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华海集团电话: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厘清谬误，让现实运行的经济规律在你的面前从未如此清晰。　　
　　一、经济危机来袭
　　二、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
　　三、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生产？
　　四、对比消费和生产
　　五、消费和储蓄
　　六、生产结构　　
　　待续　　
一、经济危机来袭　　
　　2008年下半年开始，首先从美国开始，经济危机突然来袭，并很快席卷全球。最初是次贷危机，然后扩大为金融危机。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金融机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垮台。美国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如AIG、花旗银行、房利美和房的美也纷纷告急。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的核心部分。当金融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时，经济体的其他部分也必然受到影响。果然，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经济的许多部分都受到了打击，陷入困境。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当美国经济遭遇困境时，整体世界经济也就必然随之进入危机状态。于是，进入2009年以后，世界遇到了又一次经济危机。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这种突然来袭的经济危机，人类并不陌生。这可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不但不是新生事物，实际上，近两三百年以来，也就是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建立以来，人类一直在面对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十九世纪的周期差不多是每十年一次，二十世纪差不多是七八年一次。最近的经济危机周期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　　
　　但大多数人对经济危机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比以往经济危机严重得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不但是经济危机，还变成了政治、社会危机和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二战后，经济学家宣称，他们已经通过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学到了足够的知识，找到了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他们已经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经济体系将从此平稳运转，不再遭受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但他们的预言很快破产，1957-1958年就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1969年又出现了一次经济衰退。1973年则爆发了严重的石油经济危机。1979年再次爆发经济危机。1980年代前半期出现债务危机，1990-1992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在整个1990年代都陷入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接下来就是这次2008年经济危机。　　
　　看起来，每次危机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有的是石油引发的，有的是债务危机，有的和新技术相关，比如2000年的那一次，有的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相关，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这些各不相同的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同时，观察这些经济危机，包括19世纪以来的经济危机，会发现许多共同之处。　　
　　这些共同之处是什么呢？　　
二、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　　
　　观察这些经济危机，会发现以下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容易解释，很奇怪：　　
　　一）突然爆发：危机爆发前，一切都很好，商业很景气，没有什么重大的不良迹象，一片繁荣，但突然之间爆发危机。本次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连续高速增长。19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非常繁荣。同样，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整个192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危机的这种突然爆发甚至可以是戏剧性的，比如以某一天作为分界线，前后就是两个世界。股市暴跌，整个市场突然出现大量的不协调，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即使不是这么戏剧性，经济危机也都是突然爆发，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除了少数学者和分析师以外，其他人都不能预测。　　
　　二）一连串的商业错误：许多企业都发现，此前的投资决策是错误的，扩大的生产规模，发放的贷款，在股市的投资，都是错误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也会犯错，甚至会大量犯错，但正确和错误的数量对比不重要。整个市场中，也许只有一个企业家做对了，比如PC的操作系统，几乎只有微软一家取得了市场成功，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消失了。但这绝不意味着IT市场的失败和危机。可见，大量的错误并不见得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某个企业家犯错，必然意味着其他企业家做对了。没有对，也就无所谓错。企业家犯错意味着失去了消费者，那么，失去的消费者去往哪里了呢？去往决策正确的企业家那里。因此，非危机市场中，企业家总是对错互现的，而经济危机的特点则是企业的错误行为不但大量，而且并不伴有其他企业的正确行为。大家集体犯错。结果则是，整个市场体系变得萧条。绝大多数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法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三）生产资料的价格大幅震荡：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期，原材料、能源、股市、房地产的价格大幅上涨，但同期日常消费品并没有发生大幅涨价，甚至没有涨价。经济危机到来以后，生产资料的价格则大幅下降，和先前的大幅上涨恰成对称状态。2008年这种现象非常明显。上半年，石油、铁粉、股市的价格先是大幅、甚至急剧上涨，然后下半年价格大幅下降，几个月之内，这些物资的价格像在坐过山车，但同期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不大。这种价格变化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会不一致？　　
　　四）货币数量随周期发生相应变化。准确统计货币数量并不容易，虽然如此，仍然可以明显看出，危机之前的景气时期，货币数量增加；危机中，货币数量减少。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源于流动性不足，这种说法虽然不对，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察也证明了在危机中确实出现货币数量减少的现象。　　
　　五）周期性，如前所述，差不多每十年、七八年一次。因此，经济学家用商业周期这个概念来指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尤其令人费解。如果经济危机是人们经营错误的结果，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不能在经历几次危机以后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呢？要知道，会学习，恰恰是人类最大的优势。可人类经历了好几百年的经济危机，至今还没有学会避免犯错误，这到底是什么错误，那么难以避免？　　
　　当然，人类社会并不是仅仅有这种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政治动乱、人口变迁、资源枯竭等等都会带来经济衰退。但和商业周期不同，非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原因往往是外在的。这些外在因素虽然可能不可预测，但由此导致经济衰退却是可以预测的。地震无法预测，但一旦地震发生，必然导致经济受损，这是不问可知的。而且，这些经济衰退也不具有那些难以解释的特点。但商业周期并没有如地震那样明显的、外在的引发因素。商业周期的成因在经济体系的内部。只要这些内部原因在，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也不能避免商业周期的出现。　　
　　对商业周期原因的解释深深地埋在经济理论的深处。找出这种解释，需要借助货币理论、生产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多方面的经济学知识。人们只有进行努力的知识探索，竭力发挥理性思考的伟大力量，才能窥见其中的秘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经济学最深刻、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同时，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和公众之间、公众和政府之间、不同公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本系列谈将介绍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
三、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生产？　　
　　接下来就要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了。不过，在这里，我要暂停一下，先介绍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已经被弄得混乱不堪，于是，才会出现许多对商业周期的胡乱解释。如果这些基本理论不清楚，是不可能理解商业周期的，也无从分辨哪一种解释成立，哪一种解释不成立。　　
　　首先，让我谈谈消费和生产。　　
　　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危机归因于消费不足，认为提升消费才能恢复生产，缓解危机。这种说法很符合一般人的生活常识。这个常识是，如果没有消费，商业就无法存活。因此，如果商业出现问题，就要号召人们努力增加消费，这样，商业才能走出困境。　　
　　但这种常识其实是片面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要看看消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消费好象是消耗掉了什么东西。但如果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模糊之处。你吃掉了一个面包，面包消失了吗？既消失了也没有消失。说消失了是因为面包的确不存在了，但其实面包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只不过转化为你肚子里的半消化物。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不灭。没人能真正消灭哪怕一个原子。人们能做到的仅仅是把物质变为其他形式。消费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存在状态而已，比如，经过或长或短的消费之后，面包变成半消化物，汽油燃烧成其他化学物质，汽车变成一堆废铁，新房子变成旧房子。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消费确实没有消耗掉任何东西，但等等，消费确实是把什么东西消耗掉了，否则我们为什么要为这种转变过程付费呢？　　
　　这时，经济学知识就要出场了。经济学其实是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问。只有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消费到底消耗掉了什么东西。经济学指出，消费消耗掉了消费品中的“效用”。这个效用从物理学角度是不可理解的，是不存在的，只有从人的角度才能发现和理解。效用是主观的产物，是人类出于自身原因，对某种物品形成的主观性的需要。因为是主观性的，所以同一物品的效用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并没有所谓客观效用。同样一个面包，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对一个吃得饱饱的人来说，就没多大用处。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然界中可以发现许多具有效用的东西，但更多的具有效用的东西是人们特意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经过消费以后，原子分子并没有消失，但由于形态发生了变化，就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了，也就是效用消失了。墨水和纸张都是有用的，但通过写字，一部分墨水和纸张结合在了一起，写满字的纸如果不是名家手迹，就没什么用了，只能扔进垃圾桶。汽车是有用的，但报废的汽车就基本没用了，虽然零件可能一个也不少。也就是说，消费前后的差异就在于效用的有无。　　
　　那么生产呢？如果消费不能真正消耗什么东西，生产自然也不能真正创造什么东西了？正是如此。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产也不过是把东西的形态变来变去，不可能真正“造”出什么来。生产的所谓“创造”同样要从效用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生产，就是通过改变物质的形态和空间位置，以创造出新的效用。这个新的效用如果符合消费者的主观需要，消费者就会愿意花钱去买。如果不幸不符合消费者的主观需要，生产者就会卖不出去自己的产品。　　
　　由此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生产并不仅仅是指制造业和采矿业，所有有助于效用增加的行业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生产领域，因此，运输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应该都属于生产之列。矿工把煤块从矿井运到地面，和服务员把一盘菜从厨房端到餐桌，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在进行生产。工厂里的半成品，还不能算作生产完成。同样，海边刚捞上来的鱼虾同样也是半成品，虽然鱼虾本身以后不再发生变化，但只有把它们包装好，经过批发销售的各个环节，运到超市的冷柜里，摆在消费者面前，才算生产的最终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运输业、保险、检验等等都在发挥作用。商业组织起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金融提供资金支持，保险、检验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他们都是生产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发展生产也就绝不仅仅是发展制造业或者采矿业，也同样包括发展其他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生产”的行业。把握这一点对于后面研究商业周期的对策非常重要。　　
　　知道了消费和生产的本质，接下来就要把消费和生产对比起来看一下了。　　
四、对比消费和生产　　
　　现在把消费和生产对比起来看一下。　　
　　同样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双手套，既可以用于日常消费，也可以用来作为生产工具。在日常消费中，在生产中，手套的效用都会逐渐消失——逐渐破旧，最终变成废品。对消费来说，手套效用消失就消失了，换来的是消费者的主观满足。但对生产来说，虽然手套的效用消失了，但工人戴着这个手套进行了生产，结果是创造出了新的效用。　　
　　前面说了，效用来自于消费者的主观需要，消费者为了得到效用愿意付费，因此，也可以把效用理解为价值，或者理解为财富。那么，也就是说，消费和生产都消耗了财富，但后果不同。消费的后果是消费者主观的满足。而生产虽然也消耗了财富，但创造出了新财富。　　
　　在购买商品以前，消费者手中有钱，那是财富。商人手中有货，其中包含效用，也是财富。这是两部分财富。双方交换，商人得到了钱，这部分财富不变，只不过换了主人。消费者得到了货，然后消费者进行消费。货物的效用消失了，这部分财富消失了。可见，消费的结果是，财富总量减少了。而生产呢？生产将创造出新的财富，财富总量增加了。　　
　　也就是说，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生产才是有效的手段。消费的好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但绝不可认为消费会促进财富的增加。那是概念错误。　　
　　这种概念错误很常见，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这时，总有人鼓励大家消费，认为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意味着大家的财富都变少了。难道进一步减少财富就会摆脱经济危机？这不是胡说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胡说？这是因为，鼓励消费的人，只从正在努力销售的商人的角度看世界。因此，只看到商人手中的钱会因为其他人愿意消费而变多了，但没有看到货物的效用被消费掉了。他们只看到商人盈利以后会进行再生产，但却忘记了再生产是需要其他条件的。那是销售环节以外的另一件事。在消费本身这个环节里，财富一定是减少的。　　
　　现在我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　　
　　如果人人都只消费，而不生产，那么社会中存在的效用总量，或者说财富总量，势必越来越少，直到消耗殆尽。固然宇宙中一个原子都没有少，但人们已无法获得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这样的社会当然只有灭亡一途。　　
　　要想让财富越来越多，就必须确保生产大于消费。这个差额越大，社会积累的财富越多。　　
　　那么，是不是要求人们只生产、不消费呢？或者尽量多生产、少消费呢？当然不是。首先，“只生产、不消费”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消费是人们的自然需求，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世界上会有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之徒，但不会有不消费的人——人活着起码要吃要穿。不用担心人不消费。　　
　　其次，“多生产、少消费”如果是指人为压低消费水平，那是不应该的。实际上，计划经济就是在长期人为压低消费水平，结果就是人们不能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长期限于贫困之中。这也反过来让人们不再愿意去生产。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社会越来越穷。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这种状态必然伴随有强力压迫，否则就会很快瓦解。只要外来压迫放松或者去除，人们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消费需求。　　
　　消费是以消耗财富为代价获得自我满足，是人们的自利行为，是爱自己，而爱自己是无需他人鼓励的。这是人类的天性和自然而然的行为。实际上，人们的消费需求是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的。消费既不邪恶，也不正义。抨击消费、人为压制消费是错误的；同样，人为鼓励消费，认为消费不但有利于消费者，还会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则是荒谬的。消费只能减少财富。平时是如此，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如此。　　
　　要反对故意压制消费，但也要反对故意鼓励消费。要鼓励的永远是生产。稀缺的也永远是生产。值得担心的，不是消费的不足，而是生产的不足，或者生产的错误，或是造成生产错误的社会制度。　　
　　可是，消费不是会拉动生产、刺激生产吗？如果人们消费不多，都把钱攒下来，不去购买商品，生产怎么进行呢？　　
　　这就是下一节要分析的问题：消费和储蓄。　　
五、消费和储蓄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储蓄是个很成问题的东西，差不多是经济成长的一个障碍。人们挣来了钱，不花，存起来。这么弄，商人怎么挣钱？商人没有钱，下一步的生产怎么进行？如果人人都这么节俭度日，社会岂不是会日渐萧条？　　
　　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种节俭度日的恶果逐渐积累的结果。因此，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开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号召大家大手花钱。如果公民不为所动，继续勤俭持家，凯恩斯主义者就要求政府出面，把大家的钱通过税收等方式征收上来，然后花出去。至于花出去做什么，倒不重要，哪怕雇人往海里撒盐，往沙漠里堆沙子，修没车跑的公路，建无人住的房子，也好过不花这些钱。只有花出去这些钱，整个经济才会重新运转起来。所有相关的承包商都会得到钱，他们才可以组织下一步的生产。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主张已被世界各国大范围采用，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事实，但仍然不能打消令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主张？财富是多么宝贵的东西，挣钱是多么不容易，大笔浪费居然会成为一件好事！不管他们怎么论证，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不对劲儿的地方就在于对储蓄的认识有误。　　
　　人们挣来了钱，无非有两种安排，一是当下进行消费；二是存起来，准备用于以后的消费。后一种安排就是储蓄。这里，可以使用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很简单的概念。假设某人全部收入的30%存入银行，70%用来支付日常消费，他的储蓄-消费比就是3比7。把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储蓄-消费比累加平均计算，就会得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消费比。　　
　　计算整个社会的储蓄-消费比有什么用处？　　
　　某人进行储蓄，可能仅仅是为了稍晚一些再消费，他并不打算去投资做什么事情。在他个人那里，储蓄和投资并不相等。但当他把钱存入银行以后，银行就会把这笔钱以贷款的形式交给需要进行投资的其他人。这样，这笔暂时没有用来消费的钱就用来投资了，用来支持生产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们储蓄下来的钱并不是闲在那里，而是会用于投资，用于支持再生产。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个社会可用于投资，可用于支持生产的钱，最多就是这个社会的储蓄总额。不会再有其他钱可以供这个社会投资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储蓄总额越大，这个社会发展生产的能力越大。　　
　　有人会问，如何保证银行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呢？如果银行没有做好这件事，不是会有许多资金闲置吗？我把这个问题暂时留给读者。几节以后我再回答。　　
　　凯恩斯主义者强调，如果消费者不花钱购物，商人就会没有钱，无法再进货；生产商也就得不到钱，无法组织再生产。可他们忘了，如果商人或者生产商也按照他们说的那样，拿到钱就用于消费，再生产仍然无法进行。前面说了，消费只能是消耗财富，消费本身绝不会创造出财富。再生产之所以能够进行，之所以能够出现凯恩斯主义者希望看到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因为商人和生产商没有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要求办，相反，他们克制了自己当下的消费欲望，没有把挣来的钱立刻用于消费，而是把挣来的钱进行储蓄。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投资者，所以他们的储蓄无须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了，他们自己可以直接把这笔储蓄用于投资，用于再生产。可见，储蓄以及建立在储蓄之上的投资，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有人讽刺凯恩斯主义者不能思考超过两个方面以上的问题，从号召消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讽刺很准确。　　
　　储蓄对于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荒岛上的鲁宾逊，如果他想要修修房子，也要进行储蓄。也就是事先多打猎，把剩余的猎物攒起来，作为修房子期间的口粮，这样，他才有可能修房子。如果每日所得全吃光用光，鲁宾逊就根本腾不出时间修房子。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的生活态度是日日花光，绝不储蓄，那就根本不可能进行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任何建设和开发，人们必须每天为温饱而奔波，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不会有新技术的研究，不会有新生产方式的演进，不会有高级的文明，不会有社会进步，有的只是在生存线上的无尽挣扎。　　
　　可见，储蓄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只有人们克制当下消费的欲望，把挣来的钱进行储蓄，才能支撑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进行，社会也才能因此而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储蓄是一种牺牲。对个人来说，储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将来而在当下作出牺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储蓄则是人们为了发展生产而抑制消费。只要是自愿的，储蓄越多越好。　　
　　那么，积累下来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后，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推动生产的呢？这就是下一节将论述的生产结构问题。　　
六、生产结构　　
　　人们都知道，进行生产必须要有投资，但投资到底在生产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中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就不是人人皆知了。　　
　　最初，对于生产，经济学家只关心初始投资和最终产出的差距，而忽略生产的过程，认为那是非理论的具体技术问题。后来有经济学家对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时间和生产结构这两个概念引入了经济分析，大有收获。　　
　　任何生产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绝不可能有某种生产不需要时间。生产过程需要时间，就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过境迁，当初设想的条件可能已经改变。当初想要满足的市场需求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原材料会涨价，预算被发现不够用，等等，等等，总之，原来预期会盈利的，实际结果却可能是亏损。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也就不会有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之分了。而不确定性和生产需要时间大有关系。　　
　　生产过程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产结构。这个说起来麻烦一些。　　
　　简单的生产方式非常直接，如果想吃树上的果子，就伸手去摘好了。但这种直接的生产方式必定效率不高，而且只能应付简单的劳动。摘果子伸手即可，可砍柴呢？至少你得有一把柴刀吧。如果只靠手去折树枝，那未免太痛苦了。　　
　　砍柴先要有一把柴刀，就意味着不再是直接生产了，而是有了间接性。本来你需要的是柴，而不是柴刀，但为了得到更高的效率，你却拐了一个弯，先去弄一把柴刀来，然后再砍柴。看起来，你好像舍近求远，拐了一个弯，但谁都知道，有了柴刀，你的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远比你直接用手去折树枝强多了。花钱买柴刀，值。　　
　　这种不直接去做，而是先拐弯的生产方式就构成了一个生产结构。相比直接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迂回”。迂回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　　
　　生产的迂回程度是可以不断加深的。仅有柴刀还不够，还要有磨刀石。俗语不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吗？看来，古人早已对迂回生产会提高效率这一点有深刻的体验。　　
　　现代工业体系的迂回程度加深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或者说，迂回得非常远。几乎找不到直接生产的例子了。工厂中，有大量复杂专业的机器设备。普通人都叫不上这些机器的名字来。每一个设备都只是深远的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消费者并不需要这些机器，消费者要的是最终消费品。但依靠这些机器，和它们所构成的高度迂回的生产结构，生产者才能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来。消费者也因此而获益。　　
　　在工厂之外，也到处可见迂回的生产方式。前文讲过，商业、服务业、金融业、运输业等等都是广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配套产业的作用无非就是构成了迂回的生产结构。水果收获以后，本可以立刻卖给消费者，但这样很难成交，消费者并没有在果树下等着。果农固然可以捧着水果直接到处去找消费者，但那样效率极低。可行的方式是迂回一下，果农把水果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零售商把水果运到市场去，消费者也迂回一下，到市场去，而不是直接到果树下去。这样，最终成交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货币本身其实也是迂回方式的产物。交换双方直接物物交换的可能性往往不大，因为很难确保他们恰好需要对方手里的东西。怎么办呢？大家都先迂回一下，把自己的东西换成货币，然后再用货币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迂回的结果当然对所有人都有利，成功交换的可能性大多了。而这种交换是可以促进交易各方利益的。　　
　　迂回生产虽然有巨大的好处，但也对生产提出了新的条件，一方面，迂回需要时间，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批发商把水果卖给零售商以前，可能天气突变，运输中断，水果腐烂，批发商血本无归。另一方面，迂回需要投资，不管是买柴刀，买磨刀石，还是买机器设备，都需要事先准备好资本金。迂回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资本金越多。路边一个小铁匠铺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但铁匠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当然无法和大型冶炼厂相比。大型冶炼厂虽然很好，但需要的资本可是数以亿计的。没有那么多资本，就别想什么大型冶炼厂了。　　
　　总结一下，要想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能力，就要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打造更复杂的生产结构。而要想得到更深的迂回程度，打造更复杂的生产结构，就要有足够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迂回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有的现代复杂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资本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无可挽回地败坏了。本来一个中性的概念，变成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词汇。我并不打算徒劳地挽回这个词的声誉，我只希望读者理解，资本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我们的生活水准必定大幅下降。　　
　　穷国和富国中，人们都在努力工作，穷国人民的劳动强度可能更大，他们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但为什么还会有穷富之分呢？就是因为穷国缺少资本，无力购买机器设备，无法建立起复杂的生产结构，只能止步于比较直接的生产方式，更多地靠人力进行生产。而富国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拥有大量的机械，建造大型的工厂，修建大量的公路，经营发达的金融机构，进行复杂的生产，于是就可以更多地依赖自然力、机械力进行生产，而不再那么需要人力了。一个人动动操纵杆，操纵挖土机，比一百个工人辛苦地挥汗轮锹不但轻松得多，而且效率还更高。富国的体力劳动更少。富国的劳动者，更多地是在从事脑力和轻体力劳动。在许多发达国家，仅存的重体力劳动者可能只有职业体育运动员了。　　
　　现在我们知道投资，也就是储蓄对于生产的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意义了，也知道投资到底是怎样推动生产的发展了。如果缺乏投资，生产就无法向更迂回的结构发展，效率就难以提高，产出就难以增长。　　
　　可见，凯恩斯主义者轻视储蓄、鼓吹消费的主张是多么荒谬和可笑。这种主张注定他们的政策必定是短视的，是在透支未来发展的能力，换取眼下某些经济指标的提升。任何有长远打算的人都无法接受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不幸的是，政客的特点同样是短视。他们可没有愿望为社会的长久发展努力。“我下台以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全世界政客的共同信条。他们热烈欢迎凯恩斯主义，这再正常不过。　　
　　生产结构对资本须臾不可离的需要，为储蓄正了名。克制消费，积极储蓄，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绝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储蓄爱国，如果把其中的“国”理解为社会，这句话是丝毫不错的。消费爱国论，可以休矣。　　
　　除此之外，生产结构的另一个特质还为商业周期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个特质是什么？下回再说。　　
   　　文---铅笔经济研究社 李子旸七、生产结构的特质性　　
　　上节说了，只有更多的投资，才能建成更迂回的生产结构，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产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说，只要增加投资，让生产结构更迂回，就一定成功吗？就一定带来效率提高吗？就一定会获得利润吗？　　
　　当然不是，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会取得成功，只有某些特定的生产结构会取得成功。更多的投资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要想建造一个成功的迂回生产结构，不但需要足够的投资，还要有企业家的智慧。资金不够是不行的，但也不是光花钱就可以的。如果只要投资，就会成功，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破产亏损的企业了。　　
　　生产结构是一种特定的投资组合，每一种生产结构，都对应一个投资量和结构组成。具体情况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结果也各不相同。　　
　　企业家建立生产结构，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实力，不可试图建立超过自己投资实力的生产结构，那样是很危险的，一旦资金供应不上，生产结构的建立就只能半途而废。实际表现就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即使生产结构成功建立并投入使用，也必定会有运转、重置和维护的费用，这些同样应该在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和盈利能力之内。否则，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结构只能停下来，甚至被废弃。实际表现同样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人们不能无中生有。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社会可用的投资总额是其储蓄总额。企业家努力从银行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储蓄总额（古典的说法是社会生产基金）中力争取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就会理解，某企业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没能建立起他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果，对社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某企业家没有得到投资，这说明，在投资者看来，其他企业家的投资需求更重要，更值得扶植，他们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构更优。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更高收益的生产结构那里。不是所有的应聘者都值得录用的。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有筛选机制。否则就是在浪费企业的钱。同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是值得建立的。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否则必将造成资源的浪费。　　
　　股市、投资银行等投资机构就是在帮助社会做这件事。指责投资者、炒股者是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把他们丑化为寄生虫，这完全是对市场规律的无知。　　
　　另一方面，同样的，或者相近的投资数量，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发展出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效益可能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生产结构从投资总额的角度来看，区别不大，区别主要在于生产结构的微观内容不同。甲乙两家汽车厂，假设投资相同，甲厂生产出来的汽车符合市场需求，非常畅销，而乙厂生产出来的汽车不合消费者的喜好，乏人问津。这种事情毫不稀奇。或者，甲乙两厂的汽车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差不多。但甲厂的生产中需要某种特殊的原料，乙厂则不需要。开始，两家势均力敌，过一段时间后，该种特殊原料忽然价格猛涨，甲厂的成本随之猛涨，而乙厂的成本不变。结果甲厂的效益就大幅下降，乙厂则有可能趁机取得市场优势。　　
　　叙述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生产结构的特质性对于其能否取得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能的生产结构的种类是无穷多的，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投资量、机器设备组成、原料需求、生产流程、人员构成、协作方式、交易方式等等。企业家必须确保自己那种特定的生产结构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符合市场的需要，并且成本最低。这正是企业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所谓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精心选择生产结构，再加上足够的运气，才能在市场中取得成功。　　
　　同时，由于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具有不同的特质，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不能简单累加的，也往往是不能以此之余补彼之不足的。因此，对于所谓宏观统计数字，我们必须很仔细地使用。许多宏观统计数字就是简单的累加，不考虑不同生产结构的特质性。这种累加出来的数字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掩盖而不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相。比如，仅仅根据年产一亿吨钢这个数字，我们无法判断是好是坏。没有人需要所谓“钢”，人们需要的永远是符合某种指标的某种特定钢材。仅仅看总量数字，根本无法判断钢的生产是否正确，是否满足了市场需要，是否真正创造了财富。　　
　　再比如，同样是一加一，一千元加一千元就是更多的二千元，但一台缝纫机和一根钓鱼竿组合在一起，既不会缝出更多的衣服，也不会钓到更多的鱼。另外，某种生产结构也许最终表明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建立的，但这种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也并不能被简单地取出来，供其他资源欠缺的生产结构使用。易拉罐生产线并不能转化为面粉生产线。资本品，也就是生产资料不像货币那样是同质的，不可简单累加，难以转移用途。资本品只有在它那个特定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就是生产结构的特质性。　　
　　生产结构的这种特质性带来一个麻烦，那就是随着生产结构迂回程度的加深，随着生产结构的延长，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机器设备、配件、原料、专业人员等等，彼此之间会形成强烈的互补关系，互为对方的补足品，彼此不可缺少。如果你只靠两条腿走路，所需的补足品并不多。如果你购买了汽车代步，就会发现自己将需要一大堆补足品：汽油、润滑油、零配件、洗车房、停车场、维修工人，等等。这些补足品缺少任何一种，都将严重影响你使用汽车，甚至让你根本用不成汽车。　　
　　汽车是比较简单的机器，尚且如此。你可以想像，那些复杂的生产结构，大型的企业，跨行业的商业协作，将需要多么复杂和多样的补足品，它们对补足品的依赖将是多么严重。这种依赖造成了生产结构对资金的持续需求，把不同行业联结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补足品价格突然大幅上涨，生产结构可能就会无以为继。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生产结构。　　
　　首先，迂回的生产结构需要相应的投资。投资的多少决定了迂回生产结构的深远程度。也就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砖，盖多大房。如果仅有够盖一间小房的砖，但你却按照一座大楼的样子打地基，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其次，不同的生产结构有着自己的特质。这个特质，而不是生产结构的投资量，决定了生产结构的成功与否。同时，越长的生产结构，需要的补足品越多。结果就是，不同生产结构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不是同质的，难以互换，也不可简单累加，只能在特定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市场表明某种生产结构是错误的，并不能仅仅靠收缩结构、减小投资来挽救错误。生产结构往往不能转化为其他用途。许多时候，人们只能推倒重来。　　
　　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了。接下来要谈谈货币了。 八.利率　　
　　货币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因素，是经济的血液。相比其他要素，货币的特点是，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几乎无人可以回避。其他要素，只能影响到相关产业和部门，范围有大有小。唯有货币，将会影响到所有人。　　
　　提到货币，就要首先谈谈利率。　　
　　有一种说法，认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高，说明货币价格贵，反之则说明货币价格便宜。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生产至少需要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要素的回报分别是什么呢？土地的回报是地租，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货币的回报则是利息，也就是货币量乘以利率。看，利率果然是货币的价格。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购买力。一元钱的价格是它能买到的东西，而不是这一元钱存入银行能得到的利息。货币贬值意味着购买力下降，而不是利率下降。而且，利率也并非专属货币。任何东西都可以有利率。我向你借100斤粮食，一年以后归还，也是应该支付利息的。　　
　　那么，利率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利率这种东西呢？　　
　　前面说过，储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我克制，是为了将来而克制当下的需求，是为了生产而克制自己的消费需求。既然如此，就应该得到回报。　　
　　人生苦短，没有人可以永生，所以，当下的享受优于未来的享受。现在、未来都可以享受，把享受拖后就只有等待未来享受了。再说，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拖到后来就拖黄了，就永远也享受不到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果没有补偿，把享受往后拖是不划算的。不过，如果有足够的利息作为回报，把享受拖后那也许就划算了。　　
　　人的这种心理被称为“不耐”。虽然人有急性子、慢性子之分，但如果没有回报，人都会更重视当下，都不愿意忍耐，都愿意尽快享受。只有在有回报的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忍耐一下，克制当下的消费欲望，为未来投资。换句话说，人的忍耐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得到回报的。利率就是这种回报。可见，利率是由人们的不耐造成的，是不耐的价格。　　
　　由此可知，利率源于人的本性。因此，利率是有人以来就有的东西，比货币的历史要久远。而且，只要人不能永生，就会有不耐，利率也就会一直存在。　　
　　不耐越高，越急不可待，利率就越高，反之则利率越低。如果明天小行星撞击地球，所有人都不能幸免，那就没人愿意储蓄了，储蓄变得毫无意义。人人都会尽量享受，越快越好。马上要上战场的士兵一般也没兴趣把钱借给别人吃利息，而更愿意自己尽情享受一番。动乱社会一般利率都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社会和平，发展平稳，人们的不耐就会降低，大家都心平气和，都更愿意为长远的将来打算。这时，利率就会较低。　　
　　利率是由不耐决定的，但决定人们不耐的因素却有很多，并不是只有和平繁荣与否这一个因素。如果大家都预期未来会出现高通胀，那么，把钱留到将来花显然就不合算了，人们的不耐提高了。如果一定要留，就要得到高回报，因此，通胀预期下，利率会相应提高。再有，如果生产发展很快，人人都预期自己未来会挣到更多的钱，那当然就没必要现在节省，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了。将来会挣到更多的钱，不必担心将来。结果就是，当下消费的欲望大涨，不耐提高，利率上升。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利率往往较高，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不耐到底有哪些决定因素，建议大家去读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著作《利息理论》。这本书有很好的中文译本，可以极大地提升读者对基础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读通这本书，就有了分析经济问题的极佳的思维基础。　　
　　那么，利率和商业周期有什么关系呢？　　
　　第五节曾提到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指人们把自己的收入分别用于储蓄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显然是和人们的不耐相关的。人们的不耐越高，越急不可耐，就越不愿意储蓄。反之，就越愿意储蓄。　　
　　现在把相关的联系开列如下：　　
　　不耐越高——储蓄越少——利率越高；　　
　　不耐越低——储蓄越多——利率越低；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利率越高，人们应该更愿意储蓄啊，二者怎么会成反比例呢？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储蓄总额少，需要资金的人之间的争夺就会加剧。他们在争夺人们的不耐。这种争夺当然会抬高不耐的价格，也就是抬高利率。利率抬高以后，银行就希望吸收更多的存款，以更多地放贷，更多地赚取利差，为此，银行会提高存款利率。高息吸引下，就会有人降低自己的不耐，也就是改变自己的储蓄-消费比，把更多的钱投入储蓄。不耐的降低反过来又会导致利率的降低，也就是储蓄的增加压低了利率。　　
