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尼克斯羽毛球鞋图片:误诊与误治的故事 1

误诊与误治的故事 1-6

2009-05-13 17:02:26|  分类： 误诊与误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潘德孚

       本文提出误诊误治，虽然只讲了青霉素和心脏病人放支架的问题，但它可让我们想到整个医学领域出现的、误诊误治的普遍性的问题。本文指出白血病的误诊是由于医学病理诊断的答案缺乏唯一性；心脏病病人放支架没有规定的标准，因而，医生就可以随意决定，缺乏一个制约的机制。医生为贸私利，这种随意性被制药公司利用了，病人不仅没得到治疗的好处，而是受害了。本文还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抗菌素过敏的多样性，可供讨论。

（一）抗菌素积累中毒
现在的误诊如此之多，据说达50%。两个人就有一个人被弄错了，这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怕。不过，诊断只是医疗的中间环节，也没多大重要。关键是误诊导致误治，那才会要命。我的认识并不是医生的不是，而是病理学的问题。

       路上碰到国权，被叫住：“老潘，那天我带了一个亲戚找你看病，说你到广州去了。”我问：“什么病？”“胃里不好。她原在北京医院看过，检查说是幽门螺旋杆菌性溃疡。北京医院开来两种抗生素，吃一周。回温后，再到二医去看，医生也是同样的两种抗生素，吃一周。岂知服药后，腹胀满，大小便都出问题，连月经也没有了。后来只好重新到二医，找另一个医生。那医生说可能是药物中毒，不能再吃了，后来到乡下去吃了一些不知什么名字的草药就痊愈了。”我想想，有可能是停了药，人体自身的解毒能力就把它化解了；或者，这草药是利尿的，把药毒排出去了。
       胃里的幽门螺旋旋杆菌性溃疡的判断，要先用胃镜穿过口腔、食道、通过贲门，在幽门的溃疡面上剪出一块腐烂的肌肉，让病理学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到后才作出的。于是，医生作出了用药的决定。这种判断与治疗，看起来很科学，其实，大可怀疑。一是，该杆菌是否就是制造溃疡的元凶？杀死它们后是否就能使溃疡痊愈？这话很难说。因为，患者吃药一周还没有好，否则，就不会继续吃第二周了。一块小小的溃疡，不能在一周内治愈，也就说明用药的无效。人的口腔，也很容易生溃疡，笔者用西瓜霜或锡类散喷几次，当天就马上见效，这是什么道理？
以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根据笔者用药的经验，直接喷口腔溃疡面用的药，面越小，效越大。也就是说，喷疮口的药物，只喷到疮面上盖住疮面，效果很好；相反，不小心的人，或者以为用药多一些效果就会好的人，把药喷多了，效果反而不好。道理何在？药物只提供某些信息，它激发的是生命的愈病能力。多了，反而造成信息紊乱，所以，就好得慢了。胃幽门溃疡面上有螺旋杆菌，用吃进的抗菌素，即使全部散布在胃表面，对溃疡面上的螺旋杆菌，也不会有多少影响。何况抗菌素在胃里，还会被胃酸和其他的活性酶分解而起不了作用。人的胃中，本就存在着一个微生态，人的消化功能，就仗持着这个微生态的平衡，才能保持正常的消化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服用或注射抗菌素后胃消化能力减退的原因。为了杀灭一个小溃疡面的螺旋杆菌，就使整个胃表面都铺满，就好比用一个军的部队，去打一二个小土匪一样。杀鸡用牛刀不要紧，但伤的敌人不多，伤的自己人却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抗生素类药吃不好病，却把自己弄得几乎送了性命。因为，大小便不通，腹胀如鼓是很危险的。所好患者自身解毒能力仍有，停了药后，毒素被逐渐排出，这就是病好的原因。也许，草药也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大多数草药都有利尿的作用，帮助了毒素排出。
       二是过去我们只讲究抗菌素即时的过敏，而不讲久用后也会“过敏”。过敏实质是生命感受到药物对自己的危害的一种敏感反应。也就是说，药物进入人体，生命发现了它又自己有危险，才作出的反应。强烈的反应即时发生，这就叫即时的过敏。但有的人用久了才发生强烈的反应；另一些人反应不强烈，就慢慢中毒，例如四环素对牙釉的损害。以上患者的表现是头一个星期没感觉，后一个星期有感觉了，大小便不通了，这也是一种反应。这种感应可以叫做毒素积累反应。抗菌素到人体里会杀死体内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菌落，破坏了它们的平衡。开始时因为量少，人体能很快进行自我调节，恢复平衡。但抗菌素的不断进入，生命就不胜其负，这才发生了毒素反应。

