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官办节庆过多折射地方官员政绩焦虑症

　　节庆活动过多过滥，所体现出来的浮躁心态和投机心理，也折射出地方官员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症”

　　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务院纠风办近日联合发文，对党政机关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开展清理摸底，要求未经批准的活动立即停办。清理摸底至11月结束。

　　近年来，各地政府举办的节庆活动，尽管有些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弘扬先进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数量的剧增，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助长了不良风气，受到公众的广泛批评。

　　中央对此高度重视，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纠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不能对地方举办节庆一概否之，可有些地方举办的节庆，确实已异化成了劳民伤财、徒有其名的形象工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办节庆”模式没必要全盘否定，但应尊重市场规律，引入市场化机制，尽量由企业或者行业协会承办，这是解决各地举办节庆过多过滥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官办节庆”五花八门

　　不可否认，我国近年有些地方的节庆举办得很成功，比如中国吴桥杂技节、洛阳牡丹花会、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青岛国际啤酒节、潍坊风筝节、吉林雾凇节等。

　　“这些成功的节庆活动，对弘扬当地民族文化、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赵春燕博士对本刊记者说。

　　但是，近年来不少地方举办的节庆活动，大多昙花一现，且已呈现泛滥之势。比如2003年，一个沿海省由县以上政府举办的节就有100多个，仅冠名“螃蟹节”的就达5个。其中某地在办“螃蟹节”时还搞了个“螃蟹小姐”评选。

　　再比如，仅2010年上半年，北京某区就已举办大型节庆3个，平均每两个月举办1个。“还有两个节庆活动在策划中，具体方案7月底出来。”该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

　　据中国节庆网统计，我国每年有大小5000多个节庆活动，级别也不一样。有省级节、市级节、县级节，甚至有的乡镇、学校、企业也办节，其中以旅游文化类节目居多——不是揽尽历史名人，就是把一个土特产、一种植物、一类动物、一处风景拿出来叫阵。

　　从相关报道来看，各地的节庆活动稀奇古怪、五花八门，举凡吃喝穿戴、花鸟虫鱼、山水人兽、无所不包。比如荷花节、小枣节、桂花节、啤酒节、西瓜节、牡丹节、葡萄酒节、豆腐节、大葱节、板栗节、龙舟节、冰雪节、沙雕节、戏水节、裤子节、鱼王节、双胞胎节等。这些节庆活动，一般包括经贸、文化、体育、旅游等活动，有些还包含研讨会、论坛，时间短则一星期，长则将近一个月。

　　折射官员“政绩焦虑症”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节庆活动过多过滥，所体现出来的浮躁心态和投机心理，也折射出当地官员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症”。

　　“许多地方政府举办节庆活动的初衷是通过政府办节、企业经营、社会参与的方式，集政治、经贸、旅游、文化、审美为一体，达到扩大知名度、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张淑静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完全符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般运作规律。”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提法是正确的。文化对经济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优质旅游项目的开发可以带来吃、住、行、游、购、娱全面发展。经济不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特殊存在，文化游走于经济活动内外，隐蔽地控制经济，利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张淑静分析，然而，有些地方政府过于强调节庆的政治、经济功能，恰恰淡化了其文化本质。有些根本就不适宜举办节庆，也要牵强附会地与节庆扯上边。于是，文化的平台搭起来了，官员也有了“政绩”，却并没有给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相反，造成的只是浪费。

　　据多位知情人透露，一些地方举办节庆过多过滥，不排除与有些地方官员的功利心态有关。“有些地方官员想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为仕途升迁铺路。”李绍荣说。

　　“在有些地方，本来就缺少资源，要在短短的任期内出政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云南某县一位年轻官员私下向记者坦言，“只有弄出点‘动静’，让上级注意到，以后有晋升机会才能轮到自己。”

　　从地方官员的视角，要弄出“动静”，举办节庆活动是捷径。因为举办节庆活动大张旗鼓，不但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树立地方形象，而且领导也能出出风头，不但电视上有影，而且报纸上留名。

　　而事实上，在举办节庆期间，大小官员忙前忙后，还可借机与前来剪彩、祝贺、讲话的上级领导拉近关系。这时好好表现，在地方官员看来，比悄悄找到领导办公室“汇报”效果好。

　　还有基层群众向本刊记者反映，少数地方举办节庆活动，也有为小团体获取经济利益之嫌。

　　本刊记者了解到，因举办节庆过多，比较难出彩，有些地方只好在排场上下功夫，以致费用支出水涨船高，财政入不敷出，也就只有四处“伸手”，比如辖区企业“赞助”，或集资摊派。