　　利率就是这样上下变化的。其间，储蓄量和利率确实是反比例关系。整个过程的实质是储蓄者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彼此交易他们的不耐。想马上就用钱投资的企业家，不耐较高，他们就要承受资金使用成本，把利息交给不耐较低的储蓄者。银行居中操作，挣个中介费。　　
　　说到这里，一个事实跃出水面：利率是储蓄-消费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利率降低，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增加了。反之，如果利率升高了，就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减少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常常犯因果倒置的错误，以为利率是储蓄-消费比改变的原因。　　
　　许多人都对格林斯潘上上下下调节利率印象深刻。其实，格林斯潘哪里是在主动“调节”利率，他老人家是在观察市场，根据种种迹象推测人们的不耐，也就是推测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然后尽量让利率和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相符。格老并不是在主动地引导市场，而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他并不能改变亿万美国人的不耐，他只能追随这种不耐变化的趋势。当然，这种追随是非常高深的技术，绝不是轻易就可以掌握的。　　
　　商业周期理论就好像藏满宝藏的山洞。我们就像阿里巴巴。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山洞前。喊什么才能打开山洞门呢？胡麻，开门吧！没动静。燕麦，开门吧！还是没动静。芝麻，开门吧！啊，门打开了！　　
　　下一节我来介绍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九、纸币膨胀　　
　　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就是货币，货币膨胀，当然不是指票子的面积变大了，而是指货币数量增加了。也就是在社会正常流通的货币之外，又人为制造出了一些新的货币，并投入到流通中。通货膨胀是纸币时代的产物。如果以黄金为货币，是很难有什么通胀的。人们还没有掌握点金术。　　
　　纸币说到底不过一张花纸头，如果愿意，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印刷成本相对于纸币的面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财富并不会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结果就是货币相对于真实财富的贬值。更多的钱追逐并没有更多的财富。　　
　　纸币出现以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几乎一直都在多印钞票、制造通胀，并从中渔利。哈耶克对此评论道：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人们对通货膨胀有许多误解。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认为通货膨胀的后果仅仅是抬升物价，并进而认为，如果没有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由于有这种认识，他们往往愿意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认为这种温和的通胀可以刺激生产、缓解经济萧条。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定要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做选择，他们宁可选择通胀。因为失业打击的是少数人，而通胀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后者看起来更平等一些。　　
　　这些观点不理解通货膨胀的本性，也严重低估了通货膨胀的后果。通胀绝不是平等作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通胀的危害也绝不仅仅在于物价的上涨。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思考这个问题，和思考生产结构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引入时间因素。　　
　　不考虑时间因素，通胀就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同幅度地增加。如果真实的通胀果然如此，那可以说，通胀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假设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增加10倍，或者5%，同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瞬间也上涨10倍，或者5%，那所有的经济关系都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币值发生变化而已。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如日本、使用欧元前的意大利，他们的币值都很低，普通的商品，物价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国家的物价贵吗？当然不能，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货币票面值比较低，但票面值高低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国家愿意，随时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行政命令改变票面值。俄罗斯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宣布所有的卢布面值同时减去三个零，也就是缩小1000倍。俄罗斯因此发生超级通缩吗？当然没有。　　
　　可是，真实的通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完成的。通胀的发生需要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体中逐渐流传开、蔓延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对经济体的生产结构造成了破坏，并引发了商业周期，造成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亏损、破产和失业。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通胀中造出来的新货币，其实是废纸，是“膨胀”的结果，不代表任何真实的财富。一言以蔽之，这些新货币和伪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当一大笔合法的伪钞逐渐进入经济体以后会发生什么。　　
　　首先，让我们看看合法伪钞是怎样进入经济体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入口进入经济体的？为此，就要知道，那些合法伪钞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概括来说，合法伪钞有两种来源：一是政府加印钞票，也就是纸币膨胀。二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增发钞票呢？他们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　　
　　政府增发货币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入不敷出，缺钱花了。或许因为公务开支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想要扩充军备，或许因为战争，或许因为福利保障体系已经入不敷出，或许因为各项财政补贴的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政府想要大笔投资，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等等，等等。政府总是不愁找不到花钱理由的，反正他们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有时我想，流动性不足，需要注入流动性，这可真是天才性的发明！对政府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加印钞票的理由吗？不但可以借机得到大笔的合法伪钞，这一切还都是在拯救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名利双收！　　
　　当找到理由以后，政府就着手安排印钞了。其方式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直接的多。　　
　　以美国为例。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印刷局负责印制的，但发行由美联储负责。当财政部觉得缺钱时，就安排印刷局印钱，然后把票子卖给美联储。疑问：卖给美联储？美联储拿什么来买？拿一个账号来交换。美联储收到崭新的票子以后，比如1000亿美元，就会给财政部提供一个内有1000亿美元的账号。然后，在这个数目内，财政部就可以开支票花钱了。　　
　　这不就是双簧戏吗？这不就是财政部自己印钱自己花吗？的确如此，事情就是这么直接。难能可贵的是，财政部和美联储还把这个双簧戏演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一切都非常严肃和正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实质其实就是——合法伪钞。　　
　　那中国呢？人民币是怎样印制发行的？非常抱歉，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制度的运行秩序。在公开的资料中，我还没有找到对中国货币发行过程的详细介绍。如果有读者是这方面的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　　
　　除了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以外，另一个增加合法伪钞的办法，也就是另一个通胀发生器，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这是下一节要介绍的内容。十、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我们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活期，或者定期。无论活期定期，银行都承诺我们可以随时来取，并向我们支付利息。区别在于，定期存款如果提前支取的话，就将损失定期利息，只能得到活期利息。但银行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个承诺。　　
　　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无法从银行取出自己的钱，那就是发生银行挤兑的时候。　　
　　银行收到我们的存款，并不是放在金库里，预备我们随时来取，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贷款放出去。银行只留下一小部分现金在金库里，这就是所谓部分准备制度。贷款的利息高于存款的利息，其间的利差是银行的一个主要利润来源。　　
　　银行实际上是在押一个宝，赌所有储户不会同时来取钱。有人存，有人取，有人不动钱，结果就是大部分钱自然而然地沉淀在银行的金库里。因此，部分准备一般是没问题的，可以应付储户的日常需要。　　
　　挤兑是储户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听说银行要破产，都赶来取款。这时，银行是不可能全部兑现储户存款的。大部分钱都在银行外面作为贷款供别人使用，不可能立时就收回来。挤兑是银行最害怕的事情，也是现有金融体系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内在矛盾。　　
　　不过，挤兑毕竟不是常见的事情。给银行埋下挤兑的隐患，这还不是准备制度的最大问题，部分准备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制造了通胀。　　
　　部分准备制度怎么会制造通胀呢？　　
　　假设你从银行成功地得到了100万元贷款，现在你可以花这些钱了，买这买那。请问：谁的钱少了？好像谁的钱也没少。虽然你拿走了100万，但所有银行储户户头里的资金都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子儿也没少。按银行的承诺，他们还是依然可以随时支取这些钱。　　
　　凭空多出了100万元钱！对，银行就是这样通过部分准备制度增加货币量、制造通胀的。　　
　　当然，等到你还贷的时候，也不会有哪个储户的户头里多出一个子儿来。这时，实际上是银行把它增发出来的货币收回了100万。　　
　　银行这边放出贷款，那边收回贷款，它制造的新增货币量也在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说，部分准备金以外的大部分钱都通过信贷同时成为储户存款和新增货币，奇妙地发生了增值，也就是发生了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的银行部分准备金率是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储蓄额都成为通胀来源。假设总储蓄额是10万亿元，部分准备制度下，至少会制造出18万亿元以上的货币量。由于货币的周转，这个数字随后还会放大许多。多出来的钱就是通货膨胀下的合法伪钞。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些钱对应的真实财富。　　
　　有人会说，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不把吸收来的存款的大部分拿去放贷挣利差，银行吃什么？难道你反对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是不是反对待会儿再说。我们先看看部分准备制度的几个弊端。　　
　　首先，部分准备制度注定了银行无法应付挤兑。部分准备制度下，所有的银行，本质上来说都是“濒临破产的、资不抵债”的。银行实际上不允许所有储户同时来取钱。这凭什么？为什么我自己的钱我不能想取就取？储户是把钱存在银行，又不是把钱送给银行。　　
　　其次，储蓄会得到利息，也就是说，储蓄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不过风险有大有小而已。可银行却许诺，银行储蓄毫无风险。这种许诺实际上是欺诈，是忽悠。银行如果破产，储户的钱就会血本无归。　　
　　第三，现代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一般不允许储蓄银行破产。于是，国家对这些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国家承诺，如果出现银行挤兑，国家会对该银行提供现金支持，保证它能兑现储户存款。万一银行破产，国家还将负责支付储户的存款，至少是大部分。国家哪来的这种财力，还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因此，实际上是国家和银行联手，把储户和银行的投资风险转嫁给全体纳税人。不过，这些投资的收益和全体纳税人可没什么关系。这等于是甲投资，甲收益，但甲乙共担风险。这恐怕算不上什么正义和道德。　　
　　第四，因为国家如此担保银行，银行就敢于采取更大胆的投资行为。如果完全由银行自担风险，这些大胆的投资行为也许是不会有的。结果，就是加大了社会的风险程度，并降低了投资的谨慎程度。所有的国家担保，都会让社会对风险的防范降低到应有的水平以下。结果就是加大了风险的破坏性。　　
　　第五，部分准备金制度给国家增加了一种制造通胀的办法。加印钞票毕竟引人注目。比较隐蔽的做法是调节部分准备金率。银行的部分准备金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调高准备金率，就等于迫使银行减少贷款，在金库中保留更多的钱。降低准备金率，就等于允许银行更多地放贷，制造出更多的合法伪钞。国家多一个控制货币量的手段，对于自由市场制度来说，可不是什么福音。　　
　　第六，官方的中央银行执行政府调节准备金率的决定。为了保证执行，现代的中央银行集中存放所有银行的准备金。在中央银行制度出现以前，各家银行是自己保留准备金的。中央银行集中控制准备金的结果就是：由央行一家垄断性地、而不是由各家银行竞争性地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独裁的垄断者并不为可能的失败负责。　　
　　以上列举的弊端，几乎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政府不向银行提供无限担保，即使有部分准备金制度，也不会有过分的通胀。银行因为担心挤兑，会非常谨慎，不敢把太大比例的现金贷出去。部分准备金率会比现在的百分之十几高得多，而且各家银行的准备金率是不同的。但毕竟，部分准备制度总是会多多少少制造出通胀。而当政府为银行提供无限担保以后，部分准备制度就会制造出多得多的通胀。　　
　　总结一下，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是造成通胀的两大主因。而通货膨胀，正是形成商业周期的关键因素。值得强调的是，纸币膨胀和部分准备金制度，都不是如天灾、战争那样非经济因素，而是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所以，我才在第三节中说：“商业周期的成因在经济体系的内部。只要这些内部原因在，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也不能避免商业周期的出现。”一位经济学家则这样说：“在这个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的世界，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下一节，我们就正式进入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谈谈通货膨胀。十一、通货膨胀和利率　　
　　如果通货膨胀是瞬间发生的，就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但通货膨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时间过程。具体来说，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造就的合法伪钞，将通过某种渠道，也就是某个入口，进入经济体，然后在经济体中逐渐流转开、蔓延开。　　
　　这么说有点儿抽象。我来解释一下所谓通胀入口是什么意思。注意，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重点。　　
　　政府多印了钞票，银行增发信贷，弄出一笔合法伪钞来。这笔合法伪钞将用来做什么？银行增发的信贷，基本上都是贷给企业家用于投资。政府的钱会用于自身开支，或者进行公共建设，危机时期则是“注入流动性”，故意花钱，也是增加投资。也就是说，这两个方向涌来的合法伪钞，去向基本一致，大多流向投资领域。　　
　　经济体，包括投资、生产、消费等等多个组成部分。合法伪钞大多涌向投资，这里就成为通胀的入口。　　
　　回忆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简单概念：储蓄-消费比例。一个经济体的投资总额不可能超过其储蓄总额。当然，这指的是真实货币，不包括合法伪钞。当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假象，投资总额超过了储蓄总额。天上掉下来了馅饼。　　
　　用数字来解释一下：假设，某社会收入总额是10万亿元，其中8万亿用于消费，花掉了；另外2万亿用于储蓄，供投资使用。储蓄-消费比例是2比8，这个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总额不会超过2万亿元。　　
　　后来发生了通胀，新出现了4万亿合法伪钞。这4万亿通过投资进入到社会中。结果，一时间，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总额变成了6万亿，但消费总额并没有变，储蓄-消费比例变成了6比8.　　
　　真实的储蓄-投资比例是由人们的不耐决定的，人们的不耐程度决定了他们把收入中的多少钱用于储蓄。合法伪钞制造者是政府官员和少数银行家，广大人群的不耐当然没有改变。2比8的储蓄-消费比例是真实准确的，6比8的储蓄-消费比例则是一个骗局，真实世界并不存在这种比例，也不存在支持这种比例的不耐程度。　　
　　在这个骗局中，投资额毕竟增加了，似乎支持投资的储蓄也增加了。看上去，人们的不耐好像降低了，利率也就随之降低了。但请记住，这是幻觉，是注定要破灭的幻觉。真实的储蓄并没有增长。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一个梦。　　
　　当4万亿合法伪钞通过投资陆续注入经济体时，通胀已经发生了，并压低了利率。这和通胀仅仅是预期时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胀预期下，人们会增加不耐，抬高利率。但当通胀真的发生时，就会转而变为利率下降。对此，从微观的角度很容易理解。通胀预期时，人们更愿意成为债务人，多多借钱，利率自然提升。通胀发生以后，银行要极力扩张信贷，增加贷款量，就只好降低利率，吸引企业家更多地来借钱。　　
　　我们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美国现实。　　
　　在本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指责格林斯潘的这种长期低利率，认为他故意压低利率，制造通货膨胀。对此，前面已有过解释。利率是由社会整体的不耐决定的。格林斯潘当然没有能力去改变社会整体的不耐。因此，格林斯潘把利率调来调去，并不是在改变货币量，而是在追随货币量改变的趋势。这里，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引用经济学家薛兆丰的论述：　　
　　*******************************************　　
　　美联储的另一项任务，是为商业银行提供紧急流动现金……联储向有需要的银行提供流动现金，并收取一定的利息，这就是格林斯潘老是在调的那个利率。实际上，商业银行每当需要流动现金时，一般都是向同行商业银行借，而不向格林斯潘借。这是因为，尽管商业银行之间的借款利率略高，但手续简便；而向老大哥格林斯潘借钱，虽然利率略低，但手续比较烦琐……格林斯潘是被动的：他盯着“商业银行之间的贷款利率”的变动，相应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利率”的高低，使后者保持略低于前者的水平……格林斯潘宣布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的利率，只是跟在市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只是汇报市场的变化情况，而不是相反，不是决定市场的走向。　　
　　引自：http://xuezhaofeng.com/blog/?p=111　　
　　*********************************************　　
　　既然格老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趋势，那么，美联储的低利率只可能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美国人的不耐真的降低了，美国人变得更愿意储蓄了，改变了他们以往大手大脚花钱的生活方式。二是美国人的不耐没有改变，他们并没有更多地储蓄。真实的储蓄-消费比没有变，但货币量增加了，制造出了通胀骗局，从表面上改变了储蓄-消费比，压低了利率。　　
　　看来第一种情况并没有出现。那么，就只能是第二种情况了，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低利率时期，美国货币量实际上一直是在增加的。美国已经发生了通胀，并通过格林斯潘的低利率表现了出来。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美国这个通胀是怎么出现的？无非还是纸币膨胀和银行信贷扩张两个来源。纸币膨胀方面，我猜测伊拉克战争所需的费用可能促使美国财政部开动了印钞机。那可是上万亿美元的庞大支出。信贷扩张则和次贷危机和金融衍生品有关。关于这个，后面谈到危机对策时，再详细说，　　
　　既然已经发生通胀，随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进入又一次商业周期也就完全合乎逻辑了。实际上，如果不发生反倒才很奇怪。通货膨胀必然造成商业周期。那么确定？对，就是这么确定，不能确定的是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但一定会爆发。并且，爆发得越晚，强度越大，危害越大。下一节具体介绍其中的原因。中间插播。　　
　　现实运行经济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分析。　　
　　一样是为了厘清很多看似成立并且流传的谬误。　　
澳大利亚小史　　
　　李子旸　　
　　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用来流放英国的罪犯。这些事实众所周之。一个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最终变成了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怎么变的？澳大利亚并没有侵略掠夺过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殖民者到来以前，这里基本上是原始社会。当然，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很丰富，但非洲许多国家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怎么就没有像澳大利亚这样发达富裕呢？
　　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并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十七世纪初，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指挥下，为了寻找黄金，一艘荷兰探险船来到了这里，发现了澳大利亚这块陆地。Australia的意思就是“南方大陆”。以后的几十年内，又有其他荷兰人来到这里。
　　荷兰人虽然发现了这块大陆，但对它评价很低，认为这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又没有黄金，没有开发的价值。荷兰人基本上放弃了这块大陆，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或者占领。而且，荷兰人对这块大陆的描述让欧洲人在很长时间里对这里不再有兴趣。第一波殖民潮和澳大利亚无关。
　　荷兰人之后，英国人来到了这里。当时，英国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和法国人争夺。两国在许多地方彼此争斗。在北美，法国人被英国人打败，失去了大片殖民地。法国人转而在太平洋方面加紧探索。看到法国人的行动，英国人也加快了步伐。1768年，库克船长率领一艘探险船启航出发，前往南太平洋。
　　在库克船长率领的这批人中，有好几个后来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库克船长自己的作用则最大，被称为“澳大利亚之父”。
　　库克船长的功劳是，他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了土肥草茂的地方，推翻了荷兰人的悲观论调。而且，他的结论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记录很详实，可信度很高。
　　库克船长考察之后没多久，北美就打起来了。英国人一向有把罪犯送到海外的习惯。美国独立以前，北美是英国人流放罪犯的主要地方。美洲人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深恶痛绝，但是没办法，英国是宗主国，她说了算。
　　美国独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事给办了，不再接受来自英国的罪犯。英国人没办法，只好在泰晤士河上弄了一批废船，用来关押罪犯。时间一长，罪犯越来越多，逐渐人满为患，据说最多时有十万之众。社会日益感到不安。好几万凶徒被关在不远处河上的废船里，的确没法让人放心。
　　英国政府开始着急，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时，一个参加了库克船长探险的人提出，可以把罪犯送到遥远的澳大利亚去。英国政府犹犹豫豫，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在其他方向先试试再说。
　　先是打算把罪犯卖给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没卖成。后来又有人建议把罪犯们送到非洲西南部的冈比亚。试着送去了一批，不行，气候太恶劣，被送去的人死去大半。本来是流放，这一下变成死刑了。议员们纷纷抨击政府残忍。政府无言以对。这时，有人就又想起了澳大利亚。另一个参加了库克探险的人给国务大臣悉尼写了封信，主张发展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地。
　　对，就是这个悉尼，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字。国务大臣看到了信，很重视，决定了，就是澳大利亚，把罪犯们送到那里去。
　　当然，悉尼并没有预计到澳大利亚的美好未来。他有这个打算，只是因为在他看来，把澳大利亚当作罪犯流放地经济等各方面都比较合算。
　　1787年，第一艘运送罪犯的船离开英国，驶向澳大利亚。第二年初，到达了澳大利亚。在今天的悉尼上岸，并给这个地方起了这个名字。
　　这次航行，英国方面并不是特别重视。船上的人基本上只是罪犯和看守，没有太多的技术人员。上岸以后发现情况不是那么预想的那么轻松，可又找不到会干活的人，结果，大家陷入了困难之中。怎么养活这帮人就是首要的问题。
　　罪犯往往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很少有人能做工匠。而且，没有严厉监督这帮人是不肯干活的。造个房子都耗时费力。永久营地18个月以后才建起来。由于不懂技术，他们种的庄稼收成很差，根本不够吃的。很长时间内，去澳大利亚的这些人的吃食，还要不远万里地从英国运过来。远隔重洋，一旦运输船出现问题，这里立刻就有挨饿之虞。
　　1790年就是一个艰苦的年头，食物不得不配给发放，并打发一大批人去附近的海岛自谋生路。这些人到了那里，依然吃不上饭。好在海鸥比较多，他们就大肆屠杀海鸥充饥。
　　这种局面让澳大利亚总督和英国政府都很头疼。本来以为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去可以省钱，结果这块殖民地久久不能自立，总要靠英国本土养活。到1800年，已经花费了英国政府100万英镑。一算账，比把罪犯关在英国本土还要费钱。看来得做一些改变。英国政治家一向不耻于言利，相反，总是把利益计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因为经济不合算而改变政策，在英国人看来很正常。
　　澳大利亚总督向英国政府表示，看来靠罪犯是干不成什么正事的，还得想办法招一些自由民过来。几经请示，政府终于派来了50名自由农民。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农业果然大有改观，开出了好几千亩土地，产量增加不少。看到招揽自由民的政策如此有效，总督决定把这种政策推广开来，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人们前来澳大利亚。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法律制度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了。英国当初只是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海外监狱，因此垂直管理的程度很深，管理制度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殖民地当局并没有权力制定任何法律。虽然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赋予总督以权力发布关于治理殖民地的命令。这种命令在实际中就成为殖民地的当地法律。换句话说，总督具有相当的立法权。
　　既然有了这个授权，总督就把英国本土的法律，或移植、或修改，弄过来，实在没有就新定，在澳大利亚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准法律制度。吸引自由民的政策就是这种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吸引自由民的政策逐渐吸引来一些英国人。这些人相信，很有机会在这个遥远的大陆开辟自己的新生活。著名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有当时的英国人转而前往澳大利亚开拓新生活的情节。显然，那时，去澳大利亚已经不再只意味着流放和艰苦了，而更多意味着新的机会和更美好的未来。
　　1806年，布莱出任新的澳大利亚总督。这位新官脾气不大好，粗暴专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808年，一些军官发动政变，逮捕了布莱总督。此事被称为“一月政变”。一月政变让英国政府感到，需要加强澳大利亚的自治了。首要的就是在澳大利亚建立起咨议性的立法机构。
　　不能不感叹澳大利亚的好运气。同样的政变，也许只有英国能得出要加强自治，而不是加强控制的结论。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国家能在这方面达到英国的政治智慧呢？
　　1823年，英国颁布《新南威尔士法案》，赋予澳大利亚制定法律的权力，并成立了相应的立法机构。“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亚发展史的转折点。从这时起，澳大利亚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监狱，而成为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一样的高度自治的殖民地。
　　也许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开明政策，澳大利亚与母国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甚至有些依赖。当其他白人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时，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举动。甚至要由英政府来推动澳大利亚的自治。
　　随着澳大利亚的自治越来越健全，他们不再是当初那个军事化管理的严酷之地，而逐渐有了整套的来自英国的适应工业革命的法律制度。而当法律制度确立以后，经济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许多人把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起点定在19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养殖绵羊。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对羊毛的需求很大。有人尝试着把绵羊引进到澳大利亚养殖，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吸引了许多企业家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澳大利亚投资，经营畜牧养殖业。这样，前来澳大利亚的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平民了，一些大资本家也选择移民到这里。这大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发展。
　　但是，不要因此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羊或是草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法律和制度。世界上好的牧场很多。仅仅有好草和好羊并不足以搞起发达的产业。看不到法律制度的作用，只看到经济快速发展，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在背后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惜，人们就往往因此就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自然条件。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社会的各方面都逐渐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悉尼已经完全是发达大城市的面貌。在澳大利亚，人们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和英国本土同样的生活水准——也许更好。
　　繁荣的澳大利亚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或英国政府刻意设计出来的产物。当初甚至没有人能预见到澳大利亚会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流放地到富裕国家，看上去非常神奇，甚至不可思议，但并不轰轰烈烈。倒是那些想要轰轰烈烈、一举赶上他人的做法，往往南辕北辙、一败再败。恐怖主义的覆灭　　
　　李子旸　　
　　光辉道路是秘鲁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198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成为秘鲁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这个组织奉行极左的意识形态，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创办者阿比马埃·古兹曼是一个哲学教授，他发明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他们敌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们在秘鲁各地到处使用暴力：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伏击政府军，袭击庄园，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袭击警察是光辉道路组织最热衷的事情。
　　光辉道路的暴力行为非常强烈，被舆论称为“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人，几乎把秘鲁拖入了内战状态。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非法组织，如果没有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长期存在和任意横行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光辉道路组织虽然臭名昭著，但实际上他们得到了秘鲁底层人民的支持甚至拥护。秘鲁落后的经济状况、腐败的政府、恶性的通货膨胀断绝了底层人民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这些人在绝望之余，就转而相信恐怖组织的宣传和诱惑，认为只有依靠光辉道路这样的暴力恐怖组织才能打破压制他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摆脱贫困，得到更好的生活。
　　自从秘鲁独立以来，除了刚独立后的一小段时间以外，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一直缓慢。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接受了依附理论，秘鲁不但不加入全球一体化，反而尽量摆脱世界经济体系，再加上国内腐败低效的社会体制，结果就是经济大倒退。连续几年的经济都是负增长。失业和半失业者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大量工厂企业倒闭。农村的情况更糟。这些落后赤贫的农村地区就成为光辉道路组织的人员和力量来源。穷人中的青年人直接加入恐怖组织，而其他人则给恐怖组织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即使是那些不直接支持恐怖组织的人，对政府打击恐怖组织的行为也袖手旁观。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光辉道路组织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倒在恐怖组织的屠刀下。秘鲁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看起来，秘鲁已经无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了。政治家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打击恐怖组织，但收效甚微。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个危害巨大的恐怖组织，为什么却受到国家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呢？这些底层民众其实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恐怖主义横行，造成国家秩序混乱，经济难以发展，穷人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可是他们偏偏去支持恐怖组织，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秘鲁经济学家对此也大为不解，他的名字叫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决心要努力探求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研究，以及和秘鲁社会各界的深入交流探讨，德·索托终于发现了制约秘鲁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那就是大量的秘鲁人被正规法律制度排斥在外。他们努力工作积累下来的财产，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不能得到起码的法律保护，因此，虽然他们努力的工作，但却仍然长期陷入贫困状态，难以自拔。恐怖主义者则趁机声称可以给穷人提供保护，这种保护本来应该来自正规的法律和国家机构。当恐怖组织实现了国家没能实现的社会功能时，他们也就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和信息交流的加强，广大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秘鲁人看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以及其中包含的更多发展机会，大量农民进入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秘鲁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过去四十年，秘鲁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一般都不富裕，他们差不多都是要白手起家。他们在城市中从事各种能找到的工作，包括流动商贩、交通运输、服务业等等。为了栖身，他们建起了简陋的房子。
　　所有这些活动，其实都是人民在为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但在秘鲁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的固有思路中，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却是混乱、贫困和肮脏的来源。他们随意占据城市街道，破坏城市秩序，他们到处搭建破破烂烂的房子，影响城市面貌，他们从事各种未经批准的经营活动，总之，他们永远都是那么杂乱无章、落后愚昧和无可救药。于是，正规的法律制度拒绝接纳他们，把他们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用来创造繁荣和进步的资源。
　　那么，法律制度是怎样拒绝这些穷人的呢？在种种“外部性”的借口之下，用繁复的规章制度构筑高高的门槛。消防、环保、卫生、建筑安全、劳动保护、规模经营、城市规划，一长串的审查，哪一项通不过官员的核查，创业者都不能开业。德·索托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美国华盛顿和秘鲁利马同时注册成立一家小企业，一家只有两台缝纫机的小裁缝店。结果是，如果一天花上6个小时去政府办理各种手续，在美国，不到一天即可办好开业所需的法律手续；而在秘鲁，则需要289天，并要花费1231美元。这种时间和费用当然是绝大多数秘鲁人根本负担不起的，他们根本无望能够办齐所有那些据说都很重要的审批项目，结果，他们就只好让自己的裁缝铺子处于非法状态，也就是处于地下经济状态。
　　德·索托发现，这种地下经济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破破烂烂，实际上总量却十分庞大，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统计数字表明，秘鲁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都是这些非法创业者创造出来的。他们实际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秘鲁得到的外国援助。也就是说，秘鲁自己其实有着足够的资本，但只是由于缺少正规法律制度的保护，这些数量巨大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可以增值的资本，无法流通、不能及时有效地投入高效的生产领域。这些巨量财富只能以地下经济的形式躲躲闪闪地藏在社会角落里。
　　制度缺陷就是这样制约着秘鲁经济社会的发展。众多底层民众因此很少有靠勤奋和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其实，这些穷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可观、很感人，其实却作用有限的直接援助。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自豪的创业者，为自己和家人挣得足够的财富，谋得好的生活，但现在，他们只能是等待他人施舍的乞丐和可怜虫。他们中的强者，不甘于这种屈辱的地位，转而投向了恐怖组织。他们用暴力打击这个不允许他们努力工作的社会制度。
　　当德·索托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以后，他就倾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他尽量利用公共舆论宣扬自己的发现，鼓吹通过改变法律把地下经济变为合法经济，为此，德·索托直接参与了秘鲁国家的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改革大大简化了人们进入正规商业领域的成本，用各种办法明确了人们的产权，帮助人们把他们的工作成果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使之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这种产权明确的过程也在广大农业地区展开。由于有了法律的保护，秘鲁山区的农民逐渐放弃了种植毒品，转而去种植可可豆等农作物。秘鲁在国际毒品生产中的份额因此大幅降低，从60%降到了25%。
　　当人们看到自己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积累下财富，并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容忍恐怖组织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了。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出路，他们不再想加入恐怖组织。在市场中创业挣钱远比挥舞冲锋枪冒险杀人更有吸引力。光辉道路迅速失去了人心。人民开始主动配合政府打击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在秘鲁展开推翻政府的人民战争，但现在，人民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他们。山区种植可可豆的农民给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地图，协助政府清剿恐怖分子和毒品贩子。一个接一个的恐怖武装相继被政府擒获。谁也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恐怖组织，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脆弱和奄奄一息。
　　1992年7月20日，德·索托所在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爆炸。这是光辉道路组织干的。他们的自杀炸弹汽车一下子杀死了3个人，击伤了19人。学会总部遭到了严重破坏。光辉道路向德·索托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他们认识到，正是这个学者和他的改革把光辉道路赶上了绝路。要想生存，光辉道路就必须阻止德·索托倡导和实施的体制改革。他们需要保持秘鲁的贫困和落后。那是他们这个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
　　爆炸刚刚过去，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一个权威智囊就兴奋地跑进德·索托那被爆炸弄得残破不堪的办公室，兴奋地喊道：“他们输了！他们在智力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较量已经彻底输了。他们只能用爆炸来表明他们的立场，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是的，当一个组织只能依靠暴力，而没有任何道义和智识上的优势的时候，他们确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就在这一年，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被捕，并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光辉道路的其他领导人也先后被捕入狱。虽然还有零星的恐怖行动，但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了。
　　世界上还有不少恐怖组织仍然活跃。人们所以追随他们，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面临着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的绝望生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暴力，或者用暴力来发泄自己的绝望。用暴力反击恐怖组织固然不可或缺，但让人们更多地拥有自由发展的机会，才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最有力武器。扩大投资不是政府应有的职能　　
　　周克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答记者问时说：
　　“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了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冲击，所以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四季度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
　　在张平这百余字的表述中，有一系列的错误，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
　　首先，扩大投资未必能刺激经济增长。投资是可能赚钱，但也有可能赔钱。一个投资项目失败，投入的人力、机器、土地、原材料、时间等资源要不回来，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投资，不会刺激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什么“最直接、最有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很清楚”，那一定是自欺欺人。试问，天底下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吗？既然没有，你凭什么说“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这句话本身包含了难以调节的矛盾。
