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果的功效:五味杂陈说故乡——豫东农村纪实

五味杂陈说故乡　　

　 

因老父亲重病，前段时间在故乡呆了将近两个月。　　

故乡，对远方的游子而言，是个神圣的字眼，是梦里多次光顾的地方。我工作的地方，离故乡不远，因老父母在家，又隔三差五地经常回去，所以我算不上游子。但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一点也不比数年不回家的游子差。故乡，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我就是吃着故乡的小麦、玉米、红薯长大的。无论变动了多少工作单位，我都忘不了老家村头的小路。我就是从那条小路上走向错综复杂的社会，开始了我摸爬滚打的人生。以往，我每年都要回老家三四次，但都是蜻蜓点水，坐车而来坐车而回，和老父母在一起呆上两三个小时，吃顿饭，说说话，然后就回去了。谈不上对故乡现实状况的更深了解。这次不同，因老父亲病危，我要尽儿子的义务，在老家正儿八经地住了近两个月。期间，和村中的长辈们、儿童时代的玩伴们、中小学的同学们、我的堂兄弟们、还有村里和乡里的领导干部们，作了深入的交流，使我对故乡和农村有了更深的了解。了解越多感慨越多，说不上是为故乡高兴还是为故乡难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所以，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五味杂陈说故乡》。　　

我的老家——王庄，是黄河中下游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座落在豫东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全村实际人口二百四十来人，分地人口二百一十来人，每人接近一亩地。三十多个没地的人，一部分因为违反计划生育不该分地，一部分因为分地当年没有出生，还有一部分是外村嫁过来的新媳妇。　　

村庄土地质量尚可，为两合土。一年收成两季，夏季小麦秋季玉米。一般年成，小麦、玉米亩产各八百斤左右，丰年可达到千斤，灾年只有五六百斤或更少。　　

        一、故乡的环境　　

        环境总体来讲有好有坏。好的是村庄周围过去是菜园现在全是树林，坏的是村前的水坑过去清凌凌现在是臭水坑。　　

    豫东农村有栽树的传统。每到春天，凡能够栽树的空地都要栽上树。到一个村庄去，首先看到的是繁茂的树林而不是房屋。这些环绕村庄的树林俗称“围村林”。近几年，“围村林”越发展越大，将本来是菜园的土地也侵占了。我们附近的一带村庄，过去大多种菜，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气。有一个顺口溜说：“前楼的芹菜后楼的葱，王庄的黄瓜绿盈盈，毕营的白菜垛成垛，孙庄的大蒜拧成绠。”在我的少年时代，夏天每到傍晚，酷热消退，大人从生产队大田里干活回来，小孩从学校放学回来，男女老少便聚集到菜园里——那时菜园是自留地。浇水、除草、绑秧、采摘等等。大人一边干活一边拉呱，小孩则在黄瓜、豆角架间钻来钻去。谁家的香白瓜熟了，大人会把那些长得不周正的、小的或者认为到集市上卖不上价钱的，随手扔给玩耍的小孩吃，这时，小孩子们便欢呼和踊跃起来。傍晚时分故乡的菜园，避暑乘凉其乐融融。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人们自愿从事的快乐行为。我觉得，那时菜园的劳作，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的境界。　　

生产队被强行解散后，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自留地”这个名称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菜园没有消失，傍晚时分热闹欢快地劳作场面仍在继续。随后的日子，不知哪一家首先在菜园里栽上了树，他两边的地邻觉得自己不栽树就要吃亏，树荫旁能长出什么好菜？就也栽上了树。于是连锁反应，菜园全部栽上了树。清脆欲滴五颜六色的菜园变成了黑压压的树林。菜园里的愉快傍晚当然也不复存在。不仅仅是我们庄，其它庄也大都如此。我这次在老家，从集市上买来的菜竟然来自50公里之外的农贸批发市场。“集体散了，人心也散了。谁爱干啥谁干啥，谁能管住谁呀？”当我对菜园消失表示惋惜时，一个长辈长叹一声对我说。　　

村前的水坑是我十分怀念的地方。我至今仍十分骄傲的游泳水平，就是从这个坑里起步的。在附近的村庄中，我们庄的水坑最大。坑边的湿地，生长着芦苇；再往里面的浅水处，是一大片莲藕。芦苇深处，不知名的水鸟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从夏到秋，那儿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夏天，头顶着荷叶采荷花摘莲蓬；秋天，在芦苇丛中撅芦花玩游戏。坑中的水，除暴雨过后的十来天是混浊的，其余时间都清澈透明。夏天正午前后，人们在坑中洗澡游泳，比赛扎猛子时谁扎得深扎得远。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水坑从没干涸过，只不过在冬天水位稍微下降。这次回家，我特意到坑边转转，想找回一点儿时的美好回忆，结果大失所望。只见坑底残存着些许臭哄哄的污水。坑半坡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垃圾。原来，分田单干后，只有这个坑因无法分配而成为公共财产。人们需要用土时，不舍得在自己的地里起，便集中到这里挖土。慢慢地，坑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有人将隔水的胶泥层挖掉，坑再也保不水了。即使暴雨时坑被下满，不到两天便很快渗入地下。生产队没了，集体的大粪坑也没了，各家各户的垃圾都往这里倒，这坑便成了垃圾坑臭水坑。　　

二、农村的收入　　

受宣传的影响，大家一定以为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民过的都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能说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少得可怜。　　

一次和几个堂兄弟闲谈，我问一亩地一年能收入多少，回答是连麦带秋700多块钱。我感到诧异，说不至于吧，现在粮食这么贵，一斤都一块钱了。几个堂兄弟说，别不相信，算算账你就知道了。他们七嘴八舌地给我算了一笔账。夏季小麦、秋季玉米亩产都按800斤，每斤价格国家收购价1.02元，化肥、农药、种子、电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按现行价格。一亩小麦年收入816元，支出530元，年纯收入286元。一亩玉米年收入816元，支出467元，年纯收入349元。国家每亩地补帖81元。夏季加秋季加国家补贴一亩地年纯收入为716元。丰收年景年纯收入可达近千元，歉收年景则刚够本甚至赔本。就像今年秋季，玉米正需要阳光的时候却连阴天一个多月，玉米不长面，造成减产，亩产只有500斤，一亩地纯收入才40来块钱。“指望种地发不了财”，一个堂兄弟长叹一声。“粮食不涨价，化肥、农药死劲涨，种地咋能赚钱呢？化肥过去20块钱一袋，现在一袋都180了。”这种算法，投入的劳动还不算价值。如果把劳动力的价值计入成本，种地基本上不赚钱甚至还要亏损。　　

