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阿克苏首富周举东:FT中文网《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之九：外企的“跳槽一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17:24:28
我到北京第一天就与欧阳平（化名）取得了联系，但到了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才见到他。
欧阳平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我与他约了多次，但每次都在预定见面时间的前半个小时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咱们改天吧。”
我改变策略，放弃上午、下午的工作时间，改在午饭期间、晚饭期间、甚至晚上九点以后。“对不起，今天午饭恐怕我得跟客户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对不起，活没干完，我晚饭就在公司里凑合着吃了。”“对不起，今晚看来我要加班到午夜以后了。”……
当我们终于在西单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见上面时，他最初同意我披露他的真实身份，但采访结束后，他又变卦了：“文章发表时，就不要用我的真名，也不要提我公司的名称吧。”
其实，欧阳平工作的那家外企，谈不上是“血汗工厂”，也不属于制造业，而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他也不是初入行的“资浅”职员，而是一个部门的经理，薪水也不低，平均年薪超过30万元人民币，但他就是忙，忙得没有“家庭”（他已婚，且有一子，但孩子基本交给父母，妻子基本交给同业竞争对手：他太太在另外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忙得没有“业余”（法定节假日时，他的公司偶尔也会组织什么黄山游、漓江游，但他宁愿选择在家睡觉，确切地说，是在家补觉）、忙得没有“自我”（他觉得，他似乎把自己的时间、空间、肉体、精神一揽子卖给公司了）……
欧阳平最大的烦恼是“有钱没时间花”。他特别羡慕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为他的正常工作日程是“朝九晚十二”，如果遇上为客户IPO做审计工作，他常常凌晨二、三点才能赶回家。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就像‘围城’，圈外的人很羡慕我们，认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名气大，拿钱又高，但圈内的人都知道，这一行太忙，太辛苦，地位也不高，例如，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会计师地位最低，拿钱也最低，收入高的是律师、投行。我们所许多人都想先苦几年，挣些钱，然后跳槽或改行。”他的口吻和言辞苦涩涩的，就像他点的那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
“你的职业是典型的白领，你不到30岁，收入却超过30万，而且在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混到了部门经理这一级，跨入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行列……”我试图安慰他。
“什么是中产阶级？”他打断了我，“如果从量化角度讲，我应该属于中产阶级，但我理解的中产阶级，是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阶层，如果你赚了很多钱，但什么生活都没有，我觉得那不算中产阶级。”
压力越大，跳槽越频？
程越（对不起，又是一个化名）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他的理由是，他的收入够不上中产阶级量化的财富标准：“我算不上中产，我的老板才算。”
他的雇主是美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
我把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产”收入标准告诉了他。“那我的收入确实超过了这一标准的下限。”他心不在焉地说。
程越今年28岁，在这家美国公司做质量顾问。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只能在午饭期间与我见面。我们在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的一个食肆中约见，边吃边聊。“外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员工的归属感比较弱。”程越说话音量不高，我得尽量凑近他，才能在食客纷杂的交谈声和杯盏声中分辨出他的声音：“我的工作压力很大。IT业不养老，我们公司的同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岁数。我们都是合同制，两年一续。我倒不太担心被炒鱿鱼，因为我工作很卖力，老板一般也不会这么做。炒鱿鱼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可以拿一笔钱，然后换家公司继续做。但对老板来说，更糟的是员工跳槽。”
程越大学毕业后刚刚工作了五年，就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你这么年轻，跳槽就这么频繁！”我惊讶地说。
“我这不算频繁，还有比我更频繁的呢！在外企的圈子里，据我所知，有人一年一跳，还有的人干了几个月就换公司了。跳槽的原因很多，有人是为了更高的薪酬，有人是为了更好的职业晋升前景。”程越淡然地说。国际猎头公司的调查结果，似乎证实了程越的话。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Mercer Human Resource Consulting）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自去年以来，中国54%的企业（多为跨国公司）表示专业员工的离职率有所上升，而42%的企业表示支持部门人员的离职率上升了；25至35岁员工的平均任职期，已从2004年的平均3至5年，降至2005年的仅1至2年，而这个年龄段的员工是跨国公司的主要争夺对象；结果，更替员工的平均成本达到了员工年薪的25%至50%，而考虑到招聘机构费用、面试时间以及职位空缺期间减少的销售额，雇主面临的成本可能超过资深员工年薪的两倍。
秦信阳（化名）也换了三份工作，一份国企，两份外企，不同的是，他在如今效劳的这家德国公司重庆分公司干了六年，而且目前没有再跳槽的打算，原因大概是：他早已过了跨国公司争夺的热门人才的年龄上限──35岁。
对不起，我不得不再次使用化名。这次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竟然主要来自理应比较自由、宽松的西方在华企业。原因何在，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想透。
我采访秦信阳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六，他在家休息，但他的神态和口气，仍然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我工作压力大，不是一般的大，非常大。”
不过，秦信阳感受到的压力，并不像欧阳平那样来自超时工作，而是来自中国国内同业对手的竞争。“我负责公司在中国西南、华中地区的产品销售，但现在生意很难做，中国国内企业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低的价格，与我们抢生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老板的感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但他把压力又转嫁到我们身上。”
高端白领，求大于供？
既然外企有那么多不如意之处，为什么中国人仍然趋之若鹜呢？
中国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智联招聘”在2004年进行了一项职业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尽管有人对外企的工作压力、职业风险感到担心，但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能在外企中谋得一份工作。调查人员认为，外企的诱人之处，除了外企的规范化管理和培训发展机制之外，最重要的是外企的高薪。秦信阳198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化工企业工作，他仍然记得他领的第一个月工资的数额──83元；10年后，他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工作时的月薪将近两千元，收入涨了20多倍；如今，他在这家德国公司的每月平均收入（薪水加奖金）将近一万元人民币，是88年刚参加工作时的100多倍。
当然，这18年来，中国的物价也升了许多倍，但涨幅显然不到100多倍。
“我有一次跟公司的美国同事讲，我现在的收入是88年的100多倍，他听了非常惊讶。”说到这里，秦信阳刚才的那种疲惫早已一扫而空。秦信阳是重庆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至于北京和上海的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那收入就更高了。李娜（化名）在上海一家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担任副总裁，年薪超过50万元人民币，外加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年终奖金；张玲在北京的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分公司总部担任业务发展及政府关系总监，年薪比李娜还高，但她不肯对外透露具体数字，理由是：高通所有雇员的薪水都是“背靠背”，互相保密的。
在我采访的外企中国员工中，张玲是唯一不介意我在文章中提及她真实身份的人。她也是从国企跳槽跳到外企的。
自从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外企进入中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外企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和招聘活动，不仅帮助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工人化”的进程，而且也在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孕育和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人，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对我说，在华外企中的华裔管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成员。
毋庸讳言，外企进入中国，主观动机绝对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减少成本，增加盈利，在制造业、甚至某些低端白领行业，外商的确也在以种种方式盘剥中国员工，但随着中国高端白领职业逐渐形成了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通常不是外商雇主，而是中国雇员，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外企中国员工频繁跳槽、外商加薪挽留高级人才的奇特景观。
更为重要的是，外企以高薪吸引、雇用、挽留中国高端白领员工之举，不仅直接催生和培养了中国新一代“买办”中产阶级，而且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薪酬制度也产生了某种刺激和示范的作用，间接促进了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产生。
“如今，中外企业薪酬的差别在缩小，过去也许是10倍，或更高，但现在已经缩小到两倍，甚至更低。” 程越对我说。
张玲也持同样的看法。她说，某些中国企业，像华为，员工收入一点儿也不比同业的外企差。她甚至认为，由于某些外企的中国员工在晋升方面常常会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阻隔，也由于不少中国企业允许员工持股、杰出员工甚至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等原因，所以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不少从外企跳槽到中国本土企业的“反向跳槽”例子。
欧阳平三年前从一家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跳槽到目前效力的这家外资所，但如今的他，并不排除未来“反跳”的可能性── “目前我还没有马上跳槽的念头，但未来……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改行，去企业做财务，我也许会在业内跳槽，甚至跳到一家中资会计师事务所，毕竟在中资所做到合伙人比较快，比较容易，收入也不低。” 欧阳平端起杯子，把残存的咖啡一饮而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8-28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遇到陈彤，你会以为他是哪个街道工厂的工人，或者是哪家商店的伙计，他黑黑胖胖的，穿着一件不打领带的西装，不修边幅，说着京味儿十足的北京话，不讲修辞，只有那副眼镜提醒你，你的感觉可能是错误的，但你最多会猜想，他也许是在某个写字楼打工的“小白领”。
其实，他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兼总编辑。他很忙，在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的新浪总部，他与我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只能给你半小时，半小时后，我就要赶往机场。”但陈彤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打工”的：“我算不上企业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也是打工的。”
