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怎么建设三型党支部:启功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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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05日
启功先生在书画学术方面的另外一处更加深重的遗憾，是在“兰亭论辩”中的表现。启功先生的书法，出于“二王”流脉，人皆可见。自少年时期便濡沫其间，对王羲之书法及其生成发展的了解，远过同侪。翻开《启功丛稿》，谈及王羲之书法的文章就有《兰亭帖考》、《〈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唐人摹〈兰亭帖二种〉》、《宋拓薛绍彭刻唐摹〈兰亭帖〉》、《题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等多篇。启功先生心慕手追“兰亭”的时候，早面对过非议“兰亭”的“前辈”若李文田者，他是颇不以为然的。他说过：“唐代韩愈《石鼓歌》中‘羲之俗书趁姿媚’，这真说出了王羲之书法的特点，韩愈要以‘古’为‘雅’，那么即是李斯、蔡邕隶对于《石鼓》来说，也可以算作‘俗书’了。……虽然是从讽刺角度出发，却客观上道出了王羲之的风格特点。”⑦长期对王羲之书法的寝馈琢磨，“定见”是显然的。在同代学者中，启功先生对王羲之一脉书法的“考据”功夫当为翘楚。乾嘉遗学在他身上体现，较之陈垣、陈寅恪等人，洵称晚学，但在学养相形见绌的书画界，则迥出群侪。在同辈书法学者当中，似乎还没有一位像启功先生对《兰亭序》的真实性一再加以肯定的。在《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一文里，启功先生便比较比《兰亭序》还早十来年的前凉李柏文书，明言其所用的“行书”形式，和《兰亭序》“也是一类的”。在《〈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一文里，启功先生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考辨：“碑中字都从哪里来，今天已不可能一一追寻，但有些字还可以从今传的王帖加以比对而找到出处。姑举二字为例：如碑中‘苦’（第二十五行）字与《淳化阁帖》卷六《建安灵柩帖》中的‘苦’字一样，再从大观重刻的精本《阁帖》也就是世称的《大观帖》来看，‘苦’字确实是从这里集出的。又如碑中‘群’字凡两次出现（第六、十六行），末笔一竖，都是劈开成了双杈。这个‘群’字与《兰亭帖》中的‘群’字一样，《兰亭》各种摹本、刻本中此字的点画肥瘦，容或各有不同的地方，但末笔破锋双杈，在‘定武’‘神龙’诸本中则是一致的。王羲之写‘群’字怎能末笔都出现双杈？可见碑中‘群’字是从《兰亭》集来的。”这一番对勘考辨所得结论应该是确实的。其实，在“兰亭论辩”中，发难者的主要学术依据也就是李文田之论，是早已经被启功先生辩驳过的。同为“考证”，还是那些知识积存，却能够作出截然不同的文章。“兰亭论辩”的发起者，基本立意是要“打破封建帝王重臣制造的神话”。虽云学术论辩，但政治意识先行，证据为政治立场服务等“时风”充斥始终。论辩发起者在《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里早已点明：“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既然是“斗争”，当事者就脱不开“立场”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便已经被划为另类的启功先生，在“斗争”形势面前既不能拒绝来自“上面”的人情之邀（这其中也不乏乘人之危的裹挟与强迫），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旧有之说（一九五四年对董其昌的批判以阶级分析加于学术，可见其也早有以学术附会阶级斗争的思想因子，在思想精神的某些方面被“上面”认为是自己人，此番参与“论辩”不啻是一次思想“立场”的新考验）。启功先生在“论辩”中发表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针对王羲之书法结字用笔被历代推崇而言： “我曾教一小学生写一篇大楷，全写‘之’字，居然也无一完全相同，拿这点来恭维《兰亭》，岂非笑话！”⑧以“之”字为学书示范，正是那“之”字中有无穷学问，如此教学，正是秉持古法。启功先生此处的反施戈矛，与旧作反差太大，当时也曾自解云：“我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发表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字体和古代法书的，其中也曾论及《兰亭》，但大致都是沿据唐代以来的成说，未能提出疑问。也曾见到李文田的跋语，但我当时是曾表异议的。”⑨这番言语之后，便是完全否定自己以前多年积学所得的认识，反戈一击，有若新投诚之解放战士阵前立功。
