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体制造成道德灾区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在中国社会已耳熟能详。尽管起源于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经验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县或山西一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

　　陕西智障奴工事件，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如今再提这一问题，似乎再难激起当年那样热切的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大家义愤填膺，但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更多的是无奈、疲惫乃至麻木。一边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一边是无动于衷，有时甚至沆瀣一气的官员。凡是对中国社会不陌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做成一件好事真难！

　　这个结论，其实是中国权力体制和道德状态的必然结果，智障奴工也恰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历可以概括为政治集权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集权政治扼杀道德自主，独立道德人格的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臣民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不以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见长，多数人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只有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少数士大夫，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

　　经过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芸芸众生个个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更何况，造成浩劫的权力体制仍在若无其事地运行，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判断投下巨大阴影。它向人们昭示：在道德是非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在犬儒思维盛行的当今社会，发生不把人当人的智障奴工事件是十分正常的，不发生才不正常！

　　作为诡辩论的一支，“犬儒”的原意是人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也无所谓对错。这种消极厌世哲学，本来只是在专制社会压抑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愤世嫉俗，甚至是对道德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是，一旦蜕变成不把人当人的工具主义，就极易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

　　智障奴工，就是人被工具化的一个极端例子。本来，劳动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市场原则坚持自愿交易，是出于对劳动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换言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力或价值，但远不是人的惟一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将作为人的劳动者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力，否则就扼杀了人的内在价值。奴隶制的罪恶在于扼杀奴隶的道德主体性，将具备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人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黑砖窑主则比奴隶主更加卑鄙，因为奴役一个正常人原本更有利可图，但是之所以选择了智障者，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力缺陷，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用工具主义的语言表达，智障者是总体上更“好使”的劳动工具。

　　然而，漠视人的内在价值、把人降格为工具不也正是整个权力体制的本质吗？在权力体制下，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充分利用聪明才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这个体制及其造成的依附关系，上下级都恢复正常人性，那么下级断无自我贬损人格之理，上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资源和底气。

　　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道德堕落、是非模糊、犬儒盛行。因为不论对错，权力就是一切；道德人格和独立判断则成为争权夺利的障碍，坚守者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放弃，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一旦国人眼里只有权力，“人”就彻底消失了。

　　权力使人腐败，腐败的诸多特征中有贪婪、冷酷、麻木。无所不在的权力体制，已经将道德腐败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格尊严的普遍漠视早已造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悲剧。黑心贪婪的砖窑主自不必说，那些推诿塞责的官员又何尝不是权力体制下的牺牲品。试想，假如上级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还敢这么无动于衷吗？权力体制已经毒化了国人的道德人格，使之在浑浑噩噩中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常识。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对自己的道德状态有所警醒。不要以为道德与制度和自己无关，诸如智障奴工等人道主义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制度坏死、道德泯灭了，下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足以毁灭自己亲手创建并赖以生存的环境。看看时下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各种事故，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我们漠视自己和同胞的内在价值、把他人仅仅作为牟利工具造成的吗？

　　要恢复国民的道德常识，根本在于打破既有权力体制，建构现代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其实，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是与生俱有、不可泯灭的，只是在权力体制的毒化下被贪欲和懦弱长期埋没而已；一旦摆脱了权力体制的束缚，国人的道德状态自然回归正常。

　　从舆论对奴工事件的反应来看，今日中国社会也并不缺乏道德情感，所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化为制度力量的渠道和勇气。只有打破权力体制长期造成的惰性和懦弱，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迫使政府对自己负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障奴工事件所体现的政府不作为问题。

　　事实上，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站出来行使公民的权利，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和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员一样是不作为者，多少都要对诸如此类权力体制造成的道德灾难承担一份责任。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财新传媒法学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