我感到非常震惊，也感到非常内疚。有时候我们喝的一瓶酒，就是农民一亩地全年的收入啊！我们吃的一顿饭，就是农民几亩地全年的收入啊！昔日白居易目睹农民收割的艰辛，曾发出“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感慨。当时学习《观刈麦》这篇课文时，对这句话只有泛泛的理解，觉得白居易非常同情农民。现在听了村民的述说，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觉得白居易不仅有强烈的同情，还有强烈的自责。我又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老家也是农村的，有一次闲谈时，他对我说：“每当我想吸好烟喝好酒，不把钱当钱时，我就赶紧回一趟老家。为啥？农村困难。百把十块，对咱不算啥，对农民却是好大一笔钱！回一趟老家，让我受一回教育。花钱再也不大手大脚。”更进一步想，我觉得政府官员不应该只呆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到基层去，像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一样，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抓农业的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间，抓工业的深入到企业和工人中间，抓教育的深入到学校和教师中间，了解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有什么愿望有什么困难。充分调查、了解以后再做决策，是不是更符合实际更加科学？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应该把胡锦涛的要求落到实处而不要只喊在嘴上。　　

    “那还种地干啥？出去打工也比这挣得多。”我说。　　

    “不种地吃啥？”堂兄弟反问我。“打工是年轻人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打上工。像俺这45岁以上的，到外地打工没人要了。”他说的是实情。村里面从18岁到45岁年龄段的壮劳力，约50人，在江苏昆山、广东东莞、山东荷泽等地长期打工的只有一半。其余的则在附近村庄打零工。比方盖房子、垒墙头、下粉条、装粮食等。长期打工的月收入1000到2000块钱不等，年收入约15000元左右。打零工的按天计资，每天30到60元不等。打零工没保障，有活干没活就闲着，晴天干阴天就闲着，今天干明天不干是常有的事。年收入约5000来块钱。其他因年老或年少打工没人要的，只要不农忙，大家就在村中晒太阳、唠磕、打牌或闲逛。农民日常生活花销靠打工赚钱维持，而吃饭全靠土地上生产的粮食。“花销可多可少，肚皮吃不饱可不中。”这是农民不舍土地的主要原因。　　

     土地是农民的靠山和主心骨。有了土地，农民就活得安稳踏实，就无后顾之忧，土地里有他们不朽的希望，泥土里埋藏着他们祖祖辈辈的感情。1949年，人民为什么把共产党推上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那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土地问题。今天，如果不处理好土地问题，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由此我想起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即土地集中到一起由个别人种，其余的人出去打工。说老实话，对此我不看好。主要是因为农民不愿意。打工有风险，而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风险。工厂倒闭了，员工就要失业。“在外面打工，是脚面上支锅，说踢就踢了。”村民们说。土地只要还在手里，土地的主人就能活下去。“一亩三分地在，至少饿不死。”这是农民的普遍心理。除非给农民找出离开土地也能生存下去的可靠保证，否则，农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　　

  （以下是种地成本计算，都是一些枯燥的数字。为了准确，我调查了将近三十位村民。读者如没兴趣，可以跳过去不看。　　

账单如下：　　

亩产均按一般年成，小麦、玉米各800公斤，价格按国家收购价格1.02元/斤计算，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按现行价格计算。。　　

小麦:　　

每亩收入：800*1.02=816元　　

     每亩支出:　　

     1、犁地：60元　　

     2、底肥：一袋二铵（50公斤），180元　　

     3、种子：25斤，每斤3元，75元　　

     4、种子拌药：10元　　

     5、播种：15元　　

     6、追肥：80元　　

     7、浇水：一次15元，一般两次，30元　　

     8、打农药：一次10元，一般两次，20元　　

    9、除草剂：10元　　

     10、收割：50元　　

     共530元。　　

     每亩小麦收入816，每亩支出530，每亩小麦纯收入286元。　　

     玉米：　　

     每亩收入:800*1.02=816元　　

     每亩支出:　　

     1、种子：40元　　

     2、播种：15元　　

     3、底肥：二铵40公斤146元　　

     4、追肥：二铵40公斤146元　　

     5、浇水：一次15元，一般两次，30元　　

     6、农药：打两遍药，丢一次砂子药共25元　　

    7、除草剂:15元　　

     7、收割：50元　　

     共467元　　

每亩玉米收入816元，每亩支出467元，每亩玉米纯收入349元。　　

每亩地国家补贴81元。　　

     夏秋两季纯收入为:286+349+81=716元　　

     小麦的盈亏平衡点为530/1.02=520斤;　　

     玉米的盈亏平衡点为467/1.02=458斤;　　

也就是说，小麦亩产高于520斤盈利；低于520斤亏损。玉米亩产高于458斤盈利；低于458斤亏损。　　

以上计算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尚未计算在内。比如：劳动力的价格；水泵、水管、电线和农用车辆等生产器械的折旧。）　　

        三、农村的人　　

有人说，农村现在是“386199”部队驻守。意思是全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其实不尽然。农村人口为分三部分：长期打工的；短期打工的；常在农村的。常在农村的除妇女、儿童和老人外，还有极个别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那些打短工的，也是白天在外村干活，晚上回本村睡觉。　　

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多为90后,也有部分80年代末出生的人。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大部分是弟兄一人。农村干部在搞计划工作时很有人情味。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生第二胎就眼睁眼闭装看不见。只要生了男孩，对不起，计划吧。这样既干了工作又照顾了中国传统习惯。这些独苗男孩，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夏天怕热着冬天怕冻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从小就娇生惯养，根本谈不上吃苦耐劳。这些人也曾入加过打工大军的行列，因受不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严格纪律的约束，花光盘缠后，不长时间就回来了。回村以后，他们无所事事，整天凑在一起打牌赌博，喝酒聊天。高兴了偶尔也去邻村打两天零工。没有钱花，就伸手向爹娘要。　　

