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20空地导弹:精英小市民化，民族的悲哀

精英小市民化，民族的悲哀
——《超越犬儒主义》节选
刘松萝

[说明]近来，“精英与大众”又成为热门的话题。为此，我重贴《精英小市民化，民族的悲哀——《超越犬儒主义》节选》。可悲的是，我从2007年开始贴此文时，还自以为站在一个高点上。如今，犬儒主义反而理直气壮了。

篇目
1.知识分子工农化，从空想到噩梦
2.从工农化到小市民化
3.关于小市民意识
4.大城市，开阔的眼界与狭窄的生存空间
5.中国的特点的小市民，乱世中的小市民
6.实例：“房子”问题
7. 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困惑与无奈
8. 市场经济与小市民化（1）——挣扎的历程
9. 市场经济与小市民化（2）——奋斗者的局限
10. 市场经济与小市民化（3）——先富的个体户与后富的精英
11.小市民化与流氓化
12.流氓史观、流氓政治观和流氓经济观的泛起
13.关键的问题是摆脱小市民化
14. 大学精神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附录：胡适先生的论述
15. 市场经济与精英的责任
16. 致先驱者
附录：一些世界性的问题 

精英小市民化，民族的悲哀
——《超越犬儒主义》节选
刘松萝

近10年来，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与公众的分歧越来越大。现在，公众不时对精英表现出不屑甚至愤怒。在公众的反应中，包含了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以及诉求无法表达的无奈。当然，还反映了公众与精英之间相互的不理解。

很多年以前，“精英”还是一个犯忌的词汇。承认精英的存在并且在事实上承认国家要由精英来治理，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与此相比，精英人物在能力、见解、品德和责任感诸方面是令人失望的，让人们看不出他们精在什么地方，英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精英意识的话，那通常是在藐视大众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一直不认为很多占据了重要位置的人是精英，虽然在文章里沿用大家常用的“精英”这一词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精英们的状况，那就是现在中国的精英已经小市民化了。

1.知识分子工农化，从空想到噩梦

说得空泛一些，几千年来，说得具体一些，从孔子时代到近代，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脱离大众的精英角色。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分离，不时地受到非议。那些表现出平民精神和敢于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赞。

剧烈的变化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表达的思想很复杂，有平等精神，有民粹主义，有阶级论，有狭隘的政治功利观，等等。过去也有人表达过这些思想，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最大的。

知识分子与大众结合是一个美妙的梦想，在实现的过程中也确实产生过一些关注大众，知行合一的优秀人物。然而结局却是，梦想最终变成了噩梦。

知识分子的存在和大众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经历了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反反复复之后，仍然不可能消除这种由于社会分工形成的差异。强迫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至少带来了以下的消极后果：

第一，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不是鼓励知识分子体察、反映和维护工人农民的切身利益，而是要求知识分子向官方所圈定的工农标准靠拢。虽然常常以工农的名义教训知识分子，上层领导人实际上并不关心工农在想什么，他们是有权利教训工农的。在历次运动中，那些想认真地反映工农的声音，试图为工农请命的人，通常没有好的结局。

第二，过分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消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观察者、思想者和研究者的社会角色。所谓的为工农大众服务，最后变成了知识分子必须支持和附和领导者的主张，为领导者的方针政策服务。其结果就是，在社会中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批评的意见，没有长远一些的考虑。专制主义加上短视的实用主义，窒息了整个社会。

第三，从最直接的效果来看，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实际上变成了小市民化。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论述。

2.从工农化到小市民化

长期以来，由于整个社会的贫穷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下降，再加上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碾碎了他们的自主意识，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变成了小市民化。

如果我们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处境就已经有所下降，在行为上也开始不成体统了。钱钟书所着小说《围城》为我们描绘了颠沛流离中的书生们的群像，他们的面貌与后人在回忆中读到的很不相同。在影片《乌鸦与麻雀》中，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小市民无异了。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贫穷还不足以摧毁他们的意志。贫穷中的颜渊和庄子，身为平民的王冕都表现出不少富贵之人所没有的精神力量。贫困和绝望中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现的飘逸和超脱，是现代人无法企及的，改编的各种版本的影视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战争的结束没有带来社会的安宁。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处在了朝不保夕的境地。知识分子小市民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信念被碾碎，意志被摧毁和人格被扭曲的过程。

有些小市民化的知识分子在人格和行为上的异化，甚于处在底层的人们。这是因为大的理想和追求破灭了，而在小的地方又缺少大众所具有的某种超脱。至于具体的表现，就是对小事过于计较和执着，有时还把小事上升到原则的高度。还有，对做饭炒菜一类的琐事津津乐道，把小孩子的教育提高到近乎生命的高度。

记得有这样的工程师，为了节约水费，把水龙头调整到滴水的程度，这样既可以接水，又可以让水表不走动。到了月末，水表的表示数又太少，只好连夜放水。

在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中，也充满了有些怪异的经历。在最早出国的人们中，有不少人省吃俭用，甚至用方便面充饥，以便省下外汇买回家用电器。

描述这些细节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这些事情不是知识分子的过错，这是悲惨的现实。但是，知识分子毕竟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责任，他们的精神境界需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回顾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仅有助于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学术环境，而且有助于探讨以往学术中存在问题的社会因素。

简而言之，由这样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探索和研究是有很大局限的，这样的人在承担重任的时候是勉为其难的。

2007.11.1.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47:58   跟帖回复：第 3 楼

3.关于小市民意识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小市民”：“指格调不高、斤斤计较的人。”如果还可以补充的话，恐怕还要加上：“只看到眼前，目光短浅。”

泛泛地谈论小市民意识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这样讨论问题有歧视之嫌。我在《国家的制度化》中谈到“小农意识”的时候这样说