　　同样一个苹果，你今天吃了，就不可能留到明天吃；同样一串葡萄，你今天吃了，就不可能有机会拿它来酿造美酒；同样一笔钱，你今天花了，你明天就不可能再有机会用它。消费与投资之间，人们总是只能选取其一：消费多一点，投资必定就得少一点；投资要多一点，消费就得少一点。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户人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举世全球来说，都是如此！
　　总之，你政府“鼓励消费”了，就不可能再能扩大投资，你要扩大投资，眼前的消费就得有所减少。否则财富都消耗完了，拿什么来“扩大投资”？
　　当然，碰上经济困境，政客们总喜欢将原因推给老百姓，说他们不储蓄、不消费什么的（也奇怪，他们的指责常常自相矛盾地同时出现）。
　　但即使暂且按他们的逻辑走，单单要鼓励百姓花钱，那也不是发动舆论攻势就可以动员百姓花钱的。要让百姓花钱，首先得让百姓有钱花、花得没有后顾之忧。如今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增长，其增速年年远比GDP增值为高。钱都被政府拿走了，百姓怎么花？
　　再说看到政府未经任何公开讨论、人大机构的表决程序就宣布数以万亿计的投资计划，百姓就得担心，政府要花这笔钱，是不是日后还会从我们口袋里掏走更多？既然如此，只好把自己的口袋收得更紧，免得它日税赋上涨收入下降，而自己连吃饭读书看病的钱都没有。
　　就算大多数百姓意识不到这点，不懂得因为政府的大笔投资计划而珍惜自己袋子里的银子，而打算响应政府的号召大方花钱，那他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消费”多少东西，没有满足多少自己的“内需”。这是因为，政府的大投资就算不通过宣布提高税收筹措资金，那也必然得通过通货膨胀之类的隐性税收增加政府收入，而当政府这么干的时候，人们的钱是花出去了，但这是已经变薄的钱，花了出去，也没买回多少东西，也没能为所谓“扩大内需”真正作多大的贡献。
　　发改委要做什么才真正有利于鼓励内需呢？很好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降低老百姓开公司办企业的门槛，完全、彻底取消发改委人为设置的门槛。这样会从两方面对“拉动内需”有贡献：一是政府的阻碍减少，人们赚钱的门路多了，收入高了，自然更愿意花钱；二是老百姓开办的企业，必定比由政府指定垄断经营的中石油、中移动等等大国企有活力，更懂得通过种种创新为人们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与服务，这样，好产品多了，人们也就又愿意花钱了。否则，走出门打算消费也只见满眼垃圾，谁愿意花钱？
　　如果还是要谈扩大投资，就带来了我对开头张平那段话的第三个质疑：
　　一：政府不是盈利机构，收税的准则，应以足够政府基本开支为限。现在，政府为了“扩大投资”，就得用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的办法增加税收，把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无论这投资项目的成败如何，这都是不可容忍的。张三家的拖拉机，王五是可能开得更好，但不是因此就可以让王五不由分说地开走。除非政府成立一个投资基金，说：这钱我们就是打算用来投资的，你们谁愿意送钱给我们就算吧。那我估计很多百姓会没意见，否则你通过强制征税，拿别人的钱去投资，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开心。
　　二：政府花钱搞投资，其实常常亏钱的。为什么政府办企业老亏钱呢？因为弗里德曼说过的：人们花别人钱的时候总是最不小心的。是的，大笔大笔的钱，都是别人的，花了不但不用心疼，不花还觉得对不起自己，那官办企业的负责人花其钱来，能不大方吗？那么些国有企业年年亏本，年年要财政补贴，这就是第一原因。总之，政府搞投资，亏钱机会就是大。而只要亏钱，就是浪费，就是给社会财富造成净损失。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声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政府搞投资的必然结果，还带来更多、更严密的行政垄断。谁都不喜欢竞争，搞投资的政府也是如此。既然砸了钱，打算在这方面折腾一番，那当然最好没有别人和我抢顾客抢地盘了。所以，别说打破原有的行政垄断已经难上加难，就是现有的垄断都还要随之投资的增加而扩充、加强。本来作为社会财富创造主体、更富活力的民间投资萎缩，是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增长”吧？
　　让我们重温弗里德曼的格言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投资多了，消费就得减少，消费多了，投资就得减少；政府投资、消费多了，民间投资、消费就减少；政府挤占的空间多了，民间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就减少。这世界就是这样的，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淌过两条河流”。
　　而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是：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无论这些消费与投资是放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是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好。毕竟，谁愿意让别人来掌管自己的钱包呢？尤其是作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的陌生人的政府官员。
　　所以，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后退、后退、再后退。鼓励消费，扩大投资，都不是你的职责！　　价格管制 饮鸩止渴　　
　　陈青蓝　　
　　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除了减少流通货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生产率，以充足的商品供应来缓解物价上涨。这只能通过放开管制来实现，而压低的价格只能抑制生产供应
　　治理通胀要对症下药。通货 膨胀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治理通胀也只能打货币政策的主意。而2008年1月中旬，发改委和几十个省市地方“悍然”出台了一些价格管制政策，意图控制通胀。这样的管制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历史经验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通过价格管制抑制通胀，哪怕是临时的管制也必然会失败。
　　好看的CPI数字只是假象
　　价格管制本身是行政逻辑的结果。政治或者行政管理的特点是讲究短期效果。“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每一个官员头上的悬剑。通货膨胀危害到民众生活甚至社会稳定，作为行政部门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如果几个月之内通胀率得不到抑制，领导不满意，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员们的政绩就会大受影响，因此，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出台价格管制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证明政府是在做事情，是在为民做主。这就是行政逻辑和经济逻辑的不同之处。由于政府强行干预市场的基本逻辑——价格信号的自由传递，于是使市场变得伤痕累累。
　　价格管制是最笨拙的方法，初期物价数字会很好看。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数字好看吗？很遗憾，按照行政管理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些数字很可能是权威的、客观的。但这样被压低的通胀率数字除了说明了政府出台了价格管制政策外，什么也没有说明。通货膨胀控制住了吗？物价上涨控制住了吗？在管制措施出台的这两个月，商家可能会慑于行政权威“没有”涨价。之后呢？为了数字继续好看，管制难道要继续实施下去吗？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漂亮的CPI数字的话，很简单，回到改革开放前，那时候根本没有通胀，物价几十年不变。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在价格管制初期，名义上的价格被限制住了，但压抑的价格是无法限制人们的需求的，而且人们的需求还被较低的价格刺激得更加旺盛——这也是短缺的成因之一。好看的数字并不是真实的，计入价格指数的只不过是名义物价，真实的价格还应该算上产品质量降低、数量减少、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取消服务项目、排队、走关系、商家规避管制，等等。如果这些都能换算成价格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的数字并不是那么好看。
　　价格管制只能减少供应而不是“保障供应”
　　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除了减少流通货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生产率，以充足的商品供应来缓解物价上涨。这只能通过放开管制来实现，而压低的价格只能抑制生产供应。
　　价格无非是一种信号，如果上涨则说明物品短缺了，或者相对社会的货币量来说物品短缺了。价格信号的作用很直接，实行价格管制后，厂家、商家看到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会产生亏损，就有可能减少投资、偷工减料，或裁员缩产。这样只会减少有效供应，而不是增加有效供应。行政官员们声称价格管制是为了缓解短缺，从而缓解物价上涨，显然是在重复南辕北辙的故事。
　　尽管如此，有人认为价格管制可能会奏效，因为价格管制有心理暗示作用，能够稳定人们的通胀心理预期。是这样吗？
　　实行价格管制是希望让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待通胀的，而且一出手效果就会立竿见影。政府希望以权威和信用来稳定大家的通胀预期，增强对手中货币的信心，从而减少因抢购而带来的物价上涨。但这仍是着眼于短期效果的措施，即便这样，能否达到效果也很值得怀疑。政府进行价格管制是一个非常事件，等于发出了通胀加剧的信号，因此，更可能强化人们的通胀预期，从而导致更猛烈的抢购风，加剧通胀率的上升。这一点，在历史上的多次恶性通胀当中都有体现。
　　哪怕是“临时价格管制”也无益于治理通胀
　　1948~1949年之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颇具代表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两次通胀之一，而其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疯狂印刷货币以弥补战争和行政腐败造成的财政赤字。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政府”对物价、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但限价引起的却是一次猛烈的抢购风潮。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一空。据估计，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最后范围扩大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于是物价犹如决堤之水。后面就是每个学过那段历史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几亿元买一袋米，走路过一条街的时间就涨三次价，背一麻袋钱去买一盒火柴……。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一、价格管制是无法管住价格的。二、所谓的“临时性价格管制”哪怕时间不长，后果也可能很严重。
　　国民党“政府”1948年实施的是70天“临时价格管制”政策；而2008年1月出台的价格管制政策，各路专家也忙不迭地强调，这次价格管制是临时性的，待物价快速上涨的条件消失之后，就会取消。但我们的疑问却是，物价上涨的条件怎么会消失？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农民会有积极性养猪、种粮食来抑制价格上涨吗？厂商、销售商、运输商会有积极性投资来扩大生产吗？也许央行会在临时价格管制期间把流动性收回去，但愿如此。不过，回收流动性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在市场化程度可比十几年前高出不少，不可能再像1993年那样一纸行政命令就把贷款收回去，货币这个放出笼子的老虎都到了市场上，怎么还能轻易回笼？靠货币政策治理通胀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效果决不会那么立竿见影。央行去年提了六次基础利率，提了十次准备金率，结果CPI还不是越来越高、“逆市上涨”？如果流动性没有被收回去的话，“临时价格管制”是取消还是继续搞，甚至变成长期？
　　价格管制的结果是加剧通胀 　　
　　从历史经验看，在“临时价格管制”取消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价格的“报复性反弹”。为什么在价格管制取消之后会出现“报复性反弹”，通胀率再度上升呢？是奸商在兴风作浪么？其实不是。“报复性反弹”并不是有谁深谋远虑地对社会进行报复。商人重利，也不见得都有报复社会的心理。产生价格“报复性反弹”罪魁祸首，还在价格管制身上。在价格管制期间，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裁减员工、设备暂停使用或者降低使用率；在价格管制撤销后，价格水平上涨，企业就需要再重新招人、培训、上岗，再加上设备磨合和企业各个管理环节之间的磨合要达到最佳状态，都需要一段时间，要恢复到原来的生产水平，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这样，短时间内没办法完全满足需要，物价水平便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整个商业交易链条也是这样，原材料、运输、批发、生产、零售、广告宣传的链条恢复运转也需要时间。这就像冬天停了一晚上的汽车，第二天早上行车之前，一定要预热一段时间才能启动，启动之后要慢速行驶很长时间才能高速行驶。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产品供应会比价格管制之前更少，而与此同时人们的需求不减，在价格管制取消之后的“报复性”反弹就不奇怪了。洋务运动的终结　　
　　李子旸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以往不被天朝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历史记录说，洋务运动就此终结。
　　确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政治家的打击非常沉重，但洋务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现代化运动。期间，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官员们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达到企业创办者当初的设想，但战争本身毕竟没有摧毁这些企业，那么，说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战争中和战争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洋务运动结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还是要先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的由来。
　　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表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但清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中。18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清朝政府大员，痛感西方国家的武力强大，力主引进兴办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以图富国强兵。他们的目标一开始仅仅是想要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但很快就发展成为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甚至提出了采用新的政治制度。
　　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认可。由于洋务派政治家往往担任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他们有机会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于是，他们投入巨资，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现代化的企业。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开展颇有成效，在政治上也开创出清朝“中兴”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洋务运动改变了清朝建国以来一贯的社会经济政策。清朝沿袭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主张国家不应该直接介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在这种执政原则下，中国经济整体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这种状态被洋务运动所改变。洋务派的政治家们以“无例可循”为由，改变了社会传统，转而强调朝廷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留给企业家，而是交由官员掌握。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引下，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国有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的起点很高，可以筹集大量的启动资金，有能力引起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同时，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和官员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企业的建立、经营或者放弃全凭主管官员的个人意愿和喜好而定。
　　清朝官场的吏治早已腐败不堪。而官员直接管理企业的结果只能是把企业变成了另一个官场。结果，清朝官场那种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敷衍了事的行事风气也就成为了洋务派企业的固有弊端，且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除了腐败以外，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一直非常低下。官员们往往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一无所知，但由于在官场上的成功和地位，这些人又都非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福建马尾船厂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造船方面一无所知，却拒绝听从专家的意见。船厂聘用的法国专家指出：“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在建造的时候要有分别。沈葆桢大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结果造出来的船实际是两不适用。“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无一船可充海战之用”。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这些隶属于福建水师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快就被击沉。
　　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局中自总办以至司员人等”多年经营，却始终是外行，对于机械制造懵懵懂懂，于是，“岁靡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但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可以说，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经过“公费学习”从外行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给市场中的企业家。结果就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了瞎指挥以外，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也是洋务企业无法解决的弊端。当时人说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称洋务企业对于官员来说“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实际上企业质量非常低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界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洋务派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运动的信心大减。但这并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多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条，虽然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的利益，但却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此前清政府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对某一个国家的条款自动对其他国家有效。这样，对日本人开放市场也就等于对所有外国人开放了市场。因此，这个条约实际上为西方和日本资本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市场的开放宣告了垄断专营和保护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也就为那些官办、半官办的低效、腐败、管理落后的洋务企业打响了下课铃。
　　1895年开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每年增长的速度达到10%，以往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也被改变。各国的资本都纷纷涌入中国市场。1895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纱厂，到了1910年，已增加到了13家。垄断时期属于不合法创办的大企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现在都有了合法的身份，也开始大力扩充资本和增加产量。
　　外资大举进入的局面刺激了国内资本的发展。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也由此得到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先是推动洋务企业的私有化转型，用各种办法从官员手中接管了这些企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为私营。随后，1901年，清政府推动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帮助了本土企业家，让他们的发展速度更快。1895年到191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66家华资企业先后创办。20世纪初，上海的27家缫丝厂中，有24家为华资。
　　当中外企业家进入市场以后，洋务派的国有企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候，洋务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
　　所有的国企，都只有在这种或那种垄断条件下才能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有垄断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企还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但无论多快的发展速度、多大的规模，其背后的垄断条件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一旦国企和私营公司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国企就会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较早地验证了这个规律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在官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又一次恢复到了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并且，私营力量从此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更重要的是，这次恢复不仅是简单地回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增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其基础要稳定、坚实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在下一次政府力量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几十年相对自由的发展时间。
　　遗憾的是，洋务运动虽然终结了，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却挥之不去，始终潜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一旦执政者感到他们有能力主导经济现代化向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突然再现。1895年以后的清政府，显然失去了这种能力，于是，他们不再奢望“中兴”的局面。他们的知难而退给民间私营力量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但国家的力量终会不断增长，国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制度的有效遏制，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国家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某些时期甚至发展到了全面极权的程度。在中国，怎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为那种以企业家、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确立可靠的保障，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价格高”本是最好的应急调度员　　
　　邹啸鸣
　　南方的暴雪到底是几年一遇，是个气象学的问题，但灾区恰逢节日，这种叠加的需求遭遇了受阻的供给，却属于经济学的问题。灾区市场供应，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所秉持不同的理念，将影响我们选择不同的政策，并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很值得探讨。
　　2月4日，在中国新闻网上刊登了文章《发改委：灾区市场供应有保证》。文章说“国家发展改革委近10天来已经连续发出五个紧急通知，对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减免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各种收费、稳定群众基本消费品价格等进行了具体部署。灾区市场供应是有保证的。目前，除个别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外，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肉禽蛋价格略有上涨，没有出现断档脱销的情况”。
　　发改委的这种表述，主要上是对自己所掌握的“看得见的手”的自我表扬，从标题到措辞，都给读者留下一个误解，好象保障灾区市场供应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主要是发改委高频率的“紧急通知”。湖南省各级物价部门每天组织150多个检查小组，1000多名检查人员在京珠高速、107国道等车辆拥堵、旅客滞留路段开展了地毯式检查。相比之下，商贩们则被报道成“囤积居奇”的罪魁祸首。
　　但是我们从灾民们事后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表述中发现了端倪：有火车上的灾民说的清楚，当火车在断电1天后，乘客们，特别是其中的身强力壮者，为了抢买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方便面，出价50元一桶。这个细节说明了“价格”的形成符合经济学原理：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与道德述求无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哄抬价格”的，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更急于排他。
　　对于这种离奇的价格进行道德指责根本无效，能有效地遏止价格进一步离奇上涨的力量，反而是商贩们冒着严寒和冰冻的路面，肩挑手提，到这些价格迅速上窜的地区“赚钱”所导致的供给增加。所以，湖南省各级物价部门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他们与其每天组织1000多名物价检查人员，不如每天组织这么多的商贩，往这些旅客滞留路段去赚钱，那样可以更加有效导致物价的下降。
　　实际上，往灾区运送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以及肉禽蛋，甚至盒饭、方便面等各种物质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吸引商贩的利润。每个商贩的利己心是增加供给的最有效的激励。其实问题不存在于灾区商品的价格高，“价格高”其实就是最好的应急调度员。而存在于这种价高的信号能否完整准确地传达出去，并动员更多的商贩参与进来，他们之间的竞争才是价格回落的动力之所在。
　　那种对商人们的利己心扣上“不道德”的帽子的行为，值得我们长期警惕。因为这种指责，在我看来，属于明修栈道，而暗渡陈仓的则是发改委及物价部门对自己的“物价监管”进行自我授权。这种自我授权表面上看不到利润的诱导，但它所掩盖的，恰恰是定价权所带去的寻租机会。实际上，发改委所进行的大量价格听证会，大多数是“逢听必涨”。
　　当然，有些“看的见的手”还是正确的，比如对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市场管理费、工商管理费和车辆入场费等一律减半收取；比如江西省所有收费公路、安徽省高速公路对所有车辆一律免收车辆通行费。比如对受灾群众和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补贴。“看的见的手”只有在充分调动“看不见的手”的积极性的时候，才是正确的。权力限制了创业致富的渠道　　
　　陈青蓝
　　贫富之间的通道比贫富分区更值得关注
　　前一段时间某地产大亨说：有贫富分区是正常的。激起了争吵一片。不过大家争吵的过程激情有余，争吵的焦点却总有些不明了。其中有一个问题据我观察提到的人不多，那就是：贫民区和富人区之间的通道是否畅通。也就是说，贫民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能够变成富人。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该不该有贫富分区。如果贫民有足够的机会能够变成富人的话，贫富分区和贫富差距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中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恰恰是在贫民区和富人区缺乏这样一条畅通的通道。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因，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甚至在不断的扩大，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严重阻滞。
　　那么是什么原因切断了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通道呢？让我们先看看一些事实：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2006年大学生有六成没有找到工作，后来有关部门又出来“辟谣”，说报道数据不准确，只有四成的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不管哪个数据是准确的，我们可以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今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再加上往年毕业仍未找到工作的，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相当大部分的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城市的底层挣扎的残酷事实，这些本来应该是创造财富的主力的知识人群却沦为需要政府照顾的“贫民”。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困惑的。
　　近几年，城管取缔街头摊贩的时候殴打摊贩、造成死伤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而这些摊贩本来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养活自己和家庭，却因为政府剥夺他们谋生的权利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济和帮助。
　　《新京报》6月30日报道：朝阳工商局办证大厅被办理年检的企业代表挤得水泄不通。数千人排队两天仍然没有办完手续。
　　媒体报道，7月1日开始，北京市禁止在住宅注册公司、经商。写字楼价格急升。
　　……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正是机会太少抑制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导致了穷人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上升到富裕的阶层，那些本应该通过自己努力养活自己、甚至成为富人的人，却因为缺少机会而被迫沉沦在穷人圈内，这是贫富分化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造成机会太少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想创业，想做生意，都会面临一个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子：政府。
　　在中国创业和民营企业生存会遭遇到政府有意无意的围追堵截，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与行政歧视，使很多人的创业构想根本无法实现，或者即使开始了创业，也会在艰难的政策环境中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黯然收场，而这些人当中本来会出现戴尔或者比尔盖茨的。
　　首先，金融和融资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国家垄断的金融行业多倾向于国有企业，上市融资也是国企优先。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从国家垄断的金融机构中筹集到资金，而民间金融信贷又受到严厉的压制和打击。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如何能够发展？
　　其次，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一道本应很简单的公司注册手续，在中国就成了相当大的问题。据统计，在中国，要注册一家公司平均需要走过7道关卡，办理时间需要111天，这还是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如果因各种原因拖延、材料不合格等，时间会更长。而在加拿大，只需两个步骤，2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办好。
　　注册资金也是企业成立所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中国，注册一个有限责任的公司，最少需要1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注册股份有限公司则需要1000万元的资金，而在欧盟国家，这个数字为20万元人民币，在美国，这个数字则为零。
　　北京市禁止在民宅经商办企业，这个小小的规定扼杀了多少艰苦创业的小企业。
　　从这些形形色色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办一个企业的门槛大大高过发达国家。而恰恰是这些门槛挡住了中国的比尔盖茨的诞生。根据北京市的规定，比尔盖茨在自家车库创建微软就是非法，而且比尔盖茨一开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注册公司就很可疑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比尔盖茨生在中国，一个大学中途退学的没有大学毕业证的学生，将很难找到工作，也很难开始个人创业，他很可能是千千万万穿着大裤头在胡同里乱窜、找不到媳妇、每天回父母家蹭饭的普普通通的北京小混混当中的一员，街道、派出所还经常得担心比尔会不会惹是生非，街道大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比尔同志如果放到美国，将成为全球首富，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财产，而且还拿出300多亿美元做慈善事业。
　　道理很简单，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一个人们不断分工合作的过程，信息分散在每个人那里，每个人都掌握着与自己创造财富有关的相关信息，每个人都通过市场自发地寻找最佳的机会，通过降低成本和提供别人需要的产品而获得回报，高高在上的政府不可能掌握分散在个人那里的大量的知识，从而不能代替人们做出判断，政府管制机会的结果只能扼杀机会，遏制财富的创造，使得大量的财富根本没有机会产生。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在经济领域清静无为，还人们以创造财富的权利，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
　　政府为什么会对人们致富创业设置障碍？
　　政府的行为很有意思，它有时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周伯通一样左手和右手互博，有时候又像桃谷六仙一样，口里喊着“打你脑门”，却一脚踢向对方的小腿，让旁人看得莫名其妙。就像前面我们分析的那样，一方面说要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一方面却对国有垄断企业偏袒有加，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而垄断行业的收入已经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许多倍，同时上千万的民营中小企业在不公平竞争中艰难生存；一方面说要创造就业机会，一方面对老百姓创业设立各种门槛、对民营企业征收各种费用、设置各种障碍；一方面扶贫，费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又以城市形象的名义对贫民摆摊横加阻挠和取缔，剥夺老百姓自我谋生的机会。
　　对此，政府理论依据是：市场会失灵，市场对污染、欺诈、信息不对称无能为力，因此需要政府这个保姆出面。 对此，且不说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市场是否真的会失灵，我们只看看政府出面的结果如何。事实上，越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复杂、政府对质量、安全、污染等插手管理越多的地方，欺诈越多、质量问题越多、污染越严重。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没有必要出面。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出面往往更能添乱。
　　其实，用“寻租”来解释政府行为可能更符合事实。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是政府部门，政府是由一个个理性经济人组成的，任何一项政策，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受益，它注定不能维持下去。事实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往往可以看到垄断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利益的影子，对新入企业的准入限制往往是为了维护行业内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有了准入限制所造成的壁垒，垄断企业才能维持高额利润的“租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天然有抓住管制权力、让审批手续复杂化的倾向，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从许可申请和审批的过程中谋取利益。
　　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我们认为最终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和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有赖于宪政体制的建立，公民权利的完善以及产权改革的深入。这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过程。在此之前，尽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不得不存在，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人们可以很自由的创业，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企业，但无论如何，对于政府管制经济，人为制造创业和企业运转的障碍，我们有必要大声地对他们指出来，政府这样做不对！这样做会减弱经济的活力，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贫困人口的增加，拉大贫富差距，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解读美国——伟大的妥协挽救危机　　
　　独立不仅是一纸对外宣言，它应当落实到生活中。
　　自由不仅是一种人生价值，它应当成爲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理想，它应当在实际中可以操作。
　　－－作者题记
　　“我们要么在一个首脑的领导下组成联邦，要么成为互相牵制不已的十三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我看来，最大的祸害就是不团结，就是毫无道理地互相猜忌……。现在，这种毫无道理的互相猜忌心理还在不断毒害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头脑只想到虚假的祸害，而忘记预防真正的祸害。”
　　“成立邦联时，我们大概对人性估计过高。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强制力量的干预，即令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措施，人们也不愿采纳实施。我认为，我们要想作为一个国家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把权力交给某一个机构，让他雷厉风行地运用自己的权力……。”
　　“十三个主权国家，你斗我，我斗你，又一块同联邦斗，必然会很快同归于尽。可是，如果我们能制定出一部充满活力的开明的宪法，实行严格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防止人们侵犯宪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回复我们的尊严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独立战争后，华盛顿隐退弗农山莊时期，针对美国无政府主义状态分别写给他的友人詹姆斯-麦克亨利、詹姆斯-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信的内容虽然表达了美国几位政治贤达的想法，距离改变无政府现状，实现制宪理想还差很远。
　　一、 出乎意料的制宪方案
　　不久后的1787年初夏，美国知识政治精英深怀国内分裂之忧，聚首费城，为依循旧制而修改“联邦协议”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使之完备有效。当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建立强力中央政府的议案时，大部分人目瞪口呆，怀疑自己听错了。
　　这个议案是维吉尼亚州提交的。维州与会代表最多，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首，他们对全场哑然之局有所準备：当33岁的维州代表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按照事先商定的方式，谨慎地向大会提交维州草案时，他首先肯定旧有的“联邦协议”的重要性，赞扬这个协议制定者们的智慧和伟大。接下来他指出，这个协议是战时产物，是为十三个州政府制定的。他陈述目前很多地区内政府无能并被愤怒的民众所颠覆的状况，并指出：现在战争结束了，局势变化了，新大陆进入历史新时期了，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他说，新大陆需要一个拥有最高立法机构、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司法机构的中央政权。
　　本次大会要就美国政治体制另起炉灶。全场在震动中沉默良久，然后就开了锅。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并不陌生，已经有几个州政府采纳了三权分立体制，但是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州政府。对於一个中央政府而言，“supreme” （最高）是什么意思？“national” （国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联邦”（federal）呢？我们刚从一个权威统治下独立，又要弄个中央政府统治自己吗？集权体制，甚至君主立宪制，悖逆新大陆自由独立信念，是新大陆躯体里的胆固醇和脑血栓，是他们极为反感的一道咒符。规避这东西，是他们的本能。
　　对欧洲政治宪政文明烂熟於心的麦迪逊，逐一解答代表们提出的各类问题。最后，针对南卡代表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关於为何新大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十三个州是否有必要结成统一联盟、是否有必要拥有统摄他们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问题，德拉瓦州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在回答中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确然是一个国家，虽然我们是一个由不同的部分或州组成国家。宾州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接下来指出另一个未来的事实。他说，在坐的各位代表都将死去，我们的子孙不会再把自己看作是纽约克公民、宾夕法尼亚公民或者北卡罗来纳公民，他们将自我认同为美国公民。他接著说：与其坐等20年后，独裁者在社会无政府之乱中崛起，不如今天就选择法治下的中央政府。
　　大会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讨论宾州方案是否可以提上日程。这五天时间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个议案的重要性。这是决定新大陆国运的五天。此后，代表们认可了宾州草案，建立中央政府的议案遂正式提上讨论议程。新大陆的现实在那5天之后，正确地转了一个弯，历史悄然进入破晓时分。
　　然而进入具体条款，协议的达成困难重重。与会各州代表来自不同区域，拥有不同利益。鉴於独立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大部分代表勉强同意建立一个有税收权能、军事权能和商业权能的中央政府，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认为新大陆应该拥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政体，他们认为这个政权的最高权力应当来自选民，经由选举的代表组建。这是他们的基本共识。另一个基本共识是，同意三权分立原则，即任何一个部门及其机构或人群，都没有统辖、控制其他部门的权力。除了这些原则性问题达成的协议，几乎其他所有具体议案都没有一致意见，大会代表在辩论中分裂为不同组群。虽然保密制度和全体委员会原则（见拙文“解读美国２：制定宪法的暗箱作业原则”）在人尽其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双方在各项争议条款中不作出相互妥协，新宪法将作为少数政治贤达人士幻想中的天方夜谭胎死腹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不会存在。
　　二、三项妥协议案
　　大会达成的“有名有姓”、载入史册的重大妥协有三项：关於大州和小州之间在议会中席位数多寡的妥协，这项妥协干脆就被史家们称做“伟大的妥协”（The Great Compromise）；其次是南方州和北方州之间关於奴隶是否有选举权的妥协，“五分之叁妥协”（The three-fifths compromise）；再是与南、北方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关於国会管理新大陆商业贸易权限的妥协，“商业妥协”（The commerce compromises）。
