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金色龙湾:波尔布特传(下)

第十九章 另一个时代的开端

越军攻占金边，新政权宣告成立，它被外界称作傀儡或者越南的卫星国，大批柬埔寨人逃往国外，成为难民。尽管面临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新政权还是没有忘记设立一个法庭，以灭绝种族罪缺席宣判波尔布特等人的死刑。

1979年元月6 日的金边，除了一些特殊部门外，撤离的消息开始传达到每一个人，要求是按照政府的布置有组织地撤离。但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车辆、人员的集中都有很多困难，结果造成了很多人脱离或失踪。6 日晚上，炮声已经响得很厉害了，有些人冒险私自逃离了金边，他就是这天晚上从金边离开，先是到了郊外的一个亲戚家，后来又辗转到了磅士卑省。省里原来住的一些“新生者”们很多都在炮声中逃散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根本没有人管，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元月7 日的金边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没有抵抗力量的城市，惊慌失措的柬共领导者们根本没有想的越南人会来得那么快，没有来得及组织哪怕形式上的抵抗，甚至连大批珍贵的档案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当天，越军在炮火的和飞机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道，占领了金边。

本来就缺少居民的柬埔寨首都，因为越南军队的到来，人们仓皇撤走，又成了一座空城。至少在头一个星期里，除了穿越南军装的人外，很少有其他人出现在坦克林立的金边街头，更谈不上平民百姓了。

在其他地区，越南人快速向柬埔寨的纵深地区推进。在有的省、区、合作社，干部们突然一夜之间不见了，原来部署在附近的军队也一下子消失了。

人们一开始尚还难以习惯这种取消了严格管理的生活，但仅仅一两天之后，他们便意识到了什么，一方面为越南军队即将到来忧心忡忡，一方面开始不受任何人管辖地离开抛洒了他们辛勤汗水的村庄田地，寻找亲属、朋友。

数十万人如同当初他们被疏散到乡下时一样，又开始扶老携幼，背包挑担，踏上了漫漫征途，只不过方向刚好完全相反而已。数十万人的又一次大迁徙，足有上千人因为疾病、饥饿和劳累，死于返归家园途中。

1979年元月7 日，成为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分界点。

根据许多柬埔寨问题研究者们提供的资料，越军在占领湄公河东岸之后，曾打算隔岸而治，像过去柬埔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扶植一个亲越政权，然后再走政治解决道路。但是，由于军事上的进展非常顺利，使得战争的决策者们很仓促地下决心跨过了湄公河。

但是，按民柬正式文件的说法，越南出兵的目的是志在必得，就是要“速战速决”地攻占金边和整个柬埔寨。越南当时出动的兵力与民柬军队的比例是六比一或七比一。如果当时民柬的军队是10万人的话，那么，越南投入的兵力就是60到70万人。

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是为了掩饰民柬军队兵败如山的窘境。他们认为，越南当时出动的兵力是20万人。

为了配合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政治方面面出现了一系列的举动。

元旦当天，“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公布了“目前解放区的8 项政策”。它宣布，彻底废除波尔布特- 英萨利把人民分作三类的作法，任何人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人民可以返回自己的原籍生活；废除原来政权的所有组织和秘密组织，建立“人民自管委员会”；经济上许诺保证人民的吃、穿和耕地；对伤兵和有功人员实行照顾；建立幼儿园和小学校，开展扫盲；所有人都可以在解放区自由往来；保护信仰自由；欢迎在波尔布特- 英萨利政权中任职的人员加入救国阵线；对俘虏等人实行宽大政策。

“八项政策”的核心就是采取与过去民柬政权基本相反的政策，赢得民心。

在越南军队攻占金边前两天，即元月5 日，以韩桑林为主席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召开了一次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KAMPUCHEANPEOPLE’SREVOLUTIONARYPAR-TY）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政治上要达到的目的在于，当金边和其他的柬埔寨领土被攻占之后，其胜利者将以这个组织机构和其领导下的军队的面目出现，而非由越南人出面扮演占领者的角色。同时，这个举动也似乎向外界显示了，在民柬政权和接着将要成立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期。

这些天里的“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是相当繁忙和兴奋的。在连续拟发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公告”之后，元月7 日，即越南军队攻占金边的当天，这个阵线的中央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号召书”。眼看金边已经到手，越军在各地的进展顺利，这份全是口号似的文书高喊“良机已经到来”，号召人民团结在阵线的救国旗帜之下，直至民柬政权彻底失败。

这份“号召书”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个称作“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宣布成立。在发布的新闻中，这个委员会称：1979  年1月7 日，柬埔寨革命武装部队和人民完全解放了首都金边并控制了全国。为了按照柬埔寨各族人民的意愿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和管理这个国家，因此成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这个后来更名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这政权被西方称作越南政府的傀儡或卫星国。

分析一下这个政权人员的组成是很有意思的。从政治倾向上看，它实际上是柬埔寨社会几十年各个政治派别的混合体，其主要人员基本上都是原来民柬政权的中高级官员或军事指挥官，比如担任主席职务的韩桑林（HENGSAMRIN）、外交部长洪森（HUNSEN）和担任内政部长的谢辛（CHEASIM ），他们或者是因为担心被关进S-21，或者是同波尔布特有政见上的分歧而逃往越南或退出民柬，另组政党；第二类人物是从40年代起就在越南生活、并参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老战士，如新闻文化部长高占达（kEOCHANDA ）；第三类人物是致力于柬埔寨社会民主运动的老社会活动家，并非共产党人，有的曾在西哈努克政府和朗诺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如任教育部长的姜万（CHHEANVAN ）教授和任卫生部长的努本（NUBRNG）博士。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新政权中，有一个年仅30来岁的青年政治家、担任副主席和国防部氏的宾索万（PENSOVAN）。据说起用他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和新建立的“人民党”（CAMBO-DIANPEOPLE’SREVOLUTIONARYPARTY ）总书记的目的，在于培养下一代的年轻领导音，但没想到此人在新政权中落落寡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开始培植个人势力，走独立路线，于是，在1981年遭到撤职清洗。在隆隆炮声中仓促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政治观点混杂的政权，被事实证明是短命的。实际上，这个一开始被称作“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刚刚在狼藉遍地的政府大楼里摊开文件夹，就有人不满越南军人在柬埔寨领土上的作为和长期“保护”的战略，拂袖离座而去。像姜万等人不仅辞官不作，而且还参加了反抗越南人对柬埔寨占领的抵抗组织，成为“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的副主席（主席为西哈努克时期的前总理宋双）。到1983年，这个政权的权力逐渐向前民柬官员们集中，后来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

新政权上任伊始，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一项决议：在金边市中心修建一个“解放碑”，纪念在1979年1月7日把柬埔寨人民从民柬政权的严厉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被涂成红色的纪念碑竖立于金边城南，与王宫遥遥相对。此后多年，虽有人多次提出这个碑实际上意味着越南对柬埔寨领土的占领和征服，应当予以捣毁，但终没有成功。至今，它作为金边的一个特殊景致，默默地为这个多难国家的一段历史作着注脚。

新的金边政权开初的日子，是相当谨慎的。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政治和经济上加码，千方百计地赢获民心。随着人们逐渐返回到金边和一些城镇，荒芜已久的市场开始有了人声。新政权派人到老市场的附近贴告示：恢复市场，市民可以自由交易。开头几天，人们只是试探性地到这里来看看，后来就有人扛了水果、烟，蔬菜到市场，再后来，这里成了人群熙攘、喧声不断之处，沉寂的城镇开始慢慢恢复生气。与此同时，学校开始重建，准备招收新生；民柬时期的医院，由于片面强调发掘民间医药遗产，基本上不使用西医治病方法，就地培养的乡村医生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新政权没有正式取缔民柬的医疗系统和制度，但已开始恢复和引入西医，并在金边建立一家综合的大型医院；过去“新生者”不能自由走动的戒律开始被打破，人们怯生生地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狂奔，他们好久没有获得自由奔跑的感觉了。集体劳动、集体吃饭的制度，一度被看成是民柬实行合作化的基本政策，越南人一来，人们开始退回到自己家中，重又拿起生锈了的工具，返归到古老而有效的家庭式劳动方式中；一度被禁止的宗教活动逐渐冒头，人们看形势一宽松，便偷偷地进入到寺庙里，朝着落满灰尘的佛像和神龛拜上几拜，说一些久违了的佛事语言。新政权对此没有禁止，但也决没有鼓励，后来干脆规定，进行宗教活动的人，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

随着大规模战事的平息和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逐渐恢复，人们开始重新鼓起勇气，尽力去捕捉和感觉生活的光亮。

但是，新政权面对的问题是相当艰巨的。

由于自1977年底就开始的越、柬之战，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地区的庄稼根本没有耕种；越军1978年的进攻，人们四处逃亡，即便是种下了的庄稼也没有人收割，这导致了1979年的严重饥馑。从我收集的录相上可以看出，大片大片的田地成了荒野，人们扶老携幼，从大路小道上匆匆而过，许多人由于饥饿，走着走着就倒在了路旁，再也没有起来。家人们或者亲戚木然地在一旁守候一阵，掉几滴泪，甚至无力掩埋，只找一些树枝盖一盖尸体，就又上路了。有一个让人掉泪的画面，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小孩坐在已经饿死的母亲身旁，哇哇大哭，用手拼命摇动逐渐僵硬的身驱，想让沉睡中的她醒过来。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永远不可能苏醒了。

新政权虽然作出了种种许诺，可是，要让它们变成现实，靠它的努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这个国家的通信、电力、医院、学校、灌溉系统等等，基本需要重建，而新政权立足未稳，它自身的生存尚是问题，又如何可能解决问题成堆的国计民生呢？到1991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始之际，这个国家与外界的通信基本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军队装备了陈旧的报话机外，一般老百姓根本谈不上什么电话电报通信。从北部地区写一封信到300 公里之外的首都金边，要耗时一个礼拜，超过了步行投递邮件。

从1970年开始的抗击美国和朗诺集团的战争，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便是大量的地雷，随着新政权上台而同时开始的抗击越南侵略的游击战争，又在过去的地雷层上建立了新的雷区，每一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于伤于雷炸和炮击，以及各式各类的武装冲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在长期的战争和动乱中失去了亲人、朋友。在有的地区，成年女人中寡妇的比例高得惊人：有三个寡妇，才有一个有丈大的女人。

由于国内的严峻生活状况，许多人开始踏上了离开柬埔寨、到相邻的泰国谋生的道路。过去被封锁得很严的这条边界，在越南人进驻把守之后，反而松懈了许多，对来来往往从密林中穿梭的人，并不怎么干涉。在逃出国的这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是想离开久燃不熄的战火，或者逃避失去亲人后的悲哀；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憎恨在一个外国军队控制的环境中生活。另外，也有的人对新政权宣布奉行社会主义的道路感到不解。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完全没有个性化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像韩桑林这些高级官员，本身就出自于民柬政权，这使人们感到是否会重复过去的生活经历。逃往泰国或其他国家，至少使人们感到他们把战乱抛到了身后，也把诸多痛苦的记忆抛到了身后。到1981年，逃到泰国和其他国家的难民人数达到了40万人之众。

对新政权来说，自1979年开始的掌权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它要听从占领军越南人的指挥，事事处处看越南人的脸色行事，据说每次内阁开会，文件首先是送给越南顾问，然后内阁成员们才可以传看；再者，国际社会对这个由越南人支撑的政权从没有露过笑脸。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对越南这种向别的国家派遣占领军的行径感到愤慨，对此举所包含的战略意图和由此对国际局势带来的影响感到不安。美国和其盟国把越南出兵柬埔寨看成是苏联国际扩张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对此高度警惕。联合国大会上，一片谴责之声。在当年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越南出兵柬埔寨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于11月14日通过了决议，要求越南立即从柬埔寨撤军，让柬埔寨人民在联合国秘书长或秘书长代表的直接监督之下，通过自由的、直接的、秘密的普选，选择自己的政府和政治制度。

这个比较公允的决议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而越南和支持越南的国家则相对孤立。金边新政权在公布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之后，只有越南、苏联、捷克、波兰等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派出了外交使节，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唯有印度承认了金边政权。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你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了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各种政权机构，但是却得不到世界的承认。在人们的眼光里，这个占据了首都的政权是非法的，违反民族意志的。用贴切的中国话来表示，是一个“伪政权”。

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喜欢波尔布特的民柬政权，但是，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由于拒绝承认“伪政权”，于是，仍就认为民柬是柬埔寨合法的代表。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广场上，民柬的旗帜仍同世界100 多个国家的旗帜在一起迎风飘扬。

在过去民柬时期的东部大区里，无论作为区委员还是第四师的副师长，韩桑林都以果断著称。现在，他脱下军装，开始学习作一名政治家，面对乱如麻团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问题，已经不是靠果断就可以解决得了问题了。对一个游击战士和军人出身的人来说，金边会议桌上的文件并不需要付出汗水和鲜血，但它们有时候比战场上的抉择还要困难得多，让人有点不堪重负。有趣的是，韩桑林和好几位新政权的要员的住宅，也像他们的前任们一样，大都选择在独立纪念碑或城南王宫附近，每一天，当他们驱车从住宅到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他们都要看到大街上人们面对越南军人的冷漠的目光，以及人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流露出的复杂的表情，这里面既有普通人的真诚，也有隐藏得很深的怀疑、诘问和不满，甚至僧恨。对此，他常常一次次地闭目. 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极力回避或躲闪越南军队驻扎柬埔寨的问题。

尽管如此，金边为彻底摧毁民柬政权的社会基础、树立新政权的权威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4 月21日，“人民革命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关于审判那些在波尔布特时期对人民犯有罪行的人的决定。

7月28日下午，金边政权负责新闻、通讯和文化部的委员、法律委员高占达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在金边成立审判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的灭绝种族罪行的人民革命法庭的法令”。他在招待会上说：这次审判“首先是为了动员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努力巩固人民政权，保卫一切革命成果，同时，为了使世界舆论进一步认清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反动的和残暴的本性，由此让人们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只有当前金边的政权才是柬埔寨人民真正唯一的代表。”在这次招待会上，高占达称：在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执政期间，野蛮地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迫使全体束埔寨人民生活在肉体和精神被毁灭的状况里。他们破坏经济、文化和社会设施，导致种族灭绝的危险。

于是，根据国际法中所规定的灭绝种族的罪行，金边政权决定成立一个法庭，对波尔布特- 英萨利集团进行审判，其起诉罪名是：有计划地残杀大批无辜人民，驱赶人民离开城市和村庄，在摧毁肉体和精神的条件下把他们集中起来，并强迫他们从事苦役劳动，取消宗教，破坏经济、文化设施和家庭与社会关系。

以”种族屠杀”的罪名起诉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这个构想是颇费心思的。

为了表示这个审判的公正和正义性，金边请来了几位国际法学家参与审判，并因此把这此审判称之为“国际法庭”。考虑到波尔布特和英萨刊不可能到庭，法庭准备了长达1000多页的起诉书，准备了若干证据和证人，并为这个缺席审判指定了所谓的辩护人。

审判的结果是早就可以料到的：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因种族大屠杀之罪被判处死刑。

由于许多国家认为这次审判是越南人操纵和组织的，因此拒绝予以任何重视，甚至连新闻界都拒绝予以报道。对于美国和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声疾呼越南撤军的国家来说，对越南的侵略行径进行惩罚远比把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带上法庭有兴趣得多。

几乎在这个审判的同时，金边政权将托士楞审讯所S-21作为民柬时期种族大屠杀的展览馆，对外开放。

S-21作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审讯所或监狱，其作用本来只限于法律方面。

但是，由于曾经关押在这里的人中间，有许多是柬共的高级官员，像符宁、索平、宁罗等人，已经是最高权力阶层的人物，他们的历史和经历，他们在关入S-21后的交代材料和供词，无疑透露了大量可以视之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东西。由于民柬政权执政期间所奉行的对外关闭政策，外部世界十分难以了解这个政权的内幕，无法得知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因此，S-21里那些写在粗糙纸上的文字，就成了了解民柬和柬共高层情况的丰富来源，其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极其珍贵。

S-21的主任康克尤和其部下在撤退之时没有将这里的4000  多份供词带走，唯一的解释是撤退过于匆忙。他们很可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到通知撤出金边，而在撤退之前，他们压根儿不相，信越南人会攻入金边。得到这个审讯所及其供词，是越南人和韩桑林的一笔政治上的意外之财，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充分开发利用。占领金边的第二天，一支越军部队的政治指挥官就视察了这个地方，指示部队严密防卫，不得让其中的东西有任何丢失。很快，在波兰受过训练的越南工兵被派到了这里，对这里的“形象”进行改造。这里原本是一所中学，当年的所有教室基本都被一间间地隔开成了牢房。特别是二楼，每个“号子”大约只有两三平方米大小，仅能容一人，上面的铁镣说明有些“重犯”曾被紧紧铐住，连翻身也不容。一楼的部分审讯室里的恐怖是很难用言语描述的，各种刑具和阴森的气氛让人强烈地感觉到这里曾经出现过的可怕场面。根据挂在墙壁上的照片，说是在金边落入越南军队之手时，这里仍有14人被铐在刑具上或关在牢房中，有的早已死亡。

凡是研究柬埔寨问题的专家们，没有一个未曾阅读过有关S-21的资料。对这里发生的故事大致都有所了解。当他们在联合国进驻之后达到金边，身临其境走进S —21的时候，他们都会为一个问题感到困惑：这里的场景哪些是廉克尤的发明，哪些是越南工兵的“作品”？在陈列室里，用人的头骨组合成的一幅巨大的柬埔寨地图让人毛骨悚然，但仔细一看，这里的一切都太有秩序太讲究陈列效果了，反而让人感到这里的不真实。考虑到这里曾被越南工兵整修过，不免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特殊的宣传场所。历史遗迹本应提供的那种浓烈的对过去时日和气氛的感怀，反而得到了削弱。这种印象随着前去参观的次数增多而感觉日深。

不过，对外界来说，S-21仍是一个可怕的所在，人们在看到那些刑具和牢房、血衣、头骨、供词的时候，受到的震憾是很难用言语描述的。我在第二次去S-21 的时候，特别留意陈列室一个厚厚本子上的留言，以外国人的留言居多。这里的一切对来自法制国家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人把这里比作二战时期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把受害者们比作当年的犹太人。旁边的地上，堆放着当年S－21  里悬挂的彼尔布特的肖像和他的几尊半身塑像，每一个都被人打上了大大的叉。在人口处的墙壁上，有人用英语写道：“让这个叫波尔布特的人逍遥法外继续生活在世界上是全人类的耻辱！”（ IT ’ SASHAMEFOROURHUMANBEINCSTOLIVEwITHTHISMANCALLEDPOLPOTALIVE！）

1980年，一个叫安东尼·巴利待（ANTHONYBARNETT）的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学者访问了金边，在当局尚未来得及意识到的情况下，从这里的4000份供词中带走了一部分，其中有一摞珍贵的材料是当年西哈努克政府的大臣、后来民柬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的符宁的供词。1980年5月，这份供词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它被人们看成是所有供词中的典型：是真实历史和半真半假有时甚至全部是临时想象编造的混合物。我前面提到过，在他某页的供词边沿上，他写了一行字：“我不是人，我是畜生！”这显然是他承受不了折磨时的心灵呐喊。1977 年7月6 日. 他在S-21 中被处死。

S-21的存在和它所提供的形象，使人们对民柬时期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贬斥印象，同时，为金边的这个新政权大大的赢了一分。

对波尔布恃一英萨利的“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指责更加强烈。

而乔森潘对此的回答是不屑一顾。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民柬时期究竟有多少人死亡的时候说：从1975年到1977年，由于民柬的“错误”，导致了大约3000人的死亡，而与此同时，乔森潘加重语气说，有3万人被“越南特务”判处死刑。此外，有1.1 万的死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越南人的特务。1980年，乔森潘又对同一个问题回答说：全国有150万人死亡，他们是越南侵略者的牺牲者。

1997年10月、深患重病的波尔布特说：红色高棉时代的确有大批柬埔寨人死亡，但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饥荒，说死亡人数以百万计，那是夸大。他坚持认为，河内的特务是造成人民死亡的真凶，而对他自己来说，则是，“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

第二十章 让西哈努克再次站到抵抗运动的潮头

西哈努克履行他对波尔布特的承诺，在联合国大会慷慨陈词，控诉越南人的侵略，同时也控诉波尔布特给他带来的伤害和苦难。与之相呼应，国内抵抗烽火纷纷燃起，他们在表示对红色高棉极端厌恶的同时、又表示愿意与波尔布特联合抗越。茫茫丛林中。红色高棉又重新开始了游击战. 坚信有一天他们还会打回金边。

在民柬政府撤出金边前的元月2 日，民主束埔寨电台广播了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的政府声明。他提到了越南从1930年至1977年的47年里，越南以各种形式对柬埔寨进行扩张吞并的战略，认为越南是苏联国际扩张主义的傀儡和雇佣军的面目，呼吁“远近朋友在各方面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抵抗越南、苏联国际扩张主义和华沙军事同盟对民主柬埔寨侵略的正义斗争”，并请国际社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阻止越南的侵略行为。这份主要是写给国际社会的声明很有点悲壮的意味，也很能引人同情。在声明的最后，乔森潘高呼口号：“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与种族万古长存！”“打倒国际大刽子手苏联国际扩张主义与华沙军事同盟！”这份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国家发表声明，要求越南终止其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与越南、柬埔寨相邻的东盟国家在外交上采取了多种行动，对柬埔寨发生的政局动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1 月10日，西哈努克亲王抵达美国纽约城，参加联合国大会，此时距他离开金边仅仅4 天，与波尔布特的会见也仅5 天。作为政治家，在外国的干涉和侵略面前，西哈努克表现出了爱国者的高尚情操和战士的勇气。他履行了他于元月5 日在波尔布特面前所作的许诺：为了国家利益，他愿意到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为捍卫高棉民族的生存而战。

1 月12日，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安理会的会议大厅，就越南入侵柬埔寨一事进行答辩发言。

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文学、演说的角度看，这篇发言都非常精彩，而这种精彩是由于西哈努克是个习惯于畅所欲言的人，在关键论点方面，亲王有时候宁愿放弃修辞也要直截了当地表达所思所想：

“从1970年3 月18日到1975年4 月17日，经过5 年零1 个月之后，我们终于赶走了美国人和朗诺等所有卖国贼，我们就此恢复了我们的自由。

当时帮助我们的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有阿拉伯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他们尽力帮助我们. 极尽所能来援助我们，所以我们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胜利……

“柬埔寨人民是强大的越南大国野蛮侵略的受害者，而众所周知，越南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就不可能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越南由于不能生产人民所需要的足够大米，人民几乎都快饿死了。

正是靠了苏联，越南今天才得以征服几乎我国的全部领土。

“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前柬埔寨国王，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人民胜过自己生命的人，我不能在我的国家失去国格的时候坐视不管，我不能无视我的国家被越南化的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允许自己变成希特勒化的国家了吗？它甚至宣判前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元帅是有罪的，法国因为他同德国占领军勾结而将他判处了死刑。

“而金边现在的当权者又是怎样呢？他们比贝当还不如——远远不如。

他们在我们国家是个无名之辈。我们国家谁都从未听说过这个莫斯科和河内的傀儡……

“以我来说，我就绝不会同勾结外国者合作，不论他们是同美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勾结，我绝不会同这样的人去合作。虽然今天我刚刚拥抱了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安德鲁·扬阁下，但是这是因为他现在代表的美国尊重我们的领土完整，我们的主权和民族独立。

“我现在谈谈所谓我同波尔布特政权的勾结或合作的问题。吉米·卡特总统说得对，他说：波尔布待政权是‘世界上对人权较严重的侵犯者’。

“正如安理会理事们所知道的那样，我遭受到很大痛苦，这并不是因为波尔布特先生把我软禁起来了，也不是因为我不能通过邮件或其他手段同我的朋友们联系。拜访波尔布特先生和英萨利先生的外国人不能够见到我，尽管他们再三向波尔布特政府要求会见我。波尔布特先生甚至还对我的朋友说，西哈努克亲王拒绝见他们。昨天，几内亚大使阁下对我说：几个月前我住在金边期间，他曾带给我一本书，是我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塞古·杜尔总统赠送给我的。然而，我国金边政府始终没有让我收到那本书。因此，塞古·杜尔总统可能认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忠实的朋友，甚至中国人民也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就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不久，中国收到的唁电和唁函堆积如山，而其中却没有西哈努克发去的唁电。我曾经写过一封悼念毛主席的长信，表达了自己对这位主席的最深切的感情。我非常感谢他，他为我国做了许许多多事，以使我国能够打败美国的侵略和新殖民主义。但是，我国政府一直不让我表达对这位伟大的中国人的悼念。因此，在我到达北京时，许多中国人问我：‘亲王，你为什么不对我们的父亲毛主席的逝世发一份表示一下悼念的唁电呢？’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长时间来，我国政府似乎表明我是一个不懂国际事务、失礼的忘恩负义的人。更可悲的是我们在金边的政府，波尔布特政府，在我们共同战胜美帝国主义和朗诺之后，立即把我同我的许多儿孙分开了。我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两个成年的女儿和大约10个孙儿孙女不见了，他们被送到了合作社，和我失去了联系。我没法给他们写信，他们也设法给我写信。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我想弄清他们究竟怎么样了，但是没有办法。

“接着，发生了越南人的入侵，一次苏联的变相入侵，因此我也就不知道我的儿孙们的情况了。现在只有两个孩子和我在一起，是我现在的夫人所生的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

“于是，英萨利和波尔布特给了我这种特权，就是允许我把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就是美貌举世瞩目的莫尼克公主所生的孩子。

“我是痛苦的……我非常痛苦，内心十分痛苦……”1979年7 月12日，住在平壤的西哈努克亲王连续向柬埔寨的海外同胞发出了三封公开信。从信的内容来看，亲王对越南根本无意从柬埔寨撤军和韩桑林政权在金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现象十分焦急。他向海外的同胞们呼吁：时间正有利于韩桑林政权和越南在柬埔寨的保护国统治的巩固，为此，有必要尽快建立一个高棉救国统一阵线，和一个独立。中立柬埔寨国临时政府。亲王认为，虽然现在联合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承认民柬政权，但是，如果它无力击败越南侵略的话，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韩桑林政权；在不结盟国家中，大多数希望能够选择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不是罪犯和充当越南走狗的第三个政府。西哈努克的想法是，既然国际社会既不喜欢波尔布特政权，也拒绝承认韩桑林政权，那么，如果出现一个有一定代表性的组织或政治机构，很可能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承认。有鉴于此，西哈努克正式提议他为该阵线的主席和独立、中立柬埔寨国临时政府总理和外长候选人。

这个阵线就是后来于1993年5月在联合国主持的全国大选中获得胜利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更为人知的是其英文缩写的读音“奉辛比克党”，后来称作团结党。1991年在西哈努克担任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后，阵线的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儿子、担任独立柬埔寨民族军最高司令的拉那烈王子。

在同一天发出的第二封信里，亲王十分热情地介绍了他头脑中的这个新国家的政体，说它既不是君主国，也不是共和国，直截了当就叫柬埔寨。政府首脑为国家元首，使用过去古老的国旗。他认为，朗诺、波尔布特、韩桑林这三个政权的国旗都是“极其可恶的，并且意味着血、血，不断流血直至灭绝我们的种族和今天已经回到石器时代的国家。”在谈到国歌的时候，西哈努克深情地在信中唱了起来：庙宇沉睡在森林中，使人想起莫哈诺戈的伟大；高棉种族像岩石一样永存；我们相信自古以来无所畏惧的帝国柬埔寨的命运……

西哈努克的信件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自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至1979年越南攻占柬埔寨，柬全国至少有上百万人逃亡世界各地，在异国他乡或作寓公，或寄人篱下，或出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一见到西哈努克的信，他们恢复个人和国家尊严的愿望又在心底燃烧起来。各地的柬埔寨人纷纷行动起来，在当地聚会，商讨如何响应亲王的号召，如何实现祖国的和平独立。

作为一个已经退出政治3 年的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又一次站到了国家政治斗争的潮头。

与西哈努克的斗争同时呼应的，是国内正在兴起的反对侵略的抵抗斗争。短短时间里，就有数十个称呼各异的政治或军事组织宣告成立，并明确其抵抗越南入侵的斗争目标。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这样的组织都表示了对红色高棉的憎恶，但同时也表示，不排除与波尔布特联合抗越。

除了西哈努克任主席的“高棉救国统一阵线”外，在柬埔寨人心目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就要数曾经担任过西哈努克时期首相的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了。这个组织在柬19个省中有13个省的人员参加，拥有3000多武装力量。

一篇发表在《柬埔寨时代》报上的文章把宋双称为“高棉人的骄傲”，认为这位身材瘦高、长耳宽额的老人是高棉人智慧的象征，自从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几十年间从没有向困难和邪恶势力有过任何退缩。

由于宋双无比看重高棉民族的统一和独立，所以当越南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进柬埔寨的时候，68岁的宋双拍案而起，坚定地站到了抗越第一线。

在“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应当采取的战略上，宋双认为他不能在战场上同越南人真正较量，因此他认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在外交上施加压力。过去，宋双一直是西哈努克政权的支柱，颇受器重，1970年3 月朗诺政变后，他仍坚决支持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宋双一度声称要“击败”，但面对外敌的入侵，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于是宋双开始同柬共妥协，同意“目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先挂起来，停止互相射击。”在所有的抵抗侵略的政治组织和武装中，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当然还是柬共领导的民柬机构。就武装而言，作为一支国防军，虽然在越南人攻占柬埔寨领土时它受到了一些重创，但是其元气尚存，只是分散成若干的小部队，潜入山地丛林，开展游击战，打击越南和韩桑林政权。

按照越南人的方案，是希望在入侵时，对民柬部队实行包抄打击，力争逐个部队地进行歼灭。但是，民柬军队在越军到来时，似乎并没有执行“抵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方针，甚至连金边也没有作什么抵抗便放弃了。主力部队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避开越军开进打击的锋芒，保存了实力。

在茫茫的丛林中，这支部队又将重复他们在反击美国军队当年入侵和对付朗诺军队时的战术，放弃城市，立足乡村，争取民心，建立根据地，逐步向敌人的心脏地区实行打击。

1979年的下半年，在西部、北部和柬、泰边境地区、具有很强实力的柬共部队开始了他们的战略转变。

本来就很神秘的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农谢等人，又开始重复他们当年丛林革命家的生涯，在秘密地制定束共在失去政权后的战略方针。民柬的广播电台日复一日地播送着民柬的新政策和打击侵略者的号召，决不承认自己的政权已经结束使命。

他们坚定地相信，历史的聚光灯注定还要投射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打回金边，像1975年4 月17日一样，在王宫前高高地升起自己的旗帜。

第二十一章 丛林革命家的第二轮苦斗

波尔布特的办公室从金边的楼房搬到了北部的丛林。在部署完游击战略之后，他发起另一个战略：联合其它抵抗派别。为此，他发出指示，终止执行民柬宪法。他让出总理职务，但仍把掌握军权的军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职务抓在手里。他外表轻松地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之后便隐匿沉默。

美国电视网开价30万美元进行采访却遭到拒绝。1981年12月，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1982年6月，联合抗越的“民柬联合政府”宣告成立。

历史有时候呈现出一种惊人的重复，虽然背景可能有所变化，但过程却几乎完全相同。至少在柬埔寨是如此。

从60年代到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由城市转入农村地区，在丛林旷野中开展斗争。那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都留下了游击战士们的足迹，乡村土地上的道路终于通向了首都和国家政权。将近4 年之后，这些当年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沿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道路，折了一个方向，又回到了广袤的乡间。

柬埔寨著名的豆蔻山，巍巍莽莽，绵延数百里。蓝天白云之下，波涛般起伏的山峦上，密林浓荫层层覆盖，现出一片摇弋的林海。火红的太阳被阻隔在了厚厚的层林之外，偶尔透隙而过的阳光如同散落的金子一般，铺撒在山坡的林地上，使凉爽的山峰显得格外明丽。十几年前，位于北部地区的豆蔻山是丛林革命家们从事游击战的极好隐蔽所，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之后，这里成为抵抗力量的大本营之一。游击战士们从丛林里悄然走出，袭击敌人的据点兵营，然后又无影无踪地回到密林之中。绵延的山峦和青翠的森林灌木，给了战士们天然的庇护。

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之后，民柬部队和部分抵抗运动游击队，再次把这里当成了大本营。密林之中，搭起了一个个的草棚和木房，往日沉寂的山林，被游击战士们的训练和集会声打破，显得活跃而富有生气。

民柬政府的办公机构也从金边撤到了这里。

越军对金边和各大城市的攻击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术。猛然间全线打击。作为国防军的民柬部队虽然已经进行了战备，但是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完全作好战斗准备，有的部队甚至还来不及将炮弹搬出仓库。就金边而言，像S-21这样的机密地方也没有来得及把保密材料搬走；越军进入金边的时候，有的民柬官员们的家中，饭菜还摆在桌上没有动，说明主人是在匆忙之中撤走的，而在这之前，他们还准备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一顿饭。正是由于估计不足，防御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部队被打乱打散，遭受了很大的伤亡。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等人都是在越南军队攻入金边的当天撤出的，从战术上来讲，算是走了一步险棋。不过民柬的高级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丛林革命家出身，对游击战术和崇山密林相当熟悉也相当适应。面对来势凶猛的越军，他们选择的退路毫无疑问的是乡村山区。

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的办公室，从金边的楼房搬到了林间的小草屋中。

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军队来讲，需要从这场余音未息的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等安定下来，民束政府便又开始了运转，在豆蔻山中召开一系列的会议，部署抵抗运动。对于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治机构来说，在外国军队的打击之下，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和决不屈服的决心。

1979年元月13日，也即在越南军队攻占金边等大城市的第6 天，民柬驻外使馆散发了政府的声明，公布了这次战争的真相。声明中说：“现在，我们保存了全部的有生力量。以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彼尔布特为首的所有领导人，正在神圣的柬埔寨领土上，领导柬埔寨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声明还以“对整个柬埔寨民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呼吁”，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迫使越南撤出柬埔寨，呼吁国内外的束埔寨人团结起来，决不让越南灭绝自己的种族。

由于不再掌握全国政权，严重缺乏经济、财政、交通运输条件，武器和军事物资相当紧张，部队也不像过去一样具有成团、成师作战的可能性，民柬过去使用的作战原则被迫进行改变，由原来的正规作战形式转为游击战。

民柬军队中，凡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从游击战中打出来的，所以，这一改变并没有让人们感到别扭或不适应。6 月1 日到6月2 日，民柬在豆蔻山中举行了负责游击战争的干部大会，并作出了重要决议。

这份题为《更加有效地执行游击战争路线，最后打败越南侵略者》的文件，与其说它是一次会议的决议，还不如说它是一份游击战争的军事文献。

它很详细地分析论述了游击战争、游击队和游击战的性质；游击队和游击战的重要性；游击战战术；从哪儿寻找游击力量；如何武装我们的游击队；游击队使用什么武器；更大力和有效地领导游击战争的观点和立场。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草通过这份战争指导文件，说明当时民柬领导人对整个战局和自己地位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

到年底，按照民柬广播电台的说法，越南军队控制了柬全国一半的土地和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另有一半领土掌握在民柬武装和各游击队的手里。

由于越南在美国撤出之后，接收了价值儿十亿的美国武器，同时又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在武器装备上无疑远远胜过游击队。要把越南军队赶出柬埔寨，凭借民柬或其他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尽快把抗越战场联成一片，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2月份。民柬在西部地区召开了人大常委会、民柬政府、民柬国家军队的联席会议，制定新的战略性的政治路线，其核心就是联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开展广泛的政治、外交和武装斗争，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这次大会有几项令全世界瞩目的决议：

一、中止执行民主柬埔寨宪法，不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以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政治纲领作为临时的基本法令，农谢继续留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三、乔森潘担任柬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同时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团主席；

四、改组民主柬埔寨政府，波尔布特让出总理一职，由乔森潘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和国防事务的副总理仍由英萨利和宋成担任；鉴于温威已被清洗，不再设负责经济的副总理；贵通和苏瓦西死后，经济和财政部长由秀宗担任；卫生部长为秀臣；社会事务部长为英萨利的夫人英蒂丽担任；文化教育部长为宋成的夫人云亚；总理府部长为吉春；国家科委主席为秀木；新闻部国务秘书为屠林；供给运输部国务秘书为绍金洛莫；邮电交通部国务秘书为春海。

五、成立民主柬埔寨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为波尔布特；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塔莫·切春；秘书长为宋成；副秘书长为盖博。

从这些决议中可以看出，民柬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再把全国人民统一到原来的政治路线和宪法的旗帜下，不得不进行调整。由于外界对于担任柬共总书记的波尔布特有诸多看法，而乔森潘似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波尔布特让出了总理一职，由乔森潘代表政府首脑；但是，由于是处在战争条件下，军队在整个国家书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波尔布特执掌军队，担任总司令，实际上也掌握着整个战局和政策的制定。同时，他还是柬共的总书记，在整个民柬的党、政、军决策层，他的“大哥大”地位没有任何改变。

引人注目的是，担任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一实权职务的并不是宋成，而是原来负责西南大区行政军务的切春。他与宋成一样，也是小学教师出身，但是，他因为对波尔布特的政治路线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处事果断、作战凶猛，对党内党外的敌人毫不留情，被看作是波尔布特在中央委员会和军队的坚强助手。用人之际，他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上升。他的一条腿因踏上地雷而被炸断，因此被人称作“独腿将军”。在1992年到1993年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期间，切春指挥他的部队在西北部地区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声名大振。驻扎在暹粒省和磅同省的联合国军事观察队与他在北部的指挥部靠近，多次领略过他和他的士兵们的“杰作”。

联合国第二战区那位叫洛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把一幅从美国使馆搞来的切春的照片用复印机放大挂在办公室里，每天都看上几眼。从这个戴着解放帽、面庞清瘦、目光冷峻的老人（他生于1927年，比波尔布特年长一岁）的脸上，人们不难看出一个在丛林里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将军的艰难历程和刚毅意志。

在民柬的这个决议公布之前，波尔布特在豆蔻山区的一个秘密指挥部，接见了好几批来自日本、瑞士、美国的新闻记者。离开了总理府的波尔布特，对民柬的前途好像充满了信心，脸上一直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有记者问他，说外界传闻民柬部队大都被打散了，剩余的部队都逃到了泰国境内的难民营。波尔布特一听哈哈大笑，说：“你们在这里都看到了，部队要都去了泰国，那我身边的这些战士是哪里来的呢？”他告诉记者们，说在8万民柬国防军中，现在还有5万人在柬埔寨土地上坚持战斗，狠狠打击了越军，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使差不多相同数量的越南人丧失了战斗力。

记者们问起了他执政期间发生在国内的杀人的事和死亡人数问题。波尔布特沉吟一阵，回答说：“从1975年到1979年初，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目的是要尽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改变国家面貌，但我们也犯了错误，死了几千人。”停了停，他很愤然他说：“越南人指责我，说我杀死了上百万的柬埔寨人，这是个弥天大谎。他们入侵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他们是把自己犯下的罪恶都推到我头上来了。另外，从1976年到1978年，我们国家发生了6 次反对政府的政变，如果我们要处决那些阴谋分子，那就会有几千人死亡。”没有等记者问他到底这几千人是不是被杀了，波尔布特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他说，他在执政期间唯一的遗憾是取消了货币。这个措施不合时宜，对社会造成的动荡太大了。

几天之后，波尔布特又会见了一个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组。面对着摄相机，波尔布特大声呼吁国际社会声援柬埔寨抵抗越南侵略的战争，因为越南正在进行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他们比希特勒还要坏。希特勒杀犹太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可是越南人呢，他们既杀死反对他们的人，也杀死那些并没有参加抵抗运动的无辜的老百姓。”据说，这次采访是波尔布特最后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不久，就宣布了他不再担任总理职务的消息。据说，1990年一个美国电视网通过泰国中介，提出付给波尔布特30万美元进行一次电视采访，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作为一个政权和一种制度的象征，彼尔布特至今仍是国际新闻界的热点。

由于民柬中止了宪法，又改组了政府，确立了军队的领导，在山区和农村也逐步站稳了脚踉，越南军队攻击之初的打击造成的损伤开始慢慢得到恢复。现在，他们全力要作的，就是如何同其他的抵抗运动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拉开抗越的大幕。

联合抗越尽管从大局来说，符合各方的利益，但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却是充满坎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翻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便会发现，各派存在着很深的成见，而且主旨各有不同，联合的条件尚还不够成熟，就“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席宋双而言，深知自己虽然只有几千人的部队，而且纪律松懈，但是，由于他和姜万等几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在高棉社会的中上层颇有影响，又受到东盟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因此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宋双本人并没有经历民柬执政时期，但出于对民柬的戒心，对民柬一再发出的呼吁一直持观望态度。到1979年11月，他开始与民柬接触，但直到1981年1月，双方才达成谅解，彼此采取措施，避免发生冲突。但这个高棉政坛的资深政治家很强硬地提出了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由宋双担任联合政府的总理，内阁的大多数主要部长的职位也要由宋双的人担任；民柬的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主要领导人要放弃在联合政府中任职，并离开柬埔寨；各派武装力量必须置于由宋双担任总理的联合政府的控制之下。

对这样的条件，民柬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他们却从没有放弃将宋双囊括进一个抗越联合政府的努力。

由西哈努克自任主席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一开始虽然只有几百人的武装，但是由于西哈努克的王室背景和西哈努克本人在柬埔寨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如果出现一个联合政府，西哈努克毫无疑问是一个中心。

在民柬发出联合的开初阶段，亲王似乎仍没有从民柬执政期间对待他的态度中解脱出来，公开宣布不与民柬合作。直到1981年初，越南人没有撤军的迹象，而又没有任何一支抵抗武装有足够的能力把越南人赶出柬埔寨，这才使亲王捐弃前嫌，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愿意出来“领导一个有红色高棉参加的联合阵线”，说“我们必须承认红色高棉，这是一种需要。”西哈努克成了联合政府是否能够建立的关键。

有人问西哈努克说：“民柬执政期间，你吃了那么多苦头，为什么还要同波尔布特这些人合作呢？”西哈努克听完提问好一阵沉默。过了好久他才回答说：“我知道他（波尔布特）是恐怖阴森的代名词。我有14个孩子，其中有5个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离开了人世，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但是，现在是大敌当前，我劝他们变得仁慈一些。他们表示接受我的劝告，不再履行过去的政策。”作为联合抗越的实际步骤，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代表抗越的三方力量，进行了反复谈判，同意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坚持民柬国家体制的合法性。