在谈到小农思想或小农意识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贬义。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用行业和个人的狭隘经验来治理国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重用技术官僚，用管理工业生产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也是令人不快的。应当给小农意识以适当的评价。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官方曾经嘲笑过一种“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农民渴求安定生活的一种愿望。即使在今天，很多农民仍然怀有这样的愿望，应该说这种愿望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是有益处的。不顾实际需要和可能，强行用大工业的形式来改造农业，再用小农经济的思想来管理，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应该说，在讨论小市民意识的时候，以上这些文字还是有用的。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独特一些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小市民意识中有一些合理的，值得参考的部分。比如，在处理市政问题的时候就需要精打细算，不能只看到可能的效果而无节制地投入；不能只考虑顾以宏大的目标而忽视市民生活的便利。此外，关注自身利益没有错，这也是市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在研究较为宏观的问题的时候，仍然以小市民的见识作为指导，并且把小市民意识当作务实精神来肯定，以此为骄傲，并且嘲笑有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的人。

4.大城市，开阔的眼界与狭窄的生存空间

人们能够看到小农意识的局限，而对小市民意识的局限认识不足。究其原因，大概是小市民意识常常以城市文明，以现代化的面貌来表现。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度，国人一旦确信什么事情是主流的时候，相反的意见就没有人重视了。改革以前，以“贫下中农”的名义说话，言语的分量就自然地加重了。现在，来自大城市的意见会压倒其他地区的声音。

我想强调的是，来自大城市的看法有时也是狭隘和片面的。大城市是工业时代的产物，集中了人口、资本、信息等社会资源。与此同时，大城市也是小市民意识的集散地。

大城市拥有巨大的财富，而对于普通的市民，那些财富其实很遥远。寸土寸金的现实固然显示了处处都是财富，同时也告诉我们市民所占据空间的狭窄。能够在城市站稳脚跟，也就是有工作、有住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为了保住这样的生活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对于平凡者来说，面对身边成功者以及媒体所渲染的成功故事，除了自惭形秽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整日忙忙碌碌却没有真正值得做的事情。

典型的小市民意识来自对生活已经不抱希望的人们。大的希望没有了，追求成功的习惯却保留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生活中少花费一点，多得到一点，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一种成就的体现。不时违规占据一些公共的空间，或者从他人那里占到一些便宜，还可以短暂地体验一下拥有特权的快感。我们常见的排队加塞和公共汽车上争抢坐位的现象，更说明了不少人只有在这些场合才能够以扭曲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

社会公认的小市民行为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明知道有些做法并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且还会引起别人的蔑视，但还是非要做不可，这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习惯。

小市民行为和小市民意识如果仅仅局限于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那就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讨论了。令人遗憾的是，在城市中不少居于中上层地位的人们也常常以小市民的方式来行事。

如果说广阔的空间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是一种财富的话，城市的市民真的很贫穷。在这样的境况中产生的思想意识，比小农意识强不了多少。

用两句话来概括大城市居民的状况，那就是开阔的眼界和狭窄的生存空间，无限的可能性和有限的机会。再加上长期为生活奔波，为功名利禄而焦虑，那么连眼界都要狭窄了。不少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成为了真正的井底之蛙。

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大城市的具体情况。北京人的自以为是和言过其实，上海人的目光短浅都好像与大城市的状况不怎么相称。富于奋斗精神的香港人却不知道干预自己的生存环境，结果就是听任房价暴涨，加重了生活的负担。不仅如此，这种丑陋的炒房文化也从那里传遍了整个中国。

在大城市里面，一套住宅代表了成功者一生的所得，维持一个稳定的职业也需要不断地打拼，是不能小视的。但是，这远不是人类应有的理想。尽管有人可以在螺蛳壳里面做道场，但在那里除了做梦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讲述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愤世嫉俗，也不是为了宣传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我想说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思想，不足以指导国家的未来。

2007.11.2.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48:24   跟帖回复：第 4 楼

5.中国的特点的小市民，乱世中的小市民

小市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作家的笔下，小市民的形象、行为和心理状态活灵活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总称为《人间喜剧》，其中就有很多关于小市民的描写。俄国作家高尔基创作的第一部话剧，题目就是《小市民》。去年，2006年，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了这部话剧。很多政治上激进的人物，很多革命领袖都对小市民的不思进取深恶痛绝。

在中国，小市民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识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的城市在建立的初期就是自由民的自治体，小市民的生存艰难，但基本的权益还是有保障的。相比之下，近代中国的大城市是在乱世中发展的，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至于市民的权益，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生活还算稳定的小市民有自私保守的特点，更多的小市民则变成了制度和秩序的潜在破坏者。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外国的小市民近乎顺民，中国的小市民近乎刁民。如果中国的小市民意识仅仅表现为自私和保守，那么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基本的权利没有保障，而小市民想不到也没有可能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的活力和奋斗精神又是异乎寻常地充沛，于是，就像前面提到的，只有违反社会规范去侵犯公共的和他人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占一些小的便宜。而对于规则，则可以用到竭泽而渔的程度，让看到的人无话可说，感到规则无法抵御丰富的创造力。比如，由于害怕存款单被盗，于是在记住账号和密码之后将存单付之一炬，取钱的时候只要挂失就可以了。这样的行为虽然缺乏美感，但并不违规，人们还可以坦然地交流这样的防身秘籍。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把理想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小市民意识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与此同时，普遍的贫穷和个人能动性的丧失，又让小市民意识以扭曲的方式继续发展。总的来说，在文革之前，小市民是守法的，对于规则、信仰和权威仍然心存敬畏。这虽然只是社会应有的常态，但是人们很快就会看到，常态一旦被打碎，想恢复是多么的艰难。