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多是18岁到45岁年龄段的男女壮劳力。已婚的多未婚的少。未婚的多是80后。他们带着对外部世界的热烈向往，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梦想，带着对新生活的殷切希望，走出黄土地，奔向大都市。已成家立业的，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柱。为了家庭幸福，为了老人能够安度晚年，为了小孩能够不再像他们一样艰辛劳作，他们将孩子、土地扔给父母照看和耕种，自己一人——有的是夫妻两人——常年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时才回家看看。他们付出的是劳动、汗水、泪水甚至自己的肢体，带回的是金钱、喜悦、物质或者部分虚荣。在城市高楼大厦所形成的森林中间，在工厂各种机器的轰鸣吼叫中，他们奔忙穿梭，像树叶在树林中漂荡。他们中的有些人，因长期受城市生活的浸濡，不愿意再回到家乡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个别人甚至发生了婚姻危机。“现在打工的男人，烧得很，花得很。在外面碰上对眼的，就要和家里的老婆离婚。”一位留守妇女苦笑着对我说。并举例说，某某就差一点没离婚，亏了他爹坚决反对，说他敢和家里的媳妇离婚，就敢打断他的腿，就敢永远不让他进这个家，才算死活没有离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心系着家乡的黄土地，心系着故乡父老，心系着老婆孩子。那些未婚的年轻人，满以为离开农村能找到让他们幸福生活的快乐天地，到大都市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奇妙和美好。和已婚的打工者比较起来，他们更不愿意回到故土，他们非常想在城市取得一席之地而城市又不接纳他们，总是把他们当作农民工看待。因而他们非常无奈、苦闷、焦虑和沮丧。打工的意义是什么？未来在哪里？前途在何方？除了打工还能干什么？在失望和迷茫中，在花花世界的诱惑下，在思想不健康人的教唆下，极个别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次在老家，一个长辈本来说好请我吃饭，到约定的时间又取消了。因为他在江苏昆山打工的独子，因抢劫被当地公安抓了起来。他要火速赶到昆山去。他的家属得知儿子被抓，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要知道这样咋着也不会让儿子去打工。他们的儿子我认识，是一个非常腼腆老实的年轻人。如果在农村，会是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村里人都说，这么一个老实的孩子，想一万回也不会想到他能犯这样的事。人能改造环境，环境也能改造人。在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各种思想的相互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因忍受不了打工生活的空虚、迷茫和被歧视，有人在打工几年后，毅然离开打工的城市回到家乡。“还是家里好啊，城市的楼再高再漂亮它不属于咱，家里的房子再孬再破可它是咱的。在外面，觉得自己是个零件是个程序，只能听别人指使呵斥。只有在家，才觉得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才有归属感，才能找回自我。”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打工者这样对我说。他去年离开打工几年的昆山，决定回家乡创业，建塑料大棚种蘑菇。　　

农村留守人员中，最辛苦的是那些父母。这些人多为六十岁左右。儿子、儿媳出去打工后，他们固守着世代居住的家园，带孙子、种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他们所在的家，是全家的根据地、生活的主心骨和儿女返航归来的港湾。虽然知道种地不太划算，但也要种。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尽管他们也经常抱怨，抱怨化肥、柴油、农药又涨价了，抱怨老天爷不下雨了；抱怨老胳膊老腿干不动了；特别是抱怨儿女只管自己享福，让自己在家里替他们受罪，上辈子欠了他们的债了等等。这种抱怨是幸福的抱怨。他们的内心是充实的。地里长着粮食，树头结着果实，墙头爬满豆角，身旁有孙子嬉闹，花钱由儿女供给，他们还怕什么呢？　　

还有一种人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那就是名为打工实为卖淫的妇女。这种人大部分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属于长期在外打工者。按说，农村是传统观念的堡垒，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一些传统道德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卖淫和偷情同是婚姻外性关系，同样为人所不耻，但卖淫和偷情比较起来，卖淫可以得到些许宽容，也许是“笑贫不笑娼”观念的重新泛起吧。这次在家去拜访邻村一位初中同学，见到他们村中一栋非常漂亮的别墅式的两层小楼，“好漂亮！”我赞叹道。同学对我笑笑，神秘地说了句“看着怪好看实际不干净”，走到无人处，他对我说，这都是小楼主人两个姑娘当“小姐”挣的。这两个姑娘，对外说是在东莞的一个工厂打工，实际上是在卖淫。全村人心知肚明，只不过为了主人的尊严，谁也不点破罢了。　　

四、几个难忘的人　　

这次回乡，最让我感叹的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曾给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回村后，我首先打听这四个人现在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人生结局让我叹息不已。这三个人，一个叫“老海”，另两个外号分别叫 “独立营”和“阿尔巴尼亚”。现在我分别叙说他们：　　

老海　　

老海的大名叫毕陇海，一只眼有点残疾，眼白多眼珠少，农村叫“琉璃眼”，看什么不是太清楚。另外，走路一拐一拐的。没人喊他正儿八经地名字——毕陇海，都是叫他“瞎海”和“瞎老海”。他脾气很好，对于人们这样叫他，从没生过气。　　

老海如果活到现在，应该七十多岁了。虽然我和他不同姓，但按辈份该喊他爷爷。他是个有点像鲁迅笔下阿Q一样的人物。大凡村中有些粗活重活力气活，比方盖房、拉土、烧砖、出粪，甚至杀猪宰羊需要人帮忙，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老海。“老海，帮个忙，把这坑粪给出了。”客气些的这样请求。 “瞎海，把那车土拉过来！”不客气的这样命令。 不管对客气的和不客气的，老海的回答一概是“中！” 活干完后，主人都要让老海好好吃一顿。所谓“好”，也就是比平常的饭好那么一点而已，但这已让老海非常满足了，如果能再喝到几杯酒，在老海回家的路上，便会有拿腔走调的豫剧声：“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 改革开放前，老海在生产队是不可一日或缺的人物。如果哪天老海出门不在家，大家听不到他那大大咧咧的声音，总好像少了些什么。间或有人问一句：“老海这狗日的去哪了？”　　