（二）抗菌素与血癌症

       我把此事告诉了小康，小康说：“80年代我在农科所当所长，所里的一位女打字员还只有27岁，发热住某医院治疗，病越治越重。医生检查，判断是得了血癌。据医生说，她用的药都是最好的、从日本进口的抗菌素了，发热反而越升越高，甚至达42度以上，于是转住血癌科。血癌科的主治医生认为，好药都已用过，没办法了，无药可治，还是嘱家属准备后事吧。家属哪肯眼看一个27岁活龙活现的子女就此结束生命，找小康要求他亲自到医院里去与医生商量，能否请更好的医生来会诊。主治的医生却一口回绝，说：“我这里是全市最好的血癌科，还有什么地方比我这里更好？会诊岂不就是叫我自己会诊！”所好，该患者有个表姐在杭州市的某医院，也是在血癌科。电话联系之后，与主治医生商谈，总算得到同意，转院到杭州治疗。因为在当时，医院不给转院，就不能报销。
所里请本所医务室的医生陪患者一起到杭州。当时坐飞机是不能报销的，这位医生还没有坐过飞机，就以乘机以给报销为条件，才同意陪去杭州。那时候规定除非十分重要的事件，乘机就不能报销。小康为救治病人，同意这个条件。三天后，医生回来了，小康问他为什么不在杭州陪患者。医生说：“好了。”小康惊问：“死了？”因为，好了，这个句子，有完蛋了的意思。再问，医生说已退烧了。原来刚到杭州这几天，医院还没有诊断清楚，没有用药，只吃了一粒普通的退热片，就没烧了。原来这叫做药物性的发热，用药越多，就越发热，一天比一天高。发热1度，可使代谢能力增加一倍。所以，这种发热升高，最有可能是医生用的药不适合患者的身体，它成为毒素，生命就以发热来排除。
       过去生病全部报销，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需住指定的医院，不能自由选择。那时又实行低工资制，拿来的工资只能维持日常生活，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看病。因此，即使你觉得医生的治疗决定是错误的，或觉得医生治错了病，都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所谓的现代医学，医疗能力极其有限，往往是治死的人比救活的人要多得多。所以，美国的伊里诺伊州医生资格证书委员会主任、伊里诺伊州立大学预防医学副教授门德尔松才会说：“没有什么活动比冒失地走进医生办公室、诊所或医院更危险了。”美国的医疗能力尚且如此，我国的高级医生，很多都是从美国留学或进修回来当教授、博士和主任医生的。由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当然还相差一个档次。这些人诊断、用药的错误，那就比美国的医生、诊所和医院要更危险了。美国的罗斯先生耗时三十多年，著《现代医疗批判》，说：“医源性疾病是由医学治疗引起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在医院死去的人中，每4个人就有一个是因服用药物而死去。”“人们相信医学，需要医学，可医学许诺太多而实现太少（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来挽救生命）……而且多数人还会继续认可人类文化所认可的疾病，继续服用药物，直到被治死为止。”现在医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使大家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却没有考虑吃药、治病的危险，这种考虑是否是缺了什么？
       小康作为所长，在某次会议上讲述此事后，所里有些干部觉得很气愤，认为必须把此事向医院作个反映。然而，这个提议，立即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道理是，这医院是他们所指定诊治单位，如果关系搞坏了，将来大家生病去治疗，一定会遭到刁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农科所里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医院的血癌科主治医生，这个医生却认为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的进口药之后，药物发生了作用，才使发热退了。据说这个还只有27岁的女人，发热住院后，由于热势不退，医生用药越来越“先进”，都是一些日本进口的消炎药，价格很高。从普通老百姓到高级医师，都迷信进口药，却不知道“药贵对症”，而不是价钱高就能治好病的鲜浅道理。
本文反映的是病人使用抗菌素后，白细胞越来越高的事例。可能，很多没临床经验的医生会不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在读书时，缺乏哲学的学习，当了医生后，临床不多，经验不足。只要这么想：医生每逢发热病人白细胞升高就主张使用抗菌素。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正反面必会同时存在。故抗菌素能降低白细胞，它必然亦能升高白细胞。虽然这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但可以肯定它是存在的。道理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共存。