文革发生之前，曾经出现过大饥荒。记得在饥荒的末期，国营商店的土豆、蔬菜和瓜果晚上就露天堆放，无人看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购物和乘车是按顺序排队的。现在，这样的事情只能在出国的观感中看到了。制造全面的动乱，打碎人们对秩序的敬畏、信赖和依靠，是各种恶行中的极恶。这样的恶，与百万计的生命消失不相上下。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农民有破坏性的一面被调动起来了，小市民中潜在的反制度倾向被放大，被合理化了。

我再说一遍，在万恶之中，扬恶惩善，为大多数人打开恶的大门，是为极恶。

下面，我想通过房子问题举出说明以上观点的实例。

2007.11.4.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48:57   跟帖回复：第 5 楼

6.实例：“房子”问题

住房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人们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我们高度重视住房问题，结果却是问题更难解决了。这中间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在意利益的得失，却不注意建立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机制，不重视个人的权利。面对问题，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则，也没有协商的可能性。具体到住房问题，中国的大多数人不仅无法影响政策的制定，无法以有尊严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甚至没有提出诉求的明确路径。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被迫参与没有规则的恶性竞争，试图通过侵占别人的利益来追求幸福。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实际上就处在了小市民的生活状态之中。

在讨论犬儒主义和小市民意识的时候，住房问题，也就是各阶层的人们念念不忘的“房子”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自去年以来，我写过一些关于房价的文章，在有些文章里提到了小市民心理的问题。这一节的内容，出自《“不争论”的滑梯2——从分房到炒房》。

在中国，住房问题所以变得非常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过去漠视民生的需要，只革命不建设造成的。再加上人口迅速膨胀，人多了，房子没有增加，生存的空间自然就小了。为了解决住房问题，革命终于表现出猥琐的一面。一方面，国家为特权阶层准备了较为优厚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又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没收和征用富人的房产，让平民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这样做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在中国除了拥有特权的人群外，生活优越和宽裕的人们消失了，优雅也从此离我们远去。我们今天视为文化遗产的上海等地的洋楼和北京的大宅门、四合院，大多变成了贫民楼和大杂院。

尽管如此，在狭小的空间里，城市的市民仍然尽可能地遵守包括市政规范在内的社会的规范。文革开始以后，市政规范开始被破坏。在北方，更大规模的混乱是与1976年唐山地震分不开的。

前面说过，市民在权利被挤压的时候有着潜在的反制度倾向。平时，大家都在睁大眼睛寻找制度的漏洞。制度的松弛会让人们迅速地行动起来，抢占公共空间，以造成既成事实。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北方一些地区的居民们在避难中学会了搭棚子，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大批中国人学会了用违法、违章和违规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灾害结束之后，各种违章建筑如雨后春笋。大杂院的“院”不存在了，盖满了小厨房——当然也有卧室。院子里的过道比现在的楼道还要窄，仅仅能够通过一辆驮着煤气罐的自行车。

可以认为，长期在国人中流行的“合理不合法”及“合法不合理”的歪理邪说，有一部分就是在那时产生的。谁及早觉悟，及早违规，谁就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这一“自力更生”的运动中，政府的管制失灵了，也没有起到协调作用，社会也没有相应的协商机制。这是一个奖励刁民和实际上惩罚良民的过程。这种无序的运作，给很多人的人格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改革以后，经济得到了发展，较大规模的住房建设也开始了。随后实行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存在着很多弊端，对此现在已经没有争论了。对于存在的问题，很多人总是以“有待于进一步改革”来搪塞。在一贯轻视制度的前提下，那时却迷信“制度决定论”。其实，这是在得过且过，把问题的解决推给未来。

对于现实工作与未来改革的关系，我有这样的看法：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现实中的工作确实不容易做好。但是，我们需要推进改革，也需要在现实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好。认真做好眼前的事情，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会为以后的改革提供有利的环境，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

福利分房制度是不合理的，但绝不是说在那时候没有可以改善的余地。假如在那时能够制定个人住房状况的申报与核实制度，制定合理和稳定的住房分配制度，在分配中尽量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对以后是有帮助的。如果那时候有所进步，至少我们今天在建立廉租房制度的时候会省力得多。

面对当时一些人利用职权多占住房的问题，有专家认为随着住房的商品化，问题会迎刃而解。现在看来，他们的短视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允许权势者多占福利住房的制度，当然也会让他们在房地产市场的运作中以权谋私，从而造成更大规模的腐败。

以后的情况我们就更不陌生了。住房商品化改革开始了，这个改革曾经被有些人认为是划时代的。我记得，当时就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改革最主要的出发点，恐怕还是减轻政府的负担。这从改革的方案中只考虑商品房，不考虑廉租房就可以看出来。面对大众一开始就无法承受的房价，自以为先知先觉的学者告诉我们，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问题会解决的。还有人让大家与过去相比较：福利分房不花钱，可是不一定能够轮到我们。

由此可见，住房制度改革一开始就存在着短视、得过且过和随波逐流的弱点。有些人认为民众能够购买住房是一种恩赐，当然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不考虑民权，不考虑民权，而且没有严密制度安排的改革很快就变成了噩梦。房地产市场高度混乱，权钱交易盛行，房价暴涨，购房者变成了被勒索的对象。

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已经不是很困难得的事情了。除了前面提出的问题之外，没有监督和制约政府官员的社会机制，不考虑规范房地产商的经营行为，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里，不限制个人拥有房产的数量，默许甚至纵容房地产炒作，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奢谈改革不可动摇，不过是文过饰非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在面对“房子”问题的时候，缺少远见，缺少把事情做好的责任感，甚至缺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在制度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鲜有提出问题的人，大多数人都希望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空间里为自己争得生存的余地，而这个余地也越来越小了。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弥漫着小市民的意识。再进一步，那些决策者和专业人员，也就是精英们又好在哪里呢？