与当年的批判董其昌异曲同工，也可以让后人解析“考据”学在书画界自身发展的悖论。如果说，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非帖”之说，延续在清代学术“内在理路”的脉络里，“兰亭论辩”的发生，在学术理路上实际是“非帖”之风的余绪。这样的学术背景，再与“阶级斗争”形势汇合，即成时代文化典型事件。启功先生是一个彻底的“帖学”派，对其中端倪，当不致毫无感觉。比较其他参与“兰亭论辩”者，启功先生的表现，除却违心为文的遗憾，还有别人难以体察的学术人格的屈辱。启功先生曾经有过关于书法绘画在他生活中分量的表白，越至高年，越倾心于书法。唯其如此，“兰亭论辩”中所云便成“心病”。在出版《启功丛稿》时，曾引郑板桥不许后人托名之说引申之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借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应酬之作耳。”⑩作者的“申明”，应该尊重，但一个学者的表现，其“全貌”却不能拒绝了解。后人引述启功先生之文，应该明白，哪些是他的真实学术见解，哪些是“无聊应酬之作”，但这与研究启功先生的心路历程是两回事。沈从文在几十年文化跌宕中也写过类似“大批判”一类文章，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尽收无遗。在研究者更其充分的认识里，沈从文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大师”的地位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书画艺术乃至书画学术，本来是离意识形态纷争最为遥远，最具“隐逸”意味的，启功先生操持此学，本来是“边缘化”的人生选择，而此学竟卷入政治漩涡如此之深，实为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者难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启功先生一边作“表态”式的违心文章，一边在叙写自己的真实见解。如果不是“文革”很快结束，这样对同一问题以截然不同态度对待的“说法”和“写法”必将大大蔓延；文化人，乃至全体社会人的双重人格现象也将大大蔓延。这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史及中国文人乃至全民的精神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变态时期。回溯以往，顾炎武曾经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认为“士大夫”之精神沦丧比起改朝换代之阵痛更为难忍。梁启超论清代学术，以为在铁蹄高压之下，考据之学大行，但士大夫的思想却被禁锢。当时之弊，学者多有“以考据为考据”者，最多就是对现实问题不发言而已，而到“兰亭论辩”时期，考据纯为考而不据，义理堕为不义无理。这还算是一场多少带些学术意味的“论辩”，比较批“三家村”，比较以往的“阳谋”，总算还没有流荒发配，枷锁杠人。启功先生在此中的难堪，也当寄予“理解之同情”。启功先生对前代文人在政治迷局中的依违窘境亦有“同情之理解”，他曾论及朱彝尊的学术表现，认为朱氏在清朝开国之初，被当道用以和前朝文宗钱谦益（虽然已降“新朝”，其学术成就却是“旧物”）抗衡，得一时荣宠之极，以后则投闲置散。启功先生说：“自古文人莫能自立，必凭附政局而为进退。竹垞之浮沉，正斯义之明证也。然其迹摈而名泰，康熙之治艳说于今，讵无故者哉！”谁能逆料，前人之状，又及己身。在启功先生逝后不久，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不近人情”，问题在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跌宕之后，怎样对待文化传统？什么样的文化品格才真正当得起“大师”的称号？在前些年的“大师”鼓噪里，除却“政绩”宣传的动机，其实连近代文化历史的脉络沉浮也还没有厘清，其中也搀杂着“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的可笑游戏。还是以启功先生而论，在现今的书法界，堪称一流人物，在数不清的“老师”、“名家”、“大家”里面，他还是迥出群俦，谓为“大师”亦非不可。但是，置于百年中国学术，以书画学术为擅场的启功先生，就成为瑕瑜互见的人物。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遗憾。在寄予“同情”之际，如果把眼光投放到百年中国学术的开阔处，也可以发现，同样在高压和利诱之下，也有极少数学高品洁的文化人，不仅保持了人格的庄严，也捍卫了学术的纯粹，在艰难环境里预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陈寅恪一九六四年所作《赠蒋秉南序》云：“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回瞰以往，中国学术传统在知识层面所受之破坏，固然深重，但更为人痛心者是在精神人格方面所受之摧残。“曲学阿世”还算留得斯文面目，不学而可为学界领袖招摇过市，竟成常态。书法界因为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结合紧密，更成为争权夺利之大闹场。以往陈寅恪先生借前人之况而形己状：“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真堪为当下书界自况。连续多年的“去文化”运动，影响耽误的不是一代人。要进行文化自救，要进行终身的文化补课，面对的首先是前辈和前辈之前辈，如果假以时日，在知识学问方面接近他们并非很难，但是，今日书坛文界的首要症结，还并非“不学”、“无识”，“无行”是更严重的弊病。顾炎武曾痛切言之：“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斯言回荡近四百年，未成“绝响”。
