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伯：探索哲学的未来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0-1-11 01:28    作者: Richard Kamber    来源: The Common Review    查看: 234次

理查德·坎伯 著 吴万伟 译

　　译者按：本文是新泽西学院哲学与宗教系主任理查德·坎伯（Richard Kamber）教授2009年春季在“核心文本和课程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Core Texts and Courses）年会上发表的会长讲话的修改稿。本文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存在的鸿沟的“两种文化”的角度思考了哲学问题，如哲学和哲学史的区别、哲学家缺乏共识个原因、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哲学的抛弃机制以及实验哲学的前景等。

　　绪论

　　50年前，在1959年的5月7日，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题目为“两种文化”的瑞德讲座（Rede Lecture）。那次讲座的中心内容是西方社会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和令人担忧的鸿沟。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斯诺帮助进行了对数千计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采访。当他问受访者阅读什么书时，得到的典型回答是“我读过狄更斯的一些作品。”他也发现，在谈到科学的时候，人文学者同样非常无知。他猜测他们对现代物理学的了解和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一般无二。斯诺把这种鸿沟归咎于教育的过度专业化。他担心在“富人危险地生活在穷人中”的社会大变革的世界里，西方文化的屋子已经被严重地割裂了，失掉了与俄国、中国等并驾齐驱的“智慧地思考”的能力。

　　我自己所在的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两种文化”问题，这就是本文的话题。思考一下哲学的未来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看待斯诺揭露的问题的新视角。

　　哲学还是哲学史？

　　当非哲学家提到哲学的时候，倾向于认为它是哲学史。他们认为哲学是著名哲学家的连续体，当然连同他们创立的理论、他们的作品、以及引发的学术思潮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永远受到欢迎的人物。他们之后，名单可能根据口味和背景而有所变化，但有些哲学家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些名单上。比如，我发现中断与非哲学家谈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问他们对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和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看法。因为奎因和克里普克是过去50年里影响最大的美国哲学家，我有理由感到纳闷他们为什么在哲学家之外没有什么名气。

　　他们在大学以外默默无名的一个理由据说是因为奎因说过一句傲慢的俏皮话“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对哲学史感兴趣，一种对哲学感兴趣”。这里暗示的是哲学史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哲学，探索这种历史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奎因非常清楚哲学系应该进行哲学研究，在课堂上讲授哲学史，但是他没有思考这种服务和哲学的适当工作---解决哲学问题，比如“存在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等有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他看到了哲学系内部的两种文化：类似于数学和科学的“能做的文化”（can-do culture）和类似于人文科学的“能教的文化”（can-teach culture）。

　　作为人文学者和哲学史家，我倾向于把奎因的两分法视为虚假的。我很乐意指出哲学和自然科学不同，是自身历史的监护人。天文物理学家认为撰写天文物理学的历史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把该任务委托给科学史家，这是属于人文科学的学科。相反，哲学家是对该义务的充满嫉妒的守护者，因此插足于人文科学领域。我也乐意认为哲学史的每一章都是一个实验，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也倾向于坚持认为重新讲述哲学故事是做哲学和批评哲学的重要方式。但这些反对意见或许错过了更深刻的内容。或许，奎因的两分法不应该被当作傲慢的俏皮话，而是以富于启发性的方式提出了亚里士多德式有关哲学的“目的因”和好处的问题。哲学的最终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是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发人深省的作品和观点？

　　哲学家有共识吗？

　　我愿意给出的答案是“两个都。”不幸的是，两个选择都面临严峻的困难。

　　第一个选择与下面的事实不符：在经过了2500年后，哲学家在用哲学方法或者论证来解决单一的核心的哲学问题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相反，科学家在众多问题和世界变化方面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功，用技术适用性达成临时性协议。我强调临时性这个词，是因为科学一致性总是在新证据出现时需要得到修正。如果你20年前问天文物理学家宇宙是什么构成的，他们可能回答说“物质和能量”，然后给你谈论分子和力，用地球引力“标准模式”描述细节。今天，许多天文物理学家会告诉你普通物质和能量仅构成宇宙中的5%。他们现在说剩下的是暗物质和暗能量，它们的根源和特征仍然模糊不清。而且，这是临时性的知识，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回答，因为它比任何从前的答案更好地符合相关发现。

