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不应对市场体制动大手术 要让4.4亿农民进城

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资料图）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建

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中国经济也将脱离原有的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原有动力消失：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

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

国内方面，是新世纪[40.19 4.34%]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国际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但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

国际方面，虽然从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世界贸易的前景也不

容乐观，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已有清晰阐述。从中期来看，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政府与居民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这也会大大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由此，未来至少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

国内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了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这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

多数人口不能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

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就不会再有像本次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十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

1 绕过分配环节带来两大难题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

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开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

这样做的结果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的根本矛盾不会消失，压了钢铁和水泥产能，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的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

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实际上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甚远。

所以，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政府目前还希望用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但这不可能大到替代原有支柱产业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且还有市场风险。

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问题，还带来了两大难题。一是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压力、投资难挑大梁、消费难以提高等因素，宏观调控会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将难以像这次这样迅速反弹，甚至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二是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陷入混乱。危机下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

当前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又以“消灭落后产能”为逻辑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并非是主观上向体制性的回归，但是却真正引起了社会上的讨论，认为是一种“保增长”旗号下的体制倒退。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环节实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观调控能解决总供求失衡矛盾，必然会使宏观调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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