由于在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曾奉行过一些极端政策，因此它如今的姿态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为了表明诚意、消除疑虑，尽快促成联合政府的成立，波尔布特召开紧急会议，接着，民柬在1981年12月6 日又作出一项重大决议：解散柬埔寨共产党。

这份由波尔布特亲自起草的解散声明称：从1960年到1981年的21年间，柬共始终坚持了高度的牺牲精神、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民族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尽管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过曲折和复杂的情况，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柬埔寨共产党还是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光荣使命。现在，面临新的斗争形势，正在执行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战略路线，从1979年2 月以来全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仔细斟酌，决定柬埔寨共产党彻底解散；民柬政府机关继续履行其使命。声明特别提到“柬埔寨共产党在自身宣布解散的时侯，要求全体党员有秩序地结束作为柬埔寨共产党及以该党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人人看过这份声明，都可以从中读出一种悲壮的气息。但西方却有些入认为，在面临如此重大斗争的时候，柬共根本不可能解散，它只不过像1978年前一样，转入秘密状态而已。

1982年6月22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国会大厦附近的一座乳白色会议大厅里，100多名电视和摄影记者的灯光把大厅映得光灿明亮。下午4 时，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出现在大厅会议桌旁，提笔在历经波折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上签字。几分钟后，三位领导人站起身，互相拥抱，拳拳相握，高高举起，大厅里一片热烈的掌声。

根据这份宣言，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自签字之日起正式成立，由西哈努克亲王任主席，乔森潘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宋双任总理。联合内阁设财政和经济，国防，文化和教育，卫生和社会事务四个协调委员会。它的成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救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三位领导人发表了谈话。西哈努克主席说：“我们只有联合才有希望，三派必须珍视和谐一致、合作、友谊和相互谅解。”乔森潘副主席指出：“现在要做的是执行联合宣言的原则，推动柬埔寨人民的爱国斗争。”宋双总理在讲话中说：“希望团结一致把侵略者赶出去。联合政府不仅有利于维护束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就此，在高高树起的这面联合抗越的旗帜下，柬埔寨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唯有越南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民柬联合政府是“沙滩上的城堡，”定会在涨潮时被冲得七零八落。

战争在轰隆隆地进行，柬埔寨的天空没有一日不笼罩着灰黑色的战争烟云。

在战场的另一端，西北部的梅莱山脚下，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正在接待来访的外国记者。

对于英萨利在柬共中的地位，人人都知道他是波尔布特的姻弟，是法国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回国后是坚定的武装斗争领导者之一。民柬执政时期，英萨利被看作是强有力的二号人物，虽然在排名上，他往往处于农谢之后。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民柬的外交政策基本都出自于他之手，在柬共中央，他的话也往往举足轻重。越南进攻金边时，他是坚定地”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发起人，带着几个部下和警卫，在总理府和洞里萨河边的外交部来回穿梭。

他的出现，使人们的紧张情绪稳定了下来，在金边城里视死如归般地继续从事日常工作。一大批民柬高级官员也效仿英萨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越军从两个方向开始进入金边，人们才动身撤退。英萨利撤走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飞机了，他不得不带领几个警卫，像普通的老百姓和政府低级职员一样，爬上破烂不堪的火车，向马德望方向撤离。在又脏又闷的车厢里，即使与他对面坐着的人，也想象不到这就是名扬四海的民柬政府副总理。而且，同样没有人能想到，这位声威赫赫的民柬实力派人物在走下火车后，历经艰难困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衣衫破烂、空手赤足的汉子了。

一眼望去，任何人都会把他当成一个附近村里的农民。

后来，英萨利曾痛苦地谈到，他的忠实副手，民柬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秀蒲拉西，受了他的影响，一直坚守在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没有来得及撤离，被攻入金边的首批越军逮捕。没有人知道这位民柬出色的外交战士的下落。

有人说他被枪毙了，有的说被押去了越南，也有的说他被送去了第三国，承诺不再从事政治。英萨利不相信秀蒲拉西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事业，认定他已经死于敌手。据说在一次大会上，英萨利播放了秀蒲拉西在联合国大会上一次发言的录音，然后对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们说：“这就是你们熟悉的秀蒲拉西，是我们民柬伟大的秀蒲拉西。可是我们永远听不见他对我们讲话了，听不见他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在纽约大声疾呼了。他死在了越南军队的手里，我们如果不把越南人赶出柬埔寨国土，秀蒲拉西的英灵不会安息。”经过几年的游击战，在金边期间显得白胖的英萨利明显地晒黑了、瘦了，但似乎显得更为精神。由于民柬抛开了诸多的清规戒律，过去一年四季均是黑色服装的英萨利也穿上了短袖的白色衬衣。面对着外国的记者，他依然是当年外交场合那种很自信的模样，只是言谈中多了些沉思和凝重。

“我现在的身份有点变化，”英萨利笑着告诉记者们，“我过去是民柬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现在，民柬依然存在，而且还壮大了，有了西哈努克和宋双的参加，成立了民柬联合政府，我仍然是政府的阁员，是部长级成员。”他笑笑，喝了口水，继续说：“我感到我的工作同过去比，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办公的地占变了。不过，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应。过去我就打过游击，长年住在丛林或村子里，同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很好。”

记者问英萨利，越军已经侵入柬埔寨好几年了，现在的战场局势同过去相比，是不是有所变化。

“当然有变化，而且还变化很大。”英萨利把手一挥，形容这种变化的不可忽视，“现在的战场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过去我们的部队只是袭扰敌人边远地区的据点，打一些小规模的仗。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地区，比如马德望、菩萨、暹粒、磅同省的省会。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放和控制这些城市。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另外，这些仗在政治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越南军队呢？”记者问，“据说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有20  来万。”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英萨利朝记者点点头，“越军在攻进柬埔寨的时候，显得有些气势汹汹，但很快，他们就暴露出了兵力不足、士气低落的弱点。越南虽然向我国派出了20来万军队，但要控制整个柬埔寨，他们仍然显得兵力不足，而且士气低落。”英萨利停下来，翻了翻手边的几份资料，又接着说：“目前，越军兵源很缺乏，不得不把边界地区的军队调到内地对付民柬军队的进攻。他们试图用金边政权的军队来代替他们作战，但不行。这些兵是刚招收的，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上战场就溜，而且是常常成批成批的逃跑。”

“那你们的对手是不是采取了什么新的手段呢？比如大规模扫荡或者使用新式武器等等？”有一位记者问道。

“地面不行之后，他们开始使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主要是在洞里萨湖一带。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英萨利回答。

“我想问一点关于人民群众的情况。对你们抗击越南人的战争，他们是不是非常支持，甚至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呢？”一位外国记者问。

英萨利一听这个问题，脸上现出了一种欣慰的笑容：“民柬国民军深入内地特别是深入敌人重兵控制的省会及县城打击敌人的勇敢精神和行动，使群众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大力支持国民军。他们给我们的军队送饭、报信，协助国民军搞运输，使国民军的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远处似有枪炮声传来，人们都抬起头来，向山下望去。英萨利告诉大家，这是民柬国民军在对一个城镇发起攻击，准备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我想明年这个时候邀请大家再到柬埔寨来。那个时候，我想整个局面会有很大的改观，大家也不至于走那么远的山路了。”英萨利很自信地对记者们说。

夜渐渐降临，山林中开始弥漫起凉爽的气息。记者们跟随守卫在指挥部外的警卫战士们来到不远处的小木屋。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简陋，除了用木头搭建的床外，只有一张小木桌和小木凳。战士们对这种生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很熟练地把武器放在床边，然后把木凳端到屋外让记者们坐下，通过翻译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不远处有几位战士围着一个收音机，正收听民柬广播电台的节目。里面传出的柬埔寨的民间音乐在这个幽静的林间显得格外悠扬动人，好些战士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记者们发现，在这些抵抗战士们的身上有一种非常鲜明的民族自尊观念、他们对为什么而战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一位年轻战士告诉记者，等战争胜利之后，他要学习汽车修理，用自己赚来的钱养活已经年迈的父母；而更多的人是希望回到故乡，收拾被战争摧残的家园，与家人们一道，同享久违了的和平与宁静。在他们接触到的人中，没有任何人向往战争。

一位记者在给自己国内的报道中写道：“在一个并不强大的国家里，为自己民族生存而战的精神是最大的财富和力量。它可以超越一切，直到赢回应有的自主和尊严。”从外入侵入柬埔寨领土的那一刻起，反抗的枪声就没有过止息。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一呆就是10年。整个80年代的历史，都熏染着浓烈的硝烟。

第二十二章 巴黎协定——向夺回权力迈进了一步

越军在金边广场绕场一周，戴着姑娘们送的花环踏上了归国之路，他们的身后留下了无数同伴的遗休。金边政权忧心忡忡，生怕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最高委员会里。红色高棉获得两个席位，波尔布特同意联合国在柬实行维和行动。签署《巴黎协定》的那一瞬，乔森潘握笔一阵沉思，惹得在场的人们一阵紧张。招待会上，有人提出扣留红色高棉的代表，引渡给国际法庭。

1989年8月29日，金边市中心的广场上，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举行了最后的撤军仪式。广场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洪森伞边政权与越南的旗帜，广播喇叭里也交替播放着越南和柬埔寨的歌曲。1979年初越军侵入柬埔寨后修建的“解放碑”经过10年的风尘，已经显露出陈旧的迹象，但这天还是被扎上了红绸彩带。广场上，最后撤离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以及他们的坦克、装甲车排列成几行纵队，旁边是他们的“亲密战友”，金边政权的一个团队。

比之于当年2 月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显得不同的是，越南人还能够在别国首都举行这么一个“撤军仪式”。侵柬越军的最高指挥官黎德英早已回国，并且已经开始为他后来成为越南国家主席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参加仪式的只是他的副手。

而在柬埔寨方面则是所有的高级官员一起出动，韩桑林、洪森、谢辛都站立在主席台上，并且高声致词，说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团结”，他们感谢“越南人民军对柬埔寨人民的无私支援”，而越南人则在讲话中大谈越柬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他们的讲话后来一连几天都成为金边与河内的广播内容，并且被写入了小学生的课本。（到1993年，柬埔寨小学3 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还有专门讲述越南束埔寨特殊友谊的课文，所配的插图是一个越南人民军战士正和一个柬埔寨士兵一道，追击一名据认为是红色高棉的武装分子。）

在长时间的广播歌声和口号声中，由金边政权选出来的姑娘们走上前去，为站在前排的越军士兵和将军们套上花环。

仪式之后举行了阅兵式。这些在柬埔寨战斗了将近10年的越南士兵们，怀着即将回家的兴奋，大踏着步子向这个被战争摧残得贫穷不堪的国家告别。隆隆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最后一次在金边街头通过。

身着橄榄绿军装的越南军人们绕着“解放碑”转了一圈，向东拐上了一号公路，踏上了归国之路。他们身后，留下了无数同伴的遗体。

当天，越南官方宣布说，至1989年9月26日，它已从柬埔寨撤出了所有越南军队和装备。但此话受到普遍质疑。民柬等三方抗越联盟指责说，越南在柬境内的总兵员超过10万人，这次只是部分撤军，很多越军已编入金边部队和各地民兵。一些重型武器仍由越南军人控制。

越南对柬埔寨的公开入侵和占领虽然结束了，但它给柬埔寨社会带来的影响远远没有随越南军队的离去而消失。它作为历史，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柬埔寨的肌体，形成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在柬埔寨人民的记忆中，一提到这段历史，老人们便细眯着眼睛，回忆起被外族占领的痛楚：“越南人侵略的那年啊……”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标志着柬埔寨局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越南一方来看，它需要的是一个“友好的”、有着悠久“传统友谊”的邻国，而不是一个剑拔弯张、充满敌意的对手。因此，长达10年的占领（用越南人和金边政权的话说是“无私援助”）留下的是一个令越南人感到基本满意的局面：

在政治上，控制着全柬领土80％的金边政权中没有反越派；在军事上，柬埔寨军队可以自己抵御红色高棉及其他抗越武装力量的打击，尽管这种抵御有时显得十分力不从心；在经济上，越南从60年代起就认为在柬埔寨推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它在柬期间并不主张集体化，有时还故意打开口子，有限度地向外开放市场。

但是，无论是越南人还是洪森、韩桑林，以及深知柬埔寨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清醒的：无论金边政权的军队被武装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打败身经百战的红色高棉。这些在丛林战中壮大起来的游击战士们实在是太具战斗力了。许多人预测，如果没有外来的干预，不出3 年时间，红色高棉肯定会再度攻入金边，重新成为国家政权的主宰。

这种前景令西方的许多人大感吃惊，也令越南人大伤脑筋。

撤军与谈判几乎在同时进行。1989年7月，由红色高棉、金边政权、拉那烈派和宋双派四方圆桌会议以及关于柬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各派至少明确了对方的立场，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1990年1月15日至8 月28日，联合国5 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关于柬题的一揽子计划文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框架文件》。内容分为5 个部分：

一、柬埔寨大选前行政机构的过渡性安排，即组成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将对柬埔寨的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机构置于其直接监督或控制之下，特别是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

二、过渡时期的军事安排，即建立联合国束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监督停火，核查外国军队撤出，集结所有柬埔寨军事力量，监督、储存和处理其武器；

三、联合国主持下的选举；

四、保护人权；

五、国际保证。

会议确定：由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和法国副外长埃德维热·阿维斯夫人担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负责在柬埔寨四大派政治力量间进行协调，并敦促柬各方尽快选出新成立的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

五大国一起发表声明，呼吁越南及柬埔寨各方接受这一揽子方案。

1990年9月9日至10 日，这是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在上述两位主席的联合主持下，金边洪森政权的代表、红色高棉的代表、西哈努克派的代表、宋双派的代表齐聚印尼首都雅加达，共同达成协议，宣布成立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以此作为全柬的最高权力机构。四方代表还以声明的形式宣布接受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文件，保证将文件作为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基础。

成立最高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在认可金边洪森政权存在的同时，承认了其他参与抗越斗争的三方组成的柬埔寨民族政府在柬埔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新政府成立之前，这个委员会将是唯一的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体现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统一。这个委员会共有成员12名，金边政权方面6 名，其它三派各两名。除了西哈努克外，金边政权方面有后来的首相洪森、国防部长迪班、外交部长贺南洪，红色棉则是乔森潘和宋成等人。

1991年4 月22日，巴黎会议两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于1991年4 月22日发出呼吁，要求柬埔寨四方自5 月1 日起实行暂时停火。此举得到了柬四方的立即响应，暂时停火于5月1 日零时生效。

但有一件事情使得和平协定的签字复杂化了：1991年6月4 日的雅加达会议上，金边方面提出设立国际法庭，对红色高棉在统治柬埔寨期间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进行审判。这又导致了无休无止的争论和谈判。但当各方对和平有了真诚的意愿，事情的进展也就显得快得多了几天之后的6月7日，柬埔寨最高委员会在椰影婆娑的“东方夏威夷”泰国的帕塔雅举行会议，对和平进程进行具体磋商。

四方达成了无限期停火的协议。金边方面出席会议的洪森表示，不反对五大国的框架文件，也不反对解除其军队的武装，但坚持不能“全部接受”框架文件。乔森潘和宋双提出由联合国派人监督停火，而洪森一听便拐了个弯，提出请“友好国家”派人监督停火。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系到柬埔寨未来的关键时刻，已经宣布退休的波尔布特亲自出马了。他乘坐直升飞机来到帕塔雅，住进一家保安措施严密的饭店，近距离地关注着谈判。每一天，乔森播都要将会谈的情况向他当面作详细汇报，聆听这位铁腕人物发出的一道道指示。

和平的步伐在逐渐加快。1991年的6月24日，四方终于一致同意西哈努克担任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今后各次会议的主持人和召集人，并由他率领柬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同意在金边设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总部。

会议还同意在新政府成立以前，统一最高委员会的国旗：旗面为长方形，天蓝底色，中间是白色的柬埔寨地图，地图中间用柬文书写“柬埔寨”字样。

会议一结束，西哈努克便喜形于色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了以上的决定，并说：“柬埔寨不再会有战争了。”一个多月之后，1991年的7 月16日，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12名代表集聚于北京。选举西哈努克亲王为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并重申接受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

这次会议对日后的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达成了六个至关重要的协议：

一、在全国大选前各派裁减70％的军队和武器装备；

二、各派保留的30％的军队和武器装备由联合国将要派出的权力机构控制；

三、同意联合国派出观察员协助最高委员会监督停火；

四、各派停止一切外国军事援助；

五、今后在柬实行多党的自由民主制度；

六、鉴于各派对国庆日的确定日期不同，有损国家尊严，决定将由全体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并确定西哈努克为主持人召集人的1991年6月24日作为国庆日。

国际社会对柬埔寨问题出现的大踏步进展反响热烈。1991年10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柬各方所做出的和平努力，并一致同意在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冲突的协议签署后，立即向柬埔寨派出联合国先遣团，监督停火。

柬埔寨和平的光芒历经层层雾幛之后，终于显露在吴哥窟的上空。

与巴黎的香舍利榭大街比较起来，克勒贝尔（AvENUEKLEBER）大道既不宽绰也不显华丽，行人也明显少于其他的商业区，但其知名度却远甚于巴黎的其他任何街道。对于全球的政治家们来说，克勒贝尔大道意味着谈判、协议、磋商，意味着战争与争端的结束或者重新升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几乎每一次冲突的各派首脑，最后都在克勒贝尔大道留下了足迹。

当然，使得这条大道声名大振的还是越南战争。美国的基辛格博士与越南的总理范文同，外交部长春水，在双方军队激烈交战的同时来到克勒贝尔大道，为结束战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会谈期间，这条大道上挤满了新闻记者，这里的每一句话和谈判者们的每一个表情，都曾经成为令全球注目的大新闻。

现在，关于越南邻国柬埔寨的谈判也终于移到了克勒贝尔。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和法国副外长埃德维热·阿维斯夫人来往穿梭于法国、泰国、北京、金边、西贡，与有关各方频频商榷，最后终于在最高委员会的反复辩论之后，达成了一致：尽快结束战争状态，签署历尽波折的《巴黎协定》。

1991年10月23日，无论对于柬埔寨还是这个纷争四起的世界，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巴黎协定》由四个重要文件组成：《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以及一份《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最后文件》。

其中《全面政治解决协定》有5 个附件，包括：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授权，撤军、停火和有关措施，选举，柬埔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和柬埔寨新宪法原则。这些文件的每一条款项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修正，参与起草协议的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也对该协议进行了认定。除了5 大国之外，还有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反复讨论了以上文件。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其实早已不仅仅取决于金边或者哪一个派别、它必须在国际大范围里进行解决。

与往日相比，这一天的克勒贝尔大道相当热闹。太阳如往常一样早早升起，为街道两旁灰色和红色相间的高大建筑轻轻抹上了一层淡黄颜色。楼前的街心花园里，各色花卉开放得五彩缤纷，在水泥和砖瓦楼群问制造着难得的自然生气。警察和宪兵们早在天色未明之时就开始在这条街道巡逻了，随着日头的升起，他们的脸上也更显出紧张的神色。

随着阳光同时降临克勒贝尔大道的是手忙脚乱的新闻记者们。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克勒贝尔似乎好长时间没有谈论过战争了。柬埔寨问题无论从战争程度、规模、涉及到的对象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来看，都无法与越南战争相比，但是，这毕竟是战争，毕竟在联合国内外讨论了将近20年，毕竟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毕竟牵涉到了若干个大国的利益、它的解决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一件大事。所以，报道国际问题的记者们相继从世界各地飞到巴黎，高举着照相机镜头，准备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虽然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无法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相比，但是，从场面上来说，1991年的10月23日要比当年基辛格和范文同面临的热闹得多。参加签字仪式的除了解决束问题的巴黎会议两主席外，还有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兹·德奎利亚尔（PEREZDECUELLAR），有法国外长罗兰德·迪马（ROLANDDUMAS），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JAMESBAKER），以及来自中国、越南和东盟的外交代表，可谓是国际名流汇集，济济一堂。

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柬埔寨四大派的领导人：西哈努克方面的是亲王本人，他的儿子拉那烈亲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洪森方面是洪森本人以及他的“外长”贺南洪；宋双方面是宋双这位已经年迈的政治家以及他的不出名的副手。红色高棉派出的是它在国际社会中频频露脸的民柬总理乔森潘，民柬军队的总司令宋成将军。当他们两人在严密的护卫下抵达会议地点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们举起相机闪光灯，对着两人一阵猛照。巴黎和世界各地第二天的报纸上，照片数量最多的并不是签字仪式上的其他国际外交明星，而是这两位皮肤黧黑、来自丛林的民柬领袖。

由于协议早已经被各方讨论了若干次，进行了若干次争论修改，签字仪式比起以往往何一次会谈来，都显得格外平静轻松。德奎利亚尔的兴致那天十分高，不时地同美国人、法国人，还有中国人说着点什么，并优雅地同与他握手的人微笑点头。在他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生涯中，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桩值得一书的功绩。凭借他的呼吁和努力，又一个杀戮之地停止了流血。过不了多久，他将从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上光荣引退，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无疑是他非常圆满的句号之一。

詹姆士·贝克一如既往的严肃，除了必要的应酬便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似乎他从美国到这里来只是作为一名监工，看这些从世界各地来这里签字的人是否偷懒。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已经多次光临这个签字仪式厅了，他脸上洋溢的轻松愉快，除了表明他的外交生涯又添了一道辉煌外，还有一种作为法国人的得意和骄傲。30 多年前，法国被迫放弃了柬埔寨这个“保护国”，从此只有远远地看着中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在那里发挥影响，法国人似乎已从这个南亚国家永远消失了。

现在，柬埔寨人又找到了法国，来到了他们所崇敬的戴高乐总统的故乡。西哈努克每次一见迪马，谈话的内容总是少不了法国与柬埔寨源远流长的友谊。再往下，他会谈起逝世多年的戴高乐总统，谈起总统对金边的访问和激动人心的讲话，再谈起他为戴高乐在吴哥窟举行的夜光晚会……在西哈努克看来，如果就高乐总统1970 年仍还掌权的话，金边决不会发生政变，他也决不会被推翻，从而也不会有今天这一切麻烦。

上午10点，签字仪式正式开始。签字桌上摆放着厚厚的《巴黎协定》，旁边是金光闪闪的签字笔。远处，扎着蝴蝶结的服务生们已经手托装着香槟的水晶盘，一旦签字结束，他们就将把这些佳酿递上前去，让人们高举酒杯，在细碎的碰杯声中领略艰难谈判后的喜悦。尽管记者们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他们要求在签字现场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批准。作为妥协，他们获准来到相邻的一间“电视采访室”，通过这里的闭路电视，观看签字仪式的实况。

通过电视屏幕，人们看见外交家政治家们相继走向签字桌，挥动金笔，为长达20年的柬埔寨战乱划上句号。

人们注意到，脸色严峻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在签字时有过好一阵的沉思。他拿起桌上的笔，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协定文字上。他似乎在斟酌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看，眼里透出一种虚茫的光。在签字桌后面的人们为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这种停顿感到诧异，继而又生出紧张。难道在最后一分钟，《巴黎协定》要成为一堆废纸？不过，这种可怕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乔森潘的笔重重地落在了文件上。他的签字比其他人似乎更为有力，也似乎更为艰难。

当细碎的碰杯声真的在签字大厅里响起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快乐的联合国秘书长高举着酒杯来到西哈努克面前，祝贺他的国家终于结束战争。“如果换一个场合，”德奎利亚尔对亲王说道，“我真想邀请殿下漂亮的夫人跳一个舞。”20个国家的外长或外交代表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对一场战争的结束相互表示祝贺。尤其是对柬埔寨问题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签字之后均相互紧紧握手。

签字仪式一结束，记者们便蜂拥入新闻发布会大厅，参加以法国外长、联合国秘书长、西哈努克亲王名义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德奎利亚尔的讲话有点千篇一律，无非是叙述了柬埔寨多年战争的状况以及对国际社会和平的影响，强调这是世界和平进程的又一大步。作为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法国外长迪马为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成功感到兴奋，赞扬《巴黎协定》揭开了柬埔寨历史新的一页。

中国外长钱其深发表了热情讲话，称赞柬埔寨实现和平是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

真正让记者们感兴趣的是亲王的讲话。他用幼年时代就已经非常熟练的法语，讲述了自从1970年他被朗诺将军发动的政变推翻之后他和他的国家蒙受的苦难，他遭遇的监禁之苦，他失去亲人的悲哀。在场的人们都能感觉到，亲王对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思念之切，忧虑之深。现在能够签署《巴黎协定》，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是一大幸事。

记者们在招待会上的提问是各式各样的。几个西方记者穷迫不舍的一个问题是：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章程，对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战争罪犯要给以严厉惩罚，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发现这样的罪犯时予以拘留，并引渡给国际法庭。法国作为该章程的签字国之一，应当对前来法国参加《巴黎协定》签字仪式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宋成予以拘留，并根据国际法，以犯有种族屠杀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记者们说，至少大多数法国人认为，乔森潘和宋成对发生在柬埔寨的血腥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这个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无论是德奎利亚尔还是迪马，包括西哈努克都感到意外，一时间不免面面相觑。过了好一阵，还是东道主迪马打破了沉默。他很西方化地耸耸肩，像是在平息什么怨气一般。“不要急，不要急，”他似乎很有自信地说道，“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律师。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我们与这样的人签署了什么样的文件，到最后，结果总是会令我们称心如意的。”记者们对迪马的回答心领神会，但却并不表示满意。许多对红色高棉怀有仇视心理的记者们认为，《巴黎协定》获利最大的是这个急进的政治派别，它在柬埔寨内外已经声名狼藉，它所犯下的罪行应当进行彻底清算，而《巴黎协定》的签署，使得它与其他三派一样，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地位，有了分享柬政治果实的权利。

美国国务卿在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回答得有点漫不经心。他说，他的政府对把那些曾经在柬埔寨制造过杀戮和恐怖的人押上法庭毫无异议。但现在，为了和平进程顺利进行，他不得不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把他们推到有可能获得未来柬埔寨政治权力的地位上去。

贝克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分外严肃。在道德与政治的选择上，他首先服从了政治。外界评介说，贝克是在用他的右手否定他左手的所作所为。

这是第一次有美国高级官员对红色高棉未来的地位发表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的记者招待会开得很长。对于一个在战乱中度过了20  年的国家，人们要想知道和要想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西哈努克笑着对拥挤在他面前的记者们说：一想到他的国家将要获得和平，他就激动得夜难成寐。他希望，等国家和平之后，邀请当天在场的所有记者到柬埔寨访问作客。

记者们对此报以热烈掌声。

就在记者招待会召开的同时，被某些记者提出应当先予以羁留并押送上法庭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宋成，静悄悄地登机离开法国，经泰国回到他们的大本营——柬埔寨北部马德望省的拜林。第二天，洪森和他的助手们也启程返回金边。只有西哈努克和他的儿子拉那烈王子仍在法国。在西哈努克的法国南部格腊斯海岸边的别墅里，这位已经离开国家20年的元首开始重新规划他执掌国家大权的蓝图。据说，身在拜林的波尔布特看到有各方签字的《巴黎协定》、脸上漾出了人们熟悉的笑容。他对乔森潘说：“看来，我们向夺回政权又迈进了一步。”“是的。”乔森潘回答，脸上却没有任何轻松的表情。

第二十三章 乔森潘血洒金边

乔森潘作为全国最高委员会里的代表返回金边，在警察严密护卫下抵达红色高棉刚刚买下的别墅。憎恨红色高棉的人们包围了这幢建筑，当有人喊出波尔布特名字的时候，人们冲进房屋，用铁棍将乔森潘击倒在地。

鲜血染红了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一头银发，他的所有个人物品遭到烧毁。西方记者从火堆中抢出部分文件，说：“这在曼谷可以卖到大价钱啊！”从泰国首都曼谷乘飞机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仅仅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航程。虽然自从1970年以来柬埔寨战乱不断，但是，泰国航空公司的老板们仍固执地开通和维持了这条似乎赚不了多少钱的航线。

1991年11月27日，对于泰航327 班机来说，是个一如既住的日子。无论是机长还是空中小姐，仍像往常一样准时登机，到舱内进行各种检查，作好起飞和服务准备。如果说这天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航空公司的头儿特别打了声招呼，说是这天有几个“特别客人”要乘这架飞机，希望安全检查和服务方面特别谨慎和周到一些。对这种“招呼”，机组听得多了。

柬埔寨是世界的“热点”，搭乘泰航来来往往的各国首脑和外交人物，这些年来多得不胜枚举，这类“招呼”自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激不起机组人员的特殊热情。

直到旅客们全都登上飞机，舱门被“乒”地关上之后，机组才正式得知，今天在这架飞机上的特别客人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举世闻名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听到这个名字，即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空姐也不由得心上轻轻一震。

作为柬埔寨的邻国，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战乱国家的一举一动，乔森潘的名字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在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介上。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个名字已经同柬埔寨这个国家以及东南亚是否和平连在一起。

头等舱里，漂亮婀娜的空姐端着盛有各种饮料的托盘走向一个个客人。

在一个脸色严峻、满头白发的客人座前，空姐应其要求，递上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临离开时，客人似乎笑了笑，但这丝笑容很快就消失了，留给空姐的，仍然是一副严肃沉思的神色。

不过，年轻的泰国空姐对这丝稍纵即逝的笑容已经满心感激了。因为这位满头白发的客人，就是他们今天要特别关照的世界级人物乔森潘。

此时的乔森潘，对波音飞机舒适的机舱，漂亮的空姐，以及周围各式各样的动静，全都漠然置之。他的目光不时地飘向窗外，望向机翼旁如白棉般飘浮的云朵，思绪也荡游得遥远，而且愈变纷繁。

将近13年，他没有能回到自己的首都金边，而在此之前，他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着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在这里开创着一代柬埔寨革命者的光辉业绩。外界把他们这批革命者称作“红色高棉”，他对这个称呼并不恼怒。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也把红色看成是革命的象征，看成是烧毁旧世界的火焰。1975年4月17日，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在金边诞生，自那一刻起，他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执政的几年间，他早起晚睡，夜以继日，期望在这个国家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再现古吴哥王朝的辉煌。

可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突然间受到了挫折。1978年圣诞节的前夜，邻国越南向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闪电般的突袭让民主柬埔寨人民军措手不及，而在此之前，连乔森潘自己也相信，他们高棉军队的战斗力绝对远胜于饥饱不匀的越南军队。

真可谓是兵败如山倒啊，原来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越南人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从那时起，红色高棉又像夺取政权前一样，在山地丛林开展武装斗争，反抗越南人的侵略和他们扶持的政权。直到1991年的10月，《巴黎协定》终得签署，在实现全国大选前，柬埔寨的国家权力，交给由西哈努克任主席、有红色高棉、洪森派、拉那烈派、宋双派等四支柬主要政治力量组成的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乔森潘这次得以重返金边，便是应西哈努克之令，参加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

时隔10多年，终于又要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了。想到此，这位资深政治家仍禁不住有点隐隐的激动。

随着空中小姐轻柔的提醒声，飞机在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平稳降落。

乔森潘抬腕看看表：刚好上午8 点30分。透过刚打开的舱门，刺眼的阳光挟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当世界知名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从飞机舷梯上缓缓走下时，停机坪上的一行人已经站好了迎接的序列。排在第一的，是金边方面的内政部副部长辛森，接着是全国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春文龙、索安，西哈努克的秘书张明理等。从迎接规格来说，似乎是低调了一些，但在一个敌手控制的土地上，你怎么能够指望会得到鲜花礼炮的欢迎呢？

乔森潘不失礼节地同众人一一握手，用浓重的磅同省家乡话说“萨波瑟拜”（柬语：你好）。没等他迈步走向等候的汽车，早已等候多时的国内外记者们已蜂拥而上，将相机、镜头和录音机朝向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在记者们眼中，乔森潘确实是老了。丛林战争、艰苦生活、繁重的外交使命，已使他满头华发，只是他的目光仍一如既往的那么机敏警惕。

乔森潘显然没有准备机场讲话，但此时面对众多的记者，不说一两句话似乎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而且，重归故里，也确实有万千感慨。于是，一向沉默寡言的乔森潘面露微笑，用缓慢的语调说：“我作为柬埔寨最高委员会成员来到金边，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渴望和平与独立。我与最高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同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全面执行落实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平协议。”只几句话，乔森潘便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情和民柬方面的立场，并暗示出一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心境。

前来迎接乔森潘的，还有民柬方面的国防部长、后来任民柬人民军总司令的宋成将军。作为民柬方面加入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另一位代表，他于一周前便抵达了金边，就此次关系重大的会议进行前期准备。为了在乔森潘到达后有一个工作生活的便利环境，经与金边政权交涉，两天前，他在离王宫不远的214 号街买下了一幢十分现代化的白色别墅式楼房。乔森潘一到，别墅就有了主人，宋成也将搬到这幢房子，使之从此成为民柬方面在金边的办事处。

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金边市中心仅仅8 公里路程。乔森潘一行上车后，100 多名保安人员便各就各位，开始履行他们的护卫使命。一队警察摩托卫队轰隆隆地将车发动起来，引导车队开向市区。

13年没有踏上过这块土地了，按常理说，乔森潘似应有几分悠悠故人之情，看看窗外的田野村庄，看看路旁的建筑和行人、寻到些许风雨岁月的沧桑演变。可是，汽车后座上的这位政治家却目不旁视，只一言不发地靠在座位上，对一切都置之漠然。

对乔森潘的这次金边之行，西方的观察家们早就指出：乔氏此行，荆棘密布，任重道远。除了政治方面的重重险关激流之外，他也许还要付出人身安全方面的代价。当月上旬，洪森在接见日本特使小渊惠三时就说，金边政府打算在乔森潘抵达时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此后，他还在多种场合声称：乔氏归来将受到市民“木棍”的欢迎。

所以，乔氏此行大有深入虎穴之意，不可掉以轻心。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尤其是在经历了几十年武装斗争洗礼之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要算上各式各样“法庭”对他的“缺席审判”的后，他已经是死过好些次的人了。

一直急行的汽车好像慢了下来。车窗虽然紧闭，但仍然可以隐隐听见阵阵呼喊声。汽车司机望了望后视镜，发现他车上的这位乘客面容仍像先前一样，镇定自若，冷峻严肃，毫无向车窗两旁张望之意。但是司机相信，乔森潘直愣愣望着车前方的眼睛一定看清了此时汽车减速的原因：一大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拥挤在道路两旁，一边喊着什么，一边狂怒地挥动着手臂。

即使听不见任何声音，只从这些年轻人的脸上和他们的口型，乔森潘也判断得出他们在呼喊什么。

这就是金边政权组织的对他的“欢迎”仪式吗？

乔森潘脸上露出冷冷的一笑。

汽车继续前行，慢慢开上了苏维埃大道，杜斯木大道。对这两条金边的主要街道，乔森潘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些大道无疑是最好的见证。当年，他意气风发地从法国巴黎获得经济学博士归来时，这两条大道上的民众以热情的双臂拥抱了这位襟怀远大的青年。回国后不久，他便创办了一份名为《观察家》的报纸，抨击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号召民众为自己的民主和自由斗争。后来，他进了国会，当上了部长，并受到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赞赏。亲王曾要把一辆名贵的梅塞德斯派轿车赠送给乔森潘，却受到了拒绝。红色的国会议员仍坚持骑一辆自行车奔走于金边的大街小巷。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党，曾经当过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乔森潘，当上了民族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的主席，后来又成了政府总理。执政的那些日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两条大街上经过。现在，星移斗转，13年弹指一挥间。这两条大道似乎还是那么宽，只是多了一些店铺，商业化气氛浓了许多。更惹人眼目的，是几幢色彩斑斓的现代化的建筑，有的似乎还没有竣工。街头上到处可见携带武器的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则随意地穿着背心或汗衫，难以断定其真实身份。看见车队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投来含义复杂的目光。他们知道这个车队中有红色高棉的乔森潘吗？

车队抵达金边华人居住区214 号街93号。乔森潘很从容地下车，略略驻足望望这幢漂亮的小洋楼，接着就在人们的簇拥下进入了庭院。

随同他进到小洋楼的还有9 位随员，其中有3 名是身手矫健、百步穿杨的北朝鲜贴身卫士。

就在随员们忙着打开行李、巡看四周环境之际，乔森潘坐到一张白色的凉椅上，想略略放松一下。从机场到金边只8 公里，但对这个政治家来说，却仿佛走过了一条漫漫路程。乔森潘微微闭目，眼前立刻风云漫漫，涌出十几年的艰难卓绝，生死苦斗！

没等他想得更多，一位秘书俯到他身边，轻声报告说：别墅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的人显然心怀叵测。他们是不是该采取点儿措施？“措施？什么措施？”乔森潘有些不以为然地回答。他转头看着秘书：“到了金边，一切措施都归洪森负责。”事情的确如此。为了保证红色高棉代表在金边的安全，洪森政权一再作出过许诺，西哈努克亲王也多次出面，要求金边方面保证乔森潘等人的人身安全，切不可因之出了问题，影响整个柬埔寨的和平进程。

就在头一天，洪森的内政部副部长还约见了宋成，就派出警察保卫93号别墅等问题，进行了细节商谈。刚才他们进入别墅时，确实看到了十几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把在大门两旁。

安全之事，似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上午10点，情况变得有些不妙了。别墅前围聚的人已是黑压压一片，估计有好几千人。炽热的日头使室外的温度在急剧上升，人群中情绪的温度也在上升。先前在途中举标语、喊口号的那群学生模样的人，开始以为乔森潘的住处是在金边最豪华的饭店“金宝殿”（CAMBODIANA），到了那儿一看才知道走错了方向。等他们赶到相反方向的214 号街的时候，已经是10点半钟了。

这群人的加入，等于是在火上浇了一桶油。叫喊声、口号声顿时响成一片。一个20多岁的青年突然扬起手，将一块砖头猛地投向别墅。随着“哗啦啦”的碎裂声，别墅一扇窗子的玻璃被砸得粉碎。

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也是骚乱升级的标志。

人群先是一愣，接着纷纷躁动起来，石块、木棍、钝器雨点般地飞进院子，砸在楼房的窗户、大门和玻璃上，发出纷乱的声响。顷刻之间，楼房所有的窗户玻璃都被砸得粉碎，只余下一根根竖立的防盗铁栅。

在场的警察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动作。有人拿起报话机，声嘶力竭地向他们的上峰报告，试图得到什么指示。但可能他们的上司也不知该如何行事，当然也就没有明确的命令传来。警察们的沉默和退避，被某些骚乱者看成是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在掷物打击别墅的浪潮稍稍减弱之时，一个年轻人猛然冲向别墅大门。

两名看守警察尚未来得及反应，铁门已被打开。人群一阵骚动，纷纷捅向洞开的别墅。四周的警察这才慌了，急忙扑过来试图阻止人群。即使在这关键性的一刻，头戴钢盔的警察们对待骚乱者的态度仍然是相当温和的，没有采用任何强硬措施。结果，不到10分钟，不仅守在门口的警察被统统推开，而且装有铁栏的院墙亦被推倒。

混乱之中，有个人拿出打火机，在几个同伙的鼓动声中试图纵火烧毁楼房，被一名警察发现，受到制止。但是，此时的现场已是一片混乱，上百人冲入到楼内，破毁门窗，在室内一阵狠砸，将凡是能搬动的物品统统扔向门外。家具、被褥、行李、文件、炊事用具等，在别墅外被火点燃，升起一股蓝色的浓烟。

随着几声叫喊声，有人高举着几个小本扔进了火堆。这是乔森潘和他的随员们的护照，与其一起被扔进火堆的，还有随身所带的美元及一些个人用品。

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纷纷用相机摄下这个威胁到柬埔寨和平前程的场面。一位法国记者挤近火堆，硬是从火中抢出了部分文件。他挤出人群，拍打着文件对他的同行们说：“这在曼谷可卖到大价钱啊！”院内和别墅底楼的骚乱仍在进行，但有那么一瞬，曾试图冲上二楼的人犹豫地缩回了脚。因为他们听见人群中有人说，楼上的房间里埋伏有很多乔森潘请来的武装警卫。这种传说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了子弹的威力。有几个充“好汉”的人试着上了二楼的几级阶梯。没有听到枪声。再上了几级，仍没有射击声。这时，一个显然是想扩大事态的人高呼了一声：“波尔布特在楼上！”“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一出，真可谓是在火上浇了油。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红色高棉的真正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但极少有人目睹过他的真实面目，以致于当年西方许多国家在得知红色高棉执掌了政权之后，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掌权者都是些什么人，让其情报机构好一阵忙乱。即使在执政以后，波尔布特仍保持了他多年秘密地下工作的习惯，深居简出，从不轻易露面，他的行踪几乎是执政党的一项高度机密。在许多束埔寨人的心目中，他只是在幕后发号施令，将这个国家导入了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现在，人们想要见到这个与柬埔寨一个时代紧紧相连的神秘人物的欲望，刹那间居然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真正上楼的人毕竟没有多少，大多数人都呆在楼下或者远远地望着事态的进展，以叫喊声来与之呼应。就在上楼的人们冲进二楼的第一间屋子，将屋里的被褥从楼上高高地抛下，并接受楼下人群欢呼的时候，从别墅对面一幢小楼传来了无线电喇叭的高声喊话。人们的注意力短暂地转向了喊话声，发现此时站在小楼阳台、手持无线电话筒的，竟然是金边政权的“总理”洪森。他的身边站着金边的武警司令和几个头面人物。

柬埔寨的历史无论对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而言，都是颇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要论从政的时间和政治经历，洪森都要算是后辈。乔森潘成为西哈努克时代的国会议员的时候，洪森才是个小学生；乔森潘作为国家主席团主席在金边执政的时候，洪森才是乔森潘领导下的红色高棉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并在一次战斗中被地雷炸伤，从而失去了一只眼睛。1977年底，洪森背离红色高棉，逃往越南，那时侯，他才仅仅是个营级军官。因此，在红色高棉内部，很多人从来不把已成为敌人的洪森看在眼里，但也正因为如此，洪森在金边政权中一步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此时，太阳光正斜照在洪森所站的阳台上，人们眼里的这位“总理”，汗流浃背地紧握话筒，向着人群高声呼喊，声音几近嘶哑。他说，他完全理解和体谅大家的心情，但是他是一个月前《巴黎协定》的签署人之一，他必须要遵守协定，保证红色高棉代表的安全。他还希望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为了西哈努克亲王，大家不要使用暴力手段，不要扩大事端。同时，他也向乔森潘和宋成表示了他的态度，要他们尽快返回曼谷。

