神经，他们纷纷谩骂恰达耶夫不“爱国，”是俄罗斯的敌人、叛徒、卖国贼。于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代表的专制机构相继出马，先是沙皇下旨判定恰达耶夫为疯人。规定他不准离开家门，而且“慈悲的沙皇”吩咐为“痴狂病者”提供免费药物和医生的免费治疗。然后，书刊审查机关下令关闭《望远镜》。并不许恰达耶夫再写作。
然而，恰达耶夫作为一位启蒙运动的斗士，他是不会在重压下屈服和停止斗争的。为回击沙皇宣布他为疯子的旨意与所有的指责、辱骂，恰达耶夫写了一篇《神经错乱者的辩护》的长文，表现了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对充斥于上流社会的伪爱国主义者，进行了有力回答：“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更希望她获得光荣，更珍视我的人民的高尚品质……我还没有学会闭着眼、低着头、缄口不言地爱自己的祖国。我认为，一个人只有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祖国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造福于祖国的人。我知道，那种盲目热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首先要感谢祖国，是她使我们看清了真实。……老实说，我憎恨那种使人习惯于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溺于幻想之中的悠然自得的爱国主义、怠惰无为的爱国主义……”
恰达耶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俄罗斯当时和后代的许多学者的称赞。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另一位伟大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爱祖国——就是热切地希望看到人类理想在祖国实现，并尽自己的力量促其实现。”他的爱国就是希望对俄罗斯的现状进行革命改造，就是为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他指出：“对祖国的爱，应当出自对人类的爱。”“……这种爱其实不应当是僵死地满足于现有的一切，而应当是生机勃勃地追求进步……”
别林斯基还辛辣地讽刺了农奴主和斯拉夫主义的冒牌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学……正在变成东正教的文学，所以散发着干尸的气味，回响着教堂侍役的撞钟声；正在变成专制的文学，所以只会向上司咿呀学语，别无其他表现方法。”在这儿，别林斯基认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平民的爱国主义，同任何一种民族沙文主义都水火不相容。另一位俄罗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面对后来革命日益激化的形势，在1861年又极力主张发表恰达耶夫的《神经错乱者的辩护》，以此来指导革命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很显然，在恰达耶夫等民主主义者看来，重要的是俄罗斯如何与人类共同进步，而不以民族、国别的利益作为判断思想、行动的标准，要服从于民主自由这一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实现平等、公平、正义的高尚价值而奋斗。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爱国，但他们认为，爱国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而不是狭隘的、盲目的爱，不是歇斯底里的空喊口号，不是沙文主义的爱，不是非理性的爱，更不能将爱国建立在伤害他国人民、仇视他国的愤怒基础上，那种引起国家间仇恨、战争的爱国，是不能够为人类指明通向人间理想境界的。更重要的是，恰达耶夫认为，爱国应当与爱真理统一起来，我们因爱真理而爱国，而不是因爱国而爱真理。恰达耶夫深刻阐述了爱国和爱真理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样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正如老师不能高于真理一样，祖国也不能高于真理。一个有觉悟的人如果以违反真理的方式去爱国，那就要坚决否定这种“爱国”。恰达耶夫的爱国思想，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彻底的去狭隘民族主义化、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进步爱国观。
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不同的爱国观给国家、整个人类带来的不同结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以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扩大本国生存空间的“爱国”为依据，去占领、奴役其他民族。他们的“爱国”给其他国家、民族和本民族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今天的日本，最能鼓噪“爱国”情绪的是少数的极右势力。他们把参拜靖国神社视为爱国；把否定侵略战争视为爱国；把掩盖战争中的暴行视为爱国。而那些反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行为、正视历史、坚持真理的正义之士，经常被谩骂为“叛国”、“不爱国”，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的甚至被刺杀身亡或负伤。因此在当代日本，那些极右势力大肆鼓噪的反真理式的“爱国”，是被占日本大多数的正义人士视为反动行径，他们违背真理的“爱国”，不仅给别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也使他们滑向远离真理的谬误道路上，迷失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潭中。
当代世界各国足球流氓的闹事、甚至致人伤亡的体育“爱国” 和 这样的“爱国”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些“爱国者”的种种非理性、违背真理的举动，动不动就被他们自己贴上“爱国”和“爱国主义”的标签，到处炫耀。但这种粗野的、发泄个人情绪的“爱国”，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正如俄国另一位作家契可夫说的“我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多么糟糕！醉醺醺的放纵无度的酒鬼丈夫爱妻子和孩子，但这种爱有什么用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因此批评这种爱国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地”。英国学者安布罗斯•比尔斯也曾尖锐地批评过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
真正的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和尊重真理、尊重他国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在世界人民大团结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没有祖国”，解放全人类是其理想。马克思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为世界工作”。“凡是有幸能够献身于科学的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服务于人类。”正是这种志趣，使像马克思这样的伟大人物超越了“爱国”的局限，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就是为了整个人类，而不是哪一国家。在爱真理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创造了属于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学说。他因此称自己为“世界公民”。试想，如果马克思总想着“叶落归根”，只要为他的祖国而工作，他至多能成为一位本民族的学者，而不会是普适全人类的思想学说的伟大创造者。他在英国伦敦海特格公墓的安息地也不会常年鲜花不断，凭吊者来自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