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和绿豆能一起吃吗:十、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体制问题2-2

    前几年美国一家电视台上播放了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电视连续剧。建筑工人富兰克与妻子中年再婚，各自带了三个正在读中、小学的孩子重组家庭，再加上读高中的侄子克狄，一家九口人住在一起。围绕着来自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的生活，生出了许许多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故事很长，许多情节都不大记得了，但恰好有一段与“职业兴趣分析”有关的情节给我记住了。

    妻子琳达的大女儿提娜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奋好学的全A学生。她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当个医生或博士什么的。丈夫富兰克的大儿子迪瑞，则是一个调皮的、不爱学习的学生，而且胸无大志。塔娜和迪瑞都同时在八年级读书。因为迪瑞学习不好，又不务正业，提娜很看不起他，经常讥讽他。有一次，学校进行了一次“职业兴趣分析”，塔娜和迪瑞都参加了测试。测试的结果出乎意料。塔娜的分析报告上显示：她长大后适合做精神病院的女管理员。而那个吊儿郎当的迪瑞却可能成为一个医生。塔娜为之痛哭流涕，还饱受迪瑞幸灾乐祸的嘲讽。

    当时看到这一段，我还心想，这个编剧的也真有意思，亏他想得出这个情节。后来，在教育管理系学习时，我才发现“职业兴趣分析”不但在美国的中学里十分流行，而且还被当成一件极具科学价值的事来做。在上高中以前，很多学校都为学生进行“职业兴趣分析”，这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矿矿也是在上八年级时参加了“职业兴趣分析”的测试，但这小子并没有向我们提起此事，直到他把测试分析报告带回家，我们才知道他参加了测试。

    “职业兴趣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分析，很像心理学家常常搞的那种性格分析。心理学家们根据他们对人的职业兴趣的心理现象的研究，设计了一套测试标准和程序。参加测试的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上百个看上去毫无内在联系的问题：如你爱吃什么？养不养动物？至于那些吃的东西和养的动物如何与未来的职业连在一起，大概只有

心理学家才弄得清楚。

    不仅在美国的学校里流行“职业兴趣分析”，一些公司。部门在招收人员时也喜欢使用“职业兴趣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决定作的前程。

    “职业兴趣分析”把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分成15种类型：

    社会科学——其职业如：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历史学家

    文秘服务——其职业如：秘书、打字员、出纳、图书保管员

    健康服务——其职业如：医生、护士、理疗医师

    农业——其职业如：农民、森林工作者、园艺工作者、驯马师

    顾客服务——其职业如：厨师、警察、航空公司服务员

    艺术——其职业如：作家、演艺员、编辑、记者、音乐家、歌唱家、摄影师

    数学、科学——其职业如：工程师、电脑科学家、化学家

    建筑——其职业如：木匠、建筑工、管子工、油漆工、铁匠、房顶修理工

    教育服务——其职业如：老师、图书馆馆员、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教师

    法律服务——其职业如：律师、法官、检察官

    交通——其职业如：救护车司机、卡车司机、加油站工作人员

    销售——其职业如：推销员、房地产经纪人、信贷员

    管理——其职业如：经理、会计、银行家

    手工业——其职业如：珠宝修理、鞋匠、电器修理

    机械操作——其职业如：压缩机操作工、机床工

    这个职业分类的介绍表，倒像是一张商品目录介绍单。社会百业—一列在其中，任读者就其所好而择之。

    有意思的是在介绍每一类职业时，都有一两句对此类职业的形象分析。如在介绍农业工作时，说此类工作需同植物或动物打交道；说到机械工作时又点到此类工作除了要会用机械外，还要同矿物、纸张或木头打交道。学生通过这个表，能很形象地得到各种职业的概貌。

    这个测试的正式的名称是“therlute。ti。＂tory。‘勺nventory”的原意是详细目录、库存清单、存货盘点等。用在职业兴趣分析上，其意实际上就是帮助你清理一下思路，看一看你有些什么存货（兴趣所在），然后为你开个兴趣清单，以便让你知道自己有什么“存货”，能买什么单——使你能更顺利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