2007.11.6.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1:08   跟帖回复：第 6 楼

2007.12.12.更新时的说明：

由于本文是《超越犬儒主义》的一章，作为网文阅读会感到拖沓。直到现在，还在讲述知识分子小市民化的表现。

我知道，仅仅罗列现象是不够的。对问题有生动的描述而没有相应的改进建议是有害的，这样甚至会使存在的问题合理化。应该指出，对潜规则的描述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例子。

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会论述精英必须超越小市民的局限，并且提出相应的建议。

2007.12.12.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2:06   跟帖回复：第 7 楼 7. 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困惑与无奈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在盼望明君和盛世，这种盛世情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应该摒弃的部分。国人不是力图通过努力来实现太平盛世，来消除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君王的英明上面。这倒不是因为国人想不劳而获，而是根本没有影响国家事务的可能性。

与中国人的愿望相反，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乱世。而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就处于乱世之中。中国人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近几十年来在和平年代不断呈现出乱世的特点。改革以前政治运动，饥荒和思想改造曾经让知识分子处于不可终日的恐慌之中。改革以后情况也没有根本的好转。有些方面变好了，有些方面则更加恶化了。在片面的改革当中，行政权力进一步介入到教育界和学术界，其深度和广度甚至高于文革以前。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倒退。

不论革命还是改革，都藐视规则和无视大众对安宁的渴望。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还要加上自以为是。知识分子不但要与社会一起狂奔，还要突然停下来，再朝向相反的方向。仅仅知识分子关注的职称晋升问题，就因为政治运动而长期中断。改革以后，因为很不充分的理由又中断了5年。可以肯定，由此而引起的只能是积极性的挫伤以及恶性的竞争。在那以后，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改革方案，例如聘用，竞争上岗，以及引起争议的北大张维迎方案等等。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职称的评定变成了行政权力的工具。

不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无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作用，把知识分子视为工具，并且试图改造他们。在改革当中，又试图让知识分子成为市场经济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管理上，有些学校让教授坐班，参加考勤和评分。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文革之外，几乎没有这样地羞辱知识分子。

应该说，每一个上过大学的人，特别是学习人文学科的人，都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幸的是，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让知识分子处于深深的困惑与无奈之中，其结果就是人格的进一步扭曲。

现在人们常常谈论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异同。应该说，这两种文化都是与来自苏联的教条不相适应的，与中国式的继续革命更是格格不入。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精神与旧式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造成了人格的分裂。不少学者学识渊博，讲话和文章中却充满了僵化的政治语言。有人这样回忆，有些政治上极左的人物，在家里面与客人交谈开始的时候讲的全是诗经、楚辞、唐诗，再回到了场面上又是教条。开始的时候，这样做是被迫的。久而久之，就成为自觉的意识。改革以后，有些人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维护者。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的僵化了，基本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问题。不少从事文化或者科研工作的人，闲谈的话题大多是当官，是钱，是房子，是厨房厕所多少平方米。不能说他们不重视知识和学问，只是在生活重压之下已经没有精神活动的空间。我一直不理解的是，谈论这些事情并不会改善日常的生活，为什么要把它们变成爱好。另外，还有人把这些事情变成了信仰。

在大学，个别老师对阔学生的手表和计算器表现出不应有的好奇，让教师的尊严减色不少。在混乱的社会里，学校一面要求学生走正路，一面又把通过左道旁门发达的学生奉为上宾。这就好比一个家教严明的父亲，突然指斥循规蹈矩的儿子没有出息，转而赞赏过去不求上进，现在拿回大把金钱的另一个儿子。

一直想写上面的话题，又恐怕对前辈有所不敬。拖延到现在才写，我又感到应该向他们表达敬意。在艰难的处境中，他们在事实上还是把知识放在首位，他们在苦苦地追求着。我们的知识和那些能够称为良知的东西，就是由他们传授的。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对季羡林先生有一些微词。公平地说，季老一直身处乱世之中，总体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回忆中，季老没有刻意拔高自己，声称他从来没有大的志向，只是希望有一个能够维持生活的职业而已。但是，旧时代的教育让季羡林先生一直把读书和写作当作最大的乐趣，直到耄耋之年。这样的信念像微风，不断地吹拂在前辈知识分子的风帆上。

在后面我还要指出，在前辈知识分子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2007.12.12.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2:40   跟帖回复：第 8 楼

8. 市场经济与小市民化（1）——挣扎的历程

与以往政治运动一样的煎熬出现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放开个体经营以后，最早的个体户迅速地富裕起来了。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里，按照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有些个体户几年之内挣到的钱似乎是一辈子也花不完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做服装生意的人一天所得，超过了上班的人一个月的工资。至于官倒的收入，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仍然处在旧的体制管理之下。没有自主权，提高收入的希望在短期内又很渺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希望做时代的先锋，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直是改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甚至被纳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文革结束以后，知识分子刚刚体验了一下做先锋的快乐，转眼之间又落伍了。

我知道，大规模的变革都是不得已的，不可能做得有条不紊。中国的问题在于，改革不仅要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要让那些无法参加改革的人也要具备改革思维，要让他们知道自己落伍了。应该说，改革对知识分子心理上的打击是最大的。文革当中，知识分子受到了压制，但不少人内心深处的优越感还是存在的。经济改革的一个结果是，金钱彻底粉碎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

知识分子还要生存，还要奋斗，而生存和奋斗就离不开类似贫民那样的挣扎。他们需要学会怎样弄到户口，怎样弄到煤气罐，调动单位时如何宣称不要房子，以后再改口，为了分房怎样在填表的时候做假，为了分房和评职称怎样巴结领导，强大一些的人在得不到的时候怎样去领导的家里去闹。

事实证明，使用以上那些不体面的手段不仅不会颜面扫地，而且还常常行之有效。不仅如此，指出这些做法不好的人还会遭到耻笑。

其实只要稍微有一些见识，对社会实行分类管理，或者不那么急急忙忙地把丛林法则引入大学和研究单位，事情本来会好得多。

我们在过去嘲笑和反对书生的自怨自艾，不知道任何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既然需要书生来做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就应该让他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应该让他们不必像市井中人那样去为了生存斤斤计较。我们以为打碎了旧体制，其实在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像我们那样把伪市场经济引入大学。