　　“商业妥协议案”：盛产工业产品的北方各州希望新大陆的国会拥有管理外贸和各州商贸的权力。盛产农产品的南方各州反对，他们担心国会将通过相关法律，影响南方经济利益。具体说，南方各省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生产向欧洲以及北方各州出售的烟草。一旦国会通过出口产品征收关税法案，将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客户减少，直接影响经济收入。而进口关税则导致南方所必须的北方工业产品价格上涨。为避免进出口关税，保护自己经济利益，南方各省反对赋予国会以进出口贸易管理权。经过辩论，南北方之间就此议案达成妥协：限定性地给予国会商业管理权力，尽可能在不妨碍对方基础上，满足两方利益：赋予国会对外贸和对数州的商业的立法权，包括征收进口关税权。但是，国会无权针对任何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立法。
　　南方的忧虑并未由此全然消除，反而因此节外生枝：国会既然被赋予进口关税的立法权，有朝一日万一通过一项法案，宣布进口奴隶为非法，或者对进口奴隶征收关税，他们将难以为继。－－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新大陆无论南北，奴隶占总人口比例四分之一。南方各州农业重镇普遍沿袭新大陆初民时期的奴隶制，奴隶占人口比重仍然很大。－－辩论顺著思路一度跑题了：奴隶制是否有利，是否应该取缔一度成为话题。激烈辩论之后，终於直奔目标，北方各州代表再度作出让步，南方各州也不求全，双方达成的协议是：１８０８年以前，南方各州将一如既往进口奴隶而不受关税限制。１８０８年之后，国会将有权对奴隶进口问题实行管理直至作出取消奴隶进口的决定。
　　制宪大会距离1808年相差二十年，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二十年之后，奴隶制将自行消亡。事实證明这个估计是错误的。美国的奴隶制长盛不衰，半个世纪以后仍然不断以各种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困扰后来各界政府，以至成为国家分裂的契机，以至於非战不决。但是代表们当时的奴隶制前景的错觉，促成了北方各州在国会经济管理权力上作出重大妥协，争取了南方各州对宪法有关条款的支持。
　　“五分之三妥协议案”：各州人口中奴隶不享有公民待遇，他们的存在是否计在总人口之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纳税总额和议员席位多寡。实行数年的联邦协议并未就奴隶问题做过任何决议，各州政府因之自行其事。十三个州中，已经有九个停止了奴隶进口的商业活动，马萨诸塞州则明令禁止使用奴隶，但是南卡、北卡和乔治亚叁个州仍然继续进口奴隶。即便是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大部分也是奴隶拥有者。谁都知道目前的生活方式大半是过去习俗的延续，但这仍然是个敏感的问题，代表们绝无意就此纠缠，造成大会尴尬局面，但宪法讨论关乎国家前途，正如一个转型改制的大家族，各家兄弟必须聚集一堂，清理祖宗家底，把所有经年账本拿出来重新翻检、核实、修订、重建。
　　先是在纳税人口评估原则上，接著在议员席位的决定方式上，拥有大量奴隶的南方各农业州和工业化中的北方各州，意见截然相反。为少分摊纳税额，多争取议员席位：南方各州提议，奴隶人数被列入各州人口总数；而在缴纳税金时，将奴隶人口排除在外。北方各州意见则恰好相反。　　
　　讨论深入，而会议则再度走题：辩论集中於奴隶的定义问题，此题重复出现在激烈争辩中。反对计算奴隶为州人口总数者指出：奴隶乃是财产不是（有人格的）人。赞成计算奴隶人口者则指出：奴隶是人不是物。讨论深入，辩论涉及到人类道德和历史：北方宾州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指出奴隶制是罪恶制度，是所有通行奴隶制的各州之大量悲剧和贫穷的渊薮。南方南卡代表查理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抗辩说：不错。但是自有人类以来，一半以上的人曾经都是奴隶，而你们北方各州也是非洲奴隶生存之地。奴隶拥有者，维州代表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表达了希望解放奴隶的愿望，同时控诉英国政府贩卖奴隶，牟取暴利。会议无意间进入奴隶制度和奴隶现实辩论。然而大会不是奴隶现状和这一制度的裁判所，人们非常清楚，一旦宪法写明禁运奴隶，南方三个州将拒绝签字并可能宣布独立。如此，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将无以诞生。
　　激烈辩论之后，南、北两大派终於接受宾州詹姆斯-威尔逊的提案，再度达成协议：将五分之三的奴隶人口计算在总人口之内，以便据此决定纳税总额和议员席位。此为制宪历史上著名的“五分之三妥协案”。
　　“ 重大妥协议案”：宪法大会诸多条款的讨论中，关於立法机构“国会”的创立原则，是辩论最激烈的议题。这个议题直接关系到（人口多的）大州和（人口少的）小州在中央政府内是否拥有同等发言权和表决权。讨论持续将近两个月，无休止地争论，多次表决，反复推翻，以至於与会者人心绝望，严重分裂和情绪对峙导致大会濒於散伙边缘。
　　分裂散伙虽然最终未成事实（后详），但是讨论却因歧义深重而两度中断。一次是由於新泽西州提出另一个立宪议案，旨在强调州政府权力，这显然是针对维州议案提出的。新泽西议案的支持者同时置疑大会议题有违会议初衷。他们指出：在座者皆无权将联邦条约扔进故纸堆。他们呼吁回到联邦协议的讨论。　　
　　问题突如其来，反对者仓促应战。他们认为代表们当然有权讨论新宪法。宾州代表并反问道：何故国家政权如此不受欢迎？它比州政府更缺乏诚信吗？公民的自由和所受保护将由此而衰减吗？维州代表埃德蒙-伦道夫进一步指出，面临新大陆一般散沙、内忧外患的处境，大会如果不讨论建立中央政府，无异於背叛，“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解决新大陆危机。而且，”他说：“对於建立一个国家政权而言，此乃最后的机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After this experiment, the people will lose all hope）。”
　　在会议转而而为维州议案的合法性吵得不可开交时，半路再杀出一个程咬金：纽约代表，德高望重的亚历山大-汉明顿（Alexander Hamilton）也提交一个议案，反其道而行之，走得比维州议案更远。他干脆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选票决定一人当权，此权威可以立法，实行终身制，不得罢黜。他说他不代表纽约州政府只代表个人。他详陈己见，独自发言长达一整天时间。他的议案触动新大陆移民的七寸之痛：无论如何，他们绝不准备接受一个集权政府。这类政府工作效率越高，越不能接受。但是此议也许无形中起到一个缓冲作用：有这个议案垫底，维州叁权分立的中央政府议案，加在新泽西州和汉明顿两个议案之间，成为中庸可行之道。是摆脱偏激之两端的最佳选择。
　　汉明顿的议案未经表决就被否定。新泽西议案投票结果遭到否决。会议辩论转了一个不大的圈，再度回到叁权分立中央政府议案。针对国会立法机构里各州议员席位的决定原则问题，大州和小州之间尖锐的分歧和争端再度开局。
　　这一激烈争辩之再度中断，干脆就是因为无法继续进行：
　　代表们自知继续讨论下去，不是面红耳赤、箭拔弩张，而是拔腿走人、会议散伙。为避免此一结局，会议决定暂时搁置冲突，转而讨论其他（后详）。
　　“ 重大妥协议案”的最终达成，披荆斩棘、伤痕累累、得之不易，其内容是：立法机构分为两个议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参议院，各州无论大小，议员一律两名。这是大州对小州的让步，由此在参议院内小州取得与大州同等的权力；在众议院，议员由各州的人口比例决定。这是代表小州对大州的让步，大州将因为人口众多，而多的拥有相对多的议员席位。
　　三、 “一根头髮丝的力量”
　　多年以后，麦迪逊回忆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大州和小州在中央政府内代表权和选举权之争，是直接威胁制宪使命的一个关键议案。考察这个项议案之妥协的达成，可以明白，即便全体统一意志，建立中央政府，来自不同区域、拥有不同利益的人们之间要达成妥协，何其艰难。
　　大州，维吉尼亚州的埃德蒙-伦道夫提出的议案如前所述，是各州国会议员人数决定於各州的人口基数。等於说人口多，议员席位多，人口少，席位少。小州新泽西的代表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则主张，各州无论人口多少，在国会应当拥有同等席位。他强烈反对维州议案。大会遵循会议统一对外发言的“全体委员会”规则（详见“解读美国二：宪法大会的暗箱制作原则”），但是他表示：新泽西州将永不加盟此项议案；他宣布：新泽西州拒绝被大州吞没。
　　这个问题立即演变为公民平等权利之争。麦迪逊作为后世公认的美国宪法起草人和各项议案具体内容解释人，在这一问题上也不能超脱。他代表宾州抛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反问：宾州的公民难道与新泽西的公民不平等吗？为什么我们需要150名公民数额，才能取得与新泽西50名公民的同等权利？
　　他的挑战引发的回应更加尖锐，问题再演为各州公民总体上是否享有同等自由和同等权力的问题：“这是权力之争，不是自由之争”，一位小州的代表回应道：如果接受维州议案，小州将可能在国会里输於大州。但是，居住在小州的公民本该享有同等於大州居住者的自由。
　　这一讨论，在理论上涉及自由与民主的基本价值如何具体化为各州公民的权益。解决这一问题，等於解决抽象人权观念落实为政治可操作方案，并具体化为公民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观念理论，从价值取向变为生活方式的第一步，这是政治乌托邦（理想）变成社会现实的必经之途。这必经之途也是荆棘之途，充满陷阱和误区，包含歧义和危机。费城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争执，不可避免地引发情绪化对立，导致分裂危机威胁大会。
　　麦迪逊对那些拒绝认可维州方案的小州警告说：“如果小州不认可这个方案，宾州……将拒绝认可任何其他方案”。麦迪逊的警告引起小州强烈反弹，德拉瓦州的代表岗宁-贝德福德（Gunning Bedford）拍案而起，他直视大州代表们，气宇轩昂地宣布：“先生们，我不信任你们。如果你们试图压垮小州，你们将诋毁这个联邦。如果你们诋毁联邦，小州将寻求更加诚实可信的外国联盟，这个联盟将与小州携手并带给他们正义。”－－几乎等於公开宣战。会议气氛可想而知。大州寸步不让，小州警告升级：他们将退出会议，已示抗议。
　　类似警告在费城制宪大会上，出现过多次。然而这一次，宪法大会确已临近分裂与失败的边缘。
　　大会耄耋老者、体弱病衰的富兰克林痛心地写下自己的感想，要求威尔逊在大会上为之代读。“为什么”，他写道：“为什么小州认为自己会被在国家立法机构中拥有多数席位的大州吞没？这种恐惧没有根据。大州不会因为吞没小州而获得任何利益，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我相信，他们不会试图这样做。”
　　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的努力并不能平息争论双方的愤怒和敌意，会议就此案多次表决，无分胜负，反复讨论，没有进展。暂时搁置议案，转而讨论其他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国会两院名称、议员的选民资格、议员资格、议员任期、议员薪水及相关问题等。
　　这些议题并未费太大事，不几日大会再回原题，继续僵持，对立情绪翻番。从五月到七月，关於国家立法机构的辩论几乎没有进展，“我们似乎到了一个无论如何没有出路的关节点”。弗兰克林表述，说明美国建国者们面临的困境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不是偶然的。富兰克林说：
　　“我们似乎感到我们缺少政治智慧。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我们翻检古代政治历史上的政府模式，我们研究现今已不存在的、各种共和政体形式，我们也检索了所有欧洲当代国家政体，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宪法适用於我们的情况。”
　　纽约州两名代表罗伯特-耶茨（Robert Yates） and 约翰-蓝辛（John Lansing）退出大会，以示抗议。维州代表乔治-梅森则愤然表示：不达成协议，绝不退出。否则，离去之前，现在费城此地埋下尸骨。
　　老富兰克林几乎绝望了，他敦请大会祈求上帝帮助。他希望每次会议开始，都要虔诚奉上与会者的祷告。然而上帝不大容易出场，北卡一位代表说：我们根本没有经费请一位牧师前来带领我们祷告。
　　威严肃穆而极少表态的大会主席华盛顿，在给临时回到纽约的汉明顿的信中，终於表达了自己克制已久的失望：“对於你的离开我感到遗憾。我们的讨论进入了最糟糕的状态。对於建立一个好的政府而言，达成的协议少之又少。”他直言：“对於会议成功闭幕，我已经失去几乎最后的希望。我对同意参与此事感到后悔。”
　　后来不久，马里兰州代表卢瑟-马丁（Luther Martin）确认：当时大会“处於崩溃的边缘”，他说，“我们仅仅是靠一根头髮丝的力量栓在一起的。”
　　四、“重大委员会”
　　时间进入了正式开幕以来的第三个月，七月。七月四号是新大陆独立的第十一个周年纪念日。费城是独立宣言签署之地，宪法会议大厅，是独立宣言签署之地。在与会者围坐的主席臺上，不少人曾经在那份后来举世瞩目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为了新大陆的独立，他们把身家性命押上了那一纸宣言。如今，战争胜利了，他们为之流血的自由却被泛民主的人类习性所践踏。
　　坊间对会议的困境一无所知。有媒体报道说：费城会议已经就多项议案达成协议。事实远非如此，代表们自己心知肚明：这个讨论宪法、拯救危机的大会陷入困境，有人离去了，有人誓死不撤；有人沉默，有人滔滔不绝。富兰克林的绝望和华盛顿的悔意，是会议失败的信号。
　　上下古今求索，寻不出一个现成的国家政府模式。剑拔弩张、精疲力竭、激愤难耐又沮丧万分的与会者们，为了解决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使出了最后一绝：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委员会就这一反复辩论反复投票反复否决的国家立法机构条款，拿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来。他们给这个委员会命名为“重大委员为 ”（Grand Committee）。
　　七月四日，费城，作为新大陆独立发源地，正在欢度第十一个独立日。宪法大会各州代表集体公开露面，由华盛顿率队出席独立日费城庆典，“重大委员会”成员未出席。他们受大会委托，利用那一天时间，紧急商议妥协方案，为挽救危机做最后的努力。与会者们身置独立日庆典，心事重重，“重大委员会”能够拿出有效方案吗？难道还有什么灵丹妙药足以让他们有勇气，拿自己绝不放弃的原则，作出让步吗？
　　五、独立日重温初衷
　　就是在那次庆典活动中，在费城的教堂里，暂时休会的代表们听到了费城人民对他们的一如既往的期待。我在《解读美国之二：宪法大会的暗箱作业原则》一文中引述过这段话，我愿意在这里再引一次：
　　“ 你们的国家人民正看你们，既满怀焦虑又充盈希望。你们的国家未来依靠你们的决定。你们的国家相信，像你们这样的人－－在独立战争中领导我们的人－－将会懂得如何建立一个政府，造福於全体美国人民。确然，我们拥有懂得政府科学的人，能够发现所有我们面临问题的答案。确然，我们拥有创建一个政府的能力，从而保护我们所赢得的自由。”
　　美国史家说，费城会议的建国者们需要听到这样的话。
　　确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讨论进入僵局、走投无路、几乎散伙的时候，他们需要感受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需要重温自己的使命，需要从新大陆不堪的现实中汲取必须坚持下去的意志。他们必须再度从争辩的激愤中清醒，再度意识到，这次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美国第十一个独立日的革命圣地费城，是夜灯火通明，礼炮齐发，天空五彩缤纷，大地欢声涌动。这个年青的民族不知道自己正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凭藉梦想和直觉，把胜利的希望写满新大陆的天空和大地。可以推测，困顿疲惫、失望沮丧的新大陆领袖们，在这样的气氛里，不可能不暂时跳出各自的利益范围，再度审视他们领导新大陆争取独立的初衷，再度感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所承担的责任。金瓯不整，玉碎瓦破，那时再谈宪政迟矣！
　　六、“重大妥协议案”启动历史转机
　　阿历克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综合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一场革命可能引发两条小溪，一条引向民主自由，另一条引向绝对权威。所言不虚。诡谲而险恶的是，人类近代历史證明，引向民主自由之途曲折艰难，引向绝对权威之途通畅。因为绝对权威与无政府主义（大民主或泛民主）是一对冤家对头，一个事物的两面。反抗奴役的民族、民主革命，极易导致民主的泛化和自由的滥用。当代政治学家们反复论證过，无政府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为极权暴政的反抗力量，亦可为新一轮独裁统治的温床。
　　具体地说，人类社会往往因为历史无意识－－人民直觉而直线突进而物极必反，导致回到起点。乌托邦的崇高理想是民主革命的精神源泉，但是革命而无规范与法治，社会将呈现专制奴役与无政府主义的恶性循环模式。唯法治和规范构成的权力制衡，可以保证政治民主、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历史良性互动模式。
　　独立战争之后的新大陆，无政府状态已经初现端倪，后来魔咒般登上苏俄和中国近代舞臺的恶性循环历史模式，最初曾在独立革命之后的北美悄然探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民所面临的选择，从来没有像1787年夏天那样严峻：不是专制奴役或自由民主的初级选择，这个选择，他们已经用枪炮选择过了；是高级选择：集权奴役与暴民决裁的恶性循环？还是宪政与民主的良性互动？要摆脱恶性循环、因因相袭的厄运，历史必须改变其演变的模式。
　　然而，历史自有其惯性，血脉贲张揭竿而起容易，理性的选择难；反其道而行之容易，扭转历史和社会惯性难；反抗奴役容易，摆脱两极对立的恶性循环模式难。
　　新大陆摆脱了殖民统治压迫的人们绝不会选择奴役和专制，但是单纯强调各州的独立和各自利益，无视他州福祉和利益，民主自由这一理想等于在实践中被无政府状态吞噬。鉴于“沙伊斯暴乱”（Shays’Rebellion）的教训，新大陆的领袖们已经聚首费城独立大厅，打开了那扇社会宪政民主、历史良性循环的大门。但那是痛苦的荆棘之路，必须以出让的各州的部分利益为代价才能走进去，再走出来。
　　“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自由也不是无限制的。
　　独立节次日，回到独立大厅，代表们聆听了“重大委员会”提交的妥协议案。此议案由两个部分组成： “众议院代表基於人口、参议院代表各州平等议案” （内容如前述）。此案并不新鲜，是他们已经提出并辩论且投票未决的方案。但是，本次投票表决规则不同，重大委员会要求，两个议案必须同时投票，双双通过，或者双双否决。也就是说，一个议案通不过，等於同时否决另一个。这意味著，大州小州必须各做让步。
　　果然没有灵丹妙药。灵丹妙药只在心中。代表们无人喜欢这个妥协案，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能继续做无休止地辩论、无意义地重复投票了。他们必须通过这个方案，否则大会将宣告失败。宪法大会不能失败。新大陆必须要有一部宪法，以便建立新的、适用而有效的民主政治体系。
　　7月16号，这个妥协议案投票表决通过。史称“重大妥协议案”。
　　这不仅是通过一项立法机构代表产生的议案，它的通过，较大程度上保證了宪法大会的成功。而宪法大会的成功，预示著新大陆所扬起的那面独立风帆，有能力引领新大陆航船转航。新大陆在那个历史性的关头，经受住了泛民主的诱惑，它拒绝直航，而是成功地转了一个弯，摆脱了奴役与被奴役、暴政与暴乱因因相袭、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消解了那个至今徜徉在人类其他地区的魔咒，向著真正民主自由的未来方向起航。
　　七、妥协是宪法大会的重要遗产
　　制宪大会的成功，不仅是保密制度下畅所欲言的结果，更是在此基础上，各州代表相互妥协的结果。为达成共识、取得协议而相互妥协，这是美国制宪大会留给人类在平等前提下相互协作、共建家园的重要政治遗产。
　　德拉瓦州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在宪法大会上的作用匪浅。他是主张双方妥协的中坚力量，他是“重大妥协议案”和投票通过方式的设计人。
　　1776 年，他曾经主张以妥协与调和解决与英国的矛盾，因而拒绝签署独立宣言。但是当独立宣言生效之后，他立即面对现实，代表宾州向国大递交了“联邦协议草案”，以便建立松散的联邦政府。作为这个草案的初创者，他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联邦松散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一度认为，州政府及其军队能够最大限度保护独立战争所争取的政治与经济自由。然而，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人和政治家的经历，逐渐使他改变了这一信念。尤其是1780年代早期他作为德州、宾州两州政府官员的经验，使他坚定地改变了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他确信，很多地方问题只能由国家政府出面解决，而公民之基本权利的最有力的保护者，乃是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中央政府。
　　这一信念，加上他的妥协经验，使他成为宪法大会上妥协议案的重要推动人。他的妥协智慧是非常明确的：
　　“在这次辩论中，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首先，在所有我受命於民的场合，作为我的同胞的一名信使，我要为他们的重要问题深思熟虑，而忽略源於自我抑制的个人优势……公开认可他们；其次，就像我为他们发出声音那样，真诚地加入支持他们的行列。”
　　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针对迪金森的妥协规则，有这样的评语：
　　“约翰-迪金森也许是最懂得妥协重要性的的一位政治家”。
　　“迪金森的两点规则成了领导者们面对组建新国家之艰巨任务时的指导原则。”
　　妥协行为源於谦卑品质和人类认知自我之有限性的智慧。富兰克林在宪法文献签署的当天，发表他的肺腑之言，号召各位代表签署这份无人全然满意的文献。他说：
　　“ 我承认，这个宪法中有几个部分我现在并不满意。但是我不能确定我将永远不满意。在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针对一种更好的信息或更完满的状况而改变自己主张的经历。这种改变有时候甚至是针对重要事项，这些事项我曾一度认为是正确的，但末了发现并非如此。因此，年纪越长，我越倾向於怀疑自己的判断，越给予他人意见更多的尊重。”
　　纵观历史，盱衡全局，富兰克林强调，无论有多少缺陷，宪法对於新大陆绝对必要。他强调，当人们聚集群体的智慧并享有其优越性时，不可避免地聚集这个群体的偏见、热情以及他们的错误认识、他们的地方利益和他们私见。他说：我们既不能期待再有一次群英聚会的机遇，也不能期待更完美的宪法。而他不能肯定，经过四个月辩论、商议、妥协之后的这部宪法，不是目前所能获得的最完美的范本。
　　9月17号，代表们终於就宪法全部条款达成协议。
　　四个月以来，老富兰克林经常望著主席台座椅背后的那幅画出神，画面是朦胧天色中的太阳。富兰克林从来不能确定那是清晨冉冉初升的朝阳，还是傍晚沉沉下落的夕阳。宪法文献终於落於纸上那天，富兰克林站在代表们中间，再度望着主席台座椅后面画幅上的一轮太阳，他终於发现，那是清晨冉冉升起丶君临万物丶带来希望的朝阳。他确定，对於新大陆而言，”这是新的一天”！
　　老富兰克林此言不虚，民主、自由与独立的理念，终于有了一种可操作程序、变为一个可落地的规章。一个史称“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国家，已经雏形草成，诞生在即。
　　不过，及至那时，由於彼此让步，相互妥协，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喜欢他们的杰作，也没有任何一个代表确信他们四个月的心血将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认可。维州代表埃德蒙-伦道夫是推动制宪最积极者之一，是首先向大会提交宪法草案人，但是他拒绝在宪法文献上签字：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可能通过各州批准，签字没有意义。另有代表认为，或可批准，接下来就是一场内战。
　　－－宪法終于通過，内战没有发生。但是宪法正式落地、国家整体建构之前，新大陆确实经历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公开论战。论战的结果出乎大多数代表的悲观预料：这部宪法不僅得以在新大陆核准通过，而且修补了重大缺陷。解读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公开的、大范围的民主运作中，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尊重少数人的意志，不仅是自由的要义之一，而且有利於社会整体的健康存在 继续第十二部分。承上十一　　
十二、通货膨胀制造的骗局　　
　　通胀就是货币量增加了。新增加的货币实际上是合法伪钞。这些合法伪钞是通过信贷投资进入经济体，和真实的储蓄投资混在一起，使得储蓄投资的总额虚高，改变了社会原有的储蓄-消费比，压低了利率。
　　可见，在人们储蓄意愿没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信贷大规模扩张，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这时，必然伴有利率的大幅降低。这种低利率往往被理解为，有人通过压低利率增加信贷，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新增的合法伪钞通过信贷压低了利率。
　　可惜，多数人对通胀的机理不清楚。他们坚持通过消费品物价是否上涨来判断是否有通胀。如果物价没有上涨，即使信贷大幅增加，他们也拒不相信通胀出现了。很好，制造通胀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如果大家都意识到通胀出现了，就会相应调整各种价格。那么，通胀就变为简单的币值改变了，制造通胀者也就没有机会用合法伪钞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了。
　　当然，在通胀最终蔓延开来以后，最终会出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但在此之前，通胀就已经在危害经济。怎么危害呢？破坏社会生产结构。
　　制造通胀的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所能做的，仅仅是弄出大批的合法伪钞。他们并不能造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他们又不是上帝。结果就是，社会中的资金看起来更多了，企业家更容易得到贷款了——政府为了增加流动性，有时甚至会催逼银行增加信贷，但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还是原有的那么多。
　　继续用上一节中的数字进行解释。如果没有4万亿的合法伪钞，投资总额只能是基于真实储蓄的2万亿。这时，当然也会有企业家得到贷款。4万亿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投资总额增加到了6万亿。企业家会得到更多的贷款，或者更多的企业家得到贷款。这时，从个别企业家的角度，他无法判断，自己得到更多的贷款，是因为发生通胀了，还是他自己的本事变大了，因而银行更愿意给他贷款了。
　　那么，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他会看到什么？
　　他看到的是，利率降低了，得到贷款更容易了，但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比较贵。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资金使用的成本变低了。于是，拿到资金，想要扩大生产的企业家就会建立起比以往更加资金密集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原有生产结构的简单的同比例扩张。
　　也就是说，企业家会更多地使用资金，更少地使用土地和劳动力。回去看看第六节，就会意识到，所谓资金更加密集的生产结构，就是迂回程度更高的生产结构，也就是需要更多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等等资本品的生产结构。
　　这不是企业家非理性，也不是企业家犯错误。这是企业家对利率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应有反应。利率降低，说明储蓄增加了，说明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了。这时，企业家当然应该建立起资金更加密集的、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以得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何错之有？生产结构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越来越迂回、同时也是越来越高效的状态吗？
　　但是，前面说了，这时的利率降低是虚假的，真实储蓄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只不过是形同废纸的合法伪钞。所有人都被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引入了一个巨大的骗局中。在这个骗局中，所有正常反应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这个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虽然企业家确确实实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钱，但这些钱混杂了相当部分的合法伪钞。这些合法伪钞并不代表任何真实财富，因此也不应该能够交换到其他真实财富。但通胀让企业家失去了分辨能力。他们以为这些钱都是真实的财富，并根据这些钱的数量确定了自己的投资计划，设计了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
　　看到通胀的危害了吧。看到通胀是怎样破坏生产结构了吧。
　　是的，因为受到通胀创造的骗局蒙蔽，企业家用掺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合法伪钞的投资，发展出了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这个过程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也可以从利率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企业家建立任何生产结构时，都要比较各种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的价格。根据这些不同要素的价格，在生产结构中建立起最合理的搭配方式。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很贵，所以没人会在那里投资建立牧场，那太不合算了。但如果市中心的土地价格降下来，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许因为这个城市变得极度萧条，建牧场说不定就合算了。
　　利率是使用资金的价格，通胀虚假地压低了利率。在低利率下，原本不赚钱的生产结构变得赚钱了。企业家由于无法判断利率的真假，自然乐于建立这样的生产结构。但由于低利率是虚假的，所以这种生产结构也就是错误的。当通胀停止时，低利率会恢复为高利率，这时，那些在低利率下有利可图的生产结构就无以为继了。
　　还可以从相对价格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市场来说，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异，实际上表明了它们之间的重要性差异。这个重要性是消费者效用和生产者成本综合作用的结果。某个生产结构中必定有多种价格不同的要素。应该按照什么比例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呢？这当然要根据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计算。石油价格远贵于煤炭价格，就应该采购烧煤的锅炉。如果石油价格大跌，就应该采购烧油的锅炉。鸡蛋价格是面粉价格的10倍，生产不用鸡蛋的馒头更合算。鸡蛋价格是面粉价格的2倍，则生产蛋糕更合算。
　　由于土地、劳动力、资金并不是同步增长，而且，资本品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会扭曲正常的相对价格体系。这个体系被扭曲以后，企业家就会受到误导，建立起在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中才合算的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当然是错误的。一旦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恢复正常，这种生产结构就会无以为继。
　　不过，虽然这些生产结构注定是错误和失败的，但在这些错误和失败被发现以前，会有一个相反的繁荣阶段。这是下一节的内容。十三、从繁荣到危机
　　通胀发生以后，大量合法伪钞通过信贷扩张等渠道到达想要投资的企业家手中。企业家拿着这些钱去投资，去采购资本品，导致资本品的需求大涨，资本品的价格因此大涨。由于合法伪钞进入经济体需要一段时间，资本品的上涨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随着涌入的合法伪钞越来越多，对资本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也就越来越大。
　　除了企业生产以外，其他受到信贷扩张影响的投资项目，也会出现同步价格上涨，比如楼市。同时，企业大幅增加投资，盈利预期很好，现金流充足，财务报表很好看，会增加股市投资者的信心，股价也会节节攀升。这就是房价、股市会随着信贷扩张而大幅上涨的原因。但日常消费品这时还不大可能会同步大幅上涨。
　　为什么消费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呢？因为消费总额没有变。合法伪钞进入经济体的入口是信贷投资，而不是消费。合法伪钞基本上都用来制造虚高的储蓄投资总额，而没有改变消费总额。很少有人到银行贷款是为了支付日常开支。银行一般也不会发放这种贷款。短期的信用卡贷款很快就会收回，不会制造出大量合法伪钞。
　　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投资需求变高了，但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消费品的价格因此就没有和资本品价格同步上涨。
　　企业家大量增加投资，因此，人们看到了一片经济繁荣的景象。信贷规模大幅增加。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大搞建设。无数企业家兴奋地扩大企业的规模，购买设备，扩建厂房，招聘员工，他们憧憬着未来的大笔收入。找工作很容易，工资还在节节攀升。房价不断上涨，房市极端繁荣。各色投资者揣着大笔资金，到处寻找投资项目。无数商业计划被送到投资者的办公桌上，无数谈判和签约在进行中。一个个一夜暴富的故事到处传播。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被轻易地投出去，砸向那些幸运儿。挣钱太容易了！
　　那些真正知道通胀是怎么回事的人，此时则会感到忧心忡忡。但他们无力阻止沙滩上的大厦越建越高。
　　当然，经济繁荣并不完全是通胀造出来的虚假现象。技术进步、真实投资增加、制度改进、全球化、市场自由度提高等等都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同时存在通胀因素，在真实的经济繁荣中就会包含相当部分的虚假繁荣。这些虚假繁荣总会有破灭的时候。
　　虚假繁荣是如何破灭的呢？
　　企业家投资出去的钱，会通过各种渠道，以收入的形式，到达广大社会成员手中。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是合法伪钞，这时会怎样？
　　这时，有两种可能的演变方向。一是通胀骗局破产，经济危机爆发。二是骗局被掩盖，被更多的欺骗掩盖，最终是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
　　还用前面用过的数字进行解释。假设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是2比8，通胀增加了4万亿合法伪钞，通胀制造出来的虚假储蓄-消费比例是6比8，这个虚假的6比8支撑着企业家进行投资。钱投出去以后，通过各种渠道，经过一段时间，作为各种收入，到达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手中。这个过程，就是通胀流传开、蔓延开的过程。钱到了社会成员手中以后，大家会按照哪种储蓄-消费比例进行分配呢？
　　如果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通胀已经发生，就会按照原有的储蓄-消费比例安排自己的支出，也就是继续花掉8个，存起来2个。他们的不耐并没有改变。
　　在真实的2比8储蓄-消费比例下，生产要想盈利，就要符合这个比例的要求，生产出相应比例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也应该是2比8。真实的利率将调节生产比例，使之符合市场需求。合法伪钞制造出虚假的储蓄-消费比例，改变了真实的利率，这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资本品的价格不是大涨吗？并改变生产出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比例，使这个比例也趋向6比8，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资本品生产过多了，消费品生产则不足。
　　当广大社会成员按照真实的2比8储蓄-消费安排自己的收入时，问题就会暴露。他们将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储蓄的缺乏，将导致后续投资的不足。没有投资，就不会有那么多资金用于购买资本品。许多生产资本品的企业就会感到销售困难。他们发现，原来预期的盈利没有了，他们过去的投资计划可能失败了，他们将迎来亏损、破产和失业。
　　如果人们意识到通胀已经发生，情况会进一布恶化。在通胀预期下，人们会更多地消费，更少的储蓄。结果，对资本品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对消费品的需求更多。更多的资本品生产企业将亏损、破产和失业。
　　那么，如果消费品供应不足的话，消费品价格应该上涨啊？确实，这时存在促进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消费品价格也会出现上涨的迹象。但由于众多资本品生产者陷入困境，很难出售自己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会大幅减少，许多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会失业。结果，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大幅下降。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减少。这会抑制消费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结果就是，整个市场显得非常疲软。资本品经营者一筹莫展，消费品经营者状况稍好，但也远远谈不上繁荣。
　　这就是危机爆发的状况。资本品的价格一落千丈，和繁荣期的大幅上涨恰成对应关系。整个市场人心惶惶。生意很不好做，钱一下子难挣了。银行很难如期收回贷款，放贷多的银行甚至会破产倒闭。
　　在这里，我们解释了第二节中指出的经济危机特点的第三个：资本品价格比消费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大得多。
　　关于第二个特点，实际上已经解释过了，企业家之所以会犯集体错误，是因为通胀扭曲了利率这个至关重要的价格信号，因此企业家必然作出错误决策。这其实不是企业家的错，而是通胀制造者的错。
　　如果商业周期的境况像上面说的那样，那么，每次周期的繁荣期将会短得多，大概只是投资资金逐渐蔓延到社会中所需的时间。一旦资金蔓延到社会各处，危机就会爆发。但真实商业周期的繁荣期一般要长得多，危机爆发也要猛烈的多。这是为什么呢？下一节再说。
宋朝往事——通胀宰相蔡京
　　邓新华
　　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形成了所谓的新党。王安石之后，新党首领就是北宋“宣和六奸臣”之首的蔡京。蔡京施政，前后一贯坚持王安石新党的方针，大力扩张政府管制的范围。和王安石相比，他的一个“新意思”就是坚持搞通货膨胀。
　　北宋铜钱由官府设立的钱监铸造。这些国营企业效率低下，铸造一枚钱，要花费成本一枚钱，这还不算运费和主管官员的工资。
　　在宋徽宗之前，北宋曾在部分地区发行当十钱。所谓当十钱，就是政府强令这种钱和普通钱按一比十的比例兑换。蔡京任宰相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当十钱。他的儿子蔡绦说，铸造当十钱，重三钱，费用三钱，国家还可得四成之利。
　　当十钱确实解决了政府财政上的一时之急。可是这四成之利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老百姓。一枚当十钱折合十枚平钱，政府很合算，但老百姓原来所使用的平钱却相对大为贬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合算正是来自于老百姓的不合算。一时间，物价猛涨，民怨沸腾，这就是北宋末年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由于当十钱利厚，民间盗铸成风，很多中下层官员也参与盗铸。徽宗政府严禁盗铸，重者处以死刑。每年都有大批盗铸者因被官府发现而家破人亡，但经济规律的力量不容违抗，盗铸者仍然前赴后继。政府为了防止假钱，在通衢要道挂上真钱供百姓辨识，民间则嘲讽说：“与私铸作样。”
　　当十钱的弊端连徽宗也认识到了。他谴责蔡京“人臣事君以利”，并说，与其有协助君主聚敛之臣，不如有贪腐之臣。在蔡京罢相之后，当十钱也废为当三钱。
　　后来蔡京复任宰相，马上就要搞通货膨胀。铸钱司认为将会恢复当十钱，于是以缺铜为由停止铸造当三钱。一名大臣对徽宗说，岂有蔡京一当政就缺铜的道理？徽宗照顾蔡京的面子，让这个大臣先持札子去问蔡京的意见。蔡京毫不客气地把札子拨到一边，说：“无铜教他如何做也？！”
　　一般人的心目中，蔡京这样的奸臣，应该是贪污腐化、曲意迎合皇帝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并不能完全地安到蔡京的头上。蔡京的贪腐并不严重。他也并不总是刻意迎合皇帝。他几度被赶下宰相之位，但一旦复任，就坚持推行自己的经济方略，为此不惜与徽宗对着干。
　　蔡京有自己的信念。他说：“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而国用自富。”实际上，发行当十钱的利益就是取之于民，并且，其四成之利并不能持久。只要发行时间长，物价就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原来的平钱也会因劣币驱逐良币而退出市场，政府铸造当十钱，仍然会回复到铸一（当十）钱、费一（当十）钱的状态。
　　古人的一则笔记说，蔡京聘请了一个教书先生来教孙子读书。这个教书先生每天并不教书，而是教蔡京的孙子学跑步。孩子们奇怪，问先生原因，先生说：“你的祖父、父亲都是又奸诈，又骄奢，把老百姓害苦了，百姓总有一天要找他们来算账。你们要是跑得快，也许还能保住性命。此外，可没有别的办法了。”蔡京听说之后，默然有悔意。
　　王安石的名声要比蔡京好得多。因为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于是宋代在后人眼里就是积弱的形象。今天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可以富国强兵、拯救弱宋，可惜半途而废。不过在一些古人眼里，王安石并不是悲剧英雄，反倒是祸乱天下、导致北宋灭亡的罪臣。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写了一个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讽刺王安石。小说里说，民间深受王安石新法之害，但王安石总是执迷不悔，因此落下拗相公的名声。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途中借宿一老妪家，老妪不知他是王安石。第二天早上，王安石看到老妪喂猪，口中叫：“罗，罗，罗，拗相公来。”喂鸡则叫：“王安石来。”王安石羞愧不已。
　　实际上，这两则小说都只是代表后人的一种愿望，即所谓的替古人悔恨。从王安石、蔡京的表现来看，他们一向坚信自己掌握了富国强兵的奇计，并且他们还有一套财经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信仰。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总有一些人会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当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从政府层面来寻找解决之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政府官员做生意、努力增加税收、加强户籍管制等等。这套理论不仅能迷惑年轻而好大喜功的皇帝，更能让他们自己也痴迷不已。即使天下深受其害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也仍然会坚信自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而不会有什么悔恨。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那些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则稍显落后。司马光等儒者反驳王安石、蔡京之类，用的理论武器不过是儒家传统伦理“不与民争利”以及“祖宗之法不可变”等。
　　这样的说法在自以为掌握了千古奇法的王安石、蔡京等人那里自然是遭到鄙视和嘲讽的。在王安石他们看来，这都是守旧和不懂变通的表现。王安石更因此倡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一名言被后人不断引用。
　　相信政府干预本来就是“理性的自负”，有这种自负的人更是容易发展出“经世济民”的道德自负。今天，伯南克大印钞，和当年的蔡京的当十钱有得一比。普通百姓因为美联储滥发货币而财产受损，但这些细民之小怨自然不放在伯南克眼里。他眼里所看到的，是美联储对抗“通货紧缩”的大战役。他坚信美联储大印钞是拯救经济出泥潭的法宝，而支持他这种自负的，则是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的诸多政府干预学说。如此多的聪明学者参与的庞大的干预学说体系，各个方面都被论述清楚了，安能有错？这恰如当年蔡京坚信自己“不取于民，而国用自富”。他们都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蔡京最后的结局很凄凉。在金国南侵之后，宣和六奸臣终于被追究败坏国事的责任了。80岁的蔡京被贬岭南。三千里流放路，据说老百姓都不愿卖东西给他。蔡京叹道：“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饿死。到这个时候，他还不太相信自己害惨了天下人。
　　世间每多拗相公。
十四、好心人出场
　　上一节说到，繁荣期的时间本来应该大致就是合法伪钞在经济体蔓延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大概只有几个月，然后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可现实中的繁荣期往往很长。经济周期的这个阶段往往长达几年，然后危机才会爆发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并逐渐蔓延开来以后，真实和虚假的储蓄-消费比例之间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并让那些用合法伪钞投资的企业家陷入困境。
　　企业家陷入困境后，首先就会感到现金流紧张，无法按时归还银行贷款。这时，如果银行接受这个现实，承认这些贷款变为坏账，就会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复杂经济体中，各个企业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会使得这种反应以极快的速度传导。
　　部分准备制度的银行由于自身“濒临破产、资不抵债”的特点，对坏账大幅增加基本上没有对抗能力。实力弱、前期放贷多的银行会率先破产。金融业陷入恐慌。其他金融机构唯恐落到同样的境地，就会催收企业贷款，并收紧新贷款的发放。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银行自身的现金状况。
　　但银行这样做，恰恰更快地暴露了众多企业经营不佳的事实，并加剧企业的资金紧张，甚至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而这些事实又会刺激银行更加努力催收贷款，并大幅减少放贷，甚至完全停止放贷。合法伪钞制造的泡沫破灭了。经济危机爆发了。
　　这就是危机总会突然爆发、并快速扩展的原因。对此最精彩的评论是：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市场太灵。是啊，市场的反应非常灵敏，通胀制造的骗局固然可以骗人，但一旦发现这种迹象，市场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调整。那些错误放贷、错误投资的银行和企业将面临市场毫不客气的惩罚。虽然调整表现为经济危机，但经济体也唯有籍此才能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伪钞就是伪钞，最终是不能当真钞来用的。
　　凯恩斯主义者却从这里莫名其妙地看到了“流动性不足”。在他们看来，银行应该继续过去的放贷速度，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如果银行试图挽救过去的错误，不再继续进行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幅放贷，就是在降低“流动性”，就是在制造“流动性不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的最大问题。他们试图以自己发明的对策，代替市场中亿万人自我调整的过程。他们把这种亿万人自我调整的过程称为“自由放任政策”。好像如果他们不出手，所有人就只是在那里束手待毙。而只要他们出手，就可以避免痛苦的调整过程。
　　市场的自我纠错当然不会是令人愉快的过程，但如果不允许这个过程进行，唯一的结果就是错误继续发展，危害继续扩大，而不是情况毫无理由地改善。
　　健全的市场不是毫无差错的完美市场，而是有足够纠错能力，能够及时纠正各种内部和外部错误的市场。在不理解市场规律的人看来，这样的市场纠错无情而寡义。不过，这些人可以寻得一些安慰，那就是：市场无情人有情。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每当市场在严厉地纠错时，总会有好心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展示他们的爱心，干预市场的纠错过程。只可惜，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让局面更糟，让人们的境况更差，更渴求他们的怜悯和爱心。
　　凯恩斯主义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干预市场的人找到理论依据，比如“注入流动性”。
　　如果在通胀以外，政府没有进一步干预市场的动作，繁荣期将不长，通胀骗局很快就会被揭穿，危机到来，市场开始调整。银行将果断地收紧贷款，“减少流动性”，保持自身的安全。这相当于把合法伪钞驱逐出市场。
　　这时，那些用合法伪钞建立起来、并指望依靠合法伪钞继续维持下去的生产结构不得不宣布失败，面对亏损、破产和失业。好心人想避免这一切，想要“注入流动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想要继续制造通胀，继续制造合法伪钞，用更多的欺骗掩盖最初的欺骗。
　　哲学家罗素说过一句话：人不要撒谎，因为当你撒了一句谎以后，为了掩饰，你将不得不撒更多的谎。通胀制造者就面临着这种局面。他们最初制造出了通胀骗局，目的在于推出虚假繁荣。但市场太灵了，很快就会揭穿骗局。如果他们这时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允许市场自发调整。社会将以最小代价恢复正常，经济也将很快重新恢复增长。但他们一般都不会这么老实。
　　银行不是想要收紧贷款吗？如果不这样银行就将现金紧张，甚至破产倒闭。没关系，我们来给银行提供更多的货币，下调准备金率，“注入流动性”。实在不行，干脆把银行收归国有，一劳永逸地让他们永远摆脱恼人的市场竞争。