    因此，这个职业分析的关键并不在于向学生介绍社会百业，而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分析个人的职业兴趣之所在。

    十几岁的孩子往往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之间的关系。但在他们的行动、爱好和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兴趣和才华，都可能暗示着他们未来事业的端倪。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有目标地设计个人的未来，是职业兴趣分析的独到之处。这对孩子尽快地找准生活的目标，提高学习效率，帮助社会就业都有好处。

    当然，把成千上万的不同个体放在同一个标准下衡量，不可能不出现某些变异，以致闹出一些乱点鸳鸯谱的笑话来。就像前面提到的电视故事中的提娜和迪瑞那样。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能肯定那个又皮又输的迪瑞不会后来居上，最终成为一名医生呢？

    不管这种分析对其他人的准确度如何，我以为对矿矿的分析还算是基本准确的。

    矿矿曾想当个医生，上了七年级以后又对当律师有了兴趣。他的职业兴趣分析的结果显示：

    矿矿的最高职业兴趣是法律服务；

    第二是健康服务；

    第三是数学和科学；

    第四是艺术。

    矿矿捧着分析表一脸惊奇，“到底他们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呢？测试时只是问了些学习爱好、课余活动、日常起居的事，怎么就会发现我真实的想法呢？”

    我在大学学习时也曾设计过心理分析的问卷调查，对心理分析的那一套略知一二。听了我的解释，儿子极认真地说：“那么就是说，我真的可能成为一个律师了？”

    我告诉矿矿，兴趣还仅仅是兴趣，要把兴趣变成现实，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矿矿的职业兴趣分析报告上写着这么一段话：

    你的最高兴趣是在法律服务领域工作，这种工作帮助人们处理法律事务。这种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法律助理等。这些人经常在他们的办公室、法律图书馆、法庭里工作。这类职业多数要求具有法律学校大学毕业或研究生院毕业的文凭。当然，有些职业，如法律助理不一定要求大学学历。如果你将来准备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应考虑选择如下课程：如社会科学。科学、英语、外国语。因为，交流能力在这个领域里也是十分重要的。你还应该选择演讲和辩论课，并应多参加这一类的学校活动。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实在是“职业兴趣分析”的点睛之笔。不仅仅是帮助孩子确定职业目标，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迈开第一步。

    如果将来矿矿真的能成为一名律师的话，他会怎样看这一段话呢？这段宝贵的提示不是使矿矿受益终生吗？

    每年的4月22日是“带孩子上班日”。

    美国的不少公司有一项不成文的惯例，每年这一天凡是年满6岁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随父母上班。据说这一活动最初是要鼓励女孩参加工作，后来其含意变成了让孩子知道和学习其父母的生存之道。

    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提起同父母去上班无不兴高彩烈。一是图个新鲜；二是有个正当理由“逃”学一天；三是还有可能“顺道”到馆子吃一餐。

    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就不那么想跟父母同出同入了。父母亲的工作已或多或少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

    “职业影子日”是中学职业教育计划中为这些半大的孩子设计的又一个有趣的活动。利用‘呼孩子上班日”这一天，学校可以帮孩子们联系，到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去当一天义工。当然孩子并不需要真的干什么事，帮什么忙。他们不过是像影子一样跟在他们理想的职业模特后面，观察体验一下现实生活而且了解现实社会的生存结构，领略现实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积累社会工作经验，在美国学校的教育里占有重要的位置。

    甚至有人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对许多职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孩子之所以进大学学习，不是由于求知所需，而是因为孩子的年龄还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社会现实。大学不过是为了给孩子在进入社会之前有一个缓冲的机会。

    至于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往往要经历一段“社会文化休克”阶段。他们可能会过于天真地看待社会上的人和事，他们单纯的头脑，很可能会令他们四处碰壁……