和陈彤不同，刘艺衣着严谨，言语持重，举止沉稳，坐在机关里，就像个领导，坐在大学里，就像个校长，坐在企业里，就像个老板。但他一再向我强调说，他不是老板，他是企业的经营者──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艺的公司坐落在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我约他见面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天，刘艺正在公司加班，他派司机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公司大楼里空空荡荡的，以至于刘艺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回音。
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但最初的半个小时似乎都被刘艺用来解释他们公司的性质：“我们是一家国有企业，投资方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公司，我不过是受股东委托，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是老板……”
李娜（化名）与刘艺又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她30岁出头，发型时尚，衣着亮丽，说话快人快语：“谈吧，你想知道什么？”如此单刀直入，倒使作为提问者的我一时不知该问什么好，只好佯装细读她刚递给我的名片。
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新潮女性与名片上的职衔联系起来：李娜是一家著名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该行最重要的一块业务──中国区跨国公司的银行生意，她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物──金茂大厦之中；
我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年轻女性与她随后介绍的工作经历联系起来：她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圈内已经干了11年，数次跳槽──日资银行2年，泰资银行3年，英资银行5年，最近又跳到这家欧陆背景的银行，绝对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资深人士；只有李娜回答提问时的简洁和老练，以及李娜要求我勿透露其真实身份时的谨慎和周详，才遗留了一些有关她职位和资历的蛛丝马迹……
陈彤在民企，刘艺在国企，李娜在外企，但不管他们三人有多大的区别，有一点他们是相似的：他们都不是老板，而是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什么样的老总算中产？
“职业经理人” 大概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不是老板，甚至也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的薪水和不固定的奖金，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比老板寒酸。当然，“职业经理人”也分层次，据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职业经理人”的最上层，即跨国公司的CEO们，肯定要比中小企业的老板们阔绰、风光。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并不比我在写上一集文章时遇到的“什么样的老板算中产”更容易回答。
对于发达国家中的“职业经理人”的阶级归属，西方学术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派观点认为，包括跨国公司CEO在内的整个经理阶层均属于中产阶级，这派观点根据人类社会所掌握的三类资源（生产资料、文化资源和管理资源），划分了中产阶级的三大构成：中小企业老板、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职业经理人中的最上层，也就是跨国公司的CEO们，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因为其中许多人不仅领取天文数字的高薪，而且也在企业中拥有一定的股份或股票期权。
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中国尚未产生具有全球影响的跨国企业；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也相对弱小，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职业环境亦远未成熟，所以，中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阶层归入中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把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与普通的白领“打工族”等量齐观。2002年11月，美国惠悦公司在中国完成的2002年薪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中众多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人群中，职业经理人的收入最高。而在所有行业中，上海的财会和营销高级经理们挣得最多，北京的高级经理人工资增幅名列第一，深圳最后。四城市中，初、中级经理人薪酬的平均增幅都保持在8.43%的水平。在这项调查结果中，高级销售经理人的收入最高，其平均年收入为441603元，人力资源经理人的平均年收入达325886元，中级信息技术经理人平均年收入为272429元，行政经理193880元。
职业经理人的“市价”
因为李娜得到了我不会在文章中用她的真名的保证，所以她一点也不忌讳谈论她的收入和她的跳槽经历。
“我现在年薪有50多万人民币，另外每年还有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奖金。” 李娜一边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有时她还要接不时响铃的电话。“我在拿薪水的人中，收入也许属于中等偏高，但在驻华外资银行的中方雇员中，这就是一个中等的收入。”
李娜的“跳槽观”是这样的：“我跳槽，更看重的是，用一句现在蛮时髦的话说，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潜能’，我不会仅仅因为年薪高个一、两万块人民币，就跳槽。当然，我最希望的是，我的market value（市场价值）是一直在往上长的。”
我注意到，李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频繁地使用“market value”这个英文词。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娜既未买房，也没买车，她尚未成家，住在父母那里，上班或购物就靠打车（坐出租车），“我每月打车的费用，也就千把块钱，比养车的费用便宜。”她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张单子。
刘艺不肯具体谈他的收入，只是笼统说，他属于官方定义的年收入6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
他明确地否认像他这样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属于“富人阶层”，“我们最多也就算中产吧，”他燃起一根烟。他甚至认为国家统计局定义的“中产”上限（50万元）定低了，“我认为，收入超过50万元的国企老总也不应该算富人，现在年薪上百万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有很多，你要把他定义为富人，就不妥当。”他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实际上，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他的薪水，他应该享受这种待遇，所以，我觉得，年薪上百万的国企老总也不应该算富人，真正的富人是那些暴发户，来钱来的很容易的人。”
大概刘艺所说的“富人”，就相当于中国过去所说的“资产阶级”吧。
陈彤基本上不谈自己，他更感兴趣的话题是新浪网民的“阶级构成”：“新浪网民的平均收入是中国网民平均收入的两倍，新浪网民中月薪超过5000元的比例更是显著高于中国网民的整体水平。” 陈彤讲话时特别爱引用统计数字。半小时谈话过程中，陈彤涉及自己的话，除了上述“我也是打工的”之外，再就是一句语焉不详、但京味儿十足的“来新浪之前，我就在中关村瞎混”。幸好陈彤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新浪之道》，书里有一段有关他的媒体报道的“链接”，解释了他如何“瞎混”到新浪的过程──
“1997年他还在读研究生，在中关村一哥们的小公司里，谈事之余，陈彤第一次上了网，从此一发不可收。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彤在另外一个网站上碰到了李嵩波，来回几次E-mail联系之后，陈彤说‘假如我去作体育沙龙版主，访问量能增加一百倍’。来到四通利方后，他的努力着实让体育沙龙火了一把。
“1998年2月的一个周末，当代商场旁边的饺子馆。负责四通利方网站的汪延问坐在身旁的陈彤：‘你研究生快毕业了，要工作了吧？干脆到四通利方来吧！’盛情之下，他决定正式加盟四通利方网站，成为网站第一个编辑。”
四通利方就是新浪网的前身，汪延是新浪网的创始人之一。
“兼容并蓄”的中产阶级
尽管陈彤、刘艺和李娜效劳的企业性质不同，他们的收入差别也许很大，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陈彤说的那句话没错，他们都是“打工的”。当然，更精确的说法是，他们是“高级打工者”。《中国中产者调查》一书称，“职业经理人”是中国“中产者”中的“上层”。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中文比英语“表现力”更强：英文只有“白领”、“蓝领”之分，但中文为了区别不同层次的“中产”，近年来又新生了“灰领”、“金领”、“杂领”等词汇，其确切的内涵、外延可能难以考证，但据说“金领”一词，就是专门为“职业经理人”阶层准备的。
不过，如果老板是“中产”，老总（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编、副总编……）是“中产”，普通的白领“打工族”也是“中产”，这样一来，“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兼容并蓄”、“鱼龙混杂”的大杂烩，这样的“阶级”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吗？我这次在北京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王川（化名）认为，这种概念毫无意义。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他自嘲地说，他属于公司最底层的“资浅白领”。“我和公司的老板、老总以及直接管我的小工头，同属于一个阶级？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开什么国际玩笑？！”当我告诉他我这次采访的各色人等之后，他怀疑地望着我说。
但我这次采访的一些研究中产阶级的中国学者却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确有上中、中中、下中之分，他们之间也有利益冲突，但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还是有其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意义的，这种意义也许不是企业内部利益整合层面上的意义，而更多地涉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多地涉及宏观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多地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整合，更多地涉及政治上的和谐和稳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8-21我和方兴东约在上午10点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的公司总部──北京西北部大学区一个名为“创业广场”的地方。
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一个小院子，我进门时，正好赶上一批建筑工人扒院门，因为我已经有些迟到，所以我就不顾劝阻，冲过门去，但心中未免有些嘀咕：院门千万别在我进门时倒塌啊！方兴东在摆设简朴的办公室里与我握手，寒暄，交换名片。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递给我两张：一张是“博客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另一张是“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兼董事长。
我们聊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见他之前，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 “文如其人”这句话显然不适用于他，他行文有条有理，文采飞扬，但他讲话却有些急不择词，言不达意，但不管怎么说，他很健谈，滔滔不绝，像赶路一样匆匆说着，直到遇上了我的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自我定位的？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呢，还是属于精英阶层？”
他愣在那里，愣了十来秒钟，然后尴尬地笑着说：“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
但很快他又找回了自己：“说实话，我现在的正式身份还是学生，我的博士论文还没有答辩。每年新学期开学，我还要拿着研究生证，回到清华大学去注册。但政府现在鼓励学生创业，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两家公司。 ”
老板也是中产？
“魏城先生：
你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系列文章有典型意义吗？？？你几乎写的都是超级老板，是橄榄的尖端，不是中间部分，属于资产阶级了吧！ ”
这是我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之六发表后，一位读者给我写的电子邮件。