　　那些依靠合法伪钞建造和维持的企业不是陷入困境了吗？没关系，我们呼吁大家增加消费，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如果公众不肯就范，不愿意增加消费，那么，政府可以增税，然后用纳税人的钱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据说，这些做法都是爱国的表现。
　　也就是说，当合法伪钞的把戏被揭穿以后，制造通胀者往往会以继续通胀来维持骗局。这就是繁荣期会延长的原因。那么，以后会怎样呢？下一节再说。十五、骑虎难下　　
　　为什么政府那么愿意制造通货膨胀呢？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么做危害很大吗？
　　表面上看起来，政府制造通胀的理由似乎是为了维持虚假繁荣。可能是为了竞选需要，可能是为了让公众忍受专制，总之，经济繁荣对当政者总是好事情，可以让他们争取到更多的人心。但这其实仅仅是表面理由。就像人再渴也不会喝海水一样，真正想要看到持久经济繁荣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通胀这种解决方案的。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政府，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政府官员。政府的目的，或者最高执政者的目的，并不见得就总是众多男男女女官员的目的。他们另有自己的目的。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政府想象成致力于公共利益的组织，实际上，政府官员永远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
　　那么，制造通胀怎么会符合官员的利益呢？
　　由于通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经济体中蔓延开。这样一来，就有一个效果，越早拿到合法伪钞的人，越占便宜。这些人拿到钱时，其他人还不知道通胀发生了，合法伪钞基本上可以当作等值真钞来使用。市场上的各种价格还没有上调，以抵消通胀。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对通胀已经有所感觉，市场价格会出现上涨。稍后拿到钱的人能占到的便宜就小多了。最后拿到钱的人最可怜，他基本上只能承受损失了。
　　这是对通胀的一般分析。现实中的通胀大多来自于政府增印钞票和信贷扩张。政府增印钞票，最先拿到这些合法伪钞的人当然是政府官员。他们可以用合法伪钞支付各种开支。这实际上是从社会其他人那里变相征税，或者说抢钱。
　　那么，在信贷扩张中，谁先拿到合法伪钞？是那些有机会得到银行贷款的人。这些人是谁？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能够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的人都绝不会是社会底层人士，而往往是和政府官员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企业家和投资人。
　　也就是说，从通胀中得到好处的大多是两种人：政府官员和他们的朋友。
　　这就是政府官员总是热衷于制造通胀的根本原因。回忆第九节中哈耶克的那句话：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知道了政府官员制造通胀的理由，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持续搞通胀的，以及最终会怎样。
　　当合法伪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经济体中蔓延开来，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时，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允许市场进行自发调整，用亏损、破产和失业清理掉依靠合法伪钞建立和维持的生产结构和过分积极放贷的银行。
　　由于面临清理的企业和银行往往和政府关系很近——所以他们才能拿到扩张后的信贷，他们往往有能力劝说政府官员帮助他们避免被清理的命运，办法就是继续通过信贷渠道向市场注入合法伪钞，也就是“注入流动性”，继续制造通胀。
　　继续通胀确实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到来，但其实是在拖后危机的爆发，代价是经济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合法伪钞。企业家将用这些合法伪钞建立和维持更多的生产结构，购买更多的资本品，雇佣更多的员工。而这些都是在增加和积累错误的投资。当通胀不可避免地停止时，这些错误的投资仍然会被清算，不过，由于积累的错误投资规模非常庞大，那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将非常惨烈。倒闭的企业和银行、失业的员工只能更多。经济危机的影响面将会更大，受到打击、蒙受损失的人将会更多。
　　通胀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不可能。当合法伪钞到达广大社会成员手中时，人们会逐渐感到通胀的存在。最初，是资本品价格大幅上涨。如果政府用继续通胀来避免经济危机，就会让更多的合法伪钞到达人们手中。这时，消费品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价格大幅上涨。人们都会明确意识到通胀的存在了。
　　这时，通胀制造者会身陷进退两难的境地。英文对此描述为Have a tiger by the tail，直译是：抓着老虎的尾巴。不过不必直译。汉语中有对应的成语——骑虎难下。
　　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人们会提高各种价格，以抵消通胀。当价格普涨以后，通胀的效果就没有了。合法伪钞相当于消失了，币值变小了。可通胀制造者仍然需要继续通胀，否则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就会受损。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加大通胀的幅度，超出此前人们的预期。
　　比如，开始的通胀是5%，随后，所有的物价普涨5%，通胀的效果消失了。接下来就只好把通胀幅度上调为10%，过一段时间，人们感受到了10%的存在，会再次调整物价。通胀效果又没有了。然后就只好把通胀幅度上调到20%，如此，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直到盆儿里盛不下为此，也就是直到恶性通胀为止。换句话说，通胀必然是加速的。
　　历史上的恶性通胀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的通胀，其间还发生过政府收回币值过分庞大的货币，重新发行币值正常的新币。但不久以后，新币的币值就会再一次变得极为庞大，动辄数以亿计。
　　当通胀发展到以小时为单位时，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社会将面临崩溃。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1920年代，哈耶克在米瑟斯手下工作的八个月间，工资数额增加了800倍。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也因此倾覆。纳粹上台。
　　所谓骑虎难下，就是指的这种局面。如果继续通胀，势必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发展到恶性通胀，颠覆社会。如果停止通胀，经济危机就要爆发，破产失业如洪水一样到来。
　　怎么办呢？怎么着都不好办。十六、重复旧错误
　　恶性通胀毕竟是太可怕的状态，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允许其发生，因此即使在危机状态下，某个时候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中止通胀，停止继续向经济体注入合法伪钞，让市场进行清盘。
　　当合法伪钞的注入停止以后，大家自然都感到资金紧张。银行收紧信贷，企业家会困于资金紧张。市场一片哀鸣。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理智的态度是忍受这一切，不做人为干预，这才能让这一切尽快过去。
　　在1929年美国大萧条以前，历次经济危机基本上都是这么解决的。市场需要几个月，至多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然后经济就会恢复增长。错误的生产结构被清除。生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正常关系重新建立起来。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
　　但随着经济进入增长，通货膨胀也会悄悄再次降临。政府会再次增发货币，银行部分准备金造成的货币增发也会逐渐积累。合法伪钞再次逐渐注入经济体。
　　然后就是重复前面几节叙述过的步骤。先是经济繁荣，接着经济危机突然爆发，然后进行调整，经济再次进入增长期，出现经济繁荣，下一次经济危机爆发……
　　所谓的商业周期就是指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错误会一犯再犯，不可抑制呢？
　　上一节说过，制造通胀对政府官员来说有着难以抑制的诱惑力。制造通胀可以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们直接得利。这是通胀及商业周期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就是因为银行部分准备制度。部分准备银行有着固有的缺陷，央行集中存放准备金，统一制定准备金率，将使得这种缺陷放大。在繁荣期内，银行部分准备金制造的通胀将逐渐积累。商业周期的十年、或者七八年的繁荣期中，就是在积累这种合法伪钞。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我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造成通胀的办法。总之，通胀是一种很难被彻底控制的现象。通胀对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有着非常强的诱惑力。通胀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某些劣根性，比如总是想要掠夺他人。通胀实际上就是对财富进行掠夺性的再分配，再分配的结果非常有利于通胀制造者。他们可以借机获取本来属于他人的财富。因此，至今为止，人类并未找到能彻底预防通胀的良策。
　　既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胀，人们就只好准备迎接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的经济繁荣和危机——商业周期，并同时接受经济波动必然带来的巨大的资源浪费。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走向衰亡。在一次又一次、越来越猛烈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必将迎来它的掘墓人。最终，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对商业周期的深入研究否定了这种必然趋势。商业周期虽然存在，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显然不是好的替代方案。
　　关键在于，造成商业周期的原因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货币方面的体制性原因。
　　如果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难以消除的，那么，就应该想一想，怎样才能尽量减小商业周期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1929年美国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经济大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将近一半，失业率将近30%，欧洲工业国家也一片恐慌。
　　这次大萧条被许多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巨大失败。人们认为，大萧条的事实证明市场自发运转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这种意见可谓南辕北辙。实际上，1929年美国大萧条是典型的商业周期现象。本系列所讲述的所有商业周期的因素和过程，都可以在这次大萧条中找到典型的表现。而这次大萧条之所以会如此惨烈，根本不是因为市场的自发运转必将走向失衡，而是因为此前的美国总统胡佛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一步步地加深了市场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的各种纠错和调整能力，结果把规模本来不大的经济危机变为空前惨烈的经济灾难。
　　经济灾难发生以后，罗斯福总统上台，继承了胡佛总统的绝大部分政策，继续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上一个周期的1920-1921年，经济危机在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增长。但在罗斯福大手干预市场以后，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得到调整，工资物价的调整被强行禁止，错误的生产被人为延续，而得不到清理。同时，政府投巨资进行公共建设，实践凯恩斯主义拉动需求的理论。
　　这一切政策实施以后，经济危机过去了吗？经济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还演变成了漫长的萧条。时间几乎长达十年。这是商业周期史上从未有过的漫长的萧条。所以，本次商业周期以“大萧条”的名字被记在历史中。在漫长的萧条期中，局面虽然不再是危机爆发时那样的惨烈，但人们简直生活在绝望中。长期的高失业率，生产不振，看不到希望。这次大萧条比历次经济危机都更深地印在美国人记忆的深处。
　　令人不安的是，目前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非常类似于胡佛和罗斯福的政策。这种重复旧错误的做法实在令人沮丧。下一节我们先看看最常见的“拉动消费”政策。
十七、拉动消费有用吗？
　　在经济危机时期，总是可以听到呼吁人们增加消费的声音。表面上看起来，增加消费确实是走出危机的好办法。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就是许多企业的生意不好做了。既然如此，如果大家都不吝惜自己的金钱，拿钱购买这些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不就可以恢复生机吗？众多企业回复生机，经济危机不就过去了吗？
　　这种说法还演变为一个概念——拉动内需。有一段时间，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开玩笑的词儿。当某人在诸如决定购买某可买可不买之物，或者决定奢侈一下的时候，就会带点儿自嘲地说，自己这是在拉动内需。可没想到，当经济危机再一次来临时，拉动内需又堂而皇之地成了正面的积极词汇。许多人真的相信拉动内需是克服经济危机的好办法。
　　鼓动人们花钱，认为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源远流长，至少有两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但不管说的时间有多么长，说的人有多么多，总是说不通的，也是和常理相违背的。常理是，当遇到经济麻烦时，要勤俭度日，杜绝奢侈浪费，这才能改善处境。怎么可能用奢侈浪费来解决经济问题呢？
　　当然，常理并不构成足够的证明。还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商业周期理论。
　　真实的储蓄-消费比是2比8，市场中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总值比大致也是2比8。通胀制造出4个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这就等于改变了储蓄-消费比，改为6比8. 但这个6比8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可是企业家无法察觉这一点，他们按照6比8的比例设计建造自己的迂回生产结构，采购各种资本品。
　　6个投资货币追逐2个资本品，资本品价格大涨。资本品生产迅速扩张，以适应6个货币的需求。许多新建造出来的生产结构就是用来生产有利可图的资本品的。
　　过一段时间，生产结构逐渐建立起来，资本品逐渐进入市场，大致是6比8的比例。同时，企业家投资的6个货币也进入广大社会成员手中。广大社会成员依然会按照2比8的比例支配收入。假设这时通胀停止——如果不停止，见第十五节骑虎难下。结果就是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也就是投资货币恢复为2个。较少的钱购买资本品。资本品无法以原来预期的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出去。资本品价格大跌。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这时，号召扩大消费有用吗？当然没用！不但没用，反而有害！
　　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合法伪钞被驱逐出市场，导致社会投资减少，也就是购买资本品的货币变少。如果号召扩大消费，势必进一步减少储蓄，也就是减少投资。这当然只能造成情况恶化，使资本品更加滞销。
　　换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经济危机时期，消费品的价格没有资本品波动那么大。资本品价格由于合法伪钞骗局破产，大起大落。因此，直接鼓励购买消费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其实十分有限。需要增加的是资本品的购买量。但资本品的购买者是其他投资者，而不是消费者，投资者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或者自身储蓄。如果人们更多消费，就只能更少储蓄。银行可用来放贷的资金也就会更少，结果，购买资本品，也就是投资的钱就会更少。经济无法恢复，只能继续恶化。
　　而且，如果消费品市场也感到疲软的话，其实是因为许多资本品生产企业利润下降，造成从业者收入下降。虽然储蓄-消费比例不变，但总收入减少了，消费开支也就相应减少了。对这种市场疲软，号召大家多花钱显然无济于事，因为根本就没钱可花。除非改善这些资本品企业的盈利状况，否则拉动内需就是一句空话。
　　有人会问，如果下游消费品销售增加，销售收入不是会逐渐传导到上游资本品生产者那里，改变他们的经营状况吗？注意，在这个传导中，除了最初的消费行为以外，以后的每一步传导实际上都是投资，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消费者，所有得到钱的人都必须克制消费，增加储蓄，增加投资，才能实现这种传导。
　　可见，提倡消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的。既然如此，如果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最初的消费者就不要增加自己本来并不需要的消费，而要把钱投入储蓄，这样，无需传导，资金就可以通过信贷直接到达资本品生产者那里。不仅促进投资，还从源头上增加了消费需求。
　　再换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合法伪钞导致企业家建立起许多注定要失败的生产结构。所以注定要失败，是因为合法伪钞是不能当作真钞来使用的。暂时用一下，很快就会穿帮。想要不穿帮，就要继续输入合法伪钞，但那样会造成恶性通胀。
　　有一个办法可以既不造成恶性通胀又不穿帮，那就是增加真实储蓄，用真实储蓄取代合法伪钞。这样就能让那些本来注定会失败的生产结构能够幸存下来，避免资源浪费。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在危机中要改变不耐，要降低不耐，拿出更多的钱去储蓄，而不是去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克己奉献！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才是尽快度过危机的好办法。越是危机，越要增加消费，越要大肆享受，越要奢侈浪费，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用数字解释一下。原来的储蓄-消费比是2比8，4个合法伪钞进入市场，储蓄-消费比变为6比8。合法伪钞扩散开来以后，公众强行把储蓄-消费比恢复到2比8，产生了6-2=4这个投资缺口。怎么弥合这个缺口呢？
　　除了继续通胀以外，合理的办法是：一方面，企业该破产破产，员工该失业失业，把适合投资额6的错误生产结构清理。假设，经过痛苦的调整，企业把错误的生产结构清理了2，现在比例变为4比8；
　　另一方面，公众节制消费，增加储蓄，把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扩大为4比6，这时，缺口就被弥合了，痛苦的调整过程结束了。生产已经建立在真实储蓄的基础上，不必担心再有错误的生产结构了。经济将重新进入增长期。
　　如果公众不减少消费，企业清理幅度仅仅是2就不够了，清理幅度要达到4才行，也就是说，调整的时间会延长。
　　如果公众相信蛊惑者愚蠢的号召，不但不减少消费，反而扩大消费，大手大脚地乱花钱，把宝贵的资金撤离储蓄，吃光玩尽，势必让投资缺口越来越大。结果就是，企业界不得不进一步延长痛苦的调整过程。需要清理的生产结构越来越多。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社会长期陷入痛苦的调整中，难以脱身。从业者的收入无法改善。这时，消费市场也不可能真正兴旺。
　　最后从银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经济危机时期，银行为确保自身资金状况，不得不大幅缩减信贷，惜贷。这时，如有大批真实储蓄进入银行，会极大地改善银行的资金状况。银行的最终目的不是增加储蓄余额，而是谋取利差。因此，一旦资金状况改善，银行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信贷。这才是增加流动性的根本之策。至于政府增税或者印钞，然后注入经济体，以“增加流动性”，那只能是扬汤止沸，自欺欺人，只会让局面愈演愈烈。
　　我想我已经证明了那种认为经济危机中“消费爱国”的观点是多么愚蠢和有害。但愿能警醒一些被错误理念欺骗的人们。
　　经济危机时期，节制消费、增加储蓄才是正确的应对之策。政府减少自己的开支尤为重要。不仅可以为社会做出表率，而且，政府减少的开支数额也为数不小。对经济恢复增长意义重大。1930年代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以前，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都非常短暂。在这些危机中，美国政府所作的，仅仅是加入勒紧裤腰带的行列，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减少开支。
　　可惜，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极度膨胀的政府。不仅他们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前所未有，他们敢于出手的勇气和自信也前所未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他们不但不肯减少自己的开支，反而要大笔增加开支，为此不惜增加税收，压榨社会。同时，他们还开动各种舆论机器，以爱国的名义，鼓吹人们大肆消费，几乎阻碍了经济自我调整的所有方式。
　　如果有什么组织蓄意破坏，目的在于搞垮社会的经济和稳定，让人们无所适从，迷失方向，这个组织做的也不会比极度膨胀的政府更过分、更荒谬了。十八、健全的银行体系
　　在第五节中，我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释：
　　有人会问，如何保证银行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呢？如果银行没有做好这件事，不是会有许多资金闲置吗？
　　现在可以解释一下了。
　　本系列文章确实把储蓄和投资同等看待，几乎视为同义词。但银行实际上不可能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企业家的投资。当然，另一方面，银行又通过部分准备的方式，使得投资额远远超过储蓄额，制造通胀。
　　这种银行体系不能让人满意。那么，我主张什么样的银行体系呢？
　　概括来说，我主张以“真正的储蓄”取代目前以部分准备为基础的银行储蓄。这种真正的储蓄将恢复投资永远都有风险这个无可回避的现实，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部分准备制度造成的通货膨胀。
　　也许可以设想这样的银行体系：在储蓄银行中，活期存款必须保有100%的准备金。银行不能把这些钱作为贷款发放，获取利差。但银行可以收取活期存款保管服务费。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为的是得到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比如银行卡、支票、转账等等。储户可以避免现金交易的种种不便，但也仅此而已。储户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
　　如何确保100%准备金呢？两个办法：一、绝对禁止政府对储蓄银行提供任何担保，政府这么做完全是非正义的，是在破坏健全的金融体系，降低社会防范风险的投入；二、如果储蓄银行出现挤兑，政府绝对不能出手相救。不但不能救，该银行主事人还要以欺诈罪被起诉，属于刑事犯罪。储户的财产损失只能看作是他们个人自愿承担的风险。
　　同时，应该鼓励媒体或其他专业性机构对储蓄银行的准备金状况随时进行披露和报道，提醒储户他们面临的风险。储蓄银行有接受这种舆论监督的义务。如果储户放任这种风险，其他人当然没有任何责任去救助他和他的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仍然会有银行进行部分准备。但既然储户对此心知肚明，那么，一旦由于挤兑而无法收回自己的存款，他们的损失和市场体系无关。
　　活期存款以外的储蓄，一律作为银行债券处理。这种债券，到期后，银行应该按利息收回。在期限内不可退款，但可以自由交易。为此可以成立专门的债券交易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债券价格当然是可以自由浮动的。
　　这种债券可以彻底避免挤兑的现象。假使银行出现问题，只要债券没有到期，持有者就无权要求银行兑付。他只能想办法到债券交易市场出售。这时的出售价格多半会下降，甚至完全蚀本。风险永远是有的。对吗？
　　如果能够建立起这种银行体系，储蓄将最大限度地变成投资。同时，由于银行发行的是债券，而不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存款，因此，当这些资金被作为贷款借给企业家时，期限内，债券持有人就不能使用这些资金投资或者消费了。一钱没有两用。这很好。
　　至于活期存款，由于要支付服务费，应该不会太多。大多数储户都会乐于把自己的钱变成可靠银行的债券，而不是要缴纳服务费的存款。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活期存款不应该被视作浪费，或者被视作通缩的来源，而应该被看作是人们的一种消费，用来购买名为“安全”或者“便利”的服务。这部分资金应该被计入储蓄-消费比的消费一边。
　　与这种储蓄银行相区别的，就是股份制银行。这种银行不吸收公众储蓄，而是依靠股东认购股份，然后把资本金贷给企业家。对这种银行，应该完全不设政府管制，任其自由发展，反正风险完全是由少数股东承担。只要不上市，这些银行也可以不必向公众披露任何内部信息。这种银行甚至可以不必叫什么银行，而是名为投资公司，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名字，以避免公众干预的欲望。
　　这种银行体系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把银行的特殊性适当削弱。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并不等于金融机构应该享有某种特权地位。虽然粮食比豆腐干重要得多，但集贸市场中卖粮的商贩和卖豆腐干的商贩，市场地位并无不同。
　　可是，我们现实中的银行，享有太多的特权。仅以部分准备金来说，其他任何行业的企业都不被允许有这样的特权。除了银行以外的企业，一旦陷入这种资不抵债的局面，就可能被宣布破产。而银行却可以泰然自若地常年保持这种“濒临破产”的状况。
　　同时，银行还通过享有政府信用，把自身安全和社会稳定绑在了一起。在美国最近的救市中，居然发展出一种“不可破产”理论，声称某些金融机构过于重要，所以绝不可破产，必须得到政府的救助。蛮横不讲理，莫此为甚！干脆，直接把种姓制度在美国推广好了。“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加平等”。
　　而在健全的银行体系下，储蓄银行不过是提供跑腿、运钞服务的服务生，替大家换换零钱、转转账，兑换个支票什么的。不同的服务费对应不同收入水平的客户。穷人也有机会得到金融服务——目前中国的态势是，金融服务正在日益远离穷人，并非其中无利可图，而是庞大的银行不屑于挣这点小钱。
　　一个好的银行体系应该是：街上看自行车的大妈可以把每天挣来的钢蹦存入社区小银行，而不必在本打算为高级白领服务的大银行里看别人的白眼。而有着全球服务网络的大银行也不必苦恼于大部分人力物力都用来应付几百上千的小额存取业务。
　　至于投资银行，更应该遍地开花，大大小小，随处可见。小额信贷、短期信贷、本地信贷、局限于某行业的专业信贷，等等，灵活多样，各不相同，可以适应从街道小企业到跨国大公司等各种企业的金融需要。
　　在这种体系下，银行经营其他业务的公司没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银行经营的是钱而已。为数众多、风险各异的银行，既适应了各种人群的需要，也最大限度地分散了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这才是银行应有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高度发达的银行体系中，人们的收入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储蓄，而每一分钱储蓄都将最大限度地被转化为发展生产的投资，同时，不负责任的信贷扩张因为将风险自负，也将降低到最小程度。
　　如果这种体系可以和哈耶克提出的自由货币制度结合在一起，那么，也许，对经济绝少干扰的“中性货币”就将成为现实。
　　目前还看不到实现这一切的前景。无数现实的限制摆在人们面前。但没人能限制我们的头脑去构想这一切，有了构想，实现可能仍然是遥遥无期，但如果连构想都没有，就什么也谈不上了。二十、商业周期小结
　　如果理解了市场规律，在你的头脑中，整个经济世界就会变得清晰、有条理和有秩序，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都呈现出各自的作用和意义。你会惊叹市场这个伟大秩序的精妙之处。而干扰这个伟大秩序的因素也会像被荧光笔标出来一样明显和不容置疑。
　　如果没有理解市场规律，你就会迷失在无数事实中。你听到的所有说法和解释好像都是有道理的。它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现实中找到证明自己成立的事实。你根本不能判断，你只能无所适从，人云亦云。在复杂的世界中，没有清晰头脑的人必定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只能把他乡做故乡，把敌人做朋友。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的人；二、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只能跟随他人的人。前者永远是少数。他们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你可以自由选择做哪一种人。
　　这就是花时间和精力研究经济理论的意义所在。经济学不见得能给你提供现实的对策，直接帮助你发财致富，但可以帮助你理解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理解由人类行为构成的经济世界的运行规律。当你具备了这种理解以后，目标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在你眼前。当然，看到目标离到达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还必须卷起袖子，开始行动。但你不再需要诚惶诚恐地看着别人了。相反，你将带领那些理解力低下的人。他们需要你。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些伟大头脑构建的商业周期理论是怎样帮助我们认清复杂的世界的。
　　一切都从货币开始。
　　甲乙二人，所以愿意交换，是因为交换可以增进他们双方的利益。在物质资料没有增加的条件下，双方的收入都增加了。这就是交换的收益。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人们不需要货币。货币的功能在于可以大幅降低交易费用，但不会把交易费用降为零，更不会把交易费用变为负数。也就是说，货币最佳的效果也就是：
　　货币收益 = 交换收益 – 交易费用
　　这就是我们对货币能抱的最大指望了。如果现实中的货币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好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性货币”。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中性货币。
　　这是因为，许多人总希望货币能做得更多。他们总禁不住把货币看作财富本身，而不是交换财富的工具。于是，当财富不足时，他们不是想办法去更多地创造财富，而是转而去弄出更多的货币来。
　　货币越多就是财富越多吗？当然不是。
　　但对某些人来说，确实货币越多，财富越多。不过，这些财富其实都是从别人那里掠夺来的。通货膨胀就是这种掠夺的工具。
　　可恶的是，通货膨胀不仅帮助他们掠夺别人的财富，还搅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在一个复杂的、非面对面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直接根据他人的需要安排自己的生产。人们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最终消费了自己产品的人是谁。人们只能根据抽象的价格信号安排自己的生产。而使用资金的价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格）是所有这些价格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货币，或者说资金，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之一。这种要素的使用价格被扭曲时，人们就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生产结构。他们建立的生产结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必定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必定是错误的生产结构。继续扭曲价格体系，或许会让这种不符合和错误暂时不暴露，但早晚会暴露。
　　暴露的时候，就是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暴露得越晚，积累的错误越多，经济危机爆发得就越猛烈，破坏力也就越大。
　　人们一般是通过历史上的恶性通胀来理解通胀的。那种恶性通胀固然可怕，但正由于其恶性，反到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防范。相反，温和的通胀，虽然同样扭曲了生产结构，但却因为没有造成物价的短时间大幅上涨，反倒容易被人接受。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温和的通胀，接受了货币过上若干年就大幅贬值的现实。这好像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恶性的，通胀都是在掠夺生产者的财富，同时，还摧毁了经济世界的秩序和规则。
　　经济危机是不幸的事情，但经济危机不过是此前前错误的正常结果。理智健全的人，会把经济危机的损失记在过去错误的账上，而不是怪罪于经济危机本身。疼痛很不好，但疼痛会让人注意到，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要去纠正和改变。如果没有痛感，人会更危险，甚至随时会糊里糊涂地丧命。
　　但太多的人乐于掩耳盗铃。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把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消除，他们满足于情况仅仅是看起来正常——他们把这称之为经济在好转和回暖。这些庸医的唯一知道的疗法就是止痛药和麻醉剂。
　　如果这些庸医饶了我们，放过我们，一切会好得多。
　　说到底，无论是平时的发展，还是在危机中拯救世界，我们只能依靠那些智慧、诚实和有行动能力的人。如果这些人的努力被阻止、被破坏，世界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糟。商业周期正是因此而反复光临这个世界的。
　　怎么让这些智慧、诚实和有行动能力的人愿意付出他们的努力呢？答案唯有自由。自由是这个世界最深刻的本质和逻辑。无数人不信任自由，鄙视自由，甚至仇视自由。他们更相信庸医。但只要你深入地理解人类，理解世界，你就会理解自由，理解自由的宝贵和伟大，并加入到渴望和追求自由的人的行列。
　　这其实才是研习经济学理论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
　　我们还有机会创造一个让智慧、诚实和有行动能力的人大行其道的自由世界吗？
　　到这里，对商业周期理论的一般介绍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内容是分析本次经济危机的具体现实，并尝试着给出一般性的对策。
　　让我先从美国说起。
文是李子旸写的。
　　探讨的就是现在经济学最大的难点。关于商业周期问题。
　　也就是基本很多人觉得无解的通胀衰退周期的问题。
　　其实经济学领域很多人都已经做了很有益的探讨和研究。李子旸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对前人探讨的普及文章。背后是无数经济学人的努力。
　　首先，国家财政吃紧，解决方法只有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因为国家财政来源就是民众的钱包。
　　一是收税，按4万亿来说应该是一笔不可思议的重税。实行肯定会有问题。
　　二是印钞票，其实也就是铸币税，以新增发货币补充财政，让现行货币贬值的形式向民众收税。这个过程比较隐蔽。
　　另外，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非常低，这个对照现实，应该有体会。
　　官员要拿去分一笔，因效率低浪费一大笔，其他的耗费再用去一大笔，留下多少可以留在基建领域？对于没有财政知情权的民众来说不得而知。
　　但是这么大一笔钱本身就不应该印出来。他应该留在经济困境中的民众手里。让民众去进行消费或者投资才能起到真正拉动作用。因为自己的钱，总是花得最为谨慎，力求花得更精明。
　　而政府官员们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花不是自己的钱，你要求他花得精明，用得谨慎，是很难的，特别在你没有知情权，不知道他到底如何花的情况。
　　所以我能回答这笔钱印出来（实际是收重税），不如不印，留在民众手里（让民众的钱不要贬值）更能拉动经济，让经济早日复苏。
　　在经济困难时期洗劫民众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特别是用隐蔽的手法，不知不觉把民众洗劫一遍。
　　另外房地产这个问题，个人觉得现在结构已经严重扭曲，肯定是不可维系的。至于破灭时间就不光是经济角度可以回答的了。但是随着时间推进，这个行业扭曲的程度会逐步加深，最终无以为继，酿成更大的危机。
二十一、谁造成了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是本轮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许多人都说，次贷危机是华尔街那些贪婪狡诈的银行家造成的，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他们宁可把钱借给那些很可能无法还钱的人去买房，于是制造出不合格的、次一级的贷款——次贷。然后，他们把这些次贷卖来卖去，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发明出复杂难辨的金融衍生品。那些次贷最终变成了呆账。由于数额巨大，众多金融机构因此一下子陷入了资金紧张，甚至是资金链断裂。这就是次贷危机。
　　这个过程看起来更像是愚蠢，而不是狡诈。银行家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资金安全，只把钱借给那些将来会准时还钱的人。如果不管能不能收得回来，银行家都冒冒失失地到处撒钱，那无论有多少钱都会很快败光的。真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想像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历史居然长达158年。他本该早就把钱撒光了，怎么会经营了那么久？
　　现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银行家可能是社会中最保守、最谨慎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宁可放弃可能的赢利机会，也不接受过分的风险。无论是银行的建筑风格，还是银行家自己的着装起居（你见过披头士式的银行家吗？），都在尽可能向社会传递老成持重、稳健可靠的印象。说银行家会为了利润而忘记风险，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对次贷危机做深入一些的考察，就会发现，事实基本上正好相反。次贷危机根本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其根源仍然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对市场的干预。
　　对我们这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人来说，这个结论简直都令人厌倦了。怎么一点儿新鲜感都没有？每个对市场失灵的攻击，深入考察下去，都会发现其实是政府失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毫无例外，毫无新意。可还是有那么多人偏执地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场。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先来看看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先从在金融危机中暴得大名的“两房”说起。“两房”的中文译名分别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个译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两家公司性质的信息。但如果看看他们的英文全名，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一些东西。
　　房利美的全称是联邦全国按揭联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的全称是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对，正是这样，这是两家有着政府背景和政府信用的公司。他们绝不同于市场中的其他公司。他们不会破产。如果他们出现问题，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当初成立这两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穷人能够购买房屋。这两家公司起初完全由政府经营，后来，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他们仍然规模过大，而且拥有政府信用。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拆分这两家公司，彻底把他们市场化，但政府始终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因为政府还需要这两家公司替他们做事。
　　做什么事呢？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致力于建设“伟大社会”。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颁布了平权法案，要以政府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人群得到更多利益。
　　从此，美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政府管制计划。许多人认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了美国经济从增长转为停滞，其实，石油危机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真正压制经济增长的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快速增加的政府管制。自由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管制，企业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经济由此陷入停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再投资法》。这部法规强令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1978年又推出了《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也许这些法律看上去问题并不大。银行确实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对顾客有所歧视。但银行确实应该对贷款人进行筛选，不向那些很可能无法归还贷款的人放贷。可是，如果银行拒绝向某人发放贷款，即使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个不满意的贷款申请人也可以指控银行歧视他。
　　在法庭上，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往往倾向于怀疑富有的银行家，而更相信可怜的贷款申请者。一旦银行输了官司，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制裁。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权衡市场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显然后者更大、更无法逃避。于是，银行就只好放弃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发放所谓的次贷。
　　但这些次贷毕竟信用很差，虽然一时看不出来，但银行心里有数，因此，银行就很想把这些次贷出售给其他人换来现金。这时，两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大量购买这种次贷，数量达到惊人的几万亿美元。
　　说到这里，事情就很清楚了。政府不忍心看穷人买不起房，于是，先让银行以次贷的方式把钱垫上，让他们能够买房，然后政府再通过两房把钱还给银行。
　　这个过程看上去很不错，很慈善，很感人，可惜代价是整个金融体系被搞乱了。两房买了次贷债券以后，并不是把账单直接交给华盛顿报销了事。美国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么怎么办呢？两房再把这些债券重新包装成其他金融产品投到市场中去。在整体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两房拥有政府信用，人们相信他们永远不会破产，只要包装得当，这些债券不愁卖不出去。
　　信用评级机构呢？他们也受到政治压力，要求对这些次贷债券不得做过低的评级，否则就是歧视弱势群体。看，市场系统再进一步被破坏，纠错能力进一步被禁止。买了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会再次包装，再卖出去，这个过程会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以至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也禁不住诱惑，认为可以从中盈利。
　　但烂苹果再怎么清洗也不会变成好苹果。所有这些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是那些很难收回的贷款，这就注定了危机迟早会爆发。
　　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强制贷款，为什么到2008年才爆发危机呢？这首先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经济掩盖了许多问题。其次，开始的时候，次贷的数量并不太多。但2000年以后，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从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就可以看出来。低利率大大增加了愿意买房的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次贷的数量。次贷制造出的财务窟窿迅速扩大。但同时，通胀也掩盖了这一切，延缓了危机的爆发。结果，危机终于爆发时，破坏力格外巨大。
　　总结起来，金融危机是由政府通过两个阶段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政府强迫银行发放次贷，拥有政府信用的两房把次贷投放到市场中，从根本上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自我纠错能力，然后政府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掩盖财务窟窿。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不断积累错误的经济行为，终于，人们要为所有这些错误买单了。
二十二、金融衍生品
　　商业周期理论强调通胀进入经济体的入口和时间的重要性。那么，根据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此轮商业周期的通胀入口，主要是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通胀制造出来的合法伪钞主要在金融业内打转转，主要形式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同时，还大大提升了华尔街人士的收入。他们收入的提高，相当于资本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金融业的资本品就是人力资本。
　　前面分析生产的时候说过，不能仅仅把生产理解为制造和采掘，而应理解为把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的整个过程，及其辅助过程。这样理解生产，就会看出金融业也是广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金融业承担着为其他生产环节提供资金的重要职能。
　　因此，如果合法伪钞通过次贷等金融环节进入经济体，企业家同样会努力建立起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在生产过程的其他环节没有新技术突破、无法容纳更多资金的条件下，金融业将成为大量合法伪钞投资的领域。这是众多金融衍生品滋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危机时，更多的迂回生产结构建立在复杂昂贵的信息技术投资之上。新兴的互联网科技提供了容纳密集资金生产结构的空间。互联网危机以后，信息技术虽然没有停止发展，还还没有取得像互联网那样的革命性进步，不能为投资提供广阔的空间了。传统的制造业更不用说了。于是，合法伪钞就涌向了金融业。
　　所谓金融衍生品，其实就是更丰富、具有盈利能力的金融服务项目。外行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复杂微妙之处，就像外行人很难理解一个复杂的机器设备一样。但原理并不复杂，通过增加金融环节的迂回程度，来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理应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一是资金的制约，二是风险的控制能力的制约。不能进行超出资金承受能力的投资，也不能进行超出风险控制能力的投资。在通胀的背景下，第一个制约被大大削弱了。那么，第二个制约力量怎么样呢？
　　不幸的是，第二个制约力量也被大大削弱了。