    许多到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段找工作的“精彩”经历。找工作难，难于上青天。

    为什么难？有人说是由于外国人的身份所限制。其实，留学生们在找第一个工作时所碰的钉子，多是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管你有多少优秀的学历和学习成绩，也不管你有多么丰富的国外工作经历，由于你没有在美国的公司里干过，对不起，经验不足，不能聘用。

    留学生们对此很不理解；你不让我工作，我怎么会有工作经验呢？没有瓜子，哪来的瓜呢？这种没有瓜子也要结瓜的事并不仅仅局限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刚开始申请信用卡也一样，拒发的理由是“没有信用历史”。

    “你不给我信用卡，我怎么会有信用历史呢？”先有瓜子还是先有瓜？先有鸡还是先有爱？这是一个高深的哲学命题。有神论者用“上帝”两字很轻巧地回答了这个难题。无神论者会绕着大圈子告诉你：有生命的东西，是无生命的东西经过亿万年的变化发展而成……然而要找工作，申请信用卡却是个“只争朝夕”的事，实在等不得那么久。

    后来在美国住久了些，才明白其中的窍门。原来这“瓜子”还真是经过多年功夫才培养出来的。

    如果说小学的“职业日”、初中的“职业兴趣分析”等等还仅仅是纸上谈兵，那么，美国的孩子从上高中起就开始以行动去培育那颗将来走上社会需要的“瓜子”了。

    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大一样，但都对孩子参加工作的年龄有严格规定。据说，俄亥俄州规定孩子要年满14岁才能被雇用。在超级市场里，常常可以看到许多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忙着帮顾客收钱、装袋。顾客多时，他们会工作得很努力，顾客一少下来，他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会互相打闹一阵，开一阵子玩笑。

    矿矿刚满13岁那年，就开始兴奋起来，经常在我们面前制造舆论：‘哦差不多可以到外面去打工了。”“我的朋友去年夏天就在迈尔超市做装袋工，他说他可以带我去见那里的管理员”。

    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么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赚钱，家里又不缺这几个钱花。后来听多了，我们这才发现，矿矿是动了真格的！“同学们都说要去的。为什么他们去得，我就去不得？”

    “不行，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我不过只是想试一试工作的滋味。”见我们不吭声，矿矿又补了一句，“难道这就是你们教给我的价值观吗？”

    我们的价值观确实与美国家长的不太同。矿矿的同学大部分来自中产阶段的家庭。谁家都不缺钱花，但一般的美国家长都不会明显阻拦孩子外出打些小工的；相反，有些家庭还鼓励孩子早些走出家门工作。

    我有一位朋友在克里夫兰市市政府的老龄部当主任，他的妻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独生儿子迈可正好上高中。有一次我到克里夫兰市去办事，顺便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饭店吃晚饭。饭后，我那朋友说要带我去看一看他们的儿子。迈可在一家录像带出租店上夜班。我们三人坐在车上，透过店铺大玻璃窗看着迈可工作的背影。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开车接送儿子。有时故意来早些，就这么坐在汽车里看着儿子工作。

    “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习怎样才能独立生存！”这是我那朋友给我的忠告。

    美国孩子甚至在比矿矿小得多的时候就开始在邻居中找活干了。什么临时帮带带孩子啦，帮养几天狗或猫啦，帮整理花园草地啦。雇主或是按小时付钱，或是按工作性质付钱。由于大家都是邻居，雇人的可以卖个乖，又图个方便。被雇的既算帮人之忙，又赚了点钱。两相有利。

    矿矿终于有了第一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周末，邻居老头劳伦斯来敲我家的门，说是他家的割草机坏了，想雇请矿矿用我们的割草机帮他修剪草坪。

    矿矿刚打足球回来，正在楼上睡觉。既然是来找矿矿的（老头也没有与我谈的意思），还是把他叫下来好。

    老头又把割草的事说了一遍。我和妻子一口答应，但老头不把我们的话“算数”，一本正经地侧过身与矿矿商量。

    我们说，帮助邻居是应该的，不能讲钱。老头不理解似的侧过头看看我们。我们只好知趣地走开，让他们一老一少自己商谈去。

    “你想要多少钱呢？”劳伦斯按常规发问。

    儿子毫不犹豫地说：“给多少钱应该由你来定，不是由我说的。”

