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早餐价格: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4 席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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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专 题

从一元化领导的体制看,虽然党中央多次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而实现的。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也不可能制定明确的条例,使各方面工作各得其所。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的状况,在当时“一切服从战争”的前提下,从现象上也看不出有多大弊病,人们习以为常。
再从党的组织原则看,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财之一,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即使规定了党领导一切,应该是指党的集体,即各级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原则贯彻得好,也能避免许多失误,不致出大问题。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同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有关,而与一些可能助长个人专断的成文规定和不成文惯例,也有很大关系。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个决定虽然规定了书记处的性质和职权范围,但在根据地分散的战争环境,政治局会议不可能坚持按规定每月召开两次,书记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赋予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权”,也就越来越扩大。
集权体制同个人“最后决定之权”相结合,造成了领袖独断的可能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领袖的个人素质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往往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当领袖能够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反映人民的愿望,执行人民的意志时,事业就胜利发展;反之,事业就要受挫折,遭失败。纵观中共党的历史,即能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