（三）抗菌素与血癌

       医生不懂药物中毒的故事很多。我的一个朋友，也曾经因发热而住院，其热总是不退，后来转到另一个医院去，那医生问了病情后，交代说，反正热势不高，暂不用药观察几天。有趣的是，观察期间没发热了，一输液热又复来。于是医生说这可能是药物性发热。停了用药，果然就好了。我曾治过一14岁的患者，在术后呕吐不止，9天不能进食。她妈妈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不知怎么办才好。恰巧我碰上了，嘱医生停药后，立即就可以进食了。
我的学生带了他的未婚妻来我家。他未婚妻24岁，是个很聪明的农村姑娘，现在温州打工。她的家离温州约15公里。我给他们讲了以上这个故事，他的未婚妻说：“这事我也亲身经历过。我13岁的时候，有一次发热，外婆带我去诊所输液打青霉素，热势反而越来越高。于是外婆带我到温州的某大医院治疗。医生验血检查后说我得了白血病，无药可治，叫我回家。家里人都吓傻了（我想当时大概还没有医疗市场这个说法，医生才会老实告诉她无药可治，叫她回家。如果是现在，“无药”也要治治看，那么，这姑娘也许要花钱又送命）后来我回家吃了一些金银花藤之类的草药，就退烧了，至今还不是好好的。”医生诊断为白血病，如果没有病理依据，能这样贸然乱说吗？然而，一把金银花藤就能把白血病治住，恐怕的没人相信。认真思考这白血病的成因，我认为最有可能是青霉素引起的。青霉素既然会使某些体质过敏的人休克，甚至死亡，难道就不会使另一些人发生类似白血病的症状吗？我的一个患者告诉我说，他在做青霉素试验的时候没发现过敏，但是注射后就全身皮肤发红，而且发出湿疹。停药没几天，湿疹就自然消退。每个生命都是特异的，所以，对青霉素的过敏反应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我认为，这姑娘也是一种特异体质，在注射青霉素后，出现了类似白血病的反应是完全可能的。
       患者住院，医生因其热不退，除了验血做病理分析外，还要抽骨髓，才会做出患血癌的判断。这种明确的判断，是在显微镜下做出的。如果显微镜下没有看到白细胞的数量大幅度升高和幼稚白细胞，当然就不会做出得血癌病的判断了。这说明判断犯血癌的病理分析，其科学性有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不能有多个答案，尤其是血癌这样的判断，相当于死刑的判决，不能两可的。血癌的病理分析犯错，难怪血癌科的医生。试想：停药后热退了，白细胞下降了，幼稚白细胞不见了，这是什么道理？唯一的答案只能是：医生使用的药物引起了白细胞升高，引来了幼稚白细胞。这与现在治癌的化疗药物能致癌一样的道理。
       就此病例而言，白细胞可能因某种原因而暂时升高；幼稚白细胞也可能因某种原因暂时出现，而以白细胞的升高与幼稚白细胞的出现作为判断得血癌是错误的。道理就在于危险的血癌病怎么可以用一些暂时出现的某种因素来判断呢？这好比法官以某人曾产生过杀死某人的思想而认为他一定是杀人犯一样荒谬可笑。再比如，生命像大海，疾病像洋流，你合拿一滴水去研究洋流的规律，能得到什么？

