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石家庄货车:胡风的1949

进入1949之前，已经有大约十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阵线里一直被视作一个“异数”。党当然不怀疑他的革命立场，但革命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胡风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五四”气质，弘扬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鼓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左翼文艺的最高法式，按照这个法式，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必须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亦即以他们的立场为立场，以他们的感情为感情，以他们的趣味为趣味，从而完成文艺的大众化。以此衡诸胡风，其理论的“异端”色彩确实非常浓厚。1943—1945，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雾重庆”，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又一次发起了对胡风的声讨。1949到了。就像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在新开始的时间里，胡风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从前故事的必然展开。一切都早已注定。

                                               一

1949年元旦刚过，胡风一行上了海轮，奔赴东北解放区，奔向光明的新生活。时间真的开始了，胡风却明显的准备不足，他依然固执地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当然，胡风意识不到自己准备不足，他只知道，他多年的“希望”全都包涵在这新时间里，他的时间与新时间根本就是同一个时间。

果然是新的时间。东北早已是工农兵的东北，解放了的东北。胡风脱下西装，换上一种叫做“解放制服”的棉服。胡风玩扑克，发现玩法很不同，原来这里称为“解放扑克”。搞电影的陈波儿引来了一位翟大娘，专门为胡风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翻身故事”。胡风文化生活很丰富，几乎天天有戏看。都是源于延安的秧歌剧和平剧，《白毛女》不可少，《木兰从军》亦颇受女人欢迎。胡风听到后座的女人说：花木兰是延安人。一万人的妇女大会，会后就游行，队伍走过，一千多人的秧歌队扭着走过。到处都有秧歌，城里有，乡下也有。胡风路过乡下，日记说：“汽车抛锚，看到了乡村秧歌队。路上看到几个秧歌队。”（《胡风日记》，《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秧歌的用途很广，集会、游行当然用，就是工厂新年送礼，也用秧歌队送。也像延安一样，二流子在改造，在转变，女人先翻身，后进步，成了女劳模。胡风应邀参加一个工人劳模大会，他听到女劳模说，共产党找给她什么人就嫁什么人，男劳模说，他原是二流子，娶了个妓女，但成了劳模。胡风应邀参加东北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有四位民主人士讲话，讲着讲着就激动万分豪情万丈喊口号。

这些对胡风来说都是全新的。他感到新鲜刺激，很多时候激动得不知所措。到了石家庄，见了周恩来，周照例握了胡风的手，说，你进解放区到各处看了看，这很好嘛。第二天，胡风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各写一信，汇报自己进解放区以来的感受。在给周的信中，他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558）。

胡风的这句话未必全真。其实，他还看到了听到了其他的什么，这些在日记里都有真实的记录。在东北，朋友们纷纷来看他，他们差不多都是文艺人，有的还是胡风一手栽培的文艺新秀。这些文艺人见面就爱谈文艺问题，尽管有的已成了革命干部。最早来的是刘白羽，他在沈阳《东北日报》任记者，这个当年重庆时期的延安特派员，却对胡风大谈创作上的苦恼，比如，迫切的政治动员有时妨碍了对作品内容作深入的把握，比如，昔日搞文艺的人摇身一变成了行政干部，享有高级待遇，而作家和记者却没有。冯白鲁是抗战时复旦大学的学生，早与胡风相识，此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导，也向胡风谈到自己对文艺现实的不满。周扬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政策与艺术》一文，将毛泽东《讲话》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推进一步，具体落实为文艺反映政策进而为政策服务的创作模式。这个模式作为文艺的新方向，在东北解放区同样获得了推广，于是，出现了一批直线反映政策的作品。这些作品，没有生活体验，没有饱满的情感，也没有活生生的人物。作家将主要精力花费于掌握政策，却往往吃力不讨好，因为政策总是多变，刚设定一个主题，政策又变了。围绕政策，作家疲于奔命，不仅写不出象样的作品，而且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这正是冯白鲁的创作苦闷。冯还说，像艾青这样在外面成绩好的诗人，到解放区后反而没有成绩，华北文协选举理事，艾青就落选了。雷加曾是《七月》的忠实读者和投稿人，如今虽做了辽宁安东造纸厂的总经理，却对创作并未忘情。他的小说《黄鳝》受到工业部一位干部的批评，说是污辱了工人阶级。雷加恨恨不平，将小说给胡风看了，二人由这篇小说谈到了文艺创作的现状。雷加认为，现在的创作思想是写好人就完全好，坏人就完全坏，如此，作家便不敢写有缺点的人物，犹如不敢使用有一段不清白历史的干部。还有一位天蓝，是正宗的“七月派”，胡风的“七月诗丛”有他的诗集《预言》，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位诗人精通外文，周扬在延安编成《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其中许多篇即是由天蓝翻译。因为能直接阅读马列经典，所以他对马列主义美学理论有深刻的理解。胡风多次与天蓝谈论文艺问题，他的苦闷更强烈地触动了胡风。天蓝认定，目前对艺术特性与创作过程的理解业已出现严重的问题，庸俗的理论把文艺闷死了。许多作家的所谓“革命作品”是虚伪的，他们如果忠实于自己，写真情实感，那一定很“可观”。他还向胡风透露了几件政治干预文艺的小事：于学伟写了一个剧本，由连队指导员到军区政治部，再到东北局，一层一层审查修改，可最后还是被参谋长否了；刘白羽的《政治委员》，遭到许多政治委员的反对，说是没有反映他们的“典型情绪”；东北局宣传部为作家列出了“主题”项目表，还报请中央批示。某作家作了一歌：“告诉我儿，切记切记，宁卖屁股，不要搞文艺。”天蓝也将此歌说给胡风听，最后表示，对于文艺创作，他已经看透，很难再动笔了。胡风直叹：可惜可惜。