老海什么事都爱凑热闹。用时髦的话说叫“爱参加集体活动”。这不仅仅是他光棍一条，单独一个人在家实在没意思，我想更主要是他的性格使然。我们庄还有另外一个光棍，外号叫“独立营”。同是光棍，“独立营”就和老海不一样，闲暇时间几乎不和外人打交道。　　

庄上的人都爱和老海开玩笑，大多是善意的，也有恶毒的——那都出自比老海辈长的人。“老海，把你娘从坟里扒出来，你再回回窖吧。也修理修理你那个瞎眼和拐腿。”老海这时候也玩笑着用恶毒的话反击别人。
    看大人和老海说笑话老海不生气，我们这些小伙伴也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而且一望到他的影就齐声喊：“瞎老海，走路拐；走一步，摆三摆；左脚一拐到高山，右脚一拐到大海；一拐拐到小日本，吓得鬼子直叫爹。”
    每逢这时候，老海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可不像对待大人那样客气，他会拐着脚撵过来，装出非常厉害的架势骂：“小兔崽子，八乎子黄黄，看我不打扁你们！”（“八乎子黄黄”有些网友可能看不懂，这是我们那一带长辈人骂小辈特别是小孩子的话。）我们就一边尖叫一边四下炸着跑。其实，老海也不是真恼，撵几步，骂几声，吓唬吓唬我们就回去了。而对我们这些小伙伴，被老海撵着跑，是件非常开心的事。于是，看到老海，我们就一次次的喊，老海就一次次的撵。后来，这就成了我们和老海之间的一种游戏，老海知道我们乐于被撵，也就装腔作势的故意撵我们。万一谁跑得慢被老海捉住了，那就倒霉了，老海会把他按在地上，狠挠他的胳肢窝，被挠的人痒痒得满地打滚。“还谝能不？”老海问。“不了，不了！”被按倒的告饶。——游戏到此结束。往往是，刚一脱离老海的控制，小伙伴就又大叫起来：“瞎老海，走路拐——”。
    有一次，我正被老海撵着跑，被我父亲迎头拦住，狠剜我一眼，断喝一声：“‘瞎老海’也是你叫的吗？”说着，举起手里的锨就要往我屁股上拍，吓得我掉头就往回跑，一头撞在正在追的老海怀里。老海张开双臂，像老母鸡一样护住我，对我父亲说：“小孩子调皮胡闹闹，我都不当真，你还当啥真？”
    “叫‘老海爷’！”我父亲命令。
    “老海爷”我老老实实叫了一声。从此，再见到老海，尤其是我父亲在场的时候，我总是喊“老海爷”。可能是很少享受这种待遇，老海每见到我，脸上都笑模笑样的。　　

老海光棍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正因为他是光棍，一些有好处的事，生产队长总是派老海去。比如，到县城拉化肥，夏秋到地里守夜看庄稼等。到县城拉化肥有三毛钱的补助，到地里看庄稼可以烧红薯烧豆子吃。这些有好处的事，大伙都争着去，有时甚至和队长吵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叫他去不叫我去？唯独派老海谁也没意见，和一个残疾人光棍汉争，显得自己太小气了。一些没好处的事，比如下雨下雪天接送小学生上学下学、为女五保户老姚挑水送粮送柴火、放电影时跑着到别的村庄接片送片，马干完活后遛马、为马洗澡等，队长也派老海去。无论有好处还是没好处，老海每一件都干得非常认真。常常是有一声没一声的唱着豫剧干这些事情，有时也和五保户老姚开两句玩笑。　　

小时候，和我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半大孩子，都爱和老海在一起，冬天在牛屋听他讲故事，夏秋的夜晚和他一块垒坷垃窖烧红薯吃。像老海这种弱势群体，大集体的时候可以活得如鱼得水，离开了集体就变得像车辙里的鱼，没有几下蹦哒了。分田单干后，大家各顾各，各忙各。老海的庄稼长得不好。越是长得不好越没钱买化肥，越没钱买化肥庄稼长得越差。像他这种人，搞生产没能力，打工没人要。后来他干脆把地租给别人，自己四处游荡。他经济上非常困难，又没什么亲属子女，最后死在他那个四处漏风的小屋里，别说进医院了，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得知老海的结局，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们一块烧红薯时，红彤彤的坷垃窖将他的头脸也照得红彤彤的，那个影像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　
　

“独立营”　　


“独立营”是个外号。和老海一样，他也是个光棍汉。　　

他比我大三四岁，上中学时却是一个班，因他坐过两次级。他的性格极其内向，不是特别熟悉的人，一般不和别人说话。但我俩却是极要好的朋友。他有什么话都愿对我说，喜悦愿同我分享，烦恼愿向我倾诉。可能是我在学习上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不像其他孩子嘲笑他“笨”，他在我这里得到了基本尊重的缘故吧。　　

“独立营”智商不是太高，尽管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每次考试分数却很低，顶多及格而已。他的反应也不是太敏捷。因为这他很自鄙。无论在学校还是后来在社会，“独立营”都不顺当。倒霉的事总是时时跟着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成年后又找不到老婆。同龄人都能找到老婆你找不到，显得你这个人很无能很没成色很没出息。原本性格孤僻的他，出于自尊，更不愿和大家在一起。分田单干之前，村里的年轻人有什么事都是集体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常常十几个人一伙，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露天睡觉，嬉戏、打闹、讲故事、说笑话。这样的活动，“独立营”从来不参加，而是一个人带着席子和铺盖，找一个远离大伙的地方睡觉。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独立营”。　　

改革开放分田单干后，生产队被解散了，“独立营”和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我大学毕业后，因忙于工作，很少回家乡，十五六年没见过我这位少年时的朋友。有几次回家，我向家人打听他的行踪，家里人都不太清楚。说现在各人顾各人，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都在忙自己的生活，谁到哪里谁干什么，又没义务互相通报，怎么能知道他在哪里呢？　　