在洪森喊话的同时，两辆装甲车开近了出事现场。阳光下，墨绿色的车身、车上的机枪，以及车上士兵头戴的钢盔，都发出一种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光亮。但是，周围军警们的神情，包括装甲车上士兵那副松懈的模样，给了人们足够的暗示：洪森不会用武力来制止事件。士兵们不会开枪。

 于是，楼上楼下的人不再理会“总理”的喊话，重又掉转过头来。在楼下人们的呼喊声的鼓励下，刚才从二楼上扔下被褥的几个人干得更加起劲。

在场的西方记者都意识到，事件的高潮即将到来。几个年轻的记者拼命挤上了楼梯，一些有这类经验的记者，则站在有利的观望地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楼上的动静。

后来，有位当时在场的记者写道：炽热的空气中，开始弥漫出一种血腥的气息。

血腥的高潮果然到来了。

众目腰腰之下，几个青年猛力撞向一间不大的卧室。门“嘭”地开了，就在那一瞬间，屋里屋外的人都惊得定住了神。乔森潘出现在面前，背靠着墙，身子挺直地望着这群汗流满面、怒气冲冲的人，两旁是两位北朝鲜的警卫。双方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对视只持续了几秒，没等别墅外的人们从看见乔森潘的惊愕中缓过气来，冲进房内的人几乎同时扑向了两名警卫，顷刻之间，一名警卫被打倒在地，另一名警卫被抵到墙上，数根木棍铁棒顶住他们的脖子。其余的人冲进室内，一阵乱搜乱砸。混乱之中，有人用铁棍猛击乔森潘的头部，将他打翻在地。一缕鲜血从乔氏的头上渗出，银发顿时被染得通红。

当众人扭头看他时，人们看到的是一张血迹斑斑的脸庞，并且显得是那么疲惫、苍老。这时，有人还在往房里冲，试图用脚踢乔森潘，被跟着挤进的几个警察和摄影记者挡住，他们用手臂和身体奋力将乔森潘围在了屋子中央。

乔森潘倒地之后，屋外的人只见人群涌动而不知实际状况，各种传说纷纷不胫而走。有的说乔氏已受了重伤，有的说他正在遭受拳脚之苦。他们的议论被一阵突然的轰响所打断：屋外的装甲车全部开动起来，向别墅运动，并将尾部对着大门。散在四周的警察也像是接到了什么命令，纷纷开始了有组织的行动，从别墅院子往外清理人群，将他们推出大门。记者们虽然抱怨不已，但仍然被突然间六亲不认的警察们赶出了别墅。

金边方面终于在打砸抢的闹剧都统统上演之后，采取了实际的有效行动。在派出军警强行清理现场之前，洪森已经派其外长贺南洪、副外长翁桑与泰国外交部联络，请求泰国外交部准许柬埔寨飞机运送乔森潘和宋成一行返回曼谷。

此时，已是下午2 点20分，距乔森潘抵达金边近6 个小时。

也许是为了渲泄一下此时心里的感受，也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与这次事件无关，并且让人感觉到他制止事端的公正态度，洪森派人从纷乱的人群中找到了他熟识的法国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员。作家萨基·塞恩和法新社的一名女记者。两人气喘吁吁地来到对面楼上，这位金边方面最具实力的人物满身大汗，朝着报话机话筒有气无力地发号施令，其精疲力竭的模样，与他平日那种斯文的姿态判若两人。一见两人到来，“柬埔寨国”的总理便滔滔不绝地大讲起来。他说他早就预见过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的确，要是我动用武力的话，事件在10分钟就可以结束。可是，我能朝我的人民开枪吗？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感情。这说明，对（乔森潘）这类人，在柬埔寨不会有任何安全地带……现在，他们已经同意回到曼谷，我们准备马上送他们去机场。”“可是，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为他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军营里。”塞恩说。

“不行，”洪森连着摇头，“这保不了密。人们早晚回找到他，事情照样会这么发生。”“总理先生，今天的事件对和平进程会有什么影响？”法新社的那位女记者问。洪森沉默一阵，缓慢地回答：“现在还说不清楚。这要走着看事态的发展了。”

这时，街道上的人群发出了一阵骚动，洪森和记者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别墅。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出现在别墅的大门，走向车尾对着门口的装甲车。他头上和脸上的血迹已经擦干，血迹斑斑的背心也已脱下，换上了一件干净衣服。从别墅的房内到大门口仅仅20来米的距离，可是他却走得十分沉重艰难。一见乔森潘出现，石块和棍棒又飞舞起来，围在乔森潘四周的军警们不得不加快了脚步，扶着他登上了装甲车。

此时，已是下午4 点。对红色高棉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曾经在柬埔寨国内外演出过许多精彩外交剧目的民柬政府总理来说，这噩梦般的一天总算到了尽头。

波成东国际机场上，两名洪森政府雇佣的苏联飞行员被急令召来驾驶这架前往曼谷的特殊专机。当长长的一列装甲车、小轿车还在机场大门口拐弯，飞机便已发动起来，准备升空。可是，乔森潘并不急于离开金边。他提出要打电话，要向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报告在金边所发生的这次事件。电话接通了，一向持重的乔森潘言语激动他讲述了他在金边的遭遇，并暗示这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和平。长途电话讲了足有半个小时，候在电话房外的金边政权的官员们也许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包括洪森在内，都显出十分紧张的神情。

乔森潘确实不愧为一个政治家。当他从屋里出来，走向停饥坪时，他已完全恢复了镇静，一路上居然还主动伸出手来与金边政权中一些熟识的人握手。但对近在身边的洪森，他却视而不见，冷眼相向。今天的事件在他看来，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他当然不可原谅金边的主宰洪森。

4 点10分，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长达8 个小时的暴力事件终告完结。

望着飞机逐渐远去，消失在天空深处之后，浑身汗湿的洪森才长长地吐了口气。这一天无论对乔森潘还是对他这位金边的当权者来讲，都将永生难忘。

可是，这会不会危及到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和平进程？刚才乔森潘在电话里同西哈努克讲了些什么？红色高棉会不会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从而把他洪森推到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一想到这些，洪森不禁心上一紧。

原定在金边举行的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首次会议，由于安全原因，不得不于1991年12月3日改在泰国的帕塔雅召开。

回国仅半个月的西哈努克亲王，只得又坐上军用飞机离开金边，到泰国去讨论向民柬代表提供安全保障和执行和平协议的问题。为了使首次会议产生影响，他特地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派特别代表、邀请巴黎和会两主席，以及联合国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出席会议，继续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推动和平进程。在会议对11月27日乔森潘抵金边遭打伤一事进行讨论时，民柬一方对金边政权进行了严厉指责：金边方面一再声称对全国80％以上的土地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怎么在控制最严密的首都就保护不了一个人的安全？

这是金边方面的无能还是有意所为？

洪森对乔森潘在金边受伤一事作了长时间的辩解，声言这是民众所为，他和他的部下没有任何干系。他愿意进行担保：在民柬人员再度抵金边的时候，一定负责保证安全。

西哈努克很是关怀地望着乔森潘头上刚刚愈合的伤口，对乔森潘为和平所作的努力与牺牲表示尊重。他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宣布：无论是哪一派的代表抵达金边，金边政权方面都要提供全面周密的安全措施。如果再次发生此类事件，那么洪森和其政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洪森静听着亲王的讲话，一言不发。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脸上时，这才不由自主地点头表示接受。

柬埔寨的和平又度过了一次危机。

第二十四章 给维和首脑的第一个回答

联合国任命维持和平行动首脑，联合国军队源源开入柬埔寨，开始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但派驻各地的军事观察员们有的却受到威胁，联合国的飞机遭到地面枪击。波尔布特明确表示，任何联合国人员不得进入红色高棉控制区。桑德森将军紧急约见宋成，这位民柬总司令却提出柬境内仍有大批越南军队，他们不撤走，红色高棉就不向联合国开绿灯。

199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厅里，12个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对在柬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案进行了反复商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从1992年3 月2 日起，开始在柬埔寨实施维和行动，维和部队从该日起陆续到达部署。为此和平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外国军事人员和顾问以及武器装备的撤出；监督执行各冲突派别问的停火，解除各方武装；检查收缴各方的武器，调查外国停止军事援助的情况；排除地雷，协助遣返柬埔寨难民。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参与维和的还有文职人员，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监督选举；安排难民重返家园；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

这便是著名的联合国向柬埔寨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的第745 号决议。它也是出自于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安南先生的杰作。

根据这个决议，派遣维和部队分为两个阶段：自3月2 日起，派出“联合国驻柬先遣团”  ，  英文称呼为UNITEDNATIONSADVANCEDMISSIONINCAMBODIA，简称为UNAM-IC 。待部队基本部署完毕，成立“  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  ，  英文称呼为UNITEDNATIONSTRANSITIONALAUTHOURI-TYINCAMBODIA，简称为UNTAC 。

由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秘书长提出建议：为确保这次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联合国应当投入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和经费预算，具体的说，将投入11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和34个国家的军事人员（即军事观察员），加上文职人员，总人数为22300 人；经费预算为19亿美元，另外1991年6 月23日由33 个国际机构在东京会议上保证向柬浦寨重建提供费用8.8 亿美元，两项合计27.8 亿美元。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的维和行动，也从来没有投入过如此巨大的经费。尽管在纽约的这幢大楼里几乎年年都在闹经费严重不足的事，但这一回，安理会的12个国家，尤其是其中的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

所以有记者评论说：柬埔寨问题到了联合国，享受了一切优先的待遇。

 如此巨大的经费预算，居然没有人站出来说”不”。

可是，由谁来领导这个驻柬机构，由谁来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执行联合国关于束埔寨问题的决议呢？

早在柬四派请求联合国在柬实施维持和平行动的时候，各派私下里都对这位代表联合国驻柬的最高长官提出了希望：首先他不能与任何派别有过任何的瓜葛；不出自于参与《巴黎协定》的签字国；有高度的公正性；具有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活动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协商精神，能与四派友好相处……

1992年1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签署命令：任命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团长。同时，任命澳大利亚陆军中将约翰·桑德森为驻柬副团长兼维持和平部队司令。

1992 年3 月5 日，明石康手握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给他的尚方主剑，乘机赴抵柬埔寨。

一走出飞机，波成东机场上的一股热浪便迎面袭来，令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禁不住抬手掩脸。按照安排，他代表加利秘书长发表了一番讲话，无非是要严格履行《巴黎协定》，争取在这个国家早日实现民族和解与和平等等。讲话之后，记者们奔上前来，问他在此时此刻有什么感想。明石康略略踌躇，说：“我感到任重道远，但是我充满信心。”前来机场迎接的有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们，也有金边政权和四大派的代表。一边与他们握着手，听着他们用英语、法语或高棉语同自己说话，明石康心里暗暗自语：古老的吴哥文化至今是否还在这些高棉人的血液里流淌呢？

明石康的到来，意味着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正式开始，也意味着这个叫作UNTAC 的机构正式开始运转。从此，柬埔寨的和平就与这个机构和明石康这个名字紧紧连在一起。

3月16日，明石康抵柬的第二天。金边卡玛林宫前的广场上，蓝色的联合国旗帜高高飘扬。先期抵柬的印度尼西亚、法国、泰国的1000多名维持和平部队的官兵，接受西哈努克、明石康和5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检阅。

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迷彩作战服、脚蹬高腰作战靴的官兵们，紧握钢枪，迈着根据不同操典训练出来的整齐步伐，通过检阅台。阅兵式后，西哈努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热烈欢迎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和维持和平部队来柬埔寨执行和平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就是要拯救经历20多年苦难的柬埔寨民族和人民。”西哈努克向蓝色的联合国旗帜深深鞠躬。

整个柬埔寨都把期待和平的目光投注在维持和平的斗士们身上。

战乱初歇，维和使命任重道远。

到1992年3月下旬，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基本全部到齐，各种部署在紧张进行。

无论是明石康还是桑德森中将，都对各国在柬埔寨维和行动问题上给以的合作态度表示赞赏。4 月2 日，明石康在联合国驻束临时权力机构的新闻发布中心发表讲话，宣布在柬的维和行动进展顺利。他引用了一句英国谚语：

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其乐观心情溢于言表。

明石康在新闻中心讲话的同时，维和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却处于一种烦躁和不安的心情之中。

按照军事机构的计划，需在全柬部署485 名军事观察员，分成72 个观察队，驻扎所有冲突和敏感地区。可是，近几天来，他接连收到先遣团的报告，说部署军事观察队的行动一再受到阻挠，有个别军事观察员在抵达标定的目的地后，受到当地武装的威胁，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2 月26 日，联合国先遣团驻磅同首席军官、澳大利亚上校斯图尔特，乘坐直升机在磅同省上空执行任务，突然遭到地面枪炮袭击。

斯图尔特的右腿、左臂均被击伤，直升机螺旋浆被击中，但还是安全降落。

是谁对联合国的飞机进行了枪击？这是有组织的敌对行为，还是停火后散兵游勇胡乱发泄的恶作剧？有舆论说，这是波尔布特指挥的民柬部队所为，因为飞机当时就在民柬控制地区上空。

可是民柬2 月29日发表声明说：民柬根本不知道射击联合国先遣团这件事；民柬方面一直在为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作斗争，为达成《巴黎协定》而奋斗，民柬方面为联合国部队进驻柬埔寨做出了努力，怎么会射击联合国的飞机呢？

正在马德望省视察的西哈努克亲王，立即写信给四派领导人，指出此事严重违反了柬问题的《巴黎协定》，有损于柬埔寨和柬埔寨和平的声望，四派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柬四派都同意对此事进行调查。

但是，还有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的事情。

虽然桑德森司令派出专门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究竟是谁射击了飞机根本没有结果，谁也不承认干下了这件蠢事；但对阻挠维和行动事件进行的调查，结果很快反馈回来：凡是民柬政府控制的地区，一律不准联合国人员进入。

这是明显违背《巴黎协定》的行为、而民柬是这个协定的主要签字方之一。经过同明石康的紧急协商，桑德森在联合国军事总部约见了民柬在金边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代表、总司令宋成。

从外貌上看，宋成是个典型的高棉知识分子，身材微胖，皮肤黧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初一接触让人感觉他性格有些软弱，似乎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人。但如同西哈努克所说：宋成的外貌与他的内心有着巨大的差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都是个硬汉子。

同宋成的谈话实际上也是同红色高棉的军队谈话。桑德森早已读过有关宋成的资料，他对面前这个说几句话就要推一下滑到鼻梁上眼镜的人抱着相当尊重也相当慎重的态度。

简单的寒暄之后，桑德森立即进入正题。

“宋成将军，我们都是军人，我想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更直接坦率一些。”桑德森望着坐在对面的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边说边示意他用面前已经摆上的一杯冰咖啡。宋成没有穿军装，他那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衣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机械修理厂的技术员，只是仔细看他的眼睛，才可以发现里面蓄藏的机警和勇气。

“桑德森将军，我同意您的说法。而且我们高棉民族向来都非常坦率。”宋成几乎没有思索就回答道，“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好了，我将尽我所能予以配合。”

“宋成将军，《巴黎协定》您是签字人之一，整个条文毫无疑问您都相当熟悉。按照各方同意的计划，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已在一个月前开始部署到各个地区。目前，我们的大多数部署已经完成，而且进展顺利，但是，我们在宋成将军您的部队控制的地区却遇到了麻烦。”桑德森直端端地望着宋成。

宋成好一阵没有吭声。两人对视片刻，宋成移动了一下身子，顺手推了推面前的咖啡。

“桑德森将军，如你所言，我是参加《巴黎协定》签字的民柬政府代表之一，对协定的各项条款当然非常熟悉。我建议，在提出我方地区不接受联合国人员进驻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别的违背协议的情况。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桑德森双手一摊，表示没有异议。

“根据《巴黎协定》，所有驻扎在束埔寨土地上的外国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所有的外国援助、干涉必须立即停止。对吧，将军？”宋成征询式地看着桑德森。

桑德森点了点头。

“根据我们的了解，越南军队并没有完全撤出我国。”宋成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有的化整为零，加入到了金边政权的部队，有的还在其中担任了高级职务。同样严重的是，随着越南入侵柬埔寨，大约有两百万的越南人涌入我国，企图对我们高棉民族实行全盘的‘越南化’。我们认为，这是对我国最大的威胁，也是完全违背《巴黎协定》的，只有在外国势力完全撤出柬埔寨之后，我们才可能坐下来谈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这就是你们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的理由？”桑德森问。

“可以这么认为。问题必须一个一个的解决。外国人撤出柬埔寨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前提，不然，不仅我们民束方面不答应，所有柬埔寨人民也不答应，在柬埔寨实现和平也就成了空话。”宋成显得相当咄咄逼人。

桑德森沉默一阵，缓缓回答道：“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作为联柬机构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各方都严格遵守《巴黎协定》，因为这是经你们各大派反复协商达成的。外国人撤出柬埔寨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情况是否如阁下所说，我们需要调查，也需要证据。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各方都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抱以合作态度。”桑德森望一眼翻译，请他把刚才的意思翻译给宋成，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继续道：“目前，其他三派对我们派驻军事观察员的事情是持合作态度的，事实上我们的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对贵方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的事表示遗憾，同时也希望贵方从现在起，履行你们曾经做出的承诺，让我们的人员到贵方控制的地区开始工作。我个人认为，这是符合柬埔寨人民意愿的。”

“说到柬埔寨人民的意愿，首先是憎恨外国势力对我们的干涉，在历史上，我们的教训太多了……”宋成变得滔滔不绝。

桑德森很耐心地听着宋成非常民族主义化的理论。

“所以，桑德森将军，我们现在首先应当讨论的是越南人——包括军人和其他非法移民——撤走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在我们的地区进驻联合国人员的问题。不然，”宋成缓缓起身，示意他将离开，“柬埔寨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桑德森与宋成的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双方没有达成任何谅解，但是，联合国方面开始明白了民柬方面的真正意图。

桑德森与宋成会晤之后，约见了明石康，把会晤情况作了通报。明石康听完后一言不发，直到桑德森临告别，才说道：“我认为，这是民柬方面深思熟虑的战略性行动，它可能会使我们在柬埔寨的行动一开始就走入死胡同。”他摘下眼镜，用一张绒布反反复复地的擦拭：“我会把这个情况向纽约，向加利秘书长报告。”几天之后，加利秘书长把在柬埔寨发生的情况通报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冗长的讨论之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决议。

在与明石康的通话中，加利明确指示：一定要各方严格履行《巴黎协定》，所有地区必须对联合国人员开放。明石康当即把来自纽约的指示传达给了桑德森司令。“这话应当对宋成或者乔森潘说，而不是对我。”桑德森在放下电话时自言自语。

第二十五章 法国方案：以200名士兵打败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拒绝裁军和上缴武器，担任维和部队副司令的法国少将大光其火，提出以200 名法国士兵的代价，消灭红色高棉或者把他打回和平进程中来。但此方案遭到否决，法国少将悻悻辞职。安理会表决：制裁红色高棉。

但红色高棉却通过泰国进行经济活动，买卖武器。激烈的争论中，波尔布特再出奇招：成立了没有他名字的民族团结党。

就在这种闹哄哄的局面中，柬埔寨的和平进程进入了第二阶段：解除各派武装，收缴武器，逍返军事人员。核心就是解决枪杆子问题。

1992年6 月13日，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宣布：柬和平计划第二阶段于当日上午8 时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军事司令部发布的通令中，公布了柬四大派的军事实力：

金边政权：总兵力34.69 万人，其中陆军4.2 万，空军950 人，海军4000人，地方部队8 万人，民兵22万人，编制为6 个师（每师3900人），1 个独立旅（每旅3500 人），1 个装甲团，50 个独立团。装备有坦克60辆，装甲运兵车173 辆。

民柬国民军:总兵力2.7 万人，其中正规军2.5 万人，游击队2100人。编制为25个师和两个独立团。

独立柬埔寨民族军（拉那烈派）：总兵力1.75万人（到1992年实际兵力为5000  人），编制5 个师，4 个独立团。

高棉人民民族解放军（宋双派）：总兵力2.77万人（到1992  年实际兵力为5000人），编制5 个师，3 个旅和1 个支援团。

以上是各派自己上报的数字。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柬埔寨各派的实力统计就要实在得多了。1992年2 月19日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报告中称：柬四派的军卡总实力为20万人，分驻于650 个集结点。另有25万的民兵力量，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乡村寨子。各类武器的数量达30万件，各类弹药8000万发。

按照各派的实有军事力量，UNTAC 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解除武装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四派的集结点和遣返地如下：

金边政权方面的“束埔寨人民武装部队”将设立48个集结点，33个遣返地；红色高棉方面的“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将设立30个集结点，10个遣返地；拉那烈王子领导的“高棉人民解放军”设立8 个集结点，6 个遣返地；宋双领导的“独立柬埔寨国民军”设立9 个集结点，3 个遣返地。

在宣布第二阶段裁军计划开始的一周后，联合国的蓝盔军人们便穿梭于茫茫丛林里，等待着各派军队到指定营地集结。为修建这些集结地点，联合国方面拿出了一大笔经费。联合国驻柬总部和各战区司令部源源不断地收到各派报来的裁军人员名单，武器型号，弹药数量等等。整个柬埔寨处于一种忙乱而又令人激动的气氛中。

UNTAC 的首脑明石康先生、联合国的军事司令桑德森中将参加了诗梳风地区班迭棉烈兵营的交枪仪式。那里是UNTAC 设立的中心点，他们由宋双领导的高棉民族解放军有2778名官兵上交了各种武器7640件。

无论是人员还是武器，这是相当可观的了。交枪仪式后，几位大人物都发表了讲话。明石康先生说：“维持和平可能比参加战斗更为艰难。”仪式结束之后，明石康和UNTAC 的司令桑德森将军还往天上放了十几只鸽子，以示和平的到来。

1992年7 月18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王宫举行会议，讨论实施第二阶段和平计划和柬埔寨的重建问题。

明石康作为联柬机构的首脑出席了会议，他向出席的代表们宣布说：从6 月13 日进入第二阶段开始，柬埔寨三方已集结军队9003人，上交武器7371件，子弹44 万发；联合国对全国行政机构的控制已开始实施。“遗憾的是，”明石康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民柬的代表席，“民柬一方没有参加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没有裁军，也没有上交任何武器。“”会场上起了一阵哄哄。”实际上，为了拒绝参加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拒绝裁军，民柬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柬唯一的权力机构，否认金边现政权的任何权力。

在第二阶段开始前的6月10 日，民柬的24 个师、3 个独立团联合发表声明，声称从当月的7 日到10 日他们的代表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了过去7 个月来全柬执行《巴黎协定》的情况，完全同意他们的领导人乔森潘在6 月3 日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件，认为他们决不能接受越南占领军继续留在柬埔寨，同时也决不能容忍一个靠越南人扶植起来的政权继续存在，而使最高委员会徒有虚名。

民柬方面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声明当然是有所考虑的，其言外之意就是说：由于金边政权还在行使职权，违背了《巴黎协定》，那么，民柬方面当然也就不参与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了。

1992年7 月15日，也就是明石康和桑德森赶到来双的营地参加交枪裁军仪式的那天，在波尔布特的指导下，民柬又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新建议。这项建议提出两点：一、确保越军撤出柬埔寨；二、确保最高委员会是唯一合法机构和权力来源。

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乔森潘提出的一个具体的裁军条件和步骤：

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它的国防部，民柬将在第一周内集结10％的军队；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它的外交部和财政部，民柬方面将在第二周集结20％的军队；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新闻部，民柬方面将集结30％的军队；一旦金边政权同意解散国民议会和部长会议，民柬方面将集结其余40％军队。

金边方面对民柬的这个建议根本没有理会。

民柬当然也没有集结一兵一卒。

对红色高棉的这个声明和拒绝参加第二阶段和平进程的作法，UNTAC 军事机构的副司令、法国少将米歇尔·洛里东（MICHEALLORIDON）大光其火。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对柬埔寨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64年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访问法国的时候，戴高乐总统和夫人亲往奥利机场迎接，进入市区时，戴高乐专门安排共和国的骑兵护卫，下榻之处是英国女王曾经住过的凯道赛。1966年8 月，戴高乐对柬埔寨进行回访，西哈努克宣布，因为高棉的王家武装部队是从法国军队中派生出来的，因而任命戴高乐为高棉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此外，西哈努克宣布戴高乐为金边的第一位荣誉公民，接受了一把金钥匙和一条独立钻石项链。

当年戴高乐曾颇带感情色彩地描述过法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他说：“柬埔寨和法国之间，尽管血统不同，地区有别，但我们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有一部既光荣又悲惨的历史；都有精湛的文化和艺术；都有肥沃的土地和脆弱的边界……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强烈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力，也因为金边这样的地方能给人留下永远难忘的回忆。”所以，来到柬埔寨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块土地上的主宰，是这里的“保护者”。将近40年之后，他们又来到了这里，维护这里的和平与重建。从头发花白的高棉老人口里，他们听到了父辈留在这里的法语，见到了当年法国人在这里留下的建筑，见到了法国文化在这里的丝丝缕缕的痕迹。由此他们生出一种骄傲：这里曾经属于法国，现在法国还将在这里留下印记。

法国对共产党的波尔布特政权从来没有好感，在各种场合都把这段历史称为“黑暗时期”（THEDARKAGE）。在《巴黎协定》签署前，巴黎曾经举行过一次有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参加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有人大谈特谈在柬埔寨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是空谈：从军事上彻底打垮红色高棉。

现在，当红色高棉拒绝参加和平进程而且态度异常强硬之时，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又打人开始想起了这次会议上的论调，由此而把它提到了UNTAC 的会议桌上。

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就是米歇尔·洛里东（MICHELLORI-DON）。当洛里东在得知民柬方面一再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并向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发出威胁，并且又反复发表声明拒绝参与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之后；这位将军火冒三丈，大叫大嚷：“这绝对不能容忍！”1992年7月8日，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的克马林宫举行会议，作最后一次努力想使民柬方面加入到和平进程中来。但民柬的代表毫不退让，又一如既往地念起了冗长的声明：要求全柬除全国最高委员会外不承认其它任何政权；要求联合国方面核查越南军队滞留柬埔寨的情况……

洛里东已经预料到UNTAC 的努力会遭失败。在第二天的军事机构的例行会议上，这位副司令突然对桑德森中将说道：“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方式来对付红色高棉呢？”“什么方式？”桑德森问。他对这位副司令火爆的脾气早有所闻，所以说话时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和缓。

“我是军人，搞不来什么政治。”洛里东直冲冲地说，“我要说的方式就是用军事手段对付他们，把他们打到谈判桌上来，打到和平进程中来。”听闻此言，与会的人都吃了一惊。须知在维持和平的原则中，最为基本的一条就是维和部队不能成为战斗部队，加入驻在国的政治纷争。维和部队的存在实际上只是保持一种军事压力，同时维护联合国人员的安全。

“这可能么？”参加会议的混合军事工作小组的赫利中校问道，“越南人打了十年也没有消灭他们，靠我们有限的维和部队去打败他们谈何容易！”

“越南人是越南人，我说的是派维和部队。”洛里东反驳道，“当然，我是法国人，我谈的是用我们法国的军队。”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桑德森中将，继续道：“用我们法国的军队攻击红色高棉，我有相当的把握。只要给我授权，我会以我军人的荣誉担保，以200 名法国士兵的代价，消灭红色高棉，或者把他们打回到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中来，从而换取柬埔寨永久的和平。”

“我很难同意副司令的观点。”桑德森终于开了口，“柬埔寨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形势都十分复杂。这里有四个主要政党，有四支军队，仅军事形势而言就够麻烦了，如果我们的维和士兵再加入进去，等于是五支武装力量在这块土地上较量……”

“我的意思并不是全面开战……”洛里东想要继续说明他的观点。“如果允许我打个比喻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维和部队像一支只能发射一次的枪。”

桑德森没有理会洛里东，又自顾自讲述自己的观点：“只要你不开枪，对对方而言，这种威胁就永远存在，但一旦开枪，就等于把自己暴露给了对方，任由对方攻击了。”

“你这么说很像外交官，不像军人。”洛里东语言变得冲动起来。

“是的，在这里每个人都要作外交官。”桑德森回答道，他微偏过脸朝向法国人，“洛里东先生，我相信你在率领先遣团出发之前，一定阅读过联合国关于维和行动的有关规则，其中有一条就明确指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交行动，参与维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都要尽力作出外交努力。”桑德森略略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谈到军队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时，规则提出：像军事参观察员这样的军事人员，在维和行动中执行的更多的是军事外交任务。所以，说我像外交官，我认为并不过分。”

这次会议以两位军事机构首长的对峙而不欢而散。会后，洛里东直接找到了UNTAC 的首脑明石康，再次提出了他使用部队攻击红色高棉的方案。

明石康听完洛里东的话，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他实在难以把自己的思维归结到这位法国将军的思路上。

“将军，”明石康说道，仍然是很缓慢的语调，“你是否考虑过。一旦维和部队——无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向民柬武装部队开火，就把UNTAC 置于了与他们完全对立的地位，那么，他们完全有理由任意攻击我们在柬埔寨的所有维和人员。而目前，你知道，我们的军事和文职人员遍布整个柬埔寨，他们要攻击我们大容易了。”

“可是，如果我们消灭了他们，所谓攻击维和人员的事情就根本不存在了。”洛里东争辩道。

“你能在一天之内消灭民柬武装部队吗？”明石康问道，“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作战的，先生。说得明确一点，维和部队没有使命在柬埔寨杀人或者被杀。”

“我不是想要杀人，而只是把他们推回到和平进程中来。”将军说道。

“可是不能使用军队来干。”明石康声音不大，但却难以动摇，“还有一个问题，将军。如果联合国部队发起攻势，势必造成国际社会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分裂，比如，中国和东盟就有可能脱离《巴黎协定》，使我们长久的努力功亏一匮。再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我不能让一次维和行动成为一次血流成河的屠杀。”

洛里东悻悻而去。

几天之后，洛里东卸任，准备离开柬埔寨。

有人把洛里东的去职看成是UNTAC 军事机构内两位高级首长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它反映出法国和澳大利亚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渐增大的分歧。

回国前夕，洛里东接受了《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的采访。一谈到如何对付红色高棉的问题，这位将军便显得冲动。“我这么离开柬埔寨感到很沮丧，因为我无力贯彻联合国的意志。”洛里东一边整着他领口的领带结一边说道，“我们本来是有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对付红色高棉，把他们推回到他们签过字的和平进程中来。可是，”洛里东做了个无奈的手势，“我没有能说服我的上司同意我的观点。”

在联合国军事司令部里，人们对洛里东的去职议论纷纷。一位美国中校认为，洛里东像“一门失去控制的大炮”，他的离职势在必然。而一位桑德森的手下说：“我喜欢洛里东。他这人不错，也很好相处。不过，他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军人外交官。”

而洛里东本人对这种说法则反唇相讥。他嘲弄他说：“UN-TAC  的人都太忙了，人人部在奉行外交使命，反而忘记了红色高棉的战略。他们是想争得时间，最后让你们都统统败在他们的手下。”

1992年7月29日，洛里东少将正式去职离开柬埔寨。在机场，有记者想让他发表讲话，洛里东表示了拒绝：“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不该说的我永远也不会说。”走了几步，他朝向一个他熟悉的记者：“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记起我所说过的话来。”飞机拔地而起，载着这位法国将军的遗憾渐渐隐去。

裁军的第二阶段一直在进行。截止到1992年11月4 日，柬埔寨三方已有5 万军人在联合国权力机构登记，并上交了武器。

遗憾的是，民柬一方仍然拒绝参与。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民柬控制区连续受到威胁和民柬方面拒绝参与第二阶段和平进程的消息，不仅令金边感到沮丧，也令纽约大吃一惊。8 月5 日，一名民柬武装部队的准将又率领一帮武装人员闯入设在磅同省克莱亚地区的525 军事观察队，威胁说他们驻扎这里没有得到民柬方面的许可，必须在三天之内撤走，如果违反他们的命令，他们将杀死该地的所有联合国军事人员。

局势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民柬方面的对抗意图也似乎越来越明显。所以明石康向联合国报告联束方面计划将不顾民柬的反对、坚持进驻民柬控制区的方案时，加利秘书长没有同意。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认为，要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向民柬方面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再派出人员接近民柬控制区。如果他们再不作让步的话，那最大的可能是像上两次一样，坚持把联合国人员堵在他们的控制区之外。

难道红色高棉真的要说到做到，甘冒违反《巴黎协定》的指责，不顾国际声誉和影响了吗？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红色高棉坚持不开放其控制区，那么，将会有20％的柬埔寨人得不到选举登记，同时，也意味着民柬武装方面不参与和平进程的第二阶段——收缴武器，遣返军事人员，第三阶段的选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巴黎协定》对民柬来说，不过是一张废纸，如果其他三派也效而仿之，那柬埔寨的和平由何进行？

一时间，国际呼声强烈，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已经有人在准备提案提交讨论：制裁红色高棉。

金边，联柬机构总部。桑德森中将已经同明石康进行了3 次会谈，就如何迫使红色高棉开放其控制区问题进行磋商。桑德森的助手赫利中校和作战处的美国中校处长已经为司令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以武力对付武力，派遣维和部队进逼红色高棉控制区，制造军事压力；二是继续同民柬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及民柬派驻在各战区的联络官接触，力求政治解决。

设在金边第214 大街的民束驻金边联络处，联柬机构的两位联络官已经同红色高棉的一位将军谈判了6 个小时，得到的实质性回答只有一句：他们的政策一如既往，先解决了越南人在柬埔寨的问题和最高委员会应当获得唯一权力问题之后，才谈得上什么第二阶段的和平进程。

纽约对这种回答极感恼火。美国人在安理会上提出：红色高棉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明目张胆地封闭其控制区，又采取混淆视听的手法，如果不加以制裁，将从此开创武力对付联合国的先例。

美国的说法立即得到了英国、法国的附合。

1992年1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份对红色高棉不合作深表遗憾的报告，交安理会15个国家的代表传阅。

在美国、法国的促动下，一份制裁民柬的决议草案开始形成：冻结民柬在国外的资产；禁止其制区出口矿产品和宝石；禁止柬邻国从柬进口原木。

11月30日，安理会以14 票赞成、1 票弃权通过了第792 号决议，对柬埔寨实行贸易制裁，要求各国切断民柬控制区的石油进口和药材出口。

决议还确定：柬埔寨制宪会议的选举在1993年5月以前进行，联柬要在1993 年1 月31日前在其可以全面、自由出入的地区筹备选举。这意味着，如果民柬还不合作，那将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

在表决时投弃权票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他告诉记者说：“制裁不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深分歧和矛盾，也可能使柬局势出现新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不赞成对柬任何一派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措施。”有趣的是，整个文件中没有出现任何“红色高棉”或“民柬政府”等字眼，而是以“柬四派中的某一方”代之。比如“从现在起，联合国将保证提供给柬埔寨重建与和平的任何国际性援助只给予充分履行《巴黎协定》并积极与联合国驻柬机构合作的政党派别。”就当时的情势来看，这是安理会能够做出的最为严厉的反应和惩罚了。

可是，这种惩罚却很难被付诸实施。

在防备外来援助被切断问题上，波尔布特可谓是个战略家。他早就在民柬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凡事不可过多依赖别人。一旦外来援助断绝，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只有依靠自己。武器弹药怎么办？另找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泰国。

多年来，泰国政府对于民柬的态度基本上是依据联合国决议而行的。但是在私下里，泰国的商人们一直在泰柬边境同民柬进行着大规模的交易，在宝石、木材、金融、武器买卖等方面都有频繁活动。民柬从事商业活动的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部分泰国商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依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1年10月5 日的报道，民柬每年从上述的贸易中所获的利润估计高达一亿美元。这么高的利益足已使泰国商人和民柬方面不惜一切地维系住双方的来往交易。

当联合国做出的对红色高棉实行石油和木材禁运时，无论是民柬还是泰国商人们都好一阵紧张。如果联合国在这事上动了真，动用兵力封锁边界，查封所有的进出口，那么毫无疑问，红色高棉将受到比军事行动的失败更大的打击。

可是，他们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联合国除了发了一通措辞讲究得近乎含混的声明外，并没有实际的行动。美国人尽管叫得厉害，泰柬边境上千公里，你禁得过来吗？泰国方面会出动如此众多的兵力来封锁错综复杂的边界吗？

过去的国际援助进入柬埔寨往往通过三个渠道：一是空中，抵达波成东国际机场；二是海上抵达磅逊港；三是通过泰国，穿越泰柬边界抵达边界上的难民营和山村。

前两个渠道在金边政权的控制之下，对民柬的封锁主要是对泰柬边境的封锁。到1992年6 月，柬埔寨仍有35万难民生活在泰柬边境的泰国一侧，接受国际难民署的援助。英国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泰国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等国际著名人物都曾访问过这些难民营，对这里的惨状表示过深切的同情。国际难民署的日籍首脑绪芳贞子多次来到难民营，了解这些流离失所者的悲切生活。

随着这些人物的到来，大量的国际援助也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难民营。

据难民营方面的统计，1991年中，平均每个难民都得到了三件以上的衣物。

当联合国维和行动开始后，来到这个国家的维和人员们都无不吃惊地发现，即便在最偏远的山村，这里蓬头垢面的山民却穿着非常艳丽或时髦的衣服。

金边方面攻击说，在泰国一侧的柬埔寨难民营大都受到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控制，无论什么国际援助到达这里，都要首先经过藏匿在难民营中的红色高棉指挥官的认可，先给游击队留存够了，然后才分发给这里的难民。

可是，这只是一方的传言，没法得到证实。但自联合国宣布了对红色高棉的制裁议案后，国际援助的车队抵达这些难民营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原来已经洽谈好的一些援助项目也悄悄地取消了。

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方面在泰柬边境设立了检查站（CHECKPOINT），对进出这里的所有人员和车辆进行严密检查。

如同上面所言，这么长的边境线，你检查得过来吗？无论是联合国方面还是金边政权方面，能力这种制裁提供多少封锁边境的兵力？何况这里重峦叠障，许多地方根本没法设立封锁线。而游击队最有效的作战方式之一，就是化整为零，小股活动，即便是一座山，他们也能采用蚂蚁搬骨头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消除掉。

在谈到对红色高棉的经济封锁问题的时候，人们不可忘记一个事实：红色高棉有的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他们的实力使他们根本无须外来的任何援助就可以生存，除非攻下他们的总部拜林，切断他们的生存来源。即便这样，积攒多年的财富和武器装备也足够他们生存和战斗多年了。

在国际上热闹了一阵的对民柬的封锁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对红色高棉形成事实上的打击。

维持和平行动的第二阶段计划，实际上中途流了产。即便是那些交了枪、领了安家费的遣返军事人员，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重新回到了军营。

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就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红色高棉制裁决议的同一天，民柬方面公布了一个重大举措：准备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NATIONALUNITYOFCAMBODIAPARTY），并公布了它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柬埔寨共产党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即便是在70  年代执政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仍然不对外公开。这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直到1977年10月27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才在一个专门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成立于1960的政党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以取代过去的笼统称呼“柬埔寨革命组织”。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民柬政府从事的爱国抗越斗争中来，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波尔布特公开宣布退出政治，改而由乔森潘在民柬政府和军队中担任最高首脑。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使柬埔寨翻天覆地的“柬埔寨共产党”这个称呼已经淡漠了，可突然间出自于拜林的这个“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叫人不得不认真地研究一番。

直到现在，人们对这个党的了解实际上也是相当有限的，就联合国驻柬机构而言，对它的所有印象不过是来源于这个党筹备委员会的一份七点宣言。

如同往常一样，宣言的第一点概述了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让所有入侵的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中立，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第二点谈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强民族团结，由此必须成立这个叫“柬埔寨民族团结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

宣言的第三点声明这个党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团结，而决非要制造冲突，或者为了拉取选票，夺取政权。

在第四点声明中，这个党明确提出：它可以参加全国大选，但前提是必须严格贯彻《巴黎协定》，尤其是所有越南军队必须撤出柬埔寨。

第五点宣言是针对其他政治派别的，说是它尊重所有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和组织。

第六点是这个党的领导机构名单，党的主席由乔森潘担任，民柬武装部队总司令宋成担任副主席。其他还有8 个领导成员。

宣言的最后一点宣布，该党的总部设于拜林。

这个党的成立一度引起广泛和强烈的关注。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曾经活跃在民柬中的老资格政治家们，如波尔布特、农谢、切春都在筹备委员会中消失了，代之以一些年轻和陌生的名字，比如排在第三位的姜裕朗（CHANYOURAN），他曾经担任过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在政府中当过部长，民柬执政时期到非洲和中东出任过大使，最后的职务是驻华大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党容纳了一批负责技术和干过外交的官员，比如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萨金·洛莫特（ SARKIMIOMOUTH）和排在第五位的辛云（HINGUN），前者曾是金边最著名的西索瓦高级中学的教师，在皇家铁道部担任过高级官员，后来出任运输与供给部的首脑；后者是学工程出身，在农业部担任过农业机械局的局长，后来被派往纽约，出任民柬驻联合国的部长级顾问。此外，在民柬中比较活跃的马本（MAKBRN），这个留学巴黎的高材生，民柬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的代表，后来兼任民柬的发言入，也拥有了显赫的职务。

民柬的这个动向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桑德森对他长期打交道的民柬总司令宋成担任这个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消息，表示了谨慎的祝贺。他专门给宋成写了封信，说：“听说您将筹备建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并将在其中担任主要职务，我很受鼓舞，并向您致以祝贺，我希望这将有助于为你们参加大选创造一个合适的气氛，我也盼望能有机会与您共商大计。”“柬埔寨民族团结党”筹备委员会的七点宣言发布后，很长时间便再没有消息。有人揣测，是不是民柬内部发生了什么，有的人则认为，成立新党不过是民柬希图重新搞一次包装。

柬埔寨的和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二十六章 波尔布特下令：全线收缩

置身联合国总部的加利秘书长读到红色高棉拒绝参加选举的声明，为他们深感遗憾，也为这个政治派别的首脑之一乔森潘感到遗憾。驻柬联合国军司令在接到民柬代表秘密撤离金边的报告时大吃一惊。民柬方面表示，洪森威胁要逮捕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他们是为了安全而撤离。离别前，乔森潘把民柬在金边的房屋财产转送给了西哈努克。

北部丛林中，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为红色高棉的前景已经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会议。