（四）白细胞升高与少阴病

       说到注射青霉素治发热使体温升高，我的朋友娄先生曾与我讲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他外甥发热的故事。那时候娄先生年纪还轻，行医没多久。娄先生的妹妹，有二个儿子，大儿子6岁时发热住院治疗，医院使用青霉素而体温仍持续升高，后来死于医院。过了一段时间，娄先生4岁的外甥又发热了，医院同样使用青霉素，也是体温持续升高，血检白细胞达3万。妹夫的叔叔是著名的西医小儿科医生，主张继续使用青霉素，他认为只有青霉素才能降低白细胞。因为妹夫不在家，妹妹便来找他商量，他认为应该改用中药。根据他的诊断，这孩子“脉微细，但欲寐”是少阴病，处麻黄附子细辛汤必中。为了防止出问题不好向妹夫交代，他还将治疗的全过程作了记录。一帖药下去，孩子就退烧了。精神恢复，但白细胞未减。妹夫的叔叔觉得还有问题，建议送杭州治疗。娄先生主张在家观察，没几天，孩子的白细胞自动恢复正常。为什么妹夫的叔叔只知道青霉素会降低白细胞，而不知道青霉素会同样使某些特殊体质的人白细胞升高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问题都具有两个方面，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生命就会从这个缝隙里消失。尽管，像这样的特异体质的人不多，但是，医生所面对的患者，是生命，是至为贵重的生命，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
       这些故事，使我想起了张永红医生（中冶建研总院）的一篇文章，她说：“在日本，政府就规定七岁以下的儿童一律不许用抗生素……”这是日本的实践经验。就这一经验的产生来看，是因为不少儿童注射抗生素失去健康或生命而获得的。我国现在各医院小儿科，孩子发热排队注射抗生素的现象，真会令人拽一把汗。
以上故事还可以让我们再动动脑筋：
       其一：青霉素过敏（包括其他抗生素）的多样性：不能只从休克来考虑，对一些特殊体质的人，有可能导致发热升高，白细胞升高，出现白血病的类似症状。
       其二：白血病病理诊断的可疑性：病人被诊断为白血病，医生如果没有病理依据是不会乱说的。但是，为什么停了药或喝了金银花藤煎剂就好了呢？这只能说明这种病理依据的不可靠性。
       这种病理学的可笑，使我想起了1889年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帕尔陶夫在解剖尸体时观察到一些不明原因突然死去的人，发现其胸腺和淋巴组织肥大，就认为这是使人发生死亡的原因。1907年，美国儿科医师弗里兰德报告用X线照射胸腺治好了呼吸困难的病重婴儿。“在X线照片中，这婴儿的胸腺似乎是很大的。……照射后再拍摄一张照片，发现胸腺显著缩小了。婴儿恢复了健康。”这种方法很快被一些权威的儿科医师所鼓吹和采用，美国的媒体经常报道婴儿从胸腺死亡中获救的故事，于是这种疗法在美国和加拿大风行。一些医院常规地用X线拍摄每个新生儿的胸部照片，如发现胸腺肥大，就进行照射，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已知在1910年到1950年数千名婴儿接受了照射。后来却发现许多青少年发生甲状腺癌，其原因都是婴儿时期受过X线照射的缘故。1953年，美国的病理学家、著名的胎儿和新生儿权威波特发表文章却指出：“她从来没有发现胸腺肥大会压迫气管，或引起其他致病作用……很多呼吸窘迫的幼婴不治疗也会痊愈。”这说明西方的病理学的幼稚性：用解剖尸体来判断死亡的原因，其结果是病理出错；也证明西方治疗学的可疑和可怕：一个暂时得到痊愈的病例，成为一种流行的治疗方法，其结果是对无数生命的伤害。现在一些“伪科学论者”说中医只有个案不科学，却不知治病的科学都是从个案中来的。本段也说明西方医学把个案转为通例后出现的弊病，就是给科学主义一个响亮的耳光。