　　“主管部门开口让你‘赞助’，哪个敢说个不字？”一位深受“节”害的企业家对记者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钱并没用在实处，或是拿去海喝滥用，或是活动结束后发放不菲的加班费或补贴。”

　　“不便透露”的办节费用

　　据知情人反映，为了使节庆活动办出“实效”，一般主办者都会在节前向各单位下达招商任务。于是，各种造假便成为公开的秘密。

　　“有些成交额水分很大，协议根本并没有约束性。”一位深谙“造节”内幕的基层退休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有些地方领导举办节庆，希望达到的就是新闻效应，以及自己的‘出镜率’，对于引来的协议资金，到底最后能兑现多少并不在乎，节后也很少有人问津。”

　　为吸引眼球，有些小地方举办节庆时也冠以“国际”字样，却难见外国人的身影，或拉几个外籍华人来充数。由于缺乏对项目可行性的实质论证，根本达不到招商引资的预期目标，最终曲终人散，没有实际效果。

　　“地方节庆大多由领导致辞、文艺演出组成，专业性、娱乐性、参与性不强，不仅难以吸引当地游客，对外来游客的吸引力更低，当然也更难以吸引投资商。”中国旅游研究院蒋依依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

　　“地方政府举办节庆的目的，在于短时间内以节庆为载体，通过媒体的集中宣传，达到迅速扩大地方知名度，形成地方品牌，以吸引投资的目的。”蒋依依指出，“但很多节庆活动由于特色缺乏、活动持续时间不长，所获得的媒体报道规模、持续性、深度有限，导致关注度较低，往往形不成宣传地方品牌的轰动效应。”

　　据了解，除弄虚作假外，不少节庆活动中还存在严重的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现象。“有些节庆为造声势，还重金邀请明星助阵。”曾参与湖南某市一个节庆活动筹备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明星出场费价位便宜的五万，而贵的达数十万元。这些费用除部分来自门票收益外，大部分由企业埋单。”

　　有些地方在节庆中举办研讨会、论坛，会提前几天把部分重量级专家学者、记者邀请到当地。“除了住星级酒店待遇外，就是领略当地风土人情，隆重招待。而请来的主持人出场费也高达十几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活动总要请上级领导以及兄弟地区、友好单位的领导参加。不少还轿车接送，警车开道。于是，以参加节庆活动的名义变相旅游，挥霍各有由头。

　　在本刊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多个受访的节庆主办方，对举办节庆活动的具体花销数额总是忌讳莫深，回答几乎如出一辙：“不便透露。”

　　“官办”模式应尽量退出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通过成功的节庆活动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性办法，但作为地方政府，更要把心思花在发展大计上，真正从加强自己内功抓起，从改善当地投资软、硬环境着手。

　　“政府举办节庆是一个非常具有复合性的社会行动。”赵春燕博士认为，“在文化角度上，应当能够接受专业人士的批评与论证；在经济角度上，也应当接受效能性的评价；在法律上，它要受到一定的规制；在政治上，它需要能够吸纳公众舆论，要有预算和有效监督。”

　　“目前各地节庆名目繁多，但同质化趋势严重，并没有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没有考虑市场需求，这是多数官办节庆难以成功的症结所在。”蒋依依说，“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扶持、土地政策等相关优惠措施，以及进一步完善投资服务为核心，才是吸引投资的核心要素。”

　　“政府节庆活动要更具有生命力，应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北京市大兴区旅游局局长何立楼说，“首先，内容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吸引群众积极参与；其次，要依托当地优势资源，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第三，注重打造品牌，提升知名度，才具有流传下去的基础。”

　　“对官办节庆要严格控制数量，严格审批程序。”张淑静表示，“政府举办节庆活动，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是否举办、如何举办，不应是政府一方说了算。在确定办某个节庆之前，要召开听证会，咨询、征求专家和群众的意见，把节庆真正还给群众，然后要将提议上报地方人大进行审议，不可随意确定和取消。”

　　“中央应提供地方节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统筹的建议，避免重复浪费，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张淑静建议，“在政府举办节庆活动时，要成立临时或长期专门小组，小组成员应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和群众代表，应提高专门小组的工作透明度，及时公布有关节庆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加强专门小组与各参与方的沟通、协调。”

　　据悉，中央要求各地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节庆活动进行清理摸底，工作分为自查摸底、重点督查、汇总分析三个阶段，从7月开始至11月结束。因此，“官办节庆”的未来具体走向，还有待观察。(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