    “25美元，怎么样？”

    儿子想都没想，就点点头。

    后来我想，如果老头说“5美元”，不知儿子会怎么样？

    看着兴冲冲地在准备割草机的儿子，我不禁为他担点心：平常他只是在我修剪草坪时偶尔帮我推一推割草机，那劳伦斯的草地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他一个人能行吗？

    妻子更是忧心忡忡，反反复复地交待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割草机给伤着了。还自告奋勇：“要是你干不完，妈妈可以去帮你。”后来，又借口带大黑狗吉吉去散步，站在劳伦斯家院子外为儿子捧场。

    矿矿毕竟年少力小，大人可能只需要三个小时就完成的活，他用了足足五六个小时，而且还分成了两天。本来说好，机子用我们的，油用老头的，但儿子都是回来加我们的油。老劳伦斯被矿矿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动了，主动给矿矿升了工资。就这样矿矿拿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30美元。

    事后，他同我谈起这钱，说：“爸爸，我发现这30元钱，赚起来也真是不容易。”

    这是我第一次从儿子口里听到他对生存之道的感叹。

    其实，美国的高中生所干的工作，大多与他们今后的工作无甚直接关系，不过是体验体验生活罢了。

    从大学开始，学生们就逐渐进入未来职业的角色。

    在美国的大学里，很多专业的大学生被要求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参加社会实习工作。如电脑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可以到一些大公司去做CChOP的工作。即用一个学期在校学习，另一个学期在公司做CfyOP。

    所谓OyOP，意思是辅助性工作。学生不能担当正式的电脑程序设计员，一般是帮别人整理一下资料，复印一下报告什么的。吃不着猪肉，看着猪走路也好，几个月下来皮毛的滋味还是尝到一点的。

    干QyOP的好处，还在于不但公司会按工作的小时发工资，而且学校还会为你记上几个学分。几个学年学下来，学生从几个不同的QIOPI作中积累的工作资本，已足以在他们找工作用的履历表上撒上几颗重要的“瓜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作经历”。

    要我说，“工作经历”人人都是可以有的，但“工作能力”却不是人人能有的了。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许多美国人事部门，都是先要看那个“经历”以致浪费了许多“能力”。要不要给教育工作者留下“铁饭碗”？

    我到美国头一两年的好几次演讲中，当听众问我，“在美国的教育中，什么使你最费解？”

    当时，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竟是美国教育中的“铁饭碗”。因为我是在中国人开始砸“铁饭碗”的时候到美国来的。由于我是到高校讲学，首先见到的就是美国教育中的这只“铁饭碗”。“铁饭碗”的价值

    美国人民没有给总统“铁饭碗”，也没有给教育界的管理人员“铁饭碗”。但是，却用立法的形式给了教师一个当当响的“铁饭碗”。

    给教师以“铁饭碗”，其主要目的是从法律上、经济上保障学术自由。教师不会因为讲授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失业，也避免各种政治因素以及学校专断领导对教学的干扰。比如，在密苏里州、田纳西州等地，教师在中学课堂上讲授“进化论”，就曾引发与教会的冲突。

    有了“铁饭碗”，教师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心于教学、研究以及著书立说。

    中国人说的“穷教书匠”的现象恐怕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在美国也是恰如其分的。与许多行业相比，美国教师的工资偏低，甚至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也相当偏低，然而千千万万的纳税者用血汗钱给教师们圈出这一块“保留地”，让他们捧当当响、啧啧香的“铁饭碗”，才使得美国的高等院校集结了大量优秀人才，中小学教师队伍相对稳定。

    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科技发达，学术研究异常繁荣，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与这只“铁饭碗”不无关系！