在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波尔布特和农谢，以及总参谋长切春。他们认为，自14年前他们失去政权以来，简单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回政权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政治解决是必须的途径，于是这才签署了《巴黎协定》。波尔布特非常清楚他执政期间的失误造成了人民对他的不信任，连他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也成为暴政的代名词。这常常令他感到悲哀。后来反抗越南入侵略的斗争为他多少赢回了些民心，全国大多数人民都把民柬国民军看成是抵抗侵略的主力军，他决不愿破坏这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形象。但是，他们绝不能简单地服从非常刻板机械的联合国和平日程。那些外国来的外交官和军人们，他们对柬埔寨到底了解多少？

经过反复研究，会议在波尔布特的主持下形成了如下决议：

——政治上，继续要求解散金边政权，强调最高全国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以此作为参与第二阶段和平进程和大选的先决条件；拉那烈派也有同样的要求；

——继续在农村地区加强政治攻势，扩大政治影响，通过揭露金边政权地方官员的腐败行径来争取民众；

——外交上加强与泰国的联系，尤其是与泰国军方的合作。通过宝石与木材交易继续积累资金，为今后的武装斗争购买武器，同时充分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出现，通过泰国为领导人物们安排后路；

——军事上继续扩大由于裁军而出现的控制区，其重点放在东部地区，以此为基地逐步向外扩展；

——开展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活动，任何时候都要让人们感觉到民柬的存在。

摆在加利、明石康和桑德森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红色高棉？眼看就要开始大选，联合国方面将采取何种行动，既不把和平之门关死，也要表明联合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大选的决心。

1993年年4月4 日，加利收到明石康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是临近竞选，乔森潘在全国最高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份公告式的讲话，再次声明了民柬不参加大选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些旨在抵制大选的建议。尽管这份用高棉语发表的讲话经过翻译已经失去了许多原本的意味、但加利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得出民柬渐渐沉不住气的焦虑。

加利在1992年访柬时见过乔森潘，同这位红色高棉的政治家进行过会谈。凭感觉，这个满头白发、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民柬主席在长久的战斗和期待之后，并没有丧失抱负和敏锐，在重大问题上寸步不让，在枝节问题上又毫不纠缠。加利当时就感叹，可惜当年他们制定的政策太不柬埔寨化了，否则，加利相信，乔森潘是一个可以在柬埔寨历史上受到相当高评价的人物。

曾经有人给加利说，就人格来讲，乔森潘是颇有魅力的，尽管他与波尔布特同属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但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是波尔布特干的，乔森潘只是无力反对而已。加利不知道乔森潘该对过去执政时期的事情负多少责任，但他相信，这个人至少是个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

乔森潘的这番讲话恐怕是近一个时期来最为直接了当、逻辑相当严密的一个声明，一开始就直截了当他说民柬下参加UN-TAC  主持的大选，因为柬埔寨没有出现《巴黎协定》规定的那种公正的气氛，越南军队也没有完全撤出柬埔寨，全国的局势还在日趋恶化。

代表红色高棉最新政策的声明把其反对大选的立场定在越南人留柬的问题上，同时攻击在越南人扶植下建立的金边政权已经摆出了一副获胜者的模佯，人们的印象是洪森胜利已成定局，如果他人获胜，那么金边政权将毫不犹豫地破坏选举结果。面对国家主权、独立、政治、经济、军事等成堆的问题，一场不公正的大选闹剧又能解决什么？乔森潘在他的声明中预言：其他的政党将会及时地退出大选，转而响应民柬发出的呼吁——寄希望于西哈努克，由亲王站出来收拾国家的混乱局面，让人民重新生活在1969年前那种和平与安宁的社会中。

在看完金边传真来的这份乔森潘在全国最高委员会上的讲话之后，加利凭直觉感到红色高棉已经决定彻底与大选绝缘了。不过他很奇怪的是，作为柬埔寨的革命家们，在西哈努克当政时立志推翻亲王的“腐朽、反动统治”，在丛林里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政治与武装斗争，而现在他们对西哈努克时代的评价完全变了。他想，如果他问乔森潘：既然当年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既和平又安宁，那你们当初为何要破坏这种大好局面呢？难道红色高棉决定否定自己当年的历史了吗？

当然，这句话他永远问不出口。政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投身政治有时意味着重新组装自己或否定自己。世界上的政治家大都如此，乔森潘也不例外。

既然民柬方面采取这种态度，那么联合国主持的这次大选就意味着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协议的四大派将缺席一方加利忍不住一声长叹。他为红色高棉感到遗憾，也为乔森潘感到遗憾。

4月12日下午，联柬军事机构的总司令桑德森中将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了UNTAC 军事司令部办公室。一看桌上堆满的那些文件，将军心里便不由得掠过一丝阴影。随着大选的临近，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暴力事件、暗杀、抢劫、UNTAC 人员日渐增多的伤亡，有的国家已扬言要撤回其驻柬的部队和民事人员，UNTAC 内部也有些军心不稳……

在他37年的军旅生涯中，担任联合国驻柬军事司令官是最艰难的挑战。

想想他刚接受任命之初，还颇有些踌躇满志，认定他的名字将与远东历史的发展连在一起，他的军旅生涯也将因之被染上辉煌。可是现在，驻柬才刚刚一年，所有的自负与傲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天，他都感到自己神疲力竭，举步维艰。

“泥潭。”他脑子里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个被用来形容当年美军在越南处境的词汇。从历史、文化。宗教、地理、民族等方面来讲，柬埔寨与越南是太相近了。美国当年在越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可自拔。现在，UNTAC ，还有他自己，是否也陷入了另一个泥潭？

当年，身为少校的他在阅读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那本风靡世界的著作《出类拔萃之辈》时，对那位美军中将在书中一次又一次的叹息感到很难理解，现在，他恍然一悟，发现在事过20年之后，他居然对这位前辈将军的每一声哀息都体会得淋漓尽至，甚至还有过之。将来某一天，他肯定也会写下一本书，记叙他此刻在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日日夜夜。为此事他曾经同他信任的老部下赫利中校谈起过，赫利拍了一下手，说将军若不握笔撰著，那未来世界研究的人们可就要少一本参考研究资料了。柬埔寨是冷战之后的第一次维和，也是新的世界格局调整过程中的一个试验点，指挥这场维和军事行动司令官的回忆录，其价值绝不低于那本《出类拔萃之辈》。他的秘书赫利建议他在回国之前给堪培拉写出报告，让国防部给他半年、最好是一年的假期，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一年来的风风雨雨感慨遗憾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他赫利照样可以充作他的助手。后辈的军人们也许同样会难以理解他在书中表述的那些复杂感情和心态，当然还有一声声免不了的叹息。也许又要再过20年，才会有人读得懂他，读懂遥远的东方民族……

他又走回到办公桌前，还未来得及坐下，门口便响起了报告声。

刚才还出现在桑德森脑子里的混合军事工作小组（相当于司令部秘书处）队长的赫利中校，将一个文件夹放到司令的面前。桑德森本想同赫利聊聊，但又觉得没有心情，于是微微点头，示意中校可以走了。但赫利却“啪”地将文件夹翻开，固执地递到他眼前。“这是您交办的，您得马上看才行。”桑德森打开文件夹，见里面只有一份两页的文件，其标题为：民柬国民军联络官的动向。

将军略略抬头看了中校一眼。这的确是他交办的事情。近一个时期来，他不断接到报告，说原来部署在各个战区的民柬联络官有离开的迹象，这是否同即将开始的大选有关？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民柬方面将有重大举动？

桑德森的目光落到文件上：

“民柬首席联络官农布诺少将，3月26日刚返回金边；普农卡森少将，3月初回金边，计划于4月16日离开；申文同少将，计划于4月16 日离开；索克邦立少校，3 月26日刚返回金边；从部署在金边的18  位联络官的动向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异常。只是他们离开的最后日期全部在4 月16日，那么16日以后呢？

桑德森继续往下看各战区民柬联络官的动向，发现在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民柬的联络官员已经撤离或者没有再露面。

桑德森心上不由得一紧：难道波尔布特要撤走所有的联络官，然后再有所动作了？抑或他只是通过此举来作姿态，给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大选再罩上一层阴影？

桑德森思索良久，要通了明石康的电话。

桑德森的担心第二天就得到了证实。

下午3 点，司令部向他报告：民柬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乔森潘和宋成率领所有在此地的红色高棉人员，包括农布诺等军事联络官，不辞而别，联络处内已空无一人。接着，各战区司令部也发来电文：原驻各战区的民柬联络官已以种种借口在近日全部撤离，联柬机构与抵制大选的这个武装派别的最高联系渠道由此中断。

在日渐恶化的情势下，民柬代表的撤离无疑是雪上加霜。桑德森来不及与明石康商量，就下达了几道命令：“一、再派人去民柬联络处，对这一情况进行最后核实；二、立即同各战区联系，查明各战区民柬联络官的确切动向。三、与拉那烈、宋双两派的联络官进行联系，摸清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乔森潘不辞而别，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意味着什么？

1979年元月，乔森潘在越南人入侵的隆隆炮声中撤离金边时，其身份是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14年后重返首都，他却只是一派的代表了。据红色高棉办事处附近的人们说，乔森潘常常在夜深入静之时，独自坐在凉台上沉思。

他望见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雕栏玉砌犹在，但却朝野尊卑易位，大半河山的权柄已执掌于当年的属下之手。此番心境何人理会得透？

乔森潘身处金边重重敌阵之中，颇有点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意味。加上他和所有从拜林来的人员，乔森潘只有11个人，而洪森在这里有一个“政府”，仅武装部队就有两万之众。1991年11月乔森潘第一次返回金边，遭到暴徒袭击，热血横飞。其后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但骚扰却一直不断。

在联络处这个阵地上，乔森潘可以说是大展锋芒，充分发挥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韬略。在各种会议和讲坛上，他常常孤军苦斗，舌战群雄，淋漓尽致地阐述了民柬的政治立场和各阶段的主张。在柬埔寨政坛上，乔森潘的雄辩与智慧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明石康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对UNTAC 的人说，这个人不愧当过一个政府的总理。

4 月6 日是柬埔寨新年的第一天，乔森潘选择这个日子，显然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4 月4 日，在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洪森发表讲话，指责乔森潘是最近对在柬越南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继3 月16日崇克里士的大屠杀之后，几天前，磅同省又有29人被杀，30人受伤。第二天，在他控制的电视台上，洪森又发表电视讲话，声称：乔森潘是近期一系列屠杀事件的指使者，是他下令让他的士兵干下了这些罪行。“乔森潘应当以种族屠杀罪受到逮捕，他不能享受豁免权。”声称：如果UNTAC 不采取行动，那么他的政府就将逮捕乔森潘。

既然洪森的威胁已如此明了，那乔森潘又为何要等在金边束手就擒呢？

明石康的指责又添上了另一条借口。乔森潘若有意要撤离金边，此时莫不是最好的借口？

是的，乔森潘要离开金边的迹象是明显的。桑德森有些冲动地走向书架，翻找一阵，抽出了一份《金边邮报》。这份由几个法国人和马来西亚人联合办的报纸，因其材料新鲜、准确、及时，而且观点立场相对客观公允，受到UNTAC 上下的较高评价。他记起在这张报上瞥见过一大版乔森潘对记者的谈话，当时没来得及细读，现在翻找出来，好家伙，居然足足占了四版。其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拒绝参加选举到为什么要排斥越南人，对UNTAC 的立场地位，对民柬的目标要求与打算，都有详尽明确的论述。在桑德森的印象中，乔森潘在金边一年，似乎从未这么广泛深入地阐述过他的主张。

乔森潘这次阐述的民柬的主张是比较透彻的，也是相当激烈的。“我们不参加UNTAC 策划的这次大选，我们柬埔寨人民对大选怀着非常愤怒的心情。如果西方列强不改变他们的立场，那我们柬埔寨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了。那将意味着更多的诸如向金边的越南人扔手榴弹的事件。我们可以预见，形势将会越来越变得恶化和复杂。反对越南人的活动还会升级，攻击还会增多。”

乔森潘的这个想法与曾经联合抗越的其他两派的思路有相似之处。宋双派武装的总司令英莫利说：“这个大选将充满血腥。由于缺乏中立的政治环境，欠缺自由与公正，好些人想要回到丛林里去，与红色高棉携手战斗。”据外界的传闻，说宋双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中没法进行大选，因此一度想要退出，可是他却受到他的外国支持者的制约，一旦退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道义、军事援助全都终止了。于是，乔森潘3月底在曼谷会见了宋双，提出只要他退出大选，那红色高棉将给他提供600 万美元的援助。可是这位80岁的政治家拒绝了民柬的慷慨。

乔森潘对UNTAC 奉行的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对未来要建立的柬埔寨新政府又有着某种期待：“如果未来的柬埔寨政府中有四个党派的话，那一定要包括民柬党，这样就意味着柬埔寨的和平。”“我们并不是要争权夺利。”乔森潘说，“如果通过亲王殿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和解政府，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并不要求特殊地位，有一把折叠椅的席位就完全可以了。民柬并不是要重新夺回权力。”面对近一个时期日渐恶化的局势——货币瑞尔大量贬值、对越南移民的频繁攻击、金边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对联合国人员发起的有目的的袭击并打死数名维和士兵等——乔森潘都归结到联合国与金边政权的合作上：“UNTAC 与越南人和金边傀儡坐在一条板凳上，以免这个政权支撑不到大选就宣告垮台了。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拒绝参加入选，也拒绝与联合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这应当看作是乔森潘的告别演说。”桑德森心中道，拿起一支粗大的红色记号笔，在头版的采访消息上划了一个大圈。

直到4月14日上午10点，正在UNTAC 总部晤谈的明石康和桑德森才看到了刚刚翻译出来的乔森潘的一封电报。

电报是给“柬埔寨国家元首、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的——“由于逐渐变得强烈的威胁，我认为我在履行我作为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职责时，安全问题已经得不到充分保障。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民主柬埔寨党都坚定地恪守《巴黎协定》。无论是明石康阁下还是洪森先生，都没有权利对民主柬埔寨党发出指责。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指责已对我继续留在金边产生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乔森潘说这一点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因此，我不得不被迫暂时撤离设在金边的民柬党的办事处。

“由于我和同事们已经离开，我想把办事处的那块地，包括房屋和财产转送给亲王殿下。

“我将永远铭记殿下为使我参与全国最高委员会工作而作的一切努力。……”

“冠冕堂皇的告别辞。”明石康放下电报的翻译件。

桑德森没有说话，继续翻开附在乔森潘电报翻译稿后面的西哈努克用法语给乔森潘的回电，其用语十分客气：

“您给我的电报已经收到。我尊重阁下所做出的决定，同时我作为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主席也向您慎重表示，将继续保留您和宋成先生的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明石康已经走了很久了，桑德森仍没有离开办公室的意思。

现在吸引着他目光的是墙上的一幅照片。那时他刚就任时。在王宫与西哈努克、参与全国最高委员会工作的四派政党代表的合影。照片上，满头银发的乔森潘面带微笑，显示出一派稳操胜券的姿态。

一年之后，四派合影的这种局面再也创造不出来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乔森潘此次告离，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说不定直到维和结束，他再也见不到这位丛林革命家了。

从个人角度来讲，让桑德森更为遗憾的是，他至今没有见到过真正制定红色高棉政策的波尔布特。他相信，乔森潘的撤离，肯定出自这位民柬“一号兄弟”的命令。

桑德森有时感到，自己是在与一位永远无法谋面的幽灵打交道。

第二十七章 大选后的讨价还价

大选揭晓，拉那烈获胜，红色高棉表示支持，急于拉洪森下马。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里；原来的金边政权控制了主要部门，红色高棉被完全排斥左外。拉那烈在与洪森分享权力之后，对民柬现出了冰冷的面孔。但西哈努克对他憎恶的红色高棉采取了宽容态度。

尽管从纽约到金边的人们对柬埔寨从5 月23日到28日的大选有种种担心，的确也曾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这次举世瞩目的大选却出人意料的顺利。

1993年6 月10日实在是一个很值得被人们记住的日子：上午明石康对全国最高委员会宣布了大选的结果，拉纳烈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得票领先于洪森的人民党，获得当选。这给在金边掌权的人民党浇了一头冷水。

在联柬总部一楼的那间会议室里，作为将军的桑德森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他对诸位佩带着不同式样军衔、穿着不同样式军装的三位“总参谋长”说：政治上的事情由政治家们争吵去吧，我们军人管军人的事情。接着他把混合军事工作小组起草的各方军队承认大选产生的新政府、成立统一的“柬埔寨武装部队”等5 条协议念给大家。会议的结果是“总参谋长”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他们对未来军队的构成和他们将要扮演的的色似乎更感兴趣。5 条协议很快得到通过。按照常规，每个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结果，就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诸位政治家们还对大选是否公正，是否需要复核结果等争论不休的时候，军队方面已经统一起来，三方的总长和他们的助手们已经在喝着赫利中校提供的可口可乐，谈笑风声了。

桑德森当然知道，各派内部对大选和以后的和平进程肯定早有打算，没有各派最高当局的许可，这些总长敢在这个不仅承认了大选结果、而且还要组成统一武装部队的协议上签字？只不过政治家们老是要讨价还价，而军人的表现更为坦率直接而已。

当晚，桑德森与被会议析磨了一天而精疲力尽的明石康会面。中将把有三方参谋长签字的协议递过去，明石康一见眼睛大亮。他没想到军队居然有了这么明确的表态。这一下他顿时有了底数，心里禁不住对同他讨价还价一整天的那些人恨恨有声：原来你们给我玩虚的！

6 月14日以后，整个金边都沉侵于制宪议会、权力分配、临时政府组成、军队统一、领发薪饷等等大戏之中，人们似乎把14年前的执政党和当年的“政府军”给忘却了。很多人已经忘记，在遥远的西北部丛林山地中，上万名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细眯着眼睛，严密注视着金边发生的一切。

红色高棉反对大选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直到大选开始之前，他们还组织了西北部地区的武装和非武装游行，抗议UN-TAC  在柬埔寨问题上插手太深，要联合国不要“与越南人亢瀣一气，损害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在暹粒省的卡南区，红色高棉向联合国军事观察队送交了一卷有插图的声明，抗议大选，要求排开联合国，在“由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监督下，举行我们柬埔寨人自己的大选。”可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大选期间，除了为了表示存在偶尔的炮击事件和对靠近红色高棉控制区的流动投票站零星的攻击外，红色高棉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在此之前，人们如临大敌，认为大选期间，全国将有一场血战。

人们问联柬首脑明石康，他怎么看待波尔布特的沉默？

明石康双手一摊，摇摇头：“沉默有时比大炮更可怕。波尔布特，深不可测！”

一位长期研究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认为：红色高棉没有参加大选是战略上的失策。他们自己把自己孤立于和平进程之外、失去了在未来政府中分享席位和权力的资格。作为拥兵自重、人人谈之色变的一派，即便在大选中惨败并非就穷途末路了，金边政权在大选中落后于奉辛比克不就找种种借口否认大选结果吗？最后的结果还不是幕后的政治解决？可以设想：如果民柬在大选在有所表现，临时政府肯定会有他们的席位，何况，他们控制了20% 左右的地区，再怎么无能，红色高棉的得票数也可以远胜于莫尼南卡党啊！

按波尔布特原先的估计，由于金边政权利用自己控制了全国80% 以上领土的优势，在竞选中又做了很多手脚，特别是其政治恐怖在广大乡村发生很大作用，大选中肯定会遥遥领先于奉辛比克。因此，他在塔莫的坚决支持下，严厉批评了宋成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投降主义”，决定采取抵制大选这一招，并竭力说服其他政党与他们加盟。但5月23日投票第一天一过，基本情况出来了：拥戴奉辛比克的人远甚于人民党。虽未经最高层同意但处在投票站附近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们已经实行了政策紧急调整，不仅同意他们控制区的人参与投票，而且还主动派出卡车运送村民们前往投票站。他们希望以奉辛比克的胜利，推翻洪森的“越南傀儡集团”。作为回报和在抗越斗争中形成的同盟关系，拉那烈肯定会给患难中的朋友投以政治果实。

所以，在金边政权在大选是否公正和是否有作弊问题上喋喋不休的时候，6月3 日，乔森潘在曼谷同拉那烈举行了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西哈努克宣布组成联合政府的前夕。而从大选结束起，红色高棉已经沉默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会谈一开始，拉那烈便指责了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的做法，认为他们是自己把自己排斥在了新政府之外。乔森潘似乎无意于在这个问题上与拉那烈争论，他直截了当他说：“我们现在对陛下的处境有所担心。我所指的是金边掌握的军队问题。陛下胜利了，但是缺乏军队的支持；洪森和谢辛输了，可是他们握有重兵。这是个奇特同时又可怕的现状。”拉那烈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

“不过，陛下完全可以相信，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得到民柬方面的全力支持，如同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在抗越斗争中亲密的合作一样。”乔森潘慎重地告诉奉辛比克的领导人。

乔森潘与拉那烈的会谈在当时是高度机密，但是实在说，这次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不过是红色高棉支持奉辛比克的表态而已。

但10天之后两人的一次会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翻看记录的话，人们会感到惊诧，这次会谈的时间仍然是西哈努克在半个月时间里第二次提议组成临时政府的前夕。6月15日，西哈努克就宣布了他组成临时政府的提议。

这次会谈的地点从曼谷移到了金边。

乔森潘显然已经拜见过了拉那烈的父亲。一见面，乔森潘就说：他完全支持由亲王出面领导一个临时政府，以使大选后这3 个月的政治真空得以合适的填补。

拉那烈笑着看看穿深色西装的红色高棉主席，问道：阁下还反对大选吗？

乔森潘也笑了：“我们尊重人民的意志。人民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这种意志是神圣的。”“这几天局势发展很快，有些事情出人意料，尤其是东部地区出现的分裂事件。”拉那烈道。对奉辛比克党获得大选成功的结果，拉纳烈的同父异母兄弟夏卡朋王子大感失落，纠集一帮急进分子，在东部7 省宣布独立，但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民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乔森潘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我们已经向分裂分子发出了警告，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将不惜动用武力。

当然，他们的分裂肯定是得到某个国家的支持的。”拉那烈明白乔森潘这里指的是越南。他说道：“我也表明了奉辛比克的立场，如果分裂分子不住手，我就带兵去收复失地。怎么能容忍我们的21个省缩小成14个呢？”谈话很快从分裂问题转到了具体的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来。

“我们支持亲王殿下出面来领导临时政府，当然，这个政府要充分体现出胜利者的利益。”乔森潘道，“我想在此声明民柬的立场：我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和陛下您应当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如果将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中各个职位的分配，要能够体现出大选的结果，也就是说，要让奉辛比克处于主导地位。”

“这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王子对乔森潘的说法感到兴奋，“人民党方面提出，临时政府的组成方案是分享权力，他们对几个关键性的部门想抓住不放。”

“我认为，关键部门是指国防部、财政部，还有内政部，这几个部门应当掌握在奉辛比克的手里。”乔森潘前些日子看到一份文件，上面说洪森在金边发表谈话：要是人民党胜利的话，他们将以“种族灭绝罪”将红色高棉的核心领导人押进国内或者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而对其他的红色高棉广大官兵，政府准备实行大赦。

对乔森潘这位红色高棉的高级领导人，洪森曾经数次要求对他实行逮捕，两人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红色高棉怎么可以容忍洪森继续掌握大权呢？

“很感谢您这么支持奉辛比克。”拉那烈说，“但在具体部门分配上肯定有一番争执。以我的设想，刚才提到的几个部门正是金边方面想要掌握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肯定会讨价还价。”“那奉辛比克有什么方案？”

“我想对国防部和财政部不放手，作为交换，我让出内政部。”拉那烈说完，望着乔森潘不再吭声。

红色高棉领导人好一阵沉默。“我想可能有些麻烦。”乔森潘道，“以军队实力来讲，奉辛比克是不能与金边方面相比的，即使他们说放手，实际上您控制得住吗？还有内政方面，涉及到公安、警察部门，关系到国内的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动乱。”“可是这是政治，这中间必须有让步。”“我们不能同意再出现一个人民党继续掌握政权的政府，哪怕它只是临时的。”乔森潘说，同时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我们要求奉辛比克处于主导地位。这个立场我们不能变，也希望奉辛比克不要变，这涉及到整个民族的利益。”乔森潘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如果能够实现这个局面，我们民柬方面将把我们掌握的所有地区交给由您领导的政府。”

一听这话，拉那烈吃了一惊。在实力方面，红色高棉是仅次于金边政权的武装，从来都希望在未来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他们在没有提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主动提出把控制的地区交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

“民柬方面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拉那烈问道。

“我们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乔森潘显得很坦然，“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想在政府里占有什么，可是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不要求这个。我们唯一要求的是，体现大选结果，实现民族和解。”

无论是6月3 日还是6 月13日的会谈，拉那烈都感到十分满意。有了红色高棉的支持，他在与洪森谈判时当然就更多了一份实力。

早就有人提出：如果金边方面坚持拒绝承认大选结果，那么取得合法领先地位的奉辛比克就可以与红色高棉再组同盟，成立一个政府与金边抗衡，而国际社会肯定会在政治天平上作出利于奉辛比克的倾斜。

会谈结束两人分手的时候，拉那烈同红色高棉领导人紧紧握手。“我会永远感谢阁下为柬埔寨民族和解所做出的努力。”拉那烈道。

乔森潘理了理头上的白发，说“唯愿殿下能够了却柬埔寨人民的夙愿。”

可是金边方面强烈反对红色高棉进入政府。

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后来的美国国务卿梅德林·K ·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K ·ALBRIGHT）在1993年7 月初对金边短暂的一天访问中明确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如果在执政期间曾经杀害了成千上万人的红色高棉进入新政府的话，那美国将很难给束埔寨提供任何援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同亚洲国家的态度是有冲突的。在7 月召开的“第13  届亚洲和太平洋外长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谈到柬埔寨时外长们认为：排除红色高棉将给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和平努力带来巨大风险。可是，与会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却说，美国一直想在给柬埔寨未来的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如果红色高棉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那华盛顿就会犹豫了，因为美国国会不可能准许给这个激进的组织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法国、俄罗斯等国也在红色高棉问题上表示了相同的态度。由于众多原因，结果红色高棉完全被排除在临时政府之外。

这令红色高棉大失所望。本来民柬已经作出计划，在承认大选结果和承认临时政府的情况下，金边方面肯定会有松动，原来驻金边联络处的人已经在张罗到首都重新开始办公的事了。

让拜林同样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原来的金边政府继续控制了国防部和内政部，实际上把国家政治和军事权力仍然紧紧抓在手里。政府部长的职位，人民党居然比获胜的奉辛比克占的还要多，政府部门的人员基本上一成不变，基本上都是人民党党员。军队的总参谋部基本仍是人民党控制，用红色高棉广播电台的话来说：“由两位并列总理组成的临时政府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从高层来看，确实还像那么回事，可是仔细一打量，就会看出它实际上还是越南傀儡的结构，原来的金边政权在各级政权中仍有15万工作人员，掌握了15万的军队和警察，而奉辛比克的人马少得可怜，只不过100 来人而已。”红色高棉决定让人民听听他们的声音，让金边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还在大选之前，红色高棉就对未来战略进行了部署，其中之一就是部分转移指挥部，从拜林移至丰卡特（PHUMCHAT）。

丰卡特其实距离拜林只有27公里之遥，但是它更靠近柬泰边境，旁边是个大水库，具有良好的战略位置。大选期间，民柬的部分指挥系统已经迁移至此地。民柬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英萨利（IENGSARY）虽身患重病，这个时期也顾不上休养了，抱病来到红色高棉的“陪都”，谋划大选之后的战略。

迁移指挥机关是一个信号，它反映出红色高棉的担忧：唯恐大选中人民党获胜，对拜林发动一场明正言顺的“平叛”战役。

由于奉辛比克的胜利. 对拜林打击的担忧消除了。现在，金边谈判桌上的交易正在朝着不利于拜林的方向发展，他们需要让金边感觉到红色高棉的威力。

经过反复策划，红色高棉高层人物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作出参与和平的姿态，表明红色高棉实现民族和解的愿望，加强谈判桌攻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施加压力，加强战场攻势。

6 月13日乔森潘与拉那烈金边会谈后，民柬大致摸住了王宫的脉搏：亲王即将再次提出组建临时政府的提议，而且已经暗中得到了各派的支持。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民柬没有马上表态，直到临时政府的各项议案已经进入实际操作、已经在商讨各派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比例的时候，民柬才开始动作。

对红色高棉在执政期间政策极度不满、甚至抱怨他有几个孩子死于民柬时期黑暗统治的西哈努克，这时候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度和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的胸襟。他一直认为：红色高棉是柬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讲和平、谈民族和解不涉及红色高棉，等于空谈。所以，当他建立临时政府的提议基本付诸实施之时，他开始安排红色高棉与联柬高级官员的会晤，希望首先取得联合国方面对红色高棉加入和平进程的认可，然后再在制宪议会确认民柬在未来政府中的地位问题。

当拜林得知亲王的安排后，激动不已。乔森潘6月28日致信西哈努克，对亲王深致谢意。3 天后，一个由民柬原驻北京大使姜裕朗（CHANYOURANN ）、发言人马本（MiAKBEN ）组成的特使团抵达金边，在拜会了西哈努克亲王后，与明石康和桑德森中将举行了会谈。

姜裕朗和马本都是红色高棉里的后起之秀，同波尔布特、乔森潘等人比起来，他们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纪轻，综合文化素质高，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较敏感，同时较少教条的东西，具有务实的作风，看上去人也显得精悍，充满活力。民柬曾经在1992年11月考虑改换党的名称，另组一个以乔森潘为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党”，以改变过去的形象，以新的面貌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大选。在新党的筹备委员会里，姜裕朗和马本都是名单上的重要人物。由于民柬内部对建立该党的意见后来出现分歧，强硬派坚持反对参加大选，同时也因为柬国内局势的发展使得建立新党没有必要，此事闹腾一阵后便烟消云散了。尽管如此，民柬内部的新人和军队里的年轻指挥官开始崭露头角，引起了外界的注目。

“我们坚决支持亲王陛下提出的民族和解立场。”姜裕朗反复对明石康和桑德森说，“为了这个原则，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桑德森后来对他的助手们说，姜裕朗的话讲得很含蓄，好像暗示以乔森潘为首的温和务实派在重返金边的问题上，同民柬内部的强硬派作了斗争。

姜裕朗和马本有一种急于参与和平进程与新政府的迫切感。他们一再讲，乔森潘主席已经决定返回金边，就民族团结问题同各派友好协商，并对下步的国家发展提出民柬方面的意见。马本的口才给明石康和桑德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反复告诉联合国驻柬的两位主要首脑：民柬国民军已经在进行整训，准备成为未来新政府统帅下的国家武装。他要联合国方面和金边的制宪议会提出一个明确的条件：要红色高棉交枪或被改编需要什么代价？

“我们从来没有对你们关上和平之门。”明石康也在姜、马二人面前发挥了他的外交口才，“问题是这道门是你们自己关上的。直到大选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我一直在呼吁你们和你们控制的地区人民参与选举。可遗憾的是，你们拒绝了，大选期间还袭击了一些地方的投票站，打伤了联合国人员。”明石康说得很直，姜、马二人重又申明红色高棉不参选的立场，明石康毫无反应。

“我认为，在拒绝参与和平进程问题上，民柬方面应当检讨。我认为你们这次来金边会谈就是对你们错误的一种纠正行为。”姜、马二人对之没有反驳，算是默认。

民柬特使虽然没有同原金边政权首脑举行会谈，但洪森、谢辛对姜、马的来意和立场已经有所了解。在表面上，人民党仍然坚持对民柬的强硬立场，可私下里，洪森和谢辛都已经表示，可以同民柬举行直接会谈。在对姜、马二人到金边后的安排和安全问题上，金边政权方面也积极提供了方便。

“我决不反对为民族利益有所作为的人，不管他是谁。”在姜、马二人同联柬首脑会谈期间洪森对人表示，“我个人认为，和解总比厮杀好得多。

事实上，多年以来人民为了避免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人再想打仗了。”可是，无论是金边方面还是联柬方面，对红色高棉是否真的想要返回到和平进程中来一时吃不准，他们担心这只是红色高棉的一个战术行动，所以在具体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回答红色高棉问题上举棋不定，小心翼翼。联柬发言人埃里克·富尔特每次提到红色高棉问题，就总是少不了那句话：“我们需要弄清，他们脑子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引起红色高棉深切注意的是，在临时政府的方案基本敲定、人民党与奉辛比克握手言和。共同分享政府席位之后，拉那烈对红色高棉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红色高棉的特使抵达金边后，拉那烈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对联柬百般反对阻挠之后，他们现在居然要成为联柬的忠实朋友了。我认为，红色高棉是想搭上这班他们不仅误时，而且曾经想要颠覆的列车。他们发现这班和平列车他们没有推翻，而且还运行良好，所以也就想拼命往上挤了。”西哈努克尽管一直在归劝红色高棉回到和平进程中来，但从心底讲，亲王对红色高棉的战略也闹不清。20多年来，他在红色高棉那里领受的教训大多。所以一谈到红色高棉最近的态度，他就忍下住告诫他的同胞们：要当心红色高棉的“甜言蜜语”。他认为在柬埔寨历史的新时期到来之际，红色高棉是出于无奈才松动了立场。

“可他们脑子里的念头一点没变，除非波尔布特、英萨利、塔莫，还有农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西哈努克在7 月2 日监时政府的就职仪式上，告诫120 位制宪议会的议员和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当然啦，我们并不是要这么来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命中有幸，他们可以活上100 年，这并没有什么，可是只要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别指望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政策，但并不是诚心诚意的，那不过是新战略而已。”西哈努克认为：“使用暴力和炸弹来阻止红色高棉的革命成功，在柬埔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我们让穷人解决了温饱，农民们得到丰收. 同时保证社会的公正，那么红色高棉也就不攻自垮了。”循着这个思路，西哈努克认为，要在战场上打垮红色高棉已被事实证明行不通。就现实来看，临时政府应当本着民族和解的原则，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在不影响外国对柬埔寨援助的情况下，争取红色高棉参与到民族和解的方案中来。

应当说，西哈努克做出这样的表态对红色高棉是有利的，这也达到了拜林谈判桌攻势的基本目标。

民柬内部已经传出风声，乔森潘将作为代表，在新政府扮演政治角色。

第二十八章 政府军终于打破红色高棉神话

金边正就政府席位讨价还价，波尔布特下令施加军事压力，全国上下顿时为之不安。拉那烈与洪森首次联合，攻击红色高棉。初战告捷令金边兴奋不已。英萨利的大本营遭到包围，他乘最后一辆汽车逃离险境。红色高棉的大批机密文件档案被缴获，但士兵们却轻易地把它们当成了废纸。波尔布特为避打击，提出召开圆桌会议。

对于从1968年就开始紧攥着枪杆子的丛林革命家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眼睛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武器和墙上的作战地图。战争使他们建立起了保佑生存的图腾。

金边的”谈判桌战术”还在进行的时候，红色高棉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另一个目标，施加军事压力，发动战场攻势。

这个战略更符合民柬内部强硬派的口味。大选结束、洪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西哈努克第一次出面组织和解政府的提议夭折以后，民柬内部在战场上显示其存在和实力的意见就占了上风。从6月6日开始，波尔布特向民柬驻西北部的部队发出命令：准备军事行动。

民柬在军事行动的部署上是很有节奏的。小股分散部队出没无定，昨天在东面打一个伏击，今天又在西面炮击一个阵地，晚上说不定又到哪个村庄里袭扰一番，弄得对方应顾不暇，却又找不到对手决斗。这次红色高棉的“存在宣言”又是老一套战术的重复。

从6月12日开始，民柬游击队在暹粒省、马德望省、磅同省等地埋没地雷、袭击政府军据点、炸毁桥梁、破坏公路、烧毁市场，一时间人心浮动，西北部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可是，当“政府军”轰隆隆地开着坦克。装甲车赶去消灭红色高棉的时候，那里又是一片寂静。连游击队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这还只是红色高棉的一步棋。

7 月6 日，也就是在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以后的第四天，红色高棉出动100 多人，对靠近泰国边境的柏威夏古寺发动攻击。

柏威夏古寺具有悠久的历史，藏有大量的古迹、石刻和雕塑，被人们看作圣地。50年代，泰国和束埔寨为争夺这个寺庙，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

西哈努克把边界争端提交到了国际法庭，结果在1962年的8 月，国际法庭裁决此寺归属柬埔寨。自此之后，这里香火更为旺盛，住在边境两边的人们不惜步行几十里地到寺庙敬香拜佛，许愿求成。为了保护古迹和边境，这里一直都驻有军队守护。

即将成为柬武装部队的金边“政府军”在这里驻有20名士100 人袭击20人，民柬部队打得太轻松了。当火箭开始射向寺庙方向的时候，驻守的士兵们就已经决定撤退了。他们实在是不敢在此组织反击，因为只要几发炮弹，这个人们心中的圣地就会成为废墟。

红色高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个圣地掌握在了手中。

紧接着，约80名红色高棉又在7月8日清晨对泰柬边境上的一号检查站进行了炮火攻击，迫使位于此地的21名澳大利亚、中国、法国、英国和巴基斯坦的维和人员避人泰国境内。

新任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克金延将军发表谈话，他认为红色高棉是在加强其在边境的力量，扩大控制区，以在政府军对他们发起攻击时逃到泰国。

以他收到的情报判断，红色高棉还在将部队向西北部地区转移，很有可能对暹粒省和吴哥古迹发起进攻，以增强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和说话分量。

与此同时，民柬部队加强了对从金边到西哈努克城（磅逊）和金边到马德望的铁路的袭击，扒掉铁轨、埋设地雷、袭击列车，仅在7 月内，已经有10人死于攻击之中，至少有40人受伤。“我们已经被他们弄得精疲力尽了。”铁路局长皮金水不无悲哀他说，“我们保证不了旅客们的安全，破坏的铁轨难以修复。我们的所有备件都差不多耗光了。如果他们再这么干下去，我们只有关闭了。”7 月8 日，红色高棉突然出动部队，包围了在湄公河上捕鱼的渔船。他们先是对每条船进行搜查，检查是否藏有武器，然后把越南船民和高棉人分隔开来。当天，河上就漂浮了8 具越南人的尸体，另外还有16人失踪。洞里萨湖和几条主要河流上的渔村，顿时又陷入了恐慌之中。

红色高棉只动用了很少的部队，便让整个国家为之坐立不安。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被深深地激怒了。

担任临时政府第一总理的拉那烈在不断接到红色高棉军事行动的报告之后，对过去盟友的态度逐渐变得严厉起来。每当人们谈起红色高棉，拉那烈都是双眉紧蹩，显得十分激动，声称如果他们再发起攻击，那临时政府将对红色高棉严加制裁。

“从现在起，如果红色高棉再想占领政府控制的地区，我们将行使我们自己的权利，把他们给痛击回去！”拉那烈同洪森在对中部磅湛进行视察的时候，通过无线电广播，愤然表达他对红色高棉的态度。

拉那烈和洪森视察磅湛的时候，正值姜裕朗和马本在金边同明石康、桑德森会晤。王子为了把他对红色高棉的态度准确地传达给他昔口的盟友，特地准允了一个电视采访组对他进行采访，想让红色高棉的使者们看到他作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真实态度。

前不久，乔森潘曾经发表过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声言虽然现在奉辛比克加入了新的临时政府，但金边仍然控制在越南傀儡的手中，他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越南傀儡政权”，把祖国“解放出来”。

拉那烈对这种说法非常恼火。他情绪激动地对着镜头说：“自从新政府成立以来，我和洪森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外国顾问，更何谈什么外国控制！”“问题还在于西哈努克亲王担任着我们国家的国家元首。”由于天气太热，拉那烈头上沁出了汗珠，王子是个讲究衣着的人，即使到外视察也仍然衣冠楚楚，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由于情绪的原因，他站起来索性脱下外衣，又松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必说了。现在亲王是国家元首，根本就下存在什么外国统治的问题。红色高棉要‘解放’国家，不就是要解放亲王领导下的我国21个省吗？”没有确切的材料表明金边的姜裕朗和马本从电视上看到了拉那烈的讲话和王子脸上愤怒的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拜林已经了解到了金边对他们的态度强硬起来。不久，他们就注意到，刚刚在“效忠誓词”上签了字的政府军“柬埔寨武装部队”，开始向两北部调动集结。

“柬浦寨武装部队”建立之后，有几件事情是引人注目的。第一是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命令，任命谢辛、韩桑林、洪森为政府军的3 位“五星上将”，任命拉那烈和夏卡朋两位王子为“四星上将”，亲王作颁布的命令中说，他是根据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做出以上决定的。

在以上5 位上将中，人们当然注意到了3 位五星上将都出自原来的金边政权，是人民党的核心人物，再往前，70年代他们都是红色高棉的军官。韩桑林是东部军区第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谢辛是韩桑林部负责后勤的一位处长，为该师的一位实力人物；而洪森是负责外来经济军事援助的一名联络官，其左眼在1974年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前被子母地雷炸伤，被迫摘除安装了假眼。有材料说，洪森在1978年因惧怕波尔布待对东部军区的清洗而逃越时，职务是副团长。红色高棉却一再声明，他当时的职务只是营长。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在14年后成为柬埔寨武装部队的五星上将。

统一的柬埔寨武装部队刚刚建立，法国国防部长弗朗西斯·列昂塔德（FRANcOIsLEOTARD）便访问了金边，同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在9月前派遣1020名军事专家，协助解决武装部队的编制和训练等问题。同时，法国国防部长还答应，将在军事行动上起”顾问”作用。

与此同时，一支由联柬军书事构提供军事和经费支持的300 人的宪兵队在金边建立，他们是从组成临时政府的原三派武装中精心挑选出来。准备对付骚乱和匪患的。这宪兵队的指挥官明确表示，他的部下将得到外国军事专家们的指导，联柬军事机构将给他们提供装备，他认为这将成为对付红色高棉“叛乱”的一支精锐部队。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统一之后的三派军队第一次携起手来对付红色高棉。对于一个在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都是一次重大事件。

临时政府把对红色高棉的攻击时间确定在8月9日，其攻击对象为磅同、暹粒和奥多棉吉省的红色高棉基地。

为了这次攻击，原来三派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已经在临时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迪班和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克金延的召集下，熬了十几个昼夜了。

几位参谋长是10多年来的对手，他们过去伏在地图上谋划的是如何打击对方，而现在居然又聚在一起，策划同一个战役，这个巨大的变革让他们自己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战斗首先在中部省份磅同打响。