三个问号，凸现了这位读者疑问的强度； “超级老板”，指的大概是《言之不早的新世纪》一文中的主人公陈年。陈年过去是企业高管，现在的确是 “老板 ”。更不好意思的是，这一集我还要写 “老板”：上一集是“年代子系列”的最后一集，顺便写到了 “老板”；这一集是“职业子系列”的第一集，专门写“老板 ”。
我迟疑了几天，然后给这位读者回了信─ ─
“谢谢你的来信！
中国目前还是把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划为中产阶级，所以我也采访了一些老板。陈年新创建的‘我有网’不能算大型企业，所以我写了他。
周一的这一集我还是写中小企业的老板，但余下的几集我想写写企业管理人员、律师、医生、教师、文化人等。
谢谢你的指点！”
其实，什么样的 “老板”算中产，我现在仍然吃不准；复信结尾的“ 谢谢你的指点！”也不是客套话，因为这位读者的质疑确实逼着我思考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后来我觉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好好探讨一下，甚至值得自成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老板也有大小，身价数十亿的大老板，无论中外，都不能算“中产 ”，肯定属于这位读者说的“资产阶级”；至于小老板，在中国其实就是个体户，或雇几个帮手的小业主，其中不少人谋生艰难，能否划入“中产” 尚成疑问，更别谈什么“资产阶级 ” 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概那些不大不小、企业规模介于中间的老板，在中国才应算 “中产”吧。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列举了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几大社会构成，名列第一、第二的就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以及某些经营状况尚属不错的小业主、小商贩和其他类型的个体户。周晓虹还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截至 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达到243.5 万户，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 622.8万人，个体户总户数则达2377.5万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也对我说，中产阶层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有产的，一部分是被雇佣的，第一部分人在国外就是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农场主，在中国就是中小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第二部分人就是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该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则认为，界定企业家所属社会阶层的标准，除了企业规模之外，还有一个标准：那些关注于个人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企业家通常属于“中间阶层 ”，而那些通过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来实现个人价值的企业家则是“精英阶层 ”。
张宛丽拒绝使用“中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这类概念。
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也采访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大大小小各类老板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属于“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与许多高级白领忙不迭地否认自己是 “中产 ”不同，这些老板们通常都会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不过是个“中产”。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怕露富的 “中庸 ”文化？也许是因为“先富起来 ”的老板们对“社改”、对 “文革”依然清晰、鲜亮的历史记忆？也许是因为“资产阶级”或 “精英”这类词蕴藏了太多的政治含义？总之，中国的白领更认同“小资 ”，中国的老板更认同 “中产 ”，中国没有人自称“精英 ”，中国更不存在“大资” （资产阶级），至少没人敢认领这顶在 “失物招领处”积尘了三十年的帽子。
“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
“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下：你平均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一直侃侃而谈的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面对我这个问题，一下子卡壳了。
为了避免冷场，我马上补充说：“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
“那我就选择不回答吧。” 洪晃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洪晃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 “CEO”，但她手下的人都管她叫 “老板”。不管她的身份究竟是该公司的出资人，还是领薪水的高管，也不管她收入到底有多少，她一口咬定自己是“ 中产”：“从收入上来讲，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不仅如此，用她的话说，她编的几本杂志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我们编的《乐》杂志，主要就是谈论中产阶级的吃喝玩乐。”
不过，洪晃又补充说， “收入是中产，并不意味着我也具有中产阶级心态。在意识形态上，我也许更认同无产阶级。虽然我们杂志的读者是中产阶级，但因为我搞的是创意产业，我必须比中产阶级超前一些，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通常是保守的。”姜强的名片上也写着 “CEO”，但他肯定是他名下几家公司的主要股东。
在北京东部时尚的“中央商务区 ”（CBD），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商住两用物业群，名为“现代城”。我和姜强就在 “现代城”楼下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约谈。
如果按通常的看法，姜强早已超越“ 中产”：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曾经把他与陈天桥、丁磊等人并列，写入 “2003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物志 ”；他在1994年创办的山东宏智广告公司，其经营业绩早在1999 年就已位居中国民营广告公司首位；2003年1 月，宏智广告集团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借壳上市，开创了中国民营广告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但一贯低调的姜强，却不认为自己属于 “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 ”，“咱最多算个中产，” 他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他甚至不把自己看作“企业家”，“咱就是个做企业的，”他淡淡地说。
姜强是山东济南人，原来在大学当教师， 1992年，也就是邓小平南巡那一年，姜强下海，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在随后商海浮沉的 14年中，姜强的经营范围，从电脑跳到广告，又从广告跳到手机电视；他的公司总部，也从山东济南搬迁到北京；他名下的公司，名字也不断变幻，最新创办的公司叫“中网视讯”，办公室就在我们所在的咖啡馆的楼上。不过，用姜强的话说，在他那看似大跨度的经商轨迹跳跃中，又有其内在的连续性： “我这些年来做的，都是广义的传媒，大传媒。”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
尽管姜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但中国学者仍然把他和像他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划为中产阶级，其理由有二：其一，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总体而言仍然相对较低，其社会影响也相对较弱；其二，这些民营企业家本人均不认同 “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而更认同中产阶级。
如果说姜强都属于“中产阶级 ”，那李恭觉和巨国青这对夫妇就更谈不上“资产阶级”了。
李恭觉和巨国青如今在北京古玩城开着一家“夫妻店”，他们约我“ 到店里聊聊”。
我真没想到，北京古玩城有这么多店铺！他们告我，店在四层，但我在四楼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了他们那不起眼的小店。之所以说 “小”，是因为店铺里除了只容两人站立的柜台和只容三、四个顾客观赏的前厅之外，并没有太多摆放古玩展品的空间，前厅后面的休息隔间更小，只能容一人正襟危坐，前去采访的我，只好坐在连接前厅和休息隔间的一条狭窄的通道之中，调过头去先与太太谈谈，转过头来再和先生聊聊。
这对夫妻也是山东济南人，丈夫李恭觉原来在新华社山东分社当记者，妻子巨国青则在山东大学外文系学英语，2001年，女方大学毕业后，两人决定自己创业：去北京，开一家古玩店，“好好地利用一把”中国中产阶级中新兴起的古玩热！
在古玩界，他们算是半路出家，但他们潜心钻研，后来居上，终于成为业内公认的行家，尤其在元代青花瓷领域，他们如今已小有名气。巨国青对我说： “自2001年开店以来，我们前两年主要是投入，不赚钱，从第三年，我们开始赚钱了。我们如今已经在北京买了价格200多万元的房子。”推翻“门墙”的博客
方兴东的名气，显然比李恭觉和巨国青大得多，但他四年前创办的博客网至今尚未赚钱。
“我们一直靠风险投资维持公司的运转，确切地说，我们目前仍在烧钱，但估计从明年开始，我们就应该赚钱了。”坐在堆满了书的办公桌后，方兴东对我说。说到这里，楼外 “轰”的一声巨响，淹没了方兴东后来介绍的关于博客网如何赚钱的设想──噢，“创业广场 ”的院门终于被推倒了。
方兴东被《南方周末》冠为中国的“ 网络旗手”，被《中国计算机报》评为 “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十大人物 ”，更被网民称为中国的 “博客教父”，甚至“博客”这个译名的最早出处，也来自他和他的创业搭档。但穿过这些 “闪着光、带着响” 的称号，我看到的，却仍然是一个每逢新学年需要赶回学校注册的学生。
方兴东似乎并不在意院子里的噪音，继续着他的赶路式讲话：“博客出现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推翻了传统媒体对信息和思想进行过滤、编辑和包装的各类门槛和院墙，实现了零 体制、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形式的大众网络发表自由。”
他摘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 “我最初就是因为受到商业力量的排斥而创办 ‘博客中国’的，所以我的初衷非常旗帜鲜明：我不打算让‘博客中国 ’商业化。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技术就无法更新，也难以雇到网站维护人员，万一系统崩溃，我们的十几万用户的文章找不回来怎么办？所以，我一下子想通了：做博客，一定要商业化，而且一定要非常成功地商业化。我们从2004年底开始商业化，当时引入了50万元的风险投资，去年我们又引入了1100万元的风险投资。”
告别方兴东，离开 “创业广场 ”时，我发现，不仅院门被推倒了，院墙也被推倒了，“创业广场”现在更像一个真正的广场了，尽管是一个残砖碎瓦遍地的广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8-14 如果说，九十年代距今天太近，难免 “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么，21 世纪的头十年刚刚过了一半，似乎更是言之过早。然而，谈到中国中产阶级，就不能避而不提21世纪最初这几年，因为谁都知道，进入新世纪才渐入佳境、蔚成景观的中国网络创业潮和海归潮，大大地扩充了中国中产阶级的队伍。上一集《中国中产阶级调查》，我写了作家王刚的故事，这一集我要写写互联网企业家陈年的故事。
王刚与陈年有许多有趣的对照。王刚是先文、后商、再文：大学与研究生时代读的是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曾写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小说，但九十年代，他弃笔从商，在商海里浮沉了整整10年，进入新世纪，他又重新做回文化人；陈年则是先商、后文、再商：大学时代学的是外贸，九十年代上半叶，为了生存，他成了街头“小商小贩 ”，九十年代下半叶，他阴差阳错，当起了文人，进入21世纪，用他的话说，他又成了网络 “小商小贩”。
据“人民网”一篇介绍陈年的文章说，本该1991年毕业的陈年，1990年退学，肄业证书还不小心在一家小旅馆弄丢了。之后的3年，陈年找不到工作，颠沛流离，游走在社会边缘。为了生存，他做起了 “ 二道贩子”。
1994年，一无所有的陈年来到北京，就象许多外来打工者一样，开始从最底层做起。第一份工作是建材信息搜集员，月工资300 元，每天上下班要“玩命”骑3个小时的自行车，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半年。后来陈年又被介绍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从那时起陈年开始接触媒体。他先从给《北京青年报》投稿做起，没学过写作的陈年居然写就了一位颇为成功的自由撰稿人。1997 年，陈年受席殊之邀，担任了《好书》的主编，后来他又创办了《书评周刊》。