这样的道理，在短时间内国人是明白不了了。

9. 市场经济与小市民化（2）——奋斗者的局限

在恶劣环境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其人格、见识和知识结构都是有缺陷的。最主要的局限是没有远见，没有全局意识，缺乏个人经验以外的思考。

在贫穷和匮乏的年代，领导建设的人一般无法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掌握勤俭的原则。一些公共建筑、设施和实验室的建设过于简陋，有时近于零敲碎打，需要改来改去，结果是更加浪费。上个世纪80年代设计的住宅楼不仅外形丑陋，而且层高过低，不仅压抑，而且不利于室内污染的排放。在布局上，有些住房设计得过于局促，让居住者在各个空间之间穿行的时候甚至需要突然做近乎直角的转弯。

基于过去在院子里面搭小棚，在住宅楼封阳台的经验，新建楼房的阳台全部封闭了。当然，这里面有不少理由，比如北方的寒冷和风沙等等。总之，阳台的概念取消了。令人尊敬的作家叶永烈先生在一个关于住房问题的短文系列中，介绍了他的一点心得：把阳台封闭，再向外伸出一根长木杆晾晒衣裳。叶永烈很坦诚，这样做也是常见的。但是，生活中的狭隘经验让他忘记了这样做没有审美的价值，不值得提倡。

这种封阳台的思维不断地扩展，被应用到公共建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博物馆的柱廊被开发利用了，在柱与柱之间搭建了小商店。不少体面单位的建筑，只要在外表面上有一些没有封闭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封闭，成为小房子。我们知道，建筑的表现力有时就是靠这些看似无用的空间来体现的。为了一点小利而失去体面，并且为社会做出急功近利的示范，是典型的小市民作风。

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管理者和大学突然发现大学的围墙过去被浪费了：原来是可以做铺面房的。尽管这样做是杯水车薪而且弊多利少，由于追求蝇头小利已经成为习惯，再由于商店象征着神圣的市场经济，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地方都按耐不住冲动，把古雅的虎皮石墙推倒，建起了花花绿绿的商店。

举建筑作为例子，是因为这是最直观的。在政策制定方面，成长环境过于局促的人往往只注意眼前的效果，品德差一些的人还要加上更关注自己的利益，很难谈得上远见。对此，亦忱先生在《官场8条潜规则》的第6条中说：

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  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应该说，小市民也是这样。相比之下，农民还要开阔一些。

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认为，我走的道路崎岖，因此应该为后来者铺一条平坦的路？要知道，当年刘邦就是这样做的。他生活在乱世，身上有不少游民的习气，却听从了儒生的劝告，致力于建立礼仪和制度。

10. 市场经济与小市民化（3）——先富的个体户与后富的精英

财富是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一个人的德行。“暴富”的人们，自然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来。记得过去的文人学士们曾经对率先富起来的个体户嗤之以鼻。常见的说法是个体户没文化，所以才这么张牙舞爪。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那种科研人员的收入不如个体劳动者的局面毕竟是不正常的，以后终于有了改进，不少知识分子也富裕起来了。从道理上讲，身为文化人，有钱之后应该有较好的表现。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后富的精英比先富的个体户并没有强到哪里去。面对在很短的时间里积聚的财富，有文化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把持住自己。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精英人物所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以后又被小市民化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更不能把持自己。市井之人虽然不乏粗鄙之处，但由于久居民间，对于深浅还是知道的。

精英们一旦失去了方向，其后果要比个体户之间的斗富要严重得多，最终是要国家、社会和公众来买单的。小市民意识在贫穷的时候表现为斤斤计较，而在暴富以后则表现为挥霍和炫耀。特别是对于社会的财富，更是毫不珍惜。比如，为了洗刷穷人和穷国的不愉快记忆，热衷于建设金光闪闪的超大型项目，与发达国家争夺各种世界第一；基于儿时羡慕官人和富人乘坐轿车的经历，为圆“汽车梦”而走火入魔，砍倒大树修大道，只是为了开车痛快，等等。

我在前面说过，曾经对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有所不满。现在看来，他们虽然有小市民化的问题，有过缺少原则的表现，基本的准则还是具备的。当前辈们退出了历史舞台，文革中长大的知识分子成为执牛耳者以后，各种规范，人格上的和学术上的都被破坏了。

从利益角度上讲，处于市场经济当中，有些精英人物如果迎合了权势和资本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实现财富的梦想。这样的诱惑，在一个失范的社会里面是很难抗拒的。让人不解的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没有受到利益的诱惑，他们只是在随波逐流。比如为暴君翻案的竞赛，比如追星的狂热，都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至于有些精英人物的高傲和狂妄，很难说是荣誉感的表现，解释为小市民社会里面得志者的沾沾自喜也许更为恰当。只有面对底层社会的时候，精英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是精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精英人物不断地对穷人露出獠牙。关于素质论和准入论，网上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评论，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想，唯有这样才能够显示他们是富人。

奇怪的是，当社会舆论在转向的时候，当平面媒体也在倡导人文关怀的时候，后富和想富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表仇穷的言论，生怕晚了就赶不上趟了。女作家毕淑敏女士写下了《坦然走过乞丐》，还有人没有来由地大谈“保护富人”，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飞蛾投火般地去做公众不喜欢，注定没有好结果的事情，至少是不智吧。处于中层的某些人士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预支和透支富人的感觉。

最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后富的精英有一些远见的话，他们本来应该提出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建议和方案。可惜的是，罕有这样的有识之士。