长期以来，磅同是红色高棉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里西北部靠着暹粒省，北部是柏威夏省，西南面接着洞里萨湖，有着影响上下左右的重要战略地位。尤其是连接金边至泰国的6 号公路横贯而过，形成一条重要交通动脉，而红色高棉一直在6 号公路两侧活动，任何一个事件都有着重大影响。处于6 号公路上的斯通区（STOENG）名为原来的“政府军”所控制，实际上红色高棉多年来一直来去自由。由此往北有一条可通行吉普车的小道，在20公里处的萨克林镇（SANREAM ）就是红色高棉616 师的指挥部。由此再往北，便是泰柬边境的红色高棉西北部指挥部安隆汶（ANLONGVENG），民柬内强硬派、独腿将军、总参谋长塔莫·切春的大本营。整个西北部地区的装备弹药都是由安隆汶输送到各个部队据点的。按金边总参谋部的想法，即是在稳稳控制住斯拓恩区之后，向北推进，攻占红色高棉615 师的指挥部。

红色高棉早已对政府军联合行动的方案有所风闻，塔莫下令所有驻斯通一带的部下全部撤退到萨克林镇616 师的大本营，等待进一步命令。

塔莫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多年的战争已使这位当年留学巴黎的青年人成为一个说一不二、敢作敢为、在死亡与鲜血面前眉头都不皱一下的游击专家。对金边那帮将军们指挥的军队他太了解了，许多次他都把对手描绘成“乌合之众”，枪一响就会夺路而逃，而他之所以成为金边方面谈之色变的人物，就是因为他的手下大都经过严酷战争的洗礼，纪律严明，赏罚分明。在红色高棉面前，所谓的“政府军”不过都是些胆小如鼠的家伙，十之八九都是被动应战，极少主动发起过进攻。按他的估计，虽然政府军已经抵达了斯通区，但是要想攻击616 师，恐怕还需要些日子来壮壮胆量。

可是第二天，2000多名政府军就全线出动，猛扑向了616 师的大本营萨克林镇。

多年来，这是“政府军”不可多得的一次突袭取得的成功。当政府军的部队和火炮已经安放到距离红色高棉师部仅一公里处的时候，师部的军官和士兵们正匆忙地收拾东西，准备一次大转移。突然抵近的敌人使他们乱了方寸，抵抗显得凶猛但却缺乏组织，形不成有效的杀伤力。而政府军以猛烈的火炮为先导，渐渐推进，充分压制了红色高棉的抵抗。

真正的战斗只进行了4个小时，红色高棉就崩溃了。从投入战斗的实力来讲，500 来名红色高棉也是寡不敌众，以1 ：4 处于劣势。战线逐步往北退却，后来红色高棉完全放弃了抵抗，匆匆向北撤离，留下了20 多具尸体，另有100多人被俘。

参加这次战斗的主要是原来的金边政权军队和拉那烈的部下，战斗使他们损失了11名士兵。

磅同初战得手使金边大受鼓舞。多年来，金边无论军内军外，都有一种“恐红色高棉症”，加上红色高棉自己的宣传，使得“红色高棉不可战胜”成为神话。磅同的胜利打破了这个神话，而且还使第一次携手作战的三派军队感到，他们的合作可以无往不胜。

经过一番部署，克金延将军下令，开始第二阶段的战斗，目标是奥多棉吉省泰柬边境的丰卡特镇（PHUMCHAT）。

大选之后，丰卡特已经成为红色高棉的第二个大本营，长期以来一直在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基本每户人家都有人在红色高棉的部队或机构里干事，用红色高棉自己的话来说，是“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被选作民柬“首都”拜林的“陪都”。民柬第二号人物英萨利已经在这里开设了第二个指挥系统，大量的物资、装备、档案也开始往这里转移。由于它距边境只有几公里。一有风吹草动，红色高棉抬腿就可越过边界到本国避风。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越军和“政府军”联合对丰卡特进行过多次围剿，但都没有奏效。实际上，丰卡特地区并没有多么坚固的防御，之所以对方久攻下下，在于这里的老百姓是红色高棉的同情者，“人民战争”在这里有它的威力；二来是因为它太靠边境，政府军的远程火炮常常落到泰国的领土上，引起泰国方面的一再抗议，投鼠忌器，在进攻规模和方式上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一次，金边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战术：先打击，后隔离。

8月18日，数千名政府军官兵沿69  号公路，从斯万切克（SVAYCHEK）和塔马铺克（THMARPOUK ）两个方向成扇形向丰卡特镇包抄而来。

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的相似。1979年1月5日. 越南军队攻入金边的时候，红色高棉的某些高级官员家中，早饭刚刚盛上，还在桌上冒着热气，越南人的枪声炮声已经近在跟前了，这才仓忙出走。

英萨利绝对没有想到，14年之后，丰卡特居然又成了他的滑铁卢。而且惊人相同的是，他是乘最后的一队汽车离开丰卡特的。

不知是担心枪弹打到泰国境内引起国际争端，还是由于政府军里有昔日的盟友，他们不想对红色高棉下手太狠，反正这场战斗进行得比较温和，炮火打击之后，军队开进十分缓慢，好像是故意给红色高棉留出了撤退时间。战斗进行了两天，8 月19 日，丰卡特易主，金边方面14 年的梦想突然变成了现实。据说金边总参谋部在得知丰卡特攻陷之后一片欢腾，当场就有将领叫人到街上买来啤酒，在指挥部里高举酒杯庆贺。

按照金边的说法，丰卡特已经成了一个“红色高棉窝子”，必须予以铲除，他们的方案十分简单，但也十分有效：将查实的红色高棉官兵的家属疏散，先集中到某地，然后迫使他们移居到其它地区生活。

在枪杆子面前，近800 名民柬家属被迫离开丰卡特，迁往奥多棉吉省会诗梳风。这里原来有个联合国主持的难民接待中心，1991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专门用来接待从泰柬边境难民营归返的难民，两个月前刚刚被联合国关闭，现在又突然派上了用场。

疏散这一招有着它特殊的功效。它一来队根本上摧毁了红色高棉的基地，二来瓦解了红色高棉官兵的斗志，特别是那些家属被疏散的官兵，老是想着自己老婆孩子的下落，后来导致了许多人的叛逃和归降。

攻占丰卡特的另一巨大收获是缴获了大量红色高棉的文件，其中有许多是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原始文稿，具有极大的历史文献价值。这是攻击之初金边方面绝没有想到的。

攻进丰卡特的部队在镇公所边上发现了一间小木屋。开始人们并没有在意，发现里面没有人后，很久没有人过问，后来搜索财物，官兵们才又来到这间已经是翻箱倒柜的屋子。一位中尉拉出一排排书架上的文件，又打开一个个木箱，然后报告长官，说这里像是红色高棉的档案库。

担任这次战斗指挥的一位将军听说发现了档案库，当即命令他的部下把那间屋子封锁起来，再把那些装有文件的箱子抬上汽车，运到诗梳风城。可是，被派去收拾这些看上去毫无油水东西的士兵们没有多少文化，即便是高棉语他们的识字率也十分有限。他们在屋子里挑挑拣拣，最后遵从上司之命，运了一卡车档案到了诗梳风。

仅从档案被缴获这件事，可以看出红色高棉确实是把丰卡特当成了一个大本营；在政府军的攻击即将到来之时，他们居然没有来得及转移，足以看出红色高棉要么过于自信要么过于仓皇。实际上，这批档案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包括了80年代初期直到《巴黎协定》签署时的民柬联合政府高级官员们的活动、外交文件，西哈努克和乔森潘会谈的备忘录，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文件。它们全都经过很专业的整理，分门别类地按时间排列、装订。在撤退的时候，这间屋子肯定被暂时遗忘了，所有只有很少一部分文件散失，另有部分文件散落在从丰卡特到泰国边境的道路两旁。

被派去搬运档案的士兵们认为只有军事文件才有价值，对其它年代比较久远的东西随手就抛到了一边。大量的英文和法文档案也被士兵们扔开了。

后来有记者问一位进到档案室里的士兵，说他怎么不把那些文件部搬走？士兵回答说：“只有一辆车，根本装不下。我们只认识高棉文字，那些英语和法语文件对我们有什么用？”直到几天之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们还在这间已被人彻底废弃的木屋里，有很令人兴奋的发现。从被撕扯成碎片的文件堆里，他们找到了盖有金边政权“柬埔寨国”大印的护照；几卷记录了西方人在丰卡特与红色高棉会晤情况的胶卷；一份瑞士银行同红色高棉的函件；还有一份教材：当你抓到联柬人员时该如何处置？

后来在塔马铺克，观察员们发现政府军士兵还拥有一个装着红色高棉文件的木箱。在一张已经撕破的文件纸上，他们见了一封西哈努克写给乔森潘的亲笔信，要求他参加1987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会议；有一份合同草稿，签字方是日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收买民柬联合政府在东京的大使馆，出价为9600万美元但在这份文件上却没有当时联合政府的首脑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的签名；在另一份按时间编列的厚本子里，人们见到了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历次伤亡情况的记录；还有一份4 页纸的文件，它是奉辛比克发给红色高棉的备忘录，要求他们同意对国名进行更改，把法语发音的“KAMPUCHCHEA ”改为“CACAMBODLA”；还有文件涉及将来应当采用的国旗和国歌。一份1992年发布的高棉语文件为：如何选拔提升军官？在一份军事计划上，红色高棉透露了他们的战略方针：使用游击战术夺取磅同省，采用大规模的宣传争取农村地区；靠谈判进入金边，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在这份文件中有一段话，人们一致认为出自波尔布特：“如果我们路线正确而且力量强大，那我们一定会胜利；即使我们的路线出现错误，但拥有强大力量，我们照样可以夺取胜利。”这些文件到达金边后，立刻被当成了宝贝。国防部下令，把那间屋子连根拔起端到金边来，可惜的是，当这个命令传到丰卡特的时候，许多文件已经被烧掉或当成废纸派作其它用场了。人们后来打趣：说不定揣在哪个士兵兜里用来擦屁股的，是一份波尔布特签发的如何夺取政权的讲演稿呢！

8 月18 日和19 日，也就是政府军在丰卡特获胜的时候，一辆辆卡车、坦克和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暹粒省城，向东而去。这是金边整个对红色高棉攻击计划的第三步：

两路夹击，由东和西面同时向绵延30 公里的方形库伦山（PHNOMKULEN）进行攻击，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同时占领在大选后才被红色高棉夺取的船克寺庙（WATTRACH）。由此再往北扩大战果，把红色高棉的势力往北压缩，让他们退回到塔马克的大本营安隆汶，以解除对暹粒省城的压力。在此之前，人们纷纷传说，红色高棉从当地，抓了上千村民到安隆汶为他们搬运弹药，同昌有2000—3000红色高棉土兵安隆汶南下，估计是想重演5月3日分四路进攻暹粒省城的那一幕，同时占领圣地吴哥窟，割据而治，扩大红色高棉的控制区。

暹粒省区内的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在8月17日，即大部队投入之前，政府军的先头部队就发现红色高棉已经主动放弃了库伦山，18 日政府军轻而易举就在山顶上插上了新的国旗。

获胜后的政府军兴奋不已。原来三派的士兵们顷刻间在战斗中成为了朋友。在一幅战地记者拍下的照片上，三个来自三支军队的士兵高举酒杯，大吼着庆贺胜利。

红色高棉成为他们唯一的敌人。

政府军接连在西北部三个省的打击，使得红色高棉方面大惊失色。在拜林紧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民柬的高层领导人们承认，这次的失利既有指挥上的失误，也有大选后士气下振的因素。但是，在他们寄给金边《柬埔寨时代报》（CAMBODIATIMES）的一份声明中，他们指责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在联柬的军事人员卷入了对红色高棉的攻击，而且联合国的飞机还为政府军运送了弹药。

乔森潘在曼谷与泰国外交大臣普拉松（PRASONG ）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紧急会谈。结束之后，身穿深蓝色衬衫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指控在最近对红色高棉的一系列打击中，是越南人在背后为政府军出谋划策。

“最近进行的这些攻击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它受了越南人的操纵，目的是要破坏西哈努克亲王的民族和解方案，离间我们柬埔寨武装力量，消灭民柬武装。”显得憔悴的乔森潘在指责越南人的时候非常严厉，“如果越南人摧毁红色高棉的目的得逞，那他们将逐渐摧毁所有的柬埔寨政党。”乔森潘忧心忡忡地呼吁举行和谈。

“我们再次呼吁柬埔寨的各位领导人举行一轮紧急圆桌会议。我们认为这是解决目前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有记者问：在举行圆桌会议之前，红色高棉是否会放下武器？乔森潘一听就连连摇头：“不，我们决不放下武器，因为《巴黎协定》的主要条款并没有得到落实。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可是，为战胜红色高棉的胜利兴奋不已的金边根本没有把乔森潘在外国首都的呼吁当回事。对红色高棉一方面呼吁停火，一方面又态度强硬的做法，拉那烈非常愤怒。他当着洪森的面宣布说：“从现在起，任何处于政府之外的政党或集团都是违法组织。反过来，如果你违法，你也就自然成了政府的敌人。”拉那烈已经发出信号：政府有可能视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第二十九章 红色高棉是否能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

不愿再战的红色高棉将士们开始叛逃，进入”再教育营地”，波尔布特闻之大感愤怒。但红色高棉的元气未曾受到伤害。西哈努克断言：在柬埔寨谈和平，不谈红色高棉行不通。波尔布特却绝对不想把自己的军队交给过去的敌人指挥。战争的车轮又开始运转。。

政府军在8 月对西北部红色高棉控制区的进攻，接连拿下几个重镇，让金边兴奋不已。

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期间，曾经多次组织过对这些地区红色高棉的清剿，但都没有奏效。设想到刚刚联合起来的三派军队第一次发起军事进攻就一举得手，连洪森和拉那烈都感到意外。过去关于红色高棉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被打破，将军们大受鼓舞，连连颁令，犒赏部队，打头阵的官兵还每人另发三个美元。

金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官员们那些天里连走路的步子都显得轻快了许多，路上碰见有熟人打招呼，问在忙什么？军官们会很豪壮地一撸衣袖，说：“在部署打波尔布特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打败红色高棉的英雄。

边远的丛林地区，红色高棉游击队处于《巴黎协定》签署后最为严峻的时期。

红色高棉士乓的叛逃问题到10月下旬开始出现高峰，据国防国务大臣施里瓦特（SEREYWAWATH ）说，拉那烈认为新政府要采取各种手段，尽可能使红色高棉的官兵们回到社会中来。就全国范围来看，每天基本都有30—40个红色高棉士兵到政府机构交枪投诚，到10月底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其中竟然还有6 名将军。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不大，但对于以队伍精悍著称的红色高棉来说，这却是个不小的损失。波尔布特闻之，大感愤怒，亲自下达指示，加强了对部队的管理。

为了安置交枪回归的红色高棉官兵，新政府共设立了5 个“红色高棉再教育营地”（CAMPFORRE 一EDUCACATLNGKHMERROUGEDEFECTORS），其分布为： 金边两所，暹粒省、诗梳风、磅同省各一所。

这个”再教育”计划是根据第一首相拉那烈的指示开办的。他一直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安排。“在接受再教育之后，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加入军队。

他们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返回家庭。无论是哪种情况，政府都将给他们提供方便。”以拉那烈的观点，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将极大地瓦解红色高棉的斗志，用不了多久，就将使红色高棉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各个“再教育”营地中的叛逃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参加红色高棉的时间基本都在越南入侵之后。他们叛逃的原因并不是在政见上同他们的领导人有什么分歧，也不是因为生活艰难或者长官对他们进行虐待，相反，许多叛逃者认为红色高棉经费宽裕，官兵们待遇良好，对他们这些年在丛林里的战斗他们一致认为是“反对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行为”，并为此感到骄傲。

离开磅同616 师的敏十丰少校在接受询问时说：“我们对打仗实在是厌倦了。我们想要回家，开始为重建国家出一分力。”少校说得热泪盈眶，“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了，也好长时间没有种过地了。我想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我不想每天握枪了。”说着他竟然抽泣起来。“可是，我们有的弟兄担心投诚之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生命没有保障。”他说道，同时列举了他来到这个营地之后亲眼目睹的5 起对投诚者殴打、施以鞭刑和其它惩罚行为。

营地的新指挥官问到红色高棉内部的情况，特别提到了民柬的总参谋长塔莫·切春。敏十丰说，切春对部下非常严厉，但同时相当公正，他对部下的待遇十分关注，从不让他们饿肚子。在他们的部队里，很讲究官兵一致的作风，没有军官欺压士兵的现象，军官和士兵们每月拿的军饷都差别不大。

对于这样的对手，政府军当然不敢小视。

1993年10月1日，乔森潘抵达金边，到王宫觐见刚刚登基一个星期的国王，向他表示红色高棉方面的祝贺。

国王注意到，乔森潘在代表红色高棉祝贺他成为国王、祝贺国家建立君主立宪制，祝贺宪法得到通过的同时，只字未提由拉那烈和洪森领导的政府。

而在头一天，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两位首相拉那烈和洪森还写信给乔森潘，说红色高棉对待新政府的态度是能否进行双方对话的前提。

“我们并不要求在政府中获得大臣的职务。”乔森潘对国王说道，“可是我们坚持要求获得政府顾问的职位，同时，皇家军队应当包括民柬国民军。”对这次国王同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会见，国王后来评价说是“成功的”。

尽管有国王的这句评语，可乔森潘第二天乘机离开金边的时候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许诺。

基于对红色高棉多年来的了解，西哈努克在同乔森潘会谈之后感慨他说：关于红色高棉未来的顾问问题，政府与红色高棉之间是有原则协议的。“不过应当明白，他们都是些了不得的人物，他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要求更有影响的位置，希望对一切加以控制——比如警察、军队；他们还想监督国家的其它活动，比如财政、经济、政治，甚至外交事务。”国王认为，如果红色高棉要的价码太高, 那谈判很可能会破裂。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新政府就只有动用武力拿回拜林了。

10月2 日，也就是乔森潘离开金边的当天，红色高棉却发表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声明，专就承认政府的问题阐明他们的立场。以红色高棉的逻辑，提出“承认政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违反民族和解的，它与缔造国家和平的精神相对立，同时也是违反君主立宪和国王意旨的，而且还会削弱宪法的力量。

红色高棉认为，他们一直在呼吁停止军事行动，把控制的地区交还给国王治辖。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不过是想分享一点在国家军队中的权力，因为他们担心在把军队全盘交出之后，从此失去所有的决策权。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这个政府。

“如果是想求得真正的民族和解，那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应当实现权力均等。”红色高棉的声明指出，“如果一个政党完全没有了武装或者实力弱小，而另一派却实力雄厚，为所欲为，那民族和解就无从谈起，和平、独立与主权也不会得到恢复，更说不上国家的重建了。”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过去洪森政府的官员仍然把持着军队的重要控制权。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军队交给过去的敌手指挥，而从此任人宰割呢？

以新政府的眼光、他们感觉红色高棉的战略还不只是个政府里的位置问题。高级官员们声称，8 月大战红色高棉受损之后，他们一直在调整招募部队，现在的政治谈判不过是宣传手段，其目的在于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以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们拖延时间的另一个目的是等待这个主要由两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出现分裂、国家经济崩溃、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引起人民的公愤，届时再挺身而出，以人民代言人的面貌对金边发起攻击。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务大臣施里瓦特发表谈话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政府里占有席位，同时保持住他们军队的原有结构。”

刚刚从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回到金边的洪森第二天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果红色高棉没有军队，没有控制土地，那么他们只作为一个政党爱干啥干啥。参加大选的另外16个政党也有权随时批评我们嘛。可现在红色高棉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它是一个武装的游击集团，是完全非法的。”洪森对他的政党能够成为执政党之一颇感得意。“不管红色高棉对我们如何恨之入骨，可人民投了我们的票啊！我们掌权是合理合法的。”接着他又沉下脸，严峻地警告说：“柬埔寨是个不容分割的国家，我们绝不容许任何政党或武装集团在这个国家实行割据。”对于国王同乔森潘的会晤，他未置评论，只是说，对经国王同意将在11月份举行的圆桌会议，他个人认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的可能性。

人们注意到，国王虽竭力主张把红色高棉拉入到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族和解，但他对红色高棉的政治方针也进行强烈的谴责。

国王在从北京寄回金边的一封信说：“红色高棉至今仍然认为，1993年大选产生的皇家政府仍然受着越南殖民主义的庇护，这是极端违背事实的，也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民柬国民军非常残忍、毫无人道地杀害了许多居住在我国的越南平民，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也在其列，这给我们高棉人民带来了恶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由于谈判和种种原因，政府军原来定于在12月发起的对红色高棉基地的进攻被推迟了。

但是，行动计划并没有取消。新年一过，隆隆的战车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朝西北部滚滚而来，用卡车运送的部队也陆续抵达预定地点。在金边总参谋部作战室巨大的地图上，两个粗大的箭头标志着即将攻击的方向：

红色高棉总参谋部所在地安隆汶（ ANLUNGVENG ），红色高棉总部拜林（PAILING）。双方都非常明白，即将到来的是自1989年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以来最大的恶战，也是双方实力的直接较量，其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政治谈判。

对国内局势深感忧虑的西哈努克在战火即将爆发之际，于新年之时再次发出呼吁：要和平不要战争！针对民柬方面的强硬态度，国王提出，在民柬方面放下武器、承认政府的前提下，可以为民柬方面提供政府大臣和副大臣位置，任命一位民柬知名人士担任国王的高级顾问；立即就落实以上问题进行谈判。

由于这个建议中包含了政府中的大臣和副大臣位置，国王的呼吁立即得到了民柬方面的拥护。乔森潘发表声明说：国王的建议是解决国内冲突的基本方针、必须坚决执行。他指责原来政府提出的只要求红色高棉放下武器的建议是“出自于越南共产党和金边的人民党，是与国王的方针相对立的。金边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继续推进战争，而五项方针是要求得到真正的和平。”对乔森潘的说法拉那烈反唇相讥，说既然民柬不承认皇家新政府，可为什么又要削尖脑袋往里钻呢？“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执行国王的方针呢？早在12月28日我给乔森潘的信中就明确告诉过他：完全接受国王提出的建议。”拉那烈由此得出结论：红色高棉对和平毫无诚意，其谈判的意向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战争的车轮又加速运转了。

第三十章 波尔布特大本营拉锯战

红色高棉总参谋长切春的基地安隆汶在炮火中成为一片火海，上千名士兵迎着弹雨突围。切春的指挥部成为展览地，里面摆放的雕塑表明他是个懂得艺术欣赏的人。在散落的照片上，人们看到了几乎所有的红色高棉领导人。

政府军庆功酒尚未喝完，切春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波尔布特的总部拜林却一度易手，成为民柬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政府军总参谋长面对拜林废墟，亲自口授报功电文。一月后，波尔布特亲自指挥，以一半兵力重新夺回他的指挥部。

位于西北部暹粒省的政府军第四军区总部成了指挥本省、磅同省、柏威夏省和奥多棉吉省军队的前线指挥部。同时担任着暹粒省省长和第四军区司令的腾切将军（TUONCHHAY ）高挽着迷彩服的袖子，满头大汗地对他的部下们下达命令。根据情报，民柬总参谋长切春已经得知政府军将向他的总部安隆汶发起攻击，因此他原在暹粒以北的部队已经开始往东柏威夏方向移动，企图占领泰、老、柬三国交界处的乔克山地区（CHOAMKHSAN），以建立新的基地，并逐步向南染侵整个柏威夏省。

按照腾切将军的分析，政府军实际上要两路并进，一路攻暹粒省北部的安隆汶，一路攻柏威夏省的乔克山。可是，由于公路桥梁遭到破坏，政府军的武器弹药供应不及，行动计划推迟了好些日子，与此同时，政府军在拜林北部的梅莱山的攻击已经开始，初战就有100多人阵亡。身为总参谋长的切春以为大兵压境的政府军要东调支援西部拜林战场，因此暂时终止了向乔克山的运动。政府军抓住这个机会，由乔克山南面的库仑山住北推进，及时切断了民柬部队两点之间的联系。

4000 多名政府军士兵在炮火、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扑向安隆汶。

距离暹粒省城110公里的安隆汶是越南军队1989年9月从此地撤走后红色高棉夺下的。由于它北邻泰国，丛林遍布，能守能攻，因此在1990年初被当作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同时也是民柬最大的后勤供应基地，由民柬总参谋长、著名的“独腿将军”塔莫·切春指挥。他指挥下的民柬部队到1993年已达12个师之多，他本人亦是民柬内部最具实力的强硬派。居住于此地的居民和村民大约有8 万多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红色高棉官兵的家属，也有好几千由于战争而遗下的残废人、老人和孩子。这里同时也是红色高棉的木材开采基地，伐木者的斧头声和电锯声成天响个不停，据说每年可以给红色高棉带来巨额收入。

从1月10日开始，政府军就从川屏洮（TRAPEANGTAO ）、朗切克（RUMCHEK ）、朗通（LUMTORNG）等几个方向朝安隆汶暹近。但是，由于道路的原因和红色高棉方面的抵抗，政府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接近安隆汶镇的时候，已经是2 月1 日了。

总攻在2月2日发起，腾切将军亲自督阵。上午8 点，一声令下，各种炮火铺天盖地向镇上袭来，然后装甲车和坦克同时出动，从北边向镇子突击。

令腾切将军感到吃惊的是，在如此猛烈的火力之下，红色高棉居然组织了顽强的抵抗。接连两天下来，政府军只前进了一公里，而伤亡数字令人同样吃惊：200 阵亡，400 多人受伤。而据红色高棉方面的报道，说政府军至少损失了500 名士兵。民柬发言人马本发表广播讲话，称这次攻击已经是金边方面自去年10月以来第三次对安隆汶采取的军事行动了，金边的目的就是想在过去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战场上捞上一把，最后达到消灭民柬的目的。“可是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15年，今后还将持续下去。民柬方面希望民族和解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们要求双方坐下来进行具体的协商，可是金边方面的回答就是对安隆汶的进攻。”

戴一副宽边眼镜、颇有知识分子风度的马本是红色高棉政治领导人中的后起之秀，原来是颇有前途的工程师。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对民柬的事业相当忠诚。“由于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所有的重建和恢复都无从谈起，当然也谈不上和平、安全和外国投资的问题。在我们眼里，这已经不是一场是输还是赢的问题，它是一场生死之战。既然如此，我们当然选择生存！”随着马本讲话而起的是红色高棉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突围。如果要从战例来讲的话，这次突围倒是切春的一次得意之战。上千人的民柬士兵组成几个波次向东且战且退，与早已在途中迎接的原占领柏威夏古寺的部队汇合，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横在乔克山前的大约几百名政府军，抵达了民柬早已择好的第二后勤基地。

没有人知道切春本人是不是在其中。

2 月5 日，政府军攻进安隆汶镇北，接着坦克开进，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全镇展开。到2月7日，战斗结束，整个安隆汶已成一片废墟焦土。

为了这次“巨大胜利”，2 月16 日至18日，柬新闻部组织外国记者参观这个被攻陷的民柬总参谋部。

一架苏制米-17军用直升机于17 日上午飞抵安隆汶。尚未降落之时，透过机窗，可以看得见柬埔寨国旗帜在镇子中央一座已被严重损坏的三层楼上飘扬。

飞机刚刚降落，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伤兵们便一拥而上，抵近飞机的舱门。

几名持枪的士兵立即用枪封在门口，由两名军官按花名册一一点名，然后才允许他们上了飞机。直升机离开后，枪炮声四起，震耳欲聋。有的士兵在只离记者们三四米远的地方对天鸣枪。四周丛林中也有枪炮声轰鸣。战地副指挥官叫来一辆坦克、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军车，护送记者们到刚刚被摧毁的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部采访。

在一个破败的屋子里，负责这次作战行动计划的朗索平（LONGSOPHEAP ）将军主持了新闻发布会。他很得意地告诉记者们说，由于政府军进攻神速，民柬总参谋长仓皇逃跑，连他的假肢——一条木腿都没有来得及装上。他说，刚才的飞机已经把这个假肢带往了金边，将来会放在金边的军事博物馆里供人参观。“这次战斗是政府民族和解政策和皇家柬埔寨军队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是一直在帮助柬埔寨实现和平的国际社会的伟大胜利。切春在这里期间，从不允许联合国人员踏入他控制的地区一步。”

据朗索平介绍，战斗进行得相当严酷，仅从2 月2 日到7 日，就有50名政府军阵亡，178人受伤，其中大多是因为踏上了地雷。在民柬方面，死亡数为135人，伤者为149人。有5 人被俘，另有13 人倒戈，包括一名将军。

这场战斗导致了巨大的破坏，成片的香蕉林被炮火轰倒，大约有1300间房屋被摧毁。

下面是中国新华社驻金边记者晏明在参观安隆汶后写出的战地见闻——指挥部设在一个高地上，距公路约500 米，汽车离开公路后可以直接开到总参谋长切春的指挥部的门口，并可直接开进地下室。措挥部四周有几个水塘，塘间通道挖有掩体。指挥部南面约200 米处是一个独立营的营地，除营房外，没有任何工事。切春所在的指挥部是一座钢筋水泥房屋，地下室约有100 平方米，分为四间。指挥部右侧是卫兵住房，十分牢固。地下室有一层半。上面半层是掩体兼暗堡，下面是地下室兼车库。指挥部左侧是切春的家。约10米高（外国记者说是40米）的巨大通讯铁塔被拦腰击断。整个指挥所被炮火摧毁，地下室也暴露于地面，但卫兵住房下的地下室保存完好。

这两个大型地下室内，可能有一间是民柬存放货币的密室，现已被打开。崭新的货币散落在指挥部前面的场地上。

我们爬上坦克从切春驻地往西行5 公里便到了驻地外的第一道大门。当地人称这里为兰基村。这里的房屋全部被烧光，一辆辆坦克、装甲车和破旧的汽车躺在道路两旁。一箱箱弹药也抛在路边。战区副指挥官带领记者们参观了几处武器堆放处，大部分是些自动步枪，破旧的火箭发射器。最多的一地有近200支枪、一门大炮和几辆毁坏的卡车。就在这个地方，一座粮食仓库被炮火烧成焦土，一座新建的4 层楼医院墙壁弹痕累累，两人合围的大树也被推倒在地。

由于安全的原因，战区副指挥官只是匆匆忙忙地带领记者参观了切春驻地和驻地以西的一段村落。一名少校军官说，控制安隆汶已无关紧要，因为那里已是一个空镇。

不论是外国记者还是政府军的官兵，安隆汶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是切春的驻地——“塔莫别墅”。它是个3 层楼建筑，装有良好的供水清洁系统，有4 间地下室，楼上的阳台可以望见远处湖边的美丽风光。为了防止不速之客的到来，别墅的高墙上布满了铁丝网。四周鲜花盛开，林木环绕，旁边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香蕉园。

切春显然是个懂得欣赏艺术品的人。他的别墅内摆放着12  世纪的吴哥雕塑，另外还有一些古代的艺术品，现在已经成为碎片散落在地上任人践踏。

在切春的指挥部附近，还发现了四根吴哥时期手工雕像的横梁，显然是用来建造什么而还没来得及完工。这里的大量泰国啤酒说明切春是个喜欢泰国风味的人。

颇让人感兴趣的是人们发现切春是个富有生活情趣、喜欢玩照相机的人。在他的别墅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照片，其中有黑白的老式照片，上面是他的家人，还有他同参加民柬训练班的军官们的合影。另外的一些彩色照片上，记者们一眼可以看出来的有红色高棉的发言人马本、乔森潘、宋成等等。它们如今成了政府军情报部门的研究对象。

参观期间，记者们很吃惊地注意到，与金边恶劣的卫生条件相比，安隆汶是很讲究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全部使用经过消毒过滤的自来水，尽管大量的粮食已经毁于战火，但仍然还是有1100吨大米成为政府军官兵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如同那位政府军的少校所言，由于安隆汶已是一座空镇，控制它已无关紧要。在肃清了四周的残敌之后，政府军在这个红色高棉的大本营留下了1500守军，其余的部队开始后撤。

那些天里，每当安隆汶的政府军官兵拧开收音机，就会听到电波很强的红色高棉电台的广播：“你们现在可能兴高采烈，乐不可支。那你们就痛痛快快地过上一阵吧。不出3个月，你们就会遇上大麻烦，让你们痛悔不已。”士兵们举着收音机找到长官，问：难道红色高棉还会回来夺取这个空镇？

果然，当政府军的庆祝活动尚未完全结束、金边的高级官员们很得意地告诉人们切存春已经逃到边境躲藏起来不敢露面的时候，一条腿的民柬总参谋长坐着一辆白色的四轮驱动日本丰田“巡洋舰”汽车，指挥他的部队分两路朝安隆汶杀了个回马枪毫无准备的1500名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卸甲而去。

安隆汶再次易主，金边尴尬不已。

还在安隆汶的政府军进行劳军犒赏的时候，对西北面马德望省境内的红色高棉大本营拜林的攻击已经开始。它由总参谋部制定计划、经国防部批准后，金边方面又调集了大批军官加入到进攻的部队中。

同安隆汶一样，拜林是个靠近泰国的边境镇子、方圆大约有200公里。

红色高棉长期设总部于此，除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之外，还在于它一直是民柬赖以生存的主要财源。这里盛产红宝石和木材，每月至少能为民柬提供100 万美元的收入。如此巨大的“聚宝盆”，给民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巩固着他们的后勤补给和武器供应。对于经济相当紧张的金边新政府来说，在谈判无效之后，拿下红色高棉的这个总部无论是在战略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3 月4 日，包括3000名警察在内的10000 名政府军开始从北部、南部和东南部三个方向接近拜林。开始的推进似乎还顺利，可是，当进攻接近拜林10—15公里的时候，战事突然严峻起来。虽然政府军有大量的炮火和坦克作掩护，但是民柬方面的还击相当有力，同时，大量的地雷让士兵们颤颤兢兢。

到7 日，伤亡已经十分惨重。指挥官们望着森林密布的山丘，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战斗一度停了下来。几经犹豫和重新部署，一次更大的行动重又开始，总参谋长克金扬亲往前线坐镇指挥。临行前，他只对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很快就能攻占拜林。”为了切断红色高棉可能跑到仅有10公里之遥的泰国的退路，金边命令在西面的边境上部署了200人组成的精锐伞兵部队。

3 月17 日，政府军出动部署在前线的所有一万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拜林发动了总攻击。由于主要的道路和旷野都已经被民柬部队布雷，政府军只有绕过雷区封锁线，用坦克和工兵从原始森林中开辟通道。

大军压境，红色高棉被迫放弃阵地。

政府军在几十辆坦克的先导下，于3 月22 日攻下拜林，将所有民柬部队赶入到深山丛林之中。

这是多年来民柬遭受的最大损失。号称有10000 之众的民柬部队，除了老人和娃娃兵外，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只有4000来人，而在最后进攻发起之前，其主力部队已经撤出了该地区。

3 月22 日中午，克金扬将军站在原来用作民柬总部的一间大房子里，要给金边的两位首相发报。他望着面前仍在冒烟的废墟，亲自口授电文：拜林已于今日攻克！

第二天，克金扬返回金边，拉那烈和洪森亲自接见，询问战斗经过，并与他共进晚餐。国防部又为他举行了宴会，欢迎这位攻占了红色高棉总部的英雄。

其实，在前线苦战了十几天的总参谋长自己也说不清楚，此战到底给红色高棉造成了多大打击。在攻占前的两天，民柬方面阻击的火力实际上已经很弱了，主要是靠了雷区才阻挡了政府军进攻的步伐。这说明，民柬方面在最后是主动放弃了这个地方的，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遭受到多大的伤亡，而且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得出来，红色高棉的撤退还相当有秩序。

再看看拜林的周围，山丘起伏，森林密布，是理想的炮兵阵地。熟悉游击战的红色高棉与当地民众又多半有着亲属关系，可以来去无定，进退自如，如果他们要卷土重来，要想守住拜林仍会有一场苦战。

金边的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家们开始怀疑：政府军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攻下这个地方是否明智？红色高棉重占安隆汶的一幕是否会在拜林重演？即便政府军守住了拜林，红色高棉就完蛋了吗？克金扬在接受了金边对英雄的欢迎后，又匆匆返回到前线，他想使靠巨大代价换来的胜利得到真正的巩固。

战局如同舞台上的戏剧一般，变化无形。政府军在拜林还没有呆上一个月，便遭到了红色高棉的猛烈反攻。

消息传到金边，引起一阵恐慌。人们不相信具有坦克、飞机、大炮支撑的政府军居然就打不过被视为游击队的红色高棉。国防大臣迪班也亲自出动，飞到拜林附近的一个指挥所亲自指挥。可是，反馈到指挥所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先是外围防守部队被突破，接着是三辆坦克被击毁，再就是民柬部队逼近拜林镇。到4 月19 日中午12 点45 分，迪班接到激战的政府军将军的报告：红色高棉已经攻占拜林，并缴获了两辆政府军坦克。迪班不相信红色高棉搬来了天兵天将。他要求前线部队对红色高棉的兵力进行证实。最后得到的可靠数字让他气得拍案而起红色高棉部队为3000 人，而政府军为7000人，在武器上还占有明显优势。

这次给金边两位首相的电报是迪班口授的。他告诉首相们说，一支红色高棉游击队窜入进拜林，占领了拜林部分地区。他已经开始组织政府军反击，可望在很短时间内夺回拜林。据说迪班这封电报到达首相府的时候，两位首相正好在一起。读过电报，两人相对而坐，久久无语。

从北京回到金边的亲王在得知红色高棉重新占领拜林之后，也同样久久无语，但陛下想到的是这一守一攻，多少年轻生命血洒疆场了，可是战火未熄，甚至燃得比过去还要旺盛。柬埔寨人民究竟要用多少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才能换来和平呢？

民柬重占拜林的第二天，即4月20 日，西哈努克接到乔森潘送给他的一封密信，称从4 月22 日开始，红色高棉将对柬政府军发起全面进攻。为避免意外和危险，请国王陛下立即离开柬埔寨。

病中的国王不得不出面调停。4 月22 日，他发表声明，要交战双方举行圆桌会议进行和谈。“面对这种悲惨的局面，我有责任要求国民议会议长谢辛、王国政府联合首相拉那烈和洪森与民柬领导人乔森潘举行为期5 天的和平与民族和解圆桌会议。”国王将会议时间定在5月2 日至7 日，届时由他亲自主持。

被战事弄得焦头烂额的金边政府立即对国王的号召进行了响应，乔森潘也致电国王，表示支持举行圆桌会议的建议，但鉴于1991年11月27 日他返回金边受到袭击的教训，他表示对自己在金边期间的安全担心。

为了推进和平，国王致电乔森潘，说他在会议期间的安全问题由他西哈努克负责，他和他的助手们可以住在王宫里，或者把会议地址改在平壤附近的“长寿园”。但是，这两项建议却遭到了谢辛和两位首相的反对。他们说：

红色高棉正在同政府军作战，他们的领导人却被国王接入王宫，享受着国宾的待遇，这在道义和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至于到平壤问题，他们认为，柬埔寨现在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家事务的商议在首都举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可是，国王推进和谈的决心已定。他不顾金边的反对，致信乔森潘，邀请他在会议期间住进王宫。

令国王失望的是，他的信没有得到回复，和谈自然也就没有举行。

5月2 日，这个本可以是领导人们坐到一起，为停止战火、商讨国家和平大计共谋良策的日子，却冷清清地过去了。西哈努克站在王宫清雅廊的阳台上，心情格外悲愤。他身为一国之君，可是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对他的和平呼吁，也开始装聋作哑遥望边关，在边境的波贝和马德望省城附近，战斗仍在进行。国王抬头，似能看见战火中的滚滚浓烟。

多灾多难的高棉民族啊，你何时才能停止杀戮，踏入800 万人向往已久的和平之门呢？

第三十一章 波尔布特在沉思

遥远西北部的一个橡胶园里，波尔布特已经习惯子静静地沉思，唯一能打破他沉默的是他与第二个妻子生的小女儿。他的脑海里常常出现早年清苦的生活，出现在巴黎留学的日子。他在感情上是个脆弱的人，一个凄惋的故事可以令他热泪涟涟。他曾经坦率地承认，在执政期间他犯了错误，可是他不承认他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多年来，外国记者一直试图走近他，可是没有一个人获得成功。

遥远的西北部一个代号为505 的橡胶园内，一位身材高大、白衫黑裤的人半倚在造型别致的凉亭里，似听非听地斜对着一架收音机。滚动式播出的柬埔寨和东南亚局势的新闻他已经听过两遍了，这在他是少有的事情，因为他平时总对广播里的东西不以为然，他更相信的是他的秘书送上的一份份电报和他的情报班子抄录的各方新闻。关掉收音机，他缓缓地靠倒在高背凉椅上，用他细眯的眼睛，望着烈日下腾着热气的丛林和远处隐隐绰绰的山峦。

顶上有隆隆的飞机声掠过，他微抬起头，看见一架巨大的飞机正向西飞行。说不定，刚刚宣布结束维和使命的明石康就在这架飞机上呢，他心里想。

他没有当面见过这个日本人，但从照片、电视和材料上，他对这位联柬机构的首脑已经非常熟悉了，他甚至知道这个日本人喜欢吃中国菜。他喜欢在暗处观察研究前台表演者，喜欢在对手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明石康在柬埔寨呆了18个月，几乎每一天都要提到他的名字或他领导的组织，可是却无法见到他的面。仅凭这一点，他就感到自己略胜了一筹，甚至有几分得意。

此人就是曾任柬共总书记、民柬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他现在的公开职务是民柬国防高等学院的研究员，其职责是回顾、研究、总结和宣传国防方面的经验。

作为一个已经70岁的老人，他已经是满头白发。表面上看，他的身体似乎健康，胖胖的身躯，脸上没有疲乏和痛苦的神情，实际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脸上、手上有不少的老年斑。自从1979年越南人入侵之后，他被迫率部进入丛林山地，又开始了他从60年代起就过上的游击生活。

 同在金边执政的时候相比，生活状况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他一点也没有沮丧过。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是政治，风云变幻朝夕即可隔世，不外是从头开始而已。当年他曾拄着木棍，冒着美国人的B —52 轰炸机走完了“胡志明小道”，后来又在偏僻的山区开展革命。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有时候想都不敢想。有好些次，他身患疟疾或重病，奄奄一息。1973 年高烧久持不退的那一次，他觉得自己肯定要去了，半夜里强撑着起来想给组织写下他最后的遗言。没想到手碰翻了煤油灯，草屋里一片漆黑。正是在黑暗中他反而增加了勇气，咬着牙、哼着歌，他居然挺了过来，将偏僻落后的山区开辟成了革命根据地，如豆星火，烧成了燎原之势。