    表面上，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都摔“铁饭碗’”，但一分析，又有不同。

    比如，美国是教师才捧“铁饭碗”，校长等管理人员和职工没有“铁饭碗”，但中国是学校正式的教职员工都有“铁饭碗”。美国的教师要经过一定的年限以及相关的考查程序才获得“铁饭碗”，但中国是一成为教师就有“铁饭碗”。美国学校可以挑选老师，但中国的学校必须无条件地接纳毕业分配来的人员……

    效益，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课题。要效益，就得砸“铁饭碗”，也就是现在说的“下岗”。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运转的重要阻力之一将来自人们手中的“铁饭碗”。

    但是，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来自教育。据此而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国之道。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政府可以通过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来控制教育人员的配备。但市场经济的运转，必须带动教育体制的改革，诸如敞开招生，自谋职业，采取“学分制”等等。这些变动和冲击，必然对教育人员的配备产生影响。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要保证教师来源的质量和数量，留下一只“铁饭碗”，是值得考虑的。“铁饭碗”的病疾

    即使是美国的“铁饭碗”，也有其与生俱来的病疾。这是留下这只“铁饭碗”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他在吸引优秀人才的同时，又保护了不称职者。

    其实，在大市场经济中实行小“铁饭碗”制度，对于优秀人才来说，其吸引功能衰弱；倒是其负面——保护鱼龙混杂的效能过强。

    因为对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优秀人才来说，只怕他们“去”，不怕他们“留”。而弱者则不然，只怕他们“留”，不怕他们“去”。可是，只要他们不犯法，没有严重的不轨行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饭碗”保护他们误人子弟。

    美国教育界虽然汇集了几代精英，但也成了不少误人子弟的庸人的“避风港”，诸如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一类。

    其次，“铁饭碗”使学术自由成为可能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了可有可无的“阑尾”。

    教育工作并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一个老师用10个小时或者用20个小时备课，数量的差别是一倍，但质量的区别可能并不明显。

    这本是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但如果“铁饭碗”恰好又给了教育工作者，这就使得欲

“混”者如鱼得水。外在的监督不明确，职业道德就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教育工作的这种“无形”，使得其负面影响往往也无形迹可寻。一个教师“混”一辈子，其误人子弟的数量和质量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其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工厂出个废品，可以扔了再做；学校造个“废品”，社会多个包袱。

    到辛辛那提来访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以为市中心那两座监狱是星级宾馆的。美国的监狱建得比学校还漂亮，学校出来的“废品”，都转到那儿去啦！

    再次，“铁饭碗”可以使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黯然失色。

    比如，我们想用人才预测这种先进的手段推测近期内某部门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和数量，对比现状，得出差距，以制定弥合差距之措施。但是，倘若我们测知，五年后某校需要八个法律学教授、三个人类学教授，而该校现在正好已有八个捧“铁饭碗”的人类学教授，三个法律学教授。在不增编制的情况下，“铁饭碗”制度可以使这一切成为货真价实的“纸上谈E”

    最后，“铁饭碗”制度很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改革的对策

    “铁饭碗”无论“土”、“洋”，都有其或异或同的顽症病疾。改革的总思路应该是：在给教育工作者“铁饭碗”的同时，还应该制定一些配套措施。我认为至少要配备以下三条：

    一、打破职称终身制。

    现在中美两国的教育界都实行职称终身制。也就是说，只要给了你副教授职称，你将只会升为正教授，而不会降为讲师。平平庸庸，马马虎虎，不上不下，不死不活，副教授职称也会伴随你终身。

    因此，需要打破职称终身制，实行“五年职称制”或“八年职称制”：每人一只“铁饭碗”，但职称不是“铁”的，五年或八年评定一次。不但低的有机会升，高的也有可能降。

    既有“铁饭碗”保底，又让人居安思“危”，以促成人人向上、个个思进的持续竞争局面。

    二、工资与工作挂钩。

    中国实行的是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美国的高等院校与中国一样，也实行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但美国的中小学则实行工资与学历（位）、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