当我见到“独立营”时，是去年在商丘市人民医院，他在等待作脾摘除和骨折复位手术。　　

噩运好像一直伴随着“独立营”。村里人说，“独立营”真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抓把大盐都生蛆，放屁都砸脚后跟。父母去世之后，他便独自一人生活。没有父母操心，他的婚姻更没有着落。他和老海不同，年轻体壮，便也加入了打工大军的行列。因木讷、内向、不善交际，只好在附近村庄打零工，帮人盖房子啦下细粉啦等等。有次盖房子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幸好脚手架不高，下面又有一堆草，除了皮肉伤没造成大的伤害。但施工队嫌他手脚不灵活而不愿再要他。他只好去帮人下细粉。有一天正下粉时，右胳膊不小心被卷进皮带，工友们紧急拉闸，他的命总算保住了，但胳膊严重骨折。胳膊好了之后，下细粉的作坊也不敢再用他。但是，饭还是要吃的呀，在打工到处碰壁的时候，他不敢像其他人一样和老板讲价钱，只要有活干，就谢天谢地了，至于工资，给多给少都行。一天，碰到一户要扒旧房的，房顶已经拆掉，还剩四面土墙。问他愿不愿干，要干，100块钱，不干拉倒。这工钱实在太低了，但那段时间正好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寡妇。第二天，媒人和那个寡妇要到他家来看看，按照当地的规矩，“成不成，酒三瓶。”总得给人家弄吃弄喝吧，不干到哪弄钱呢？他就咬牙答应了。不幸的是，在扒房时，土墙突然倒塌，他慌忙躲避，没完全避开，被墙压在地下，造成脾脏破裂，胸部6根肋骨骨折。当我听说此事赶到医院探望时，他拉着我的手双泪长流。　　

这次回家，我向哥哥问起他，哥哥说，他已经去世了。从医院出来后，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远一点儿就气喘吁吁，后来只能在院子里走走或坐坐。有一天，突然大出血，还没送到医院就在半路上死了。　　

我沉默。久久的沉默。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比我小四五岁。这个外号是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当时农村放电影，除了中国电影外，还常放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像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等。阿尔巴尼亚作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中国人民的“可靠朋友”，他们的电影放得更多。我记得的有：《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好像还有《山鹰之歌》。有一天有人说，你们看某某长得像不像阿尔巴尼亚人？大家哈哈大笑，“阿尔巴尼亚”这个外号就叫起来了。到后来，小伙伴们一见到他，就学着电影里的台词来一句：“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再后来，大家嫌“阿尔巴尼亚”叫着拗口，就简称“老阿”。　　

对这个外号，“老阿”是反感的，有几次甚至要给大伙儿翻脸。但是，“不怕不识号，就怕总是叫”，最后，他也只好默认了。　　

“老阿”的父亲快五十岁才有这个儿子。所以，对“老阿”看得特别娇。“老阿”想要什么，爹娘想方设法也要满足他。要天给天要地给地，要天上的星星也给摘下来。体力劳动更不会让他参加。“老阿”从小横草不掂竖草不拿，放屁都嫌屁股不舒服。小时候，他在家里面称王称霸无法无天，蛮横不讲理。奇怪的是，只要离开自己家门和小伙伴在一块，他比谁都老实。因为在外面没人理乎他那一套。长大后，“老阿”正事不干歪事干的不少：逃学、逛商店、赶闲集，见到好吃的就买，碰到看中的就要，自己从不劳动，没钱就向爹娘伸手，懒得出奇又好享受。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好吃懒做，标标准准的二流子。他的老爹不止一次叹着气数落他：“我死了看你咋过。”　　

爹娘去世后，“老阿”的日子的确不好过，尤其是爹娘去世不久，改革开放就开始了，生产队被解散，各家各户分田单干。这时的“老阿”哭天无泪。以往爹娘活着，生产队存在，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今，爹娘这棵大树没了，生产队这棵大树也没了。什么都得自己动手，不亲自干就要饿肚子，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生产队在，即使爹娘死了，按照“人六劳四”的分配政策，他至少不会被饿着。现在怎么办呢？让他在炎炎烈日下光膀子锄地吗？让他披星戴月浇水施肥吗？让他越是下雨越往外跑去抢收吗？对“老阿”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好在“老阿”这几年在和社会混混的交往中，学会了一样本事：骗。类似于东北话“忽悠”。他能把蚂蚁说成骆驼，公鸡说成凤凰，捕风捉影的事能说成是实际发生的。说真吧不真，说假吧又不全假。就是能侃会谝这个本事，让“老阿”的生计没有了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还过得挺滋润。　　

一个冬天的午后，村里来了位算命先生。正在墙根下晒太阳、百无聊赖的“老阿”，立即和算命先生侃了起来。三说两不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反正最后“老阿”回到家拿些简单的行装，跟着算命先生走了。渐渐地，我们那一带多了一位大师，这位大师抽签、打卦、看相、算命、看风水无所不能。这位大师就是“老阿”。　　

哥哥给我讲完这些，我憋住笑问：“就他？乾、艮、巽、兑这几个字都认不清，还能给人算命看风水？”哥哥回答：“你不信有人信。找他算命的，穷人还真不多。多数是有钱人和当官的，有些还是不小的官。都是算能不能再发大财，再做大官。”哥哥最后补充一句：“这世道邪门了。”　　

据说，“老阿”也不乐意给穷人算命，磨半天嘴，才挣三五块钱。给有钱人和官员算命，出手就是几百上千块，那才叫过瘾呢？        　　

        五、农村里教育　

我所说的农村教育，主要是初中以下的教育，亦即九年义务制教育。高中基本上全在县城，且高中不属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范围，在这里不列入农村教育的范围。　　

学校布点是这样的：一个乡一到两所初中，几个村一所小学。按要求，每所小学，学生数不得少于150人。如果不少于150人，该学校要被撤掉。　　

农村教育状况实在不敢恭维，学校的在校学生越来越少。一个四十人的班级，只有一半的学生上课，最少的只有六七名学生。绝大多数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　　