　　要从科学史的回顾中寻找更令人愉快的和更鼓舞人心的答案将是愚蠢的。

　　哲学的情况非常不同。如果你问哲学家，“存在是什么？”你可能得到多样的竞争性的答案,包括罗伊·克劳瑟（Roy Clouser）在《宗教中立性的神话》中“这是信仰问题”，奎因在“论存在是什么”和“存在就是存在一个约束变项的值”中让人泄气的分析。你得不到共识，无论是临时性的或者其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抱怨说哲学家的争吵破坏了寻求智慧的活动的名声。两千年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得出更让人觉得凄凉的画面，并开始修改它：他写到“对于哲学来说，它很可能已经被最聪明的人研究了很多世纪了，但没有一件它处理的问题不是仍然处于争论中的，因此，没有任何内容是能免于遭到怀疑的命运。”

　　就在几十年前，大部分哲学家还怀有这样的希望，即方法论上的革命或者实践标准的改革将改变这个局面。维特根斯坦1921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宣称“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发现了哲学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指责他拥有带来光明的使者路西菲尔（Lucifer）的傲慢。”

　　11年后，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费迪南德·凯宁·思戈特·席勒（F. C. S. Schiller）在《哲学家必须争吵吗及其他哲学文章》中预测，如果哲学家选择“思想开放的、诚实的、好脾气的”人在鼓励相互理解和消除分歧的情况下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和系统的讨论”，“他们能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内清除和抛弃玷污哲学声誉的大部分问题。”

　　当今哲学家对达成哲学共识的机会更加怀疑了。很少人认为会实现就中心问题达成一致，有人公开宣称哲学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长着人脸的现实主义》）或者至少是人脑无法解决的（柯林·麦金（Colin McGinn）在《哲学问题》）。

　　考虑到哲学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以及将来改变现状的希望的破灭，第二个选择似乎就更加有吸引力。如果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发人深省的作品和观点，那么，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创造的精巧世界观和批评性的洞察力不能合并融合就是好事。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世界观早就不流行了，但是它仍然是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有意义的方式。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的论证---人们不能证明物质的存在从来没有被真正驳倒，即使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任性地踢翻了石头也不行。但是实际上当今没有人接受伯克利所有存在都是思想和观点的结论。

　　用欣赏诗歌的方式欣赏哲学

　　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的美非常类似于诗歌的美。我并不赞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神学，虽然我有时候忍不住相信撒旦发明了火药，但是我很高兴地分享他想象的世界。弥尔顿的世界是一个避难所，是诗歌可以理解的上帝的方式、人的苦难的结合之所。

　　有时候我喜欢溜到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世界，一个噩梦般的荒凉之地，真诚的人在无望的苦难和宇宙的沉默中徒劳地过自己的生活。卡夫卡安慰我不得不整天坐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Turnpike）班车上下班。我也喜欢漫步在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那里微观世界就是小宇宙，平凡的生活变成神话。每个这样的世界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如果问哪一个世界代表了诗人的共识或者用相关的证据给出了问题的最好答案则是愚蠢的。

　　那么，为什么不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哲学呢？让·保罗·萨特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在其他哲学家都试图通过把意识简化为别的东西来消解意识问题的时代，萨特把它放在其哲学的中心。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中，他把意识称为虚无(le Néant)，用以强调能够只作为本身之外其他东西的反映的东西不过是非真实的存在。从这里流出来的是包括了自由意志的激进理论和独创的心理分析框架等内容丰富的世界观。萨特的世界是无神论的、悲观的，而弥尔顿的世界是有神论的、充满希望的一样。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存在与虚无》的主体部分：“因此，人的激情是基督的激情的反面，因为人失去作为人的自我以便让上帝诞生。但上帝的观点是矛盾的，我们徒劳地失去了自我。人是无用的激情。”