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信仰。从青年时代起，波尔布特就非常推崇印度的圣雄甘地。这位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面对坐牢、皮鞭、枪杀，从来没有过屈服，在个人品质上，不贪财，不追求世俗享乐、不图升官，一心一意致力于所信奉的正义事业。波尔布特在执政后奉行的建设计划，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甘地当年“建设计划”的影子，比如把工作重心移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倡手工业，改革教育制度，调整社会结构等等。这些年来，国内外攻击波尔布特之声不断，可在他本人看来，凡是从事革命活动的，哪一个不受到攻击，即便伟大如甘地，自由主义就怨他步子太快，激进分子又责备他动作缓慢，贵族又对他剥夺富人权利怀恨在心。可是，他不是照样获得了全体印度人民的爱戴吗？不照样受到全世界的尊崇吗？他波尔布特从事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讲，比甘地还要壮阔，还要深入，还要彻底，虽然他现在受到批评，但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彻底理解他的作为。

也许是年纪比过去大了一些，近些年来彼尔布特习惯沉浸于往事。他过去就喜欢独处，后来更是希望清静，在幽幽的沉默中独自放纵思绪，天马行空，往来无拘。唯一能打破他沉思的是才10岁的女儿，这是他和第二个妻子结合的产物。老年得女无限疼爱，每一天他都要抱着牵着女儿在院子里散步，给她没完没了地讲故事，说起金边、吴哥，说起他的家乡和她已经去世的祖父祖母。

这些年来，望着远处的山，他时不时地会想起家乡磅同来，父亲宾沙洛特（PENSALOTH）和母亲索克尼（SOKNEM）会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从经济上来说，他的家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但令他父亲出人头地的还不是家中的财产，而是他的一个侄女，也就是彼尔布特的表姐，被选到王宫里加入了王家舞蹈团，一度成为莫尼旺国王的妃子。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宾萨洛特后来又把哥哥送到宫中当差。一家人有好几位在王宫生活，这自不待言是多么的荣耀，连省上的官员见了父亲，也大老远地致以尊称。

波尔布特离开家的确切时间他已经不大记得清了，大约是1934 年或1935年吧。父亲把他送到王宫，让他跟表姐和哥哥生活在一起，“沾沾王气”。

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见父亲母亲了，他们去世他也没有回到故乡去尽尽孝。

他为此曾经责备过自己，可是有更重要的使命根本不允许他沉浸在家庭的感情之中。他可以告慰父母亲的是，他没有辜负父亲在送他进宫时对他的谆谆教诲，他不仅出人头地，他还为他打下了一个天下。

可是到自己也己年老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当初没有回去照料病榻上的父母亲是多么的不应当。有人说他波尔布特是个不讲感情、不通人性的“屠夫”、“刽子手”，那实在是太不了解他了。在情感上，他可以说是敏感脆弱的，一个凄惋的故事就可以令他热泪涟涟。这似乎很不像一位政治家的行为，但他觉得这恰恰反映出革命者是相当具有人情味的。

从他的出身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境遇来看，他似乎是与革命无缘的。可正是王宫里的舒适奢靡生活，催生了反感和仇恨。达官贵人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自己身边培养了一个叛逆。

但那时候的波尔布特还根本不知道何谓“革命”，他所欣赏的至多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潮而已，直到他在1949年获得奖学金，踏上漫漫旅途到法国留学。

他至今仍记得他在踏上那艘叫“牙买加号”轮船上的情形：一身深色衣服，拎一个半旧的箱子，里面是几件衣服和他的学习课本。与同往法国的其他同学相比，他可以说是相当寒酸。可是他当时好像不在乎这些，他想的不过是能够早日学成回来，在政府某机构里谋个一官半职，在金边创立点事业出来。

让很多人都惊异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国却是极好的培养革命家的“温床”。在波尔布特之前，与他同期或他之后到达法国的高棉年轻人中，许多人成了革命者，有的甚至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成为红色高棉的高级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均是在法国接受和成熟了革命思想。所以有人像打广告一般地说：你要培养革命家吗？不要送去苏联或者中国，送法国去吧！

法国是波尔布特一生的巨大转折点之一，几乎从一下轮船、在港口见的那尊象征着法国殖民辉煌的雕像起，波尔布特就已经有了强烈的反抗殖民现实、想要另辟人生道路的念头。在由西哈努克专程到法国剪彩的那幢“柬埔寨留学生公寓”里，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参加激进分子的集会，开始议论如何在自己的祖国开展革命。1953年他从法国回到柬埔寨的时候，包括他的家人都以为彼尔布特会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再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时候的波尔布特已经打定主意要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了。

人们虽然很难想象1985年以后的波尔布特在国防高等学院担任研究员、手执教鞭对学生讲解课程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可就波尔布特自己而言，他对教学生涯是非常熟悉甚至有几分喜爱的。在初回金边的那几年里，他成为唯一的高级中学的教师，讲解历史、文学，他在课堂上那种循循善诱、亲切耐心的态度让他的许多学生一生念念不忘。他至今可以像当年一样非常流利和富于音乐节奏地背诵许多法国诗人的名篇，数十年间在对他的部下们讲述红色高棉战略战术的时候他不时也引用上几句，这增添了他身为革命领导者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最初阶段的革命是相当清苦艰巨的，他有时不得不为一日三餐而奔波，有时得忍着饥饿撰写抨击当局的文章。他在1956年娶的妻子乔蓬纳丽比他年长8 岁，也是位醉心于改变现实的革命者。夫妻俩忍受着艰苦生活，躲在家里油印传单，到朋友家参加聚会，直到1963 年，党的总书记杜斯木遇难身亡，波尔布特的名字也上了秘密警察的黑名单，他不得不离开金边，到荒僻的东部农村开展革命。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啊！居住的是农民的草棚，吃的是当地的瓜菜，由于营养不良和过于劳累，他常常晕倒，也因为疟疾等疾病，他多次险遭于难。

在60年代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革命者中还只是一个不太露声色的人物，党的书记是杜斯木，英萨利、农谢、宋成等人在党内都有众多的追随者。

可是1962 年杜斯木莫名其妙地失踪、最终被认为是遭到秘密警察捕杀之后，代理书记的却是当时杜斯木的真诚崇拜者波尔布特。他的地位随着他的工作实绩一天天得到巩固，在后来被称作“红色高棉”的组织中，他的头号领导者的地位一直维持了30多年。在党内，人们很亲切地把他称作“大兄弟”、“一号兄弟”或者直言“大哥大”。

1968年发生在马德望省的“三洛事件”，标志着柬埔寨革命者的一个新阶段。从那时起，革命者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武装斗争，从此再没有松开过。

就在当局四处追捕他们的时候，政局改变了，左翼革命者想要推翻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在1970年3月被朗诺和施里玛达为首的右翼分子推翻了，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从这个时候起，革命的方针重新调整，革命目标也全然改变。

西哈努克成了他们的同盟者，革命者与王室第一次携起手来，枪口朝向了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政变集团。

激烈的战争进行了整整5 年，牺牲了无数的优秀战士。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和越南南方的攻陷，朗诺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到1975 年4 月，美国最后放弃了东南亚，朗诺出走他乡，把一个打得千疮百孔的柬埔寨留给了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

他很难用言语准确描述得清他在4 月17 日那天乘坦克进入金边时的心情。是胜利？满足？复仇？理想的实现？他说不清。在被当作临时指挥部的火车站的楼上，他常常站在满是灰尘的窗口，望着在他的文章里一遍遍描述过的“腐朽、堕落和罪恶的金边城”沉思，新政权的决定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渐渐形成。他不知后世将如何评价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些天里作出的一个个“革命的决定”。200 多万人、具有70万车辆的的金边城由于他的决定，仅仅3天之内，一撤而空，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金边城8 公里的道路，完全可以闭目行车。那是些充满了紧张、匆忙而又无比酣畅淋漓的岁月。他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一天不是感到他们在创造历史，吴哥古王朝的辉煌由于他们的革命而重新灿烂——确定新的国庆日、实施新宪法、公开党的组织、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叛徒、成立农村合作社、提出国家建设”超大跃进”的4 年计划，他们要在10—15年的时间内，把国家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用15—20年的时间，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具有工业基础的国家。

那些日子里，他觉得柬埔寨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正冉冉上升，为全世界所瞩目。

从1977年起，越南人在东部边境的炮声开始让他感到不安，到1978 年，越南人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到12 月，他的老部下、东部军区第五师副师长兼政委韩桑林等人背叛了组织，逃到越南，组织了一个旨在反对民柬政府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号召要推翻以他和英萨利为首的“叛徒和暴逆集团”。几乎在同时，越军大举出动，几十万人的兵力越过边境，向金边猛扑而来。

越军的进展速度太快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柬国民军根本无法抵挡打败了美国军队的越南人。当时，他真是想过与金边共存亡的。1979年元月6 日下午，他会见了执政后第一次见面的西哈努克，与他谈了话，对自己这些年来忙于政务而没有同亲王见面表示歉意。他请求亲王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去，揭露越南人侵略柬埔寨的行径，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同情。他希望联合国能够出面干预，制止越南人的入侵。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收看战场上发来的战报，几乎一夜未眠，只在沙发上打了个盹。1 月7 日，当他正准备吃饭的时候，越南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后来甚至听得见远处隆隆而来的坦克和装甲车声。部下们不由分说地把他架进汽车驶去了机场，钻进停机坪上的最后一架直升机飞往了西北部的马德望省。越南人要打到那里至少还需要4 天时间。

一个政权就这么陷落了，他和他的同事们为此痛悔不已。他们对导致了他们下台的越南人切齿痛恨，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承认在执政的3 年多里他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犯了不少错误。

“我们那时候还不成熟，”波尔布特1993年5 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说，“还不具备掌管一个国家的经验。胜利冲昏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无力管理好国家。”对于波尔布特而言，多年之后能这么公开地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极少见的。

过去，民柬党内有种倾向，统统把自己的失败归诸于外界因素，可是历史事实却让他们在这些年的沉思中逐渐认识到：他们的胜利来的太仓促了，连制定一条如何建设保卫国家的路线也没来得及，甚至国家的体制和国家机构也是在一年之后才确定的。3 年多的执政里他们的确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是负面的教训似乎让他们更感深刻，比如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乡下，不顾国情地在全国推行集体化与合作社，提出“超大跃进”口号，取消货币，反对知识，实行供给制，打破家庭结构，对所有怀疑对象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党内和军内一次次的清洗等等。柬埔寨社会发展的链条在1975年中断了，历史被重新书写，似乎一抬腿就可以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社会。

好在的是，党没有被消灭，他们的基本力量部分地得到了保存，尤其是农村，他们一直非常看重的根据地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在失败中舔净伤口，一切又从头开始。在反抗越南入侵的大旗下，西哈努克再次成为他们的同盟，加上老资格政治家宋双的力量，三派组成了民柬联合政府，直到越南1989年撤军和《巴黎协定》签署。

由于他对执政期间民柬政府所犯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内外的反民柬势力一直把他看成是罪不可赦的罪犯和刽子手，说在民柬执政期间有200万人被处死或因疾病和饥饿而死，“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成为恐怖与杀戮的代名词，他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社会被人称作“杀戮之地”。在国内，很多人一提到红色高棉就称呼为波尔布特，他成了“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

为了改变民柬在国内国际的形象，1985年他所执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他宣布退休，主持看上去毫无实权的国防高等学院。可是只要了解民柬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是民柬内的实力人物，他的存在影响着民柬的所有政策。

对于参与签署《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他和同事们制定的方针是：积极参与，防止阴谋，争取利益。可是他认为，从联柬机构入柬一开始他们就被巨大的阴谋所困绕。他们坚决相信越南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柬埔寨，大量的越南人滞留于此就是明证；第二，《巴黎协定》说好是全国最高委员会在国内外代表柬埔寨，可是它却根本没有实权；第三，协定也规定了联柬机构进驻之后，要对金边政权原来的国防部、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新闻部进行控制监督，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能够做得到，联合国的人在那里至多只是个观察员而已。就这么三条，民柬就有充分理由不参与《巴黎协定》制定的和平进程，拒不裁军，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抵制大选。他们曾经做过努力，让原来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拉那烈和宋双也退出大选，有一个时期似乎也有这个可能。以波尔布特所想，他们希望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以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政府，四派分享权力，彻底抛开越南人的影响和干预。他毫不怀疑，红色高棉会在过去的教训上站立起来，成为领导柬埔寨未来社会的中坚。

太阳渐渐消失在树林背后，它余下的几条仍然滚烫的光线，给山岭上的树梢涂上一片灿烂的金黄。与正午时分的酷热比起来，这时候应当说是相当凉爽了，微风挟着青草的微温气息从院子里掠过，把桌上的报纸不时地掀起来。这时候是一天里最为惬意、也让人最为多思的时刻。波尔布特总喜欢在这个时候独自坐到凉亭。

他的眼睛掠过面前的院落。这里从布局上看，很像是个寺院。波尔布特占有一个套房，另外一个套房住着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他战友的乔蓬纳丽在80年代初患了精神病，波尔布特完是与其分居，后来离婚。第二个妻子比他小20来岁，是个典型的高棉姑娘，结婚第二年，就为这位职业革命家生了个女儿。除这两套大房子外，另有一排6 间平房，一个厨房，一个娱乐室。6 个平房主要是供那些来见波尔布特的人居住的，他们可能是他的同事、战友，也可能是他的部下、学生。他有时真的以国防高等学院院长的身分在这里对他们进行真理的教诲。

沿波尔布特注的套房一圈，有好几个小房子，那里住着他的贴身警卫和秘书们，任何时候一呼即应。这里的通信设施也堪称一流，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同分布在各个战区的高级指挥员甚至师一级的指挥官直接通话。

院子外面的警卫在换班了。为了不打搅他，他们的动作相当轻巧，可是波尔布特还是听见了他们交班时的低语。身边的这些人员都是他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他们个个出身贫苦，来自偏僻山区，没有受过外界的污染，思想上比较单一纯洁。他们都受过良好训练，个个身强力壮，一拔枪都是百步穿杨的好手。在他现在所在的这个1500多平方米的院落以外，还有两道铁丝网，布有好几道岗哨，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换防。官兵们虽然守卫着这里，但却不能接近。上级告诉他们，这个颇像寺院的地方是民柬的一个重要仓库，谁也不会想到他波尔布特居然就在其中。只是有时候人们看见一辆被蒙上了窗的白色小旅行车在这里进进出出，人们才会对这个”仓库”的真实性产生一点疑虑。

许多年来，无数记者企图接近这个地方，哪怕能窥见波尔布特的一个侧影，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有人把他描绘成自我放逐的政治家，认为他在这个称作“87 号”地方的沉思，与一个僧侣的沉思没有什么两样。由此有记者在文章中把他说成是“森林高僧”。

波尔布特的思绪稍稍走神，很快又回到刚才的思路上。

对于原来共同抗越的其他两派，虽然在政治观念上彼此不尽一致，但他对这个同盟是相当看重的。他曾经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要想夺取胜利，“其不容置疑的前提是民族团结和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他还记得大选前他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利用国际势力，它可以使我们的力量获得极大的外部影响和支持。而国内呢，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同盟军，我们就会失去在农村，在区、乡里的社会基础，我们在议会里也就得不到拥护。一个得不到人民拥护的政党怎么谈得上保护人民利益，怎么谈得上要求人民响应你的号召呢？”按他和其他民柬领导人的设想，民柬退出和平进程会极大地影响到西哈努克、拉那烈和宋双，大选前的政治恐怖的确使他们产生过动摇。只要其中有一派退出，那么联合国主持的大选就只能宣告失败，那时候，唯有西哈努克亲王站出来，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民族联合政府以取代大选。毫无疑问，红色高棉将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拥有强有力的地位。

可是，西哈努克在大选前一天从北京返回金边，显示了亲王本人对联合国行动的支持，同时奉辛比克党的领导与他们的支持者们顶着政治恐怖参与投票，打破了红色高棉的战略。对红色高棉而言，一场大选夺走了他们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统一战线。

在国外，美国、东盟、欧洲和周边国家都纷纷发表声明，尊重大选结果，这也就结束了国外对以红色高棉为主体的民柬联合政府的支持。联合国方面通知说：安理会已经决定，大选一结束，原来的民柬联合政府驻联合国大使将停止工作，柬埔寨的席位将交给未来的新政府。

对这个危险他波尔布特是有预感的。在1992年2 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民主柬埔寨本身不是万能的。如果联合国和西方列强从我们身边把所有人都拉走了，我们就会成为一事无成的孤家寡人。那时候，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发动进攻，把其它力量归入到金边政权的力量中去，从此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到那个时候，泰国、东盟各国不管喜不喜欢，都得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们至死都需要在另外几派中拥有朋友，至死都需要外国朋友的理解支持。”所以，在整个大选前后，红色高棉的政策一直是“毫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由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和总理、有四派力量共同参加的临时政府，一个有四派军队参加、由西哈努克为最高统帅的联合武装力量。”实际上，在大选前，民柬拥有的力量是不容任何人低估的。他们控制着全国20％的土地，在“解放区”里有运转灵活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经济上由于有拜林宝石矿和木材出口的支持，他们相当宽裕，而且没有其他各派的那种相互倾轧和政府机构腐败的现象存在。

令他感到悲哀的是，他们的同盟军积极投入了大选，而且同过去的敌人握手言欢组成了联合政府，而把红色高棉完全排除在外！金边发生的情况太出人意料了，他和大多数民柬的领导人们甚至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西哈努克所说的“这次成功的大选是给红色高棉的沉重打击”一点没错，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它甚至可以同14年前越南人夺取了他们在金边的政权相提并论。那些天里，“民主柬埔寨之声”的广播里没有新的内容，老新闻播了又播，不然就是没完没了地放音乐；过去拜林每天都要给民柬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传发领导人的政治指示，可一连8 天，大使们没有得到只字片言。

自1979年以来，红色高棉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孤立、脆弱、士气低落。多少年来，部队里第一次出现了集团性的叛逃现象，有人甚至出卖武器给自己的敌人。

一想到内部问题，波尔布特就开始皱眉，这是因为他深信一条真理：真正的失败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波尔布特的眼前出现了那些曾与他出生入死、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们的面孔。

第三十二章 世界上最神秘的政治领导者们

掀开红色高棉沉重的铁幕，人们发现红色高棉内部实际上早已存在斗争，资深的领导人宋成和英萨利的地位已经下降。如果越南推迟入侵，宋成可能早已死于他曾经领导的秘密审判机构。数年来，他一直在给“组织”写检查。英萨利暴露内部矛盾的做法被视为分裂，曾经是他姻兄的波尔布特对他日益疏远。波尔布特始终处于首席地位，没有任何人敢于向他挑战。他认为，改变历史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有时却需要许多代人的奋斗，为此，他签署命令，在党内和军内提拔年轻人。抚摸着头上的斑斑白发，他心里总会涌起一种悲哀。

对于红色高棉内部的情况，多少年来一直是个巨大的秘密。无数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在全世界的政治组织中，红色高棉是秘密程度最高，且保密效果最好的机构。

比如，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达一年半之后，才公开了柬埔寨共产党组织；在民柬电台宣布波尔布特担任总理之时，外界对这个名字和他本人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他过去在法国的同学在电视上看到他讲话的图像、才发现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叫“沙洛特绍”的留法学生。无论是在执政还是在流亡期间，红色高棉领导人全都深居简出，他们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一概不为外界所知。即使国际情报高手美国中情局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也对他们的内幕一筹莫展。比如，1979年之后，红色高棉领导人到底居住在何处？他们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谁是党中央的常委委员？谁真正控制着军队？1985年后的波尔布特在民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英国记者纳特·塞耶（NATETHAYER）多年来一直从事对红色高棉活动的报道，在无数的访问、观察、阅读资料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红色高棉的两位高级领导人在1992和1993年间遭到清洗，地位下落。

说出来是惊人的。这两个人是原红色高棉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他们一个是波尔布特过去的姻弟也是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好友，他长期以来是民柬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是宋成，民柬政府的国防部长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巴黎协定》后为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民柬方面的两代表之一（另一位为乔森潘）。他也是波尔布特早年在法国的同学，多少年来一直是他的密友和坚定支持者。

纳特·塞耶把他的发现整理出来，先给一位报社的同僚，自己守在一旁等待同僚的反应。同僚在把文章还给塞耶的时候，取下眼镜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它能卖大价钱。它还能让你一举成名。”果然，同僚说的两点塞那都得到了。英国、法国、美国、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为这篇文章出了大价钱。仅在泰国，他就为这篇文章得到了一万美元。

按照塞耶的说法，宋成在民柬内部的地位下降始于1992年5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们就是否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和平进程问题进行讨论，宋成所持观点与其他人冲突。当时宋成的观点是应当参加这个和平进程，否则红色高棉将被排斥在外，由此与未来的政权失之交臂。但这就意味着红色高棉必须解除70％的武装，而自从1968年起，红色高棉存在的基本力量就是手中的枪杆子，它被当成是生存的命根子。宋成昔日的同事们激烈反对，塔莫差点当着宋成掀翻了桌子。冲突由此而起并逐渐扩大，导致了这位民柬国民军总司令的光辉从此走向暗淡。

其实，宋成在民柬中央的地位过去就受到过挑战。1978年底，S-21里的招供材料中，有许多都开始牵扯上宋成的名字。民柬党内盛传出了叛徒，很多人怀疑这是指宋成。有人已经预感到过不了两个月，这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会遭到清洗。很有意思的是，越南人在1978年底发动的入侵拯救了宋成。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时，宋成手下掌握了一大批指挥官，开展反抗越南人的游击战离开了他们无从谈起。由此宋成得以存活下来，继续担任着民柬内的高层职务，是名义上的民柬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宋成毕业于巴黎的索波里大学（SORBONNE），1963年与波尔布特一起隐入农村开展革命，在此之前，他是金边一所大学的教务长。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后他都是党内最可靠的人物之一，一直握有兵权。1987年，当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成为可能的时候，宋成的地位甚至有所上升，被内定为将来参与金边政治联合的红色高棉代表之一。果然，1991年，他与乔森潘一道被任命为西哈努克为主席的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并且是红色高棉方面与联柬机构打交道的首席谈判与联络官。以当时宋成的态度和后来流散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文件来看，民柬确实已经准备加入和平进程，重返金边争得政府中的一席之地。

可是1992年初，当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始之后，红色高棉发现联柬根本没有控制住金边政权中至关重要的那5个部门，他们仍只接受人民党的指令对国家进行控制，这意味着金边政权的实力不会得到削弱，全国最高委员会也就只能是个空架子，在未来的大选中人民党将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

争论开始在红色高棉内部出现了：是否要对联合国人员开放民柬控制区？是否要对部队实行70％的裁军？占上风的意见是，如果放弃了地盘和武装，无异是自招杀身之祸。

在4 月和5 月的高层会议上，宋成争辩说：红色高棉的未来不仅依靠现有的武装，而且也要靠自身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的真诚。由于过去的错误，红色高棉的国际形象本已有损，如果现在退出和平进程，那么民柬不仅将失去进入政府、重返金边的机会，同时还会在国际上大大失去信誉。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当时正值红色高棉多年来小心翼翼发展起来的与奉辛比克、宋双派、美国以及东盟各国的关系逐渐解体之际。国内的同盟急于在未来政府中争得席位，国外的支持者这时候开始渐渐疏远，准备承认大选后建立的合法政府。宋成认为此时若民柬再违背《巴黎协定》，在政治上、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孤立。

可是宋成孤掌难鸣。在会议表决时他输给了那些坚决不放弃枪杆子的同事。

红色高棉内部对意见严重相左的人传统上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处决，二是剥夺权力进行“再教育”。由于宋成和乔森潘一样是到法国签署《巴黎协定》的红色高棉的代表之一，他的身份已被国际社会承认，同时他也是全国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国内方面为西哈努克和其他各派所认可，因此“组织”对他的处理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从这以后，宋成一直在无休止地写检查，作交代，进行自我批判。他承认他犯了严重错误，给“组织”带来了巨大损失。但让他真正感到自己犯了错误是在1992 年12 月，由于联柬方面没有及时控制住逐渐扩大的政治恐怖，导致许多奉辛比克党员死亡失踪，同时也由于全国最高委员会没有获得实权，西哈努克公开谴责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同时暗示由他出面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以取代联合国主持的大选。

红色高棉当然把这看成是个绝好的机会：亲王与他们结盟反对这场维和行动和大选。

宋成作为红色高棉的代表参加了以后的一系列谈判、交涉，外界一直把他当成民柬方面的实力人物。只有民柬上层和他自己知道他在红色高棉内的政治地位已经日薄西山，他的军权也日渐遭到剥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这位皮肤黧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政治家变得沉默寡言。细心的人注意到，他的头上又平添了许多白发。

与宋成不同，英萨利在民柬内地位的下降却是由来已久了。

在整个红色高棉执政期间，英萨利一直负责外交事务，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副总理。同时，民柬胜利后从国外回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们中间许多人受到审查，上百人遭到处决，另有许多人被送到乡下参加体力劳动，只有极少的人留在首都金边，在政府部门干着杂役的活。

1979年红色高棉失去金边政权之后，英萨利的一次谈话曾经导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极度不满——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居然承认了S-21，也就是托士伦审讯所的存在。在这里，至少有16000人死于酷刑和枪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红色高棉内部的军官和政府各阶层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

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后来又进一步声称：民柬的一些高级官员被捕和被处决的时候他在国外，对情况毫无知晓。

英萨利这儿句话犯了红色高棉内部的大忌。他们向来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所有重大决定都出自集体表决，英萨利的话一是违反了党内的原则，二是将红色高棉内部的矛盾暴露在外。

但是，当时英萨利负责外交，他在国外有大量的关系和朋友，考虑到红色高棉的生存需要国外的支持，同时也考虑到他同时还掌管着民柬的财政，武器购买的渠道唯有他最为清楚，所以党内只是对他作出了批评，他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但是，在他的同事们的心里，对他已经开始具有排斥心理了。

在1988年前后，英萨利同波尔布特之间发生过几次争吵。他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和粗暴的性格触怒了许多战地指挥官和知识分子。《巴黎协定》的签署中断了外国对红色高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英萨利的地位有了明显下降。他的指挥所设在泰柬边境的梅莱山区，这里是红色高棉的外交活动中心，也是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集中之地。由于对英萨利越来越看不惯，他们中有些人在1993年离开了此地，这导致了英萨利的进一步孤立。他的手中已经没有直接指挥的大部队，也不再控制经济大权，他实际上已被排除在了“组织”的常委之外。虽然他还出现在常委会议上，但恐怕只是个“观察员”身份而已，没有了往日的决策地位。

英萨利是波尔布特的姻弟，英萨利的妻子乔蒂丽是波尔布特原来的妻子乔蓬娜莉的妹妹。在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柬埔寨，这个关系即使在政治家之间也是极为着重的。可是，由于乔蓬娜莉患了精神病，1986年波尔布特同她离婚，不久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原来的姻亲关系被切断了，在英萨利失势问题上加重了分量。

根据塞耶的说法，柬埔寨共产党虽然已经在1981年宣布解散了，并且还宣称支持“自由议会民主”，但大多数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分析家们都认为这不过是幌子而已，目的在于与其他派别寻找共同点组成统一战线，同时也吸引外国对抗越力量的支持。事实上，柬埔寨共产党仍如同1976年前一样转入了地下，波尔布特仍然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党内，他被看成是唯一能把全党团结起来的人物，其地位任何人也无法挑战。1985年以后，他极少抛头露面，大量时间用于研究政治与军事战略。

他也极少到其他红色高棉的基地视察，据说师以下的指挥官根本就见不上他的面。在红色高棉内部，他被视为天才，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体察下情的作风为他赢得了众多拥护者。有时他也亲自上课，给高级指挥官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讲解红色高棉的战略方针。这种课程一般为两周，每天要在课堂上呆8 个小时，另外自学5 个小时，每晚还有一次政治会议。学习结束前，学员们可以连续两天享受娱乐活动和丰盛的饭菜。有时候，乔森潘、农谢、切春也来上一两堂课、但波尔布特永远是这里的主讲。他幽默的语言、充满激情的讲述，以及他清晰的逻辑思路，使人不知不觉地对他产生出崇拜之情。

1985年与波尔布特差不多同时宣布准备“退休”的人中，还有民柬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农谢和民柬国民军的总参谋长切春。

出生于马德望省的农谢也是1963年与波尔布特一道离开金边进入丛林的革命者，被描绘成同龄的波尔布特的“影子”。他也是极少抛头露面的人，直到1978年接见一个来自丹麦的代表团的时候，人们才得以看见他的庐山真面目。他管理着党的各级机构，同时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在英萨利失势之后，被公认为民柬内的二号人物。

切春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民柬的总参谋长，负责柬北部的军事指挥，掌辖着6 个师的部队。这位被地雷炸断一条腿的指挥官在民柬执政时期负责执行清洗“党内叛徒”和美国、越南“间谍”的使命，西方有的记者把他称作“屠夫”。切春性格直爽、敢作敢为，他在1989年4 月接见外国记者时公开承认执政时期犯了错误，说当时许多城市居民被赶到农村地区因缺粮而饿死，其中金边迁出的居民死人最多。但他对杀人的事进行了反驳，说“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大刽子手”，“我们的确也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死人的数字是几十万，真正杀害柬埔寨人民最多的是越南。”切春在党内的第三号位置是在《巴黎协定》签署之后才获得的。1992 年宋成丢失地位后，“总司令”直接指挥的6 个师归入到切春的指挥棒下，这使切春的地位大大增强——从毗邻泰国的西北部到北部、再到与越南接壤的东部地区的红色高棉部队，全都归属切春指挥。这意味着红色高棉武装力量的70％掌握在切春手中。

了解红色高棉的人和大选之后叛逃的前红色高棉指挥官们都说：虽然切春有时候性情粗暴，但是他处事公正，照顾部下利益，所以很得部下的拥护。

在民柬内部，人人都知道切春的部队是装备精良、粮草充足、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在切春指挥的老部队里一提他的名字，官兵们甚至要站起来立正以示敬意。

无论塞耶的分析是否与事实相符，红色高棉确实是面临着党内对现实的认识统一问题。在波尔布特看来，金边在大选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注定是要“短命的”。由于在分配政府职位问题上的争执，由于人民党长期对各级政权的控制，最后必然导致两位联合总理摊牌，两大党组成的政府出现分裂；经济上柬埔寨已经是“家无存粮”，国库空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国际援助过日子。尽管新政府实行了大开放政策，欢迎外国投资者到柬埔寨兴业，但这毕竟有个过程。无论是朗诺统治时期还是金边政权时期，人们对政府里的腐败现象已经是深恶痛绝了，新政府在这方面很难出台什么有效的措施，因为政治上盘根错结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千军，拉那烈和洪森都没有这个胆魄。以现在如此紧张的经济形势，很可能会“官逼民反”，起来造反。波尔布特料定，金边的“蜜月”将会是非常短暂的，这个时期一过，又将会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民柬方面要做的是，巩固实力，等待时机。

上一次从发动武装斗争到夺取政权用了7年时间，这一次，又需要等待多少年呢？已经70岁的他，还能等得到下一次从容不迫地跨进一辆坦克开进金边吗？柬埔寨人民是否还能接受他这个叫波尔布特的人？

波尔布特认为，改变历史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有时又需要一代人甚至许多代人的艰苦奋战。无论是他，还是农谢、切春、乔森潘，他们都已经老了，当年刚刚逃离金边进入丛林时候的那种万丈豪情已经不可能在他们身上重现了。现在，支撑着他们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历史潮流冲击的惯性，和他们已经无法改变的个人命运。

“红色高棉”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一种事业，一个可能需要许多代人生生不息为之奋斗的目标。波尔布特不得不把目光盯在下一代身上。

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会把手中的指挥棒交到他们手上。

早在1987年，波尔布特就签发了一道命令：选拔和提升年轻人到领导指挥岗位上来。由于他的关注，一批新人正在崛起。军事方面，一个由7 名师级军官组成的集体委员会，开始脱颖而出，负责提出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建议，提交常务委员会的批准。这批人大都在40岁至50岁之间，均是在1963年和1967年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参加地下革命的城市学生、教师，在遮天蔽日的丛林里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柬埔寨社会，认识了战争、鲜血与死亡。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红色高棉的信仰捐躯长眠，剩下的这批人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师长、团长。丛林革命让他们付出了几乎整个成年时代的代价。

由于有波尔布特这样的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同时也由于他们牢牢掌握着武装部队，控制着地盘，因此他们的地位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他们之所以迅速崛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柬埔寨社会中非常看重的的亲戚裙带关系。比如指挥着1002军事区的索洪（SOHONG），是波尔布特的侄子，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现在是7 人领导群体的首要人物；米勒箜（MITNIKORN ）是宋成的弟弟，他是宋成还没有失势前提拔起来的指挥官，1992 年以来控制着柬西部地区的部队，其实力至少有5 个师；还有切春，他有一个儿子、一个侄子在7 人集体之中，目前均是师一级的指挥官。

在红色高棉整个领导层中，目前真正能对政策发生影响的有3 个权力中心。首先是最高决策层常委会，基本上是由老一批革命者组成，在政治经验和武装斗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同外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就是那个7 人军事领导集体。第三个权力中心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政治决策群体，他们负责对红色高棉的政策进行分析、贯彻，同时也协助常委会制定政策。

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大约有15个人，他们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投身革命。从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一直到《巴黎协定》签署，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均在外交部工作，另有几个人担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和顾问。

1992年11月30日红色高棉宣称组成的那个“民族团结党”筹委会，除了乔森潘和宋成是老一辈外，其余的早在1975年民柬执政以前就已经是很有名声的专家治国论者了。他们都有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握有很高的文凭，其中有一个律师，三个经济学家，一位数学家，四位工程师，还有一个教育专家。“民族团结党”在筹备声明中声称：他们将在未来的民族和解政府与和平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后来这个党没有真正成立，这批人也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决策权，但是他们作为一批有独立见解和政治抱负的人在党内得到了承认，其地位也在上升。

这批年轻政治家的“后台”是乔森潘和宋成。1993年5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乔森潘直言不讳地说道：“如果柬埔寨获得和平，建立起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个资本主义的政权，那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非军人的政治家们。担当这些角色的非知识分子莫属。”乔森潘还进一步暗示了这批年轻政治家的存在和崛起：“现在的政治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搞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注定是会自取灭亡。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红色高棉老一辈的领导人由于年龄、政治状况和身体的原因，将逐渐退下来，为那些有能力领导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些将要担任重要位置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红色高棉的发言人马本和原驻中国大使姜裕朗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可以预见的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红色高棉作为政权干预者的地位将逐渐失去，而更多的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其权力也将渐渐由军事指挥官手中向相对温和的政治领导者过渡，寻求一种更为实际的政治解决方案代替武装斗争。

即便是现在，军事战略不过是工具、手段而已，红色高棉未来的前途还是在“政治战场”上。拉那烈和洪森不止一次地表示：如果放弃武装和其控制的地盘，红色高棉只是作为一个政党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他们和其它参加大选的20个政党一样，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

可是，红色高棉奋斗了整整40多年的事业怎么能就这么被“收编”“招安”了？波尔布特每一想到这种前景就感到痛苦，甚至不寒而粟。从20岁起他就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至今仍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许他在执政的时候犯了教条主义，操之过急，或者过于生搬硬套理论上的东西，没有照顾到柬埔寨的国情，但是，他一直相信，柬埔寨真正需要的是他这样的革命者，而不是金边政权的那一帮官僚。唯有他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将吴哥文明再度振兴，放射出不朽的光辉。

为了这一天，许多革命者献出了生命，其中就有他的领路人、党的第一任书记杜斯木。他牺牲的详情至今没有人能够搞清，但多方的调查可以确信，他是死在了秘密警察的手里。1953年，25岁的波尔布特从法国归来后，就一直在杜斯木的教导下工作。杜斯木的理论、他的信仰、他的作风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多少年来一直是波尔布特心中的灯塔，让他的精神世界永远充满了光明。每一年在杜斯木失踪的日子，波尔布特都要亲手采一束花，插到院子中央的一个大花瓶里，在它面前低头沉思：

先烈们点燃的革命火炬将永远不熄！

虽然遭到了一系列挫折，虽然还面临着重重困难，可是革命并没有停止，柬埔寨的历史注定要深深地镌刻上红色高棉的印记。1973年他身患重病的时候曾告诉战友们说：任何成功都来之不易，红色高棉要想取得成功，首要的是获得农民的支持。只要牢牢掌握住农村，革命就一定会成功。

不到两年，他的话应验了。

现在，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使他又记起了1973  年说过的话。实际上他从没有忘记过红色高棉的根基所在。1993年3 月他对聆听他教诲的民柬师长们说：“1979年，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本来我们已经宣告死亡了。可是为什么又起死回生了？尽管我们执政期间犯下了不少错误，四面树敌，受人憎恨，可是我们为什么仍然有能力把力量吸引到我们一边来？”波尔布特每讲到这个问题就感到激动，因为这涉及到他对柬埔寨社会的认识和他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基本依据。“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牢牢抓住了农村这个根据地，这就是我们起死回生的根本原因。当时我们的军队几乎已经全军覆灭，四分五裂了，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在农村又重振旗鼓、恢复了生气。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在柬埔寨，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1988年，他在他的“87 号”里办了一期训练班，参加者有从营到师的各级战地指挥官。在讲到国内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停顿下来问道：“我们怎么才能使群众接受和拥护我们？”课堂里静了片刻，然后有师和旅一级的指挥官站起来回答，说是应当揭露对立面的腐败，展现红色高棉纯洁的爱国主义；有的人则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经济……

波尔布特对这些回答都以摇头表示不满意。这时候，一位坐在后排的营长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道：“我们应当与农村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那群众就会团结在我们周围，并且拥护我们的主张。”“对！”波尔布特为在场这位军衔最低的军官能够做出他满意的回答感到高兴。“对！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最牢固的基地在农村，在最贫苦的劳动大众之中。”基于这个指导思想，红色高棉一直在农村发展巩固着根据地。部队每到一地，就要同当地的人们融和在一起，甚至帮助农民们耕田、收割。民柬的正规军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决不允许在根据地发生其他游击队那样随意烧、杀的行为。民心所向比任何武器的防卫更为可靠、更为牢不可破。靠着农民们广泛的支持，红色高棉一直牢牢地控制着20％的土地，其中包括盛产宝石的拜林和森林茂密的边境地区。民柬高层领导人曾经作过估计：即使没有任何外援，他们也可以在丛林里再坚持10年。而10年里，国际国内局势又将有多么巨大的变化？

遗憾的是自己已经老了。从35岁进入丛林以来，他已经在山野里度过了大半辈子。1985年宣布退休之后，他更是少于离开这个代号“505 ”的清静小院，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在1991年6月，柬四派在泰国帕塔雅举行事关重大的谈判时，他悄悄去了那个风景名胜之地，以在出席谈判会的乔森潘遇到问题时就近寻求他的及时决策。那些天里，他站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旅馆阳台上，远远地注视着雪白海滩上那些尽情享受生活阳光的人们，心里生出许多感慨。

后来，根据他的建议，“505 ”订购了两架功能齐全的直升飞机，波尔布特想要到外面多走走，至少同他的战地指挥官们多见见面。

在世界上许多著名人物中，除了圣雄甘地外，波尔布特非常敬重的，就是曾经作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阿根廷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那位差不多与他同龄的革命者在大学毕业后漫游拉丁美洲，随后参加古巴革命，率领军队攻入首都哈瓦那被卡斯特罗视为英雄和知己。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大公无私、禁欲主义、反对利己、甘愿自我牺牲。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渴望拿起武器开展斗争，选择玻利维亚为他开展游击活动的战场。这位声名显赫的古巴第二号革命领袖亲自拿起武器在崇山峻岭间开展武装斗争，两年后战死沙场。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坚毅斗志和牺牲精神，无疑已经成为流传后世的楷模。

为了理想，他波尔布特也应如圣雄甘地和格瓦拉一样，决不放弃。

他记起自己在1993 年5 月17 日对老部下们的一次讲话，他曾经引经据典地告诉他们，一定要有甘历卓绝艰苦而必胜的信念：“尽管我们面前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可是，在生存与死亡这两条道路中，我们毫无疑问将选择生存！”暮色开始笼罩“505 ”，整个大院由于过于寂静，真的弥漫着一种宗教的神秘气息。

  第三十三章 兵变——红色高棉终于分裂

为了整顿松弛的军纪，波尔布特下达了一道强硬的命令。高级领导者们的分歧日渐公开，军官们终于发出了反抗口号。受排挤的英萨利被拥戴为分裂派的领袖，开始与政府军的艰苦谈判。国王一道大赦令，使红色高棉的最高首领之一回归社会。当年民柬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成为一家饭店的幕后老板。

自从1994年7月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以来，游击战士们控制的北部地区——尤其是梅莱山地区，一直笼罩着一种不安和沮丧的气氛。

雨季即将来临，许多营地开始挖排水壕，并且往住处的屋顶搭盖浸有柏油的防雨布。过去，人们干起活来，总是人声喧嚷，高呼大叫；孩子们围绕四周，一边给大人递着工具，一边嘻笑打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自1994 年以后，过去的生气在渐渐地消失，代之以一种越来越沉闷的空气。

阳光已经不像夏季那样灼热，可是，在铁灰色的屋瓦上晒了一整天，它的余热仍然久久不得消散。赤着上身、腰上挂着子弹袋的游击战士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望着太阳逐渐西沉，心头涌起难以名状的寂寥。

拜林，这个曾经被看作是红色高棉首都的北部小镇，在经历了越南侵略军、金边政权和政府军的多次进攻，并且曾经几度易手之后，已经显出了它历尽沧桑的破败。整个拜林镇，几乎找不到一幢建筑没有子弹炮弹的痕迹。

在一些被摧毁的旧房子旁边，后来又零零星星建起了一些房屋，但一看就是那种草草修成的建筑，似乎是人们临时搭建来存放物品的棚子，给人以极大的不稳定感。

在镇子东边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这个镇子的最高指挥官——红色高棉第415 师师长伊潜也像他的土兵们一样，在看着太阳逐渐落到山的背后，触感到夜晚来临的隐隐悲凉。2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伊潜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穿越了无数枪林弹雨，许多次死里逃生，在战场上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红色高棉最著名的将军之一，并被指派担任游击队最重要的基地拜林的防守使命。人们曾经认为，他是最受波尔布特信任的军官之一，他的部队在红色高棉军队里也最具有战斗力。

熟悉伊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大选之前还是大选之后，他都非常忠实地执行着来自统帅部的每一条指令。很长时间以来，伊潜已经形成了这种概念：组织永远正确，容不得任何怀疑和犹豫。