2008.3.31.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3:32   跟帖回复：第 9 楼

11.小市民化与流氓化

前面说过，外国的小市民近乎于顺民。中国的小市民，经过各种革命、运动和改革的锻炼，已经接近刁民了。在精英小市民化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偶然和必然的原因，还出现了流氓化的趋势。这种情况很奇怪，我们不愿意接受，不过还是发生了。

近20年来，社会风气出现了下滑。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社会，传统还没有被完全打碎，甚至还存在着微弱的道德回归的力量。而在知识界，情况就不一样了。改革初期，知识分子在束缚之中渴望自由，希望摆脱苦闷的时候，一些当时被贬低为“痞子文化”的作品曾经给人以宽慰。这类文学作品无情地嘲弄了伪崇高，强调了个人自由的价值。但是，低俗的合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诸如“我流氓我怕谁”成为警句之后，事情就逐步走向了反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执牛耳者。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超越自己的局限，不但把自己成长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保留下来，而且进一步使之理论化了。

在学术上，小市民化表现为不追求真相和真理，一心考虑在研究中怎样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流氓化表现为无视学术规范，总是抱有侥幸心理，企图用不怎么规范的手段取得成果。伪崇高被粉碎以后，不仅真崇高没有了，连所谓的正经都荡然无存了。有些学者举止失当，谈吐粗俗，出现问题的时候拒不认错。

学阀现象每个时代都有，今天的学阀则表现得更加小气和流氓气，表现出猴子称王一般的霸道。

精英小市民化与流氓化最恶劣的后果是，他们向全社会扩散了低俗的社会观、政治观和经济观，而且还以为自己带领着社会一起进步。

12.流氓史观、流氓政治观和流氓经济观的泛起

批判是学者的重要使命。当有些事情不可以批判，官员不可以批判的时候，学者还是要坚持批判的，只是批判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夹缝中的思想解放，最后就指向了传统和社会的基本规范。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思想解放与文革在结果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暴君论》中，我谈到了近年来为暴君翻案的种种努力。不可思议的是，在社会已经进步了之后，颂扬暴虐和甚至邪恶的趋势却有增无减。除此之外，精英人物还常常赞颂用非常手段致富的人，并且把批评意见概括为嫉妒。由于社会经历的局限，有些学者还对诸如违章建筑之类的事情抱有同情的态度，把违规与自由等同起来。

我一直认为，对学者的思想、研究和言论的自由不可以做片面的解释。学者拥有这些自由，同时在面向公众讲话的时候要考虑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把公众对学者公开言论的批评视为反对言论自由，本身就是限制了公众的言论自由。

应该说，公众，包括领导者对历史和现实中高深一些的问题的看法很容易受到权威的影响。大多数人平时不可能博览群书，看书以后很容易先入为主。学者把一些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情向公众宣扬，其后果是严重的。

很多年以来，不少社会上的强势人物从热门书籍中得到了以下的看法：历史上的暴君其实都是有作为的人，只是因为运气不好，失败了，才受到后世的谴责，其实那是不公平的；不要受到假仁假义的束缚，要有所作为。久而久之，有些强势人物形成了这样的思维：要办成大事，就必须心黑手辣。

现在，暴君史观进一步演化成流氓史观，告诉人们只需要关注成功，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不择手段，包括牺牲处于弱势的人们。在流氓政治观的影响下，那些声名狼藉的海外暴君和无赖，比如萨达姆、金正日和本?拉登都成了大英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藐视人类公认的规范。而在流氓经济观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得到了巨额财富，就算他违背法律或者规避法律，违背公认的道德规范，恶意拖欠员工的工资，甚至虐待员工，都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常常谈到普世价值。现在，自由、民主、人权被肯定为普世价值。我想补充的是，诸如秩序、服从、正义、仁爱也是普世价值。碾碎了这些基础性的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不得不说的是，那些面向公众一味地颂扬野蛮、暴力和背信的人，多少有些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倾向。

2008.4.1.

回复|引用回帖人：歪歪致胜   影响力指数：0||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4:46   第 10 楼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回复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4:49   跟帖回复：第 11 楼

13.关键的问题是摆脱小市民化

精英小市民化问题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了。描述这些现象是令人窒息的，很难连续写下来。而我最担心的是，这些还算生动的描述会引导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生活是艰难的，选择的余地是狭小的，因此我们别无他途，只能继续按照小市民的方式生活下去，只能保持小市民的思维方式。

现在，终于可以明确地指出，精英小市民化是不合理的，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继续这样地走下去，中国就没有未来了。

也许有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其实只要看一看历史，就会知道精英的小市民化仅仅是这几十年的事情。在历史上，中国有更穷和更乱的时代，在那时知识分子总体的水平有所下降，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斯文扫地。不仅如此，在危难的时刻，不少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勇气和责任感堪称典范。

摆脱精英小市民化的关键是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的应用范围，恢复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最直接的措施，则是保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独立。必须认识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政府之间是平等的。在平等之外，政府官员还要不时地向学者和教授请教，这才是社会的常态。

必须保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安宁。我们应该做的，是即使在动荡和变革之中也要保障学者和教授的安宁，而不是在太平年代无端地运动他们。

必须对学者和教授保持应有的尊重。虽然说人人平等，学者和教授还是应该拥有某些特权的。这些特权就是他们有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在动荡的社会里有闲庭信步的权利，有不追随官员和大众胡闹的权利。在言论自由的权利尚未完全实现的时候，让学者和教授多一些发言权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公众也有批评他们的权利。

还要指出的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但要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财富的作用也不应该越出应有的边界。

必须认识到，大学和研究机构在面对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保持独立，是大多数国家的常态。

2008.4.2.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5:57   跟帖回复：第 12 楼

14. 大学精神与学术精神的重建  

对于大学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争论了。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提出什么建议，而是应该明确地主张重建大学的精神与学术的精神。