据陈年说，当他文化事业做得颇为红火之时，某一天，他“突然打了一个哆嗦，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2000年， “为了帮朋友的忙”，陈年来到了初创不久的“卓越网”，担任图书事业部总监。2001年，“卓越网 ” 以高折扣网上售书吸引了大量读者，陈年以敢打折闻名业界。2004年2月23 日，陈年担任 “卓越网”执行副总裁。2004年9 月8日，美国亚马逊公司以 7500万美元收购了已成为中国最大网上书店之一的“卓越网”。2005年4月，陈年从“卓越网”执行副总裁的位置上离职，之后，他创办了一个与文化事业似乎距离更为遥远的网站“我有网 ”。用他的话说，“我有网 ”是“中国第一个把网络游戏物品虚拟交易阳光化的网站 ”。
应该说，除了九十年代初短暂的“ 二道贩子”生涯之外，陈年正式成为 “网商”，是21世纪的事儿。因此，陈年的“中产发家”故事，便与新世纪中国网络业的传奇故事密不可分地交织、融合在一起。
有关中国互联网业兴起的时间，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始于1995年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的创立。但陈年一口咬定，作为一个行业，中国互联网业群雄相争、狼烟四起的大戏，其实是与21世纪同时拉开序幕的。我不知道，陈年为什么非要约我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见面。在喧嚣的音乐声和噪杂的杯盏声的背景下，我几乎听不清陈年那沙哑的男低音在喃喃些什么，我不得不把本来是并排的沙发，调转到与他面对面的角度。
见面寒暄之后，陈年送给我一本他最近写的半自传体小说《归去来》。据他说，这是他 “抛弃公司杂务，一个人面壁五个月 ”写出来的。书写完后，董事会的同事问他：“想明白了没有？是写书赚钱，还是做公司赚钱？”
“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了。 ”陈年笑着对我说。回到英国后，我抽出时间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约在了中国大饭店的大堂见面。
此书倒数第二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 和人见面，我会说就在中国大饭店大堂吧，或者就在香格里拉饭店大堂吧。我是真的喜欢这两个饭店明亮的大堂，喜欢那里的沙发甚至沙发垫，喜欢那里的服务员无微不至的微笑。 ”
当年在“卓越网”，陈年是企业高管，如今的陈年，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板，是“我有网”的董事长，并在公司中占有80%的股份，但他坚决否认自己属于“资产阶级”，甚至是否属于 “中产”，他也连说 “不知道”，他自嘲为“网络小商小贩 ”，当我告诉他，南京大学专门研究 “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教授把 “小商小贩”也归为“中产 ”时，他无奈地说： “那就算中产吧”。
如果说陈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些闪烁其词，那么，他对“卓越网”的消费者身份界定却非常明确清晰。他去年做客博客中国谈到“卓越网”的商业成功秘诀时，曾经表示：“我觉得卓越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文化圈子里面很重要的作品让大众看到，尤其是影响社会主流的这个人群，这个人群现在可以很明白的说就是 ‘办公室白领’这样一个阶层，就是中国逐渐形成的这么一个 ‘中产阶层 ’。”
“我深知，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勤劳认真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企业高管，没有特别的运气也没有特别的关系网让我一夜暴富。 ”──摘自陈年新著《归去来》
谈到中国互联网业兴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陈年的声量高了起来，甚至压过了不远处那个装腔作势地唱着西洋歌剧的花腔女高音： “互联网是让中国各方面的进程加快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和途径。中国互联网业出现的这五、六年时间里，且不说商业方面的改观，即使是大家交流的方式、内容、以及交流内容的深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与互联网这个新的传播媒介是息息相关的，而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策，鼓励这个产业的发展，至少没有设置障碍吧。例如，我们看到，许多过去不能讨论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讨论。 ”
有趣的是，当陈年在2000年加盟“ 卓越网”时，他还不会用电脑打字，更不会上网，他写作都是用手写。因为陈年下海前在文化界颇有知名度，所以，当他在 “ 卓越网”以“媚俗 ”的经营方式卖书时，有人说： “文化界少了一面旗帜，IT界多了一个混混。”陈年的回应是：“我不是旗帜，我也不甘愿做一个混混，但作商人和搞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我就是希望把通俗和畅销放大到极致，在前期积累的时候你必须要迎合商业社会。互联网首先是一个媒体，在互联网上开店，本质就是媒体营销。但这个媒体和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瞬间的交互，这个交互，就是优势。我2000年读了一本书，叫《网络价值》，副标题是‘客户制定市场规则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
陈年长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脸，其实他今年才37岁。但当我对他的年龄表示惊讶时，他纠正我说：“不是‘才37岁？ ’，而是‘都37岁了！’你知道吗？中国互联网业的生力军都是一些二十来岁的小孩。”
陈年停顿了一下，把他的深度近视眼镜往上推了推，“中国的互联网业，搏的不是现在，搏的是未来，因为谁都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市场存量很大。正因为如此，许多国际上的钱才纷纷涌进来，来帮助你建设。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国际资本进入，仅仅靠中国企业的自身投资，或者仅仅靠中国互联网业主管机构的能力，是无法把中国的互联网业往前推进的。我觉着，用别人的钱，把中国的互联网业建立起来，同时又能让中国各方面出现好的改观，这是百年难遇的事。 ”“和一些存款数额与我大致相等的人们坐下，我们会讨论10亿富翁们财富的来历，我们完全能够确认他们制造假账偷税漏税银行贷款印制盗版制造网络病毒的经历，我们只是有点酸葡萄一样地说他们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但日复一日，人家不但没有出事，而且更加风光无比，于是我们就开始自我怀疑了，最近一次讨论的结论是：出事的贪官并非因为贪污受贿，而是一不小心得罪了人；资金链断掉锒铛入狱的企业家不是因为行贿，而是因为一时小气行贿的面不够大；一切非法致富的人是正常人，不会非法致富的人才是变态 ……”──摘自陈年新著《归去来》
陈年过去的经历，可谓“读书、评书、卖书、写书”，似乎都与书有关，但在这期间，他已完成了从文人到商人的转变。最近这一年，他做“我有网 ”，似乎与书籍或文化的距离更遥远了，但他血液中的文人气质却难以改变，说起话来，即使是谈商业、谈经营，也充满哲理。例如，他这样对我分析九十年代“ 圈地热”中发迹的企业家与21世纪互联网企业家的异同──
“首先，互联网业的成长不是借助于银行贷款，不是借助于关系，而是借助于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的来源和规则非常干净和健康，它没有财富的原罪。
“昨天，我还与一位自由主义学者聊天，我说，最根本的自由是契约自由。我跟他讲了我自己的例子：我在2001年的时候完全有一个机会把我在卓越网收入的收获变大，但当时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契约， 2004年9月8 日，当卓越网正式出售给亚马逊时，我发现那是一个那么好的契约，就接受了。其实，我 2001年没有接受那份契约，我因此损失了一千万元人民币，但这个损失不是外力强加给我的，而是我个人的选择，我心甘情愿；如果当时我签署了那份协议，也不会有外力让我得不到那一千万元。所以，这一代企业家和经理人所收获的东西，是在严格和健康的契约的保护下来呈现的。“我做卓越网六年，我没有贷过银行一分钱，我没有请过别人吃饭，我也没有给政府机关送礼。所以说，互联网出现以来的这一代中国IT企业家，我觉得还是健康的，这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环境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大家会越来越明白：这个游戏还真是不错啊！这个变化太大了。过去，我会羡慕一个做房地产的商人，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他可能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因为他那个规则是不透明的，而他有可能把你的钱、我的钱从银行里拿过去，然后倒腾一空，那个做法太恶心了，太不对了，我不愿意做那样的人。
“我觉得，这两类企业家区别太大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两代企业家，而是两个类型的企业家。靠风险投资创业的中国新型企业家，商业运作都是健康、透明的，我后来慢慢地知道，美国的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运作的，也许很多的风险投资，十个million、二十个 million、甚至一百个million，放进来，都像打水漂一样，白扔了，但大家认了。最重要的是，这些钱不是从人民那里盘剥过来的。从银行贷款，是盘剥人民的钱。那些通过关系从银行套钱的企业家，我打心眼里看不上，因为我搞不清他们的财富来源和致富规则，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算好。但在互联网做，我就知道如何做才算好：只要你把你的服务、你的人气、你的page view、你的流程做好，然后，如果你的revenue高、你的margin高，你值得的价钱就高。 ”陈年侃侃而谈，不时还夹杂着一些英文词，似乎停不下来，一直到我打断他： “随着你说的那类新型企业家的增多，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中国未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是不是也会产生相应的积极变化？”
出乎我意料，陈年一改刚才的乐观口气： “我曾经一度认为，财富可以改变社会，但有一天我终于想清楚了，规则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影响规则吗？我们不能。我们的钱是怎么来的？我前面说了，是国际资本的运作规则带来的，但我这些年来缴纳的几百万元的税，我却无法过问其去向。如果我有选择，我会把这些钱用于在农村建几所小学，但我根本无法决定这些钱的用途，因为作为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我又受制于中国国内的税务规则。 ”
“但一旦像你这样的纳税人多了起来，占了社会的主体，也许中国的税务部门就会觉得有必要向你们交待税款的用途。 ”我说。
“对！对！” 陈年又恢复了乐观的神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确实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8-07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八十年代仅仅是序曲，九十年代则正式揭开大幕。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他们通常都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有人认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思想独立，那么，他们又在九十年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 但九十年代又是一个喧嚣浮躁、光怪陆离、让人难以参透的年代。大概因为与今天距离太近，所以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 ”。我想，与其妄下结论，不如听听过来人的“原生态”自述，也许更有意义。这次我去中国采访，便亲耳聆听了不少九十年代“圈地热”参与者的个人故事，作家王刚便是其中之一。王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新疆石河子市，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及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发表小说《冰凉的阳光》，之后又发表小说《博格达童话》、《红手》、《秋天的男人》、《遥远的阳光》等，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青年小说家之一。
但整个九十年代，王刚像那时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下海经商，在商海中浮沉了整整10年。其间，他也曾短暂地爬上岸，重操旧业，担任过电影《甲方乙方》的编剧，并在1996年写了长篇小说《月亮背面》，但时间都不长，很快他又重新潜入商海。
王刚重新恢复文人身份，是进入21世纪的事儿。他的最新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和改编的电影剧本《天下无贼》。
（王刚居住在北京南城的一个 “中产”小区之内。采访他的那天，天气奇热，我向他要了一摞纸巾，不住地揩汗，但王刚却神闲气定，对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段传奇般的从商经历，娓娓道来 ……）
我个人买第一套房子，是1992年，在大兴县，带车库，格局非常好。当时大兴的房子很贵，3200元一平米，整套房子总共价值40多万元人民币。
在92年能花40多万元买下一套商品房的人，不多。即使是今天，靠写字儿维生的人，想在北京买套房子，也不容易。
上研究生之前，我写了很多小说，上研究生之后，我就坚决不再写小说了。我当时户口不在北京，90年毕业，但因为前不久发生了六四事件，也没有什么用人单位愿意要刚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六四前，我们对政治、文化都还抱着希望，但六四后，我们觉着，政治、文化都没有什么意思。