“读书无用”是导致这一切的主要原因。　　

“读书无用论”，在文革期间是大批特批的话题。记得我小时候的一篇作文题目就叫：“狠批读书无用论，作好革命接班人”。那时，作父母的如果不让孩子读书，要受到大队和公社干部的批评。可以这样说，那时的儿童，除了白痴和呆傻，没有不上学的。现在的农村，“读书无用”的说法却大有市场。我的一个爱开玩笑的堂兄弟说：“识字识字，只要识俩字就够了。一个‘男’，一个‘女’，到城里打工进厕所不走错门就中了。这俩字要不认识，走错门被人家当成流氓打出来咋办？”。　　

不是农民目光短浅，更不是他们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们的这种认识，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读书的确没用。与其花钱费时读书，还不如出去打工赚钱。　　

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小学和初中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范围，上学不拿学费；高中和大学不属于，上学要自己拿钱。从上高中开始，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等，一年要一万元左右。高中花费少些，低于一万元，上大学则需要一万大多。从高中到大学七年时间，要花费八九万块钱。过去上大学国家发给助学金，读书期间基本上不需要家庭拿钱供应。而且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包工作。尽管个别人觉得分配的地方和工作不理想，但毕竟有个职业有个饭碗。现在呢，从理论上讲，你就是北大清华毕业，也没人保证你有工作。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不多，个别成绩优秀的即使考上了，毕业后因没有各种关系，又找到工作。附近村庄就有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在家养猪的。这样一比较一算账，农民就觉得上学不合算。高中到大学这七年时间，如果外出打工，怎么也能挣个十来万块钱。一正一反，要有十七八万块钱的差距。所以，大部分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不再读书，有的甚至初中也不读完，就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南方打工去了。除非孩子成绩十分优秀，或者孩子本人愿意继续读高中。　　

学生越来越少，除了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村民们认为，还和学校管理混乱有一定的关系。 “在学校学不到啥东西”、“上学也是白上”、“ 孩子在学校就是一天混三晌”。学校管理松懈表现为：1、教师的心思没用在教学上。农村老师多半是以前的民办教师，解散生产队搞单干时，他们都分有地。尽管后来民办老师转正了公办教师，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抽回来。他们大部分时间和心思用在自己的土地上，什么时间该自己上课才什么时间到学校去。反正自己的家离学校很近。2、师资质量差。个别老师自己初中都没毕业，因为有关系而进入了教师队伍。试想：以其昏昏怎么能够使人昭昭？老百姓的话说，一个只能称半斤的秤砣，硬件想称一斤重的东西，能称起来吗？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女教师，小学学历，是某位官员的儿媳。该教拼音课了，她自己却不会拼音。为了应付差事，便在家里向自己的儿子学习，然后再去教学生。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大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因无法进入教师队伍去打工，而不称职的老师，用老百姓的话说，却“占着茅坑不拉屎”。3，学生迟到、早退、课堂中间溜出去玩，甚至不来上学，学校老师一概不管。除非这个学生故意捣乱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了，老师才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两句。　　

对于村民的这种说法，学校方面觉得很委屈，说这能全怪学校吗？有些事也得怪村民们自己。我的高中同学，许多人在学校当老师，有几个还是校长。说起这个话题，他们唉声叹气，说你不知道现在教学有多难，学生有多难管。作为老师，谁不想把学教好把事业干好？有些事有些学生，不是你不管而是你不敢管。现在的学生，大多弟兄一个，在家看得娇得很，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老师要是批评了学生，懂道理的家长还好说，知道老师批评学生是为学生好，不说什么。不懂道理的就跑到学校大吵大闹，有的甚至要打老师。说你们只管上你们的课，俺的小孩爱学不学不叫你们管。老师也是人，谁愿干操心费力不讨好的事？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老师因为批评了学生，那个被批评的学生就招集同学，把老师家正在拔节的几亩玉米，一棵一棵全部踩倒。还有一件事，后来证实是传闻。说乡中学校长因为批评学生，晚上回家时，被几个学生埋伏截住，捆起来装进麻袋扔在路旁。我问起这件事时，几位同学说，捆起来是假的，用砖头砸他是真的。那位校长还以为碰到歹徒了呢，把自行车蹬得飞快，拼命跑掉了。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学生和家长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还是通情达理的。老师们叹气说，这样的学生，碰见一个你就够八辈子了，要是人人都这样，教师就不要活了。正是因为这些，学校老师对调皮捣蛋的学生采取不管不问放任自流的态度，遵守纪律学习成绩好的，让他们坐在前面；不好好学习故意捣乱的，让他们坐在最后排。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影响别的学生学习就行。有一个老师对我说，上课时，有的学生从课桌中间像蛇一样贴着地皮偷偷爬到教室外，他也装看不见，爱咋着就咋着吧。　　

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如果学生少于150人，则这个学校要撤掉，和其它学校合并。这给各个小学带来很大压力。教师的家都在学校附近，如果学校撤掉，他们就要到离家较远的学校去，那时照顾家庭就不那么方便了。为了不被合并，学校上报学生数时往往弄虚作假。上级来检查，就去别的学校借学生过来，让教室坐得满满的，反正总是让学生人数超过150。　　

和公立学校学生人数的递减相反，私立学校在校生却直线上升。有的私立学校甚至达到两三千人。我问村民，公立学校不收学费，私立学校一年要收四千块钱，为什么不上公立学校却要上私立学校呢？难道钱多得没地方花了？他们回答说，私立学校管得严，平常吃住在学校，不到周末不准回家。在校时，学生不准走出大门一步，只能在校园里活动。那些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放心，全当学校给照看孩子了。　　

就像更愿意到国有企业就业一样，人们实际上对公立学校有一种天然的相信。如果公立学校加强管理，也能做到让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放心，学生还是愿意到公立学校来。公立学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下一步也要搞寄宿制，让学生吃住在学校。相信那时农村教育状况会有所改观。　　

要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不愿上学的问题，仅靠改变学校硬件和管理是不够的。要让广大农民真正相信，读书有用而不是无用。这牵涉到学有所用、就业保证等等。那已是笔者所力不能及的了。　　

农村的教育状况使我心里很沉重。人的不平等，从教育起跑线上就开始了。作为农村孩子，在将来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怎么可能竞争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孩子呢？　　