大学应该是独立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一部分大学应该是象牙之塔，让里面的人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学习和研究忙碌的人们无暇顾及的学问。即使是纯粹的工科学院，也应该在学生有兴趣的前提下让他们知道老子说过什么，孔子说过什么，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说过什么。

柏拉图反对民主政治，倡导贵族政治。他的结论不正确，理由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在谈论中国古代门阀政治的时候，我们一般持否定的态度，一般都赞成科举。作为思想家的胡适先生却认为，门阀制度自有其合理之处。他说，“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暄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他问道，“元明以后，三家村的小儿只消读几部刻板书，念几百篇科学时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机会；一朝得了科第，像“红鸾禧”戏文里的丐头女婿，自然有送钱投靠的人来拥戴他去走马上任。他从小学的是科学时文，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古来门间里的“士大夫风操”的教育与训练，我们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维持士大夫的人品呢？”作为解决的方案，胡适认为应该兴办高水平的大学。

我反对知识分子的小市民化，反对小精英的市民化，同时我也知道，今天有些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小市民。即使是处于中产的人们，由于生活节奏的紧张，再加上房价暴涨导致的生存压力增加，也正在失去他们的从容。我注意到，他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见解，比小市民强不了多少。作为补充，胡适先生对大学的主张是精辟的。

大学应该有安静的气氛，有大片绿草和树林，让学生在课业之余能够感受到自然的气息。开阔的校园让学生至少短暂地感受到贵族庄园的气氛，知道不是所有的空地都是用来搭小蓬的。

在市场经济之中，人们仅仅靠思想是无法生存的。大学应该为一些思想者提供生存和思考的条件，让准孔子和准苏格拉底的足迹留在校园里面。对于从事类似工匠那样术业的人们，大学也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不急功近利的环境。

对于大学教师，合理的要求，正常的考核以及新陈代谢都是需要的。但是，大学与公司的人事制度和考核制度应该是有区别的。近年来的事实证明，让大学教师惶惶不可终日，并没有促进学术的进步。

大学应该是民主的，宽松的。应该让大学教师在面对行政领导的时候抬起头来说话，让他们能够轻松地说出不字。应该让大学教师有闲暇的时间思考问题，道和术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大学教师的尊重，应该表现为礼聘而来，容忍他们在一年里面没有成果。三年没有成果，再礼送而去。前面说过不提建议，如果一定要提出的话，那就是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估，大学针对教授的量化考核制度必须立即废止。让教授指导几十个研究生，让他们时刻想到月底怎样填表，让坚持不下去的人们跳楼的愚蠢做法应该告一段落了。

2008.4.2.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6:52   跟帖回复：第 13 楼

附录：胡适先生的论述

领袖人才的来源
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土大夫”（见《独立
》第十期）。他下的定义是：“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
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殁所可加者也。虽然孟先生说的“士大夫”，从狭义
上说，好像是限于政治上负大责任的领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说的“天民”一级不
得位而有绝大影响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若用现在的名词，孟先生文中所谓
“士大夫”应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省称为“领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
的一席谈话引出来的，我读了忍不住想引用他的意思，讨论这个领袖人才的问题。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叹息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领袖的人格风度，既
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道外国的“士大夫”的流风遗韵，所以成了
一种不足表率人群的领袖。他发愿要搜集中国古来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后人模范的，
做一部“士大夫集传”；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国士大夫的精华，做一部“外国模范
人物集传”。这都是很应该做的工作，也许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们知道《新
约》里的几种耶稣传记影响了无数人的人格；我们知道布鲁达克（Plutarch）的英
雄传影响了后世许多的人物。欧洲的传记文学发达的最完备，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
很详细的传记，往往有一篇传记长至几十万言的，也往往有一个人的传记多至几十
种的。这种传记的翻译，倘使有审慎的选择和忠实明畅的译笔，应该可以使我们多
知道一点西洋的领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间接的可以使我们对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
得一点具体的了解。

    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
版文字或史家列传流传下来；很少的传记材料是可信的，可读的已很少了；至于可
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我们对于古代大人物的认识，往往只全靠一些很
零碎的轶事琐闻。然而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
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
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
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
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
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
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但是传记文学的贫乏与忽略，都不够解释为什么近世中国的领袖人物这样稀少
而又不高明。领袖的人才决不是光靠几本“士大夫集传”就能铸造成功的。“士大
夫”的稀少，只是因为“士大夫”在古代社会里自成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久已不
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颜之推说：吾观《札经》，圣人之教，箕帚匕著，咳唾
唯诺，执烛沃盆，皆有范文，亦为至矣。但《神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
及世事变改者，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
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仟陌亦自可知。（《颜氏家训》“风操”第六）在那个
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
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
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暄赫，
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
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颜氏一家，遭遇亡国之祸，流徙异地，然而颜之推所最关心
的还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所以他著作家训，留作他家子孙的典则。隋唐以
后，门阀的自尊还能维持这“士大夫风操”至几百年之久。我们看唐朝柳氏和宋朝
吕氏、司马氏的家训，还可以想见当日士大夫的风范的保存是全靠那种整齐严肃的
士大夫阶级的教育的。

    然而这士大夫阶级始终被科学制度和别种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打破了。元明以后，
三家村的小儿只消读几部刻板书，念几百篇科学时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机会；
一朝得了科第，像“红鸾禧”戏文里的丐头女婿，自然有送钱投靠的人来拥戴他去
走马上任。他从小学的是科学时文，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古来门间里的“士大夫风
操”的教育与训练，我们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维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说的话，并不是追悼那个士大夫阶级的崩坏，更不是希冀那种门阀训练
的复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
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
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
领袖。