当时，外地人在北京，没有户口，连猪狗都不如，人们看着你，也把你当牲畜一样对待。有时，夜晚寒风刺骨，我骑着自行车，看着北京的那些楼群，到处都是那种不灭的灯光，想到灯光背后的温暖生活，再联想起自己的处境，当时我恨不得把所有的大楼都给炸了，让所有的那些人都像我一样挨饿、受冻，我才痛快。我恨死他们这些人了，也恨中国的户口制度，也恨政治，也恨文化。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开始参与一些商业活动，从开始搞电视专题片，到后来当电视专题制片人，以后又加盟一家公司，做地产、做金融等乱七八糟的事，要不，我怎么能够在 92年买房。90年毕业，92年买房，这在当时很不容易，短短的两年时间，当许多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的情况就有了转机。那个年代，私人买房还是很希奇的一件事。赚到这些钱，主要是做电视专题片。那是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对到下边企业拉赞助是一个非常好的幌子。这边你联合着一些电视台，那边你联系着一批在电视专题片领域的人才。应该说，在1990年，即硕士论文还没有答辩的时候，我就加盟了一个公司，叫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亚视中心），这家公司的人，全都是一批鱼龙混杂的人，他们有十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是读书人、正在为男人女人的关系而探讨的时候，当我们正在对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似懂非懂的时候，他们一天到晚想的却是：怎么样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搞到自己口袋中来。
由于我的文笔在亚视中心的这批人看来还不错，所以，他们就让我当他们正在搞的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总撰稿人。这样，我就给他们写，他们就给我在五星级宾馆包了一个房间。你想，像我们这样的穷读书人，怎么能够住进五星级宾馆啊？但那就住进去了，而且一呆，就是三个月呀、半年呀，吃饭也是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
但我发现，他们这些人，思想也不如我，口才也不如我，从方方面面来讲，他们也并没有比我强到哪里去，我当时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不就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外面把钱说回来吗？当时，这家公司的政策是，你说回来的钱，还是归公司，但可以给你留10%到20%的提成。我们公司的这个头儿，以后叫老板，他还是很讲信用的。当时我们拍的一个片子，叫《民魂》，到企业时，我们就说得非常好听：什么中华民族呀，什么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呀，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内在素质的伟大呀，而你们这个企业就是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代表，你们有这么好的效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够出像你们这么了不起的企业家等等。咱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说动他们，企业家当然高兴了，在电视台上播，他们花着国家的钱，却宣传了自己。我还会对这些企业家说，其实这倒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视片，起码作为你个人来说也可以传世，你有可能以后不做这个事情，但你的后代看到这部片子时，他们会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很多企业家都被我说动了。我就那样，光拿提成，就拿了很多钱，但我又觉着不够，光拿提成没意思。我后来到电影学院，承包了一个部门，我自己当老板，让别人按照我过去的方式去企业拉赞助。
我当时做这种事非常成功。当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之后，我搞了一部专题片《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到后来，我又把题目改成《小平，你好》。在我的身边有一帮博士，他们都发疯了，他们以为给我写东西，他们也能发财，他们看到我那时穿着皮尔卡丹的西装，出来进去，很是羡慕。但他们都想错了。你要是不干老板这个行当，你就永远不会发财。比如说，老板赚了100万块钱，他只给手下100人发一万块钱，自己留下99万；如果他挣了一万块钱，他只给手下的100人分一千块钱，他自己留九千。
（跨入九十年代，改革步子加大，很多对工作不满意的大学毕业生，都纷纷跳槽到沿海碰运气。当时流行一句话： “社会主义墙角大家挖，不挖白不挖！ ”人们失去了理想，一头扎进了淘金大军，有的成功了，有的成功后又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 “天之骄子”还原为俗人一个。─ ─摘自读者GRACE的来信）当我自己买了房，我又对当电视制片人的这个行当不看好了，因为当时的电视摄制组像蝗虫一样，去中国各地的企业跑。我比较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的生意。那时，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搞广告公司。但那时我心中，文化人的那个角色又开始起作用了。我在做那些事时，我内心是痛苦的，其实我对所谓的伟大时代，内心是有我自己的看法的，我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有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尽管我讨厌六四的革命者。我认为，中国社会不能靠革命的方法来让它做出改变，只有经济的发展和金钱，才能让中国走向进步，说得极端一点儿，只有金钱，因为伴随着生钱的过程中，所有东西都会逐步形成，用不着其他人那么着急。
但在我挣到一些钱以后，内心中读书人那种希望逍遥一些、不要每天都在风口浪尖上的感觉，又在起作用，所以，1993年，我又回到了书斋，忽然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你也买房子了，一般的生活也可以，北京当时的生活比现在还便宜。
但我离开的那家公司（即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的老板又来找我，他说，王刚，你还是回来吧，你走了以后，别的不说，我特别缺少一个每天能像朋友一样跟我聊天的人，更何况你还能做不少的事情。当时他要搞电视剧，他说，你来，给我当总编辑吧。这样，我就又回到了这家公司。紧接着，这个公司就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他们不光是做文化，拍电视剧，那是幌子。特别是当他们搞了《民魂》以后，有了很大的积累。老板他自己一分钱没有都可以，但每一分钱他都要用到事业发展中去，他是一个很有商业眼光的人。而且他跟我说，今后他一定要在中央电视台对面，搞一栋跟中央电视台一样高的楼，到那时，我们在这栋楼的顶层，看着中央电视台，我们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受欺负。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我也相信他说的，尽管他的出身是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初在部队文工团打快板，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头脑、心胸宽广、而且很有思想、很有智慧的人，我愿意跟着他干。这样，我就回去了。
一回去以后呢，我就开始跟银行打交道，我们后来搞到了土地，搞到土地以后，我们就开始搞电视城，这就需要贷新的款，还旧的款。以后这个企业发展得很快，在北京买了两个酒店，一个是金朗酒店，另一个是在西客站南广场的亚视大厦，现在已经不叫亚视大厦了，已经改名了，但西客站南广场的确就在中央电视台旁边。
这样的过程大概是从93、94年一直到2000 年。2000年，我就坚决地从这个公司中撤离出来了。后来，2001年，我们老板因涉嫌诈骗被抓进监狱，公司也因资不抵债而倒闭。
（我打断了王刚的回忆，好奇地问：“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
王刚说：“他叫靳树增，曾经是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家。你要是有时间，网上google一下，就能查出许多关于他的条目。 ”
回到英国后，我在网上 google了一下，吓了一跳──2003年9月《北京晚报》刊登的一篇报道称：“以创作《一九九七，我的爱》和《相约九八》名动一时的原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靳树增因金融凭证诈骗3000万元，9月10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它许多传媒也刊登了“靳树增从一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人到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总裁，荣登《东方之子》节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再到沦为阶下囚”的传奇故事。）在2000年之前，大概是1996年，我有一次跟老板谈，我说，老做这些事，我很烦。其实，那时我身上那种文化的东西又起作用了，我心想，挣上一些钱，也不是很多，但和一般人相比，确实是不少了，我干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还是要写小说啊。
所以，1996年时，我做了一笔证券生意，很成功，老板对我说，你可以休息上一段时间。我说，这样吧，我想回家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上班。他说，写长篇小说，扯什么淡！那个东西能值什么钱！你现在比写十部长篇小说都强，那种东西都是下三烂干的事情，你怎么能干那种事？我说，我喜欢写小说。他说，你要想靠文化出名，现在大哥给你投资一部电视剧，你也别当编剧，你就当导演，看哪个女演员好，你就把她搞了，你把她搞了，她才能当主角，她不让你搞，你就不让她当主角！大哥给你说这话，投资不就是几百万吗，但你不能给我回家。可我说，我还是要回家写小说。
就这样，我回家写了一部小说，叫《月亮背面》，实际上写的就是地产、金融、文化等等，在九十年代圈地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所受到的那种煎熬以及他们的那种发疯的状态。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后不久，很快受到了批判，被限制发行，当时，小摊上有盗版的书，但正版书没有。不过，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隔八年，又再版了这本书，这次没有任何限制，书卖得很好。《月亮背面》出版后，因为受到批判，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又回到公司上班，直到公司因资不抵债而垮台。
说到垮台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做的很多投资都是失败的投资，比如说，我们买的酒店，酒店经营再好，但你是靠高利贷买的，再加上酒店经营本身的潮起潮落；另外，我们买的写字楼，由于国家很多政策的限制，使得写字楼的经营始终有很大的困难，比如，我们买的现成的楼吧，原来它的土地的资产界定究竟归谁就不是特别清楚，当然，还有很多其它问题，我们老板本身就有他的问题，所以，到最后，他卷入了一宗诈骗案。1996年，我曾与老板谈过一次，我说，我们不能老是那么狼狈地，总是新借一笔钱，去偿还旧的贷款。
我在1996年写了《月亮背面》以后，虽然在公司中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但我与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有些恍惚。尽管我是公司副总，我和老板的关系也始终很好，但他们的许多事情我就不太参与了。
那时，看起来，我们可能过的就是真正的 “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长年住在酒店里：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包的16号楼，长年住在那里；金朗酒店就是我们自己的；还有新世纪饭店。像钓鱼台国宾馆，我们想住的话随时就可以去住，因为我们在那里租了一栋楼，老板也很愿意我去住，陪他聊天。
我的老板号称有几十个亿的资产，算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大老板，但他每天晚上很孤独，他对女人的兴趣最多是半个小时，当把女人从床上赶下去之后，他只对思想、智慧的东西感兴趣。他很愿意和男人之间谈论政治、经济等话题，他十分关心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能使企业发展起来，并立于不败之地，他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话题。他完全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什么“纸醉金迷”呀、昏庸呀，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他谈论的话题都是极其“形而上”的。我们双方是很有感情的，去年，我去监狱看他，我们当时隔着窗户，拿着话筒，两人都在流泪，他跟我说，当时经商时读书读得很少，现在他在监狱里补课，读了很多书。我和我的老板不同，像我这样下海的文化人，游走于商界和书斋之间，始终介于又想发财、自己身上的那种文化的东西又在起作用的这样一种两难处境之间，所以我现在呢，我也没有完全进去，我也没有发大财，但是，我的生活始终过得优哉游哉，我有几套房子，小日子过得也很滋润。去年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英格力士》，写的是文革时期发生在新疆天山脚下的一个故事，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税后人民币100万元的收入，因为现在的小说，你还可以卖它的电视版权。但如果我没有一种很放松的心态和支撑这种心态的很滋润的小日子，我就写不出《英格力士》这本书来，这100万元的收入也就挣不出来。我在动笔写《英格力士》这本书的时候，谁能想到这本书后来在国内能这么火呢？人们都想写一个都市男女偷情的故事，认为这种题材的书才有商业价值，谁能想到一个发生在遥远的文革时期、遥远的天山脚下的故事能赚钱？