    这两种工资制度都不与工作挂钩，这很不合理。

    职称只表示学术职位的高低，工龄只意味工作时间的长短，学历只是学习的历史。这三者虽然与工作有关，但仅仅是间接相关。它们只是有助于工作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本身。

    例如，学历（位）的高低，可能对工作有影响，但是绝不意味着博士勤劳，学士懒惰；职称的不同，只表示工作位置的不同，绝不意味着讲师不比副教授工作努力。

    因此，工资与职称、工龄、学历（位）挂钩而与工作脱节，是本末倒置的。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学士的工资永远赶不L一个硕士的工资时，这个学士就不是去想怎样教好书，而是怎样搞到一个硕士学位。

    三、不能强迫学校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来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应该让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选择新老师的自主权。

    既给教师以法律和经济的保障，又促成教师相互间的竞争。这是新“铁饭碗”制度的改革宗旨。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其实，对于美国的教育，真正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外行管理教育”。

    如果今天谁要在中国说，“外行管理内行”或者“外行管理教育”，不说你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恐怕也会说你“精神有毛病”。而在美国，外行监控教育则是天经地义的。

    内行管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早在秦朝，管理教育的职官就叫“博士”。“外行管理教育”的状况在建国后曾出现过若干次。一般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内行管理教育”。

    大约于1642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最早开始实施“外行管理教育”。这种“外行管理教育”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目的是让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公众，也“于斯”地管一管与子女有关的教育。

    现在，“外行管理教育”在美国各地已经是根深蒂固，枝叶茂盛——已经发展成为有模有样、有“尚方宝剑”之显赫权威的“教育董事会”汐十行）管理制度。

    其实，除了通过学区“教育董事会”对教育进行总的监控外，美国民众从各个方面参与教育的意识和渗透力也很强。

    例如，矿矿在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期间，参加了一个叫Th的天赋教育计划。ETC就是ExtendedToalCurriculum的编写，意思是“超越所有课程”。各个参加EIC这个计划的孩子的家长们组成了一个“ETC家长协会”的组织。该组织定期开会，内容是请学校负责ETC计划的老师来介绍该计划的设想；家长讨论ETC的教学活动，提出建议；组织筹款捐款支持ETC 计划……

    让我深感吃惊的是，组织这些活动的几位家长都是自发的，自觉志愿的。我们轮流在他们家开会，他们还得负责各位的小吃和咖啡等等，光是通知开会的邮资就有数算了。

    美国人民中总是有这些乐此不疲的、为参与教育“监控”而孜孜不倦的热心者。

    如果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外行管理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差异。

    例如，准确地说，美国的体制不应该叫做“外行管理教育”，而应该称作“外行监控教育”。它的英文原文是“vcontdofeducatbo”，“conrol”可以翻译为“控制”，也可以翻译为“管理”，但是从学区“教育董事会”或其他“校董会”所行使的职能来看，叫做“外行监控教育”更准确。因为这些“外行”们只制定政策，具体执行政策的是内行甚至专家。

    中国的“外行”既制定有关政策，又具体地执行所有政策，以实施对教育的管理。

    另外，美国的“外行”（董事会成员）可以是律师、医生。工程师、工人、农民、富豪、穷人、文盲、高级知识分子…惟一排除在外的是当地在职的教育工作者。

    而中国的v行”（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都被叫做“大老粗”。

    美国的“外行监控教育”其实也有不少弊病，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外，这对教育本身来说是很不利的。本来，这种“外行监控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公众参与教育，把教育搞得更好。但是，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公众”之外，把“外疗’和“内行”对立起来，把“外行监控”变成了目的，等等，都是有违初衷的。

    尽管如此，这种“人民教育人民管”的措举毕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焕发了人民参与教育的热情。我旁听过几个“教育董事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与会者那种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激烈辩论，那种群策群力、舍我其谁的踊跃场面，让我这个在大洋彼岸也见过“外行管理教育”的“老外”既激动又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