这已经成为一种信念。他和他的战士们在这种信念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1992年联合国开始在柬埔寨执行维持和平行动，并监督全国大选时，伊潜以为红色高棉最高统帅部能够借大选之机返回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从此脱离丛林，掀开革命斗争新的一页。可是，随之而来的指令却是抵制联合国的行动，抵制大选。大选结束，他又存幻想，希望西哈努克国王和担任第一首相的拉纳烈能够把红色高棉拉入到政府之中，至少接受红色高棉为合法政治组织。可是，金边传来的却是相反的消息。到1994年7月，当国会通过专门法案，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的消息传到拜林，他好一阵沉默，好一阵心酸。在越南军队侵略国家的日子里，金边也一次次发布过类似的消息，但那是在外国人控制下的政权作出的决议，他向来对之嗤之以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指挥部队顽强作战。可是现在，国家已经统一，并且建立了人民自己选出的政府，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继续反抗一个合法的政府，继续在丛林里作无谓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生命难道注定要在这高高的山上，在这密密的丛林中消耗掉吗？还有自己的部下们，多年来他们出生入死，跟随自己顽强奋战，他们最大的愿望，不就是盼望有一无能够回归社会，娶妻生子，男耕女织，昂首挺胸地作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吗？

可是，国会的法令意味着他们仍然是非法的组织和非法的个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意味着他们不能走出自己的控制区一步，也意味着他们还将这么绵绵无期地困守山中，以国家反叛者的名义随时处于被迫杀剿灭的危险之中。

为了鼓舞部下们的斗志，同时也改善这些出生入死官兵们的生活条件，伊潜开始在他的控制区里实行新政策。除了必要的戒备武装之外，伊潜用相当多的人员协助和管理人们伐木和开矿。他甚至采取了过去没有的开明政策，开放关卡，让人们相对自由地来去。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拜林打开了与外界接触的大门，获得了许多过去没有过的信息。老百姓们自由地寻亲访友，开始了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作为这种开放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经济变得繁荣起来，人们的日子也一天天变得相对稳定富足起来，至少他的部下们是如此，许多人还拥有了电视机，甚至在当地娶了老婆。

但有人对伊潜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他是离经叛道，违背了组织规定的原则。有人偷偷地转告伊潜，说“组织”已经在秘密对拜林部队的情况进行调查。

伊潜对此一惊。一连许多天，他独自关在屋里苦思闷想。多少年来，他第一次开始对“组织”产生了疑问。

1995年夏天，他和与他职务相当的高级指挥官们得到通知，到位于泰柬边境的波尔布特指挥部参加为期5 天的短期训练班。从伊潜担任团长职务起，到后来他担任师长，他曾经许多次参加各类训练班，内容多是由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官们向他们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高级指挥员宣讲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斗争目标和战略战术。有时候，波尔布特、农谢、乔森潘等人还亲自授课。这些曾经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老游击战士们，以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使部下们获益非浅。这一次，伊潜的心情略有不同，他希望他的统帅们能够更全面地阐明国内局势，说清下一步他们该怎么办。他觉得，他应当把士兵们的声音报告给领导者们：我们无心再战，希望早日回家。

可是，令伊潜大感失望和遗憾的是，在那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寂静的橡胶园里，波尔布特以他惯有的强硬语言，宣称绝不向现政府妥协，也不与现政府谈判，他们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坚持武装斗争，直至再创造一个辉煌的“四·一七”。

让伊潜感到惊异的，是波尔布特在这次短训班上，用前所未有的激烈言词，抨击党内和军内滋生的投降主义、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波尔布特认为，在有的地区，一些领导人和军队指挥官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暗中与敌人接触；有的领导人已经完全堕落，贪图享受，放弃了对敌人的打击。伊潜发现，波尔布特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锐利的目光有好几次停留在自己身上。

那目光里有锥子一般的东西，刺得伊潜心上霍然颤栗。

就是在这次训练班期间，伊潜风闻波尔布特已经对党内和军队的状况感到失望，已经暗中策划组成了一个名称为“贫民党”的组织，成员是他所相信的党内高级官员和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同时也吸收了部分战区的中级指挥员。波尔布特的目的，是要以这个“党中之党”为核心，对采取妥协路线甚至投降路线的人进行排斥和处罚，在党内开展一次新的清洗，让他所相信的人掌握住所有权力。

伊潜闻之，怦然心惊。波尔布特的铁腕统治和他清除政敌的手段在党内外无人不知，即便是他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战友，只要他一朝对你产生了怀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投入监狱，甚至砍下你的头来。

伊潜的睡梦中，波尔布特的目光变成一把利剑，朝他猛然砍来……

可是，那毕竟是传闻，伊潜并不完全相信。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以来，同他抱有相同思想的人在党内军内大有人在，如果波尔布特真要清洗，那就意味着大开杀戒，而这等于是自相残杀，削弱抵抗力量。他认为经过失去政权的教训，波尔布特不至于出此下策。

怀着矛盾的心情，伊潜从训练班回到了拜林。

拜林在伊潜的控制下，经济方面日益显得繁荣，与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多。凡是到过此地的人们都认为，拜林实际上成了红色高棉统治的样板。

但伊潜的心情却一天天紧缩起来。凭着本能，他觉得波尔布特不会允许他这么我行我素地控制红色高棉最重要的根据地。

果然，他的担心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1995年年底，他的老战友，驻扎红色高棉重要基地梅莱山区的450 师师长索佩来到拜林，同他谈起了最高领导层的动向。索佩向他证实，波尔布特的确在1995 年10 月间秘密成立了“贫民党”，它有自己的旗帜，并且制订了7 条纲领。波尔布特要以贫民党为领导核心，以强硬手段解决内部组织涣散和军心不稳的问题。波尔布特认为，他可以像1975  年夺取政权以前那样，依靠最贫困的人们，赢得一场新的斗争。

同索佩相处的那几天，两人都是在叹息中度过的。他们曾经一道为信仰而战，经历过了最艰苦的岁月，穿越了无数枪林弹雨，现在，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来应付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唯一让人感到宽慰的，是两人相互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之间永远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任何时候，都将站在一起。

1996年初，一位来自前高层领导人英萨利身边的人到了伊潜的部队，他向伊潜透露，索佩所言完全是事实。“贫民党”甚至已经列出了一份“应当受到教育者”的人员名单，上面是将分期受到惩戒的党内、军内的高中级官员。

伊潜毫不怀疑，自己的名字一定赫然列于其间。

进入6月，雨季也随之降临，政府军不大可能向游击队发起大的攻击了。

伊潜指挥他的官兵们准备休整，同时加强了同外界的联系，期望在没有战斗的空间里，在宝石和木材贸易上多投入一些人力物力。要知道，他伊潜的415 师每个月要向统帅部上交1000万美元以上的经费，它成为维持红色高棉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使自己的手下官兵能够过上一种舒适生活的保障。为此，伊潜深感得意，也深知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由于过于重要而处于许多人的注视之下。他在任何问题上的处置不当或轻举妄动都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的一道“充公”命令发到了他的手中。

根据这个命令，红色高棉所有成员、所有现役军人的个人财物、贵重物品乃至通讯设备都要集中起来，上交组织。最高统帅部将派专人到各个地区检查验收。这道命令还规定，红色高棉控制区内任何人都不得与该组织以外的人发生接触和联系，违者将受严厉处分。

伊潜向他的几位副手传达了这道命令，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毫无疑问，这是1975年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政策的延续，或者是重演。当年的“四年计划”和“超大跃进”，基本剥夺了任何人拥有个人财产的可能，一切都属于组织，属于集体，包括家庭、婚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缔造了一个沉默的、毫无生气的社会，给国家的稳定种下了危机。难道这幕悲剧还要重演吗？

一想到“悲剧”两个字，伊潜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家庭，他的3 个孩子。出生在战火之中已经是他们的不幸，作为父亲，他出生入死，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战死沙场，他们将从此成为孤儿，流落四方。那么，他没有理由不尽自己的全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一种相对舒适幸福的生活。如果执行这道新的命令，就意味着把这个环境和生活基础猛然打碎，重新回到1975年那样的岁月。

孩子们能答应吗？和他一样有着同样愿望的官兵们能答应吗？

伊潜的脑海里又现出波尔布特的影子，现出他那两道如利剑似的目光。

红色高棉尽人皆知，这么多年来，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从来没有放弃过重返政坛执掌大印的梦想，无论他是担任总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还是对外宣称的国防学院的退休研究员，他实际上一直是红色高棉里的最高决策人，是核心中的核心。自60年代以来，他的“一号兄弟”的地位从来没有过动摇，倒是那些试图向他挑战的人，或者对他有所不恭的人，纷纷落马倒台，甚至命丧黄泉了。在伊潜从基层军官到师长的漫长岁月里，曾经接到过无数由波尔布特起草或亲自签署的指示、命令，人们对“组织”的语气再熟悉不过了。一读完面前的这道命令，伊潜就本能地意识到，它出自于波尔布特之手。

1996年6月以后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许多官兵开始叛逃，其中有刚加入不久的新兵，也有战斗了十多年的军官。令丛林领袖们担忧的是，这种叛逃逐渐演变成集体行为，出现了整团整师的集体哗变。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必然导致的动荡，另一方面也是这道命令导致的直接后果。

为了防止叛逃的雪球越滚越大，波尔布特下令：从他所信任的部队里抽调军官，往那些与泰国和政府军控制区接壤的部队“掺沙子”，让这些“坚定分子”们控制部队。

此举在部队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只要是被“掺沙子”的部队，就意味着上层对之已经不大放心，开始派人监视其指挥权，并逐步控制部队了。只要时机一成熟，原来的指挥员肯定将被撤换，其未来命运不得而知。因此，军官们纷纷向统帅部表示，他们一如既往地效忠为之奋斗的事业，坚定地执行来自统帅部的每一道命令，同时他们将做出一切努力，惩治任何有违军纪的行为，更不允许任何背叛。可是在最高统帅部，这种表态只能被看作是对“掺沙子”政策的一种婉转对抗和拒绝，也说明对其的“掺沙子”行为应当坚决、迅速地进行。

这样做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出现了思想和组织混乱，一批军官遭到撤职。集体性叛逃是制止住了，但是零星的叛逃却愈演愈烈。

“充公”命令下达不久，伊潜就接到“通知”，说是为了充实他的部队的作战能力，一批“经过长期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军官”，将被分配到拜林。

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在波尔市特的眼里，伊潜已经失去信任。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天深夜，深陷于苦闷之中的伊潜与450 师的索佩师长通了电话，想向这位战友倒倒苦水。没有想到，在同一天，索佩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同一处境，同一种心情，两人原打算倒的苦水反而没有了。通话结束时，索佩说出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揭竿而起。

这句话，让伊潜想了整整3天。接着他开始在拜林外围进行了“揭竿而起”的最初部署。一想到自己的枪口有可能要朝向自己人，他心上就涌起一种犯罪的感觉。

7 月中旬，高层的核心人物，担任国防部长的宋成，总参谋长切春等，带人分别来到几个控制区，就贯彻执行新近颁布的“充公”新政策进行说明，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一活动，进一步控制部队。

在其它一些地区的“说明”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一到索佩的450 师驻防的梅莱山和伊潜的拜林，他们却受到了挑战。

在拜林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当切春抚着那支假腿，说完“新政策”的重要性之后，伊潜手下的一位团长发言，提出了与“新政策”完全无关的问题。

他说，现在部队思想非常混乱，希望总参谋长能够给予澄清。

69岁的切春是60年代就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游击专家，曾经指挥部队在打败朗诺、打击越南侵略军的战争中屡建功勋。在失去政权的日子里，切春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声誉反而有所上升，其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令对手也不得不为之叹服。多年来，切春因为对敌手的毫不留情在红色高棉内外声名卓著，只是说法不同：在红色高棉，人们称他为“坚强的大叔”，在金边，人们称他是“屠夫”。

切春一开始根本没有把这位团长放在眼里。以他过去的脾气，是容不得部下对他的命令发出疑问的，他们的任务只有两个字：“执行”。如今时代变了，红色高棉不仅调整了对外政策，内部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容许下级对上级开展“民主”。

团长的话与“新政策”完全无关。他问切春，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一员，他是否知道有一个“贫民党”的党中之党？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组织？是否最高统帅部已经准备对党来一次清洗了？“掺沙子”是不是就是这个清洗运动的第一步骤？据他们所知，为了配合这次清洗，已经拟定了一份“排斥者名单”，上面有许多他们这样出生入死多年的老战士的名字。他甚至语调激昂地问切春：“你总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准备对名单上的人下手了？”团长的话显然引起了在场军官们的共鸣，人们如同起哄一般，纷纷发言，指责统帅部背叛了吃苦受累的广大官兵。有人甚至流泪而泣，说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不知与敌人和平共处，那样至少可以生活得安稳，不必像现在这样随时胆颤心惊提防被袭击。

如果不是伊潜插进来打断军官们的话，说不定当天就会惹出祸事来。红色高棉内部有一条规定，凡参加有高层人士出席的会议，所有人不得携带武器，可实际上有不少人怀里揣着手枪，如果有人头脑发热，完全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会议中断了。伊潜说是要同总参谋长研究一下拜林的局势，有些问题需要切春作出明确指示。切春并不因为伊潜替他解了围而感激他，他反而认为这是伊潜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他向最高统帅部挑战打的第一枪。

当天晚上，伊潜来到切春歇息的房间，试图向他作些解释，没等他开口，切春就怒气冲冲地朝伊春挥手，说这里没法搞了，拜林的情况比他想象的糟得多，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伊潜坐下来，轻声说，这是因为军官们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最高统帅部的人了，他们不了解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一些命令和政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人们希望有和好的结局，希望能够同家人团聚，开始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可是他们的这个愿望遥遥无期，当然就有些怨气。

切春打断伊潜的话，说如果仅仅是这种悲观主义作祟倒还罢了，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团长居然胆敢质问什么“党中之党”的问题，明显具有反叛情绪。

提到“党中之党”，伊潜发问道：“我想问问总参谋长，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组织。现在传说很多，部队思想混乱，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组织做任何事情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确定方针的，作为下级，应当……”切春没有正面回答。

“如果我们连在组织内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如何谈得上与敌人作战？我们不知道那些成立‘贫民党’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哪些人？”伊潜步步进逼，语气丝毫没有过去下级在指挥官面前的那种怯懦。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组织正在开会研究，怎么说是要矛头指向谁呢？”切春也失去了往日总参谋长那种说一不二的果断。他打量一眼站在伊潜身后的两名卫兵，注意到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的脸上始终是冷漠的表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争执发生的过程中，掏出枪来进行射击呢？还有外面的岗哨，在他一进一出的时候虽然也抬手敬礼，但从他们目光中可以看出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有的只是内含复杂的警惕。

切春坚持说他有很多问题必须赶回统帅部汇报，他需要离开拜林，希望伊潜能够谅解。“待统帅部做出明确指示之后，我再到这里来好好地回答各种问题。”伊潜当然不希望就此把事情搞僵。在红色高棉内部，切春是实力派人物，重兵在握，除了总参谋长职务外，他还兼任北方地区指挥部司令，如果他在拜林出什么意外，那伊潜本人和他的415 师都会面临严峻局面。

伊潜以为切春会在第二天上午离开。当晚他离开切春的住处后径直回了家，吩咐人准备了一些贵重礼品。自从伊潜的415 师驻防拜林地区以来，许多人都称伊潜是红色高棉的“财神爷”。既然财神爷要送礼，那当然不会出手吝啬。当伊潜犹豫是否托切春给统帅部的其他领导人带些礼物的时候，有卫兵敲门，说是有重要情况报告。伊潜打开门，看到他安排在切春住处的卫兵站在面前，说切春一行十几个人，刚刚开车离开住处，朝泰柬边境的方向走了。卫兵问是否要组织追击。

伊潜沉默了片刻，回答说，让他们走吧，这样免了一场送礼了。

切春夜半潜行，说明他对拜林已经生出强烈的疑心，不辞而别，对伊潜已经没有基本的信任了。这位手握重兵的总参谋长在向波尔布特报告之后，“组织”是否会组织一次对拜林的围剿呢？从1993年开始，伊潜几乎每一年都要在这个地区与政府军开展拉锯战，难道现在要同自己的上司进行战斗了吗？

伊潜心上涌起一股悲哀。

那几天的形势变化很快，有时候让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8 月5 日，伊潜接到发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他立即到北方地区指挥部，向切春将军报到，说是“研究新的战略问题”。

短短的几行字，却让伊潜琢磨了好久。切春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后来从索佩那里知道，“国防部长”宋成去了梅莱山的450 师，遭遇到了与切春几乎完全一样的局面。两人估计，统帅部肯定会把他们的行为视为“叛逆”，想方设法予以清洗。

到北方指挥部报到，应当视为清洗的明确步骤，只是它过于明确，谁会把自己的脑袋主动送到铡刀上去呢？

伊潜把命令扔到一旁，然后开始同索佩通话。

让人惊异的是，向来行事慎密的统帅部，这次是同时向415 师和450 师的指挥官发出的命令，而且内容又完全一样，当然会逼得两人自然结盟。在电话中，两人约定，从现在起，他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今后他们需一致行动，以免被人轻易翦除。

索佩用密电告诉伊潜，他已经开始同二号人物的秘书隆纳里进行接触。

伊潜明白，他所说的这位二号人物是英萨利，几年来他一直受到排挤，早已准备选择一条“适合他自己的道路”。

在红色高棉内部，违抗命令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之而被判处死刑的人不在少数。伊潜与索佩对命令的联合抵制，令最高统帅部恼怒不已。他们决定以各个击破战术对反叛者进行镇压。

第一个打击目标是梅莱山的索佩。

3 天之后，即1996年8月8 日，切春派隶属他指挥的320 师的副师长手持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率3卡车官兵连夜出发，直奔梅莱山而来。

索佩一觉醒来，发现窗帘的缝隙里已经泻进了金色的阳光。抬腕看表，刚刚早上6 点30 分。多少年来，他已经养成了晚睡早起的习惯，早上醒来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索佩一开始没有在意，只是看了他的卫兵一眼。卫兵抬头望向院外，可是果树密密的枝叶让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索佩让卫兵到院外去。

不一阵，这名卫兵和几位军官急冲冲地进来了。军官们惊恐地向索佩报告，320 师的副师长率3 卡车士兵已经包围了这个院子，他们要索佩跟他们去见切春。

索佩闻之大惊，他没有想到切春下手会这么快。他立即返身回到房间，拧开报话机，要通几位团长，要他们立即集合部队向他的住处运动，包围3 辆卡车。

梅莱山红色高棉指挥部的营地里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由3 卡车100 多名320 师官兵组成的队伍从南北两个方向堵住了索佩住处的两道门，而忠于索佩的500 多名官兵则构成外层包围圈，枪口直指向里层的包围者们。

激战一触即发。

双方对峙之际，大门打开，除掉任何武装的索佩出现在里层包围者的枪口之下。他挥挥手，让卫兵从院子里抬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然后朝来抓他的人高声说：“我不知道你们到我这里来的目的，如果是你们要我走，用不着来这么多人。现在既然你们来了，又带了那么多枪，我的部下难免发生误会。我不希望红色高棉打红色高棉，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先坐下来，至少你们让我看看让我走的命令。”索佩说完，顾自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一阵沉默之后，320 师的副师长走向前来，在索佩的对面坐下。没有等索佩伸手，他就把用武力让索佩到北方指挥部报到的命令递了过来。

看完命令，索佩冷冷一笑，说：“你认为你能够在我部下的重重包围下把我抓走吗？”副师长也一笑，说：“他们是红色高棉的人，就应当听命于最高统帅部。”

“可他们是我的部下。”索佩摇摇头，“他们在我的带领下出生入死十多年，怎么会一觉醒来就跟其他人跑呢？”他支起身，靠近副师长：“只要我一句话，你的3 卡车人就会统统报销在这里。”副师长并没有露出惧色。他说：“如果你向我的人开火，第一个被打死的可能就是你。”索佩闻之哈哈大笑了几声，说：“你知道世界上有一句名言吗？不自由毋宁死。我从参加红色高棉的第一天起就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捐躯。今天既已如此，那我们都准备一死了之了。如果你们进来抓我，我手下的人就会向任何靠近我的人开火。”好像是为了呼应指挥官在谈判桌前的强硬态度，外层包围圈的士兵们发出了一阵阵吼声。

副师长好一阵沉默。然后，他起身朝向索佩，说能否允许他回到车上跟上级进行联络。

索佩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后，副师长回到桌前。他说最高统帅部已经研究了发生在梅莱山的严重局面，一致认为对任何背叛红色高棉事业的人都必须严惩。考虑到索佩是老战士，也曾经立下过功劳，组织同意不逮捕他，但是他必须离开梅莱山，改由320 师副师长率领的部队接防。

这就是说，切春同意网开一面，让他离开了。

索佩部队在脱离红色高棉、回归社会生活方面已经作了长期的努力。不等索佩表态，手下的几位团长就纷纷上前，奉劝师长借此机会宣布脱离红色高棉，并准备加入政府军。即便如此，索佩出于慎重，仍然对大家说：“现在你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留下来，让320 师接管，你们就此成为尼空师长的部下；二是跟我走，离开此地，另外开辟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结果，团长都表示要跟索佩离开。

中午，500 多名450 师的官兵们跟随师长索佩离开了他们经营多年的驻地。有的人走出很远之后仍频频回头，用留恋的目光望着高高的梅莱山。

当天下午，红色高棉的电台便广播说，索佩和他的部队是红色高棉事业的叛徒，组织不能允许他们逍遥法外。为此，组织已经发出紧急命令，让驻扎在拜林的一个坦克分队和一个步兵师前往迫击，消灭索佩所率领的叛军。

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诧的，是广播中说，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英萨利是这起叛变事件的主谋。

索佩在离开梅莱山前，在忙着集合部队的间隙，曾与拜林进行过简短的通话，他说切春已经派人来抓他，他只有先离开梅莱山，其余情况以后再联系。

中午，伊潜收到了来自统帅部的命令，要他集合全师人马，全力追击“索佩一伙叛军”。伊潜把命令放进一个夹子里，没有加以理会。下午，他收到了总部传来的一份电文，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索佩叛变”的过程。接着，从红色高棉的电台广播里，官兵们都听到了发生在梅莱山的事件。

在伊潜的指挥部里，他召集了一个决定他个人和全师官兵未来命运的会议：是执行命令消灭“叛军”，还是就此揭竿而起，公开支持索佩，与“叛军”站在一起。

几乎所有的军官们都选择了后者。

当天，驻扎在安隆汶的最高统帅部收到了拜林的电文：415 师拒绝执行内部屠杀命令。

踏上“背叛”之路的索佩也接到了伊潜的信息：415 师与450 师站在一起。

对前途渺茫的索佩来说，伊潜的电文如雪中炭火，让他激动不已。他当即集合部队，宣读了电文，并告诉大家说，他和伊潜师长已经决定，立即率领部队攻打怂恿逮捕“叛逆分子”的宋成和320 师师长尼空。他同时宣布，组织的第二号人物英萨利先生已经表态同他们站在一起，即将担任柬埔寨“民主民族联合运动”的主席。目前，英萨利先生正在与政府方面进行谈判，就部队投诚之后的诸多问题与金边的将军们协商。

士兵们发出一阵欢呼。

到夜幕降临前，伊潜集合起他所有的人马，踏上了讨伐之路。

临出发前，伊潜收听了红色高棉的电台。广播中说，组织宣布，英萨利和索佩、伊潜是红色高棉最可耻的叛徒，根据他们的罪行，将对他们进行“处决”。

第二天，金边的政府发言人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惊人的消息：由英萨利率领的415 师、450 师全体官兵，于昨日宣布起义，正式脱离红色高棉，其部队要求归入政府军。政府认为，如果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拜林和梅莱山和英萨利控制的所有地区的问题，那就意味着使红色高棉的兵力减少80％。只要这两个地方的问题获得解决，戈公和菩萨两省也会取得类似的结果。

金边一片欢腾的景象。第一首相拉纳烈和第二首相洪森均表示，他们对英萨利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并且可以充分考虑赦免他过去犯下的罪行。

西北部遥远的丛林中，英萨利独自坐在一个漆成蓝色的凉亭里，望着远处青虚虚的山峰沉思。

从50年代初在巴黎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他已经度过了40多年可以称之为既波澜壮阔又崎岖坎坷的岁月。在红色高棉内部，他一直被看成是二号人物，曾经是波尔布特最亲密的战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使人们更加感到他和波尔布特之间具有牢不可破的亲密联系。1975年执政之后，英萨利担任了政府副总理，专门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外交实践实际上是奉行一条对外封闭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一度让国家陷入困境，但波尔布特对之却大加赞赏。执政的3 年多时间里，英萨利到过联合国和许多国家，声嘶力竭地宣传民柬政府的政策。他当时的激进观点和毫不妥协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执政期间政府所犯的错误，英萨利认为他没有直接的责任。他坚持认为，他没有直接下达过处决人的命令，否认与屠杀有密切联系。他一再告诉人们：屠杀是在前总理波尔布特的独裁式的领导下进行的。

如同他投向政府让人感到吃惊一样，这位前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认为波尔布特是独裁者的观点也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外界普遍认为，英萨利曾经参与过几乎所有高层决策。可是一当人们提到这点，他就摇头，对人们说：你们太不了解波尔布特。

实际上，英萨利在红色高棉内部的地位发生动摇出现在签署《巴黎协定》之前，也就是说，在宋成之前，英萨利就与波尔布特发生了分歧。波尔布特与他患病的满头白发的妻子——也即英萨利的大姨子——乔蓬娜丽离婚，使得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割断了亲属关系。《巴黎协定》签署后，原来支持红色高棉的国家开始调整政策，对签署协议的四方一视同仁，并明确表示，将承认大选选出的合法政府，这也削弱了英萨利在组织内说话的分量。加之他与波尔布特为首的强硬派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他的所谓二号人物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联合国在柬埔寨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期间，英萨利主动要求去了游击战区，到丰卡特基地主持军政事务。新政府成立后，丰卡特成为新组合起来的政府军的攻击目标，重炮轰击之下，丰卡特丢失，英萨利险遭劫难。丢失丰卡持之事成为反对英萨利的人指责的新口实。从那之后，英萨利与波尔布特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他一直呆在梅莱山，直接与战区的指挥官们打交道，力图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

漫长的丛林生涯和繁重的政务军务，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乎已经完全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己全部变白。这些年来，他一直受着心脏病和腰疼的折磨，同波尔布特一样，每天都要服用大量药片。

让英萨利感到欣慰的是，他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妻子英蒂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是他在巴黎留学时的同学，回柬埔寨之后一直在党内担任着领导职务，两人可谓志同道合。他同英蒂丽生有4个孩子，二女儿在民柬联合政府时期曾作为驻联合国代表团职员，在纽约生活过几年。他的儿子布托曾经在外国学习飞机驾驶，获得了飞行员资格，回国后成为他的左右手，帮助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与金边政府谈判和解的过程中，布托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已经到了他与老朋友、老战友波尔布特彻底分手的时候。但是，与政府的和平是否意味着彻底放弃他为之奋斗了40多年的信仰呢？

英萨利选择了一条看来也并非一帆风顺的道路。

8 月10 日，也就是红色高棉秘密电台谴责英萨利是“叛徒”的第二天，他发表声明，谴责“波尔布特是民主制度的破坏者”，正式宣布脱离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他同时还呼吁，要“推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结束战争。”8 月15 日，索佩和伊潜率领1000多名官兵和两辆坦克，开始攻打位于马德望省与泰国交界处的宋成的指挥部和同在此地的320 师师部。在组织这次战役的时候，两位师长曾经设想了各种复杂的战斗场面。可是，当他们率军扑来的时候，却大感意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他们的部队长驱直入，占领了320 师师部和宋成的住宅。经过一番搜索，在宋成的住宅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武器库。

 镇上的人们告诉伊潜，可能是得到了消息，当天一大早，宋成和320 师的师长尼空带领30 多个人离开镇子，跑到位于泰国的博赖地区的一个安全地带去了。

初战大获全胜，令反叛力量信心大增。

几天之后，320 师副师长米蓬带领全师人马加入了“民主民族联合运动”，这使得刚刚离开梅莱山的索佩不费吹灰之力又夺回了自己的驻地。此后，又有十几个红色高棉师宣布脱离波尔布特政权，成为英萨利领导的军队。

鉴于柬埔寨政府曾经宣布，英萨利参与过发生在1975年至1979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1979年，他被金边缺席宣判死刑，因此9月14 日，西哈努克国王签署特别法令，赦免英萨利。

由此，这位红色高棉的二号人物，获得了回归社会的通行证。

金边的实力人物、政府第二首相洪森针对英萨利的归顺，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他不认为英萨利希望继续从事政治生涯，因为他身体有病。况且他已经73岁了。即使他身体恢复了，这也是一个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予以回答的问题。

作为长期的敌手，当然不希望这个曾经背负着“刽子手”罪名的人同自己坐在内阁的同一张桌前。

11 月3 日，柬埔寨政府同“民主民族联合运动”的主席英萨利签署和平协议，将英萨利麾下的所有武装正式并入柬埔寨军队。

红色高棉军队就此解体。

附：红色高棉倒戈派据点拜林见闻（摘自香港《南华早报》）

红色高棉分子可能未必是美食家，但是拜林饭店现在开张营业了。在餐具柜上陈列着法国的各种红葡萄酒，餐桌上摆着闪闪发亮的银饭碗，可是前来进餐的人却寥寥无几。

英萨利，波尔布特的前外长，现在最知名的倒戈者，正坐在贵宾室的长条木桌旁。拜林位于金边以西的山林深处，但是英萨利点的菜是清蒸鲭鱼和鱿鱼（产自泰国湾）。

他的几个卫士坐在一旁，AK-47 步枪横在腿上。他们后面的墙上挂着塑料花、照片和镶着镜框的西哈努克国王和莫尼克王后的画像。拜林在柬埔寨内战中成为宝石开采和伐木中心，是这场内战的一个光彩夺目的意外收获。

直到前不久，这里每月还为极端的丛林反叛活动筹集高达1000万美元的经费。忠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强硬派依然在东北方向的山里掘壕据守。拜林现在成了英萨利一派，即脱离红色高棉的“倒戈者”控制的地区的中心。

尽管同金边政府已经实现和平，在这里却几乎看不到政府的影响。英萨利一派不交税，控制着房地产产权，并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许多士兵依然惹人注目地戴着他们在波尔布特领导下当兵时的帽子。

根据国王的许诺，被缺席判处死刑的英萨利得到赦免，他的军队得到新的武器和政府军的制服以保护他们自己。但是双方从未签署过正式协议。

英萨利说：“我们于嘛需要和平协议？我们，还有拜林，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不同部分之间不需要签署和平协议。我们现在自己安排自己的活动，试图过新的生活。”驱车沿着不少地方埋有地雷、已压出车辙的土路到拜林，路过的城镇中，只有一个可以明显地看出那里是由倒戈者控制的。在其他地方的公路检查站，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忠于不同首相的一伙伙士兵、警察和土匪，都用竹竿搭设路障，收取过路费。路边用白藤搭的一个个棚屋里架设着机关枪和火箭发射器，它们的主人在等着收取过路费。

但是在最后一个设在城边的检查站，枪支都隐藏在暗处。当每一个过路者都向站在路障旁边的“政府军”士兵敬礼时，还有什么必要把武器架在明处呢？

一进入拜林地区，便可以看到，周围村落的贫穷村民，还有一些倒戈者，都是靠在刚刚排除了地雷的地里刨食，勉强度日。而在拜林城里，情况却大不相同。商店和市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泰国产品和农产品，表明宝石商和木材商继续在边界的那一侧起着作用。他们多年来一直起着维系波尔布特游击队生命线的作用。

倒戈者骑着从泰国进口的摩托车沿着伸延到宝石矿区和林区的丛林小路收费。在宝石矿区和代木区，安装着最新的泰国挖掘设备。移动电话与泰国国家电话网接通，所有的国际电话都是通过曼谷，而不是通过金边转过来。

在红色高棉分裂之前，英萨利得要确保几十个宝石矿和伐木场高达80％的收入上交到安隆汶，那里现在依然由波尔布特和人称“屠夫”的切春控制着。现在，所有的收入都留在由英萨利和伊潜控制的拜林。伊潜以前是强硬派军官，在分裂后实际上成了拜林市长。

华裔商人和贸易商利用“政府”的统治打进这个城镇，开设商店，抢先收购了成为闹市区标志的弹痕累累的别墅和商厦。

尽管红色高棉自1979年被赶出金边以来常常发动旱季攻势，许多建筑物尽管已经很破败，却依然完好无损。

街道两旁种有榕树和凤凰木树。随着春天的到来，这里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气息，因为这些前叛乱分子尽力使旧的意识形态同新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结合起来。

就拿霍女士来说吧。4 年前，她在红色高棉袭击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马德望附近的村子时被绑架。她被迫为一名高级叛乱分子当女佣。后来与红色高棉的一个年轻战士结了婚。

她一边照料汽油加油泵一边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不想离开这里，尽管给了我自由。在分裂之后，我回了一次家。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可是突然间我跟丈夫和三个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不过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她说话间，她的三个孩子正在附近玩耍。

这个饭店也反映了这里的变化。店里的一切都是新的，闪闪发亮。店里还摆着一套大屏幕的日本电视、录像和音响设备。

管理人员切望显示豪华的厨房新设备，领我们经过一条小道从后门进去。这条小道简直像是地下水道，苍蝇乱飞，老鼠窝随处可见。当饭店里面的苍蝇太多时，一个伺者拿一根小棍叉了一个沾满绿色稠胶的西红柿，向就餐者微微鞠躬，然后把它放到餐桌上。吃完这顿饭，就餐者看到上百个苍蝇被牢牢地粘在西红柿上，作垂死挣扎。

伦利少校说：“这一切对我来说很不错。”他多年来一直为红色高棉在前方打仗，现在经营着这家赚钱的小餐馆。

他说：“我对经营餐馆毫无所知，但是我不想考虑任何别的事情。我想忘掉红色高棉，我想忘掉所有那些战役、信念和战斗。我想过新的生活。”他在几年前丢了一条腿，现在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迎接刚到的就餐者。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一样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谁都不在乎了。”沿着这条街往前走是地区办事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上过去最为与世隔绝的一种生活方式需要费些时日才会消失。当从前的军人试图在当地建立某种新政府时，他们聚在一起，辩论目前的政府政策。

行政官员昆索哈说：“我们正在研读宪法，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制定我们自己的规章。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将保护人权。”他说：“红色高棉的道德规范中有一些好的东西。例如，我们将不允许色情表演和妓院存在。我们还将坚决抵制腐败和任人唯亲的作风。”甚至在失去政权之后，这些以丛林为根据地的叛乱分子仍然生活在畏惧严厉的惩罚和接受“再教育”的阴影之下。在他们的根据地，没有正规教育，许多倒戈者是文盲，尽管除了母语高棉语之外，他们能讲一点泰语，有时还能讲点中文。

经常违反规章条例的人，尽管犯的都是小错，常常立即被处决。

据说这支倒戈的队伍中就有一个死刑执行人，但是他已经有18个月没有工作了。然而，这里已经设立了新的“再教育”中心，里面收容了一些在餐馆拉客的妓女。

倒戈者继续反对在柬埔寨的越南人，这是红色高棉近年来大张旗鼓宣传的一个要点。一个士兵说：“我们永远不会让他们进来。他们太坏，我们永远不会允许他们进入拜林。”还有一些人无视和平协议的另外一些重要条款。他们说，他们的指挥官必须永远在这个地方掌权，而且外来的人不应对商业交易或税收有发言权。

 一位官员说：“我们希望与政府一道工作，作为政府的一个部分，管理我们自己的地区。到目前为止，政府为我们做的微乎其微。他们答应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食品，帮我们建立学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又说：“我们过得很不错了，因为我们……独自呆在这里，控制着局势。”他的话显然反映出群众的不满情绪。

然而，英萨利急切希望打消有关他的这一派在这里实行自治的种种说法。他这一派总共有10万人。

英萨利说：“这里是束埔寨的一部分。一切都是按照宪法行事，人人都有到这里来的自由。这里没有实行自治……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政府）对我们说，他们不想立即到我们这里来。”他说：“每当他们要我们交税时，我们就交税，当柬埔寨实现了和平时，我们就参加选举。”政府已经同意拜林不参加即将举行的市镇和全国投票，但是预料政府不久将加强它对这里的统治。英萨利坚持说，这么做是受欢迎的。

英萨利称将由倒戈者组成的这一派为民主民族联合运动，但是宣称它没有任何指导思想，也不是个政党组织。他还表示了对下述说法的反感：他的这一派只不过是红色高棉的一个新的分支。

他已获得赦免，现在希望得到居于主流地位的合法性。但是，在金边有许多人异常小心，不愿相信这个在泰国过了几年流亡生活的矮胖、秃顶的知识分子的话。

英萨利坚持说，当他说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过去的信仰时，国家应当相信他，并允许他的一派人最终重新参加政治活动。他说：“在今后若干年里，也许我们这一派会成为一个政党，参加全国选举，但是这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想推翻政府，而是要参加政府。我们希望和平。”

第三十四章 最后的一搏

回归社会久久无期、游击战士们发出声声怨言。波尔布特决定顺应军心，开始与政府军秘密谈判。不料红色高棉总司令宋成已经开始与洪森方面秘密接触，欲在政府中谋得一个职位。此举犯下大忌。波尔布特一怒之下，命人枪毙了这位并肩战斗了将近40年的老战友，手下人余怒未消，又将宋成全家统统杀死。宋成之死，令老战士们积郁的怨怒爆发，第一次发出打倒波尔布特的口号。“书记大叔”扶持乔森潘等人仓惶出逃。军中少壮派封锁边境，波尔布特宣告投降，第一次成为阶下囚。

在普通柬埔寨地图上，人们很难找到这个小镇的名字，安隆汶。可是，如今它却成为全柬知名度最高的地方。英萨利控制下的拜林向金边投诚后，这里实际上成了红色高棉的首都，是柬埔寨王国的国中之国。

从1993年以来，政府军向这里发动过多次进攻，可是始终没有能彻底占领这块弹丸之地。在安隆汶的外围，挖筑有三道防坦克壕，四周地雷密布，轻重武器构成纵横交错的强大火力网，任何进攻者到了这里，都如同踏上了死亡之阵。政府军对这里久攻不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天然险峻地势。安隆汶的四周，是高高的山峰，背后有密密的森林，进可攻退可守，游击战士们在这里如鱼得水。再往前是柬泰边境，从安隆汶到国境线，有几条秘密小道，途中机关密布，外人寸步难行。

由于英萨利熟知安隆汶的防务，他与金边结盟之后，波尔布特下令对这里的部署重新进行调整，并且更换了一批指挥官，波尔布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红色高棉的总参谋长塔莫·切春仍然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红色背底、中间为吴哥图案的民柬政府旗帜，一如既往地飘扬在镇子中央的旗杆上。

英萨利率415 师、450 师的叛逃，和其后滚雪球一般的倒戈事件，令红色高棉的实力急剧减少。到1997年5 月，红色高棉已经失去了将近80％的作战部队和大批军事装备。在作战地图上，原来被标成红色的控制区域逐渐缩小，成为星星点点零散的点缀。当初大气磅礴、成燎原烈火之势的景象，毫无疑问已成昨日黄花了。

1997年元旦之后，为了整肃部队，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措施，当然更重要的是清理高层中的投降妥协苗头，波尔布特离开他代号为“505 ”橡胶园的驻地，来到了安隆汶。

随着波尔布特抵达安隆汶，一批世界知名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也齐聚这个看上去有些破败的小镇，其中有一直担任民柬名义上国家元首的乔森潘，在民柬党内担任扮演二号角色的农谢，总参谋长塔莫。切春，以及原来就在此地的民柬总司令来成等。本来就很严密的警戒这些天又添了人马，真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波尔布特、切春等还带了自己的贴身警卫。

聚集在安隆汶的红色高棉领导者们，个个都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在柬埔寨的政治和战争舞台上叱咤风云了数十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精彩的传奇。这些年，他们聚在一起的时日已经明显减少，严酷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们不得不各据一地，一面应付接连不断的围剿，一面撩开丛林，观望未来的方向。

在同事们的眼里，波尔布特从来都是个不知疲倦的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是这一次他们眼里的波尔布特，与过去相比，显出了前所未有的苍老。他那一头又直又硬的头发，现在不知怎么软软地塌在头上，而且居然已经全部变白，乍眼一看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原来他挺直的身子，如今不知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因为连连遭受打击，变得微微有些佝偻；当年疾步如风，徒步穿越“胡志明小道”的姿态也一去永不复返，他现在的步态，真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动迟缓，步履蹒跚。进入老境的波尔布特还有诸多看似不经意，但了解他的人却深感吃惊的变化，比如，他过去从来都是一身深色服装，脖子上围一条红色小方格的围巾，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装束反映了他的革命理念。现在，他最经常穿的衣服，却是白色或者浅灰色的衬衣，围巾也下一定非是红色，而且显得皱皱巴巴，缺乏整理。当年在金边执政和后来在丛林里的日子，不管是上楼梯还是上陡坡，他很反感有人搀扶。可是他现在只要出门，手里总要拄上一根拐杖，连上下汽车，也要卫士们扶着进出。原来身体健壮的铁腕人物，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从早到晚，一直在不停地服用各种药物，每隔几天，还要进行营养输液，维持体能。

外界曾经数次传闻，说波尔布特死了。每次看到听到这样的报道，波尔布特的嘴角都会泛起轻蔑的一笑。

但是，波尔布特的确老了，他的同事和部下都注意到了这点。

就像从来不相信自己忠于的事业陷入了绝境一样，波尔布特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进入老境，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斗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旺盛坚定。在他的生涯中，曾经无数次地面临过死亡、失败、牺牲，可是他从来没有低过头。有好多次，他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有好多次，他的身体已经再也无法支撑，“放弃”的念头尤如一只黑色的老鹰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可是，在最后一瞬，他咬紧了牙关，拽着若游丝一般细弱的希望渡往了成功的彼岸。