2000年以后，我从商海中彻底浮出，不再游走于商界和文化界之间了，安心地当我的文化人。但现在我并不是靠写字儿维生，而是靠过去的积蓄维生。如果没有九十年代那10年的财富积累，我今天也不能这么优哉游哉，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可能会为了生存、为了还按揭贷款，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句话，只有衣食无忧，我才更有可能进入到最佳的写作状态。
（采访结束时，我问王刚： “在你的所有作品中，你最满意哪几部？” 王刚想了想说：“《英格力士》和《月亮背面》。前者是写文革的，后者是写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变中国人心理的大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哪一个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更大，我说不清楚。圈地运动把我的老板也给圈了进去。在我看来，我的老板靳树增2001年被抓，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31采访完他，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说：“文章中凡是涉及我的地方，就不要用我的真名吧。”
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八十年代中，他在北京上大学，读的是计算机；八十年代末，他毕业后留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现在是一个小型网络公司的老板，但一直没离开过北京。谈起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区别，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八十年代，我，其实不光是我，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现在想想，是那么的不实际。”
回顾过去，他口气淡淡的，好像说的不是自己：“八十年代，至少是我们这些在北京上大学的人吧，关心政治：北京发生的几次学潮，我们都积极参与了；热衷文化：虽然我和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学理工的，但我们课余却读诗，读历史，读哲学，听文化讲座，吼崔健的歌……但随着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结束，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幻灭，有的人一走了之，漂洋留学或出国定居了，我也动过这个念头，也做过准备，但申请美国拒签，使我只好继续留在中国消沉。然后是92年邓小平南巡，原先消沉的人纷纷投入席卷中国的致富大潮，很多人发了起来，包括我。不少早先出国的人，新世纪开始后，又成为海龟，回国淘金来了，但他们很羡慕我们这些土鳖，赶上了九十年代最初的几波致富浪潮，淘到了第一桶金。”
他燃起一根烟：“现在，我觉得，能够真正让中国发生深刻转变的东西，除了钱、钱、钱，还是钱、钱、钱。”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又把还剩一大半的中华牌香烟使劲地捻灭：“不过，如今我每天累个臭死，偶尔闲下来回顾自己一生时，又觉得，最值得留恋的还是那个并不追求钱、钱、钱的八十年代。”
我觉得，中国中产阶级其实挺关心政治的。对政治冷漠与否，与其说与收入有关，不如说与地域有关，有些城市，像上海，它就是小资，就是不愿意管“闲事”，但在北京，就是出租车司机都要和你讨论政治局应该谁在那儿，谁不在那儿。
──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
“朦胧诗”、“皮包公司 ”、“霹雳舞”、“托福考试”、“走穴”、 “大哥大”……
坐在北京《乐》杂志“厂房” 的会客沙发上，我信手翻着最新一期北京版《TIME OUT》的内容。这本杂志把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散珠”，用 “八十年代的接头暗号”这根线串了起来。
说“厂房”，不说编辑部，是因为《乐》杂志编辑部位于北京东郊一个废弃的工厂──798工厂的厂区内，所有的采编人员，包括主编洪晃，都在一个原来的大厂房之内办公。
终于，洪晃让一位年轻的秘书，把闲翻杂志的我传到了她的“隔间”。
说“隔间”，不说办公室，是因为洪晃办公的地方并非自成一体的全封闭房间，也在厂房之内，仅仅比手下采编人员办公的地方高半层，用半封闭的玻璃挡板相隔，估计是由过去的厂房调度室改建的。用洪晃本人的话说，如此设计，一是“容易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二是“便于沟通和管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过的另类编辑部。不过，据说这个原798工厂的厂区，如今已经被画家、诗人、作家、记者等“艺术流浪汉”、“精神贵族 ”、“文化无产者”和 “文化中产人士”开发成了一个不分阶级的工作、生活两用混居小区。
最近，北京忽然流行起“八十年代热 ”来：一本名为《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卖得挺火；学术界或朋友圈聚会，也离不开“八十年代”这个话题；网上也开始盛行传贴八十年代的老照片 ……不知是不是与这种基本上属于民间的怀旧热相呼应，《乐》杂志也在今年五月号的北京版推出了“回首八十年代 ”专辑。
谈到推出这一专辑的构想，身穿深蓝蜡染旗袍的洪晃说：“其实，《乐》杂志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而谈到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崛起，谈到他们的梦想、抱负，就不能不涉及与他们青春时代或少年时代如影相随的八十年代。”洪晃本人的八十年代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插度过的，所以她特别爱谈中西对比： “中国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与西方相比的一大区别是，它是一个新的阶层，偏于年轻，你往下看，还能找到，但往上看，你很难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找到中产阶级，所以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中产阶级。具体来说，他们大多是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受到八十年代文化的很大影响。”
不过，我注意到，《乐》杂志同一期的上海版并没有“回首八十年代”专辑，问到如此安排的原因，洪晃回答说： “八十年代是与政治很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采访的八十年代风云人物，包括田壮壮、崔健，都是北京人，他们在上海没有什么影响，陈丹青虽然是上海人，但他很早就离开了上海，上海人也认为他是远离家乡的浪子。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就别八十年代了，因为他们对八十年代没有那么多回忆。”
“老中产阶级”指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和小业主，“新中产阶级” 指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几乎是接踵而至，时间间隔非常短，而“新中产阶级”的标准之一就是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
但我的一些上海同学，显然不同意洪晃的说法。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特别爱怀旧。过去，大学同学很少聚会，但过了40岁，老同学之间的聚会就越来越多：校庆大聚会、80级年级聚会、班级聚会、甚至还有寝室室友聚会……当然，聚在一起就是怀旧，怀念大学时光，怀念八十年代。”当年我们班级中的一位老大哥显然是喝多了，眼圈红红的。
老同学们听说我从英国来上海采访，又找到了一个聚会的借口：一位事业还算成功的同学作东，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高档餐馆包了一间房，请来了当年同一个班级的大多数上海同学，甚至几位外地同学闻讯后也专程赶来。众人杯盏交错，话旧言新，互抖馊事，猜拳骂娘，谈着谈着，又谈到了与我们大学时代同时开始的八十年代：喇叭裤、双卡录音机、食堂排队买饭的长龙、班级自己组织的舞会、外滩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里弄深处传来的邓丽君歌曲……他们对八十年代有着太多的回忆，虽然他们的八十年代与北京人的八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北京风起云涌的一些事件，如西单民主墙、星星画展、校园竞选等，也曾波及到上海的校园，但论及影响的深刻和细微，显然都不及邓丽君的歌。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刚到上海校园时，我在寝室里第一次听到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播放的邓丽君那首《逍遥自在》，所带给我的那种震撼：原来歌是可以这样唱的！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过的！
要知道，那是1980年，距离文革时代政治至上的禁欲生活尚不太远。所以，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力最大、最彻底。从此，作为与北京大学生不同的一个群体，上海大学生也以独特的方式，唱着自己的人生之歌，过着自己的“小资”生活，从八十年代走入九十年代，再迈入新的世纪。
那天聚会的同学，上大学前家庭背景各异，毕业后职业去向也不同：有教书的，也有经商的，有当法官、检察官的，也有当律师的，但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应该算是本行业内的中坚、骨干。作为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二届政法学院学生，他们通过那个年代低录取、不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包分配、高就位的毕业分配机制，几乎是“长驱直入 ”地进入了中国“新中产阶级 ”的行列，难怪他们那么怀念那个给了他们“第一推动力”的八十年代。
一代人共同的基因密码……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我们一直以为活的是未来，其实拥有的只有回忆 ……
──摘自搜狐网“我们生于八十年代 ”专辑前言
李岷和洪晃一样编杂志，但她担任执行总编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却选择了北京亚运村附近一栋标准的写字楼作办公室。
我们在楼下的“随想咖啡厅 ”，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想 ”式地聊着。
“我们最新一期杂志，推出了一套关于八十年代的专辑。送给你一本吧。” 李岷说。
就连《中国企业家》杂志都在追热门，赶时髦。我想。
晚上回到酒店，一时睡不着觉，随手抄起李岷送我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却吃了一惊：他们专辑的题目不是“回首八十年代”，而是“生于八十年代 ”。
专辑介绍了一批二十来岁的CEO：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25岁）、PCPOP首席执行官李想（25岁）、163888翻唱网首席执行官郑立（24岁）、MaJoy总裁茅侃侃（23岁） ……与周晓虹教授开出的 “新中产阶级”教育标准相悖，这批“新新中产” CEO，许多人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例如，“ 亿万身家”的李想高中毕业后便开始创业；“混世魔娃”茅侃侃只有初中文凭……但曾任雅虎中国区总裁的周鸿炜说，作为一个集体，这批人是下一个 5年到10年中国互联网业的主力军。
我这次在中国采访中产阶级，许多被采访对象都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八十年代：他们或是把八十年代与他们的青春时代、大学时代纠缠在一起，或是把他们的少年、童年时光与八十年代交织在一起，但“生于八十年代 ”，这样的联系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1982年出生的重庆人郑立20岁创业，他以 2000块钱投资成立的163888重庆翻唱网如今拥有300多万注册会员、几百万翻唱和原创歌曲上传量，占有中国网络音乐总量的70%，该网首发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已成为缠绕在“八十年代生人”口头和心头的一首热曲。
我还记得在美国有两次朋友聚会，北岛喝得差不多了就唱《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还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我还以为北岛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他喝酒了，在抒发真的情绪，但是得唱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歌才抒得出来。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作家阿城描述诗人北岛，摘自《八十年代访谈录》今年春节，伦敦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举行春节茶欢会，我也去了。会上，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边吃着瓜子，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台上的业余演出。
演出者都是这些旅英华人及其第二代 “黄皮白心”的“香蕉 ”华人。但也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 “黄皮黄心”的地道中国客人，作为特约嘉宾上台演唱。他们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概都有50多岁了吧，正在伦敦参加一个短期管理培训班。这一次，他们身穿同色、同款、同制式的黑色西装，唱起了中国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插曲《一条大河》，双腮鼓动着，双肩耸动着，唱得颇为动情。
不久，我右边一位30多岁的英籍华裔女子撇了撇嘴，低声说：“不看看都什么年代了，也不看看在什么地点！二十一世纪，在伦敦，听到这种革命歌曲，感觉特别滑稽。 ”