学习先辈遗留的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哪些是经过岁月淘渌，真正堪为经典，和在混沌年代矛盾心态下的违心之作，辨别之间，不免要触及到具体的人，有时候不得不触及到尊重的前辈，关键之处，是要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中出于急功近利的“改造”意识渐而发展成批判、颠覆的脉络有所了解。要学习传统，不能不了解前辈，在了解中辨别是非，才得真知传统。中国艺术历史的发展，既有其“内在理路”，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中国思想历史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如果说，自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广艺舟双楫》等以政治目的而托名学术之书以来，中国文化学术的基本路径就是颠覆传统，一路发展及于“文革”而至登峰造极。 一九八○年初版的《启功丛稿》，消泯了“文革”语言，却保留了十七年时期的批判语言，不得不加“挑剔”。但这不能成为“批判之批判”。对于启功先生多方面的文化贡献，依然需要虔敬传承。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遗产：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等人要“彻底”否定王氏新法，曾经为反对王安石吃尽苦头的苏东坡却表示诸多异议。有“大江东去”豪迈气派的苏东坡在清理废墟时表现出的是一种细致的对已然发生历史的谨慎态度。谈刚刚逝世的中国书法界的泰斗人物启功先生，既需要直面真实的坦然，也需要细致和谨慎。
注释：
①李廷华《翰墨心情》，北京燕山出版社二○○○年第一版第七九页。
②③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重印本第五一七页、第一七一页。
④⑥⑦启功《启功丛稿》，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第一版第一三四页、第一三五页、第二六九页、第三六八页。
⑤陈夏红：《钱端升：我大大地错了》，《二十一世纪》二○○六年第一期。
⑧⑨《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版第七一页、第六九页。
⑩《启功丛稿》前言。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版第一六二页。
选自《书法》2006年第4期
启功先生在书画学术方面的另外一处更加深重的遗憾，是在“兰亭论辩”中的表现。启功先生的书法，出于“二王”流脉，人皆可见。自少年时期便濡沫其间，对王羲之书法及其生成发展的了解，远过同侪。翻开《启功丛稿》，谈及王羲之书法的文章就有《兰亭帖考》、《〈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唐人摹〈兰亭帖二种〉》、《宋拓薛绍彭刻唐摹〈兰亭帖〉》、《题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等多篇。启功先生心慕手追“兰亭”的时候，早面对过非议“兰亭”的“前辈”若李文田者，他是颇不以为然的。他说过：“唐代韩愈《石鼓歌》中‘羲之俗书趁姿媚’，这真说出了王羲之书法的特点，韩愈要以‘古’为‘雅’，那么即是李斯、蔡邕隶对于《石鼓》来说，也可以算作‘俗书’了。……虽然是从讽刺角度出发，却客观上道出了王羲之的风格特点。”⑦长期对王羲之书法的寝馈琢磨，“定见”是显然的。在同代学者中，启功先生对王羲之一脉书法的“考据”功夫当为翘楚。乾嘉遗学在他身上体现，较之陈垣、陈寅恪等人，洵称晚学，但在学养相形见绌的书画界，则迥出群侪。在同辈书法学者当中，似乎还没有一位像启功先生对《兰亭序》的真实性一再加以肯定的。在《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一文里，启功先生便比较比《兰亭序》还早十来年的前凉李柏文书，明言其所用的“行书”形式，和《兰亭序》“也是一类的”。在《〈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一文里，启功先生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考辨：“碑中字都从哪里来，今天已不可能一一追寻，但有些字还可以从今传的王帖加以比对而找到出处。姑举二字为例：如碑中‘苦’（第二十五行）字与《淳化阁帖》卷六《建安灵柩帖》中的‘苦’字一样，再从大观重刻的精本《阁帖》也就是世称的《大观帖》来看，‘苦’字确实是从这里集出的。又如碑中‘群’字凡两次出现（第六、十六行），末笔一竖，都是劈开成了双杈。这个‘群’字与《兰亭帖》中的‘群’字一样，《兰亭》各种摹本、刻本中此字的点画肥瘦，容或各有不同的地方，但末笔破锋双杈，在‘定武’‘神龙’诸本中则是一致的。王羲之写‘群’字怎能末笔都出现双杈？可见碑中‘群’字是从《兰亭》集来的。”这一番对勘考辨所得结论应该是确实的。其实，在“兰亭论辩”中，发难者的主要学术依据也就是李文田之论，是早已经被启功先生辩驳过的。