　　现在，尽管我赞赏萨特的世界图像的英勇无畏和独创性，但我发现它在很多方面是没有说服力的。我怀疑把意识当作独立存在的东西有什么用途。我不相信人有萨特宣称的那么多自由。我发现他的心理分析理论很幼稚，上帝的概念并不矛盾。我相信《存在与虚无》中的悲观主义更多与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这个时代特征有关，而不是与萨特对人类条件的基本理解有关。萨特本人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在巴黎解放后，他就从悲观主义转向乐观主义了。(他对人类条件的悲观主义评价的最著名驳斥是他在1945年10月28日在时代俱乐部（Club Maintenant）俱乐部发表的题目为“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演讲。这篇演讲几个月后被出版，随后成为经典)。今天，萨特在1945年前的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引起的更可能是微笑而不是战栗。或许，没有什么比丹尼·夏纳罕（Danny Shanahan）在 1991的《纽约客》漫画“让·保罗·萨特给母亲的信”更欢快地表达了这种情绪。粗壮结实的萨特夫人站在空荡荡的乡下邮筒面前，气球向我们显示了她的想法：“神圣的蓝天! 在我的生日这天还是什么都没有，哎。”

　　我已经用一些细节谈论了萨特，阐明了我在通过历史的棱镜看待哲学时获得的满足和舒适，我可以欣赏个别哲学家的力量和创造性，却不用担心哲学问题解决办法上是否有共识。我必须坦白，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用这种方式看待哲学。我上大学时学的是物理专业，但是因为在化学实验室引起了可怕的爆炸后，有人建议我选择一个不至于造成这么大危害的专业。哲学似乎是个安全的港湾，当你陷入学习和讲授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而不是试图自己解决哲学问题时，尤其如此。

　　哲学家缺少一个废纸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你能把一个家伙从实验室踢出去，但你不能把实验室从这家伙的头脑中踢出去。我从来没有失掉对科学的兴趣，仍然认为哲学有能力通过独立于实证研究的方法获得世界知识。幸运的是，我作为老师的方式是赞赏每个哲学文本中的精华，我作为系主任的职责使得我不能在任何问题上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情况在几年前开始松动了,当我开始写《为什么哲学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书。我突然想到我的历史观体现了一种历史扭曲。人们可能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之类哲学家当成伟大的诗人，但这不是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他们想回答哲学问题，用能够说服那些愿意和能够跟上他们论证的人的方式回答哲学问题。从本质上说，他们同意奎因的说法哲学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庆祝其历史。

　　所以，第二个选择站不住脚。为了论证哲学史的合理性，我们需要承认这样的优先权，即几乎所有伟大哲学家都把精力用在解决问题上，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达成共识。我自己对持续存在的哲学分歧的解释有很多方面，但我只想提出两点：第一，哲学家常常试图获得人类或许根本无法获得的那种知识，即类别性的、本质的真理。另一点是哲学家缺乏一个抛弃理论的过程。

　　既是生物学家又是研究生物学的历史学家的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人的误测》中注意到“科学的前进主要靠替代而不是靠积累。如果一个桶里总是满满的，那么就必须把烂苹果扔掉才能腾出地方装好苹果”。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同，必须依靠检验从理论中得出的实证性预测来帮助他们就应该把什么理论扔掉达成一致。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很混乱的，它的实施在各个学科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这个机制的进展异常顺利。

　　哲学家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缺乏对应的抛弃过程。他们对那个谴责物理系花费太多钱在实验室设备上的系主任开玩笑。她问“为什么你就不能学学数学系呢？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铅笔、纸张和废纸篓。或者更好些，你为什么不能学学哲学系呢？他们所需要的只有铅笔和纸张。”

　　哲学家一般依靠推理和本能来辩论哲学理论的相对优越性，但是他们从来不能成功地开发出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其中理论必须从临时知识的苹果桶转移到历史的垃圾桶。或许他们能够达成的最接近共识的是心照不宣地认为某些理论已经不再让人感兴趣了。