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我左边一位50多岁的华裔男子产生类似的滑稽感觉，他一边往嘴里扔着花生豆，一边同样动情地低声附唱着：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据说，在中国，唱卡拉OK时，不用看人，只要听其点唱的歌，就能猜出点歌者的年龄、甚至地域：五十来岁的人爱唱《一条大河》；四十来岁的人中，北京人爱唱崔健，上海人爱唱邓丽君（不分男女）；三十来岁的人爱唱王菲、周杰伦，二十来岁的人爱唱《老鼠爱大米》。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歌曲──能够酣畅淋漓地抒发每一代人成长时期情感模式的歌，用“我们生于八十年代”专辑前言的话说，就是那种音符和旋律中隐藏着 “一代人共同的基因密码”的 “密码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24“浦江两岸说英语，内环线内说普通话，内环线外说上海话。”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内，朱学勤教授对我转述了这么一段上海“ 新民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半叶，我曾在上海读过书。那时的上海，是上海话的一统天下，外地学生上街购物，经常因讲普通话而遭到上海本地售货员的白眼和歧视。那时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很少，即使在上海读书、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上没有留在上海就业的机会。
但这次我去上海采访时发现，从高级写字楼的白领职员，到茶楼酒肆的侍者，都不乏讲普通话或带其它地区口音的外地人，即使是 “正宗”的上海人，也都会 “泚泚”地跟你讲上几句上海味儿的普通话。
这一看似细微、实则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白领移民
在接受我采访时，朱学勤教授不断提到两个词：“移民”与“中产阶级”。
与上海大学恢宏、气魄的新校园相比，朱学勤的办公室则要显得简朴、狭促得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言谈和思绪的“天马行空” ──
“上海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再造过程，与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海的户籍封闭制度，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1992 年，壁垒森严，妨碍了外来移民的进入，也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个情况一直到92年浦东改革开放以后，给打破掉了。短短十几年，已经开始改变上海的社会结构版图。从那首新民谣来看，新移民打造上海的城市中间阶层、取代过去的老市民，这一过程有多么迅速。”
上海市海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波，就得益于伴随着92年浦东开发而来的上海户籍制度的松动。
田波今年刚满30周岁，戴着眼镜的圆脸，仍然透着一些孩子气，但他已经是一位年均收入50万元以上的成功律师。他笑着对我说，相对于49年前来自江浙一带的老移民，他应该算是上海的“新移民”：他来自山东沿海一个小镇，父亲是渔民，母亲在镇农行工作，高考时，他考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 1998年大学本科毕业，正好赶上上海户籍制度相对宽松之时，就留在了上海。
不过，在田波看来，上海这些年来针对外地大学毕业生留沪的政策，也有着时松时紧的变化──
“我毕业那一年，外地学生留上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时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例如，如果是复旦、交大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那么，15%的外地学生可以留沪；如果你曾获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也可以留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大概两、三年以后吧，政策一下子就放开了：只要你是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有用人单位接收，你就可以留在上海。那时，全国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来到上海求职，包括我的几个高中同学。我有一位在兰州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外地工作多年的高中同学，也在那时跑到上海来，寻求发展。但最近两年政策稍微又紧了一些，外地人在上海工作，大学本科毕业已经不够了，要至少是硕士毕业。”尽管由于8年的律师职业训练和12年的上海生活，田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学会了上海话，但如果仔细辨析，你还是能够听出一丝山东口音来：“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外地学生，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更没有家庭靠山，我们择业，通常不会去公检法，而可能更多地选择当律师，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需要更多地靠自己的努力，去开拓市场，开辟客源，建立信誉。其实，上海许多做得好的律师，都是外地人，包括不少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名律师。”
史春也是上海的“新移民”，但准确地说，他应该是两次“移民 ”上海。
我最初认识史春，其实是在英国首都伦敦。那天晚上，我下夜班赶乘火车，看到前排坐着一位华人，正埋头阅读当天的《金融时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把我下班前拿到的第二天的《金融时报》递给他。我们聊了起来。他是江苏人，1995年考上上海同济大学，2000年毕业，正赶上上海为吸引人才而放宽户口政策之时，他便把求职目标锁定在上海，并顺利考入了英国渣打银行设在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后来，他又被派往渣打银行英国总部工作。在伦敦，他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在城市大学攻读EMBA学位。
我们因此成了朋友。今年年初，我再次见到他时，出乎我意料，他告诉我，他辞去了英国的工作，决定重回中国上海发展。
我这次到上海采访时，又遇到了史春。当时他正在找工作。不像第一次求职，这一次，他不仅是二进上海的外地“移民 ”，而且是“海归”：既有在中国外资银行的工作经历，又有在西方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一个洋学位，他信心十足，打算在几个潜在雇主中好好“挑一挑 ”。
生逢其时
在当代上海无数的白领新移民中，田波和史春的故事颇有代表性。用朱学勤的话说， “1992年以后许多来上海淘金的年轻人，包括留在上海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构成了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的主体。”
这些白领移民与上海老市民相比，一是年轻，二是文化程度高，三是有国际视野，四是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再加上他们赶上了中国第二波改革开放这一千载难逢之机，他们很快成为上海金融业、法律业、信息产业等新兴行业的精英，成为上海经济复兴大潮的弄潮儿。
“今天你到上海浦江两岸的写字楼看看，确实大部分人是外地人。” 朱学勤感叹说。
朱学勤本人是上海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移民”：他中学毕业就离开了上海，随后的下乡当农民、进厂当工人、入校读研究生，都在外地，辗转15年后，他才重新“移民”上海。
上海最初是个小渔村，是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但后来的居民迁徙状况，却如一位上海记者所概括：49年前，有进有出；49年至92年，只出不进；92年至今，只进不出。
其实，上海的新移民史，也是北京、广州、深圳等中国“先富起来”的大、中城市的故事。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当代的移民城市。如果说上海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开放潮 “冲积”而成，那么，深圳就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二波开放潮“冲积” 而成。深圳居民的主体不说当地方言，而说带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因为他们都是第二波开放潮从全国各地“冲”到此地的，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他们只能说普通话。1949年时，北京据说只有100万居民，如今的1000多万居民，自然也是被50多年来一波一波的外来人口进京潮“裹挟”而来的。但无人否认，规模最大的进京潮，仍要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毕业生进京潮、民工潮、外地人进京经商、求职、“撞大运 ”等浪潮。各色人等涌入北京，甚至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北漂一族 ”，他们在“皇城根下”挣扎、奋斗、憧憬、渴望的故事，颇为类似19世纪法国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外省人闯巴黎、碰运气的故事。
广州本来不是移民城市，广州话难懂、难说、自成一体的排斥性，与广州相对封闭的历史互为因果，但改革开放后，广州也一直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者的“入侵 ”，如今，外来人说普通话，居然也可以在这个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畅行无阻。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频遭外地人“围攻”、并最终被“攻陷”的城市，恰恰是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就像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悉尼等新移民最多的都市，恰恰也是世界上最富经济活力的城市一样。父母在，亦远游
京沪穗深的移民故事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重庆，这个虽为“直辖”、但仍属 “西部”的并不富裕的城市，也充斥着外来移民。我这次去重庆采访的“ 中产者”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原籍并非重庆。
但参观了重庆的“湖广会馆” 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也并非四川，而通常认为最具“川味儿 ”的川菜、川酒和川剧，也并非四川原住民的特产。
一进“湖广会馆”，我就看到一个巨匾，上书五个大字：“湖广填四川”。大字之后的迂回蜿蜒的展览馆，则以陈列的丰富历史文物，详细描述了外省居民、尤其是湖广行省（即现今湖北、湖南两省）居民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四川的历史。
这里说的“大规模”非同小可。曾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历史上曾因战乱、灾荒和瘟疫而人口剧减。如今的四川居民，如果追溯祖籍来源，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外地人”。据考证，仅重庆地区的外来移民，比例就高达85% 以上。
其实，与俗话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 ”相悖，中国人是个热衷于移民的民族。闽粤居民下南洋、赴欧美的故事尽人皆知，暂且不表；即使是一般认为喜欢死守故土的北方人，虽然缺乏移民海外的传统，但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迁徙的故事，也绝对不乏其例，如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 “走西口”、乃至明代驻守 “天津卫”的官兵多为安徽人、导致天津话与附近河北方言迥异的传奇，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记忆之中。