（五）抗菌素过敏的多样性

       一患者告诉我，他做青霉素过敏试验时，不过敏，但注射后，全身皮肤一块块发红，然后会发出湿疹，很痒，停药后，即自然痊愈。与小康谈起当年所里的故事，说到青霉素皮试，小康联想他的岳父患肠癌住院，正打算做手术，不凑巧，感冒发热了。家属怕延误治疗时间，为了早点动手术，由小康通过关系，找到一位著名的医生。那医生认为只有先注射青霉素，快速把感冒压下来。他岳父不愿意打青霉素，下一代联合动员才得到同意。岂知做皮试就过敏了，一命归西。全家为此后悔不已。家属准备起诉医院，咨询卫生部门的领导，领导认为医院做的已经合于程序。程序合法，不属医疗事故。青霉素过敏死的人多了，才有了皮试。皮试过敏死亡保卫了医生、医院，却保卫不了病人。我认为现代只注意青霉素过敏的休克，而忘记了青霉素过敏的多样性，因此，才会误诊、误治不断。
       陈树祯博士在所著的《顺势疗法》中有一段话说：“1975年美国佛蒙特大学的一份统计指出：大部分美国医生采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但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感冒是由病毒所亟致的疾病，而抗菌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所以使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是绝对不会产生丝毫疗效的。据FDA的调查显示：美国医生治疗感冒所用的药物中有30种常用的药物没有任何疗效。可是到了今天，大部分医生仍然采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这位著名的医生，说能用青霉素压制感冒，如此的信心十足，我实在为我国患感冒而去治疗的患者感到担心。国外认为感冒无药可治，国内的医生为什么仍认为青霉素可以迅速压制感冒？如果这位著名的医生当时不出这个馊主意，小康的岳父也许就不会遭此劫难了。
       最近，我的朋友邵宗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当教授的，因觉得有点心绞痛，去医院心血管科做了检查，医生说这是心血管堵塞，应该装支架，于是就给装了两个支架。但没多久，这支架又发生堵塞。教授的儿子在美国也是进修心血管专业的，听父亲生病，就乘机赶回家。他看了原来的病历以及检查情况后，认为父亲这样的病尚属轻浅，是不应该放支架的。这次的病，比过去加重，却是装支架装出来的。因为，支架能进不能出，置放后，就真正成了个重病号了。
       医生为什么要决定放支架呢？现在的支架，一个要四五万元，都得从美国进口。美国的公司有个规定，每放一个支架，医生可得到18%的提成。给教授装上的两个支架，医生个人就可以得到一二万元的提成，难怪这位医生把不需要装支架的病人也装上支架了。这种支架，只是一个小指这么大的弹簧，要卖到四五万元，到底成本的含有量是多少？这里有多少利润？医药公司以这么多的提成给医生，名为随访报酬，实是公开合法的行贿。西方医学的堕落的原因就在这里。教授为此大怒，准备要起诉，但他的儿子阻止了他。因为，儿子要考虑回国后的工作，如果得罪了这个权势集团，今后的生活出路怎么办？在西方，像门得尔松这样的医学异教徒可以允许存在，可是在我们这里，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我写过很多中医小故事，但只要涉及批评某些西医药的话，都得删除，不能发表。
小康所里的干部与这教授的儿子所表现的如此类似，如此无奈，令人心酸。
       美国的罗斯先生在《现代医疗批判》中说：“（制药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必须要把充足的资金用于蛊惑健康者，即，蛊惑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制药公司提供或控制大部分用于医学研究的经费，某种研究只有得到认可，才能获取所需的经费；它们给各类刊物提供大笔赞助费，以便自己在上面做广告；它们打着举办医学会议的名义，过分慷慨地为医生提供度假的费用；它们还赠送各类礼品给医生。……为了控制医疗业，制药公司一直保持着对卫生和药物管理机构上层人物的强大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上述机构始终如一地排斥施行自然康复疗法的医生，排斥任何与正统的对抗疗法相违背的人员……”这种情况在我国，就是直接主张取缔中医，或利用管理权力限制中医的发展；在媒体刊物中，禁止批评医疗中的错误等等。所以，许多先进国家已经禁止使用的药物，在我国却通行无阻；国外对初期发热患者，已不给药而是等待和观察，而我国却仍然排队输液打退热针。日本政府出面禁止7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抗菌素，我国连刚出生的婴儿也在使用。将来这些抗菌素如果在农村免费使用（也就是医保面普及），将严重影响下一代的体质，谁人关注？