同为“考证”，还是那些知识积存，却能够作出截然不同的文章。“兰亭论辩”的发起者，基本立意是要“打破封建帝王重臣制造的神话”。虽云学术论辩，但政治意识先行，证据为政治立场服务等“时风”充斥始终。论辩发起者在《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里早已点明：“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既然是“斗争”，当事者就脱不开“立场”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便已经被划为另类的启功先生，在“斗争”形势面前既不能拒绝来自“上面”的人情之邀（这其中也不乏乘人之危的裹挟与强迫），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旧有之说（一九五四年对董其昌的批判以阶级分析加于学术，可见其也早有以学术附会阶级斗争的思想因子，在思想精神的某些方面被“上面”认为是自己人，此番参与“论辩”不啻是一次思想“立场”的新考验）。启功先生在“论辩”中发表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针对王羲之书法结字用笔被历代推崇而言： “我曾教一小学生写一篇大楷，全写‘之’字，居然也无一完全相同，拿这点来恭维《兰亭》，岂非笑话！”⑧以“之”字为学书示范，正是那“之”字中有无穷学问，如此教学，正是秉持古法。启功先生此处的反施戈矛，与旧作反差太大，当时也曾自解云：“我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发表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字体和古代法书的，其中也曾论及《兰亭》，但大致都是沿据唐代以来的成说，未能提出疑问。也曾见到李文田的跋语，但我当时是曾表异议的。”⑨这番言语之后，便是完全否定自己以前多年积学所得的认识，反戈一击，有若新投诚之解放战士阵前立功。
与当年的批判董其昌异曲同工，也可以让后人解析“考据”学在书画界自身发展的悖论。如果说，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非帖”之说，延续在清代学术“内在理路”的脉络里，“兰亭论辩”的发生，在学术理路上实际是“非帖”之风的余绪。这样的学术背景，再与“阶级斗争”形势汇合，即成时代文化典型事件。启功先生是一个彻底的“帖学”派，对其中端倪，当不致毫无感觉。比较其他参与“兰亭论辩”者，启功先生的表现，除却违心为文的遗憾，还有别人难以体察的学术人格的屈辱。启功先生曾经有过关于书法绘画在他生活中分量的表白，越至高年，越倾心于书法。唯其如此，“兰亭论辩”中所云便成“心病”。在出版《启功丛稿》时，曾引郑板桥不许后人托名之说引申之云：“夫有鬼无鬼，为变为厉，俱非吾之所知，惟欲借此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应酬之作耳。”⑩作者的“申明”，应该尊重，但一个学者的表现，其“全貌”却不能拒绝了解。后人引述启功先生之文，应该明白，哪些是他的真实学术见解，哪些是“无聊应酬之作”，但这与研究启功先生的心路历程是两回事。沈从文在几十年文化跌宕中也写过类似“大批判”一类文章，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尽收无遗。在研究者更其充分的认识里，沈从文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大师”的地位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书画艺术乃至书画学术，本来是离意识形态纷争最为遥远，最具“隐逸”意味的，启功先生操持此学，本来是“边缘化”的人生选择，而此学竟卷入政治漩涡如此之深，实为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者难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启功先生一边作“表态”式的违心文章，一边在叙写自己的真实见解。如果不是“文革”很快结束，这样对同一问题以截然不同态度对待的“说法”和“写法”必将大大蔓延；文化人，乃至全体社会人的双重人格现象也将大大蔓延。这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史及中国文人乃至全民的精神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变态时期。回溯以往，顾炎武曾经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认为“士大夫”之精神沦丧比起改朝换代之阵痛更为难忍。梁启超论清代学术，以为在铁蹄高压之下，考据之学大行，但士大夫的思想却被禁锢。当时之弊，学者多有“以考据为考据”者，最多就是对现实问题不发言而已，而到“兰亭论辩”时期，考据纯为考而不据，义理堕为不义无理。这还算是一场多少带些学术意味的“论辩”，比较批“三家村”，比较以往的“阳谋”，总算还没有流荒发配，枷锁杠人。启功先生在此中的难堪，也当寄予“理解之同情”。启功先生对前代文人在政治迷局中的依违窘境亦有“同情之理解”，他曾论及朱彝尊的学术表现，认为朱氏在清朝开国之初，被当道用以和前朝文宗钱谦益（虽然已降“新朝”，其学术成就却是“旧物”）抗衡，得一时荣宠之极，以后则投闲置散。