　　我的解释让人吃惊吗？对当今许多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科学不过是对老生常谈的再次确认。但是现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方法鸿沟是一个世纪前形成的缝隙不断扩大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25%是生物学专著，内容上多属于实证性研究。在他那个时代是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出名的笛卡尔解剖动物尸体来研究大脑和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极端的实验主义者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撰写道德哲学方面的文章。大卫·休谟（David Hume）给他的《人性论》的副标题是“把推理的实验方法介绍给道德对象的尝试”。如果康德在写《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去世的话，他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就是天文学文章了。亚当·斯密作为伦理学家影响很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个经济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医生出身，帮助创建了心理学。他的著名著作《心理学原理》 (1890)被同时作为心理学和哲学课程的教材。

　　实验哲学的前景

　　哲学共识是可能的吗？我认为，如果哲学家愿意创造像科学上那样可以检验的预测的那种理论的话，至少能够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如何在实践上操作还很少被探讨，但一种叫作实验哲学的思潮已经暗示了一些充满希望的步骤。哲学家常常求助于本能作为论证的关键链接，但他们很少解释本能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依靠它们。实验哲学从实验心理学那里借鉴了技巧来收集哲学上有意思的本能的系统数据，比如什么被认为是知识，在什么情况下个人是道德上负责任的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明显的东西的或者自然相信的东西需要进行坐在摇椅上的思考，并根据实际试验对象汇报的本能进行检验。我们需要通过实验来发现本能的变量是否与受试者的文化、语言、社会经济背景等偶然性有相关关系。

　　实验哲学的附带好处之一是它能鼓励学生参与。去年秋天，我让大一新生“道德、思想和自由意志”研讨班的学生参加到我进行的调查，该调查旨在检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可以量化的快乐。在《功利主义》中，穆勒认为作个不愉快的人比作个快乐的猪更好，作个不满意的苏格拉底比作个满意的傻瓜更好。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引用了那些经历过两种生活的人都更倾向于更高层次而不是更低层次快乐的“毋庸置疑的事实”。他说，“智慧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成为傻瓜，受过训练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成为无知的人，没有一个有感觉和有良心的人愿意成为自私和卑鄙的人，虽然有人说服他们傻瓜、笨蛋、流氓对自己的命运更满意。”但是这些倾向属于无容置疑的事实吗？我的学生和我从调查中发现偏好远比穆勒预测的情况要更多样化和更模糊得多。

　　在我看来非常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哲学家是否愿意听任自己的理论被人抛弃，如果根据这些理论做出的关于受试者本能的预测错误的话。如果最后发现艺术家或者艺术界专业人士的本能和他的理论不一致，美学家是否愿意放弃某个艺术理论呢？克利弗·贝尔（Clive Bell）认为威廉·鲍威尔·弗斯（William Powell Firth）的著名画作《火车站》缺乏“引人注目的形式”，所以不是艺术。如果画家、博物馆长、艺术史家发现弗斯的画作是艺术品的时候，贝尔愿意放弃他的理论吗？

　　当前，人们对哲学的自然科学化有相当兴趣，关于坐在摇椅上寻找智慧是否有效的争论变得越来越热烈。许多哲学家认为用哲学的独立性换取像科学一样的共识的前景是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式交易。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直关注哲学上的创造性的风险，低估了哲学灵魂的硬度。最起码，沟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鸿沟的真诚努力应该是激动人心的实验。应该承认，不是所有实验都取得了成功，但这或许揭开了哲学史的新一章，帮助吸引认知科学家进入和哲学家有效合作的新领域。

　　和斯诺不同,我没有指出过分专业化和不自由的教育的缺陷，但稍微想想就应该明白那些缺陷了。当金融机构管理者根本无视经济史，不能或者不愿意承认已经吹上天的泡沫时，我们怎么能期待他们负责任地行动? 如果我们教育的公民和他们选举的政府根本就不了解那个世界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我们又怎么能期待他们智慧地思考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如果我们的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又怎么能期待他们对能源保护或者环境保护做出良好的判断？当然，专业化是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如果我们要在历史背景下抓住时代问题，用整体意识解决问题的话，它就需要辅助以自由教育。如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中的部分内容已经成为哲学使命的一部分，那么实验哲学至少提供了一个走出自哲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无共识状态的道路。

　　译自：“Plotting Philosophy’s Future  By Richard Kamber

　　http://www.thecommonreview.org/feature-articles.html

　　译注：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在上海社科院的主办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总第1193期第7版。译者得到作者的授权，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