移民现象亦非炎黄子孙或农业民族的专利，游牧民族，逐草而居；渔耕岛民，乘舟漂洋……种种迁徙与飘游，自古有之，本不足为奇，但传统移民与现代移民、蓝领移民和白领移民，显然有很大区别：农业社会的出现，也许以随草而迁的牧民最终定居一方土地作为标志；工业社会的出现，也许由固守土地的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工厂而揭开序幕，但中产阶级的崛起，却是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之后，又一波都市人白领化、知识化大潮的产物，至少要以高等教育的普及作为前提。例如，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在时间上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想必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最新一波现代化进程的特异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知识经济化三股浪潮几乎同时在神州大地汹涌澎湃，交相激荡；你在城乡之间、东西之间、甚至大小城市之间几乎纯属单向的匆匆脚步声中，既能听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布鞋声，也能听到频繁跳槽的白领“中产”的皮鞋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17（场景一：上海外滩曼哈顿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阶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阶级话题？ ”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 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阶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 “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 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 ”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 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 “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 “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阶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阶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阶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刚呷了一口茶， “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酒店，跑到我们家住，但也敢自称中产阶级。”）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 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 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 “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 “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 ’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 “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 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场景三：重庆希尔顿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乡镇企业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间，探讨中产阶级话题；在重庆，却有一批人主动来到我的酒店房间，讨论同一话题。这批人包括都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公司白领职员、大学管理人员和新闻从业人员。
“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收入的确很高，但她们肯定不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笑着说。
她用一种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够仅仅用收入来界定 “中产阶级”吗？
“我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调节器，它能调节一个国家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富、贵、雅三个标准的一个平衡。” 重庆团队培训公司总经理王又勇如是说。）
也许王又勇的“富、贵、雅” 三标准过于抽象，而专门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则给出了更为具体、严谨的三标准：收入、职业和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在接受我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周晓虹领导的课题组根据这三项标准，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的 3038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五大城市中产阶级占人口11.9%的结论。学者张宛丽则提出了更为细密的标准。张宛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在接受我采访时，她特意强调说，她在自己的学术文章中不用“中产阶级”这个词，而用 “中间阶层”这个词。
“人们通常认为，只要有车有房，就属于中产了，”张宛丽笑着说，“ 其实，这是对中间阶层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和误读。”
张宛丽提出了研究“中间阶层 ”的七项指标：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场景四：还是重庆希尔顿酒店。
李潇潇最后一个走进我的房间，她自报家门：“我不是中产。” 但张灵灵补充说：“她是中产的后代。 ”
整个一个晚上的讨论过程中，20 岁左右的李潇潇一言未发。待众人欲起身告辞时，我忽然想到她：“你能不能也说几句？”
李潇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们讨论这标准、那标准的，有什么意义嘛？为什么要在人群中划分阶级呢？ ”
我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是啊，中国走出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已经30年了，难怪文革结束后出生的李潇潇、张潇潇们听到这个词，感到这么刺耳。）
不过，张宛丽认为，今天划分“阶层 ”（她坚持不用“阶级”这个词），与30年前划分“阶级”，目的、功用和标准完全不同；今天在中国研究 “中间阶层”，意义更是特别重大。
“中间阶层之所以在西方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热门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阶层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同样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社科院大楼内，张宛丽对我说。
在张宛丽看来，中间阶层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它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具有一种缓冲的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功能尤显重要：“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 ’──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回到英国后，我又采访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伟博士。他认为，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张伟说，中国当前出现的为了投资而进行的投资，是很危险的，而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海外倾销，也会引起国际反弹，都不是可持续性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只有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发展的怪圈，才能真正扩大内需。
张伟指出，凡是中产阶级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但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认为，中国能够逃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迅速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把一度贫穷但相对平等的中国社会改造成为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在不断加剧贫富分化，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核心。然而，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将避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哑铃经济’：庞大的穷人阶层、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和人数同样稀少的中产阶层。甚至就在极贫与极富之间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之际，中国城市所有阶层的收入仍将全线上升。”
这种预测究竟是麦肯锡公司的一厢情愿呢，还是最终会变为中国的现实？
我们……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11上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 “中产阶级” 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 呢？
今年5月，我去中国跑了一个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但一个月下来，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 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我甚至发现，这次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 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 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这次中国之行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 ”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 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 “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中层意识”占主流？
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 ”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 “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 “中层” 与“中产” 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 ’，但并不认同‘中产’， ” 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 ‘中产’，他就跟你急！ ”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 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 ”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 ”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 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 ”，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 “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 ”，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 ”，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 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 ”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 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 ”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 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 “ 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 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 ” 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 ‘产’ 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 ‘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
但“中产” 与“中间 ”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又是一个“巧得很”：5月26 日，也就是在我结束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 “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 “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 “提低，扩中，调高 ”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
当然，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 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