        六、农村的几种现象　　

1、金钱渗透的邻里关系　　

农村的邻里和人际关系，历来是非常纯朴的。一家有事，四邻会主动站出来帮忙。像婚丧嫁娶啦、盖房打墙啦、有人重病送医院啦以及大人外出不在家小孩委托照看啦等等。我有事儿你帮忙，你有事儿我帮忙。虽然具有换工性质，但从没人计较过我给你干得多你给我干得少这样的事儿。对没有劳力的困难户，大家照顾得更多。——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通过这种相互帮忙，密切了邻里关系，使大家伙儿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近几年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种无偿帮忙的纯朴关系也打上了金钱的印记。这让我感到迷惑和吃惊：这还是我以前那个可爱的故乡吗？　　

这次回乡，亲眼见到一件事，一个年轻人准备建一个塑料大棚种蘑菇。搭建大棚这种活不是一个人能干了的，需要几个人联手。但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零工去了，不是到邻村盖房子，就是到粉条锅上下细粉。他只好出同等价格的工资才找到几个帮手。像这种事情，在过去只需要向别人打个招呼，就会有人过来无偿帮忙。但现在不行了，要用别人的劳力，就要付给别人工资。“不好意思白使人家”，这个年轻人说。任何使用劳动力的地方，都要付给劳动者工资。——劳动标标准准地成了一种商品，那种融合邻里感情的作用日渐退化。表明大家还是邻居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本村的人请你帮忙，外村的活你就不好意思再去干了，哪怕外村给的工钱比本村的高。　　

2、猪、羊、鸡少了狗多了　　

我记忆中的农村是田园牧歌式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傍晚：太阳落进西边的地平线，天空残留一抹金黄；家家户户响起“呼哒呼哒”的风车声，做饭炊烟形成的暮霭环绕在村庄四周；牛“哞哞”地长叫着，羊“咩咩”地短叫着，从田野急匆匆返回村庄；猪一边“哼哼”一边在圈里打转转要求进食；习惯住窝的鸡纷纷钻进鸡窝，习惯在树上过夜的鸡呼啦啦飞上树梢。这种难忘的景象，至今还时时在我梦中出现。　　

如今，这种景象不见了。除了饲养专业户外，家家不再喂家禽家畜。问他们为什么不喂了？回答一是费事二是操心。猪羊和人一样，一天要吃三顿。人都早出晚归打工去了，哪有时间伺候它们？再说，操心费力一年下来也赚不几个钱。如果不喂专门的饲料，像以前那样自然喂养，一头二百斤的猪要将近一年时间，出圈后卖上一千来块钱，除掉成本才赚二三百块钱，太不合算了，随便出去打工也比这挣钱多。要是万一得个什么病死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小偷儿太多太厉害。晚上没听到猪牛羊叫一声，天明起来看就没有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偷走的。家畜家禽不喂了，也省得费力操心了。　　

因为盗贼多，狗的数量空前的多起来。家家户户都养狗，有的户甚至养两三只。和城市养宠物狗不同，农村养狗主要是为了看家护院保证安全。人如果白天在村里行走还略微放心些，晚上往往被吓得胆颤心惊。即使在白天，也要提防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狗，呲牙咧嘴对你示威性的狂吼。特别要提防那些头伏在前爪上，一声不叫，但眼珠却随着你走动而转动的狗。这样的狗，只要你敢越雷池一步，它准会毫不客气地扑上来。晚上没和主人联系好，千万不敢到别人家去串门。否则迎接你的很可能是狂扑乱撕。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夜里，只要一只狗带头叫一声，全村的狗便都跟着叫起来。狗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应和，四面八方全是“汪汪”声，就像狂风卷起巨浪一样汹涌澎湃。在静静的夜里，听来十分惊心动魄。有时，甚至引得邻近村庄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方便下乡干部和邮递员的工作，农村是不让养狗的。说句实话，那时社会治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不需要养狗。“现在不养狗不中啊，第一小偷太多，第二家里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光剩些老人小孩妇女在家，万一坏人来了咋办？有个狗好得多。起码狗一叫能报信，还能叫坏蛋害怕。”当我问道喂这么多狗干啥，村里人解释说。　　

3、生育观念变了　　

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历来被视为“天下第一难“。提起计划生育，乡村干部无不头疼万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不生儿子不罢休。和计生干部明顶暗抗的事屡屡发生。有的不和干部对着干，却软磨硬缠、东躲西藏，像黄宏和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一样。总之非得生个儿子不可。　　

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好搞多了。主要是因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变了。　　

老一辈的生活经历使年轻人认识到，多子不是多福而是多罪。村里有个叫二春的，今年六十岁了，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当年不顾公社干部苦口婆心地劝说，连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姑娘。和他年龄大小差不多的人，儿女婚事都已办完。他还在为小儿子的婚姻发愁。“当时真傻呀”，二春现在后悔得不行，“要是搦死不犯法，我就把他们搦死了”。因为家穷盖不起新房，没有女孩子愿意嫁到他家。为了挣钱给最疼爱的小儿子盖新房，已六十岁的二春天天出去打工。为了多挣钱，还去干年轻人才干的重活。他的这番努力和苦心，小儿子并不领情，动不动就撂脸训斥他：“啥本事，连个媳妇都给我找不着！”最不像话的一次，爷俩争吵时，儿子竟然把老爹一下子推倒在地。如果不是邻居看不下去进行阻挡，老爹差一点要挨打。这使二春非常伤心。俗话说，“头生娇，老生娇”，对这个最小的儿子，二春是非常疼爱的。万没想到小儿子会这样对待他。这个例子，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列举。说谁不孝顺提到它，说生孩子多了没好处也提到它。年轻人认为，如果二春不要那么多孩子，他不和其他人一样，早就享福了？还会年老的时候作难吗？还会因盖不起房狼狈吗？还会差一点被儿子揍吗？　　

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男孩，从呱呱落地到结婚，不算衣食住行，仅上学和结婚这两项，就需要三十多万块钱。这个数字，对于大款大腕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却是天文数字。上面我给大家计算过农民一年的收入，仅靠种地，几辈子也攒不够盖房子的钱。现在农村盖新房都是两层楼。如果不是楼房，女方就不同意结婚。所以，男方父母就是咬紧牙关，东挪西借也要把楼房撑起来。可以这么说，现在农村盖房，几乎没有不借钱的。有好几次，家乡人大老远跑到我这儿错钱。他们那种困难和窘境，不由得你不动恻隐之心。有些父母，在万般无奈和气急地时候，往往骂孩子是“前世作的孽”，“上辈子该你们欠你们的。”　　