在天津，鲁藜、芦甸也向胡风诉苦：作家再也不敢从内心的要求写作品，只求无过。3月26日到了北平后，仍旧不断有人向他诉说创作的困惑与焦虑。比如，胡风被欧阳山约去小酒馆，同座有柳青、孔厥、袁静诸人，大家齐向胡风诉苦，说“如不受摧残，几十个长篇也出来了”，并请求他“为了无数的青年作者”出来说话（《胡风日记》）。林林总总，连缀一起，胡风震惊了。多年来他竭力反对的主观公式主义，竟然愈演愈烈，业已呈全面旺盛之势。说不准在震惊之余，胡风亦在窃喜，一种自己的现实主义逐渐被实践反面证实的窃喜。此时，胡风感到了自己作为理论家的责任，也肯定感到自己更有力量了，实践证明了一切，实践给了他更大的力量。五年后的“三十万言书”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

    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

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最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

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

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

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我觉得对于文艺性质是形式主义的理解，那只有压死生活

内容而已，对于作品底内容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解，那只有排除历史内容而已。总

的结果就把人民把工农兵看得很简单，把他们的痛苦，要求，和斗争简单化以至庸

俗化了，实际上是造成了在创作上轻视人民的感情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被在表面

意识上为人民服务的强烈的义务感所支持的。（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

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新文学史料》

1988年第4期）

听到文艺人亲口道出的创作上的焦虑和苦闷的同时，胡风还了解到不少延安等解放区的“黑暗面”。在沈阳，胡风见到萧军，谈话中，这个东北汉子几乎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他实在有太多的委屈和牢骚，延安整风时期，他因为替王实味说过几句公道话，而弄到不给饭吃自己开荒种地的地步。后来来到东北，主编《文化报》，又因为写过或发过一些所谓“诬蔑苏联”的文章，而遭到东北局的公开批判。在《七月》上发表过诗的李又然来看胡风，他谈到延安时曾给党写过一封长信，想不到因此遭祸，被拉出去假枪毙，还在公安局关了好几个月（梅志《胡风传》，页554）。胡风还从复旦学生陈绪宗那里了解到王实味挨整的情况，陈说他开始时同情王实味，王的《野百合花》中的“碰《碰壁》”即是针对他的《碰壁》而发，稍后，王震发现那是反革命思想。胡风偶然遇见了老朋友吴奚如，吴是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人，重庆时他从以群手中横刀夺爱，周恩来怕对党影响不好，曾委托胡风从中斡旋，但吴我行我素，却也从此失去了周恩来的信任。吴随后来到新四军，皖南事变后赴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了一句：我们搞文学的是要有个立场，因为现在不是抗日吗？真正的革命者一听就能听出他企图以民族话语取消革命话语，所以，朱总司令怒斥他“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陈晋《文人毛泽东》，页23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座谈会后不久，就宣布对他进行审查，说是有“特务嫌疑”。吴不服，当众宣布退党，最终被罚劳动，自种自食。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见刘长鼎、陈秀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下册，页246，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吴还向胡风谈及“七月派”诗人田间，说他也曾被整得很苦。