　　削弱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和外部政府管制。
　　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批评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太松，呼吁政府加强金融管制。这种观点完全错误。实际上，危机以前的美国金融业已经承受着美国政府非常多的管制和干预。上一节对次贷危机的分析，就指出了政府对银行的种种粗暴干预。当这种粗暴干预更进一步时，国会管制高管薪酬，管制不成，气急败坏地加税等一系列闹剧上演，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府管制金融机构，不但限制了金融机构管理的灵活性，还同时不可避免地把政府信用注入金融机构。公众会因为政府的管制而放松对银行推出新产品的风险防范。“在政府眼皮底下，他们不敢胡来的”。结果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社会防范风险的投入降低到了应有程度之下。
　　金融衍生品本来就非常复杂，一般人难以认清。在产品创新和过度冒险之前，本无清晰的界限。如果降低风险防范水平，必然导致风险过高的金融衍生品出现。
　　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是指金融机构已经从传统的投资者管理下的无限责任公司，变为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更像是一个官僚机构，掌握在拿工资和奖金的准官僚手里，而不是由靠头脑和实干自负盈亏的企业家控制。
　　投资者管理，企业收益和个人收益统一，会倾向于控制风险，不会为了短期利润而承担过大的风险。但拿工资和奖金的职业经理人则会不可避免地追求短期利益，为此不惜冒过分的风险。成功了，他们腰包鼓鼓。失败了，投资人买单。
　　经理人往往还有一个可耻的表现。在这次美国大救市中也有表现。银行倒闭，在许多时候其实是被其他金融机构吞并了，并不是灰飞烟灭了。但负责管理的经理人更愿意让银行国有化，即使他们知道这是卖身为娼式的堕落。为什么？如果国有化，他们一般都会保留现有的职位。但如果被其他金融机构吞并了，他们多半只能卷铺盖走人。新老板应该不会留用这些把公司搞垮的笨蛋。相比之下，国家就慷慨仁慈多了。
　　人人都爱大政府。
　　制约金融衍生品的主要力量都被削弱了，因此，金融衍生品就在大量合法伪钞的推动下，发展得无比复杂和危险，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风险控制范围，几乎把所有人都绕糊涂了。即使有人怀疑，看到别人在其中大把挣钱，还有几人能无动于衷呢？
　　根基是次贷、缺乏风险控制机制的金融衍生产品，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到了2008年，这所大厦已经巍峨入云，令人叹为观止。而当它轰然倒地时，景象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何止是叹为观止，简直是令人终生难忘。
　　看起来，所有者、管理者分离这个问题，是市场自发运转的结果。但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被削弱的结果。当金融机构有了国家这个最大的支持者以后，这个体系就逐渐开始排斥真正的资本家，而更愿意接受官僚和准官僚的管理，并不断偏离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资本家努力创造真正的价值，但好大喜功的官僚和准官僚更热衷的是虚假的承诺、官样文章、超出管理能力的巨型规模、永不倒闭的宣言、空洞的社会责任。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人们就只能得到一个表面繁荣、风险过大的银行体系。
　　这种银行体系最终造成了经济危机，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说完美国了，接下来该说说中国了。你为什么能超过李泽楷？　　
　　邓新华　　
　　中国的古代评书里，主角常常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比如，“薛家将”里，薛仁贵的功夫已经够厉害了，他的儿子薛丁山的功夫更厉害，而薛丁山的儿子薛刚则更更厉害，薛刚的儿子薛葵则更更更厉害。薛葵已经厉害到可以手使一双几百斤的大锤的程度了。当然，这么一代代厉害下去也是不行的，否则到不了晚唐，薛家子孙就可以像孙悟空那么厉害了。因此，“薛家将”不能没完没了地说下去。
　　虽然中国人在评书里表达了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愿望，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中国有一句俗语揭示了实际的情况：“富不过三代”。又有一句话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富不过三代”当然不是绝对的铁律，但确实是概率很高的现象。传统中国人里往往会用骄奢淫逸、娇生惯养之类的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解释颇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经济学家米塞斯解释企业家的下一代的失败，则用的是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而无法通过语言教给下一代。这样，下一代往往就不如上一代。
　　这一解释更加合理，它尤其能解释那些并不骄奢淫逸、娇生惯养的企业家后代的衰落，但是，仍然不够全面。
　　米塞斯的一个概念——消费者主权，倒是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所谓消费者主权，是指消费者通过其购买行动，决定着资源流向何方，决定着资源该在何时使用、该满足更远的还是更近的欲望。企业家则努力预测消费者的需求，等待消费者的挑选。那些有幸被消费者挑中的企业家就能发家致富。这和企业家具有多少知识、道德有多高尚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此，即使小学毕业的人也可以成为大企业家。
　　一个人即使拥有非常高超的制造BP机的本事，他也无法发财，因为消费者早就抛弃了BP机。中国乒乓球队横扫全世界，但几个主力队员的收入加起来，恐怕也比不过并非篮球绝顶高手的姚明，这也是因为消费者愿意为看姚明比赛多花钱。任何一个企业，今天被消费者抛弃，明天就得准备关门。
　　消费者是冷酷的。即使他们希望看到企业家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传奇故事，但是，当他们购买时，他们就把这个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会耐心地比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会热情地追逐更新、更好的产品，而不会去关心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只愿意出这个价格，而不管企业家实际用了多少成本去生产。他们看中手机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最精致的BP机。他们看到某位企业家失败的故事，也许会付之一叹，但却不会用实际的购买行动去拯救企业家。
　　在消费者主权冷酷的法则下，即使企业家能够把自己的所掌握的全部市场经验都传授给子女，即使他们把子女送到商学院去深造10年，又能怎么样呢？过去的成功，并不能延续到未来。只要其他的企业家生产出更好、更新、更廉价的产品，消费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其他企业家。
　　这也正是市场魅力之所在。任何人，只要你的产品讨好了消费者，你就可以取得成功。即使李泽楷从小就跟在李嘉诚身边学生意，即使李泽楷去美国读了商学院，即使李泽楷娶了梁洛施，你仍然有理由相信，下一个李嘉诚有可能是你，而不是笃定是李泽楷。
　　如果，设想一下企业家能活两百年，那又会怎么样呢？很显然，即使他的才能毫不衰退，他也有很大的可能碰上失败。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才能，一辈子能把握住几次讨好消费者的机会，就很难得了。总有其他的企业家在某个时候更能讨好消费者。如果企业家能活两百年，人们就会改口说“富不过一代”。这是冷酷的消费者决定的。即使在目前的寿命条件下，仍然有很多企业家成功了，又失败了，有的还成功失败很多次。如果拉长企业家的寿命，就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家成功了，又失败了。
　　当然富二代仍然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脉。只要他们谨慎经营，还是可能尽量延长富贵生活的时间。在保护产权的社会，守成相对更容易。其中，也会有一部分人超越其父辈。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富家子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有幸碰对了消费者的喜好。
　　但超越父辈的人还是很少的，更多富家子，如果能得到一句“创业不足，守成有余”的评语，就算不错了。他们不服气也没办法，因为并不是他们的厉害老子或他们自己在决定这一切，而是消费者在决定这一切。由于很难长期讨好消费者，因此，又有一句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
二十三、贸易顺差和逆差
　　出口和进口，是常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关有两个概念：贸易顺差和逆差。如果买的少，卖的多，就会得到更多的钱，这被称为顺差。反之，则是逆差。
　　大多数人习惯认为，顺差比逆差好。手里有更多的钱更好。这种常识完全错误。顺差和逆差并无所谓好坏之分，让大家在这里犯错的主要原因是，顺差和逆差一般都是针对国家来说的，而国家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经济上真正有意义的单元是公司和个人。这之间的错位导致对顺差逆差的错误认识。
　　何以如此呢？
　　从公司或者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时，没人在乎顺差还是逆差。公司对供应商永远是逆差，对客户永远是顺差。根本没人在乎这个。有人想努力把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逆差变成顺差吗？或者不再谋求客户从自己这里买东西，而转而从客户那里买点儿什么？同样，个人对其工作的公司永远是顺差，每月得到货币，而对经常去的超市永远是逆差。你能卖给超市什么？
　　国家无非是许多公司和个人随机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在统计上才有意义，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基本没什么意义。同一个国家的公司和个人之间并无什么整体性，他们仍然是各做各的。同属一国和同属一个公司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一个国家碰巧石油很多，但人口稀少，市场狭窄，该国就会对能源进口国形成顺差。但这不能改变该国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现实。反之，另一个国家财大气粗，自身市场庞大，会吸引许多外国公司来销售商品，统计上，该国就会进口较多，有可能出现逆差。出现逆差又怎样呢？该国的消费者享受着全世界运来的商品。
　　重要的是，必须理解，得到货币，并不是贸易的最终目的。没人为了挣钱而挣钱，挣钱都是为了用来现在或者以后花的，以得到商品和服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大家都想要得到通行货币，比如美元。拿到了通行货币，才可以花出去。那些不太通行的货币是不可能用来支付国际贸易的。
　　参与国际贸易和参与国内贸易，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无不同，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工具。顺差或者逆差，不过是某种伴生现象。可是，由于完全多余的国际收支统计，这种伴生现象却好像成了贸易的目的。
　　想象一下，城市里按照分区进行贸易统计，必然是商业区贸易大顺差，而居住区贸易大逆差。如果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把商业区和居住区平均分布，结果就是商业区失去了集聚效应，居住区失去了宁静祥和。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统计数字。
　　在国际贸易中对顺差的追求同样荒谬。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取消国际收支统计，这种没有意义、只能误导的统计根本就不必继续进行。
　　不过，有些国家确实竭力追求贸易顺差，尽可能多地去挣国际通行货币。这非常奇怪。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原因何在，请读者思考。我在这里只说说这种做法的后果。
　　由于美元是国际通行货币，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他国家的人在国际贸易中支付的美元，必须是他们通过另外的贸易挣到的，但美国人却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国际贸易。按道理说，即使是美国人，也必须通过贸易或者劳动挣到美元，但现在的美元可不是金币，而是纸币。这样一来，美国人就有两种手段支付国际贸易，一是用在其他地方挣来的美元，二是用多印出来的美元。
　　看出来了吧，和美国人做生意的外国人有一个风险。他把东西卖给美国人，美国人给他打一个欠条，这个欠条就是美元。这个欠条可能货真价实，也可能贬值。什么时候贬值呢？美国人搞通胀的时候，美元，也就是欠条，就贬值了。
　　那么大家为什么还把美元当作国际通行货币呢？为什么不用津巴布韦币当作国际通行货币呢？那就是因为，相对来说，美国还是世界上可信赖的国家。大家相信美元膨胀的可能性比其他货币要小。如果你卖出商品，愿意收津巴布韦币，那你可真是有一颗勇敢的心。
　　另外，美国人本身是大量国际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使用美元是很自然的事情。换句话说，美元成为国际通行货币，不是某个个人或集团的安排或阴谋。没人有那么大的本事。这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和美国庞大经济总量的结果。其他货币要想取代美元的地位，就必须在这两方面做得比美国更好。舍此别无他途。
　　既然美元是国际通行货币，中国竭力追求顺差的结果就是积聚了大量美元。最新的数字是2.1万亿。
　　怎么会积聚了这么多？前面说了，贸易的最终目的不是得到货币，货币不过是交易的工具。中国人把东西卖给美国人，得到的美元实际上是欠条，正常的情况，应该把这个欠条拿去兑换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可以从美国人那里，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人那里。我们不去兑换，攒下一大堆欠条干什么？
　　直接操作国际贸易的是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如果美元在他们手里，他们是不会在乎什么顺差逆差的，他们会正常地储蓄和消费那些美元。但现在美元都在央行手里，越攒越多。
　　把贸易的目的从得到商品或服务变成攒欠条，这当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违反规律的做法，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惩罚是什么呢？下一节再说。贸易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Russ Roberts
　　原载：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November, 2007
　　译者：沈欣
　　大多数政客的演说都会让你觉得，商品出口是打开繁荣之门的钥匙，而商品进口则威胁着我们美好的生活。进口量多于出口量，我们称之为“贸易赤字”。它往往被描绘成“亡国之道”。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就想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以防止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的手段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共和党的候选人米特·朗姆尼则认为，贸易的好处在于出口，因为出口能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利益。政客们总在不停地说，为美国商品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是何等重要，但为外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带来的好处，他们则绝口不提。
　　以上这种关于出口和进口的观点，叫“重商主义”。它产生于14世纪，差不多和“炼金术”一样深入人心，是“前启蒙时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
　　“进口不好而出口好”这一逻辑，初看是简洁明了的。毕竟，一个工厂在国际竞争中因为不敌对手而倒闭了，工作职位就会比原来少了。难道不是进口导致了工厂倒闭吗？难道不是因为出口才会兴建工厂吗？
　　当真如此？不妨想一想，我们就当重商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状况实现了。假如我们只有出口，却什么也不进口，那就是极端的贸易盈余了。那就是说，我们卖力干活，不仅耗费原材料，还得耗费精力和发挥创造力，给别人生产产品，却根本不索取回报。如果是这种状况，那么它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奴役。永远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国家的富裕又从何谈起？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只进口商品，却什么也不出口。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一个噩梦般的状态。可事实上呢？想像一下每天早上起床，在你家门前停着一辆日本生产的轿车，在你的衣柜里放着中国生产的衣服，而在你的酒窖里则放着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它们全都是免费的！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天堂，要不然，就是圣诞老人刚到过你的家。从外国取得免费的商品，或者购买廉价的商品，怎么可能导致我们贫穷呢？商品进口，又怎么会伤害我们？
　　我们出口商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是为了是赚足够的钱，再从外国进口另外一些商品，一些我们难以生产，或者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为了得到这些商品，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外国人送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连出口的不需要了。然而世事又岂能皆尽人意？所以，为了进口商品，我们需要出口商品，出口是进口的必由之路。
　　在日常生活中，道理也是一样。如果别人送我们一块香蕉面包，又或者几个自己种的番茄，我们便会很高兴。当然，他们要是送一辆轿车，我们会更高兴，即使不是太贵的车。然而，当别人给我们轿车，衣服，手表，鞋子的时候，他们期望得到回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世界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不要再这么笨，抱着什么都要自己生产的想法，把相对便宜的商品拒于家门之外，或者国门之外了。自给自足的结果，只会是一贫如洗。
　　况且，商品进口是不会减少就业机会的。它只会减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贸易让我们获得更廉价的商品，使得原有的资源得到释放，从而转到其他地方，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我们进行贸易的原因——利用其他国家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为我国生产更多新产品创造条件。
　　自1976年至今，美国每年都有商品交易的赤字，但与此同时工作职位增加了五千万个。人均收入的增长，扣除通胀后，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有些人总以“贸易赤字导致冻薪”为由，制造恐慌。然而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薪金外的收入（在工人的收入来源中，这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他们也未能正确地计算通胀。
　　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总统选举辩论会上，一位主持人提到自1989年起，美国在贸易过程中流失了五百万个工作机会。他想知道竞选人对此有何对策。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但主持人的言下之意，18年中流失五百万个就业机会，是很大的数字。如果我口袋中的一美分硬币，有五百万个，或者我小孩的生日会，将有五百万个人前来参加，那么五百万，的确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当中，当谈及就业机会增加还是减少，五百万，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美国劳工统计局都会给出一项数字，估算美国经济中工作职位数的增长。是净增长，即职位增加量减去职位减少量。同时，美国劳工统计局也会按季度统计职位增加总量和职位减少总量。在2006年的第四季度，职位增加总量是七百七十万，而职位减少总量则为七百二十万。只要不是经济衰退期，类似的情况每个季度都在发生。正是这样日积月累，我们才可以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五千万个就业机会。
　　18年中因贸易流失了五百万个就业机会吗？美国劳工市场每三个月新增的职位，弥补流失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贸易只是影响职位数字的因素之一。消费者品味会转变，技术变革会使员工工作效率更高，有的行业会萎缩，有的会扩张，有的会消失，新的行业会产生。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职位的增加或减少。对于贸易所带来的工作职位流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在破坏中建设”。他明白到，正是这个潜在的机制，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要再恐吓人们，说中国正在威胁我们的经济了。假如我们不计较贸易赤字，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更和平。即使我们真的要关心贸易赤字，至少，也应该更理智地讨论它。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
　　薛兆丰
　　在很多人眼里，“炒家”就是投机倒把分子。他们自己并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只是看准不同的时机，靠买入和卖出货物，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些人囤积居奇、不劳而获、操纵价格、扰乱秩序，因而十分可恶。
　　然而，经济学却所见不同。
　　过去我们习惯认为，只有生产物质财富，才是对社会的贡献，才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千百年来，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忽视了“炒家”们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炒家”的憎恶。每当危机来临，炒家就成了替罪羔羊。
　　现代经济学指出，我们无法通过观察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来正确区分到底谁是投机倒把的“炒家”，谁又是诚实忠厚的“投资者”。投资者和炒家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投机倒把”的行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的作用，并不是不劳而获、可有可无的环节。
　　是的，劳动生产很重要，但是由于生产资料非常有限，一吨煤一旦用来炼钢，就无法再用来取暖，所以必须预先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因此，关于“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的信息，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样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呢？夸夸其谈、自诩见解独到的人到处都是，到底谁是正确的呢？必须设计一个最省事的机制，以便将判断力较准确的人挑选出来。这个机制就是人类不断发明和完善的各种资产转让市场。这些市场赏罚分明，谁使用了准确的信息就受奖，谁使用了错误的信息就受罚。一夜暴富是有的，但血本无归也屡见不鲜。
　　“投机者”或者“炒家”的工作是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市场对他们的决策作无情的判决。假如一个炒家在饥荒前囤积了很多粮食，或者在熊市前抛掉了很多股票而大赚其钱，我们完全没理由批评他。那是他应得的报酬。饥荒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预见了饥荒；熊市也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预见了熊市。他只是一个诚实的信使。没错，是他送来了坏消息，但不要枪毙他，枪毙他也并不能够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
　　半个世纪以前，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急速贬值，纸币已经不可信赖，货物变成了坚挺的通货，人人都尽量囤积居奇。这其实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能认清真正的症结，从金融体系入手解决问题，反而严厉地责罚和惩处囤积居奇的人，阻止人们对未来作理性的反应。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枪毙信使”的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学知识又有多少提高呢？
　　今天，还有很多人憎恶炒作，对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国际基金深恶痛绝，称之为“国际恐怖分子”，这也是“枪毙信使”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金融风暴的根源是东南亚经济内在的畸形结构。某些国际基金只是识破了这些弱点，靠正确的信息和判断赚了钱，为他们的股东创造了利润。他们的做法是自然而且合理的。将金融风暴的责任归咎于索罗斯（George Soros），甚至将索罗斯抓起来，并无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认清并纠正其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附地而生的代价
　　薛兆丰
　　上期文章对收容制度提出质疑，并探讨了废除收容制度的障碍。国内的收容制度，本来只是针对乞丐，但在执行过程中，被各地用来普遍地针对外来劳工。这是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在作怪的缘故。
　　舆论的注意力不应该被分散。整个事件的症结，不是某个大学毕业生被打死，不是个别执法人员要文明执法，不是收容制度要规范化，而是应该废除收容制度，并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境内迁徙不受任何地方保护主义的刁难。
　　进一步说，大批农民向城镇迁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将来若能雄视天下，不会是因为农业，而只会是因为手工业、商业、甚至金融业。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
　　农业不是中国的强项。“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说多了。澳洲的矿山，含铁量可以达到90％以上——所谓资源丰富，可以有这样的含义；美国农民只是“小猫几只”，不仅供养了本土居民，还常年有大量农产品出口，这是托天与地的鸿福了。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可耕地面积并不可观。各自为政的生产规模、挥汗锄禾的生产水平，基本上一如既往，离“现代化”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不恰当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笔带过。要了解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得谦虚地请教农业专家和基层干部。
　　我的异议只是：所有这些农业弱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都应该理解为“中国农业的成本高”，而不是相反，不是一些“三农”问题权威所理解的“成本很低”。这是意味深长的分歧。
　　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国的农业成本很低，主要是因为看到中国农民贫穷，要求的工资微薄。工资微薄，想当然就是成本低。但成本的概念不是这样。成本是你为了达到目的，所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不得不丧失的最大机会。
　　一个男人想生小孩，成本是很高的，即使他要的报酬很少，甚至分文不取；同样道理，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达到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成本也是很高的，即使农民收取的报酬可能很低。成本的概念，首先得与产出相联系，以效率的标准来看。
　　成本还得从丧失机会的角度看。成本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成本，两者没有区别。我童年时认识一位中英混血的长辈，在英国学飞机设计，后来回到国内定居，适逢文革，只能在中学教英文，每月工资虽然只是40元，但他教英文，成本何其高！
　　道理就是这样：教英文的工作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会，于是各人的成本就不一样。只要机会有变，成本就有变。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农地还是那些农地，但改革开放的成功，改变了农民的机会，也就提高了务农的成本。汹涌的民工潮，说明一个事实：务农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了。
　　有一种普遍的主张，就是既希望把土地分给农民，又反对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转。其潜台词是：中国农业规模不能减，农民人数不能少；农民能且只能附地而生，所以要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不能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和流转，否则土地就迟早落到资本家、企业家等“强势集团”的手上，农民就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
　　然而，只要看到中国农业在国际上的相对劣势，看到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只要理解了成本的正确含义，就不难看出这种主张的古怪之处——要八亿农民继续附地而生，何止是一相情愿，简直就是与经济发展的洪流作对。
　　我当然赞成尽快明晰农地的产权。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土地分给谁都不要紧。分给懒人可以，分给傻瓜也可以。不管是懒人还是傻瓜，只要他确实可以行使土地产权，那么土地就迟早会落到最合适的人手上。可能是大财主，那又何妨？
　　土地第一手分给农民，当然好。分给他，他就得到了，是从无到有的得到。他可以自己耕作，可以请人代耕，还可以出租，甚至出售。但无论他如何处置，都不改变他分得土地的事实，都不改变他处境得到改善的事实。他或许转身把土地卖了，那只能说明钱对他来说更重要。
　　大势是：中国农业规模缩小，工业规模剧增，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只要不弄得太繁琐，把土地分给农民是可取的，既可让农民得到一点财富积累，又可让土地的农工用途转移得到产权保障。认为农民永远是农民，不得不附地而生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
理性胡闹
　　薛兆丰
　　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普兰（Bryan Caplan）研究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见这里）。要寻求知识是辛苦的，保持理性是吃力的，但如果得自己承受后果，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何妨放纵一把，图个爽字？好莱坞明星不乏老左，整天呼吁公平啊、缩小贫富悬殊啊。他们都是大富翁，真的实施起来，他们可是要首当其冲缴重税的。理性吗？理性。因为他们的言论，影响投票结果的概率为零。喊一下，博取公众好感，利大于弊，于是毫无顾忌，放声大喊。是为“理性胡闹”也。其实，我的一位老朋友20年前就告诉我：人的思想五花八门，而人的行动却大同小异；因为前者不承受代价，后者承受代价。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极其宝贵的两个见解之一。我也因此深信，思想界的伪劣商品，比市场上的伪劣商品多得多。老朋友10年前写道：
　　我有一位颇为自私的朋友，平时总爱想方设法要别人请他吃饭。例如动不动就鼓动别人打赌，但是自己永远做裁判。甚至大家一起坐中巴，他从不付钱，次次都让别人代付，坐的士就更加不用说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人觉得很抠门的人，我发现他却极其爱国。在一次有关钓的讨论中，他对我的“世纪大拍卖”极其不满，虎目圆睁。对小日本喊打喊杀比谁都凶，真正表现出一种寸土不让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于是，我想到并郑重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几乎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人类的美德何其多，孝心，爱心，同情心，宽容心 ……无法逐一列举。仅就最应该具有的孝心来说，天底下的不孝之徒你我见得少吗？但是我确实很难找到一位不爱国的人。正如网上的一位朋友提到的“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如何如何……”
　　以最基本的孝心为例，它需要我们对父母不断付出时间、金钱、精力去维护。唯有我们那廉价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操，无须付出成本，只要发泄式地叫几句“中国人不想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战争！云云”就足以满足我们那颇为虚伪的爱国主义情怀。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中日怎么打，也轮不到我们这些网虫上战场。
　　日常有大量理性胡闹。人在美国上班，但呼吁同胞不要为世界打工，是一例；自己买大屋，却坚持预测楼价普遍大跌，是一例；用塑胶瓶子砸所谓仇人，以确保对方毫发无损，又是一例。还有吗？更多经济学问题见这里。二十四、引进通胀
　　中国的央行是怎么收集到那么多美元的呢？
　　通过一种政策组合：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这个固定汇率还比较低，让美元能换到更多的人民币。这些政策组合到一起，非常之糟糕。
　　外汇管制是指，中国企业完成一个出口生意以后，对方把美元汇到中国企业账户内。但中国政府不允许企业保留这些美元，所有汇入的美元都自动兑换给央行，企业账户中只能保留人民币。如果企业进口需要美元，要另行向央行申请外汇指标。
　　按照什么比例兑换美元呢？按照官方公布的一个固定比例。这就是固定汇率制。这个数字很长时间是1美元兑换8.3元左右的人民币。近两年开始松动。人民币逐渐升值。写这些字时的美元汇率是：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一般认为，这个数值是不符合市场实际的。如果放开管制，人民币将会升值。1美元换不到6.83元那么多人民币。
　　固定汇率由官方制定和宣布，并且强行生效，不是市场自由调节的。即使企业认为这个汇率不合算，它也必须按照这个价格卖出和买入美元。
　　以前对个人实施同样的控制手段，但后来对个人的外汇管制放松，个人账户内可以保留美元。不过，企业能挣到更多的美元当然要比个人多得多。因此，绝大部分进入中国的美元都流到了央行那里。
　　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汇率，中国通过外贸出口，每挣到1美元，相关出口企业账户内就多出来6.83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多出来1美元。上一节说了，中国最新的外汇储备数字是2.1万亿美元。
　　这种政策组合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政府最大限度地收集美元。
　　为什么要这样？或许因为中国曾经严重缺乏外汇。
　　1974年，中国外汇结余是多少？是零！1980年，是负12.96亿美元。由于外汇紧缺，想要进口急需的机器设备什么的，就非常棘手。中国曾经有一个词，叫做“出口创汇”——现在不大说这个词了。想想很怪，难道出口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仅仅是为了挣到绿票子？
　　的确如此。由于外汇紧缺，中国长期都把出口当作赚取外汇，而不是赚取利润的手段。只要实现了出口，得到了美元，那就是胜利，至于价钱是否合算，生意是否有利润，那倒不重要。这当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
　　2000年以前，中国外贸型的企业还不那么多，外贸发展还不算快。2000年的外汇结余仅有1655.74亿美元。这个数字和现在一个月的外汇结余差不多。2000年以后，中国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超过4千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现在则突破了2万亿。这种速度简直让人眼晕。
　　外汇紧缺的时候，我们总想，如果有大笔大笔的外汇该有多好啊！那时，中国人非常羡慕日本这样的外汇大国。但当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国时，我们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每进来1美元，就要增发6.83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发行是跟着美国走的。中国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自主发行权。假如美元没有贬值，那还好。如果美元贬值了，那些跟着发行的人民币也就贬值了。
　　换个角度理解，美元没有贬值时，1美元换6.83元人民币。然后，美国政府大印钞票，玩通货膨胀的把戏，弄出好多合法伪钞来。这些合法伪钞一分不值。但合法伪钞混入真钞，无法分辨，结果必然是美元整体贬值。牛奶里掺了水，蛋白质含量必然降低。
　　如果中国相应调整汇率，把6.83减少，虽然出口会受到影响，但人民币就不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国的通胀就影响不到中国来。可是，如果为了保出口，汇率不调整，还是扛着6.83，那我们就只好祷告美国不要玩通货膨胀，如果他们玩了，我们就只好跟着一起玩，虽然我们并不愿意玩。这种政策必然将把美国的通货膨胀引入到中国来。
　　2000年互联网危机以后，美国一直存在通货膨胀，中国也就一直在引入这种通货膨胀。2000年以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其中必然有美元膨胀的因素。账面上看，我们挣到的美元大大增加了，但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钞，有多少是合法伪钞，就只有天晓得了。
　　如果汇率是由市场自由调节的，如果美元留在出口企业手中，他们自行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那么，美元贬值被市场感知后，市场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调节汇率和美元流向以应对。大量美元将在贬值以前，或贬值刚刚发生时迅速被卖回到美国。美国人自己制造的通胀，将只能危害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市场的灵活性、有效性是政府永远望尘莫及的。
　　可见，外汇管制加固定汇率，同时人为维持低汇率，实际上是在做两件事，一、鼓励出口，压制进口，创造尽可能多的顺差；二、把外汇集中到政府手中，结果是中国人对美国的通货膨胀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里的美元缩水。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承受通胀，一起制造更大的经济错误，甚至是经济灾难。
　　说到通胀了，商业周期理论就快要出场了。下一节，我们先看看，中国为什么要保持这种促进出口的愚蠢政策。一、消费怎样迷惑众生？
　　邓新华
　　今天，“刺激消费”、“拉动消费”似乎成了天然正确的词汇，“消费不足”似乎成了对中国病症的天然正确的诊断。媒体上，可以看到无数专家说，“中国储蓄太高，美国储蓄太低。”如果问他们，什么样的储蓄正合适？他们一定是回答不上来的。专家们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老百姓不爱消费，收入结构导致老百姓消费太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老百姓消费太低……消费太低导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要解决危机，一定要让老百姓消费，要去库存化。
　　这一切说辞，看起来挺正确的，但实际上，它们却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储蓄和消费，有三重道理。
　　第一重道理是，人们通过储蓄可以变得更富有。这个道理很简单，从原始社会以来，人们就奉行这个道理。如果没有歪理出现，人们将一直奉行这个道理。
　　第二重“道理”说，如果大家都储蓄，都少消费，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因此，大家都储蓄的结果是大家都贫穷。信奉这个“道理”的最著名的人是凯恩斯。
　　咋一看，第二重“道理”对第一重道理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是啊，那些提倡储蓄的人怎么就没想到，东西卖不出去会导致人们更穷呢？个人储蓄也许是好的，但如果大家都储蓄，确实会带来灾难啊。
　　第二重“道理”看起来如此有力，因此它折服了许多人。媒体上流行的专家言论，就是以这重“道理”为根基的。但是，这重“道理”实际却是思维简单化的结果。要识破这重“道理”，必须了解第三重道理。
　　第三重道理是，人们储蓄不会导致产品卖不出去，相反，人们越储蓄，产品的销路就越大。了解第三重道理的人就不多了。
　　商品分为两类：资本品和消费品。消费品是指可以直接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商品，资本品则是指不能直接满足消费欲望、但能生产消费品的商品。市场上可以构成3类交换：消费品——资本品、消费品——消费品、资本品——资本品。从这三类交易可以看到，不存在因为大家都储蓄就卖不出产品的情况。如果人们储蓄率提高，那么市场就会接到信号，多生产资本品，人们多交易资本品就是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张三种田，李四打猎。假设张三有大米300斤，李四有野猪肉50斤，他们欲交换之后消费。现在，假定李四不想交换野猪肉消费了，李四也不想交换大米消费了。张三拿大米去换来更多农具，李四拿野猪肉去换来更好的猎枪。市场会根据张三李四发出的价格信号，调整了资源配置，暂时减少消费品生产，增加资本品——农具和猎枪的生产。很显然，整个社会并不存在无法交易的情况，只是交易的内容和对象变了。
　　假定全社会原来的储蓄率是70%，人们就交易30%的消费品、70%的资本品。现在全社会的储蓄率提高到80%，人们就交易20%的消费品、80%的资本品。在任何一个储蓄率上，全社会的交易都可以成立。储蓄导致储蓄、消费失衡的说法不能成立。对这个说法，只须追问一句：依你之见，哪个储蓄率才能让储蓄、消费不失衡？是45%，还是57%？我敢保证，他们不可能有答案。
　　也许有人会问：“我是挣工资的，我只消费了工资的20%，剩下的80%我并没有花呀，这不就会导致一些产品卖不出去吗？”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那么这笔钱就被其他人借去投资了；如果你把钱藏在家里，那么你就没参与竞逐商品，投资者面临的价格就要低一点，这相当于你把钱借给他们投资，只不过你没要利息。总之，市场总是根据人们的储蓄倾向，来确定生产多少消费品、多少资本品。
　　虽然任何储蓄率都不会导致所谓的储蓄、消费失衡，但不同的储蓄率对未来有不同的意义。
　　张三在新农具的帮助下，比第一年多生产了200斤大米，李四在更好的猎枪的帮助下，比第一年多打了30斤野猪肉，这样，张三可以用500斤大米换李四80斤野猪肉。他们相互为对方的产品扩大了销路，并为自己换回了更多的消费品。
　　全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储蓄率提高，则意味着资本品的生产增加，资本品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产结构，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社会储蓄越多，未来的生产效率越高。普遍的生产效率提高，也为消费品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
　　人们降低眼下消费的比率，但因为未来的消费成本更低，却可以在较低的消费率下，消费更多的商品。两个差不多发展水平的社会，一者消费率为20%，一者消费率为30%，过一段时间以后，前者的发展水平会超过后者。前者即使仍然维持20%的消费率，也可以比后者消费更多的商品，并且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刺激消费，张三不购买农具，李四不购买猎枪，他们的消费永远也不能扩大。全社会也是如此。眼下消费越多，越不能扩大未来的消费能力。
　　第三重道理是对第一重道理的深化。理解了第三重道理，就不会被第二重“道理”搞糊涂，就会更坚信人类信奉了几千年的道理：储蓄促进发展，消费不会促进发展。
　　当然，反对消费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消费。但是这一点恰恰要切记：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才应该增加消费。不可能增加了消费，经济就能发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多赚钱才能多消费，但不会多消费就能多赚钱。
　　但是在萧条期，人们明明看到很多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不是“生产过剩”是什么？特殊时期，是不是就要靠刺激消费来解决问题？请看下一节。二、刺激消费加重灾难
　　邓新华
　　企业增加利润有两个途径：价格上升和成本降低。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需求上升，那么价格就会上升，企业利润就增加。信奉第二重“道理”的人据此认为，萧条期，消费减少，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如果刺激消费，价格又会上升，企业摆脱亏损。他们忘了企业增加利润的第二个途径。
　　企业更常采用的是第二个增加利润的途径。社会储蓄更多的资本品，就降低企业利用资本品的成本，企业可以借助资本品改善生产，提高效率，全社会的财富也因此而丰富。但是，也会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其售价不能弥补其成本，这种情况就是生产错误。
　　当市场不受干预时，也会有很多企业生产错误，但同时也有很多企业盈利，整个市场不会产生经济周期。但是，当政府信贷扩张时，资金成本很低。央行多放出的货币，并没有对应真实资本品的增加，但却让企业家普遍误以为生产的真实成本降低了，于是不恰当地投入更多资本品。但是生产成本是由真实储蓄的资本品决定的，而不是由央行人为压低的资金成本决定的。企业家投入新的生产结构之后，后续配套的资本品缺乏或者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于商品售价。在信贷扩张下，企业家由此普遍犯错，经济进入萧条。
　　企业家普遍犯错，并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错误。它是在央行误导下，企业家对生产成本预测错误的结果。企业家无法维持生产，导致很多人失业、收入下降，商品售价随之下降，这对企业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信奉第二重“道理”的人却把生产错误理解为生产过剩，并针对“过剩”提出刺激消费、抬高售价的办法。
　　但是，对于全社会普遍的生产错误，其实恰恰需要用第二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来解决。这个时候，全社会少消费、多储蓄，让资本品增多，让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补足生产结构，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比如，某企业投入600万生产A产品，并需要后续投入资金300万。现在市场证明，A产品售价下降，这样的投入是无法收回成本的。如果这家无法维持的企业把资产以400万转让给另一家企业，并且，由于人们增加储蓄，资本品增多，只需后续投入260万就能生产，那么，接盘的企业就能以合算的成本继续生产了。这个过程会伴随着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暂时失业。不过在生产过程调整以后，工人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当然，不是所有生产结构都可以通过这种调整得到挽救，有些生产结构是彻底错误，无法改作他用，只能视作浪费了。
　　如果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抬高售价，那么，人们只能多消费、少储蓄。这样，资本品长时间无法补足，虽然可以暂时挽救企业，但企业只能继续维持高成本的生产方式。这个过程肯定无法长期维持，很快就会遇到更加深重的困难，因为它没有真实储蓄的增加在背后支撑。市场的清算、调整早晚要进行，区别只在于，越早进行，损失越小，复苏越易；拖得越久，损失越大，复苏越难。
　　刺激消费的论调为什么这么流行呢？首先，是因为第二重“道理”的迷惑性，让很多人误以为储蓄有害。其次，从感情上来说，人们不愿意看到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们会反问：你说的道理只是长期道理，眼下，我们就看着他们受难么？凯恩斯就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但是米塞斯说，长期也不是那么长。维持错误的生产结构，只是暂时的，绝对拖不到“我们都死了”的那一天。它可能连一年都不能维持，但却可能让萧条拖上十年八年。
　　凯恩斯选择了有蛊惑性的第二重“道理”，又采用了同样有蛊惑性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的夸张言辞，这两点恰好刺中了人们的思维缺陷和心理弱点，想不流行也难。
　　的确，破产、失业对企业和工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央行信贷扩张所导致的企业家普遍犯错，羽毛乱飞网友说，企业家是根据错误的信号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其罪不在企业家。企业家其情可悯。似乎要救他们也情有可原。有一种论调就说，既然政府犯了错，难道它不应该继续负责挽救企业么？
