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兴龙实业 赵宁资料:风云变幻的建安时代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是曹植所作《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诗中的“应氏”，指的是曹植的文友应璩、应玚兄弟。当时曹植在洛阳，应氏将要北上远游，曹植为他们饯别而赋诗送行。《送应氏》二首，后人一般认为是作于建安十六年（211）中期。在这首诗中，曹植描写了一度极其繁华壮丽的东汉首都洛阳在建安时代的破败荒芜的景象：往昔的宫殿甲第，都已成为灰烬，只留下颓败的墙垣和遍地的荆棘；以前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化作过眼云烟，被一些战乱后出生的少年所取代；郊区的田野也荒芜了，举目望去，杳无人烟，一片萧条。东汉首都的这一剧变，可以作为整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具体象征。
建安时代，得名于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建安纪元。建安共二十五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然而文学和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往往超越这二十五年，而大体包括自汉灵帝末到魏明帝初的四五十年。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这四五十年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幕，然而这短短的一幕却风云变幻，波澜迭起，无数在中国历史上以各种原因而著名的人物粉墨登场，各显身手，各自作出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缤纷错落、各具特色的表演。
历史上一度繁荣鼎盛的汉朝，到了汉灵帝时代，已如一幢堂皇而老朽的大厦，摇摇欲坠了。汉灵帝自己就公开地卖官鬻爵，将官职作为生财有道的“奇货”。上行下效，那些有“奇货”可居的大小官吏自也沆瀣一气，贪得无厌。这无数大小蠹虫，将汉帝国这幢本已老朽的大厦蛀蚀得千孔百疮，更形危殆；再加上这些虫豸之间还要掀风作浪，闹什么宦官和外戚之争，“党锢”之祸，自然更加快了这大厦的分崩离析。这样一套腐朽透顶的政治机构，已毫无效率可言，难以胜任一个“治水国家”政府的功能，于是水旱之后，因此饥馑，土地荒芜，疠疫横行。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民不聊生，被迫铤而走险，终于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政权彻底崩溃，形成了一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战时代。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诛杀外戚集团首领何进，袁绍为此尽诛宦官。董卓进京立刘协为帝（献帝），控制朝政。次年，关东豪族组成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董卓焚毁洛阳，迁献帝于长安。献帝初平二年（191），司徒王允与吕布一起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复杀死王允，驱逐吕布。次年，曹操领兖州牧，收降青州黄巾军三十万，成为北方仅次于袁绍的强大势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出兵迎献帝，迁都于许，并采纳枣祇等人建议，募民屯田于许下，一岁得谷数百万斛，实力大增，于是三四年间败袁术，擒吕布，降张绣。建安五年，曹操率军与袁绍于官渡展开决战，一举击溃袁绍，进而跃居为北方最强大的实力派。此后数年间，曹操致力于经营北方，定冀州，征乌桓，到建安十三年方率军南下。赤壁之战，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大败曹操，基本确立了魏、吴、蜀三足鼎立之势。此后，三国之间仍征战不休。公元235年（魏青龙三年），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说：“自衰乱以来，四五十岁，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整个建安时期战乱不止的情况，于此可见。
战争不绝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从历史记载上看，袁绍曾率军在河北以桑椹为军粮，袁术则带兵在江淮食螺蚌以充饥，曹操的部队甚至以人肉做成肉干来补粮食之不足。作战的军队尚且如此，则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土地荒芜，饿殍遍野，一片萧条景象。在争战频仍的地区，往往“数百里中无烟火”（《三国志·孙坚传》注）。曹操有一回带兵路过故乡谯地，发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武帝纪》）。在徐水、泗水、淮河流域等等土地丰腴的地区，如今却荆棘遍野，满目荒芜。直到魏明帝太和年间，许多州郡仍然处在“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悲凉境况中。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期，可以想见，社会思潮也会随之产生激剧的变化。首先，那种惨酷无常、朝不保夕的生活，给宗教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气候。东汉后期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尊奉黄帝、老子的“黄老道”教，在这一时期都适逢其会地愈益盛行起来。“黄老道”下分两个支派，即流行于中原和东部地区以张角为代表的“太平道”和流行于西南地区以张鲁为代表的“天师道”。农民起义被镇压后，道教活动虽被严厉禁止，但其影响却已深入人心，难以遏止。建安时期的佛教，则北以洛阳为中心，南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而传播益广，在上层人士中也开始出现了一批虔诚的信徒。其次，社会的动荡电激起了好学深思之士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清谈玄学由此而逐渐兴盛。清谈，在汉末发轫于对人物的品评，进而发展为评论朝政，党禁之后又转向对乡党人物的批评。建安以后，清谈的主要内容一变而为老子、庄子的哲理，后来被称为“正始玄学”的何（晏）、王（弼）玄学由此兴起。从《老子》、《庄子》等著作中引申演绎而成的玄学在上层社会中逐步占居越来越显要的地位。
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兴起，打破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汉儒章句之学）定于一尊的地位。于此同时，过去被认为是“雕虫小技”的文学，也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于是，在这风云变幻的大动荡时期，正如骁将猛士跃马驰骋于沙场，文学之士也纷纷秉笔而起，为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谱写出“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壮丽篇章，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