大约是早已知晓胡风与周扬的恩恩怨怨，他们很多人都特别提到了在延安炙手可热的周扬。胡风在“左联”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站在鲁迅阵营，而与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结怨。1939年，周扬委托来渝的董必武带口信，邀请胡风去延安鲁艺做中文系主任。周的邀请出乎胡风意料，但他还是婉言拒绝了。他说：“延安人才济济，何必请我去呢？”董必武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胡风回忆录》，页165）或许正是因为此次谢绝了周扬的美意，所以，来自延安的传闻说：胡风不去延安，是因为周扬的关系。丁玲与周扬也有解不开的恩怨，她领导的“文抗”与周扬主持的“鲁艺”，一个倡导“暴露黑暗”，一个主张“歌颂光明”，闹到严重的时候势同水火，不通往来。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天蓝也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的情分（梅志《胡风传》，页552）。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泽东说它好，周扬是错误的，又由江青、艾思奇、萧三向宣传部作出保证，这才得以正式出版。胡风根本想不到，丁玲作品的出版，也竟然那么难。吴奚如谈话中也提及周扬，说他在鲁艺整风时骂人打人。还有一种传闻：“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三十万言书”）。在北平，孔厥送来他的《新儿女英雄传》，由此又说到周扬，周号召写长篇，于是不问内容，抢着出版长篇。

更严重的是，胡风还听到了不少关于他个人的传闻。这些传闻或指向党的文艺领导人对胡风的怨恨乃至敌视，或指向胡风理论有问题、态度有问题甚至政治有问题。到沈阳的第二天，来自华东的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据谢反映，华东文化人几乎全听说过：胡风有政治问题。陈绪宗几次来谈，断断续续告诉胡风：有人因萧军而对他产生误解，他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他固然有原则性，却固执己见，不易接受别人意见。在华北，王任叔同胡风谈到香港的批判，善意劝戒他“应该扩大些”（《胡风日记》），大约是要他多和各方面人士接触。又提及胡风的党籍问题，王劝他索性加入民主党派。住在北京饭店，聂绀弩夫人周颖来闲谈，说到吴晗、田汉对胡风的攻击。冯乃超向胡风透露，乔冠华说过：胡风的态度恶劣得很。这指的是胡风抗拒香港的批判，绝不作自我批评。李亚群曾是1942年胡风在桂林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时在《人民日报》工作。他来找胡风谈话，指明了他的许多缺点，诸如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性，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等等。胡乔木写信给胡风，“日记”未记内容，只说“官架子十二万分”。文代会期间，来自东北的侯唯动来看望胡风，胡风虽曾发过他的诗，还与他多次通信，但这是第一次见面。侯也向胡风谈了些创作上的困难。侯返回沈阳，刚通过的入党资格被取消，据说他犯下了自由主义的错误，主要是看望了他过去的老师胡风。此间，胡风还吃惊地了解到，“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甚至，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三十万言书”）。

                                             二

从香港到东北，从东北到北平，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就等着开第一次文代会了。胡风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心情是复杂的。给友人的信中，他说，“这时代，这祖国的人民，是到处烧着圣洁的烈火的”，他没有理由不“身心愉快之至”（《胡风全集》第9卷“书信”，页250，页66）。但是，他的心头分明有了阴影，那些庸俗的文艺理论，那些庸俗的文艺领导人，还有自己所遭受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这些都让他感到很沉重。5月30日致信路翎，胡风便道出了自己文艺上的苦闷：“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在胡风那里，依然存在着一个政治与文艺相对分开的模式，这个模式主导了他一贯的理论思维，而现在，这个模式又规范着他观察新现实的方式。政治现实是美好的让人振奋的现实，而文艺现实却是庸俗不堪教人窒息的现实。嫉恶如仇并且爱憎分明的胡风，就这样非常容易地分配了自己的感情，爱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这个伟大时代的美好政治，而恨则给了那一小撮庸俗的文艺领导人，给了由这一小撮庸俗人所导致的庸俗的文艺现实。他无力省悟这样一个事实：正在胜利展开的政治，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文艺即政治，毛《讲话》的真义全在于此。顺便说一句，毛和党从来就不曾说过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两个问题，由此看到，胡风研究者所研讨的“一个文艺问题或思想问题何以一步一步变成了政治问题”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原本就不存在的伪问题。