（六）医生的良心怎么了？

       我的老同学炳南的孙子4岁，拿着水果刀自己削，不小心削去了一块手指皮，鲜血直流，俩老急急忙忙送某医院外科，要求医生马上给缝起来。可是这医生却不当会事，认为他们必须先去做麻醉药的试验，然后才能麻醉缝合。麻醉试验当然需要一点时间，其实，这几针的手指皮缝合，根本不需要打什么麻醉针。而且，不用麻醉的缝合，要好得快，这是普通的常识。炳南的夫人。原是中西医结合医院退休护士长，但这不是她的医院，在人矮墙下，不得不低头，俩老只能看着孙子流血干心疼。缝好后，费用已经花了好几百，医生说：“再去缴2000元。”俩老很奇怪，就问：“为什么？”医生说：“还要做神经连接手术。”于是，夫人发话了：“我是中西医医院的护士长，要做到自己的医院做。”这医生一听，原来这一巴掌打着了自己人，笑着说：“其实没有什么神经连接。”说白了，这是现代医院赚钱的潜规则。反正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讲的。
       我的一女患者王某，34岁，只因为发现大便夹有红色血丝，到某医院看病。医生就动员她住院。医生先给灌肠，又给做肠镜，整整花了3个星期，诊断为糜烂性结肠炎后，开始用药。住院一个多月，大便从每天2次，增加到20多次。患者的丈夫很害怕，就要求医生请中医会诊。但医生似乎不满意，要患者家属签字，意思是出问题患者自己负责。这种做法的本质，是一种恐吓。我奇怪的是这样的医生，自己越治越坏，才发生这样的腹泻，久了必有生命危险，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王女士的朋友，是我女儿的同学，就介绍到我家治疗。从医院到我家，只有几百米，她还需丈夫扶着走。住院一个多月，得到的是这样的治疗结果，谁想得到？说是结肠糜烂要用消炎药，可是，越用越泻得厉害。大便腹痛后重似痢疾。这样的病对中医来说，是胃寒肠热证，很容易治。我嘱她立即出院，但时在星期五晚，她说双休日医院没人算账出不了院。于是我嘱这几天必须住自己家喝中药，停用西药，避免干扰。就给她处黄芪加理中汤温胃补虚，以败酱、小青草、马鞭草清肠，当归、白芍、桃仁活血，滑石利水清热。第二天一大早即来电话，药已见效。此后按原方加减十余剂痊愈。据王女士说，出院时还有700多元的住院压金，被医生全部开了西药。医生难道不知道这些药不仅治不好病，还把病治重起来，那么给她开这些药是什么意思呢？
       2008年我在北京，突然想到西医学是集体医学。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现在的医疗中所产生的一些矛盾的问题。照理，任何医疗，都只能是医生与病人一对一的个人行为。医生必须对治疗负责到底，如何治疗，只能由一个负责治疗的医生说了算，也就是说，不管治疗的结果好或坏，都只能由某一个医生负责。因为，治疗是一种冒风险的事，在医生手中，有治坏的，也有治死的，如果没人负责，怎么行？可西医是集体医学，负责治疗的医生不会诊断，只能开诊断仪器的条子，然后由负责仪器的医生诊断，是对是错，治疗的医生不知道，可是，这个不会诊断的医生却是要负责治疗用药的。那么，把病人治坏了，到底要谁负责？再者，这个医生用药，他知道药物的性能吗？他又不知道。因为西医的西药，有许多是刚从药厂里买过来，他只能照说明书给药。病人只是药物的试验品，吃下去是好是坏，只能走着瞧，很多病人的生命，就在这走着瞧中失去了。现在西医医院里的误诊率，已达50%。误诊，已经这么高，若加上误治率，被治坏的病人是多少，谁能知道？王女士住院一个多月，病情逐日加重，医生为什么可以不当回事？因为，这是集体医学。既然是“集体”，治死了人，责任当然是集体的，与个人无关。这就是集体医学的面目。所以，医生可以不要良心了。