在什么都要花钱的今天，既然多生孩子养不起，那就只好少生了。所以，计划生育这个老大难现在不那么难了。目前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儿子，一般不再要第二胎；如果头胎是女孩，可能会再要一个。只要不是封建思想特别严重非要儿子不可的人，三孩户四孩户在年轻人中间不多见。　　

（就在我准备将这篇文章发上来的时候，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河南省允许“双独户”生二胎。即，如果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允许生二胎。）　　

        七、希望在哪里？　　

写前面的六个小节，我几乎一气呵成。这一小节，我感到很难下笔，因为不知道怎么写。　　

尽管我在农村出生、长大，但我从事的不是农村工作。　　

 “分田单干”这样的小农经济能不能让农村变富呢？我只能回答“不可能”。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如果小农经济能致富，中国不早就是富裕国家了？那么怎样才能叫农村富裕呢？我只能回答“不知道”。——这是我难以下笔的主要原因。　　

我只能尽我的认识谈一些看法。　　

小岗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小岗村开始的。主流媒体宣传说：1978年冬，小岗村18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小岗村，是因为农村目前的各种现状都和“分田单干”有密切关系。  　　

小岗村当年的“大包干”不叫“分田单干”，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农民都是叫“分田单干”。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文字含义精深。很多事，换一种说法，就给人很美妙的感觉。像这样词语置换的还有以下几例：“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贫穷”不叫“贫穷”叫“待富”；“私有经济”不叫“私有经济”叫“非公有经济”；“通胀”不叫“通胀”叫“价格波动”；“阶级”不叫“阶级”叫“阶层”等等。　　

在随后的报道中，官方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小岗村的变化说：2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代替，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家户院，成片的葡萄院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同是分田单干，我的老家为什么没有变化？难道家乡人懒惰？对家乡，我有点恨铁不成钢。故乡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多么希望你富裕昌盛啊！在单向信息的影响下，我天真地认为，小岗村确实像宣传的那样，很快富起来了。前几年我回老家时，问一个当年曾担任生产队长的村民：小岗村能够变富，咱村为啥不能呢？听完我转述报纸上的报道，那位村民摇摇头说我不信。咱不比小岗村的人少颗头，小岗村的人也不比咱多双手，除非国家为了树典型拿钱照顾了。　　

我不得不佩服生产队长那惊人的直觉。后来两部关于小网村的报告颠覆了我的认识，一是《中国农民调查》，一是《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原来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彩电和车辆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小岗村的几任支部书记，都是安徽财政厅下派的；就连那张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按有十八个红手印的纸，也是为了宣传需要，后来补按的……　　

抛开虚假的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分田单干”、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目前大部分农村的现状，用湖北监利县曾当过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的话来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那么,既然小岗村式的发展道路走不通，农村究竟怎样才能富起来呢？ “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对此,专家、学者和官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综合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减税；二、国家补贴；三、城镇化；四、土地流转（私有化式集约经营）等。　　

上述四项措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吗？怕未必。　　

先说第一和第二两条。这两条，目前农村已经实行：公粮（农业税）不再征收；每亩地补贴８１元。农民对这两条措施，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这只是缓解了农民和政府的矛盾，使农民种地不再赔本,暂时缓解了因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的农村极不稳定状态,并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如果想让农民致富,国家必须加大补贴力度,就像补贴和支持小岗那样。如果这样，国家财力能承担得起吗？　　

第三条措施城镇化，我只能认为是理论层面上的东西。城镇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农民难道因为一个表面上的城镇身份就摆脱贫困了吗？墨西哥城和印度的孟买、新德里不也是有大片贫困窟吗？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城镇化会自然而然出现，否则，强行推进的城镇化只能是伪城镇化。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话题越来越响亮，不明底细的农民为此欢天喜地。他们误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国家全额出资为农民盖房，就像朝鲜一样。这次我在老家，他们纷纷向我打听新农村建设什么时候开始，有几家准备盖新房的连建筑材料也不买了。面对纯朴热情的乡亲，我实在不忍心往他们头上泼凉水，只好含糊回答不清楚。实际上，之前我已同乡里干部交流过，问他们新农村建设怎么搞？他们说，集中一块土地，由开发商盖楼房，然后卖给村民。出售时，国家补贴少部分，农民拿大部分。但其余土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都要收回，或者由开发商，或者由其他人集中经营，农民不想离开家乡的可以给经营者打工当农业工人，不愿意当农业工人的也可以外出打工。——但这只是设想，究竟怎么进行，上级规定不能违背农民意愿。从他的这段话，我觉得新农村建设一是很难搞成，二是假设搞成了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大隐患。因为，第一农民不会放弃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农民的意愿。第二失去土地在外打工的农民，万一工厂倒闭，势必要变成城市贫民，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就是前车之鉴。“三农问题”消失了，“城市贫民窟”问题将出现了。　　

现在分析第四条措施“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为了集约化经营。上面叙述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已涉及到集约化经营的内容。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实行了集约化经营，会不会产生新的地主，会不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会不会引起新的阶级对抗（现在叫阶层对抗），会不会为新的革命酝酿条件？中国历史上，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一再出现，作为后来人，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专家、学者们不愿或者不敢去研究，那就是在目前中国，凡比较富的村庄都是坚持集体经济的，据网络说这样的村庄有1800多个。比较著名的有江苏江阴的华西，河南临颖的南街、新乡的刘庄，山东龙口的南山、临沂的沈泉庄，河北的周家庄，北京的韩村河、窦店等等等等。有些人怕谈集体、合作和社会主义，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为了维护某一个理论的正确而无视现实。这些村庄具备不具备代表性暂且不论，但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对中国农村有没有指导意义？应该进行基本的探讨。　　

由于水平所限，我只能提出问题。怎样解决问题，有待千百万农民的实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无论是多么大的人物提出来的——都势必要被冲破，这是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