文代会正在筹备之中，但胡风时时有被人排斥的感觉，联系一路上听到的有关自己的传闻，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周恩来嘱咐他到北平后与周扬等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但就在他到达北平的前一天，旧文协由上海移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公布，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来，他一直是旧文协的负责人之一。似乎许多事情都绕过了胡风。4月15日，由茅盾主持召开文协筹委会会议，会上宣布即将创办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并任命编委，胡风在三位编委中名列首位，另两位是茅盾和严辰。胡风对这个任命感到很突然，因为事先并没有人征询过他的意见。他不能不抱有抵触情绪，没有接受这个任命。随后，胡风的消极情绪有增无减，他又拒绝参加国统区文艺报告的起草。报告起草完毕，也让胡风过目，他看了，十分生气，6月9日的日记记有这样一句：“看了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报告草稿（铅印的），主要是对我的诬蔑。”不仅是对起草报告，便是对这个文代会，胡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4月26日给路翎的信说：“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5月7日致方然等人也说：“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到实际里面去接触。”取消极的态度，下决心与那帮人不合作，这在胡风乃是唯一的进攻方式。实在不行了，还有最后一种进攻方式，那就是上书，为党“清君侧”。 

胡风毕竟缺乏政治敏感。他“毫无兴趣”的这个文代会，实质上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盛会。党为这个非同小可的会已经谋划很久了。1949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3日，毛泽东从西北坡出发“进京赶考”。而在“进京赶考”的前一天，3月22日，文艺界一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已经开过。这是在京的文协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的联席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党的指示，作出召开文代会的决定，并当场推选筹委会。郭沫若当选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胡风亦在37人的筹委会之列。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对这个会议进行报道，阐明召开文代会的目的在于，“适应全国革命形势与革命任务的需要，团结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建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

7月2日，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场主席台后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前端上方中央，挂着由毛泽东、鲁迅侧影像和六面红旗构成的文代会会徽。各系统、各部队赠送的四十余幅锦旗并排挂在台上，上面赫然绣着一句句祝辞：“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会场后面中央，置放着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主席台上，端坐着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等领导人（参见李辉《文坛悲歌》，页37-38，花城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为此次盛会发来贺电。贺电在前一天已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筹委会的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届大会主席团的总主席和副主席。而且，大会期间，三人一人一个上午，各作了一个报告：7月3日，总主席郭沫若作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7月4日，副主席茅盾作国统区文艺报告，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7月5日，副主席周扬作解放区文艺报告，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三足鼎立，三人一台戏，大会的主要报告差不多全在这里了。

三大报告最终完成了新中国文艺的空间建构，价值鲜明地画出文艺的政治地理图像。国统区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但久在黑暗中，难免不受影响，再加上党有时为环境所限而鞭长莫及或力不从心，这反压迫的革命文艺总体上就不是那么革命了。而以延安为首的解放区，则完全是另一个中国，彻底的革命性使解放区的文艺早已大众化，从延安到北平，乃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解放区的“人民的文艺”，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好体现，实为新中国文艺的“样板”。这两个空间里的文艺，甚至不用比较，就能确定它们政治价值的高下。茅盾和周扬一人勾画了一个空间，郭沫若总报告之“总”即是进行空间整合，这个整合从标题就可观出其价值取向，整合的结果果然是“一边倒”，解放区“人民的文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放大了看，文代会也就是要作这样一个整合的工作，从而为新中国文艺立法。经典的当代文学教科书，每每喜欢说此次文代会乃是两支文艺队伍的“胜利会师”，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胜利会师”确实不假，但短暂的“会师”之后，绝不会是两支队伍的平行发展壮大，就像历史上多次军事会师一样。

