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石家庄汽车票:读《南渡北归》，看“胡傅汪”的“三角关系”以及傅家下场

读《南渡北归》，看“胡傅汪”的“三角关系”以及傅家下场    话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大员及时到北平来“接收”。北平四中是被“接收”的“重灾户”。先是大操场挤满了接收来的大卡车，同学们失掉了体育活动的场所。因无人看管，各色人等盗拆器件，卡车全成了废品。几经请求，卡车拖走了，操场又改作炮兵阵地，伐掉周边大树，挖地窖（装炮弹）、陈列百门野战炮。部分学生宿舍改作国民党伤病员的暂时安置房……，一言难尽！    凡此诸事或可谅解，而后 1945年11月30日，俨然以“抗日英雄”自居的傅斯年。当他即将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之际，在昆明发表谈话，说“伪北大之教职工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工职。”学生吗，也要经过“甄别”方能认可。    嗷，人们看透了，昔日之投降派，今天竟然以“老子抗战有功”，叱咤天下，打击一大片，怒火之烈，可以想象。你们这些“劫收”大员原来就是这么看待沦陷区的师生啊！一时怒声鼎沸，痛骂 傅斯年这个“投降派”！他 积怨积恨太多了！     骂的冤枉吗？     纵观傅斯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其实他时时刻刻都不忘捞取政治稻草。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    1934年秋，胡适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尽管遭到自己的学生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开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国家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 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　　傅斯年呢，“五四运动”担任游行总指挥，成为“造反派”的头目，风云一时。不久感到“造反派”终非长久之计，于是退出学运，去听胡适的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并配合傅创办了《独立评论》。    当胡适被众人口诛笔伐之际，傅斯年却在背后为他辩解。傅听从胡的话缩回书斋。胡无意中得到一位幕后保护者，自然十分感激。    傅斯年本人，游历欧洲七年，却什么学位帽子也没有弄到，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对此，胡适有一段时间不理解并对傅的“不争气”表示过不满，但傅却表现得很坦然，他与陈寅恪都表示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追求学位而学习。尽管如此，没有博士学位总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后来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会什么，凭什么当所长？等等，其实就是对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种嘲讽。    鄙人读过傅斯年《山东部分农民的生活》的散文，毫无风趣，远在鲁迅、巴金之下。所谓“考古”不过是拾瑞典科学家 安特生的牙慧。岂料在台湾他却成了“香饽饽”。    1948年，傅斯年感到在大陆树敌太多，只好逃去台湾。人们的积怨难以发泄。及至“文化大革命”之际，不少善良人受到冤枉（鄙人在其中）；对于傅斯年，对他本人冲击不着，难免对他的家族出气。以至于“家破人亡鬼吹灯”，颇感惋惜。不过按我国人的习惯：“除恶扬善”，犹重于除恶，且除恶往往过火。傅姓同族的冤枉，也只能算是吃了傅斯年的“挎捞”而已矣。    《千字文》有言：“祸因恶积　福缘善庆”，此之谓也！　-----------------------------------------------------------------【说明】本文事例，主要摘自《南渡北归》、《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