启功先生说：“自古文人莫能自立，必凭附政局而为进退。竹垞之浮沉，正斯义之明证也。然其迹摈而名泰，康熙之治艳说于今，讵无故者哉！”谁能逆料，前人之状，又及己身。在启功先生逝后不久，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不近人情”，问题在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跌宕之后，怎样对待文化传统？什么样的文化品格才真正当得起“大师”的称号？在前些年的“大师”鼓噪里，除却“政绩”宣传的动机，其实连近代文化历史的脉络沉浮也还没有厘清，其中也搀杂着“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的可笑游戏。还是以启功先生而论，在现今的书法界，堪称一流人物，在数不清的“老师”、“名家”、“大家”里面，他还是迥出群俦，谓为“大师”亦非不可。但是，置于百年中国学术，以书画学术为擅场的启功先生，就成为瑕瑜互见的人物。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遗憾。在寄予“同情”之际，如果把眼光投放到百年中国学术的开阔处，也可以发现，同样在高压和利诱之下，也有极少数学高品洁的文化人，不仅保持了人格的庄严，也捍卫了学术的纯粹，在艰难环境里预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陈寅恪一九六四年所作《赠蒋秉南序》云：“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回瞰以往，中国学术传统在知识层面所受之破坏，固然深重，但更为人痛心者是在精神人格方面所受之摧残。“曲学阿世”还算留得斯文面目，不学而可为学界领袖招摇过市，竟成常态。书法界因为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结合紧密，更成为争权夺利之大闹场。以往陈寅恪先生借前人之况而形己状：“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真堪为当下书界自况。连续多年的“去文化”运动，影响耽误的不是一代人。要进行文化自救，要进行终身的文化补课，面对的首先是前辈和前辈之前辈，如果假以时日，在知识学问方面接近他们并非很难，但是，今日书坛文界的首要症结，还并非“不学”、“无识”，“无行”是更严重的弊病。顾炎武曾痛切言之：“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斯言回荡近四百年，未成“绝响”。
学习先辈遗留的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哪些是经过岁月淘渌，真正堪为经典，和在混沌年代矛盾心态下的违心之作，辨别之间，不免要触及到具体的人，有时候不得不触及到尊重的前辈，关键之处，是要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中出于急功近利的“改造”意识渐而发展成批判、颠覆的脉络有所了解。要学习传统，不能不了解前辈，在了解中辨别是非，才得真知传统。中国艺术历史的发展，既有其“内在理路”，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中国思想历史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如果说，自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广艺舟双楫》等以政治目的而托名学术之书以来，中国文化学术的基本路径就是颠覆传统，一路发展及于“文革”而至登峰造极。 一九八○年初版的《启功丛稿》，消泯了“文革”语言，却保留了十七年时期的批判语言，不得不加“挑剔”。但这不能成为“批判之批判”。对于启功先生多方面的文化贡献，依然需要虔敬传承。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遗产：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等人要“彻底”否定王氏新法，曾经为反对王安石吃尽苦头的苏东坡却表示诸多异议。有“大江东去”豪迈气派的苏东坡在清理废墟时表现出的是一种细致的对已然发生历史的谨慎态度。谈刚刚逝世的中国书法界的泰斗人物启功先生，既需要直面真实的坦然，也需要细致和谨慎。
注释：
①李廷华《翰墨心情》，北京燕山出版社二○○○年第一版第七九页。
②③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重印本第五一七页、第一七一页。
④⑥⑦启功《启功丛稿》，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第一版第一三四页、第一三五页、第二六九页、第三六八页。
⑤陈夏红：《钱端升：我大大地错了》，《二十一世纪》二○○六年第一期。
⑧⑨《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版第七一页、第六九页。
⑩《启功丛稿》前言。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版第一六二页。
选自《书法》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