草稿阶段就被胡风视作是对自己“诬蔑”的国统区报告，最后并未按胡风意见作出修改。7月4日上午，清瘦的茅盾在怀仁堂作报告。大约是早料到了这个报告的“震动性”，报告最后还有三则“附言”，就起草情况作出解释，其中特地提到“胡风先生坚辞”。不像第二天周扬的报告，一气到底，洋溢着欢天喜地的颂美，茅盾的报告要黯淡得多，尽管它看似贯串着“一分为二”的辩证精神，但对于国统区文艺的批评明显的分量更重。这些批评集中一点，就是国统区作家因环境限制不能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不能改造自己的思想，最终不能使作品大众化。报告就创作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胪列国统区文艺的错误倾向，具体到胡风派，报告专列一小节，不点名地展示了胡风派主观论的错误，仍旧封它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报告强调，“关于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茅盾报告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坐在怀仁堂的胡风理应听得很明白，茅盾根本就不是代表茅盾，也不是代表主持报告起草的胡绳等香港派，他代表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思想，应和着主席台上的那句标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胡风肯定没有听得很明白。但他说：“我是冷静地看明白了：这个听说是以胡绳同志等为中心所改写的报告，骨子里几乎主要是以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为对象，而且是把问题底本来内容简单化了甚至歪曲了以后再加以论述的。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底主要障碍，原来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三十万言书”）。胡风还是不能听得很明白，他似乎仍然把怨恨指向了胡绳等香港派。放长来看，更能看出胡风真的没有能力看得很明白，一个看得很明白的人，当然不会贸然上书。事实上，会议期间，胡风就多次私下与人交流过对报告的不满，甚至还上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当然，越来越严重的消极情绪阻挡了他进一步的动作，以致自由发言时多次被点名讲话，他也终于忍住了。周扬亲自邀请过，他没有讲；丁玲要他讲，还说什么：你应该说说话，解放区有许多青年是爱你的。他只是感动得直落泪，却还是不讲。想不到翌日丁玲开讲，说有些人为自己流泪，那是个人主义，丑得很！

没能听明白的，自然不是胡风一人。几乎所有来自国统区的人，都没能听得很明白。据胡风回忆，“报告在大会提出后，国统区的代表们中间哗然了起来”（“三十万言书”）。他的日记7月11日记有：“李亚群来闲谈了一会，对国统区报告不满”。冯雪峰也是很不满的一个，属于胡风派的那几个人，像阿垅、路翎他们，更少不了意见。弄到这个地步，大会几乎难以开下去。但7月6日，周恩来不失时机的来了。从下午二时半开始，周作了长达六小时的政治报告。报告进行至7时20分，毛泽东突然来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代表们热烈地长时间鼓掌，并忘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胡风这一天日记载：“报告到五时过，毛主席来，全场欢呼，他讲了几句话”。确实，毛只讲了几句话：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

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

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

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

们欢迎你们。（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

看似即兴，其实经过了精心的雕琢。像“革命”、“人民”几个宏大的语词，不虚假，有沟通，还煽情，就很讲究；由“我”变化到“我们”，如古人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更只有毛这样的文章大家宣传大师才做得出。毛讲完了，全场更长时间更热烈地欢呼、鼓掌。很快，周六个小时的报告也结束了，忽然兴奋地说：“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与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同上）。全场又是一通高呼“毛主席万岁”。郭沫若总主席又一次站在麦克风前，同样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承周副主席给我们作了六个钟头的报告，又承毛主席亲自来参加，来指导我们。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接着，郭表示完全接受周副主席给大会代表的整个指示，表示要以最大的热忱做毛泽东的学生。忽然，郭的声调变得更为高亢起来：“让我们最后高呼几个口号”。这位年近耳顺的浪漫诗人，以高唱过《女神》的热情，振臂领呼：“一切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创造人民的文艺！”“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参见李辉《文坛悲歌》，页55-56）

胡风也一定同全体代表一起忘情高呼他不太习惯的口号。他们很多人都很感激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是他们救了场。胡风回忆说：“楼适夷同志来看我，责备我不该不提意见，说会几乎开垮了，要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出来才挽救了回来，使党受到了太大的损失，说着就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他这单纯的热诚也使我感动得流了泪。”（“三十万言书”）