       与友人徐君闲聊，说到她的儿媳因检查身体，发现患了癌症，不过，医生说，如果要确诊，必须做活体切片。但是，大家都知道活体检测，是要从被怀疑的部位中，取得一点细胞，放在显微镜下观看，这样做是最准确的。但这样做，最容易导致癌扩散。夫妻俩既想能得到确诊，又不愿意做活体检测，于是拿着原来的检验单东奔西跑，紧张得很。有的医院说是，有的医院说不是。跑过的医院很多，最后终于放了心——不是。徐君的妹妹也是个医师，她坦诚地告诉这位甥女说：“现在的医生安好心的可不多了。”
       《报刊文摘》（1006年10月9日4版）有一则消息谓“各科室缘何‘特爱’癌症病人”。患了癌症，为什么什么会受到医生的“特爱”？不是因为这些医生对治疗癌症特有心得，因而钟情于这种研究。让人痛心的是医生们“特爱”的不是治疗的研究，而是病人的钱：来了一个癌症病人，就像来了一个财神，带来了10万以至百万的治疗费用。病人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会不惜一切代价，谁知道跟在他们后面的，不是救命的神仙，却是索钱的魔鬼。因为，这种治疗根本没有准则：拿费用来说，“一般一次化疗的费用有很大的松动，可以是5000元，也可以是20000元，这就要看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
       医生选择药物，不是根据患者治疗疾病的需要，而是根据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就没存好良心了。因为，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药物的贵贱，并不等于治疗效果：几万元治不好的病，被几元钱就治好了的大有人在。使用昂贵的化疗药物是否就比使用便宜的化疗药物治疗癌症更有效？我相信没有一个医生能做出肯定的答复。医生选择治疗药物缺乏把握，是现代西医的按病名用药的方法决定的。例如我的一个朋友，服了很多降压片，几乎都会发胃痛。他看过很多医生，没有一个医生敢说吃某种降压片不会痛。后来还是一个不是医生的朋友，叫他试服最便宜的硝苯地平，却没有痛了。此后他就都吃这种降压药。此例子说明，给癌症病人开化疗药的医生，面对临床的患者，使用那一种化疗药物最适合，他心中无数。因此，病人使用了昂贵的药物后，其效果并不一定比那便宜的药物好。结果可能是白花钱不算，还耽误了治疗的时间，耗费了患者抗病的体力。
       更可恶的是“本来只需要做6次化疗，但是医生往往会做到8次甚至更多”，良心大大的坏了！癌症病人是因为抗病能力不够（西医说的是免疫缺陷）才患上的。作为治病的医生要想真正挽救患者，就必须时时顾护病人的这种能力。谁都知道化疗对人体伤害很厉害。因此，化疗期间时刻注意动态，尽可能减少患者的化疗次数，使治疗实现满意的效果。许多患者走进医院，因化疗而躺着出来的很多，有的更是再也恢复不过来。有的本来只需要三四次就可以的，而医生使用过多的次数而送了命。因为，如果此患者做6次化疗就可能不会死，而做8次，就可能死了。
西方现在提倡“与癌共存”。以化疗、放疗治癌，美国医学博士哈克，经多年调查后，写了一个报告说：“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这说明西方医生对癌治疗的看法，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其一、说明癌不是必死之症。过去认为必死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自我恐吓，不符合实际。许多癌症患者不治疗，存活几十年的很多，有的癌肿块甚至无形消失。其二、化疗、放疗治癌是一种共亡不共存的错误。它所造成的是“生存的希望”相对减少。当西方在倡导与癌共存的时候，而我们的医生却如此钟情放、化疗，是不是良心大大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