　　但是，只要让政府来挽救企业，就是让政府继续维持过去的错误，其结果是让更多的人陷入灾难。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个人情感上不希望政府逃脱责任，但理智告诉我，让政府不要再负什么拯救企业的责任，恰恰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它唯一可以负责任的地方，就是大力削减政府开支，这是对提高社会储蓄率有利的办法。让它刺激消费绝非让它负责任，而是让它继续犯错。政府此前犯下的错的确无法追究了，人们只能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政府权力，让它少犯错。二十五、高度依赖出口
　　先说说压低汇率是怎样促进出口的？很简单。
　　忽略关税因素，假设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那么，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就是1美元。如果汇率降低到1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到美国降低为0.5美元了。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是1比1，国内成本5元的商品到美国也只好卖5美元了。
　　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让美元能兑换到更多的人民币，确实可以促进出口，挣到更多的美元。当然，这到底是不是合算，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不过，中国现在毕竟是贸易大国了，不但是贸易大国，而且在世界主要大经济体中，中国有一点格外突出，那就是外贸依存度很高。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被称为外贸依存度。美日德等大经济体虽然也是贸易大国，但外贸依存度都在30%以下，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高达60%以上。差距太明显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般来说，一家公司开创业务，都是从身边的市场开始。过一段时间，业务发展，逐渐扩大范围，到邻县、邻省，然后扩大到全国。当全国市场也饱和以后，进一步发展的业务势必要求公司走向世界，开拓国际贸易。
　　这是大多数企业正常的发展道路。当然，会有个别企业从一开始就瞄准国外市场，但这种企业总归是少数。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附近的市场总是更容易把握，更容易经营。
　　因此，一个国家的企业，大多数都是首先满足本国市场需求，待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以后，再设法开拓国际市场。这倒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正常的从易到难。
　　小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可能很高，甚至比中国的60%都高，因为小经济体本身市场有限。如果生产发展迅速的话，很快就会达到市场饱和，那时，就会转向开拓国际市场。也有一些小经济体本身就是贸易港，贸易就是他们的主要产业，贸易额甚至会超过本地生产总值。香港、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就超过了100%
　　大经济体，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即使生产力高度发达，大部分产品也必将用来满足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的生产力不可谓不发达，但其外贸依存度并不高。即使像日本这样贸易立国的国家，产出也大多用来满足国内市场，外贸依存度不超过30%
　　中国不但外贸依存度高，而且出口远远大于进口，顺差很大。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后果，中国的经济将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极大影响。生产总值的60%都要通过国际贸易才能实现，非常依赖国外市场，可以说，对国外市场简直是须臾不可离。一旦国外市场萧条，中国的经济将遭受严重创伤。这个风险非常大。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是不应该长期承受这种风险的。
　　这也是中国竭力保持出口旺盛的原因。既然外贸依存度那么高，一旦出口出了问题，经济势必严重下滑。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经济增长就变成了保出口。
　　可是，为了保出口而人为压低汇率，绝不是什么好事。只有爱票子甚于爱实物的人，才会赞赏这种局面。同时，这种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大打折扣，代价高昂。那些努力工作的中国人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大量的财富被白白送给了富裕的美国人。正常人，不但不会赞赏，甚至都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
　　仅仅是出口旺盛，其实还不是最糟糕的。央行强行收集美元，使情况更加严重。
　　2.1万亿，央行收集的美元实际上是太多了，都不知道拿这么多美元怎么办好了！现在假设你是主管外汇的政府官员，面对这许多美元，你打算怎么办呢？
　　买石油、买黄金？那可是上万亿的美元啊！这一大笔钱一下子涌入市场，购买某种商品，所有人都会知道，那只能造成该商品的价格猛涨，也就是“买什么什么贵！”
　　收购公司？且不论收购过程的复杂难测，就算完成收购了，拿这些公司怎么办？把他们变成中国的国有企业？
　　投资股市？炒股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你打算和一批世界上最精明的头脑较量一下？万一赔了，你是打算辞职呢，还是以其他方式谢国人？
　　玩玩期货？期货比股市更刺激！你有那种“大心脏”吗？
　　或者放在那里不动？钱如果不花起来，就只是一堆纸。除了贪官，没有多少人会把钱放在鞋盒子里藏在床底下。政府的钱放在那里不动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现在你理解主管官员的困境了吧。他们既没有承担风险的激励，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缺乏相关的经营知识，所以，他们无法对这巨额美元进行有效的投资安排。
　　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个人怎样安排自己的剩余资金呢？存在银行里或者购买国债。可是，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大的银行或银行团，可以接受中国2万亿美元的储蓄，然后按期付利息。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
　　买哪个国家的国债好呢？放眼看看世界，也就只有美国的国债可买了。首先，美国的经济体足够大，对外发行的国债足够多；其次，虽然中美关系不是一帆风顺，但美国毕竟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国家信用要强得多。而且，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开放的，信息是透明的，规则是确定的和可理解的。一些国家的国债，如果你买了，基本上就等于援助他们了。他们随时都可能一声令下，没收外国人财产，宣布所有债务作废。买他们的国债，风险无穷大。
　　因此，手持万亿美元，中国的政府官员实际上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保值增值投资手段。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种让人无话可说的局面：中国的企业和员工，辛辛苦苦生产出了产品，运给美国人，换回来绿票子，然后，再把这些绿票子借给美国人去花，让他们买房子、去世界各地旅游。中国人得到了什么？不知道，或许得到了创造的过程。
　　不过，中国人确实还得到了其他东西，是什么？下一节再说。二十六、出口商品 进口制度
　　人为压低汇率，推动出口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这造成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对这种不正常状态的表面描述是：中国的经济太依赖出口了，一旦国际市场有变，中国经济将遭受重创。
　　不过，更深入的分析表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贸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管理的。更先进的制度帮助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输出了商品，不仅仅换回了绿票子，还部分地得到了美国的社会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经济危机来势凶猛，外贸受到很大影响。许多沿海的外贸企业陷入困境。可是虽然如此，这些企业却并没有立刻把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因此鼓励大家消费，说什么要支持这些外贸型企业云云。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鼓励消费并不能解决这些外贸企业的问题。
　　走近观察这些外贸型企业，看看他们的产品，就会疑惑更大。这些外销产品质优价廉，不但比国内市场上的产品更好，往往还更便宜。“出口转内销”一直是中国国内市场中招揽顾客的有效宣传语之一。这些外销商品如果放在国内市场销售，其实不愁卖不出去，可这些外贸企业对在国内市场销售就是兴趣不大。这是为什么？
　　原来，这些企业早就发现，国内市场非常不规范，问题多多，反过来，美国等国家的市场非常规范，法治健全，信用可靠。只要自己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其余的事情非常简单。双方合同一签，自己按时发货，集装箱上船后，既不用担心途中有车匪路霸，有乱罚款、乱扣车，也不用担心对方收到货却赖账不给钱；更不用担心对方政府刁难外国人，对方法院偏袒他们本国人。
　　同时，在美国等国家的市场，物流、金融、信用、保险、治安等等各个中间环节，都非常成熟配套，运作规范稳定。一言以蔽之，这些地方的市场交易费用比中国大陆低多了。有报道称，把货物从广东上船运到美国，所需总费用，比从广东运到湖南还要便宜。不仅是运费便宜，各项其他开支也大不相同。
　　举一个例子，一条100公里左右的高速路。一辆大货车试图进入，按规定，这种大货车不得进入该路。收费站员工阻止，大货车司机当即拿出一千元递给收费员，以求能进入高速路。原来，如果大货车不能进入高速路，走旁边的国道，平均每次要付各种罚款两千元。花一千元走高速路还是合算的。至少高速路上不会有人拦车罚款。
　　一些设计独特的商品，只要在国内上市，其他人就会群起模仿。知识产权毫无保护。对那些依靠创意谋生的企业，这基本是致命打击。这些企业要想生存，只能设法把商品卖到国外去，不但不在国内销售，而且绝不让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出现。
　　国内商家的信用状况，也让生产企业非常头痛。合同完全不可信赖。发货之前，什么都好说，一旦发货，追款是比生产更困难的任务。许多生产企业，产品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生存和发展，但就是被商家拖欠货款给搞垮了。
　　同时，国内的金融、保险、物流等环节，在技术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企业融资困难，金融支持不够，经营机制呆板缓慢。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府和法治问题。司法不独立，打官司分为主场和客场。政府的行为无可预期，不受约束。税制复杂多变，因人而异。地方政府换个领导人，该地区的产业环境可能就会大变，等等。
　　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每个在中国经商的人都可以说出一大堆。
　　这种制度和经营环境自然会让企业望而却步，不敢轻易涉足国内市场。结果，就出现了大量从一开始就直接投身国际贸易的外贸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生产地在中国，但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分享了发达国家成熟可靠的制度环境。正因为有机会分享好的社会制度，这些外贸企业的发展往往要优于国内企业。这样一大批优质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作用明显。如果中国企业都没有机会分享他国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比现有的水平低得多。
　　因此，对外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对外开放不仅得到了市场，得到了投资，还得到了制度。中国出口了商品，进口了社会制度。这是当初没想到的事情，也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努力确保出口。中国政府实际上要确保的，是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就要确保外贸企业能够一直有机会得到美国社会制度的管理。对政府来说，通过促进出口来引入制度，比自己进行困难的制度变革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无需触动国内的利益集团，似乎是一条捷径。
　　但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中国出口大受影响。这条捷径不那么好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被用滥的话放在这里合适吗？
　　接下来商业周期理论该再次出场了。二十七、从引入通胀到自制通胀
　　在中国，有两类企业业绩优良。一是行政垄断企业，二是外贸型企业。前者，人人都知道，他们的业绩越好，中国经济越糟。他们每挣到一元钱，就意味着本来可能的三元、五元，甚至十元、百元没有了。他们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外贸型企业，确实在为社会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尽管是国外的消费者。这些企业，是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可惜，制度上的缺陷，让这些优质企业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更多地造福中国人民。这些企业更多地在造福外国人。而且，由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这些优质外贸企业还把美国的通胀引入了中国。
　　提到了通胀，商业周期理论就可以出场了。
　　商业周期理论关注的是通货膨胀进入经济体的入口。典型情况下，通胀增加的货币通过信贷扩张的途径首先到达生产企业，过多的货币被用于扩大生产，推动资本品价格上涨，造成生产结构的错误延长。经济危机是对这种错误的清算和纠正。
　　中国这个经济体，其实本来并没有严重的内生通胀。但却由于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从美国引入了数量可观的通胀。
　　这些通胀是通过外贸企业进入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外贸企业所有的美元收入，都自动按照官方固定汇率转成人民币存入外贸企业账户。假如美国没有发生通胀，这种情况只不过造成了外汇流通不畅。企业进口时，还要费时费力地去申请指标。
　　可是如果美国有了通胀，外贸企业得到的美元，其中就有相当成分的合法伪钞。这笔美元收入实际上已经贬值了。如果相应提高汇率，换到更多美元，可以抵消美元贬值。但汇率是固定的，虽然比8.3时有所下调，但并没有到位，结果就是央行兑换给企业的人民币也同时贬值了。这相当于央行跟随美国通胀增发人民币。企业把这些人民币花出去，通胀就开始在中国经济体中蔓延。
　　外贸企业是最先拿到这笔钱的人，他们在通胀中的地位最有利，不过，反过来说，这种有利也坑了他们，让他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投资能力。他们手中的人民币，其实已经包含了部分合法伪钞。
　　和其他生产企业一样，外贸企业拿到了更多的钱以后，无从分辨其中是否有合法伪钞。他们只能认为自己的生意大获成功，合理的做法是尽快扩大再生产，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于是，这些资金就被投入企业生产。
　　因此，本轮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在中国就主要表现为外贸企业的大发展。贸易顺差飞速增加。外汇储备也飞速增加。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主要的外贸企业集中地快速发展。这些企业的市场主要在境外，但他们投资的资金参与国内资本品的争夺，导致了国内资本品价格大幅上涨。同时，由于汇率偏低，大量游资美元也涌入中国，参与房市和股市投资，造成房价和股价大幅上升。这是通胀推高投资品价格的典型表现。
　　美国增发的钞票，在美国本土主要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大发展，而在中国，则主要表现为外贸企业大发展。由于合法伪钞的存在，这些发展的相当部分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早晚要被清算。
　　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金融机构被清算。雷曼兄弟率先倒下。本来其他银行也要先后倒下。凡是卷入金融衍生品过多的金融机构，都必然做出了大量错误投资，都难免被清算。但这时，美国政府出面了，把通胀继续进行，甚至加快进行，暂时保住了这些金融机构。熟悉商业周期理论的人都知道，清算被拖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美国开始清算错误投资时，许多人钱包会吃紧，消费需求必然降低。中国的外贸企业得到的订单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就减少了。通过他们引入到中国的通胀也就减少了。按照商业周期理论，当通胀减少时，就是危机爆发时。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美国的经济危机就通过这种形式传导到了中国。引入通胀时期错误发展起来的外贸企业将面临清算。他们的破产和失业不可避免。表面上看上去，这种危机好像是由于美国市场需求萎缩造成的，但实际上，这种危机是不可持续的通胀停止的必然结果。
　　新劳动法等因素严重恶化了外贸企业的生存环境，导致不少企业难以为继。这种人为干扰和商业周期混合在一起，让问题复杂化，也让解决办法复杂化。不过，基本的商业周期脉络还是清楚的。
　　危机爆发以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两种走向：一是停止通胀，进行清算，同时增加真实储蓄，待到真实储蓄和清算后的生产结构相适应时，清算就停止了。经济将重新进入增长。虽然其间有痛苦的调整，但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条件是主政者要理解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并有长远的政策考虑。
　　如果政府对经济学无知，或者没有长远的政策考虑，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那就是继续进行通胀。如果通胀继续，对错误生产结构的清算就不必进行了，因为在通胀的条件下，那些错误是显露不出来的，自然也就无从纠正。
　　不过，拖后纠正错误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这种拖后的代价必然是错误继续积累，当终于无法再拖时，危机仍会爆发，而且会爆发得更加猛烈。
　　不幸的是，美国和中国目前似乎就在采用这种办法。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政府大发钞票，阻止了金融机构的继续清算，试图阻止本该进行的清算和调整。
　　危机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出口的严重萎缩，连续数月降幅超过20%，输入通胀大幅减少。为了继续保持通胀的势头，中国主动发起了内生通胀。政府大手扩张信贷，直接制造通货膨胀。政府认为这样才能拉动内需，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摆脱困境。
　　基于经济学的无知和短视的政策目标，中美两国联起手来大发钞票，拉动消费。发钞者喜洋洋地等待经济“回暖”“复苏”，但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是在自毁前程。
　　那么，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经济危机呢？二十八、生产创造需求　　
　　经常听到有人念叨什么内需不足。每当这时候，我就想对那个人说，你难道就不能去读读萨伊吗？
　　萨伊是法国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亚当?斯密思想的解释者和普及者。不过，他在经济学上也有自己的成就。1803年，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汉译名著丛书的一种），书中，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
　　概括起来说，萨伊定律的内容就是：生产创造需求。乍一听起来，这好像是在说，东西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生产了就会有需求。这当然很荒谬。许多人因此对萨伊定律很不屑。
　　其实是他们理解错了。如果把短语省略的部分都加上，就容易明白了。
　　生产创造需求，不是指生产者的生产必然创造出其他消费者的需求，而是指，生产者的生产将创造出他自己对于别人产品的需求。
　　需求指的都是有效需求，或者说，是支付得起的需求。支付不起的叫做需要，或者叫做欲望，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市场中的企业家不会关注根本支付不起的欲望。美国航天局不会到处去打广告，招徕航天飞行的顾客。他们知道，每次几千万美元的费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承担，用不着广而告之。
　　换个普通一些的例子。市场中总是有更新款的汽车，为什么你不去买这些最新款的汽车，而是满足于使用现有的不那么新的汽车？这不是因为你一定没有那么多钱，而是因为你认为没有必要。现有的汽车还可以使用。你的钱要用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说到底，还是预算有限。因此，你对最新款的汽车没有需求。
　　既然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说需求下降，其实是在说支付能力下降。支付能力由什么决定？由生产能力、创收能力决定。你挣得越多，才能花得越多。如果想要增加你的需求，唯一的办法是增加你的收入。
　　这就是生产创造需求的真正意思。
　　理解这个道理，可以做出许多有益的推论。这些推论可能违反一般人的常识。
　　比如说，延长退休年龄，是不是会增加失业率？表面上看，肯定是这样的。如果老人不退休，年轻人怎能有工作机会呢？但如果理解了萨伊定律，就会知道，延长退休年龄，必定降低失业率。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人们更多地工作，那就会得到更多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必然创造出更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工作总是好事，这其实才是可靠的常识。
　　反过来，如果人们都早早退休，收入下降，需求自然下降，那么，社会中的工作机会一定减少，年轻人就业只会更难。
　　再比如，农业区新兴起一些城镇，是否会危及农业区？表面上看起来，城镇必定占用一些农用土地，农业区的资源会减少，农业区会受到城市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其实，正好相反。
　　如果农业区中遍布发达的城镇，这些城镇对农产品必定有大量的需求。而农业区就会因此而受益，收入大增。观察现实也会发现，真正富裕的农业区，都是其间遍布城镇的农业区。离城市越近的农民，农产品越容易销售，收入越高。相反，那些远离城镇的农业区，虽然没有城镇来和他们争夺土地等资源，但也没有人来购买他们的农产品，于是，这些农业区往往较为贫穷。
　　国家层面也是一样。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哪个国家？是美国。为什么不是人口更多的中国或者印度？因为美国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有最强大的创收能力，因此，才有最广阔的市场。生产创造出需求。
　　从另一个角度说，交易总是涉及至少双方的。货币仅仅是居中的工具。仅仅一方有东西，另一方没东西，交易自然不能发生，也就是没有需求。其他人没有需求，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也就是生产能力太低。要想成功交易，要想市场中有足够的需求，就必须找到有生产能力的人，或者让生产能力不足的人提高生产能力。
　　换句话说，你想让自己的东西好卖，就要期盼其他人都有钱，都有东西来和你换，而不是盼着其他人都倒霉，都不如你。在一个赤贫区，也许你的自尊心可以得到极大满足，但你是很难得到收入的。而在一个富裕地区，即使那些富人根本不关心你，你也会从他们的富裕中获利多多。
　　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也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道德进步的原因所在。市场经济中，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每个人的成功都必然带动、协助其他人的成功。人们互为顾客，互为对方的收入来源。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会较为和谐，平均的道德水准要比那些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人高得多。在市场中，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是好事。而且，他们越勤奋，你得利的机会越大。他们越成功、越富裕，你成功、富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当然有助于人们友好相处，而不是互相仇恨。
　　相反，在政府统制经济的社会里，资源、财富都由政府分配，不依赖自由交易。这样的社会中，普遍的社会意识是：他人即地狱。在一个依靠中央计划者分配资源的社会里，他人的成功无异于你的噩梦。他将有更强的争夺能力，更有可能压倒你。而且，多一个人，你就会少得到一点。别人多生一个孩子，你都会气忿不已，因为你本能地感到，那个小东西可能会抢走你的资财。
　　这种社会必然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无穷争斗。如果有民族、宗教等背景，就会演化成旷日持久的民族、宗教冲突。即使是单一民族，这种情况也会侵蚀、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道德和协作精神，让人们变得猥琐、嫉妒和卑劣。
　　萨伊定律简洁和敏锐地揭示出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本质所在。当然，萨伊并没有直接涉及商业周期。这方面的理论进步是在他以后很多年才发展起来的。但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萨伊称为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
　　接下来解释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的关系。二十九、所谓拉动内需　　
　　上一节介绍的萨伊定律，实际上已经告诉了世人，如果想要提高消费，只能老老实实地发展生产。如果生产水平不能提高，扯什么拉动消费，只是一句空话。
　　商业周期理论说来说去，核心意思是：经济危机中，出问题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消费不足，而是因为生产错误。要想渡过经济危机，不能缘木求鱼地鼓励消费，而应该纠正生产中的错误，同时，鼓励储蓄，投资发展正确的生产。
　　正是在强调要发展生产这个环节，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有了结合点。并且，这个结合点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
　　很多人对经济危机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对此，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错误。如果是生产过剩，就不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了，继续发展只能加剧过剩。正因为是生产错误，所以，不可能通过鼓励消费来解决问题，而是首先必须纠正错误，然后，仍要继续发展生产。
　　前文已经指出，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繁荣期发展起来的生产结构不符合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真实的储蓄不足以提供这种生产结构所需要的后续投资。只够盖一间小房子的材料不可能建成一座大厦。纠正错误的办法有二：一是通过清算和调整，取消错误的生产结构，二是努力增加真实储蓄。
　　真实储蓄将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企业投资。那么，投资到哪里呢？如果是生产过剩的话，这种投资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尽量避免。但实际情况是生产错误，在纠正错误以后，新的投资就将用于建立符合储蓄-消费比的生产结构。
　　这时，人们在现实中实际看到的情景是：在经过也许是痛苦的调整以后，企业之间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一些旧的企业破产了，一些工人失业了。然后，新的企业建立起来，或者是调整后的企业重新扩大生产。工人在这些企业中重新找到工作。这些企业的产品是有销路的。他们的发展蒸蒸日上。整个经济也因此进入增长。
　　萨伊定律告诉我们，生产创造需求。那么，企业产品的需求来自哪里呢？来自其他生产者。可见，拉动需求这句话，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拉动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必须是正确的，不能简单扩大危机前发展起来的、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些生产。
　　那么，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有何启示呢？
　　经济危机中，中国同样不是生产过剩问题，而是生产错误问题。引入通胀刺激出口企业建立起错误的生产结构。当出口订单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大量减少时，引入通胀也随之减少。错误的生产结构暴露出来。这时，调整和清算不可避免。一些企业将破产，一些工人将失业。当调整完成以后，将重新建立生产结构。如果没有后续的通胀刺激，新的生产结构将是正确的，调整后的企业将重新找到自己的销售市场。
　　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外汇管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继续引入通胀。可是，如果不再人为压低汇率，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将会减少。简单扩大原有的面向出口的生产结构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新增加的投资将投向哪里呢？换句话说，汇率正常的话，出口量可能会变小，这时，如何发展生产呢？
　　换个角度表述这个问题。
　　现在，一般的舆论是这样认识的：出口企业遇到了困难，国内应该努力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帮助出口企业消化库存，维持生产。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
　　萨伊定律指出，面对危机，所谓增加消费、拉动内需是胡说。要做的是增加生产。商业周期理论进一步补充说，虽然繁荣期的生产发展貌似可观，但危机的爆发证明，这些生产发展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持续的。因此，要做的，首先是纠正错误，然后是在正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生产。而不是耗用宝贵的资金扩张消费，徒劳地支持错误的生产。至于政府加税，然后进行什么公共投资，更是极大的浪费。本来可以由民间精打细算进行的投资，将被政府大手大脚、跑冒滴漏、率性随意、层层腐败的投资所取代。
　　萨伊定律和商业周期理论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回到中国的现实。前面论述过了，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能简单地把面向国际市场转为面向国内市场。不规范的国内市场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且，出口企业面向国际市场所作的投资，其中许多被证明是错误的，是通胀的结果，必须进行调整和清算。调整和清算将造成破产和失业。这是不幸的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等于是从错误的生产结构中释放出资源，比如工人、厂房和设备。
　　这些资源中的专用部分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损失，但是，那些可以转而他用的资源，将在调整清算完成以后，在新投资的指引下投入新的生产，那么，应该投向哪里呢？
　　这样说，问题应该更清楚一些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拉动国内消费，如何拉动内需，而是在调整清算错误生产之后，如何发展国内生产？只有有效地发展国内生产，才能真正拉动内需，也才能让那些调整后的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找到顾客，找到发展的空间。
　　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呢？三十、制度“进口替代”
　　谈到发展生产，就要请读者回头去看看本系列的第三节，其中谈到了什么是生产。
　　“生产并不仅仅是指制造业和采矿业，所有有助于效用增加的行业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生产领域，因此，运输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应该都属于生产之列”。
　　第三节特别指出这一点，就是为了说明，发展生产，其实主要不是发展狭义概念上的生产，也就是制造业和加工业等等，发展生产还包括发展金融业、商业等服务行业。这同样是发展生产。
　　改革开放以前，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都不能存活。按照马列主义及其中国解释，七个人以上的私人企业就存在剥削，就不允许存在。能够存在的只能是非市场化的国有集体企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私人企业的空间不断扩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已经可以容纳和支持几十万人规模的巨型私营制造企业了。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到了今天，国内市场化的制造加工业确实发展得比较充分了。许多产业趋于饱和，竞争非常激烈，利润率很低。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出现，在这些领域继续进行大量投资是不明智的。
　　怎么知道是不明智的？依靠经济计算。货币赋予各种商品和劳务以统一的计算单位。企业家使用价格信息进行计算，就可以得知，某项投资是否合算。
　　引入通胀扭曲了重要的一个价格信号——利率，这导致了企业家的错误计算，低估了资金使用的成本。同时，由于可以进口美国等国的社会制度，交易费用在企业家进行计算时也被低估。结果，本来不合算的生产变得合算了。出口企业在繁荣期得到了大发展。可惜，这种大发展建立在错误计算的基础上，是商业周期理论所说的错误生产结构。
　　美国市场萎缩导致引入通胀缩小，引入的“低息贷款”变少了。同时，出口商品，进口美国社会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做法也不那么好用了。出口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这时，如果出口企业转向国内市场，企业家将要进行重新计算，他将根据非通胀的正常利率和国内的交易费用，来计算某项投资是否合算。
　　说到这里，中国促进生产发展的办法也就非常明确了。首先，不能再次扭曲利率这个重要的价格信号。如果以自制通胀取代引入通胀，将再次人为压低利率，也就是再次为企业家提供错误的价格信号。企业家按照这个价格信号进行计算，将再次发展出错误的生产结构，并招致下一次痛苦的调整清算。
　　其次，要努力进行各项制度变革，降低国内的交易费用。如果不能通过大量出口商品进口美国的社会制度，而又想要发展生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变革中国自己的社会制度，实行制度上的“进口替代”，把本来需要从美国进口制度才能得到的各项优势，变成中国自己的制度优势。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计。
　　虽然已经可以容纳、支持超大型的制造加工企业，但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还不能容纳金融业、服务业、物流等等产业的大型私营企业。上海想要建成世界金融中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金融中心对法律政治环境的要求极高，只能出现在市场自由度极高、法治极为健全、政府行为受到严格约束的国家和地区。
　　纽约、伦敦、香港这三个世界性金融中心都出现在英美这样有着悠久可靠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地区，不是偶然的。日本、德国的经济高度发达，经济体的总量也很大，但就是因为市场自由度不够，法治传统仍然稍显薄弱，因此只能维持东京、汉堡这样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尚不足以发展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所处的法律政治环境，与东京、汉堡比起来都相差甚远，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打算先放一放罢。
　　其他的服务业也高度依赖本地的法律政治体制。制造加工业可以在封闭厂区进行生产，对社会环境的要求低得多。如果可以利用出口借助其他国家的制度完成销售环节，制造加工企业简直可以成为所在社会的“孤岛”，除了贡献税收和GDP数字以外，差不多可以不问世事。
　　服务业则大不相同。服务业直接对人提供服务，生产对象是人不是物，因此将不可避免地深深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并高度依赖信用、合同、法治等等人际制度环境。服务业必须开门做生意，想成为“孤岛”很难。“孤岛”可以依靠特殊的政策生存，开门做生意的服务业则必须依赖普遍性的制度环境，并且有平等的机会从小到大，自主发展。没有这种普遍性的制度环境，服务业必将先天不足，发展受限。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了适合大型制造业的制度环境。如果中国能够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合大型服务业的制度环境，投资者将在中国再次发现广阔的投资空间。而这种投资将是持续和健康的，并产生大量的国内需求，促进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如果中国不能进行这种彻底深刻的制度变革，那么，在企业家的计算表上，交易费用一项就会居高不下。企业家当然就不愿意投资，发展生产也就成为不可能。
　　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面临困境的出口企业经过计算，发现继续投资企业生产是不合算的，美国市场萎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国内的交易费用仍然居高不下。企业家看不到新的投资方向，只好投资于房市和股市。而房市和股市也果然因此而大涨。
　　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房市和股市的上涨非常引人注目，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这只能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找不到足够的投资方向。他们手中的资金就只好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内冲来冲去，反复制造虚假繁荣及随后的调整清算。
　　总结以上两点，克服经济危机的政策主张，核心思路其实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变革，去除原有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时建立起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治经济体制。
　　很多学者通过其他角度的论述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商业周期理论得出这种结论是最彻底和逻辑最严谨的。理解了商业周期理论，对深化改革的主张将是最坚定和不动摇的。深化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唯一可行道路。
关于民主与自由，他们其实不是同一回事。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 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谟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国建国后，自由的含义第一次包括了对民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民权法案》说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是法力无边的。在它划定的禁区之中，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赋予自由这个崭新的含义，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独特贡献。
　　在美国，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
　　更有甚者，当今出现了许多对我们这种理想的解释上的本质分歧，比如，什么叫爱国主义，公平和自由。诸如以下问题：
　　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要立法用法律强迫你向国旗脱帽致敬。另一个人说，我们国旗代表的，是不向国旗，不向多数人或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正统”的政治或宗教屈膝的权利。
　　公平：我们对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应该以优待政策来弥补？还是说现在这已成“逆向歧视”，而到取消优待政策的时候了？
　　公正：我们对错判无辜的顾虑，是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对最骇人听闻的犯罪的审判，也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是这种顾虑，已经成为我们治安和打击犯罪的绊脚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还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应该被允许帮助教会？
　　司法独立：在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法官多次以宪法为武器，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普通百姓。这些法官不是民选的又是终身的，凭什么来管制民选政府？
　　所有这些问题很容易让人糊涂，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国大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对美国价值的不同信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价值就是个人自由，而正是为了个人自由，1791年《民权法案》才被写入宪法。
　　美国价值，追溯其根基，并回顾其发展进程，《民权法案》——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是这个进程的开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权是这样几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和人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需要用缔国者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社会争论。那时美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对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障个人自由。
　　然而如今，这个眼光好象有些过时了。
　　取而代之，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这个权那个权太多了”，我们要“重建”政府权威。调查发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竟然不一定会支持《民权法案》。或者说，人们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公众人士也常发这样的议论。六十年代后期，副总统Spiro Ahnew说，美国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许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 Falwell牧师说，美国有一个“讲道德的大多数”，他们反对许多公民权而想回复“美国传统价值”。Agnew和Falwell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有这样一个错误假设：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两者互不相容，坚持其一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另一个。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倡，个人有多少自由，要由大多数人决定。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八十年代中稳步增长，如今最高法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反映这个观点。
　　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代公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无上的、和最宝贵的社会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份。其实，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
　　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 Bailyn所说，权力象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权力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它是危险的。而权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对政府和执政者，个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个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统治者的利益。当权者从来不会提倡个人自由。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很自然，但也很危险可怕。
　　美国早期公民们的这些观念，并不是源于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出于对人的自我膨胀之本性的实际观察和理解。今天，我们谁都承认，人对权力的引诱和吸引，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个人自由，仅仅基于对官员们的良好愿望和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民主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足够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一个国王的权力。如果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利益所在，那么，公民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皇家政府，都要严加制约。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杰斐逊的蜕变：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
　　看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的这个本性缺陷。即使象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个人自由的先驱者，当选总统后就远不那么值得尊敬了。Leonard Levy告诉我们：杰斐逊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许可拘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个无需审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对煽动谣言罪的公诉，曾违反（译注：关于限制政府抄家搜身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曾饶恕军事专制，曾在和平时期动用战争用部队，曾审查读物，曾根据政治观点挑选教授，还曾赞同只要目的不错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
　　杰斐逊的蜕变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虚伪的小人。只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后，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为是政府的“宏伟事业”，脑子一热，就忘记他曾经那么坚定地倡导过的自由主义理念了。