                                                 三

7月19日文代会闭幕，随后是文联和文协的会议。新文联的领导班子业已选出，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仍旧是文代会的三巨头。又选出常委21名，委员87名，胡风被选为委员。也就在文联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会上，胡风被选为政协代表。7月23日，新文协宣告成立，茅盾为主席，丁玲和柯仲平为副主席，胡风在文协的地位较之在文联明显地升了一格，他是21名常委之一。24日，文协继续开会，执行主席艾青“突然袭击”，指名要胡风“自由发言”。这一刻胡风终于没能忍住，积累多时的怨气稍有发泄，他说：“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梅志《胡风传》，页564）“不敢说什么”的胡风其实已经说了什么，他的态度已经公开化。几天后，和丁玲喝茶聊天时，丁玲就直言不讳谈到他的“态度问题”。党在乎的就是“态度”，这样的“态度”肯定失去党的信任，但胡风不懂。文代会期间，冯雪峰向胡风谈到：周总理审阅代表名单时，把胡风的名字划在“左”一类。冯是在劝胡风放心，而胡风早就很放心，因为他一直相信：“党是基本上信任我的，这用不着新的证明，但文艺上的负责同志对我却一定是抱有敌意的”（“三十万言书”）。或许正是因为有党这个“底牌”在握，胡风才敢不时地露出一点“态度”。而且这个“底牌”，不到关键时候，胡风还不会轻易地打出。

8月2日，胡风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又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1949年余下的日子，他都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都城度过，这依然是一些交织着亢奋与失意的日子。参加了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一种宏大的幸福感罩住了胡风，他的诗情也在燃烧。11月6日，古都初冬的寒冷里，胡风燃烧的诗情终于喷薄而出，他开始写《时间开始了》。11日夜，第一乐章《欢乐颂》一气呵成。宏伟的结构与咆哮的气势里，奔流着如宗教徒一般狂热而又清澈的情感。胡风身体力行，断然否弃了“东方红/太阳升”这样的“民族形式”，他的“颂体”灌注了交响乐的气韵，又欣然采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祖国，人民，领袖，三位一体，而领袖又分明凌驾于祖国和人民之上：“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嘲笑胡风的真诚与激情，很容易也很浅薄。他代表了亿万人民的“集体意志”，他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李慎之当年也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曾说过，他不喜欢胡风，但单凭“时间开始了”这五个字，胡风便足以让人五体投地。

日记里留下了许多他在诗情的燃烧中不能自持的情状。11月17日：“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顶礼！/格拉齐亚啊，你永生在我心里！”18日：“昨夜自二时醒到五时，对着窗外的星星。”19日：“心里唱着一支小曲，第二乐章的情绪凝住了似的。”20日：“疲乏之至。/五时，听无线电的一支情歌，写出了甜美的《黎明》一节。”23日：“上午，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24日：“续写《赞美歌》。上午，非常激动，终于把难关冲破了。”大约是激情的过度燃烧，挥洒诗情的同时，先是痔疮，再是咳嗽、头痛和腹泻，许多的疼痛袭击他，但他的眸子依然纯净，他的诗情依然清澈甜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他一口气写了四个乐章，三千八百行。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这首诗是一场热病”（11月29日致路翎），又说：“时代是伟大的，人民是伟大的，祖国是伟大的，暖起我们这一点可怜的血温吧。”（1950年1月18日致绿原）

这一系列的乐章，竟然是在一场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漫长的等待中完成的。滞留北京，是上面的意思。大约上面觉得，胡风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解决的时候了。10月27日，在朋友的怂恿下，胡风给周恩来写信，提出见面要求。但他信赖的周恩来并未在日理万机之余满足他的要求，直到整整一个月后，11月27日，胡乔木来了。此时，《欢乐颂》已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二乐章《赞美歌》（后改为《光荣赞》）也已经写完。胡乔木首先肯定了胡风多年来对党的事业的真诚追求，又说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但这个不同还不是“庸众”之见。最后奉劝胡风：脱离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胡乔木前半段话里的肯定和赞许，居然能让胡风大喜过望乃至浮想联翩。11月29日致路翎信说：“派人来说了一些意外的话，在力量上给了最高的承认，但在‘理论’上还有问题。这变化，我想是因那首诗促进的。我想，我迟早得住北平的。”

诗情高烧下的胡风，似乎业已膨胀起来了一个无限浪漫主义的主体，他突然感到自己拥有了空前伟大的力量，自己甚至是别人无法战胜的。那首几乎是直接献给毛泽东的颂歌（《欢乐颂》），毛看没看都还是问题，但在胡风虚幻的想象里，这首诗竟然能神奇到改变最高层对他的看法，进而改变他的命运，从此以后，他可以在首善之区我行我素，呼风唤雨。而胡乔木代表最高层所传达的“与党不同”、“脱离共产党”的意见，胡风依然充耳不闻，丝毫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致命性。