    这种领袖人物的训育的来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大
夫门阀，如日本的贵族门阀，如欧洲的贵族阶级及教会）的特殊训练。在近代的欧
洲则差不多全靠那些训练领袖人才的大学。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
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近代文明有四个基本源头：卜）是文艺复兴，
（二）是十六七世纪的新科学，（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业革命。这四个大
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的产儿。中古时代的大学诚然是幼稚的可怜，
然而意大利有几个大学都有一千年的历史；巴黎，牛津，剑桥都有八九百年的历史
；欧洲的有名大学，多数是有几百年的历史的；最新的大学，如莫斯科大学也有一
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学是一百二十岁了。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
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
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那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
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

    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
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
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等！八股试帖是不
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
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了历史陈迹了，然而这
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
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而五日一风的学潮，
——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第十一期）里曾指出“中国的军
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后”，所以多数的军人都“因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
识和训练，不足以担任国家的艰巨”。其实他太恭维“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
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
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

    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还可以有刘邦、刘裕一流
的枭雄出来平定天下，还可以像赵普那样的人妄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
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
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
途。

    我们到今日才感觉整顿教育的需要，真有点像“临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
病，终须努力求三年之艾。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千万年的。我们在今日如果真感觉
到全国无领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觉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我们应当深刻的认清
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如果这条路
上的荆棘不扫除，虎狼不驱逐，奠基不稳固；如果我们还想让这条路去长久埋没在
淤泥水潦之中，——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
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

1932年8月7日。
《独立评论》第12号

回复|引用回帖人：刘松萝   影响力指数：39||发短消息|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2011-5-14 22:57:24   跟帖回复：第 14 楼

15. 市场经济与精英的责任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机械决定论，不少人认为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大家知道，人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强调未来是为了回避现在，强调深层次原因是为了忽视浅层次的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存在，精英人物的存在，部分的理由就是为了指出公众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看到了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的事情。如果有人在一件事情已经明了的时候才出来滔滔不绝，他就不是精英，而是后知后觉的解说者了。公众常常这样说，专家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不说，你知道的事情他使劲说。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精英意识方面，存在着矛盾的表现。一方面，处于精英地位的人在教训大众的时候，在讨论高素质和低素质的时候是有精英意识的。而在另一方面，面对强势的权力和资本，精英们就开始强调自己是俗人了。不止一个作家说过，知识分子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还有不少人在文章里对以为自己了不起的祢衡恨之入骨，祢衡被杀了也不能解心头之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你也是俗人，那为什么要由你，而不是别的俗人来说话呢？

被称为精英是需要条件的。精英人物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有所担当，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现在不少人反对儒学，特别是反对程朱理学。然而在古代，遇到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总是有人能够挺身而出。由怯懦者来反对勇敢者的信仰，多少有些莫名其妙。

公众没有要求精英去赴汤蹈火，也没有要求一个人或几个人总是去火中取栗。历史的发展是一项火炬传递活动，能够在一个阶段，一件事或者几件事上表现出勇敢的人，就可以算精英了。

精英人物应该具备独立的见解，不唯上也不媚俗。当社会停滞的时候，精英呼吁变革。当社会处于变革当中的时候，除了支持变革之外，精英还应该指出存在的问题，促使变革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想强调的是，剧烈的、大规模的变革只是历史的插曲。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稳定力量，是传统、常识和良知的保存者和护卫者。而大学，则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圣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扰圣地的安宁，更不可以践踏圣地。几十年来，中国不断地出现比苏联还要剧烈的动荡，就是因为大学的独立性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被粉碎了。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我们失去了方向，不断地左右摇摆还以为自己处在革新之中。现在，不少知识分子还在进行创新的比赛，比赛谁更前卫，谁更能够打碎传统。他们的依据，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派生出来的丛林法则。

因此，精英的责任还包括告诉我们的社会，停止无休止的躁动，恢复理性，恢复对于法律和规则的敬畏。精英们应该是诚实的，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自己的主张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也应该让人看到变化的轨迹，看到引起变化的原因。

精英人物也有个人生活，也有利益的考虑，这无疑是正常的。在市场经济当中，如果有人能够成为电视上的热门人物，能够出版畅销的书籍，他们尽可以服从商业的规则。同时，也应该有人去做水平高一些的事情。

至于怎样使精英摆脱小市民化，是首先需要大学的独立还是精英的独立，会有无休止的争论。我认为，社会条件具备之前，先驱者的努力无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想，已经成功的人们和已经注定失败的人们，不妨担任这样的角色。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是一位政客，有些行为甚至接近于小人。遭遇政治上的失败以后，培根专心著述，为我们留下了精神的财富。

16. 致先驱者

在犬儒主义盛行的社会气氛中，还有不少人坚持独立的见解，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一线希望。在这里，我想对先驱者们说几句话。

有这样一种现象：尽管先知先觉的人们反对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们最终还是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当他们具有大一些的影响力时，这种影响就会显现出来。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上有些人虽然不足为训，他们在办事的时候还是有某些分寸感的。

我在以前说过：我们现在视金钱如粪土，是因为还没有面对那么多的金钱。《武林外传》中的秀才取名吕轻侯，是因为他封不了侯，也见不到王侯。

历史上，不少品德不错的人主事之后，事情办得一塌糊涂。东汉末年的王允，宋朝的王安石都是这样。因此，先驱者在成功以后还要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现实当中，不少人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和名望以后，表现是令人失望的。

因此，哪怕拥有虚名的人们也要自律，不要做与自己初衷相反的事情。同时，要学会恰当地处理日常的事物，掌握好分寸感，懂得什么是合情合理。志向大一些的人们，还要在小市民的生活状态之下保持几分能够称为理想的东西。

没有人注定要成为永远的牺牲者。先驱者们，当你们疲倦的时候可以停止思想，可以纵情声色犬马，但永远不要否定自己过去的努力，不要让过去的思想者变成出颤巍巍的凡夫俗子。虽然有新我否定旧我之说，我想提醒你们，变成犬儒绝对不是进步。

20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