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没有直飞巴厘岛:政治动员模式的保守化——再谈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政治动员模式的保守化——再谈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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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失落，社会分崩离析。现代民×观念也从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推延，这就推动了基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１９１２年间，徐企文就曾组织中华民国工黨，虽是提倡劳资合作的组织，但也多次组织过工人罢工，谋求改善工人的文化、福利事业。而在农村的斗争中也有新的意识提升。１９１２年底，松江地主组织田业会，准备强行提高佃租率，在民主思想的启发下，松江佃户准备组织佃户会，与田业会抗衡。佃户会虽然没有组成，田业会也因此被迫解散。
　　中华革命黨——中国国民黨也开始在工人階級中展开工作，对于五四运动发展为六三运动，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 当然，国民黨并不赞成劳资对抗。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孙中山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与戴季陶有一篇谈话，他认为：“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階級冲突、階級竞争的苦恼。” 表达了调和劳资矛盾，避免社会动乱的意向，而不是要动员群众直接谋取经济利益，来支持革命的政治动员。政治体制变革的革命性（暴力）和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非革命性（非暴力），仍然是孙中山——国民黨社会变革路线的基本矛盾。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仍坚持原来的动员方式。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力量大多是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孙中山不必再通过兵运的方式，而直接策动军事将领，来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林在回忆孙中山时指出：“虽然当时（指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引者）已有明确的倾向：继续工作使他的国民黨进入新的轨道，但孙中山基本上仍然坚持只能采用军事行动的老方法……他赞成专政的思想，重视黨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明确介绍他的黨的实质，没有专门提到必须借助青年学生去争取工农支持他的革命组织的根本必要性。”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失去了自己培植起来的骨干军事力量，才最后决心接受中国共产黨人加入国民黨，实行国共合作，接受俄国的援助，依靠左翼力量的支持，来推进革命。 　　
孙中山虽然接受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明确声明“耕者有其田”的改革目标，但是，国民黨的动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孙中山在国民黨一大之后，一直在说明他的政策和共產黨人的区别：“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馬克思认定階級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国民黨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他在谈到平均地权政策时说：“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黨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產主义。所以国民黨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义，便不应该反对共產主义。因为三民×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產。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產，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他对左翼学生运动也持批评的态度。 　　
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目标的真诚和个人權威，维系着国共合作，平衡着左右两翼的关系。但国民黨中既很少人真正明白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方针只能依靠左右两翼的暂时平衡才能维持。当国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国共產黨的群众动员方式越来越走向激进，左右两翼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当此最大改革之际，我黨同志，宜力谋减少中国全体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条理有步骤之方法，以增进民众之生存幸福。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我黨本以协助农工运动，与发展其组织为基本政策，乃农工之事几皆为共產黨所包办，关于农民運动，除促其抗租，工人运动，除唆使要求增加数倍之工资外，别无宣传，余则利用以杀人越货，作政争之工具。总理明示我辈，以革命手段，用农工以解决政治问题则可，用农工以解决经济问题，则有所不能。 从理论上说，蒋介石关于国共对群众动员政策的区别，确实如此。但从实践上说，中国社会上，并没有一股社会力量能够实施孙中山的农工政策。国共分裂以后，以国民黨的保守性，连自己承诺的农工政策也难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浙江实验“二五减租”遭到失败，国民黨就只能向右转了。 　　
国民黨既未能以群众动员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国民黨的推进，往往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方式，革命的水准迅速下降。黄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反省说：“痛定思痛，深怪我们靠革命起家，以扫荡腐恶军阀为使命的黨和军，怎么会容许这种人仍拿他们那一套腐化行为到我们阵营中来照样表现，并带坏我们纯洁子弟呢？” 　　 当时，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也是蒋介石、国民黨自承的历史任务。尽管蒋介石——国民黨集团中有一批在海外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未经改造，企图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努力，难以成功，解决不了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清王朝解体之后的军阀体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占据有东南财富之区，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微弱的资产階級并没有力量去影响×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因×央政府的军事统一政策而受到经济上的压迫。蒋介石用绑架、逮捕等手段，向上海的资本家勒索钱财，以支持其军费开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导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资产階級在中国革命中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正是中国社会现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表现。资产階級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仍然是“奸商”，国民黨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就难以扩大。这就是说，国民黨政府的社会动员难以摆脱恶性的循环：为了推进现代化，它必须完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统一），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它必须要求资产階級予以经济支持。但是，资产階級经济力量薄弱，无力满足蒋介石、国民黨统一政策的要求，资产階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伤害，资产階級成了国民黨的反对派，蒋介石国民黨的统一政策也就难以完成，推进现代化的工作微乎其微。新的革命也就难以消弭，并且成为突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合理手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黨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希望进行“戡乱”总动员，以挽救失败的命运，但是，又能动员谁呢？ 　　蒋介石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对资本家采用了比１９２７年更普遍的掠夺政策。在１９４８年金圆券改革期间，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大骂资本家：“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用本来是对付共產黨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资本家。残酷的掠夺使上海的流动资本陷于枯竭。 　
　国民黨政府于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９日公布《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 国民黨军在占领了解放区之后，也曾制定调和租佃矛盾的政策。蒋介石也强调：“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过去共產黨毁谤本黨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黨一切法令政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黨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 但事实上，仍然是各地官僚和地主打成一片，还乡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一切土地改革的方案，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即使有地主愿意国家征收土地，投资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有关方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没有人说不可以。”国民黨政府仍然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没有和平土改的财政力量。国民黨的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 国民黨的动员也就只能归于失败。 　　
中国国民黨人，许多人经过了辛亥革命、１９２４——２７年的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们也曾是艰难缔造过来的一代人，但最终遭到失败。中国国民黨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待于研究，但作为国民黨的骨干，他们是第一代从事现代社会体制变革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参加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思维模式的一代人，还难以把握到中国社会变革脉搏。然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动员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实际上已经定型化，“老革命”适应不了“新革命”，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黨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过渡性政权。中国社会现代经济的严重落后，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方式，不能不以最接近传统的农村暴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动员方式的历史价值，在于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的要求，但也仅仅是痛苦地起步，并不能一步登天，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历史学家既不必夸大也不必贬低，而是应该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只有理解了历史，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时，才能有更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