　　今天了解杰斐逊的阴暗面，我们也许觉得吃惊。但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们，对此不会感到一点奇怪。这正在他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预言之中：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来保护百姓的个人自由；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怎样自称忠实于自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Levy的结论是：自由意味着“国家机器这条野兽，必须用一个《民权法案》来套上镣铐和疆绳。对自由的保护绝对不能依靠暂时的多数票或某个当权者。”
　　这就是早期美国人的理念。他们深知，虽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认可下组建的，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敌手，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敌手。所以，光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不够的，必须白纸黑字地，明文剥夺政府限制这些公民权的权力。所以，《民权法案》的条文大多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 “国会不能制订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某某权利”。在这种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权法案》被接纳为刚刚出台不久的美国宪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国人所再清楚不过的，在权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权永远是无力的弱者。将来公民权在美国之存亡，最终取决于公民们自己的意愿。正如法官Learned 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被误解的萨伊定律
　　邓新华
　　张五常先生是我佩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近作《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中，张五常提到：“写《内供》（《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时，我没有想到萨伊定律，只是发稿后觉得相近。”我自己早在一年多前，就思考、运用萨伊定律。中国今天的路偏向凯恩斯主义，在我看来，实在是因为不懂萨伊定律的缘故。事实上，张教授的《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发表出来时，我看标题就想到这应是对萨伊定律的应用。在《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中张教授说自己想起萨伊定律，说明我的预见有一点准确性，这让我很高兴。不过，遗憾的是，看完两篇文章，我发觉张五常对萨伊定律颇有误解。
　　首先，张五常把萨伊定律表述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是一个含糊的、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一般人看到这个表述，会以为一种东西一经生产，社会即自动产生对它的需求，这当然是不对的。萨伊定律的完整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其相当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它的意思是说，甲生产了A产品，即产生了对乙的B产品的需求。而不是说，只要甲生产了A产品，乙就自然有对A产品的需求。
　　要解释萨伊定律，先要区分两个概念：需要和需求。所谓需求，就是对某商品需要并且有能力支付。只需要，却不能支付，就不是需求。我需要豪华别墅，需要名车，但我不能支付，我的需要就不是一种需求。需要是天生的，但需求却要求你对你需要的东西具有支付能力。
　　用一个简单模型解释一下萨伊定律。假定在原始社会，甲打猎，乙种田，他们互相需要对方的产品。假如甲打到猎物了，他就不仅需要乙的粮食，而且还可以用猎物向乙支付了。也就是说，甲供给猎物，即自动产生了对乙的粮食的需求。但是，假定乙没有种出粮食，那么，乙虽然需要甲的猎物，但并没形成需求，甲的猎物只好自己享用而没法出售。只有乙能供给粮食了，才能产生对甲的猎物的需求，双方才能成交。在这个例子里，很明白可以看出，任何一方要想产生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必须自己先具有供给能力。也就是说，先有供给，后有需求。“要想买，先要能有卖的东西。”
　　有人以为萨伊定律只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诡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不能供给，无能如何都是不能产生需求的。供给永远在前。谁先供给，谁先具有需求，然后等到对方也能供给了，就双方都有了需求，才能顺利成交。当然也可以双方同时供给、同时需求。
　　萨伊定律讲的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很多经济学上的简单道理，却具有极大的分析威力。运用这个定律，能让很多经济学的谬论现出原形。用萨伊定律，就会知道，凯恩斯是错的，出口导向战略是错的……可惜，正如张五常所说，“这定律今天可怜地被学者们遗忘了”。
　　萨伊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是永远成立的。后来人类出现了借贷和货币，萨伊定律仍然成立，只不过增加了不同的体现形式。因为有借贷，甲打到猎物，乙的粮食却还没到收获时，乙也可以先享用甲的猎物，等待收获粮食后加上利息一起支付。因为有纸币，央行就可以搞信贷膨胀，大收铸币税，把甲的需求能力挪走。但甲的需求能力，仍然来源于他供给了对路的商品。张五常说：“一旦用上纸币，出现了信贷膨胀与收缩的情况，这定律就不一定对了。”这是他对萨伊定律的误解之一。
　　张五常的另一句话说：“无意间我把萨伊定律救了一救。”这是他的误解之二。萨伊定律任何时候都适用，是不需要救也无法救的。但是，人们如果不了解萨伊定律，出台一些所谓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这是瞎搞。瞎搞的结果，并不是萨伊定律失效，萨伊定律仍然会发挥作用，只不过表现为用灾难来惩罚瞎搞。(类似的例子是，有些国家不保护产权，这不是说科斯定律失效了。科斯定律依然有效，它会通过现实来告诉人们，不保护产权的后果是资源低效配置。假定这个国家在张五常的宣传下，采取了保护产权的政策，这不能说是张五常挽救了科斯定律，而只能说，这个国家终于懂得不瞎搞了。)
　　除了表述上的错误，张五常在运用萨伊定律时，也错了。他的《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我先望题生义，以为是一篇运用萨伊定律的好文章。我的看法是，在长期的出口导向战略下，人民币低估等措施等于是以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补贴出口企业。这样的后果是，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供给能力减弱，根据萨伊定律，内需就减弱。现在要鼓励内供，应该是取消这些补贴扭曲，让普通企业和老百姓的供给效率提高，从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的需求增加，出口企业的外供可以转为内供。（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运用萨伊定律更详细地分析出口导向战略的严重错误。）
　　张五常的“鼓励内供”居然是“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而不是鼓励非出口企业的供给能力。张五常提出的措施，比如减税、撤销原料进口税、解除管制等等，都是我所赞同的，但赞同的依据却截然不同。
　　出口企业为什么要出口？是因为它们需要和外界交易资源来发展。至于是和国外企业交易资源还是和国内企业交易资源，对它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考虑的只是交易价格及交易费用。张五常的分析没有抓住重点。减税、撤销原料进口税、解除管制等等，重点是让所有企业受惠，而不仅仅惠于出口企业。目的应该是增强非出口企业的供给能力，从而增强非出口企业的需求，出口企业自然也就可以转向国内市场了。也就是说，重点是，要让非出口企业有能力买，而不是让出口企业有能力内销。若不知此点，仅仅扶持出口企业转向内销，那仍然会存在严重扭曲，能销给谁？当然即便存在这些问题，张五常的看法仍然好过那些“刺激内需”的观点。
三十一、政策套餐
　　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不当政策，因此，提出的对策就是，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恢复自由市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针对中国的现实，我提出以下政策套餐。政策逐步深入，由易而难。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是政策套餐，但并不是对政府说，而是对公众说。政府由于自身的体制特点，并不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取向——虽然他们一直这么自称。他们必然以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取向。因此，对他们说什么，基本没用。即使他们明晓其中的道理，具体的利益也会让他们拒绝有利于社会利益、不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
　　但是，现代社会中，即使在非民主国家，公众舆论也会对公共政策形成巨大的牵制和影响作用。统治者可以任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归了。专制的统治者无比强大，根本无需顾忌被统治者的意见，这是一个神话。相反，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虽然貌似强大，实则更为脆弱，他们更加顾忌被统治者的意见，所以，他们才要压制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他们甚至不敢面对公共舆论，而只能采用鸵鸟政策。
　　因此，不管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公众普遍地从观念上接受某项公共政策，都将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最大推动力。公众的观念是塑造国家状况的基本因素。
　　政策套餐一：
　　¨ 减税，尽一切可能降低税收，减免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和其他行政性收费。
　　¨ 立即解除外汇管制，不再强迫出口企业把外汇收入交给央行，结算为人民币。同时，颁布时间表，比如在18个月内逐步解除固定汇率。这样，一方面可以结束弊端很大的固定汇率制，同时也可以让企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并建立稳定的预期。
　　¨ 立即停止疯狂的信贷扩张政策，收紧银根。停止各地的鼓励消费政策和政府投资行为，压缩公共开支。
　　¨ 改变目前的国进民退政策，重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退民进政策。现有的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立刻进行拆分，然后私有化。
　　¨ 积极鼓励民间投资，简化公司注册手续。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50人以下的小企业大幅减税。10人以下的个体经营户，完全免税，仅征收个人所得税。
　　¨ 鼓励民间慈善机构自由发展，放开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管制。
　　¨ 废除限制生育政策，立刻停止自我种族灭绝，努力改变人口资源衰退的严重局面。
　　¨ 废除房地产市场的所有交易管制政策，大幅降低房产交易税。
　　¨ 废除公积金制度，将现有的公积金归还所有者。
　　¨ 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大幅增加城市住宅土地供应量。
　　¨ 放开教育市场，允许私营资本、外国资本自由进入。废除非公立学校的教育大纲，允许民间办学自主确定教学内容。
　　¨ 放开医疗市场，废除卫生局主管医院的政策规定，鼓励国内外私营资本、非营利组织进入医疗市场，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尽快改变医疗产品供给不足、质次价高、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格局。
　　¨ 不干涉经济的自发调整，不制定短期的增长目标，停止一切饮鸩止渴、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所谓刺激经济政策。
　　政策套餐二：在套餐一的基础上，进一步
　　¨ 减税，尽一切可能降低税收，减免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和其他行政性收费。降低国税比例，提高地方税比例。
　　¨ 破除各种行政垄断，开放那些利润丰厚的上游产业，如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等，鼓励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把国家经济安全和消费者福利建立在市场竞争创造出来的高效率上，尽快摆脱目前的国有垄断企业挟持政府、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大肆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恶劣局面。
　　¨ 放开金融行业，允许民间中小投资银行自由经营。在100%准备金或者充分担保的基础上，允许自由成立储蓄银行，允许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 允许国际金融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 完全放开企业进出口自主权，大幅降低海关关税，简化进出口手续。
　　¨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将现有的反商业的商务部改组为贸易促进部，职能是清理废除所有妨碍国内统一市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理废除所有的省际、县际和其他的地区间贸易壁垒。
　　¨ 明确土地产权，建立土地自由交易市场，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和改变土地用途。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大量增加住宅土地供应量。
　　¨ 废除城乡二元身份隔离制度，允许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
　　¨ 废除市场中介机构、评级机构、咨询机构、调查机构、研究机构等服务业的各项管制政策，允许这些行业自由发展。这些机构的发展健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看似市场失灵的现象，其实是这些机构的发展受抑制的表现。
　　¨ 停止国际收支统计，停止行政区划为单位的GDP统计，转而进行企业盈利率、金融机构优质贷款率、新建企业数量、中小企业健康指数、市场自由度等统计。
　　政策套餐三：在套餐一和套餐二的基础上，
　　¨ 建立单一所得税制，税率统一规定为5%
　　¨ 实行司法独立，在全国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体系，建立人身保护法，不经严格的司法程序，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 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决算公布制度，接受纳税人监督、质询，同时公开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随时接受监督、质询。
　　¨ 所有商业银行私有化。立法禁止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担保或者救助银行。
　　¨ 大力削减政府机构数量，严格控制政府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制定逐年递减计划。目标是政府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宪法规定数值上限。除非出现战争等紧急状态，政府开支不得超过规定上限。而税收总额不得超过政府开支。超出部分，一律退还纳税人。
　　¨ 清理所有涉及企业管制的法律法规政策，统一合并到《公司法》《合同法》等少数法律中，其余管制规定，一律废除。
　　¨ 把不切实际、实际是虚假承诺、很快就要破产的公共福利体系私有化，在现代保险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基于商业运营的社会福利体系，解除政府的财政负担，为进一步的减税奠定基础。
　　¨ 大幅降低海关进出口税收，不超过5%，同时，建立一批沿海沿江贸易自由港，最终目标是彻底废除海关进出口税和进出口管制，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那时，在这个贸易保护渐渐横行的世界里，中国毫无疑义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富裕国家。
　　以上政策建议，还不能构成完整的自由主义政策纲领，但指导思路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我提请公众思考，这些公共政策和现实的政策相比，那一种更能促进公众的实际利益？
　　不必提醒我实行这些政策的难度很大，实行的可能性很小。那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实行什么公共政策？至于什么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渡船，那是专门的公共政策研究者的课题。
　　中国应该有实力强大、人才济济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体深入地研究各项政策及实施方案，理清其中的利益纠葛，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过渡和执行方案。企业界应该赞助支持成立这样的机构。这符合企业界的长远利益，并有利于所有人。
　　不必夸大暴力和权势的作用，那只是过眼云烟。说到底，这个世界是由观念决定的。不相信观念力量的人，只能成为别人观念的俘虏和追随者。不愿意投资于智慧的社会，也只能任由命运和偶然摆布，并成为先进社会的附庸。守夜人的经济学说
　　周其仁
　　守夜人，典出亚当·斯密。在《原富》里，斯密曾经分章分节，详细讨论了政府如何以守夜为天职。根据他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
　　1.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页）。
　　2.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同上，第272页）。
　　3.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同上，第284页）。当然，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同上，第373页）。
　　被误解的斯密
　　斯密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是他被许多人——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看成一个喜欢规范世界的经济学家。在本文的例子中，斯密似乎主张，一个规范的政府应该恪守守夜人的角色，应该将政府职能限于国防、司法和某些公共设施领域。更有好事之徒，将发明小政府、大社会的桂冠，也慷慨地安到了斯密先生的头上。
　　读一读《原富》吧，我们会知道斯密对真实世界的经验着迷，而对规范世界无甚兴趣。他概括经验、分析经验，得出对经验的经济学解释；又基于一般化的解释，提出可供以后经验来检验的推测。幸运的是，“他站在一门新科学的黎明和欧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见MaxLerner为《原富》1937年英文版作的序，张五常译）。当时的英国正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古老学说不能应付的新经验数之不尽，提供了开风气之先的现代经济学巨著的基础。更加幸运的是，斯密的分析和结论一再被后来的经验所验证。诚如张五常所言，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张五常著,《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斯密不过陈述经验事实。试想一下，在那个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时代，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君主（政府）还能管什么事？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让我们更正一下：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过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斯密对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伟大思想，半点贡献也没有。
　　经验中出理论
　　斯密的贡献，在于分析政府怎样守夜，才更加经济、更加合乎社会的一般利益。举国防为例吧，斯密仔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虽然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为了保证制造业生产的连续进行，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常规军，就越来越合算。更令人叫绝的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斯密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近代战争火药费用的庞大，显然给能够负担此庞大费用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利益，从而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立于优胜地位。
　　再举一个例子。斯密怎样分析政府提供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他的重点，永远不在政府应该不应该提供公共工程，而在于根据对各种经验事实的考察，探索政府怎样收费、怎样花费来维持公共工程，才更加经济。运河的通行税嘛，交给利益不相干的委员会，不如像法国的兰格多克运河，交给监工的工程师，作为他的私家财产权利，维修的效果更好。但是道路的通行税，就不宜作同样的处理。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至于靠委员会来维持道路通行，看来看去，当时的经验也没有最优模式，只好诸害之中取其轻。
　　那么，怎样看待那些声名赫赫的政府特许权公司？斯密的法门，永远集中于分析这些特许权公司的利弊。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研究包括英国汉堡公司、俄罗斯公司、东方公司、土耳其公司、非洲公司、哈德森湾公司、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新、旧）以及英国制铜公司、熔铅公司和玻璃公司的经验，并引用1600年后在欧洲各地设立的55家取得专营特权公司的全部失败例证。斯密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到今天还是掷地有声：这些基于爱国心，即为着促进国家某特殊制造业而设立的特权公司，往往因为经营失当，以致减少了社会总资本，而在其他各点上，同样利少害多（〔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8页）。
　　理论的命运是受检验
　　各位读者，经济分析和经济解释不同于规范的地方，在于前者可以拿经验事实来检验。是的，谁也不必赞同斯密。但是，你可以拿事实来检查他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制造业相对于狩猎、游牧和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限条件下，常备军的模式是不是能比看似不多花费的全民皆兵更有效率？在战争花费日益庞大的局限条件下，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不是比穷兵黩武提供更可靠的国防基础？公共工程全部由财政包干，是不是带来许多可以减少的浪费？政府特许权公司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其设立时声称的爱国主义经济目标？所有这些，都可以拿可观察的事实作反复的检验。
　　谁都可以反对斯密，或者不把他当回事。天下形形色色的政府，更无理由对斯密关于守夜人的经济学理论——准确一点说，是探索合算的政府守夜人的经济学理论——言听计从。政府官员们可以选择他自认为更合理、更顺手的守夜方式，也可以守夜之余不辞辛劳参加白天五彩缤纷的经济活动，甚至可以根本不守夜，或者干脆充当市场秩序的破坏者。是的，一切悉听尊便。斯密就是尚未作古，也无计可施。他只留下一个经济学的传统，那就是分析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在事实上怎样影响着诸国财富的性质和形成。
三十二、结束语
　　结束语的内容是，再一次重申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在本系列文章中，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一个批评重点。上万亿的外汇储备，给中国和世界都造成了棘手的问题，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人为了得到票子而付出了大量资源和辛苦的劳动。
　　可是，在当年外汇紧缺的背景下，如果有人指出不应该盲目地增加外汇储备，想必是根本不会有人理睬的。只有当外汇储备扶摇直上，而各种棘手问题纷至沓来时，理解力不足的人才会意识到，看来这么做确实很有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总结其中的教训呢？
　　理解力不足的人可能会再一次得出可笑的结论。如果储备外汇是不合算的，那我们应该储备黄金，储备石油，储备粮食，储备珍稀矿产资源。或者，我们应该把人民币变成下一个国际通行货币，那样，我们就可以借机掠夺其他国家了。如果得出这样的教训，那只能说，这些人根本没什么长进。
　　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无尽麻烦中，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真正可靠的保障，或者说，到底是什么能够保证一国的国民能够保持长久的高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的持久繁荣？
　　对于个人和公司来说，储存国际通行货币，储存黄金，储存房产，收藏文物，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债券，都是可靠的保障手段，足以确保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无忧。可惜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些保障手段都是无效的。万亿美元储备带来的无尽麻烦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基础永远是资源和劳动。某个个人，有可能安逸地躲在前辈或者他人的成功下享受，逃避艰辛的劳动，但一个稍大一些的国家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保障伞的。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持续的资源正确投入和有效劳动上。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源的正确投入和劳动的有效？
　　只能靠正确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其实是一种协调机制，协调亿万人的努力，让他们彼此造福、互相协作，而不是彼此妨碍、互相剥夺。当亿万人的努力被成功协调，形成合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时，这个国家就有了持久繁荣的最佳保障。
　　可见，国家的最佳保障不是有形的物，而是无形的制度。只有那些在制度方面领先的国家，才能在世界上左右逢源，一直居于主动和优势地位。中国存下大笔美元，又怎样呢？还不是要去买美国国债，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再借给美国人去花。何以如此不堪？制度使然。美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是这一切的原因。
　　如果中国不能在社会制度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今后还会继续发生这种不堪的事情。而深化改革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大幅进步。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是优秀的制度呢？毫无疑问，那就是自由的制度。不管有多少罔顾、轻蔑、仇视自由的人，自由社会从来都是最强大、最优秀、最文明、最智慧的社会。自由人从来都是最优美、最道德、最富裕、最自尊的人。没人能够改变这一点。如果让人们用脚投票，绝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奔向自由社会，包括那些独裁者、强盗和流氓。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实际上正是一个自由不断增长的过程。巨大的成就是自由扩展的结果。一些蠢人被现象所迷惑，看不到真正的历史大势，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剥削加重、自由减少的过程。这完全是胡言乱语。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和缺陷，其中一些还很严重，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许多人类伟大的历史进程一样，充分展示了自由的强劲力量。
　　即使是不充分的，即使是阻碍重重的，只要有了自由，人们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完成超乎想象的巨大成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繁荣和进步，就有文明的伸张、道德的扩展和人性的激扬。繁荣和进步会进一步彰显自由的意义，并为人们指引出通往更加自由的道路。人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走向自由。
　　虽然是结束语，但后面还有最后一节附录，介绍那些创造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伟大头脑。
三十三、附：那些死去的白种男人
　　商业周期理论，正式的名称是米瑟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Mises-Hayek theory of the bosiness cycle），成形于1920年代。他们二人在创建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尤其重大。商业周期理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奥地利学派和其他经济学派的重要区分。
　　虽然民族主义者会感到有些沮丧，但事实就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观念的创造者，他们都属于同一群人。这群人的特点是：死去的白种男人。商业周期理论也不例外。不过，世界上一些最糟糕、最危险的观念也是由这群人创造的。
　　以下列出的死去的白种男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先驱和创造者。感谢他们伟大的头脑揭示出商业周期这个深刻而内在的规律。他们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市场经济，还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人性的本质。
　　当然，为商业周期理论做出贡献的不只是只有这几个人。几代奥地利学派学者都为此付出了努力。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深入研究仍在进行中。最新出版的一些大部头作品有待翻译成中文。
　　商业周期理论并未被经济学主流所接受。从最近的舆论来看，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甚至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因为商业周期理论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或许是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还不充足。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商业周期理论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投资和风险控制机制。率先实现这个设想的人，将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
　　期待着伟大的头脑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出现。
萨伊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人。法国是个思想非常左倾的国家，是好几种重要左翼思想的发源地，但也有萨伊、巴斯夏、托克维尔、雷蒙·阿隆这样优秀的自由主义者。
　　萨伊其实是凯恩斯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算一代宗师。萨伊定律影响了无数人，成为他们理解经济世界的基础思想。这种真知灼见后来被凯恩斯主义所否认，并被人们遗忘。
　　对于经济学来说，新的理论并不见得就是好的理论。萨伊定律是最古老的市场经济理论之一，但现在确实很有“返回萨伊定律”的必要。
　　奥地利学派可能是目前唯一坚持萨伊定律的经济学派。在重视储蓄、强调生产、主观效用等方面，萨伊定律都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密切的内在一致。
门格尔
　　C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不过，他写作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主流的经济学派，而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门格尔非常热爱经济学，他的写作经常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下进行。他说过，如果有七个儿子，他都会送他们去学经济学。
　　能够找到的这张门格尔照片，不太符合他本人的社会地位。这张照片更像一个俄国苦役犯，还留着俄式大胡子，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物。门格尔是奥匈帝国王储的老师。社会地位很高。
　　不过，门格尔晚年的情绪倒很符合照片传递的信息，他亲眼目睹十九世纪的自由逐渐被侵蚀、被破坏，并因此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混乱、战争和道德退化的可怕境地。他的预言在二十世纪都变成了现实。可怜的王储可能受到老师情绪的传染，1889年自杀身亡。
　　《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并不厚，读起来似乎也并不难，但其实内容非常厚重，几乎每一章都在以后发展成经济学的一门学科。而且，虽然出版已经很久，但并不仅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当代的奥地利学派仍然不断从这本书中汲取知识。
　　门格尔的生产结构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一。
庞巴维克
　　Eugen Bohm-Bawerk（1851～1914），门格尔的学生，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人，在他那个时代，奥地利学派仍然没有形成独立的门派。庞巴维克等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主流经济学派，研究的就是经济学，而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庞巴维克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与利息》，其中第二卷为《资本实证论》。本系列文章的一部分知识就来自这本书。在经济学史上，庞巴维克头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利率产生于不耐，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学的利息问题。庞巴维克的原创性非常显著，难以企及。
　　庞巴维克的书驳倒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资本与利息》就是为此而写的。庞巴维克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所以流行，是因为反对者的水平太低。于是，他这个高手就出马了。果然有效。《资本与利息》面世以后，《资本论》就写不下去了，到最后也没有完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庞巴维克以后，马克思主义就已经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从精神病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从经济学角度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意义。
　　庞贝维克在奥地利学派中的独特性是：他是少数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奥派学者。奥地利学派，从根本上否定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分析只有从微观和主观的角度才有意义，但庞巴维克的理论是标准的宏观分析。
　　据说，门格尔认为，庞巴维克“犯了伟大的错误”。尚未见到更进一步的论述。不知门格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庞巴维克在门格尔生产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迂回生产概念。迂回生产和利率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两大基础。
米瑟斯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是庞巴维克的学生。虽然不是创始人，但米瑟斯是奥地利学派的真正“教主”，一生著述颇丰。
　　米瑟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研究》（原著是德文，英文书名为《货币和信贷理论》）的中文译本已经翻译完，但尚未出版。在这本书中，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已经具备。
　　米瑟斯和德国历史学派就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学先验方法论。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居于学术主流地位，他们轻蔑地把米瑟斯等人称为“奥地利学派”。这个起初带有轻蔑意味的名称后来就成为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
　　1920年代，米瑟斯和哈耶克一直预言美国正在进行的信贷扩张将导致经济危机，当然，他们不能预测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其他人根本不相信这个预言。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因此声名大盛。
　　人们蜂拥来到米瑟斯哈耶克那里，求教危机对策，得到的答案仅仅是自由放任，让市场自发调整。这确实是最佳的危机对策，但人们显然想听到更积极的干预政策。“政府总得干点儿什么”。
　　米瑟斯们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积极的干预政策，那等于他们自我否定。但凯恩斯主义却提供了。也因此，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奥地利学派则被边缘化。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一定是那些总能拿出“办法”的经济学才是好的经济学吗？经济学必须参与改造这个世界吗？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吗？
　　米瑟斯以性格倔强著称，“眼里不揉沙子”。早年在欧洲，因为银行不保证按照他的建议改造金融体系，他就拒绝出任收入丰厚的银行董事会成员职位。在自由主义团体“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怒斥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群社会主义者”，然后跺脚而去。
　　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以外，米瑟斯的理论贡献还有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这又是一次大辩论的内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基本就是和对手进行辩论的历史。他指出，因为排斥了价格信号，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无法进行经济计算，无法比较不同投资之间的优劣，无法作出合理的经济决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无法维持的。这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攻击，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三种理论武器的第一种。
　　二战中，犹太人米瑟斯来到美国，但始终没有在美国大学中得到正式教授席位。罗斯巴德将此痛斥为美国学术史的最大污点。确实如此。不过，虽然米瑟斯在美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但也没有遇到任何干扰。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办自己的私人讲座，并从支持他的私人基金那里得到收入。
　　米瑟斯、哈耶克等人在二战中来到美国，也就把奥地利学派及其传统带到了美国，并在美国成功地培养出罗斯巴德等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现在，奥地利本国已没有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在美国。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机构是位于美国的米瑟斯研究院。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米瑟斯的学生和同事。在米瑟斯研究的基础上，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理论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据说，哈耶克是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知识分子。他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代表著作是《物价与生产》，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于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很早以前出版过中文译本，现在从网上可以下载到。
　　在《物价与生产》中，哈耶克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对迂回生产结构进行了直观的描述。“哈耶克三角”已经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之一。
　　1974年，哈耶克凭借商业周期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学派重新开始振兴。
　　哈耶克终生致力于批判凯恩斯主义。不过，在《物价与生产》之后，他的研究重点就逐渐从商业周期理论和经济学转向了更广泛的法治、宪政研究。同时，哈耶克和米瑟斯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分歧。当然，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二人的私人关系。
　　哈耶克早年曾经和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等人展开论战，芝加哥学派的人受到他们的导师奈特的影响，一直在学术上不接受哈耶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得到经济学教职，只得到社会学教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遭到了货币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反对，甚至是嘲笑。晚年，哈耶克对他的货币理论没有得到学界重视而感到遗憾。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哈耶克评传》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哈耶克传》是了解哈耶克生平和学术思想的很好著作，推荐阅读。
费雪
　　Irving Fisher（1867—1947），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费雪是个有些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费雪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一脉相承，并且，大大深化了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费雪的《利息理论》也是原创性难以企及的著作。并且，这本书似乎终结了利息理论。费雪之后，想在利息理论上再做研究，不太明智。
　　但费雪同时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积极支持者。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对费雪多有批评。罗斯巴德就在《美国大萧条》中多次列举和批评了费雪鼓吹政府干预市场的举动。费雪对于商业周期理论也并不赞同，事实上，1929年大萧条前夕，费雪还公开表示市场稳定。这个表态对费雪的学术威望损害不小。费雪也因此投资失败，据说损失了几百万美元。
　　费雪的利息理论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商业周期理论也可以从中得到支持。而且，后来费雪还著有《100%的货币》，观点符合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
　　《利息理论》有很好的中文译本，译者陈彪如先生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上都有很深造诣。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不能说自己懂经济学。
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我最喜爱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虽然我并不赞同他的彻底无政府主义观点。
　　如果说米瑟斯之于奥地利学派，好象马克思之于马克思主义，那么，罗斯巴德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列宁。他不仅进行学术研究，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千百万普通人的思想，让他们加入到争取和保卫自由的行列。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个绝不妥协的斗士。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用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这本书的第一章是理论部分，介绍了商业周期理论。本轮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译本出了新版。这倒和英文本的命运类似。该书的英文本差不多就在每次经济危机时再版。不过，仅仅看这本书很难理解商业周期理论。一章的篇幅太短，对初学者来说太简略了。
　　虽然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学术贡献，但罗斯巴德也有创新，比如关于调整期通缩的正面作用等等。
　　罗斯巴德不但从米瑟斯那里继承了知识和理论，也继承了米瑟斯的倔强，甚至发展为极端和偏激。他的偏激，即使在美国那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也往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比如，他主张父母有拒绝赡养儿童的权利。他主张立刻、彻底、全部地废除国家，转为无政府状态。
　　理论上，罗斯巴德对米瑟斯、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诺齐克等自由主义大师都有批评，指出他们理论的不彻底性。米瑟斯和罗斯巴德的个人气质，深深影响了当代的奥地利学派。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罗斯巴德最吸引我的是，他赋予自由主义理论以强烈的道德意义。一般来说，反市场的左翼人士往往愿意抢占道德制高点，自称道德使者或者正义在手。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满足于以效率论证自由。其实，自由包含着最大的道德。无谓地放弃道德诉求，不但是理论的不完整，而且，在争取公众支持方面也非常不利。
　　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罗斯巴德除了有自己的创见以外，还评述和批驳了其他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熊彼特的、货币主义的等等，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商业周期理论很有助益。
　　除了这些死去的白种男人，奥地利学派以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去世的和在世的，各个种族的——也很重要。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赞同商业周期理论，甚至有人明确反对，但他们的理论同样致力于理解经济世界的规律和人的本性。我深受他们的影响，其影响之深，已经到了难以分辨的地步。他们的理论已经融入我的基本观念之中，只有在重读他们的著作时，我才能意识到，原来某个知识是当初从这里学到的。
　　他们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巴斯夏、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阿尔钦、巴泽尔、雅赛、大卫·弗里德曼、大卫·鲍兹、马克·斯库森、张五常、薛兆丰。他们的著作都有中文本，市面上可以买到。
　　好了，写完了。