“永不放弃”成为波尔布特人生的最高信念。

可是，让波尔布特感到无比悲哀的是，他的一些战友和部下，在红色高棉遭遇挫折，事业处于低潮的时候，背离了他们曾经发誓效忠的理想，抛弃了他们投身革命时的信念。对那些因为不满金边政权的统治而进入丛林不久的年轻人，波尔布特还表示理解，他们毕竟不是中坚和骨干分子，之所以加入到队伍中来，不过是因为一些暂时的利益罢了。可是，让波尔布特感到愤怒的，是一些曾经穿越枪林弹雨、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即便是在最艰苦的岁月也没有放弃奋斗的老战士，有的还是曾经与他同甘共苦数十年的老战友，也渐渐与他们曾经拥有的理想拉开了距离，丧失了斗志和勇气。他们有的私下里离开了部队，悄悄回到父母或者妻儿身边，有的人害怕遭到报复，改名换姓，到别的城市做起了小买卖。有的携带武器，投向了政府军，其中不乏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他们的背离，给红色高棉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该如何来评判这些人的功过呢？

这些日子来，波尔布特经常想到这个问题，每次他的脑海里都要出现英萨利的面孔。

在整个红色高棉的领导层中，英萨利无疑曾经是最为坚定也最具煽动性的领导者。这位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人，报定要在柬埔寨改天换地，20 多岁的年纪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他雄心勃勃地来到巴黎，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参加秘密会议，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为发展壮大组织不遗余力地奔波忙碌。

在留学的那几年里，英萨利的名声和理论水准毫无疑问远在波尔布特之上，事实上，波尔布特确实曾经加入过英萨利为召集人的理论学习组，在后者的指导下接受如何改变柬埔寨的理论教化。从巴黎回到金边的头几年，波尔布特倍感孤独，但每同英萨利在一起，他就会立即受到火一般强烈的感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友们，波尔布特才支撑过了那些担惊受怕的岁月，熬过了潜伏于朗诺秘密警察鼻子下面的恐惧和苦闷。

英萨利的能言善辩使他成为红色高棉领导层中公认的理论家和外交人才。1975 年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迎来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刻。在确定负责外交工作的人选时，波尔布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英萨利。当他在会议上作出此项提议，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英萨利自谦了几句便把这个位置揽到了怀中。就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的英萨利那些年出尽了风头。他经常在电台、报纸上发表一些代表民柬政权观点和立场的言论，每年率领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他雄辩的姿态、犀利的言辞、激进的观点，令人们大开眼界。从他身上，世界知道了什么是民主柬埔寨政府，知道了什么是红色高棉。在外界看来，英萨利是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决策人，他在红色高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就是这位二号人物，却背离了他，背离了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事业，也背离了那些长眠九泉的烈士。他在获得了西哈努克的赦免之后，堂而皇之地成为过去敌人的同路人。他们间的裂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波尔布特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红色高棉队伍中的许多人也在这么发出诘问。

在英萨利背离红色高棉之后，波尔布特曾经在高层会议上作过一个长篇发言。以他的观点看来，英萨利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滋生了享乐思想，畏惧艰难困苦，随着同外部世界接触的增多，他的这种思想逐渐主宰了他的行为。

1979年越南入侵，红色高棉痛失政权，这时候的英萨利似乎已经过不惯当年习以为常的丛林生活了，总是回避到艰苦地区指导游击战争。在他所负责的基地里，纪律松弛，斗志衰减，贪图享受，多次受到重大损失，丰卡特那一仗，英萨利差点命丧丛林。长期以来，这位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没有对红色高棉事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反而对外界公开内部的矛盾分歧。他曾经不止一次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说：他个人从来没有直接下达过处死人的命令，这就是说，发生在执政时期的镇压行动他没有任何责任，该负责任的是波尔布特，是农谢或者切春等其他人。

他为什么要在外国人面前如此打扮自己？

波尔布特与英萨利的矛盾在签署《巴黎协定》前走向公开。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失和，其原因之一是波尔布特与他的结发妻子——英萨利的大姨子离了婚。波尔布特的理由是他妻子患了严重的精神病，两人已经无法共同生活。但英萨利却认为，乔蓬娜丽是柬埔寨少有的女政治家，她的病情完全是波尔布特杜撰出来的，根本原因是波尔布特喜新厌旧，看上了一位崇拜他的年轻姑娘。据说两人就这个问题大吵了一场。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两人失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对于红色高棉前途的看法上，《巴黎协定》成为两人的分水岭：一个要求参加大选，由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重新进入柬埔寨的政治生活，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另一个却认为红色高棉参加大选的时机不成熟，还不如与拉那烈的团结党和洪森的人民党大打一场。如果拉那烈赢了，那他肯定不会忘记抗击越南侵略者的战友，不会忘记红色高棉作战顽强的部队，在政府里给红色高棉留一席之地。如果洪森赢了，拉那烈也会转向红色高棉，再度结盟，与洪森划地而治。哪知道大选的结果是导致了两党共同执政，拉那烈并没有给红色高棉多少面子。新政府成立仅一个月，他和洪森就联合起来，指挥部队向红色高棉的大本营展开了进攻，而且冲在前面的居然还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奉辛比克党的官兵！

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了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是重大的失策。英萨利为此多次在部队发表不满言论，引起波尔布特的强烈反感，他甚至要英萨利为分裂组织的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检讨，并且在中高级领导层中进行讨论。

英萨利自知自己在组织内的地位已经日落西山，他以生病为由，远远地避在梅莱山中，在亲信们严密的护卫下惨淡度日。

英萨利的背离给波尔布特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此之前，他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措施，但是他确实没有想到过英萨利居然会向金边投诚。得到英萨利率415 师、450 师脱离红色高棉的消息，波尔布特惊讶得半天没有说话，愤怒和惊愕令他连连下令：拿英萨利的人头回大本营。

他的卫士们觉得，仅仅是几天的光景，波尔布特原本就已花白的头发染透了雪霜。

后来的事实证明，英萨利的背离其买仅仅是开场戏，金边方面发出的如果投降就予赦免的公告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丛林战士们从广播里得知，第一首相拉那烈王子亲自给加入政府军的投诚红色高棉军官授予军衔，这使他们的内心又荡起一阵波澜。当总参谋长切春下令部队进行清理之时，报上来的数字表明，由拜林开始的背离狂潮导致红色高棉失去了80％的部队，其中大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

唯一的安慰是，英萨利没有与洪森握手，也没有掉转枪口向过去的弟兄开火。虽然他开始领政府发给的军饷，但与他接触的全是拉那烈的将军。在许多人看来，政府第一首相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两人的背景也有巨大差异，表面上他们是联合执政，实际上是各有打算，分裂是早晚的事情。塔莫对波尔布特说，英萨利投奔的是拉那烈，而不是洪森，说明英萨利还没有褪尽红色高棉的影子。

失去拜林之后，安隆汶成为新的统帅部所在地。那些天里，安隆汶笼罩着一片沉闷的气氛。波尔布特的卫士悄悄对人说，“书记大叔”已经3 天闭门不出，屋里不时传出他独自发出的咆哮。

1997年元旦之后，政府军开始向安隆汶方面开进。一开始波尔布特着实紧张了一阵，以为这里又要有一场激战，忙着召集指挥官们研究防御部署。

可是，进攻者到了安隆汶的外围就停了下来，不再向前推进。虽然没有枪声响起，但后来的战况报告令波尔布特好一阵难受：围攻安隆汶的政府军中，居然有700 人是前不久才投诚的原红色高棉官兵，其指挥官曾经是波尔布特信任的一位师长。

波尔布特明白，这种包围心理因素远大于军事因素。如果安隆汶就这么一直处于深谙游击战术的老部下的包围之下，那终有一天，身边的官兵们会经受不住，弃他而去。

他终于传令：召集一次最高会议。

他的亲密战友们从各地急急赶来。英萨利事件带给他们巨大的冲击无比强烈。希望最高当局在危机时刻拿出应急措施，以防止轰轰烈烈数十年的红色高棉运动毁于一旦。

会议期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以乔森潘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为了红色高棉的生存，为了官兵们的前途和他们家庭的未来，应当开始与拉那烈接触，谈判红色高棉部队与拉那烈部队“合并”的问题。1996年英萨利背离之后，红色高棉已经面临严重局面，缺乏经济来源，士气日渐低落，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守势，唯一的主动行为是在公路上埋设地雷，切断政府军的供给线。

如果再坚持不接触政策，官兵们会越来越反感，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不能担保。“合并”可以稳定部队，是目前能想到的最现实的策略。在温和派看来，把剩余部队“合并”到拉那烈的部队中，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一来保存了红色高棉的实力，二来加强了拉那烈在与洪森较量时的力量。两位首相貌合神离的情况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拉那烈虽然位居第一首相，但由于他缺乏足够的实力而不得不常常在内阁会议桌上让步。

强硬派则坚持说，革命会受到挫折，斗争的方式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任何时候都不放弃为之奋斗数十年的理想和信念。波尔布特在会议上明确表示，他讨厌任何“投诚”、“倒戈”这样的词汇。不过，在拉那烈与洪森之间，波尔布特当然会选择拉那烈。他从来都认为，洪森有越南人扶植的背景，具有明显的亲越倾向，而红色高棉与越南人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这点上，波尔布特自认是可以与拉那烈相称战友的。

可是，如果开始与拉那烈接触，谈判“合并”，那就证明英萨利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波尔布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尽管没有作出明确决议，但温和派人多势众，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会上有人提出，“合并”谈判由乔森潘负责，他的形象易于为外界接受。

波尔布特对此没有吭声。对温和派热衷的“合并”谈判，波尔布特只说了一句：到时候要自找苦吃。

事实上，自从1993年柬全国大选之后，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内部一贯正确的形象和至高无尚的地位已经受到了质疑。波尔布特的著名口号是“一定要战斗到世界末日”，可是官兵们更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他们为何而战。

要在过去，波尔布特的话就是圣旨，谁也不敢轻易违背。因背离他的指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有人在，这成为人们讳莫如深的禁区。可是现在，由于波尔布特的强硬政策给红色高棉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回归社会遥遥无期，军心自然不稳，军队里人们已经开始在公开谈论上层政策的得失，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波尔布特的不满。

所以，尽管他反对“合并”，乔森潘仍然开始了与拉那烈方面的接触。

当金边方向得到红色高棉大本营准备谈判的消息后，两位首相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拉那烈在弄清安隆汶方面确有此意之后，亲自批准了谈判计划。

他指定在政府军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涅本蔡将军为政府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要求他与红色高棉的最高层进行对话。拉那烈让涅本蔡给乔森潘捎话，说政府任何时候都欢迎丛林战士们穿上政府军的军装。

拉那烈这里说的政府军，当然是指由他直接指挥的部队。

可是第二首相洪森却坚持说，盘踞在安隆汶的红色高棉，是一伙危害国家安全的死硬分子，他们所说的谈判只不过是为了换得苟延残喘的手段而已，千万不可当真，政府方面没有必要同他们作什么谈判。如果安隆汶真有投诚之意，那就立即放下武器，等待政府派军队去收编。针对拉那烈坚持派人谈判的事，洪森甚至说，政府方面没有同意与红色高棉进行谈判，任何谈判行为应当视作非法，参加谈判的人应当受到逮捕。

洪森当然不愿意看到乔森潘率领数千名红色高棉的最后精锐，雄纠纠气昂昂地加入拉那烈的军营。

对洪森的威胁、拉那烈置之一笑，转身命令涅本蔡加快谈判步伐。去年英萨利的归顺，拉那烈打了一张漂亮牌，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此次能够让红色高棉彻底归降，那他将作为结束战争灾难的大功臣而被书写进史书，成为后人们顶礼膜拜的英雄。就眼前的利益来讲，有了英萨利和安隆汶的红色高棉部队，他的军事实力将得到大大增强，在与洪森和他的人民党打交道时也不会再有太多的顾忌。

1998年全国大选在即，拉那烈已经向胜利投去了微笑。他丝毫不怀疑，人民将会因为他结束了战争而衷心地投他一票。

通过秘密渠道，拉那烈得知洪森虽然口头上极力反对与红色高棉议和，可私下里也在派人积极与安隆汶方面建立联系。第一首相觉得，与他比起来，洪森的动作肯定是马后炮了。

涅本蔡的飞机降落在安隆汶，无论对政府方面还是红色高棉方面都是破天荒的事情。在飞机螺旋桨掀起的狂风中，涅本蔡同前来迎接他的红色高棉方面的一位将军互致军礼，然后走进了附近一间有重兵守卫的木板房。

满头银发的乔森潘在门口等候着这位拉那烈的使者。

就地形地貌和军事部署来讲，安隆汶与拜林颇有相似之处。这里与泰国边境抬服相望，丛林茂密，地雷遍布。烈烈的阳光透过树林，把灼热投入到这片重兵把守的小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与咸鱼混合的气味。涅本蔡呼吸着这种气味，向乔森潘伸出手来。老资格的红色高棉政治家仍像涅本蔡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般严肃，只是今天他的嘴角溢出了一丝笑容，但很快就消失无影。

由于双方都怀有迫切的愿望，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这种顺利连涅本蔡都觉得不可思议。金边的人们向来认为，红色高棉难打交道，一些住在金边的外国记者甚至把红色高棉领导人说成是“不可接触者”，看来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涅本蔡回到金边把谈判情况向拉那烈作了汇报之后，第一首相喜不自禁，掩不住激动地告诉新闻记者，说几天之内他将有重大新闻宣布。

洪森冷冷地注视着拉那烈的一举一动。

涅本蔡与乔森潘达成原则协议之后，他们各自的助手又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谈判，到涅本蔡的直升机第三次降落到安隆汶的时候，各项协议已经到了最后审核阶段。涅本蔡一拿起这几张薄薄的纸，心上就涌起掩不住的激动。他知道，这几张纸上的文字意味着结束战争，意味着改变柬埔寨的历史。

这份谈判协议的几个重点是他请示拉那烈之后确定下来的：

红色高棉的首领波尔布特、总参谋长切春、总司令宋成在协议正式生效之前脱离部队，到国内某地或外国隐居，不再插手国内事务；乔森潘将作为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与政府方面进行各种联系。对他过去的行为不再予以追究，准允他合法参加今后的政治生活，可以组成或参加某一政治组织；所有红色高棉人员的过去行为不再予以追究；所有红色高棉人员必须就此放下武器，向政府投降。投降者可以在甄别后加入政府军，也可以就此脱离军队，解甲归田；据说这个协议的草案曾经交给了波尔布特，他第一次没有在决定红色高棉前途的文件上签署意见。据他身边的卫士说，波尔布特看完草案之后几乎一夜未眠，清晨起床之后，卫士听见他在喃喃自语：“我一个人也要战斗。”可是他衰弱的语气同过去说这种话的时候相比，已经判若两人。

那几天，波尔布特曾经同乔森潘发生过争吵。守卫在外屋的警卫们听见波尔布特责骂乔森潘，说：“你们都是叛徒。”在协议里提及须流亡的3 个人中，唯有彼尔布特持强硬态度。切春一直对之表示沉默，宋成则表示同意。

1997年6 月1 日，安隆汶与涅本蔡的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拉那烈派的陆军副总参谋长汶希与涅本蔡率领一个代表团抵达红色高棉总部。由于有了前几次谈判的基础，会谈进行得很顺利，用汶希后来的话说：他们正处于达成协议的边缘时，单单波尔布特站出来反对，并指责乔森潘是叛徒。

前一个时期，红色高棉的情报部门呈上一份来源神秘的报告，说安隆汶有人在同洪森方面秘密接触，有可能要把部队拉入洪森控制的军队。波尔布特闻之勃然大怒，说这是十恶不赦的叛徒行为，要入立即进行调查，对之予以严厉惩罚。包括温和派在内的高层许多人也认为与洪森进行接触是真正的叛变行为，是一种绝对不能容忍的犯罪。

乔森潘闻之也大感惊讶。他觉得，如果有人私下里同洪森接触，那就意味着他同涅本蔡的会谈前功尽弃，红色高棉回归社会的条件需要看洪森的脸色行事了，而洪森不大可能允许他继续参加政治活动。调查由波尔布特指定的亲信进行，调查的结果让人感到震惊：与洪森进行秘密接触的是宋成。

英萨利向金边投诚之后，对宋成产生了巨大震动。他同英萨利一样，在红色高棉高层已经失去了强有力的地位，他的许多建议和观点遭到无情否决，这对他形成了巨大压力。于是，他开始设法寻找出路，希求在安隆汶之外找到栖身之地。

在这个过程中，宋成的妻子、曾经担任宣传文化负责人的云亚发挥了作用。她利用她此时还负责的情报工作的职权，同金边方面建立了联系。自5 月以来，金边实际上已经对发生在安隆汶的事情了如指掌，一向认为不可接触的波尔布特的行踪也在掌握之中。

未成的弟弟尼昆（又译米勒箜）曾经在北部地区担任红色高棉的师长，1996 年他随背离浪潮投向了金边，成为洪森的部下。洪森通过他给宋成带话，希望宋成能够在这个特殊时刻“发挥作用”。

实际上，金边方面有拉那烈。洪森和尼昆三个渠道在同安隆汶发生联系。

宋成没有料到，他和尼昆之间的往来受到注意，这注定了他和他一家的最后命运。

1997年6月9 日午夜。

沉沉暗夜笼罩着安隆汶，四下里一片寂静，无论镇上还是小路上都渺无人迹，只有偶尔从某个暗处发出的一闪一闪的暗红色亮点，表明警卫们仍在忠实地守卫着这个红色高棉最后的大本营。

在镇子北角有一幢二层楼的水泥建筑，它前面有一棵至少生长了上百年的大树，繁茂的枝叶伸展开来，如同给这幢楼支起了一把巨伞。黑夜里，大树同小楼似乎已经融为一体，构成难辨彼此的轮廓。

此时，波尔布特就是这幢小楼的主人。

1993年全国大选后，波尔布特的身体每况愈下，浑身乏力，虚弱衰竭，严重的心脏病和关节炎折磨着这位红色高棉的铁腕领导者，有时他甚至无法支撑自己，即便坐在椅子上也会滑落下地。丛林中有不少人知道波尔布特好几次处于病危状态，所以外界几度盛传波尔布特已经死亡。这位革命者似乎不肯轻易把自己就这么交给上帝，他像过去一样，咬着牙又挺了过来。

抬腕看表，12 点30 分。已经是6 月10 日凌晨了。

波尔布特朝向他的卫兵，要他立即通知乔森潘、宋成、切春等高层人物，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就在楼下。为了照顾波尔布特，人们临时把小楼的会客厅改成了既可以召开会议，又可以指挥作战的指挥部。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作战地图。

乔森潘、切春等人相继进入会议室。对丛林游击战的领导者们来说，在半夜召开会议是家常事，他们常常为了研究某个问题在会议桌前坐上一通宵。

只是这些天里，安隆汶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宋成秘密与洪森接触的事，其冲击力不亚于英萨利的背离，甚至更有过之。在强硬派看来，与洪森谈判实际上是对红色高棉事业最彻底的出卖，宋成可能因之而换得个人的利益，但却会葬送红色高棉留下的最后火种。

该如何来处置宋成？

走进波尔布特会议室的时候，领导者们每个人心里都在发问。

在安隆汶的另一端，一幢有些陈旧但仍然可以说得上舒适的小楼里，宋成和他的妻子云亚相对而坐。

与洪森进行秘密联系本来就是宋成走的一步险棋，当初他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就意识到如果稍有不慎，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之所以颤颤兢兢地迈出这一步，在于宋成深切地知道，他在红色高棉内已经是穷途末路，难以有出头之日了。从1992 年开始，他一直处于内心的极度痛苦之中。从革命的坚定性来讲，他自认为不比波尔布特等人差，只是他与他们之间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略有歧见罢了。多年来，至少是自1975年执政以来，波尔布特的独断专行和虚无的美妙理想，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并最终丢失了政权，本来对之应当认真地追究责任，至少是总结教训，但是善于文过饰非的“一号兄弟”却用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对全党进行欺骗，继续推行极端的急进路线。在他看来，抵制1993  年的全国大选，是波尔布特个人短浅目光的再一次大暴露。他宋成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恢复柬埔寨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自信比波尔布特更了解国际国内对红色高棉的态度，和在和平进程中应当采取什么步骤，但仅仅因为他呼吁参加和平进程，就遭到了来自波尔布特等人的无情批判，事实上被剥夺了权力。

要不是他的弟弟和批多年来的老部下仍然掌握着部队，说不定他早就遭到清洗，暴尸荒野了。

与洪森的秘密接触，是宋成希图拯救前途渺茫的安隆汶游击战士，也是拯救他自己和家庭的最后努力。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对红色高棉事业有过任何背叛，他只是觉得，他们应当面对现实，而不应当因为波尔布特一人的虚妄偏激，而致数千人于真正的死地。

得到半夜开会的通知，宋成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起身望着屋外沉沉的黑夜出神。妻子云亚当然知道丈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与波尔布特并肩战斗40多年，他们太了解这位“一号兄弟”的手段和冷酷了。此时说什么也是多余，云亚从桌上拿起丈夫的眼镜，一边轻轻地擦拭，一边默默地站到丈夫身边。数十年来，他们既是夫妻，又是亲密的战友，曾经度过了丛林里漫长的艰苦岁月，也品尝过获得胜利的由衷欢欣。他们结婚30 多年，共同养育了9 个孩子，有的曾经留学国外，有的担任红色高棉总部的专业工作，小小年纪就成为父母的得力帮手。丢失拜林之后，宋成和云亚商量，把子女们全都召回到安隆汶。云亚曾经说，即便要面对死亡，只要一家人拥抱在一起，她的脸上也会露出笑容。

她没有想到，残酷的命运真的为他们安排了这幕人间悲剧。

卫兵已是第二次前来通知开会。宋成面无表情地朝向他，微微点头表示已经知道，接着便挥手让他离开。他转回过身，无言地注视着妻子，见她如往常一样，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下面是一条黑色长裙；再看看自己，上面是一件深蓝色的外套，下面是浅灰的西装裤，与他平日的穿着没有什么两样。

他从妻子手上接过眼镜戴上，向她投以感激的一瞥，又从面前的桌上拿起他出门必戴的帽子，缓缓戴上。

云亚以为丈夫要离开，有些紧张地望着他。宋成却摇摇头，转脸继续望着屋外。

云亚明白，宋成是在等即将到来的最后时刻。虽然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但毕竟是女人，云亚眼里渗出泪水，颤着声问是不是要叫醒孩子。宋成微微摇了下头，说了一句：在劫难逃。

话刚落音，大门传来一声枪响，伴着他的卫士低沉的惨叫。宋成脸上浮出一丝惊惧，很快又消失而去，两眼定定地望着门口。

随后就到来了最后的时刻。乱枪之中，宋成和云亚身中数弹，倒于血泊之中。波尔布特的卫士们接着又冲上楼，逐一枪杀了9 个子女。

后来金边的国家电视台展示了躺在血泊中的宋成一家的照片。他们中有的人死后又被拖出屋外，被货车碾压，头颅破碎，惨不忍睹。

宋成被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宋成是应当对发生在柬埔寨的种族大屠杀负责的人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他死有余辜。可是，他的孩子们却没有罪孽，残杀他们再次暴露了波尔布特的残忍。

当枪声响起之时，会议桌前的波尔布特宣布，由于宋成是洪森豢养的“间谍”，是红色高棉罪大恶极的叛徒，他已经下令对他实行了枪决。

会议在沉默中宣告结束，领导者们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用阴沉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背影的“一号兄弟”。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即便宋成犯有杀头之罪，至少也应当进行审判，公布他的罪状然后再处以惩罚。波尔布特的枪声，让他们闻到了从这间屋子散发出来的难以清除的血腥。

宋成毕竟是与彼尔布特相识相交40多年的老战友啊！

当人们得知宋成的9 个子女也同样死于枪口之下的时候，那种强压下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了。首先是宋成的一些老部下拍案而起，对他们老长官死于非命无法容忍，怒吼着要复仇，矛头第一次直指波尔布特。当愤怒的游击战士们酝酿着冲出营地向安隆汶总部进发计划的时候，波尔布特正强迫乔森潘在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发表谴责声明，说宋成和云亚是红色高棉的叛徒，他们夫妇商人在安隆汶建立间谍网，分裂红色高棉，投降洪森，现在，根据人民的意志，他们已经遭到了枪决。

这个声明连续播发了两天。

6月13 日，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安隆汶的外围就响起了枪声。有人向波尔布特报告，说一伙宋成的老部下已经接近安隆汶的第一道防线，看样子他们要进行大规模进攻。

一开始，波尔布特似乎没有在意，只是命令部队予以还击，惩罚那些为叛徒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后来枪声渐紧，中间还夹杂着迫击炮声，他这才有些紧张，命人与切春紧急联系，希望他能够派兵前来解围。可是，跟随波尔布特数十年、被人们视为他右臂的将军第一次蔑视了波尔布待的命令。独腿的红色高棉总参谋长不仅没有派兵前往解围，反而下令，抓捕波尔布特。

切春态度的转变决定了波尔布特的命运。

眼见众叛亲离，不可能再有援兵，波尔布特只得下令撤离安隆汶。他下达此命令时，正躺在床上输液。卫士们七手八脚将他扶到一副行军担架上躺下，一人高举着输液瓶子，急急地向外撤退。

即使这个时候，波尔布特也没有忘了乔森潘。他命人将乔森潘、财政部长马本、国际联络部长特帕昆等人统统带上。他相信，这些人在红色高棉里有一定声望，掌握住他们实际上就掌握住了保住自己性命的人质。

200 多名效忠彼尔布特的官兵护卫着他们的首领，且战且走，向柬泰边境狂奔。在他们身后，安隆汶升起了几柱炮弹炸过的烟柱。随后枪声渐息，说明安隆汶已经落入切春等人之手。

此时的金边，两位首相正密切注视着北部丛林里的动静。

当红色高棉内部爆发战斗，波尔布特逃出安隆汶的消息传来，两位首相都发表了讲话。第一首相拉那烈对此判断说，这场内斗是因为彼尔布特处决他的前国防部长宋成引发的，“安隆汶问题的复杂程度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它标志了“红色高棉是名副其实的结束”。拉那烈还公布说，波尔布特和他的200 多名追随者在泰柬边境已经被敌对的前战友们包围，波尔布特的日子屈指可数。

第二首相洪森则表示，政府应袖手旁观，让红色高棉的内部派系自相残杀。“我们会坐山观虎斗，先让他们受伤，我们然后才能抓他们。然后我们才看看如何选择。”

泰柬边境丛林中的普雅维哈古庙。

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波尔布特让卫兵把他从担架上扶起来，抬到古庙前的高石阶上。

从安隆汶到这里，他们已经度过了5 天。由于走得匆忙，所带的食物已经告罄，治疗的药物也已经用光，再往下捱，只可能弹尽粮绝而亡。

远处传来炒豆似的枪响。一位追随波尔布特多年的将军报告说，他在那里布置了一些警卫，现在可能在交火。波尔布特轻轻地叹了一声。他没有想到，处决一个叛徒居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哗变，到底是他错了还是红色高棉错了，抑或是所有人都错了。

英萨利背离之后，在人们问起他关于波尔布特个人特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波尔布特行事只为巩固其独裁政权。他认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领域皆无人能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当作地球上的神看待。”现在，这尊神难道面临了绝境？

几位士兵抬着一个巨大的反坦克地雷从面前经过，由于天热和用力，他们的脸上身上满是汗水。波尔布特挥手让士兵们放下地雷，聚到他的身边。

他用微弱的声音问：“你们认为能够抵挡得了他们的进攻吗？”士兵们迟疑着没有作声。沉默片刻，一人开口说没有问题，只要“书记大叔”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波尔布特说不清自己曾经多少次听到过这类回答，但他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反感。他接着问：如果这时候要让你们选择，你们会干什么？”士兵们久久没有回答。只有一位军官怯生生他说：“我们会永远保卫‘书记大叔’。”波尔布特仿佛明白了什么，让士兵们离开，继续他们的埋雷行动。他想，要让他们自由选择的话，说不定他们会马上扔下他，扔下这些地雷，立即在丛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望着脚边一个脸盆大小的反坦克地雷，凝视着地雷墨绿色外壳散发出的阴森幽光，长长地叹了口气。

到6月18 日上午，追击者已经迫近普雅维哈古庙，激烈的枪声阵阵响起。

原来的200 来人部分战死，部分被俘，另外的人下落下明。临近中午，攻击逐渐减弱，但波尔布特身边只剩下了15人。他们手忙脚乱地在古庙外围埋设地雷，以求最后一搏。

这位前民主柬埔寨政府的总理、红色高棉的最高统帅，预感到了末日的凄凉，眼泪禁不住潸然而下。

在零星的枪声中，波尔布特作出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放弃抵抗，宣布投降。

不可一世的波尔布特第一次成为自己指挥过的都下的阶下之囚。

在忠于他的士兵抬着担架，将他移交给敌手时，波尔布特面无表情，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面前一片黑暗。

6 月18日，沉默了将近一个星期的红色高棉秘密电台重新开始播音，宣布彼尔布特当天向他的前部属投降。

“波尔布特于6 月18日投降，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电台宣布说，已经成立了一个“国家统一和拯救临时政府”，并公布了该“政府”的一份特别公告：“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笼罩柬埔寨历史的独裁政权所带来的乌云已经消散，它被柬埔寨人民完全摧毁……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所有友好国家接触。”根据这个电台提供的消息，外界得以知道，波尔布特已经认罪，目前是乔森播在领导红色高棉进行抗击越南敌人的斗争。

即使在这个时候，红色高棉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对越南人的仇恨和以此为基本方针、争取人心的战略。

6月19 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附近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集会，庆祝逮捕波尔布特。

在安隆汶一间光线幽暗的小房子里，波尔布特躺在一张小床上，正在接受医生的治疗。他的手上，仍然连着输液管。他的第二任妻子满脸愁容地守在身边，12岁的女儿则在一旁的桌前，借着从小小的窗口透进的灯光，看一本薄薄的书。

这里距离波尔布特一家10天前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遥，但其地位和角色已经是天地易位。10  天前他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现在，他则成为自己部下的俘虏，承受着他们的谩骂，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审判。

他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一生，难道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乔森潘对他说，很快将成立人民法庭，对他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审判之后呢？他的老战友们会枪毙他吗？会以他的死亡来祭奠宋成的亡灵吗？

尽管他一生中曾经无数次说过为事业为理想牺牲在所不惜的话，可是当死亡伸手可及的时候，灵魂却退缩了。他希望这个“人民法庭”不要宣判他的死刑，他的生命也许还有另外的价值。

他的战友们能接受他的哀求吗？

波尔布特捋一把头上的白发，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1997.8. 初稿于北京

附记：1997 年7 月25 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等罪对波尔布特进行审判。波尔布特恳求他过去的战友们放他一条生路，说让他活下去比让他死亡对组织更为有利。最后，波尔布特被判终生监禁。

1997年10 月7 日，多年来从事红色高棉活动报道的美国记者纳特·塞耶在安隆汶采访了监禁中的波尔布特，这是18年来波尔布特首次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近年来，这位红色高棉前首脑病情严重，经常卧病在床，有时由妻子搀扶着在屋外走上几十米，时常需要吸氧来减轻病痛。他告诉记者，1995年他的左边身体部分瘫痪，眼睛也几乎失明。在采访中，波尔布特抱怨说他的住所蚊子太多。

关于在他执政期间有大量柬埔寨人死亡的问题，波尔布特回答说，当时的确出现了大量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死于饥荒，但说死亡人数以百万记，则属夸大。他对塞耶说：“我只是进行斗争，不是要杀人。即使现在，我也可以望着你说：我是个残暴的人吗？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据塞耶看，波尔布特深受病痛折磨，精神上又受沉重打击，恐不久于人世。波尔布特对此似乎已做好了准备。他说：“在红色高棉，我们有一种说法：当一个人又老又病时，他就只有等死。”

1997.10.改毕于成都

后记

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些事情是不可忘却的。

1993年初，我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员，来到距金边250 多公里的古城暹粒省，监督那里的军事形势。军事观察队距离吴哥古迹不远，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眺望见落日余辉中吴哥窟高高的塔尖，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一种远古神秘气息。但这里的局势却远远非古迹废墟般的安宁。到后的第4 天晚上，我们所住的木楼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他们大喊大叫. 砸坏停在楼下的车辆，胡乱朝我们的住房放枪，并放肆地用火箭筒射穿悬挂在屋顶的联合国旗帜。我们拿起报话机，向战区司令部一阵疯喊。维和部队的应急分队距离我们1 公里，但却迟迟没有赶到。根据作战手册，我们不得同武装分子直接交火，危急时刻我们只有自救，而这种自救的方式是在黑暗中根据楼下枪响的方向和距离左蹦右跳，靠楼板和粗大的梁柱抵挡子弹。担任军事观察员的大都是各国派出的优秀军官。我的队长叫查尔斯·洛克，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参加过1989年美国攻入巴拿马逮捕诺列加总统的行动，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队里的作战军官叫丹尼契尼科夫，前苏联克格勃少校，曾长期在安哥拉等国担任军事顾问；另外几个国家的军官也都有实际的军事经历。作为军人，以这种方式面对攻击近乎于耻辱，可是纪律在上，大家用不同的语言大叫大骂，但直接冲突却没有发生。攻击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木楼上留下了数十个弹孔，仅我的小房间就有7 处被击穿，但6 位观察员和1 名翻译居然奇迹般的无一人伤亡。

那仅仅是我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次遇险，后来又发生过多起类似受到攻击和遭遇冷枪、地雷的威胁。大选之前，即1993年5 月，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司令部让我们每个人都填写一张表格，写明你有多少行李，“如果你本人不能携带”，该寄往何处。另外联合国方面有5 万美金的补偿，请列出第一、第二、第三收受人。这是很明白的遗书，可是他们却委婉地称作“安全表”（SECURITFORM ）。

自从受到第一次攻击，我便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每天晚上，枪炮渐熄，我坐在被烈日烘烤了一天的野战篷内，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填写当天的作战日记，尽可能详尽地记录下当天发生的情况。帐篷外不时有曳光弹飞过，构成夜空中恐怖的美丽。我想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回国，我一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人们。后来这个愿望得以实现，近百万字的《丛林战火20年——西哈努克沉浮录》收入了当时的十几万字记录。

离开柬埔寨那天，我和我的战友们第一次脱下迷彩服和高腰靴，穿上了便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认为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为柬埔寨赢得了和平——大选成功，新政府成立，西哈努克再度登基成为国王——和平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

后来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当然不尽人意，但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为她的和平我们已经以命相赴——有66名联合国人员为之捐躯，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士兵。国家重建的列车已经被牵引上了轨道，如何驾驶毕竟还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事想弄明白。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柬埔寨都是一个小国，可是几十年来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留有大国的影子，也值得所有的国家研究和深思。从某种角度来说，柬埔寨自1970 年以来发生的战乱实际上是战后世界局势的一个缩形，也是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折射。它经历了6 个界限非常明确的时期：朗诺时期（1970年—1975 年）、民柬时期（1975 年—1978 年）、越南占领时期（1979 年—1989 年）、对峙时期（1989 年—1991 年）、维和时期（1992 年—1993 年）、联合执政时期（1993 年）。无论哪一个时期，柬埔寨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都可谓是色彩纷呈，名角迭出。我注意到，有几位人物一直站在舞台的中心，他们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投射在国家生活之中，主导和影响着这个国家行为的进程。

其中的两个人，就是给柬埔寨历史留下深深烙印的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

关于西哈努克国王，该说的话基本已经写进《丛林战火20年——西哈努克沉浮录》里了。国王在繁忙的政务间隙，拨冗让翻译给他诵读该书，未及阅毕，就几次给我来信或托人与我面谈，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出于客气和友好，而我清楚，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这部书留有一些缺陷，它真正的价值所在是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1970年以后的柬埔寨历史，讲述了这期间的柬埔寨政治风云和人民的遭遇，当然也写了作为政治家、作为一名亲王和一名爱国者的西哈努克数十年的沉浮际遇。

 1996年，国王委托我把他的回忆录《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又亲自写了热情洋溢的中文版序言。

一边写作，一边翻译，让我更深入地进入到柬埔寨，也无可回避地久久凝视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之于我，是位“不可接触者”，至今仍有许多可望而不可及之谜。长久以来，这个名字对我既是个巨大的问号，又是种诱惑，一种挑战。

尽管作了巨大努力，仍觉得无法走近。

整个70 年代和80年代，中国人民无数次从广播、报纸上接触过这个名字，后来它逐渐消隐，只是从《参考消息》或国际资料上还能看到。这个名字代表的印象是模糊的，复杂的，也是空泛的。

1993年5月，我在柬埔寨古迹吴哥窟附近目睹了一场红色高棉对省城的大规模攻击。枪炮声中，老百姓们惊慌失措，或关门闭户，或四散奔逃，人人都大叫“波尔布特来啦！”我开始不解，后来才明白，一般老百姓并不常用“红色高棉”、““民柬”或“游击队”这类词，而是用“波尔布特”一言蔽之。

军事观察队的邻居是一对年轻的高棉夫妇。丈夫叫尼昆，有个孩子不足两岁。每次当孩子发出哭喊之时，尼昆就叫一声“波尔布特来啦”，或者“再哭就送你去波尔布特”。哭声顿时戛然而止。

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这个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西方和柬国内的一些政治家指责他执政期间屠杀了数十万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近200万人的死亡。1979年，金边对波尔布特及其同僚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至今，包括柬现任首相在内的政治家们仍坚持指控波尔布特犯有“种族屠杀罪”，要求把他押上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在柬执行任务之余，我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个国家的资料，也进行了一些采访。我发现，要谈论柬埔寨，波尔布特无可回避。渐渐地，这个名字似乎不再意味着一个特定的人物，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政权，一个时代，一种信仰。研究柬埔寨或者东南亚的当代史，就无法绕开波尔布特。

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波尔布特这个人反而变得虚幻，透着一种不真实的色彩。在金边所谓的“种族屠杀纪念馆”，我看到了一堆被打了大叉或被涂抹了油漆的波尔布特半身胸像。这是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他的崇拜者们雕塑的，后来被东倒西歪地堆放在一个破房间里。痛失江山的波尔布特从金边的总理府避入远山丛林，他也一定没有料到他的塑像会成为受污辱的对象。

但对于我，这是最近距离与他的对视。我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塑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

初到金边，见到过西哈努克、乔森潘、洪森、拉那烈，也见到了来访的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我以为也有机会见到波尔布特。后来才发现，这种机会等于零。不仅是我，包括联合国驻柬的首脑明石康，也不可能与波尔布特共处一室。研究柬埔寨问题的权威钱德勒先生（ DAVIDCHANDLER）曾告诉我，他执迷于波尔布特研究多年，却无法与之一见，这是他的最大遗憾。据说，波尔布特隐身的柬泰边境的一个橡胶园，四周有5 道岗哨，外界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到过他的真实面目。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出价30万美元对他进行采访，照样遭到了拒绝。

这加深了他留给人们的神秘，继而了解到这种神秘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种秉性。据说他曾经告诫他的同事和部下：“秘密是一切的关键”。这被奉为红色高棉组织的信条。当这些丛林革命家在1975年夺取政权之后，外界长达一年不知这个国家的新首脑波尔布特究竟为何人。其神秘性可见一斑。

可是波尔布特毕竟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他的理想和信仰，他的言论和活动，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印。关于波尔布特的传闻和各种资料太多太庞杂也太难辨真伪，但只要你翻开这个人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拽着你穿越层层雾幛，去窥探人世间一颗最为复杂的灵魂。他出身农家，却与王宫有着密切联系，他是地道的高棉人，但他的正地仙教育却来自于外国文化，他具有农民天然的散漫，但又格守早年在寺庙当和尚时的清规戒律，西哈努克出钱让他进入具有相当特权的学校，但他却与政府怒目而视，他留学于资本主义的法国，但赛纳河水却滋养了一位革命者；外界把他描述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但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说他面目慈善、言语轻柔，让人不由自主地与他亲近；即便是现在，他早年的同学、同事们仍充满感情地忆起当年那个沉默腼腆、勤奋敬业的沙洛特绍……

无可辩驳的是，他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强人，是一位试图重新开创高棉历史、在一夜之间就让整个柬埔寨成为东方天堂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曾经激动了一个民族，又令这个民族蒙受了巨大灾难。

波尔布特后来曾经反思，承认自己在执政期间犯了“错误”，但他后来的战略证明他其实并没有省悟过来，一错再错，错到了先是拒绝回归社会，再被社会彻底拒绝的地步。曾经跟随他数十年的战友们终于站出来指责他丧失人性，对他实行了羁押。

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有人认为所谓逮捕审判波尔布特不过是一场闹剧，是波尔布特再次导演的一场骗局，它通过抛出一位社会拒绝的人物而改善红色高棉的形象和处境。

波尔布特的故事并没有完结。从80年代开始，就有关于他死亡的传言，现在，也有人称他已经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但我相信，波尔布特还会顽强地活下去。

我非常清楚，凭我肤浅的研究，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波尔布特实在是不可能。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位特殊人物，他和以他为代表的思潮的出现有着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留学生，带领一班有着同样经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但他们的政策却流露出粗暴、野蛮、极端，仅此一点，就值得深深研究。在他们执政近4 年的时间里，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和遭到背弃的过程，更是值得探寻，并引起人们的警醒。

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她具有特殊的地位。建国以来，我们对这个国家一直奉行友好政策，对她的遭遇作出过重大反应。由于战乱等原因， 20多年来，对这个国家的研究是相当贫乏的，有时候公开的资料相当混乱。既然我曾以命相许到过这个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炮轰雷炸，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了解到的柬埔寨讲述出来，也让我们更真切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

1995年我出版了《丛林战火二十年——西哈努克沉浮录》，现在完成了这本《波尔布特》，接下来，我将撰写《丛林中的革命家——红色高棉始未》。

它们将构成我计划中的“柬埔寨三部曲”。

我的书房中，贴着好些张波尔布特的照片，它们展示着这位革命家各个时期的神形风貌。在一张题为“亲密战友”的照片上，波尔布特和农谢、切春、英萨利、乔森潘、宋成、云亚等民柬最高领导人在一起。那时的波尔布特意气风发，衣冠整洁，满面笑容，在所有人中，他最显政治家的雍容大度。

最新得到的一张照片是波尔布特在安隆汶基地受审判时的情形——昔日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白发苍苍，面色浮肿，神情沮丧。面前的那根拐杖说明他走路已经困难，凌乱的头发、衣服上的灰尘和皱纹，表明他的待遇与往昔己是天壤之别。只是他的目光依然那么固执，紧抿的嘴角没有任何屈服的表示。

不久前，我与国内一家电视台达成协议，策划到柬埔寨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纪实片，反映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以及20多年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西哈努克国王对此计划深表赞赏，并亲自批示有关方面予以支持。我想，如果我能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我一定要设法去那座北方小镇安隆汶，在那所戒备森严的木板房里，亲眼见见红色高棉的神秘首脑，如果不惹麻烦，我希望能把这本书送到他手上。

1997.10.31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