理论家的胡风一向相当看重“作品”，他重庆时期一眼相中路翎，并倾注大量心血栽培路翎，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个年轻人的“作品”与他的理论是一致的，凭借路翎的“作品”，可以证明胡风理论的“正确性”乃至实践性的力量。时间开始了，胡风在失落与焦虑之中，总想到自己的这几个小兄弟，并敦促他们“拿出作品来”。在胡风的美好盘算里，拿出好的“作品”，就可以冲破“坛子”上的庸俗和沉闷，也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力量。比如，1949年5月30日给路翎的那封信，前面说到文艺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紧接着就说：“问题还是要有作品去冲破它。这作品，要能使那些害人的理论不能开口”。路翎写了剧本《人民万岁》，胡风抓住不放，叫他反复修改，尔后拿到《人民日报》，不发，又推荐给剧团上演，还是不行。路翎又有一个小剧本《反动派一团糟》，胡风还未看过，就鼓励他，认定是一种很好的“斗争”方式：“看情形，文艺上的斗争还得经过长途，这中间，要受得住，要每一工作都更深沉一些。另外，也得做一些应急的工作，如这次的小剧本。短篇，写定了就寄来，看可能发表否。”（10月25日致路翎）路翎果然写了短篇《朱桂花的故事》，还顺利在《天津日报》发表，胡风读了，非常兴奋，立即写信勉励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胜仗。好，这个仗我们要打下去，从黑浪中把这个时代美好的东西显示出来，创造新的生活。”并告诉他：“如有短的，也可寄来给《人民日报》，这是一个应该烧一烧的地方。”（12月1日致路翎）

他的《时间开始了》，固然是产生于诗情的不可自已，但同时也是“斗争”的需要。他要烧一把大火，所以，《欢乐颂》发在《人民日报》，也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对自己的这个大东西，胡风绝对有信心，完全相信它的“战斗力”：

第一（第一乐章《欢乐颂》——引者，下同）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听说臧

诗人（臧克家）碧小说家（碧野）都叫了好。但宠儿们，有些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尴

尬神气。那也好。第二（第二乐章《光荣赞》），除接近的人以外，这里听不到意见。

在天津，是烧起来了的（《光荣赞》1950年1月6日在《天津日报》发表）。------邹

诗人（邹荻帆）就住在这里。第一发表后，没有来过一次。大概已成宠儿了。（1950

年1月18日致绿原）

所谓的“战斗力”差不多全是胡风自己的“虚构”。这个大东西确实在一般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对胡风所谓的“宠儿们”，则未必能有多少“战斗力”。胡风有才，艺术性上颇有一套，“宠儿们”私下或公开恐怕很少有不这么认为的。他们反对的是胡风的思想，这是政治，与艺术无关。有才的胡风愈是按自己的理论写作，愈有艺术性，则愈是显出胡风思想有问题，政治有问题。果然，胡乔木不仅没有被“惊住”，而且很快就看出第二乐章《光荣赞》的思想有问题。对此，12月15日的日记有记载：“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至于第一乐章《欢乐颂》的发表，或许是胡乔木没有盯紧，让胡风钻了空子，或许是因为它歌颂毛泽东，胡乔木不敢不发，无论如何，他那次找胡风谈话的态度和内容，绝不像胡风所想象的那样，乃是“因那首诗促进的”。还是那次谈话，美好的想象，甚至冲昏了胡风的头，他居然把自己的心里话掏给了胡乔木：“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几乎不要想，就断然否定了胡风好心的“耽心”（“三十万言书”）。

那次与胡乔木谈话后三天，胡风似乎颇受鼓舞，又给胡乔木写信，希望解决入党问题。过了些日子，胡乔木第二次来见胡风，告诉他，周总理现在不能和他谈话，但很想谈，等再来北京吧。至于入党问题，胡乔木认为也可以考虑，但他并不“奉劝”胡风。总理不能见了，党的大门也关上了，胡风的问题实在是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胡风过得相当充实，相当快乐。他补写了第四乐章《安魂曲》（后改为《英雄谱》）中的一个小节，约三百余行。后来的“胡风分子”徐放和鲁煤来看望他，他给他们读刚写好的《安魂曲》，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夜已经很深了，送走客人，他还想给上海的爱人M（梅志）写信，但实在太疲乏了，决定明早再写。对爱人和儿女的祝福，他暂时写进了这一天的日记里：“亲爱的M，亲爱的晓谷、晓风、晓山，/祝福你们！/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